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作为鲁迅最重要的散文创作之一, 自有其独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鲁迅在时间比较充裕的背景下的精心炮制之作。各篇章不仅在内容指向上有其系统性、层次性和历时性安排，而且在诗学追求方面也别具一格。其中的篇章，最早写于1926年2月的北京，最晚写于1927年7月11日的广州。此外，《朝花夕拾》在篇幅分配和时空对应上也耐人寻味：前五篇产生在兵荒马乱、郁闷压抑的北京，后五篇诞生于温暖但也无聊的厦门，而《小引》《后记》则撰写于令人五味杂陈的广州。^①不难看出，《朝花夕拾》自有其美学追求，比如即使从章节的结构安排来看，也有对称性和对比性特征。

作为鲁迅自认求工的五部经典(《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之一，《朝花夕拾》的研究也算得上五彩缤纷，甚至汗牛充栋(尽管表面上看来，作为散文文体研究，有关争议相对少一些)，相当多的精彩研究在不同时代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专门研究方面，王瑶^②、杨义^③的论文势大力沉，迄今生命力强劲；专著方面，王吉鹏和王鹤舒^④、赖建珍和郑家建^⑤以及魏洪丘^⑥的研究都有所开拓。

本文则希望另辟蹊径，探讨这部诗学经典和书写主体之间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或译“感觉结构”)关系。颇有意味的是，彼时(尤其是厦门时期和广州某段时期)的鲁迅有充分的时间梳理自己的“情感结构”。英国文化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长期革命》中如此定义“感受结构”：“它就像‘结构’所表明的那样是牢固的、明确的，但是它是在我们活动当中最微妙、最难以触知的部分发挥作用的。某种意义上，这种感受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全部组织中所有要素的特定现实结果。”^⑦从宏观意义上说，《朝花夕拾》中的“情感结构”既是鲁迅本人与个体的，同时其虚构性、象征性又使之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情感诗化与呈现；而且，这种“情感结构”的经营也体现在《朝花夕拾》的诗学建构上，它不只是单纯的怀旧式二元并存、跨文体写作，而且架构了更立体的角色与身份空间流动，当然也因此而更加指向繁复。

一.   主题：破与立的繁复

1926年2月21日，鲁迅在北京完成了《狗·猫·鼠》一文。作为《朝花夕拾》(前身为《旧事重提》)的首篇，此文彰显出不同于集内其他各篇的过渡性，其中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乃至缠绕；但又不止于此：它既有少年鲁迅与中年鲁迅的双重视角，同时在文体上也有更强的杂文性风格。更令人关注的是，鲁迅在其中呈现出很强的纠结性与悖论性。在文体上，它是杂文化的散文，利用封套结构与互文结构安排全篇，辐射内外；在内容划分上，既攻击现实又自我疗治，二者浑然合体；在价值取向上，既有人兽之辨，同时又呈现出对人道主义去与取的辩证。这的确是一篇佳作。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涉及现实/现代的叙述，鲁迅也自有风格，整体上有其从容不迫之处，这恰恰可以显示出《朝花夕拾》首篇散文的张扬与内敛张力。某种意义上说，文中通过对猫与隐鼠的情感经历描述，彰显出鲁迅人道主义的一面，同时也有嫉恶如仇、误伤他者的自我反省。鲁迅与猫的复杂纠葛恰恰表征了他的坦荡本性与自我涤荡实践。面对现实的批判与回应和对过去的温馨回忆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既彰显出少年鲁迅与中年鲁迅的变与不变，也可以兼具攻与受的复杂情感和思想路径。

从整体的角度思考，《狗·猫·鼠》既是开篇之作、过渡之作，同时也是定调之作。它不仅从意义的多重性而且还从结构推进的层次上做了很好的示范开端。这恰恰也很精彩地彰显出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意义建构的三重性：破、立与自我安放。

