汉魏六朝是文集产生、定型并逐渐获得目录学地位的时期，其标志是《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其中集部又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所录以内容独立、结构完整、体制短小灵活的诗赋辞章为主，没有明确、集中的主题，不收自成卷帙的著作。这些特征，逐渐成为后世文集编纂的基本原则，尤其在总集编纂中得到严格遵循，鲜有破例者，诚如近人刘咸炘所论："文集者名主篇翰，专指词赋之流及告语之文而言，经说、史传、子家不与也。"^①与总集相比，别集情况较为复杂。唐宋时期已有例外，如柳宗元《柳河东集》录《非国语》二卷、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录《疑孟》十二篇、杨时《龟山集》有《语录》四卷、《答问》一卷；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录《易童子问》三卷、《崇文总目叙释》一卷、《于役志》一卷、《归田录》二卷，等。当然，这种打破常规，诗赋辞章之外收录有明确主题和自成体系的著述的别集，在唐宋时期毕竟较少；到了明清，则比比皆是、蔚然成风。明清士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诗赋辞章为中心的编集传统，在别集命名、内容取舍、编次体例等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著述化倾向。^②本文拟围绕以上问题展开探讨。

一.   别集命名的著述化

别集命名，灵活多样，但也有一些基本规律。如往往以姓名、字号、官职、地望等名集，以宣示著作权；以集、文集、诗集、全集、遗集、稿、文稿、存稿、类稿、文钞、文录、文编等揭示其文献属性。张舜徽论述后者曰：

自唐宋以逮明清，作者竞起，凡自裒所为文，或身后由门生故吏辑录之以成一编者，大抵沿前世旧称，名之曰集。或曰文集，或曰类集，或曰合集，或曰全集，或曰遗集。亦名之曰稿，或曰文稿，或曰类稿，或曰丛稿，或曰存稿，或曰遗稿。而集之中有正集、别集之分，稿之中有初稿、续稿之辨。其不以集或稿为名者，则命曰文钞，或曰文录，或曰文编，或曰文略，或曰遗文。名目繁多，不可胜数。^③

张氏所论，仅就别集命名的一般规律而言。集、稿、文钞、文编等，既是文集命名的常用语词，也是文集命名区别于经、史、子著述的重要标志。这种标志，早在先唐就形成传统，明清时期自然也得到赓续。然而，明清时期也有大量别集命名时不用这些标志性语词，以致从集名上无法与经、史、子著述区分，尤其难以与子部著述区分。如明任环有《山海漫谈》三卷、附录二卷，《四库全书》集部、《明别集丛刊》收录。其正集三卷含文二卷、诗词一卷，虽篇帙寥寥，却颇得四库馆臣赞赏，"就其存者论之，古文皆崭崭有笔力，且高简有法度"，"绝非明人文集以时文为古文者，虽置之作者间可也"。馆臣还指出，任环所著，散轶已久，此集乃"其子孙搜求辑录，所得不及十之一，仍名曰‘山海漫谈’，从其初也"。^④可见，《山海漫谈》作为别集之名，是作者本人拟定的，命名之意今难考求。从目录学看，以与"漫谈"相近的语词如"丛谈""闲谈"等命名的著作，多入子部或史部，如唐冯翊《桂苑丛谈》一卷、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三卷、明陈士元《江汉丛谈》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分别入子部小说家类、子部杂家类、史部地理类。又，唐韦绚《戎幙闲谈》为《说郛》收录，而《说郛》在目录学上历来归入子部；明王兆云《漱石闲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入子部小说家类；钱五卿《鹿苑闲谈》，北图珍本丛刊入子部杂家类。可见，以"漫谈"名集，充满子书意味，而消隐了文集属性。又有以"谈薮"名集者，情况类似。如清徐书受《教经堂谈薮》六卷，分体编次，所录以论说文为主，也有碑记、墓志、诗赋等，可见乃各体文章之汇聚，故为《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而历来以"谈薮"名书者，皆入史部或子部。如《直斋书录解题》史部传记类著录隋人所著《谈薮》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录宋人厐元英《谈薮》一卷。以"谈薮"名集，实前所未有，与《山海漫谈》一样，充满著述色彩。

明清时期，又有以"杂著""杂俎""绪言"等命名，名似子书，而实为别集者。如明朱存理《楼居杂著》一卷，"凡题跋二十二篇，引一篇，逸事一篇，记二篇，尺牍二篇，募疏二篇"^⑤，《四库全书总目》入集部别集类；清刘沅《槐轩杂著》所录内容广泛，包括论经、讲史、书信、墓志、碑记、传记等，《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而此前以"杂著"名书者，多为史著或子书。如宋王鞏《清居杂著三种》，《百部丛书》入史部；明胡广《胡文穆杂著》，《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又，清尤侗《西堂杂俎》三集二十四卷，录赋、骚、七、册文、檄、移文、弹文、祭文、序、论、传、记、赞、颂、墓铭、判、书、跋、疏、说、连珠、禽言、制义等文体。尤侗嗜好辞章，才华横溢，推崇《诗经》《楚辞》、司马相如、扬雄、蔡邕、陆机、谢灵运、谢惠连、沈约等的文学成就，而自愧不能及，故以"杂俎"名集，"庶几王融、沈约之余"^⑥，既示追慕前贤，又见自谦、自谑之意。又，刘珊《委蛇杂俎》二卷，录赋、文、启、题词、记、书、序等多种文体，且都出以骈偶，是典型的文人辞章。而此前以"杂俎"名书者，皆为子书，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明刘凤《刘子威杂俎》，《四库全书总目》分别入子部小说家类、子部杂家类，未见用于文集命名者。又，清陆次云《北墅绪言》五卷，分体编次，计有赋、骚、七、论、辩、文、传、记、墓铭、书、序、启、贴、笺、约、碑、策、经、诏、制、令、状、表、引、论、教、疏、议、上梁文、演联珠、赞、辞、偈、铭、箴、书后、题、跋、评、品、言、弹文、檄、露布、说、判、谳语、杂说等众多文体。四库馆臣称"是集皆所作杂文，而俳谐游戏之篇居其大半，盖尤侗《西堂杂俎》之流，世俗所谓才子之文也"^⑦，不仅文笔、文风近于《西堂杂俎》，命名方式也声气相通。朱董祥《残本经史绪言》一卷，亦以"绪言"命名，而缀以"经史"，更似学术著述。馆臣称"是编名似笔记，实则文集，前有杂论数篇，其余多言居家礼制，而丧礼尤多"^⑧，指出其命名方式模糊了文集和笔记、辞章和著述的界限。这在明清别集编纂中是很常见的。

