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疫情席卷全球，把整个世界拖入史上罕见的严峻挑战中。新冠疫情不仅造成严重的全球健康安全危机，而且也对世界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疫情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多大的危害？世界经济在疫情影响下将呈现什么样的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会变得如何？这些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理论探讨，更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

一.   疫情不结束，世界经济难以恢复正常

从2020年3月初开始，西方国家的一些主流媒体流露出一种明显的担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又转化成了恐惧，就是担心疫情来势汹汹，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难以应对，经济将蒙受重大损失。^①美国媒体CNN 3月17日报道，财政部长姆努钦发出警告，如果不采取有效行动，新冠病毒在美国的“大流行”可能会导致美国高达20%的失业率。同日，《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新冠病毒将是新的历史分水岭，如同公元前、公元后历史划分一样，今后的历史划分将以新冠前、新冠后来表达^[1]。

时间很无情地证实了大多数的担心甚至恐惧。由于疫情导致经济处于“停摆”状态，全球经济很快进入深度衰退。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如期发布《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春季报告，预计世界经济2020年将萎缩3%。这个预测显然在当时也属于过分乐观。笔者曾及时评论，认为该预计并未充分估计到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力度，并做出判断，“不排除该机构(IMF)在发布夏季报告时会进一步下调已经做出的预测”^[2]。其实，仅在一个月后，即5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吉耶娃就表示，IMF很可能下调此前做出的全球经济今年萎缩3%的预测。2020年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计世界经济全年将萎缩5.2%。紧接着，6月10日，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发布预测，称如果不出现第二波疫情，世界经济2020年将萎缩6%；如果出现第二波疫情，世界经济将萎缩7.6%。6月24日，IMF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将萎缩4.9%。

新冠病毒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极其严重的，历史上可与之类比的很少。以世界银行做出的萎缩5.2%的预测作为参照系，过去150年来，全球经济只有三次衰退达到了5%以上。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另外两次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始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年，均属于特殊情况。而在和平时期，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只有1930年代的大萧条可与之相比(见图 1)。

图  1  150年来世界经济衰退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转引自《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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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更大。美国失业人口一度超过4 200万，统计失业率达到14.7%，一些专家认为实际失业率已经超过20%。根据OECD的预估，美国今年GDP将萎缩7.3%，若有第二波疫情，则进一步萎缩至8.5%。英国和欧元区的情况更糟。即便不考虑第二波疫情的因素，OECD预计英国经济全年将萎缩11.5%，整个欧元区萎缩9.1%。两位数左右的负增长！这似乎超出了人们的理性想象空间。就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传来了具有200年历史的美国西装品牌Brooks Brothers因疫情将要申请破产保护的消息，不禁令人油生感慨。这家公司历经美国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考验，却未能躲过这场疫情。

从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看，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受挫的国家和地区数量超越历史。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经济衰退的国家和地区数量约为世界总数的80%略多一点，而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是，已有9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进入了衰退。(见图 2)

图  2  150年来经济进入衰退的国家与地区的数量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转引自《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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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经济衰退来临时，经济学家都喜欢用V、U、W或L等英文大写字母形象地预测衰退的走势。如，V型就表示衰退来得快去得也快，将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L型就是经济呈现自由落体式下降后并未复苏，而是在底部长久徘徊，1930年代的大危机就是典型的L型走势。这场世界经济衰退将会呈现什么走势？国际上已有不少预测，认为是V型或U型乃至W型复苏。但本文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看，仍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因为除了对V型、U型或L型复苏本身缺乏严格定义外，更为关键的是经济走势将更多取决于疫情的演变。经济学家面临着一个过去从未出现过的难题，即对一场经济衰退的深度和周期无法做出大致准确的预判，因为导致这场衰退的元凶——新冠病毒自身也在不断变化。如果病毒某天突然消失，经济自然会很快迎来蓝天；如果病毒非但未能消失，反而变得更狡猾、毒性更强，经济前景将更加黯淡。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3%，到世界银行预测的-5.2%和OECD预测的-6%增长，前后不到两个月，结果已是大相径庭。