一   批判传统/劣根性

毫无疑问，鲁迅著作给人印象最深之处是他强烈的批判性，尤其是猛烈攻击传统文化糟粕和国民劣根性。《朝花夕拾》也不例外。甚至在他相对克制的情感抒发中也有难以遏抑的激情，比如《二十四孝图》的开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批判传统决绝刚烈，彰显出与白话文敌人不同戴天的逼人气势。更令人关注的，则是他对有关传统(“吃人”的孝道)对人性戕害的状摹与批判，这在《后记》中亦然。

如果从通盘的角度考察，鲁迅几乎在所有的篇章中都呈现出对传统糟粕及其流变的不满。这种不满贯穿《朝花夕拾》文本书写的始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以私塾为焦点的应试教育与奴性培育，《琐记》对南京求学见闻中折射出的文化传统流毒再现，《无常》中也有对北京现实尤其是“三·一八”惨案的反思、批判与反抗，《藤野先生》中甚至不乏对中日两国人民劣根性的批判，《范爱农》则通过挚友范爱农之死强烈控诉社会现实的险恶与堕落。以上所述，自然都是有关篇章的部分意义指向。

相当引人注目的独特性则集中体现在《朝花夕拾》两篇再现父亲的作品中。《五猖会》写于1926年5月的北京，彼时血淋淋的“三·一八”惨案令人郁闷、压抑(传言仗义执言的鲁迅因此还上了段祺瑞政府50人通缉黑名单)，而同时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却刚刚冒头。《父亲的病》则写于相对温暖而无聊的厦门时期，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遥望让他煎熬却又有充分的时间清理自己的“情感结构”；而其中既有个体的体验，同时也呈现了晚清民初一代知识分子的繁复经历与精神历练。

中年鲁迅回望少年时的父亲生病过程及丧父之痛可能比以前更多了些痛定之后的冷静，也多了几分清醒和反思，这有利于他破解心结与可能的“弑父”或“恋父”情结(complex)。从此角度看，父亲再现首先是对以往文本中苍白父亲形象的丰富化，同时也是对自我形塑与情感交汇中困惑的反思，在描述之余也可能有虚构等艺术手法。

《五猖会》的父亲是一个不甘心的父亲。依照周作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相信并理解父亲周伯宜的包容与开通，虽然他们父子交往不太多(因为父亲多病)，但他大致算不上乖戾与暴虐的父亲。同时不能忘记，周伯宜又是一个身心俱病的父亲：身体上他有严重的肺病，并最终于36岁去世；精神上因为周福清科场行贿事件牵连，他被革除了秀才名号并终生不得举仕，且也有抽鸦片的习惯。一个年纪轻轻、壮志未酬的父亲即使在身心俱疲之时也心有不甘，所以他才会在平素开通的情况下萌生检查长子学习进度的突然袭击之举，且思想貌似相当传统(毕竟大家兴冲冲地要去东关参加五猖会)，其实是对鲁迅寄予了(自身尚未完成的)光宗耀祖的希望——这对于彼时想打破主流礼教、想自由玩耍与成长、反抗科举应试教育的少年鲁迅不啻是当头一棒，所以他很难理解父亲的举动。而《父亲的病》则更多呈现出一个痛苦的父亲形象。《朝花夕拾》中的父亲形象既有相对模糊、因病痛苦的一面，也有不甘心与反抗的一面；其中呈现出父亲的睿智(如对中医的态度)与痛苦(自己一事无成)，又对少年鲁迅有另样的伤害；但借此，中年鲁迅却又可以更好地理解父亲，并与之在文字上言和。从情感结构角度思考，前文是疑惑，后文是忏悔，相对平衡。

