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是清代对官员(主要是地方主官)私人聘请的具有专门知识和才能的佐理人员的俗称，其正式称谓一般作幕宾、幕友、幕客等。师爷之名明代已见，但彼时不指幕府人员，而是多用来指称学官。^①如明弘治十五年(1502)，李英任山海卫教授时，曾作《初至答拜诸生家诗》："昨谒诸生数十家，醉驼羸马日西斜。邻妪唤侣分灯火，霜叶惊风落帽纱。耆老欢迎南学士，儿童争看李师爷。谁云山海文风薄，恩义今朝百倍加。"^②明末凌濛初的拟话本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生助师得令终"中，差人亦唤曾任沂州学正的高广为"高师爷"。降及清代，师爷之称渐与幕客、幕友相通，如康乾间人李百川所著《绿野仙踪》第二回，写冷于冰成为当朝宰相严嵩的书启幕宾后，他人即唤其为"冷师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师爷并非地方官员幕友的专称。

关于师爷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已有不少重要成果，如缪全吉^③、项文惠^④、郭润涛^⑤、高浣月^⑥、李乔^⑦、尚小明^⑧等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刑名、钱谷、书启三大类常见师爷的研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书启师爷的研究相对薄弱，有较大的开拓空间。本文拟以晚清一位书启师爷徐敦仁的日记为中心，对书启师爷的生活世界及相关问题做一探讨。

一.   生平与著述

徐敦仁，《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六下有传："徐敦仁，字艾衫，洞庭山人，光绪丙子优贡，亦与修府志，后官江西知县，有《日损斋诗文稿》二卷。"^⑨《清代朱卷集成》恰好收有其光绪二年(1876)丙子优贡朱卷，履历小传云："徐敦仁，字厚伯，号爱杉，一号小崦，行一，道光己丑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吉时生，系江苏苏州府吴县优行廪膳生，民籍……世居洞庭西山北徐村东宅河。"^⑩

由此我们可知，徐敦仁系江苏苏州吴县洞庭山人，字艾衫、厚伯，号爱杉、小崦，曾参与修订苏州府志，光绪二年优贡，在江西做过知县，著有《日损斋诗文稿》二卷。朱卷载其生年为道光九年(1829)己丑，系官年，官年虽有小报年岁的陋俗，然徐氏并未减岁。考之光绪十五年刻本徐敦仁《日损斋诗文稿》(此本流传较广，但各藏馆多注录为"日损斋文稿一卷诗稿一卷"，以下正文简称《诗文稿》)，其中《祭周君文》序云："周君名锡禄，字静甫，吴县诸生，以实录馆誊录议叙盐大使，同治丙寅某月日卒于京师，其生也在戊子，长余一年。"^⑪戊子为道光八年，系周锡禄生年。周氏长徐氏一岁，可断定徐敦仁确实生于道光九年己丑。

除《诗文稿》存有刻本外，徐敦仁传世作品尚有《崦西小堂诗稿》，今藏国家图书馆。该本注录为同治抄本，实系稿本，蓝丝栏，诗稿正文首页首行题"崦西小堂诗稿"，下钤"敦仁"朱文方印、"蔼珊稿"白文方印、"散之心赏"朱文方印，仅收诗十首，其中七首见于《诗文稿》。徐氏还有《日损斋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稿本三册，今藏上海图书馆，起同治七年(1868)元旦，止同治九年除日，每年一册，记其受聘为四川布政使蒋志章(后升陕西巡抚)书启师爷后在川陕的生活经历。^⑫从上述徐敦仁朱卷、诗文、日记，再结合其他史料，可对其家世及生平有大致把握。

徐敦仁家族的始迁祖为徐三奇，号乐静处士，宋祥符时自浙江兰谿县迁居洞庭西山，绵延至明代中期始有显宦徐缙出。徐缙(1482—1548)，字子容，号崦西，弘治十八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赠礼部尚书，谥文敏，赐葬灵岩山，著有《经筵讲义》六卷，诗文集二十卷。徐缙是徐氏家族无人能及的辉煌存在。徐敦仁自号"小崦"，命名其诗稿为"崦西小堂诗稿"，皆有追慕徐缙之意。徐缙之后，徐氏一脉长期不显。徐敦仁的父、祖皆为从九品的小吏，至徐敦仁一辈稍有起色，徐敦仁同胞兄弟六人：敦仁、敦义、敦礼、敦智(改名宝晋)、敦信、敦常。宝晋中同治十二年癸酉举人，充咸安宫教习，后为浙江候补知县，奖叙同治衔加二级，曾署上虞县知县；敦义、敦信为太学生；敦礼为附贡生；作为长兄的徐敦仁，也以优贡身份出任过知县。^⑬徐宝晋之子徐沅，为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举人，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经济特科进士，曾任山东聊城知县、津海关监督等，著述丰富，为近代知名文学家，堪称徐氏家族的殿军。