由于疫情自身还在变化，世界经济的前景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可以说，疫情不结束或没有进入可控制状态，世界经济就不会真正恢复正常。不久前，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警示，美国经济要用10年的时间才能逐步修复疫情带来的损失。如果疫情反反复复，连绵不断，与人类长久为伴，那么其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只有1930年代的大萧条可与之相比，甚至更为严重。一切取决于疫情的演变和人类抗击疫情的能力。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6月23日的一篇文章用了这样的标题：来自韩国的警告：恢复正常生活仍是“幻想”。韩国是应对疫情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但目前仍无法恢复正常生活。试想一下，目前全世界主要机场有90%以上的飞机不能正常起飞，待这些飞机全部恢复起飞可能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所以，疫情变化是经济形势演变的关键，疫情不结束或没有得到基本控制，则世界经济难以恢复正常。

二.   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经济衰退

此次全球性经济衰退由疫情引起，这就决定了这次衰退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衰退都有所不同，而有其自身的显著特点。

首先，如同气候和自然变化一样，对于经济系统而言，疫情是一种外生变量，目前的衰退是由这种外生变量的冲击所引发，而常见的经济衰退则是因经济内生变量如供需关系发生突变而发生。因此，尽管经济已严重衰退，仍无足够的证据表明，当前世界经济系统内部已出现导致负增长的自身机制，更没有严重生产过剩的现象出现。疫情中一些国家出现倾倒牛奶、宰杀牲畜的现象，是由一时的生产链中断引起:大量的牛奶运不出去，肉类加工厂因疫情而不再屠宰加工牲畜，导致牲畜压栏过多，并非由生产过剩引起。假如疫情很快结束，生产活动会迅速恢复正常。

其次，与上述特点相关联，此次衰退并未造成全球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大幅下挫，甚至一些地方反而小幅上涨。典型的经济衰退会使人们倾向于追求流动性，出售资产的意愿高于购买资产的意愿。衰退越深，抛售资产风潮越大，资产价格下跌越多。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许多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跌了一半甚至更多。但在这次衰退中，哪怕是属于疫情重灾区的美国纽约，房地产价格也未明显下降，只是交投量大幅萎缩，而美国东部另一大城市费城，房地产价格反而小幅上扬。即便是大幅震荡的美国股市，总体上看也是行情较旺，虽经历几次“熔断”，但很快收复失地，纳斯达克指数还再创历史新高。这一特点也再次证明，这不是一次周期性经济衰退，除了部分行业外，经济的微观基础并未遭到大的破坏。

再次，疫情下企业分化现象十分突出，不同公司的命运可谓上下“两重天”。一方面，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受疫情打击严重，是经济衰退的惨淡一面；另一方面，相当一批大企业，尤其是科技型大公司，并未在疫情中伤筋动骨，甚至不仅业绩未受大的影响，市场规模反而随着中小企业的离去得到扩大。从资本市场的动向看，美国的一批科技型企业市值不降反升，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公司五巨头FAAMG^②，公司市值创出历史新高，其中三家公司(苹果、微软和亚马逊)的市值均超过了1万亿美元。苹果公司市值则突破1.5万亿美元，超过澳大利亚整个国家一年的GDP。这意味着，在疫情之后，产业集中、大者恒大的现象更加突出，少数大公司对行业的控制力更加显著。