父亲形象的再现之于鲁迅的“情感结构”而言，既有个体成分，又有时代表征，父亲的苦痛与悲剧指向了对传统文化糟粕及现实中国的反思与批判。《朝花夕拾》关于父亲的书写中折射出对某些文化传统的批判(比如中医的巫化、变态的孝道文化等)，同时也尤其呈现出对与父亲形象有关的文化传统的批判。需要指出的是，相对开明的父亲其实也是封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少他身上也有传统主流价值观在作祟：他对少年鲁迅的临时拷问——背书，其实也投射了对自己无力追求功名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焦虑以及对现状难耐的心态，但这对少年鲁迅却是不小的伤害。我们可以说，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两个父亲：人性的父亲和父权制的父亲，“问题是鲁迅创作中的许多悲剧性因素，常常是在人性的父亲，而不是作为父权制特征代表的父亲，或者说在他们已被父权制所抛弃的意义上，即作为父权制文化特征的受害者的情况下获得的，如孔乙己和小孩，魏连殳和大良、小良等就是。后者在寒石山的家族冲突中，处理变卖房屋的事实，实际是鲁迅父亲真实悲剧的移植。相反，喜剧性因素却常常是在他们典型地体现着父权制文化特征时出现的。如华老栓的愚昧、吕纬甫的庸碌等。在这些方面，鲁迅情感心理中的父亲情结，是在真实地对父亲的情绪记忆的基础上的审美和理性升华。在爱和憎、悲和喜的具体构成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直接的或隐蔽的鲁迅情感心理中的父亲情结。”^⑧《五猖会》中的父亲恰恰暗含了两种角色，既有自然人性，也有传统习惯烙印。

当然，如果从更宏阔的角度思考，鲁迅在对父亲的批判中也有自我清理。鲁迅首先再现了父亲形象，其次彰显出自己的忏悔意识，这有种灵魂涤荡的功能。两者结合起来，其实就实现了父子二人的精神和解(至少对鲁迅而言)。而同时，鲁迅在反思这种伤害时，矛头是有多重指向的，有对传统文化糟粕和现实的指涉——甚至在他笔下，少年鲁迅“干扰”父亲赴死也是听从了衍太太的指令。但无论如何，经此重写，鲁迅达到了疗伤的目的与后果。

二   “立人”与“立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朝花夕拾》的意义指向中还有另一个不容忽略的面向：“立人”乃至“立国”。这是青年鲁迅在日本时期就确立的核心理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⑨相当令人遗憾的是，在鲁迅的“立人”规划践行屡遭挫败后，其积极的建设性一面被延宕。痛定思痛后，鲁迅花了更多时间、创作更多篇幅进行剖析和批判“立人”事业的敌人。而在相对温馨、从容的《朝花夕拾》中，鲁迅有机会再度扬起“立人”的大纛，也让它占据了更重要的一席之地，值得认真梳理。比如《琐记》书写的真正指向其实是鲁迅念兹在兹的“立人”，毕竟国民劣根性及其生产机制批判、对故乡及其文化喻示的复杂情感其实往往最终演化成“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凝练；而1926年厦门鲁迅回望晚清余晖下的青年自己时，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类似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本中，无论是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中的儿童乐园都有其示范意义，从宏观视角看都是鲁迅借此彰显从儿童开始“立人”的正面意义及可能性。这也是鲁迅清理其儿童阶段理念的升华，显而易见超越了自我抚慰的功能。《无常》亦然。“活无常”的命名本身就呈现出这种期冀，还更进一步地把这个人物理想化，成为底层权益与理想的代言者。写鬼的目的是为了造人，乃至“立人”。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藤野先生》。一般来看，《藤野先生》的主题指向比较繁复；但论者往往就事论事，主要关注中日交往、鲁迅的爱国情怀和师生情谊。既有的论争往往缺乏对鲁迅在其中所寄予思想的超越性认知。在笔者看来，此文中恰恰密布了“立人”思想，其立体践行有三种策略：破与立的统一，既批判了劣根性，又强调了“立人”；表与里的缠绕，既有对中日师生情谊的状描，又要塑造“新国人”；小与大的辩证，既有对小我的确认与抚慰，又对中日两国文化情感互通进行挖掘，当然最终的指向都是“立人”。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寄予了他毕生坚守的“立人”思想，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探析。

其一，以藤野先生为代表的日本优秀文化。这首先包括藤野先生作为医学教师的严格和对学生的认真负责。他很关心“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的生活，并且主动要求校正“我”的讲义，“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考虑到鲁迅如果回国教书，那么这些讲义很可能变成教科书。