明清别集，还有一些在命名中揭橥论学宗旨，从而强化其著述形态。明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十六卷, 其卷一至卷五录"会语"，即讲学会的语录、讲章等，含"南都会语""新安会语""东粤会语""武林会语""越中会语""剡中会语"等；卷六至卷十六为传统文章，分体编次，计有序、题、疏、书、记、志事、论、传、杂著、像赞、偈、墓志铭、行状、祭文、诗等；卷首有陶望龄《海门先生证学录序》：

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雨云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沛乎江河之既汇。于是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解，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会稽，东海僻处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归之，若曰明文在焉。进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也。孔子既没，文不在兹乎？盖以当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圣，跨作者，郁郁乎明文于斯为盛。越之为越，其亦幸矣。^⑨

在陶望龄看来，明文之盛，不在文人诗赋辞章，而在"文王孔子之文"，即儒学之发扬光大，其标志是以越人王守仁、王畿为代表的心学盛行，而兼以文词之妙。东越地区也因此成为明代学术、文章之中心。尽管这种观点流露出显著的乡邦意识，颇有矜伐色彩，但无疑符合周汝登的文化立场和自我期许。周氏为王畿入室弟子，笃信阳明学说，曾作《圣学宗传》《王门宗旨》以弘扬心学。其《东越证学录》作为一部文集，虽有讲学之作，而更多文人辞章；但周氏更重其心学传人身份，不愿以传统文人自居，故以"证学录"名集，凸显著述论学意义，淡化其文集性质。汪中《述学》也体现了类似的价值观。此书为其子汪喜孙所编，分内、外篇。"内篇"三卷，录经史考证之作；"外篇"一卷，录诗赋辞章；此外还有"补遗""别录"两卷，乃喜孙增入。汪中在当时以文章著名，骈文成就尤高，深得杭世俊、刘抬拱、王念孙等激赏。然其志"乃在"述学"一书，文艺又其末也"^⑩，故喜孙不违父志，以"述学"名其集，尽管集中不乏辞章。后包世臣修订汪中全集，对以"述学"名集不以为然，改题《汪容甫文集》。汪喜孙对此深感不满，先后向段玉裁、王念孙、顾广圻等提出申诉，重新校勘、编辑其父遗文，且仍以"述学"名集，足见以集论学的执念。又，何治运《何氏学》四卷，卷一、卷二发明读经所得，有《读周易五首》《读尚书六首》等目，"条举件系，似札记非札记，似论著非论著"；卷三载论、说、辨、议、答问、书叙若干篇，卷四载书后、跋、记、书札、祭文、连珠若干篇。张舜徽认为，"治运固视是编为文集矣，自编文集，而名曰《何氏学》，非特骇俗，且甚不辞"^⑪。这种批评虽有道理，然仅是从传统文集观立论。明清时期，以学名集，以集论学，实属常见，这是明清别集著述化的重要表现。

明清别集，又有以"书"命名者，如祝允明《祝子遗书》、李贽《焚书》《续焚书》、张贞生《庸书》、俞楷《俞子第一书》、毛先舒《巽书》等。在明代之前的学术史上，凡以"书"命名者，基本都是史书或子书，如《商君书》《新书》《越绝书》《汉书》《后汉书》等，主题明确，体系俨然，是典型的著述形态，故张舜徽强调，"自经史外，惟诸子立言，足当著书之目"，"集部诗古文辞，止可谓之行文，而不可谓之著书"^⑫。而《祝子遗书》《焚书》等，都是辞章汇聚而兼收著述，如《祝子遗书》卷一录奏疏、文、诗，卷二《问学录》，卷三《传习录》，卷四尺牍；《焚书》卷一、卷二书答，卷三、卷四杂述，卷五读史，卷六古近体诗。又，毛先舒《巽书》全录各体辞章，计有序、题跋、书后、凡例、记、论、议、辩、说、问、策、书、启、赞、铭、传、行状、祭文、杂文等多种文体，并未收录著作，而以"书"名集。陈玉璂《毛稚黄巽书序》曰："稚黄之文，言论笃实，援引考证，皆根据圣贤经传。所为中正者，信足当之。会不遇于时，隐以风世之责自任，故其文皆有裨名敎，使世近可法，远可见之施行。此稚黄所以名其书之隐衷欤？"^⑬可见，明清士人以"书"名集，往往寄寓深邃，别有怀抱，从而使文集具有鲜明的主题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不再是互不相干的单篇辞章的汇聚。这是明清别集著述化的又一重要表现。