最后，这场衰退引发的政府刺激性政策规模之大、力度之深，超越过往历史，显示了当今时代政府对市场深度干预的一面。以美国刺激政策为例，一是将基准利率一次性降为0，这已经在创造历史；二是出台2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包括给夫妻共同年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下的所有家庭发放现金，相比之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出台的财政刺激规模只有7 000亿美元；三是美联储出台“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计划，即货币的量化宽松不再受数量限制，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英国政府直接为企业承担员工80%的薪水，上限每人每月2 500英镑，国家为企业发工资。在这场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已经用硕大的“有形之手”去干预市场，包括采用了临时的计划经济做法。当然，这种深度干预的做法，也为日后政府债务比例过高埋下了伏笔。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又可以推论出另一个判断，一个相对较为乐观的判断：世界经济前景不至于那么惨淡黑暗。疫情的冲击再大，它也是一种外生变量，除非发生超自然现象，外生变量的影响总是有限的，不会把经济彻底击垮。那种关于美国要花费10年功夫才能恢复经济的说法，无论如何都有些夸张了。要相信人类进步的力量。新冠病毒阻隔人们的交互，而人们的交互(包括学习与交流)是人类文明的要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冠病毒是反人类文明的。从历史的长河看，人类文明的一面总是战胜反文明的一面。所以，尽管目前新冠病毒仍在肆虐，但人类最终控制病毒或战胜病毒是大概率。并且，今天各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比历史上大有进步，已有比较充足的政策工具，不大可能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一幕。只要不出现疫情无休止反复爆发的情况，世界经济还是有望在一两年内得以复苏，并逐步恢复正常状态，实现一种特别的“勾型”(swoosh)复苏，即呈“√”型恢复，恢复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方向朝上，就像著名品牌“耐克”的标记。人们总是要进入一边抗击疫情一边发展经济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也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或许有学者质疑：有什么模型可以证明这种预判？此处的回答是，主要依据对这次衰退特点的分析，而不是某种模型。事实上，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由于事物本身还在发生变化，所有的模型都不管用了。当疫情在全球开始蔓延时，国内外许多机构做了众多的经济预测模型，但3个月后被证明全部失效。

三.   对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

弗里德曼的这句惊人判断:“以后的历史划分只有公元前、公元后和新冠前、新冠后”，无论对错，历史都会记住。这场史上罕见的疫情及其引起的经济衰退，注定会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将会呈现以下显著的变化。

第一，疫情在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在激活创新因素，新的科技革命将加快进程。事物总是辩证的，危机深重之处总有新的希望。这场疫情直接的经济损失可以用10万亿美元为单位来衡量，但客观上也大大激发了对新科技的需求，蕴含着科技创新的机遇。在残酷的疫情面前，人们发现疫苗、抗病毒药才是硬科技，才是人类战胜疫情的真正武器，而不至于只能沿用几百年来的传统技术：隔离与封锁。在疫情和经济危机中，各种数字新技术大放异彩，远程办公、远程医疗、线上教育、流媒体^③等行业迎来大发展的时期，进一步催生了移动互联网、计算机软件、通信网络、5G应用等领域的发展。疫情后期或后疫情阶段，以医药健康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一定会得到大的发展，也会催生大批新的行业，其中有的行业至今仍无法预测。正如丘吉尔所言，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会思考、善发明的人类，在被隔离限制的条件下，反而会迸发更多的创新灵感。

第二，全球化遭遇新的挑战，方向不改，但步伐和形态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尤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发展趋势，不会因为一次疫情而改变方向，但发展步伐会有所放慢，形态也会发生显著变化。全球化客观上加速了疫情的国际传播，作为一种本能的反应，多数国家也通过关闭边境、停飞航班等方式隔绝了全球化的活动，加上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特殊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规模会有所下降，或由地区性的全球化所替代。科技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全球化日益深入、国际分工日益严密，而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迹象，就是全球化步伐明显放慢，甚至出现改弦易张的力量。这和科技创新的要求是矛盾的。然而，世界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的发展将处于一方面科技创新步伐加快而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的特殊周期之中。