其次是尊重体贴、虚心请教，包括如何面对和看待鬼、请教中国女人的裹小脚等，也包括日本民间社会的某些厚道质朴风气，“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这诸多表现可以反证日本文化的优秀之处，也成为鲁迅建构新人性的资源。“《藤野先生》一文，不只是鲁迅怀人，更是被召唤来对抗‘大人先生’的文本。人格高尚、献身学术的精神，不只是藤野先生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更是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群众足资学习的对象。鲁迅藉由散文中日本教师形象所要强调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东亚知识分子可以相濡以沫的知识与感情基础所在。然而，以永别日本老师的方式来表达坚定地献身国族精神改造的工程，恐怕是鲁迅无心却必然要实践的思考。”^⑩

其二，反拨与自立。吊诡的是，学习日本和受日本压制是困扰鲁迅的一体两面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最终结果表明，他的“立人”需要建立在对日本进行反拨和自立的基础之上。

一方面是来自藤野先生之兼容并蓄的示范。日本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是善于学习，包括一开始向中国学习和后来的学习西方、脱亚入欧。从之前的论述可以看出鲁迅的双重否定思维，既批判国人又批判日本，但也有坚守；所以提倡“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藤野先生则是此类榜样。比如在向学生说明解剖学的历史时就客观真诚、不卑不亢，“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他的实事求是以及并不以现在的日本强大而否定过去的老师——中国的辉煌，让鲁迅看到汲取传统文化精神的必要。

但另一方面，即使包括藤野在内，日本对鲁迅又造成了压制和压力感。歧视自不必说，过度严苛也部分挫伤了鲁迅学医的积极性，他最后更多强调文艺救国并借此改造国民精神。我们可以从鲁迅所画血管图被藤野先生改正后的心态描述中窥得端倪：“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鲁迅的文艺青年气质与日本明治维新主流思潮中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理路不谋而合，无论对当时野心勃勃的日本社会主流思潮还是依旧愚昧落后的沉寂中国，都是另一种反拨。

三   自慰与自赎

不必多说，《朝花夕拾》更是鲁迅自我安慰的精品创制。从“情感结构”的角度来看，鲁迅的写人散文尤其呈现出类似需求。比如长妈妈、藤野先生等，甚至是令人百感交集的父亲形象亦然。简而言之，这种自我安慰乃至自我救赎还分为两个范式：一是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的精神或文化资源，一是幽微的情感需求与探析。前者以《范爱农》为代表，后者可以衍太太为中心进行反思。

《范爱农》作为写人的精品之一，彰显出鲁迅相当丰富而有张力的“情感结构”，其中既有对素心志士的悼念，又有对理想人性的弘扬；既批判了现实中的新旧合流，又直指积习造成的新惯习横行，其中亦有责己与慰己的辩证；作为对称的自我批评以及引为同道的内在砥砺一体两面，文本中有很繁复的鲁迅、周树人转换，也有范爱农与周树人之间的殊途同归、惺惺相惜。

鲁迅在《范爱农》中多次呈现出对自己的批评、矮化和求全责备。这种自责自有其高度和升华，也就是对新的少数者的(再度)肯定，从而在此基础上可能实现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这篇革命纪事不仅有着幸存者的愧疚，在更深层次的对历史的认识上，有着对于自居少数者的反省和愧悔。只有由于少数者不断的反省带来的多数和少数的不断换位，多数与少数在价值上的区分才真正有效，‘信史’不是凝固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就能达到的，而是在不断的反省和推求中才能实现。”^⑪鲁迅撰写的《范爱农》彰显出丰富的作者期待：一是要呈现同道的坚守，以悼念作为铭记和激励；二是要以其悲剧为由头，反省重大现代事件(如辛亥革命的问题)，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或许更有争议的则是衍太太。鲁迅可以从范爱农身上汲取非常正面的精神激励，却要精心梳理衍太太的繁复纠缠。在笔者看来，衍太太显然有其不容忽略的复杂性：她的身上有双重性格，兼具母性与女儿性，对少年鲁迅和中年鲁迅显然也具有不同的情感维系和清理洗涤功能。同样，鲁迅观察衍太太时也有其双重视角，既有少年时期复杂的情结和欲望投射，又有中年时期的自我修复与可能超越，值得仔细探勘。