二.   别集内容的著述化

与命名相较，经、子、史著作大量入集，显然是明清别集著述化更为本质、更为核心的内容。随着明清士人身份、地位、知识结构、文化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作为其文化生活和精神活动结晶的文集，也必然呈现出包罗万象的复杂面貌，而不再仅是文人辞章的展现。清张之洞《书目答问》董理历代别集，至"国朝人集，流别太多"，故"为分类列之，各标所长，以便初学寻求"^⑭，计有理学家集、考订家集、古文家集(又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骈体文家集、诗家集、词家集。其中古文、骈体文、诗、词诸家之集，可归为传统辞章，是文人之文；理学家、考订家以思想、学术见称，不以辞章自矜，是学者之文、著述之文。当然，也有不少既工辞章，又长理学或考订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彝尊、李光地、方苞、纪昀、翁方纲、汪中等，则其文集兼具辞章与著述之美，自是理所当然。

张之洞的别集分类，仅以清代为考察对象。对明代言，如剔除骈文家、桐城派、阳湖派等类目，这个分类也大致成立。当然，各家的影响力未可一概而论。比如，就考据言，明中叶以后，虽有杨慎、陈耀文、胡应麟、方以智等以求真务实相号召，直接开启了清学考据之风，但其成就难以望清人项背；就理学言，清代显然没有可与明代陈献章、罗钦顺、王守仁、王畿、刘宗周等相提并论的大家。至于集文人学者于一身、兼辞章著述之美，明代的宋濂、方孝孺、解缙、薛瑄、程敏政、李东阳、杨慎、唐顺之、王世贞等，与清儒相较则不遑多让。可见，明清两代学术既各有千秋又一脉相承，不可因改朝换代而割裂为两截。因此，考察别集的著述化倾向，须将明清一体视之，方能获得更为整体、系统的认知，更能把握两朝文学、学术发展演变的因缘脉络。

以理学家文集或理学著作入集为例，这种现象绝非清代独有。宋杨时《龟山集》录《语录》三卷、张栻《南轩集》录《答问》四卷，已肇其端，至明代则蔚为大观。湛若水《甘泉集》三十二卷，为作者自编文集，计录《樵语》一卷，《新论》一卷，《雍语》一卷，《二业合一训》一卷，《大科训规》一卷，书一卷，《新泉问辨录》一卷，《新泉问辨续录》一卷，《问疑录》一卷，《问疑续录》一卷，《金陵问答》一卷，《金台问答》一卷，《书问》二卷，《古乐经传或问》一卷，序、记、章、疏三卷，《讲章》一卷，《杂著》一卷，《约言》一卷，《语录》一卷，《扬子折衷略》一卷，《非老子略》一卷，诗二卷，《归来纪行略》一卷，《岳游纪行略》一卷，祭文、碑铭二卷，《外集》一卷。可以看出，作为理学家，湛若水集中的传统辞章寥寥无几，绝大部分是讲学论道的著述，故四库馆臣称"盖语录居十之九，诗文其余赘耳"^⑮。冯从吾《冯少墟集》也表现出相似特征。全书二十二卷，卷一至卷十二为《语录》，皆师友讲学之文，占文集一半以上，卷十三至十八为传统诗文，卷十九至二二为理学著作《关学编》。四库馆臣评曰："盖生平著作，汇于此集。其中讲学之作，主于明理，论事之作，主于达意。不复以辞采为工。"^⑯肯定其著述价值重于辞章之美。又，欧阳德《南野文选》四卷，乃其门人冯惟讷等选编，所选仅全集十分之一，"然德在朝著述，如建储、灾异诸疏，皆能言人所不能言，而是编不载。则惟讷等所录，皆讲学之文故也。是可以观明儒之所尚矣"^⑰。可见，明儒有置讲学之文于关系国政朝纲的章表奏疏之上者，充分体现了理学家的文体观和文化价值观。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理学著述进入文集，甚至挤压、取代诗赋辞章，自不难理解。如李材《观我堂摘稿》十二卷，含《大学古本义》一卷、《书问》十卷、《杂著》一卷，全以著述形态、讲学之文发明"致良知"说，诗赋辞章只字不录，在理学家文集中颇具代表性。

清代理学，在义理发明和创新上，只能算明代的余波和回响，但就政治、教化层面言，由于朝廷提倡，其影响有增无减，尤其在清代前期。因此，仍有众多士人倾心力于理学研讨和著述，并收入文集，以至于张之洞在清代别集中特设"理学家集"这一门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孙奇逢《夏峰先生集》、李颙《二曲集》、汤斌《汤子遗书》、李光地《榕村文集》等。以《二曲集》为例，此集二十二卷，为李颙门人王心敬所编，"每卷分标篇目，曰《悔过自新说》，曰《学髓》，曰《两庠汇语》，曰《靖江语要》，曰《锡山语要》，曰《传心录》，曰《体用全学》，曰《读书次第》，曰《东行述》，曰《南行述》，曰《东林书院会语》，曰《匡时要务》，曰《关中书院会约》，曰《盩厔答问》，曰《富平答问》，曰《观感录》，皆其讲学教授之语。或出自著，或门弟子所辑，凡十六种。本各自为书，故卷前间录原序"^⑱。构成《二曲集》主体的，是作为理学家的李颙讲学教授的十六种著作。这些著作原本独立成书，各自单行，及至门人编集时才汇为一帙。著述之外，所录单篇文章只有六卷，含书、题跋、传、墓志、行略、墓碣、赞等文体，总题为"杂文"。可见辞章在《二曲集》中，无论数量和地位都比不上著述。又，曾镛《复斋文集》二十一卷，卷一、卷二为《易说》，卷三、卷四为《书说》，卷五、卷六为《诗说》，卷七至卷十为《春秋说》，卷十一、十二为《礼记说》，卷十三、十四为《论语说》，卷十五为《大学说》《中庸说》，卷十六为《孟子说》，卷十七为《杂说》，最后四卷为书启、疏、辨、序、引、跋、记、寿序、碑、传、祭文等。构成文集主体的，是探讨义理的说经之文，是著述而非辞章。这在明清别集中是很常见的现象。