第三，国际产业短链化、区域化不可避免，跨国公司将重新布局全球生产网络。在疫情和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冲击下，同时也是在部分国家政策的主导下，国际产业将迎来大幅度重组和调整。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一些医药和医疗物资的产业链，会呈现分散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趋势，尽管这种调整可能是以产业效率降低为代价的。美国和欧盟国家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生产成本偏高，但仍会出现这类产业在上述国家布局的趋势。在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问题上，产业的效率会服从于国家的安全战略。第二种情况，一些对供应链要求较高的产业链，如食品产业、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产业的链条会明显缩短，或是相对集中于某个地区，或是集中于跨国公司认为比较安全可靠的邻近国家。以后，许多国际产业链会表现出地区性的特征，如主要集中在亚洲某一地区的国际产业链。第三种情况则是由歧视性政策所引起的特殊布局。例如，中国是世界上应用芯片最多的国家，产业配套也最齐全，从产业效率讲，应该在中国布局芯片(晶圆)制造产业链最具有效率，但2020年5月世界著名晶圆制造企业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投资120亿美元，建设一家5纳米的大型芯片制造工厂，就是美国近年来重启制造业和限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结果。

第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大幅萎缩，并将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全球化步伐放缓，还是国际产业链趋短化、地区化，都会在客观上减少贸易量，放慢国际投资活动的步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恢复正常的时间晚于经济增长恢复的时间。经历这一次的经济衰退，贸易和投资的降幅会更大，恢复耗费的时间可能更久。联合国下属机构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CCSA)的监测报告显示，国际货物贸易量将因疫情和衰退而下降27%^[3]。据联合国另一机构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预测，2020—2021年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将下降30%—40%^[4]。考虑到疫情发生之前全球FDI新增流量已经连续四年下降，未来几年国际直接投资前景一定十分暗淡。

四.   不一样的世界，但并非完全和昨天告别

不论什么时候终止这场疫情，也不论经济何时恢复正常，今后的世界都会因此而不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撰文说，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只是重大戏剧性事件(作者把这个戏剧性事件等同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费迪南大公遇刺和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而是很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5]。

是什么样的历史转折点呢？这个转折点将怎样改变世界和国际经济关系？

第一，世界经济格局将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亚洲经济地位将显著上升。疫情反映了不同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同时显示了未来世界经济版图重塑的前景。总体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发达国家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的表现都比较糟糕，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成绩更差。^④相比之下，亚洲一些国家的应对能力明显要强。不仅中国表现突出，日本、韩国、越南的表现也比西方国家好得多。人口近亿且较为稠密的越南，至今受感染人数只有300余人，无一人死亡。^⑤疫情一定程度上是分水岭，决定了未来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毋庸置疑，亚洲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传统发达国家的占比会持续下降。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最近预测，即便有疫情传播，东亚地区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可维持在1.3%，是全球唯一增长的次区域^[6]。地位下降迅速的将是欧洲。欧盟联合成员国抗击疫情的领导能力受到了很大挑战，加上英国“退欧”，欧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下降将是难以改变的趋势。现在人们习惯于讲“三极”世界，即美国、中国和欧盟各为一极，暂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欧盟一极今后更多将表现为一种象征意义。本文写至这里，正值中国北斗三号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中国自有的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实现全球覆盖。相比之下，起步很早的欧洲卫星导航系统——“伽利略”则稍显落后，并曾在2019年7月发生过长达140小时的系统性故障，全面中断卫星导航服务。“伽利略”与“北斗”，成了此消彼长新格局的一个缩影，欧洲极或欧盟极的逐渐淡化恐怕是难以改变的趋势。至于许多政治家和学者认为即将到来的“亚洲世纪”，则因其内涵随时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当国际政治经济地缘关系趋于复杂化后，未必会成为真正的现实。其实，亚洲国家自己未必有关于“亚洲世纪”的认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撰写长文，文章开头就引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88年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一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李显龙在文中高度认同当年邓小平的判断：“30多年后，邓小平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7]