衍太太对少年鲁迅的戏弄或伤害只是她所体验的多姿多彩生活中的一种形态和组成元素，但对成长中的鲁迅来说，却是成人世界带给他终生难忘的情感创伤，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朝花夕拾》中清理和搭建自己“情感结构”的鲁迅如此重视衍太太。某种意义上说，《朝花夕拾》中的衍太太被聚焦和审视可以反衬出鲁迅对少年时遭遇创伤的自我修复，其笔下的勾勒与现实中衍太太的差异性可以彰显鲁迅艺术加工的痕迹及其主体精神，但同时也可看出这种伤害之大，折射出其真诚托付被辜负后的碎片化状态。

严格说来，《朝花夕拾》对衍太太的道德刻画与判断更多是厦门鲁迅对曾经伤害过他的衍太太的文字清算。《琐记》的开头写道：“衍太太现在是早已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青，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实际上，此时衍太太已经亡故五年了。可见，鲁迅对衍太太有虚构和再加工。

《父亲的病》中对衍太太的刻画严格说来是移花接木：“鲁迅文中所涉及的这些事，有的并非是真切的。例如，他父亲周伯宜的死，衍太太并不在场。他描写父亲临死的情形大致是对的，确有人催促他大声呼叫父亲。据鲁迅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的回忆，这催促者是鲁迅平生敬爱的保姆长妈妈，并非衍太太。”^⑫实际上，如果不是依靠回忆录而是从鲁迅自身的创作寻找答案，也可以得到类似结论。鲁迅在1919年8月8日创作的《自言自语·我的父亲》里提及：“啊！我的老乳母，你并无恶意，却教我犯了大错，扰乱我父亲的死亡。”^⑬从对传统道德继承和坚守的程度看，老乳母长妈妈教导小鲁迅如此应对弥留之际的父亲更符合逻辑，尤其是结合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一文判断更是如此。耐人寻味的是，中年鲁迅却把这种让父亲不得好死的内疚转移到衍太太身上，呈现出可以理解的攻击性，这当然也是创伤后遗症的一种。

《琐记》中的衍太太老于世故、两面三刀甚至水性杨花的品格被呈现与批判，鲁迅的艺术加工其实抹去(至少淡化)了她乐于助人、勇于担当(曾经让丈夫为落难的周福清上下打点)、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性福)的精神气质，后来的研究者往往以成年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其实部分忽略了少年鲁迅对衍太太的依恋，其中包含了曲折细腻的欲望投射。

二.   诗学结构：“三”的辩证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怀旧的散文创制，《朝花夕拾》还呈现出和“情感结构”配套的诗学结构。其中尤其呈现出“二”与“三”的辩证。这里的“二”往往是指现在和过去的对话、少年和中年鲁迅的并存。当然，偶尔也包括二元、双重、跨越文体(尤其是叙事、杂文、散文之间的穿越)等的蕴含。除此以外，也有“三”的哲理和结构，比如过去、现在、未来的三足鼎立、“三个鲁迅”(少年、中年周树人和作家鲁迅)等等。

作为一篇精致的散文，《无常》有其混杂的文体特征，即杂文性与叙事性涵容其间。在意义指涉上，也有至少三重独特而又繁复的指向：其一是民间视野下的阴间设置，其连接点则是“活无常”；其二是这篇写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三个多月之后的文章极具批判性，一方面指向对残暴专制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其帮闲——“正人君子”进行多面嘲讽；其三，此文还有对人生哲学的反思，包括强调人性提升、“公理”诉求以及对“立人”新发展之后的“立国”关怀。