考据家文集以清代为鼎盛，而考据之文入集，明人早已导夫先路。如韩邦奇《苑洛集》二十二卷，凡序二卷、记一卷、志铭三卷、表一卷、传一卷、策问一卷、诗二卷、词一卷、奏议五卷、《见闻考随录》五卷。从表面看，此集与一般文集无异，主体为各体文章，考据内容仅《见闻考随录》五卷，在全书中比重不算大；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只要稍加翻检《苑洛集》，不难发现全书贯穿着求实求真的考据精神。四库馆臣评此集曰：

当正嘉之际，北地、信阳方用其学提唱海内，邦奇独不相附和，以著书余事，发为文章。不必沾沾求合于古人，而记问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吕、数术、兵法之属，无不博览精思，得其要领。故其征引之富，议论之核，一一具有根柢，不同掇拾浮华。至《见闻考随录》所纪朝廷典故，颇为详备。其间如讥于谦不能匡正之失，及辨张綵阿附刘瑾之事，虽不免小有偏驳，而叙次明晰，可资考据。其他辨论经义，阐发易数，更多精确可传，盖有本之学，虽琐闻杂记，亦与空谈者异也。^⑲

韩邦奇学有根柢，踏实严谨，没有文士高自标榜的浮华，也没有心学末流浮谈无根的恶习，著述之余发为文章，亦多有本有源、核勘精确、可资考据，其学风、文风已开启清学先声，故深得四库馆臣赞赏。又，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为作者亲自编刊的文集，分所录文章为赋部、诗部、文部、说部，故称"四部稿"。其中说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辞章，亦非后世作为文学重要门类的小说，而是收录《札记内编》《札记外编》《左逸》《短长》《艺苑卮言》《艺苑卮言附录》《宛委余编》七种著述，行文采用随笔札记的形式，长短不拘，章法自由。其中《札记内编》《札记外编》主要记载阅读经、史著作的心得。《左逸》《短长》两种，系散佚、隐没的史籍，性质近乎稗官逸史，目录学上或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入史部杂史、杂传类。《艺苑卮言》《艺苑卮言附录》为谈诗论艺之作。这类作品，虽有《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入集部文史类、《四库全书总目》入集部诗文评类，但因其体近说部，又多有入子部小说家类者。《宛委余编》前身为《卮言别录》。作者在撰写《艺苑卮言》时，将许多偏重考证、无益于论艺的内容清理出来，汇为《卮言别录》。由于内容越汇越多，至《弇州四部稿》刊刻时已达十九卷，规模远过《艺苑卮言》正编，遂更名为《宛委余编》，另成一书。这类考证笔记，目录学上也多有入小说家者。总之，综观《说部》三十六卷，体现的不是王世贞作为文人的辞章之美，而是作为学者的学问之博、学术之精。凡日月山川、花草虫鱼、朝纲典制、历史故实、诗赋辞章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楼阁栋宇、服饰饮食等，无不囊括；征引典籍，遍及经史百家、图纬星历、山经地志乃至长期堙没的坠典秘文；对每一名物，或考其本末，或溯其源流，伪者辨之，讹者正之，言必有本，无徵不信，渊博而不失严谨。即使是谈诗论文，也充满实事求是的考据精神。如《艺苑卮言》卷二批评杨慎"录古诗逸句及书语可入诗者，不能精，亦有遗漏"^⑳，故补其缺而订其误；《增补艺苑卮言》卷二考证《柏梁诗》作者问题、《穷劫曲》与《河梁歌》真伪问题等，皆持之有据，非浮泛空谈者所能，对清代学术产生了直接影响。

清代考据学鼎盛，考据之文蔚为大观，直接影响到清代别集的面貌和清人的文章观念。清人张之洞在《輏轩语·语学篇》中劝学者"读国朝人文集，有实用，胜于古集"，并解释说: "方苞、全祖望、袁枚、彭绍升、李兆洛、包世臣、曾国藩集中，多碑传志状，可考当代掌故，前哲事实；朱彝尊、戴震、钱大昕、孙星衍、顾广圻、阮元、钱泰吉集中，多刻书序跋，可考学术源流，群籍义例；朱彝尊、钱大昕、翁方纲、孙星衍、武亿、严可均、张澍、洪颐煊集中，多金石跋文，可考古刻源流，史传差误。此类甚多，可以隅反。"^㉑这份名单列举了一批清代最有代表性的考据学者，如戴震、钱大昕、阮元、孙星衍等。尽管其治学领域各不相同，学术成就也各有千秋，但都体现了考据学的共同精神和方法。至于方苞、袁枚、曾国藩等，虽不以考据著称，然其文集之所以"胜于古集"，着眼点仍是有资于考证，是学术价值而非辞章藻彩。可见学术著述进入文集，不但理所当然，而且成为判断文集价值高下的重要标准。这以编纂《四库全书》的四库馆臣对别集的评判最有代表性。如朱鹤龄初以辞赋自命，顾炎武勖以根柢经史的"本原之学"，遂"研思经义，于汉唐注疏皆能爬疏抉摘，独出心裁，故所作文章，亦悉能典雅醇实，不蹈剽窃模拟之习"。馆臣最欣赏朱氏《愚庵小集》中的考据文章，如"邶、鄘、卫三国，《禹贡》三江、震泽、太湖、嶓冢、汉源诸辨，多有裨于考证"^㉒。这种衡文标准，在清代以前是非常罕见的。又，馆臣评沈彤《果堂集》十二卷曰：

国朝沈彤撰。彤博究古籍，精于考据。所著有《周官禄田考》《三经小疏》，皆已著录。是集多订正经学文字。如《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说》《释周官地征》等篇，皆援据典核，考证精密。其于礼经服制，多所考订，尤足补汉宋以来注释家所未备。其《释骨》一篇，虽为医家而作，然非究贯《苍雅》，兼通《灵素》者不能也。其论《尧典》星辰不兼五纬，盖主孔安国传。又于"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力辟《史记》斗杓之解，虽未必尽为定论，然各尊所闻，亦足见其用意之不苟矣。^㉓