第二，国际经济合作陷入低潮，世界经济的部分脱钩现象难以避免。过去近30年来(主要是以“冷战”结束为起始阶段^⑥)，国际经济合作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正是因为有了国际间在产品、技术、工艺、产业链、贸易、金融等各方面的广泛合作，我们今天的世界才无比精彩，人们才能享用如此多的神奇技术和新发明。以智能手机为例。正是因为有的国家擅长其中的核心系统芯片(SoC)设计(如美国，代表性企业有高通、博通等)；有的国家擅长生产专门制造这种芯片的机器(如荷兰，该国ASML公司专门生产高端的光刻机)；有的国家擅长生产智能手机里面的其他芯片(存储芯片、基带芯片等，如韩国和日本，代表性企业有三星、东芝、索尼等)；有的地区精于高效率制造芯片(如中国台湾，代表性企业为台积电)；还有的国家在零部件配套和整机组装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如中国，代表性企业有小米、OPPO等)。所以，世界在短短10年内就形成出货量超过15亿部的巨大的智能手机产业，而且涌现了以苹果、三星、华为等为代表的全球性优秀高科技企业。如果算上相关的衍生产业链，如手机APP、网约车、移动支付等，全球智能手机的市场规模已达到每年4万亿美元，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产业。但是，这一全球最大产业很快就有可能“缩水”，产业链有可能被人为“肢解”。美国政府在疫情中接连出台相关限制政策，包括未经许可任何企业不能用含有美国技术的设备为中国企业华为公司生产制造芯片，等于人为地拆解了新技术和新产品中的国际合作联系。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新技术和新产品往往源于人类的共同智慧，是一种博采众长的结晶。即便是芯片第一强国的美国，其智能手机中最关键的SoC芯片的最初设计架构，也是来自源于英国的ARM公司^⑦，并非百分之百的“美国造”。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人为地阻碍国际的技术合作和经济合作，这是以全球创新效率和产业效率降低为代价的。在此背景下，尽管有多方呼吁，尤其是中国带头呼吁，但世界经济一定程度上被“切割”或部分“脱钩”还是难以避免。

第三，国家“大政府”职能明显加强，寻求“经济独立”成为许多国家的政策目标。疫情让不同国家泾渭分明，分成了“优等生”和“差等生”，政府动员和集中使用资源的能力成为能否控制疫情的分水岭。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有一句名言：英语里最恐怖的几个词是——嗨，我来自政府，我来帮你。提出新冠纪元一词的弗里德曼(他具有舆论领袖的作用)现在却认为，一个大政府才能帮助美国度过这场危机。事实上，英美国家已经在逐渐扮演大政府的角色了。如，美国采用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英国直接为企业支付员工80%的工资。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抑或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今后只会朝着大政府的道路越走越远。除非有一天人们发现，依靠市场的力量就可以解决新冠病毒或其他未知的可怕病毒。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时代应该是不可能回来了。“大政府”一定会追求“远大目标”，因而不仅会背上沉重的债务(因为支出多)，还会把本国的经济独立当作重要目标，并宁愿为此而付出必要的代价。英国会发展自己的独立的半导体工业吗？很可能，至少可能会为此而努力一番。不久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向全体法国人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其核心观点是要尽全力增强法国的“经济独立”，并承诺将在7月再次发表全国讲话，公布详尽的政策路线图。法国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但在很多领域确实不能做到“独立”，如芯片制造、医疗设备生产、家具制造。如果今后的法国在这些领域也做到“独立”了，那可能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法国。