《琐记》上接《父亲的病》(10月7日作)，下启《藤野先生》(10月12日作)，从内容上看，恰恰也是介于中国传统与日本现代之间对立的时间段。它相当清晰地截取了青年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南京求学、而后又赴日留学的中间点；而若从鲁迅个体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此一时段恰恰是鲁迅由传统向现代飞跃、同时又双重否定的转捩期。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文章恰恰是45周岁的鲁迅回望自己青年时期的反思性产物。从此角度看，《琐记》的地位至关重要，意义涵容丰富。相较而言，从鲁迅思想的整体性角度观察，《琐记》相当清晰地呈现出鲁迅出走——不断“走异路”的内在动因：从不得不走到主动追求。同时，其中又彰显了鲁迅思路的复杂性，也即，从中可以看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双重否定思维的生成、运作与诗学呈现。

一   “三个鲁迅”复活

《阿长与〈山海经〉》一文貌似简单，其实也有充满意味的指涉与角色建构。有论者看出了《阿长与〈山海经〉》中有“两个鲁迅”，而且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张力：“简单来说，《阿长与〈山海经〉》是一篇充满张力的文本，而张力之产生则缘于两个鲁迅的纠葛。所谓两个鲁迅，一是面对底层人民时作为启蒙者的鲁迅，一是对底层人民充满无以言说的温爱的鲁迅。不管在其他文章中如何，至少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后者时时刻意要压倒前者。”^⑭在笔者看来，《阿长与〈山海经〉》中至少包含了“三个鲁迅”，其中有少爷视域、中年心态与启蒙的调试。作为一个回忆性文本，里面既有过去，又有现在，同时也有对未来之路的反思。从此角度看，阿长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鲁迅的情感出口、精神载体与未来调整的凭借。^⑮

1   少爷身份

在有关长妈妈的书写中，鲁迅多次强调或凸显其出身——少爷身份。“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尽管文本中不乏戏谑的成分，但实际上这身份相当重要。

无论鲁迅有怎样浓重的人道主义关怀或对他人彬彬有礼的称谓，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长妈妈是他的保姆。为此，作品中常常可见的是从少爷视角生发的优越感——就长妈妈名字的来历来说亦然。按照儿童心理学或人类的一般文化传统逻辑，正在形成的未成熟自我或有身份的人对自己的空间感相对敏感，所以少爷鲁迅对长妈妈成“大”字的睡姿，尤其是把他逼到一隅的做法相当不满。这其中既有对空间压迫感的反抗，又有对身份僭越的不满，他甚至找母亲诉苦，但也无效。鲁迅有关长妈妈书写中凸显出的少爷视域可以部分彰显鲁迅的“记忆政治”，他部分还原了少年鲁迅与长妈妈之间的张力与对比关系，借此既可以褒扬、感激长妈妈，又可以清理过去给他带来的不安感或愤怒累积。

2   中年心态

鲁迅对自我的定位有所谓的“中间物”意识：“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⑯而对阿长来说，她的身份和命运从头到尾更是可怜之极的“中间物”。阿长是一个可怜人，也是彰显诚与爱的载体。

中年鲁迅回望儿童时期的经历与情感资源时，既复原了正常儿童的感受，同时又倾注了中年心态；其中既有无奈、自省的成分，同时又有状描底层人的苦难、挖掘其拙朴性格的另一面。这对彷徨时期的鲁迅无疑也是一种反拨、安慰、激励乃至治疗——那些童年时期的关爱与暖意，一直到世态炎凉的中年时期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3   启蒙者的调试

前述的少爷视域使鲁迅可以有新的观察。一方面，借助少年视角，鲁迅凸显了现代性新质(尤其是儿童的游戏天性和追求自由)之于陈旧传统的俯视观照。而作为传统(礼节)载体的长妈妈则显然是其对立面，她有粗糙、守旧和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一面；当然，她也有作为监护人进行反拨的另一面。但整体而言，少年的俯视呈现出启蒙者以新胜旧的决心与追求。另一面，鲁迅又巧妙地利用了少爷身份，把启蒙者不太成熟的部分(比如傲慢)和缺点与少爷的脾气/习性结合起来。这样，就彰显了启蒙的可能自我反观(self-reflective)能力；而其中的中年心态却又同时再现了底层的苦难与温暖，添加了“了解之同情”。