沈彤在清代不算一流学者，著作也不算丰富，却以博究古籍、精于考据深得馆臣赞赏。其文集多考据之作，"援据典核，考证精密"，足以羽翼经传，补汉宋以来学者之不足，是典型的学人之文，具有文章家不可取代的意义。馆臣又评储大文《存砚楼文集》曰："大文初以制艺名。归田后乃潜心古学，尤究心于地理。故全集十六卷，而论形势者居七卷。凡山川阻隘边关阨塞，靡不详究。如《荆州论》至十一篇，《襄阳论》至七篇，《广陵西城》一篇，推求古今城郭异地，山川异名，援据史籍，如绘图聚米。当年进退攻守之要，成败得失之由，皆口讲而指画之。"^㉔储氏长于地理之学，集中多探究山川城郭、关塞形势之文，援据博洽，考证严谨，其精核在顾祖禹《方舆纪要》之上。有清一代，惟阎若璩可与之媲美。四库馆臣代表着清代官方和主流的学术观念。这些评价，对于清代学风和文集的学术化、著述化，显然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清代别集的学术化、考据化，还有一种较为隐蔽的形态，即以传统文体表达考据内容，如序、跋、书后、书牍、论、辨、原、说、解、考、释等。这些文体在清代之前，除考、释等少数类目外，绝大多数不用于考据，清人则改造为普遍使用的考据文体。戴震《东原文集》、钱大昕《潜研堂集》、段玉裁《经韵楼集》、焦循《雕菰集》等可谓其代表。以《东原文集》所录序体文为例，《尔雅文字考序》《六书论序》《转语二十章序》《续天文略序》《水经郦道元注序》《三字经笺注序》等数量庞大的序文，都是典型的考据之文，学术价值很高，但谈不上辞章藻彩。朱一新对此深表不满："序、跋、书后之类，原不必尽用考证，近人则无不以考证当之，而文法绝不讲求"，"言之既不成文，何以名为文集？"^㉕这种激烈批评，恰恰体现了传统文体考据化的普遍性。

由于文集的著述化已成普遍风气，当一些士人将探讨专门之学、表达特定政治、思想或文化观念的文章汇聚成集时，目录学家往往根据其内容属性，归入经、史、子各部，不以文集视之。如明张问《问奇集》探讨汉字的形声、训诂等问题，分"六书大义""三十六字母切韵法""辨声音要诀"等十九门，每门即是一篇关于文字、音韵学的专题论文，《四库全书总目》入经部小学类；明王逵《蠡海集》分天文、地理、人身、庶物等八门，"皆即数究理，推求天地人物之所以然"^㉖，《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杂家类；清余缙《大观堂文集》所录皆关于朝纲国是的章表奏疏，《四库全书总目》入史部诏令奏议类。这些例子说明，明清别集著述化程度之深，已足以改变其在四部分类法中的文献属性。

三.   编次体例与著述意识

除了命名、内容，明清别集的著述化还表现在编次体例上。如前所述，唐宋时期已有著述入集的例子，但一般入附录、外集、外编，地位比较边缘；即使有入正集的，位置也比较居后，诗赋辞章仍然占据文集的核心地位。如苏籀《栾城遗言》附录于《双溪集》后，未入正集；李德裕《穷愁志》入《李文饶文集》外集，柳宗元《非国语》两卷居《柳河东集》之末，陆九渊《语录》四卷居《象山集》之末。很多时候，如此编纂只是为了保存文献的需要，而非学理的必然。如欧阳修晚年自编《居士集》只录单篇辞章，《易童子问》《诗本义》等著作均于集外别行。至南宋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惜其著述在流传过程中"以意轻改，殆至讹谬不可读"，遂与同郡孙谦益等遍搜异本，精心校订，汇为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既以补乡邦之阙，亦使学者据旧鉴新"。^㉗陆游编《渭南文集》，收录了《入蜀记》《牡丹谱》等著作，怕引起误解，遂对其子解释曰："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㉘可见，在宋人的一般观念中，文集不录著述乃理所当然，偶有破例者，只能用保存文献、前代有先例为托辞，而不敢明确从学理上为自己辩护；且著述即使入集，也只能附于文集之后，不曾冲击辞章的主体地位。

到了明清时期，这种观念和编次体例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越来越多著述进入别集，著述居于卷首的情况已司空见惯，其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如程敏政自编其文为《篁墩集》九十三卷，卷一至卷八为其任青宫直讲、经筵讲官时的讲章，内容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尚书》《春秋》《通鉴纲目》等。敏政学问奄通，著述俱有根柢，又生于朱子之乡，自称"二程后裔"，生平以捍卫宋儒理学自任，而《四书》《五经》讲章则是阐发其理学思想的重要著作，故编入文集，且冠卷首。尽管程敏政文章与李东阳齐名，有一代文宗之誉，《篁墩集》辞章卷帙浩繁，讲章只占八卷，不及辞章十分之一；但以讲章居首，足见作者更看重自己的理学家身份，而非文学家的才名。又，王守仁《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开篇为《语录》三卷，即《传习录》上、中、下，附以《朱子晩年定论》，乃守仁生前其门人徐爱所辑、钱德洪删订。次《文录》五卷，为各体辞章；《别录》十卷，为奏疏公移之类；《外集》七卷，录诗歌及杂文；《续编》六卷，录《文录》所遗漏者。以上四种，皆守仁殁后，德洪所编刊。后附以《年谱》五卷、《世德纪》二卷，德洪与王畿等所纂集。可见，《王文成全书》的史料来源、成书过程比较复杂，"其初本各自为书，隆庆壬申，御史新建谢廷杰巡按浙江，始合梓以传，仿《朱子全书》之例以名之"^㉙。王守仁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兼备的人物，"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㉚。然其弟子及后学为其编刊文集时，以阐发其心学思想和阳明学派发展历程的《语录》三卷冠首，足见后学最推重王守仁的，不是事功，不是辞章，而是他在儒学史、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四库馆臣所谓"盖当时以学术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㉛。这种编集体例和馆臣评价，意味着以文集为著述以阐发思想、表彰学术，是理所当然之事。