第四，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有所弱化，国际秩序修复与治理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趋势。毫无疑问，美国应对这场疫情的能力与其国家实力相差甚远，让其盟友和世界看得很清楚，必将对其世界领导地位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2020年4月8日，美国资深外交官、世界银行前行长佐立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题为《世界正在看美国怎样应对疫情》的一篇文章，内容十分耐人寻味^[7]。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表达了一个基本观点，即美国在作为抗击疫情国际领导者方面完全失败了。美国的这个失败，影响很深远。如同当年丘吉尔在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处于最艰难的“至暗时刻” ^⑧隔空喊话，期待美国伸出援助之手一样^⑨，欧洲、加拿大、拉丁美洲等众多国家希望美国能振臂一挥，用它强大的国家力量领导世界有效阻断疫情蔓延。事实让这些国家失望了，尤其是美国在疫情中禁止本国公司为加拿大、德国等国家生产运输医疗物资，足以降低其盟友和期待美国援助的国家心目中美国的世界领袖形象。所以，至少在欧洲内部，一些国家降低对美国领导者的期望值是一个大概率。其实，从历史上看，美国以自身国家利益为重富有传统，“美国优先”理念长期左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只不过特朗普近年来把它公开喊出来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最晚(1917年底才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丘吉尔竭尽全力劝说甚至乞求美国参战救援，美国也是按兵不动，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被迫卷入战争，才真正对日宣战；甚至美国在二战初期援助英国的一些武器物资，也是以英国让出加勒比海部分英属殖民地的军事基地权限作为代价的。国内有很多学者否认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在相对下降，其实，在美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倒是很多。疫情和疫情的影响，会让这一现象变得更为清晰，虽然在若干年之内美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事实不会改变。疫情加速了国际秩序的被打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则要求加快对现行国际秩序治理的进程。无论是原有秩序的修复，还是新秩序的重塑，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是一个趋势。

第五，中美经贸关系迎来更艰难时刻，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专门针对中国且完全为负面评论的讲话，被国际上解读为是美国对华拉开“新冷战”的序幕。虽然一年后他的新对华讲话调门略有温和，但仍然把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对手(rival)，而不是竞争者(competitor)。事实上，在彭斯讲话之前，美国有舆论认为美国已处于对中俄的第二次冷战之中。^⑩疫情发生后，美国的对华态度进一步趋冷强硬，包括“中国病毒” “索赔中国”等说法在美国不绝于耳。美国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6月8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是的，美国已经进入对华冷战》(Yes, America Is in Cold War with China)一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权利当局的态度和观点。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美国两党政见分野日益加剧，政治分裂严重，但在对华态度上近乎一致的强硬。美国出现对华态度强硬的大转变，甚至宁愿舍弃经济利益也要压制中国，除了贸易摩擦、疫情蔓延等现实因素外，传统保守主义的强势回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马克·里拉所言，(美国)共和党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不仅在国会和最高法院中颇有势力，而且在州和地方政府中占有绝对优势。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已经日益右倾化。^⑪此外，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尤其是疫情发生后，美国一批主张发展对华正常关系的知华派，如基辛格、鲍尔森、佐立克等，由于年事已高，已经远离政治权力舞台，影响力明显降低，甚至出现为中国说几句话就遭到围攻的现象。^⑫今后一段时间，美国除了会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有意识地减少对华往来，实现部分脱钩外，还有可能着重在高技术领域有意和中国“切割”，其实就是通过高技术限制来制压中国关键产业的发展，起到控制“对手”势力上升的作用。最近，美国加大了对中国华为公司的制裁力度，基本可以看作这种政策的导向。无论承认与否，美国事实上已经在遏制中国(containment)，而不是重启与中国的联系(engagement)。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自然严峻许多。加上疫情本身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全球化进程的放慢，中国必须要在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寻求自身发展。正如习近平在今年两会期间就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表重要讲话中所说，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中国发展。

新冠病毒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产业链到国际经济关系，还有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到的变化。联想到全球病毒受感染者仍以每天十几万人的速度在递增，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的新冠病毒将有可能存在人间几十年的惊人警告，病毒出现之前的昨天似乎已是遥远的过去。疫情之后的历史将会重新书写，将会有大量的未知等待世界。然而，历史又是不可割裂的，昨天也不可能因人们与之告别而消失得全无踪影；今天的世界由过去的无数历史事件一件件累积而成，明天的世界也将会如此。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链，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结晶，绝不可能因一场病毒而烟消云散。人类最终也一定会战胜新冠病毒。世界会迎来一段混沌期，但合作与发展、维护正常而公平的国际秩序仍是世界发展的大方向。全球化节奏上可能会调整，形式上或有新变化，但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经济还是会在风险和曲折中不断向前。中国会面临史上特殊而严峻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但只要坚持发展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的大方向，继续虚心向世界学习，就会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①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CNN、英国的《金融时报》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星报》等，都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担忧和不安。