但鲁迅同时也拥抱了民间。鲁迅曾经在《破恶声论》中深刻地指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相当辩证地表现出鲁迅的双重否定思维：他既批判传统文化糟粕及其劣根性传承，同时也能解剖伪现代性及其欺诈的品性。而长妈妈对文化的传承既有其束缚儿童天性的礼节与限制，也有对规矩仪式的确立意义。当然她也尊重儿童想象力的开发与规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长妈妈变成了民间传说或鬼怪故事的讲述者，而这往往是祖母或母亲的职责所在。从此视角看，长妈妈其实就是启蒙者的母爱根源所在，“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⑰鲁迅发愿地母拥抱长妈妈，其实又何尝不是启蒙者对爱的呼唤呢？

二   指向的多重转换

《朝花夕拾》中还有对应鲁迅“情感结构”和意义指向的诗学营构，那就是关于“三”乃至多的辩证。我们不妨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例加以说明。鲁迅的文章素来蕴含隽永、匠心独具，这篇也不例外。文章作为鲁迅开蒙的记录与深切反思，往往寄寓了立体而又繁复的个人际遇总结与幽微的情感诉求，因此这篇貌似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佳作其实涵容了多重转换。而这，才是争议的源头之一。

其一，内部角色转换：从顽童到书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体部分其实就是缕述鲁迅少年时期入塾前后的转换问题。这既是两个空间的事务梳理，又是两种身份的明显转换，也即从相对自由自在的顽童到限制增多的小小读书郎的跨越。这显然不只是年龄递增的变化，于敏感聪明、历经坎坷、正处于人生转折期的45周岁的中年鲁迅来说，回望其童年与开蒙意义重大。

不必多言，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打造出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乐园，尤其令人向往的则是学前儿童的人间乐土百草园。某种意义上说，百草园承担了梦幻童年践行的使命，并与之相互契合。从儿童爱玩的天性来说，百草园作为“我”好玩的现实应对，满足了有关想象。百草园就是儿童的伊甸园。它有自然，有人性，有民间风俗传说，也有生存技巧。在幼小的“我”看来，这是多元的，乃至自由的。但若从更大的文化汲取、传递与创造谱系来看，这些显然又是不够的，“我”必须接受教育，学习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文化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近乎是顽童，必须在合适的年纪认真读书。作为读书场域的三味书屋，其实也有可爱之处：可以玩耍的小伙伴(含小园子)，可以分享读书、对对子、背诵的乐趣，甚至偶尔也可以聊发少年狂，包括画画或用纸盔甲做戏；而在这一游乐层面，三味书屋延续(虽然缩小)了百草园的部分传统内容，作为学生要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心境转换：当下中年与儿童情结

和中学教材的掐头去尾节选不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全文的结构上其实有着像CD封套的模式，而这个封套恰恰彰显了鲁迅的中年意绪。比如开头书写百草园时平淡中不乏悲哀，“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失去后才懂得加倍珍惜；时隔多年的回忆往往过滤成美好的既往再现，结尾却更彰显出从童年步入成人世界的世态炎凉。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不经意间就张扬了其小少爷身份，这是回望儿童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看起来束缚较多的私塾生活，也是家境优渥人士才有的权利，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在全城最好的私塾学校(三味书屋)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能力。

中年心境恰恰照亮了童年美好中的强化点，也即儿童情结的彰显恰恰是因了中年心境的映衬——无论是其老辣、颓唐或是悲剧感；但鲁迅救赎或自解的方式却又是聚焦于儿童乐园，不管是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从此角度看，这和鲁迅对“诚与爱”的一贯提倡殊途同归：“不论从创作方面看还是从现实生活方面看，‘诚与爱’都是鲁迅强调的‘最理想的人性’的核心。《朝花夕拾》是鲁迅回忆自己过去生活的散文，既有浓浓的苦涩，也有丝丝的甜美，其中的一部分正面形象，融入了鲁迅对‘最理想的人性’形象的塑造。”^⑱