编文集而首重学术之风，清代有增无减。谢文洊《谢程山先生集》十八卷，首三卷为《日录》，次三卷为《讲义》，都是阐发其理学思想的著作。从第七卷开始，才收录论、书、序、题跋、记、传、行状、墓表、颂、箴、铭等各体文章，而诗居第十八卷，也就是文集最后一卷。卷首有门人黄采《日录序》，文曰："自有宋以来，诸儒笃志圣贤，莫不各有《语录》，盖自道其所得，与其所以自治及其所以诲人，悉书之于册，以备遗忘，质师友，俟后世，而其间或醇或驳，或得或失，或同或异，无不犂然共见，要皆有不可磨灭之精神，不能自已之旨趣。故一言一论之间，而其人生平之学问，识者即于此定其浅深，此固本之于心得，不容诬也。如吾师谢约斋夫子《日录》，其足以垂训来学，启发群蒙者，亦岂有异与？"^㉜程朱理学敦实行、修古礼、持诚敬，多以记载每日言行、思想的"语录"或"日录"作为砥砺其操、笃行其学、反省得失的重要方式。谢氏之学，以"畏天命"为宗旨、以诚信为本、以识仁为体、以经世为要，是对程朱之学的继承和发展，故编文集时，冠以《日录》三卷，以标榜宗风，接引后学，而历来文人所重视的诗歌反居卷末。又，李光地《榕村集》四十卷，凡《观澜录》一卷，《经书笔记》《读书笔录》共一卷，《春秋大义》《春秋随笔》共一卷，《尚书句读》一卷，《周官笔记》一卷，《初夏录》二卷，《尊朱要旨》《要旨续记》共一卷，《象数拾遗》《景行摘篇》又《附记》共一卷。以上九卷，都是李光地以札记形式撰写的经学、理学著述。从第十卷开始，才是各体文章，而诗五卷、赋一卷居文集之末。馆臣解释其体例曰："其不以诗文冠集，而冠以剳记者，光地所长在于理学、经术，文章非所究心。然即以文章而论，亦大抵宏深肃括，不雕琢而自工。盖有物之言，固与鞶帨悦目者异矣。数十年来，屹然为儒林巨擘，实以学问胜，不以词华胜也。"^㉝可见，文集作者身份不同，文化价值观随之不同。理学家重学术，以著述冠集之首，和文人重辞章、以诗赋冠首一样理所当然，无可厚非。这种编次体例透露出的首重学术的精神，在考据家文集中也很常见。如阮元《揅经室集》根据所录文章内容和题材分经、史、子、文四集，前三集集中体现了阮氏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如一集卷一录《易书不尽言不尽意说》《释易彖音》《释易彖意》《释心》《释磬》《释黻》《释邮表畷》《释颂》《释矢》等十七篇经学考释之文。以这些典型的汉学家文高踞《揅经室集》之首，正体现了作为汉学护法的阮元，对其学者身份和学术成就的自我认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御试之赋及骈体有韵之作"编入四集，居文集之末，且坦承"其格亦已卑矣"^㉞，显见其重学轻文之意。

明清别集编纂中又有"内集""外集"或"内篇""外篇"等之分，这是吸收子书的著述体例以表达其学术思想及文章观念的重要方式。如明欧阳德《欧阳南野集》三十卷，门人王宗沐所编，凡"内集"十卷，皆讲学之文；"外集"六卷，录应制及章奏、案牍之文，"别集"十四卷，"则应俗之诗文也"。四库馆臣解释其编次体例曰："德之学宗法姚江，故惟以提唱良知者为内，而余则外之、别之云。"^㉟可见，"内""外""别"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内"高于"外"或"别"。换言之，讲学之文，地位高于行政公文和诗赋辞章。又，汪中《述学》，"内篇"三卷，录论学考据之文；"外篇"一卷，录议、碑文、对、铭等传统辞章。这种体例，性质同《欧阳南野集》一样，都体现了重学轻文、以文集为著述的用意。

四.   明清别集著述化的理论自觉

别集的著述化虽在明清达到高峰，究其发展轨迹，唐前已肇其端。《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确立，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以及别集类小序关于别集的相关论述等，明确了别集的性质、功用、编纂原则和体例。其中最重要的是只录一家之作，只录单篇辞章，不录经、史、子著作，所录辞章以诗赋为中心等。这些原则的确立，是汉魏六朝以来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不断发展兴盛，逐渐摆脱对经、史、子著述的依附而获得独立地位的结果，也决定了文集体制、形态建构的基本特征，并深刻影响着此后一千多年的别集编纂实践。每当打破这种体制特征，便会出现釐清文集和著述疆界的声音，哪怕到了明清时期也是如此。如张燮辑《七十二家集》明确表示："集中所载，皆诗赋文章，若经翼史裁、子书稗说，其别为单行，不敢混收。盖四部元自分途，不宜以经史子而入集也。"^㊱可见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当然，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隋书·经籍志》别集类小序在论述别集起源时，又指出文士"志尚不同，风流殊别"^㊲对别集编纂产生的影响。作者身份、才性、学养的差异，决定别集体制、形态必然千姿百态，不拘一格。凡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皆得施之文集。如陈寿编《诸葛氏集》，所录主要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著述、法令、科条，没有一篇诗赋，甚至没有先唐文人常见的颂、箴、碑、铭、诔等辞章文体。这并非编者刻意取舍，而是由作者身份和创作实际决定的。诸葛亮不是文人，不擅辞章，《诸葛氏集》从内容和形态说更近著述，而非文集，故章太炎认为，此集乃子书而称"集"，"若在往古，则《商君书》之流"^㊳。又，南齐刘瓛"儒学冠于当时"，尤精礼学，"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㊴则文集俨然成经学著作。可见，即使在诗赋地位不断高涨的汉魏六朝，别集也并非总以诗赋为中心。当然，此类情况在唐前别集中非常罕见，"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㊵等，是很长历史时期内士人的普遍共识。宋代著述入集逐渐增多，但多置于卷末、外篇或附录，未能在别集中占重要位置。从周必大、陆游等解释著述入集的原因如保存文献、比附先例等看，都遮遮掩掩，勉为托辞而已，未能理直气壮地阐释其合理性、必然性，可见仍受传统文集观束缚。换言之，著述入集，宋人还没有理论自觉。