② 美国科技五巨头公司是指脸谱(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和谷歌(Google)。这五家公司的首字母组成在一起为FAAMG。

③ 流媒体由英文live-streaming而来，亦可通俗地译为媒体直播。眼下市场流行的“网红”直播带货的销售方式，就是一种流媒体形式。世界上著名的流媒体公司为美国Netflix(奈飞)公司。这家公司播放的电视片或电影都是采用线上直播方式。著名的《纸牌屋》就由该公司拍摄，并利用成熟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边拍边播，大获成功。疫情期间，Netflix的公司股价非但没有下跌，反而大涨40%以上。

④ 按人口数受感染死亡率统计，英国的指标更高于美国。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6月20日，英国受感染者已经超过30万人，病亡者超过4.2万人，受感染人数居欧洲第二，病亡者人数居欧洲第一。

⑤ 美国霍布金斯大学2020年5月20日统计数。

⑥ 关于“冷战”何时结束，实际上并无一个统一的说法。国际上有把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记为冷战结束的起始日；有以1990年欧安会巴黎首脑会议宣布北约和华约不再互为敌手为标志；也有把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算作冷战结束的日子。

⑦ ARM(英文名称的全称为Advanced RISC Machines)是一家在英国注册的半导体知识产权(IP)提供商，专门研发和出售芯片设计技术授权，自身不生产一只芯片，但全世界95%以上高端智能手机的核心芯片初始设计技术(架构)均出自这家公司。美国苹果公司的芯片也是在ARM技术专利的基础上，经二次设计转为可应用而成。以建筑设计作比喻，ARM的芯片设计如同设计草图，上面有了设计的理念和建筑物的大致形状，苹果、三星、华为这类公司在此基础上，把草图经过再设计，变成可以按尺寸进行施工的建筑施工图。此例充分说明，当今世界的许多高科技成果，均由多国合作而成。2016年7月，日本软银以234亿英镑的价格收购ARM公司。

⑧ 《至暗时刻》(Darkest Hour)是美国拍摄的一部记述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强有力领袖作用的电影，2017年上映，广获好评，曾获多项奥斯卡奖。

⑨ 丘吉尔的请求式隔空喊话出自他那篇著名演讲《我们将战斗至死》(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中的结尾段：(我们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新世界自然是指美国，旧世界指在战火中摇摇欲坠的英国和欧洲。演讲时间是1940年6月4日。

⑩ 比较早的一篇关于中美新冷战的文章，是美国《国家利益》2018年5—6月号刊登的封面文章《美国对阵中俄：第二次冷战到来》。Michoael Lind, “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 the Second Cold War Is a Rematch among the Same Teams，”National Interest, 2018(5/6).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vs-russia-china-welcome-cold-war-ii-25382?page=show.访问日期：2020-06-20.

⑪ 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7), pp. 1-4.转引自李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研究》，《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4期。

⑫ 佐立克(Zoellick)曾于5月19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美国不需要一场新冷战》(The U.S. Doesn't Need A New Cold War), 明确主张采用对话方式解决美中之间的嫌隙。他认为在疫情问题上，美国不应对中国采用谩骂和无端追责的行为；历史证明，美国和中国的长期合作造福于两国。他还专门针对美国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的《是的，美国已经进入对华冷战》一文提出质疑，也登在《华尔街日报》上。结果，无论是佐立克自己的文章，还是他的质疑短文，均遭来一片围攻，其中包括读者投书的围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舆论右倾化这一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