其三，视域转换：文化精英与“立人”张力

需要指出的是，书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鲁迅恰恰是文化精英，他对儿童时期从顽童到书生的转换更多是肯定的。毕竟，知识(含优秀传统文化)的累积和传承是文化人的使命，我们不能因为反封建的理由罔顾教育的必要性。鲁迅在三味书屋接受寿先生的教诲恰恰是必要的和值得肯定的。

而“立人”思想的来源在文本中也有多种呈现，包括：一方面尊重儿童热爱自由、求知欲强的本性，另一方面却也要“玩中学、学中玩”，呈现出在现代性视域下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思考。当然也可以灌输新思想，但那要等到《琐记》后半部分(在南京新学堂求学)和《藤野先生》(留日反思)中才有更集中、深刻而厚重的呈现。相当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对民间思想/文化的态度。从更宏阔的角度看，美女蛇作为民间传统自有其活力和独特价值^⑲，符合鲁迅倡导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继续丰富“三”的辩证，不难发现《朝花夕拾》成型于三度空间：北京、厦门与广州；此间的鲁迅也具有三个身份：官员、学者与文人；从时间的经营角度看，作品中往往包含了历史时间、现实介入以及叙述时间；该散文集具有三个境界：追忆/再现、抚慰与升华(包含情感大爱与哲思等)。而从更宏阔的视角看，我们不要忘记《朝花夕拾》在鲁迅作品中的独特风格和地位：它不同于全面释放、活力十足的杂文批判，也不同于晦涩抑郁的《野草》纠葛，它是温暖治愈的《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作为鲁迅的精品创制之一，呈现出非常丰富而独特的“情感结构”，这种结构既属于鲁迅自身，同时也具有时代特征——象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奋斗与努力。从意义指向角度考察，它指向了破与立的辩证：既大力批判国民劣根性及其生成机制与背后传统，又借父亲形象进行宏观、微观结合处理；既强调“立人”，同时也指向“立国”；而在关于自我的纠缠中，它既有自责也有自慰，彰显出某种救赎感。类似的，鲁迅在《朝花夕拾》中也呈现出有效的诗学结构，其中最典型的则是“三”的辩证，包括“三个鲁迅”的复活以及多重角色身份的内部流转等，令人叹为观止。

① 有关广州及部分厦门场域的鲁迅存在可参看朱崇科：《广州鲁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1—219页。

② 王瑶：《论鲁迅的〈朝花夕拾〉》,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③ 杨义：《〈朝花夕拾〉的生命解读》,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④ 王吉鹏、王鹤舒：《鲁迅〈朝花夕拾〉论稿》，中国窗口出版社，2008。

⑤ 赖建珍、郑家建：《仰看流云：重读〈朝花夕拾〉》，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

⑥ 魏洪丘：《鲁迅〈朝花夕拾〉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⑦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Pelican Books, 1976), p.64. 引文翻译参考自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45页。

⑧ 张建生：《鲁迅情感心理中的父亲情结》，《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⑨ 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⑩ 陈建忠：《东亚的知识交流与民族情结：重论鲁迅〈藤野先生〉与赖和〈高木友枝先生〉中的日本教师》，《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

⑪ 陕庆：《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⑫ 段国超：《关于衍太太》，《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⑬ 鲁迅：《自言自语》，载《鲁迅全集》第8卷，第119页。

⑭ 朱金烽：《两个鲁迅的纠葛——读〈阿长与《山海经》〉》，《语文知识》2016年第15期。

⑮ 朱崇科：《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三个鲁迅》，《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1期。

⑯ 鲁迅：《写在〈坟〉后面》，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301—302页。

⑰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载《鲁迅全集》第2卷，第255页。

⑱ 崔绍怀：《〈朝花夕拾〉与鲁迅“最理想的人性”思想》，《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

⑲ 有关简单论述，可参看潘瑞新、许泽红、潘建容：《蛇文化传奇》，新世纪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