明清时期，传统诗文菁华已竭，很难有大的创新；辞章藻彩，作为士人的基本文化修养虽仍得到重视，但不再像汉唐时期那样吸引着士人全身心的投入。经史之学、理学、心学、考据学等，成为很多士人安身立命之所在。辞章之士往往被视为轻薄浮华之徒而遭受贬抑。宋濂四十岁后，追忆年轻时"溺于文辞，流荡忘返"，"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自此焚毁笔砚，而游心于沂泗之滨"，^㊶惟以弘扬儒学为务。方孝孺"少读韩氏文而高其辞，然颇恨其未纯于圣人之道"，"虽排斥佛老，过于时人，而措心力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颜、孟氏之域，为贤者指笑，目为文人"。^㊷韩愈素以儒学道统自命，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誉，然而在以臻于圣域为人生目标的理学家心中，只是文人而已，不值得效法。杨士奇曾直谏仁宗"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禆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 不足为也"。^㊸王守仁以"致良知"鼓动天下，强调知行合一，讥"世儒记诵词章为俗学"^㊹。唐顺之初以古文名世，为"嘉靖三大家"之一；中年接触王畿之学后，渐觉年轻时乐此不疲的弈棋赋诗等"竟如嚼蜡，了然绝无滋味也"^㊺，遂专心致志于六经之旨、程朱之学(尤其是龙溪之说)，整合王学左、右两派的思想资源，以天机为宗，重返经世之学，矫正了"闭门厌事""闭关独卧"等刻意追求虚寂的修行方式，从而完成了对心学理论困境的突破。这些明代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并未以自己所擅长的辞章自矜，反而从明道、经世、儒学、心学等立场出发，轻视、否定诗赋辞章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同时身居高位，事功显赫，在经学、理学或心学上卓然一代宗师，具有崇高学术地位和重大社会影响。因此，他们的人生追求和对诗赋辞章的否定评价，必然会引导明代士林的文化价值观念，为诗赋辞章的边缘化和别集的著述化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正由于这种支撑，程敏政自编《篁墩集》、徐爱编《王文成全书》、王宗沐编《欧阳南野集》，才会理直气壮地以讲学之文冠于全书，赋予显赫地位，而诗赋辞章只能居后。至于刘天和《问水集》专论黄河、运河河道形势和治理之法，吴昆《针方六集》，含《神照集》《开蒙集》《尊经集》《旁通集》《纷署集》《兼罗集》六书，探讨人体经脉、穴位以及针灸之道，则是专业化极强而具有经世致用功能的学术著作，与文人之文、诗赋辞章已全无干涉。

明清易代，随着经世致用呼声的高涨，顾炎武、黄宗羲、汤斌、李颙、李光地等对经史之学、理学、用世之学的重视进一步增强。乾嘉汉学兴起后，考据之学跃为显学，辞章地位进一步衰落，甚至被视为仅是表现学问的工具。戴震《与方希原书》曰："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㊻段玉裁强调，"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考核益精，文章益盛"。^㊼王念孙称赞陈观楼考证精核而文章"尔雅其谊，深厚其词"，原因在于，"夫文章者，学问之发也，若草木然，培其根而枝叶茂焉"。^㊽考据不仅是学问之本，也是文章之本。在这种重学轻文风气下，以集述学，著述传世，成为越来越多士人的自觉选择；乃至以辞章名世的汪中也自名其集曰《述学》，尽管集中不尽论学之作。而四库馆臣评价明清文集时，每有"是集多订正经学文字"，"颇足羽翼经传，其实学有足取者，与文章家又别论矣"^㊾，"其诗文则不出讲学之门径，与谈艺家又别论"^㊿，"一代故实，巨细兼该，颇为有资于考证，盖不徒以文章论矣"等评价。这些评价，以主流官学的权威明确肯定了文集在揄扬文章之外表见学问的功能，进一步体现了以集论学和文集著述化的理论自觉。

明清文集著述化的理论自觉，还表现在对别集来源的独特理解上。在传统观念中，文集的产生是由于诗赋创作的繁荣，文集之祖为屈原《楚辞》。故在目录学的集部分类中，一般冠以《楚辞》，次以别集、总集等。而清人章学诚、朱锡庚、恽敬等认为，收录一家之作的文集，源于先秦子书。章学诚《与朱少白书》云："古人著书专家，经史之外，诸子是也。文集兴而专家之意微，则文集多因人事酬酢而备诸体，不能如诸子之专力发其所见也"，"故文集者，诸子衰而后起也"。文集兴起与专家之学衰亡互为因果。随着经、史、子专门之学的衰微，魏晋以后的作者已无力从事成就一家之言的专门著述，只能创作各类徒重藻彩而无立言宗旨的辞章，进而产生了汇聚此类辞章的文集。而文集的内容也因此特别芜杂，所谓"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可见，文集的兴盛，以专家之学的衰落为代价，是学术的倒退，也是章学诚深感不满的地方。故章氏呼吁"以诸子家数行于文集之中"，即从文章写作、编次体例等方面为文集注入思想、学术内涵，恢复其表达专门之学的著述功能。在他看来，后世文集，凡能卓然特立者，大都学有专门，秉承先秦诸子的血脉，"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于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又，朱锡庚《笥河文集序》曰："古者无集之名，亦无古文之目也，盖自六艺之道微而诸子兴，百家之说熄而文集盛矣"，"自汉以降，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之伦，其为文雄杰一时，第必视其学艺之所至，乃成一家之书"，"韩、柳、欧、曾、王、苏诸集，亦必有其所学之本，乃自成立言之体"。以百家之学消歇为文集兴盛的原因，强调学有根柢方能文章杰出，得立言之体，显然是对章学诚观点的呼应和引申。恽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经义起"，"是故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即以诸子成一家言的专门之学，拯救文集空疏浮华，"递趋递下，卑冗日积"之弊，其旨与章学诚"以诸子家数行于文集"正同。又，朱一新认为，"集部之作萌芽于《楚骚》，而屈、宋亦在战国诸子之列，后世诗文集皆子而兼史者也"。此即文集源于诸子之意，并对"近代如包慎伯、魏默深之流，自次其诗文集，必仿诸子格式"表示赞赏，目之为正本清源之举。这些论述，都从别集产生的历史渊源上探讨文集与学术著作的密切关系，表达了以集述学、以诸子家数改造、提升别集品质的理念，是明清别集著述化理论自觉的又一重要表征。这种自觉，明代之前未曾出现过，是别集编纂史和文学观念史上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

综上所述，明清别集在文集命名、收录内容、编次体例和理论建构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著述化倾向，甚至产生了大量阐发义理、考证经史、辨彰学术，完全无涉诗赋辞章的学人文集，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集部著作一般由单篇作品汇编成集"、以诗赋辞章为中心的传统文集观。这种嬗变，是诗赋辞章日趋衰微、主流学术及著述不断占据士人文化生活中心地位的结果，体现了明清士人对别集性质、起源、功用等的独特理解。如果细加分析，这种总体演进趋势中，又有阶段性差异。如明代别集的著述化，以理学或心学家为主体；而清代的著述化，则以汉学考据之文最为引人注目。就理论贡献言，明人主要是"破旧"，即摧陷诗赋辞章的核心地位，为著述入集扫除障碍；清人更多是"立新"，即正面阐发著述入集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以集论学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两朝士人，正反结合，桴鼓相应，共同掀起了明清别集著述化的时代潮流。

①   刘咸炘：《文学述林》卷一，载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8页。

②   关于明清别集的著述化现象，参见林峰：《作为文集一体的考据之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何诗海：《从别集编纂看"文""学"关系的嬗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③   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台北)学生书局，2002，第206-207页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中华书局，1965，第1508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第1491页。

⑥   尤侗：《西堂杂俎自序》，载尤侗著、杨旭辉校点《尤侗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0页。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二，第1653页。

⑧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二，第1657-1658页。

⑨   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首，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5册，齐鲁书社，1997，第407-408页。

⑩   汪中：《与端临书》，载汪中著，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笺》，中华书局，2014，第725页。

⑪   张舜徽：《张舜徽集·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26页。

⑫   张舜徽：《张舜徽集·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七，第441页。

⑬   毛先舒：《巽书》卷首，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33页。

⑭   张之洞编撰，范希曾补正，孙文泱增订：《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475页。

⑮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第1568页。

⑯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卷一七二，第1513页。

⑰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第1580页。

⑱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一，第1636页。

⑲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1501页。

⑳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第979页。

㉑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附三，第665页。

㉒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第1523页。

㉓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第1529页。

㉔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第1529页。

㉕   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校点：《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第47页。

㉖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第1053页。

㉗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二《欧阳文忠公集后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550页。

㉘   陆子遹：《渭南文集跋》，载陆游：《渭南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㉙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1498页。

㉚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1498页。

㉛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1498页。

㉜   黄采：《日录序》，载谢文洊《谢程山先生集》卷首，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册，第379页。

㉝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第1527页。

㉞   阮元：《揅经室集自序》，载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卷首，上册，中华书局，1993，第1页。

㉟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第1580页。

㊱   张燮著，王京州注释：《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410页。

㊲   魏征等：《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中华书局，1973，第1081页。

㊳   章太炎：《文学总略》，载《国故论衡》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56页。

㊴   萧子显：《南齐书》卷三九，第2册，中华书局，1972，第680页。

㊵   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第183-184页。

㊶   宋濂：《赠梁建中序》，载《宋学士文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㊷   方孝孺：《与郑叔度八首》之二，载《逊志斋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㊸   杨士奇：《东里别集》卷二《圣谕录中》，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9册，第627页。

㊹   王守仁：《传习录下·附朱子晚年定论》，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四部丛刊》本。

㊺   唐顺之：《与田巨山提学》，载《荆川先生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

㊻   戴震撰，汤志钧校点：《戴震集·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9页。

㊼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载《经韵楼集》附"经韵楼集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70页。

㊽   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陈观楼先生文集序》，载《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31页。

㊾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第1529页。

㊿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五，第1560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第1733页。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第691页。

  章学诚：《诗教上》，载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第61页。

  章学诚：《与朱少白书》，载《章学诚遗书》，第691页。

  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载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957页。

  朱筠：《笥河文集》卷首，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6册，第391-392页。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首《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9册，第144-145页。

  《无邪堂答问》，第158页。

  卢盛江：《集部通论》，中华书局，2019，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