徐敦仁的科举之路充满了坎坷。咸丰八年(1858)戊午，年刚而立的他与好友凤锡纶(字天石)一同北上，入京应顺天乡试，铩羽归(《诗文稿·北行程记序》)。自此五应顺天乡试，皆不售。同治五年丙寅，徐敦仁的朋友周锡禄去世，徐作文悼之，序云："与君同游庠同应举，先后凡五次被放亦同也。"(《诗文稿·祭周君文》)同治七年闰四月廿六的日记详细记载了五次乡试的时间："悉洪文卿已得状头，可谓有志竟成，犹忆戊午、己未、辛酉、壬戌、甲子五次同应北闱，旅馆栖迟，同悲毷氉，而甲子南闱捷后，四年之间成败迥殊，为文卿喜，又自伤老大矣。"他与洪钧(文卿)共同参加了咸丰八年戊午、咸丰九年己未、咸丰十一年辛酉、同治元年壬戌、同治三年甲子顺天乡试，自己五次被放，洪钧在同治三年中举，过了四年又中状元；而自己却谋食异乡，不禁感慨自伤。同治九年九月五日的日记还记载了他安慰落榜的朋友李子芋，不由同病相怜："三更后挂榜，子芋落第……慰子芋，就枕追忆五次被放，不能成寐，雨声颇大。"科举的失败给徐敦仁带来的伤害是沦肌浃髓的。

虽然科举屡遭败绩，但徐敦仁的诗文才能却颇受时人推崇。他的《书高垣吴氏死贼事》一文被凤锡纶推为堪比司马迁"序次简古，通身全是筋骨，子长子长"，诗歌被沈铿赞为"风骨道上，音节苍凉不懈，而及于古。《圆圆曲》搜前人所未到，《轮船歌》穷物态所难言"^⑭。著名词家谭献还赠诗两首：

爱杉我良友，为别十年馀。云物依长剑，风尘老素书。空文垂复尔，吾道问何如。安得西湖畔，白头来卜居。

爱杉如古贤，志欲为世用。歌哭千秋心，文章九鼎重。白眼浊醪空，青春芳草梦。三万六千顷，胸次与谁共。^⑮

尽管友朋赞语有溢美之嫌，但其长于诗文也是事实，否则很难想象谭献会使用"歌哭千秋心，文章九鼎重"这样分量很重的字眼。徐敦仁蹉跎科场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奔波。同治三、四年间，冯桂芬主讲苏州惜阴书院，徐敦仁应该在此学习过。同治十三年冯氏去世后诸门人所作的祭文中，徐敦仁即列名其中。他还曾两次游浙，《崦西小堂诗稿》所收诗歌首行题为"后浙游草(丙寅)"，说明他至少来过浙江两次。第二次来浙时在同治五年丙寅，其中《客中冬至》诗云："瞥眼星杓转，人还异地留。一年今夕永，八口砚田谋……"砚田笔耕，大约不是依人作幕即是教授私塾。他还于同治六年丁卯春应考杭州诂经精舍、紫阳书院，《日记》同治八年八月廿六日曾回忆："夜录《丁卯春杭州日记》一月，时考诂经精舍、紫阳书院，兴会淋漓，借寓城南务署，步行出入动辄一二十里，足力不疲，且闲居窘迫，而时作胜游，亦一乐事也。"他与谭献的结识应在此时。^⑯

同治六年丁卯十月，蒋志章被授四川布政使，遂聘徐敦仁为书启师爷，携之入川；同治八年己巳十二月，蒋志章升任陕西巡抚，又携徐入陕；同治十年辛未十一月二十二日，蒋卒于任上，幕府星散。徐敦仁于次年回到家乡^⑰，参与纂修《苏州府志》，负责"军制"和"第宅园林"两门的撰写。^⑱后又参加光绪二年江苏贡生试，获优贡第一名，入京朝考一等，引见，于当年七月以知县用^⑲，签分江西候缺。徐沅朱卷载其曾署广信府贵溪县知县，但当为光绪十五年左右事，因该年始刻《诗文稿》于江西官书局。光绪二年至其莅任贵溪知县之前，徐氏可能仍以游幕为生。谭献稿本日记光绪五年四月三十日载："辰，入署杂治，吴徐敦仁来访，谈久之。徐君字爱山……今客傅公幕府。"证明至少光绪五年，徐敦仁是在安徽布政使傅庆贻的幕府。

徐敦仁的日记和诗文集皆命名为"日损斋"，应取自《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之语，似乎他自我的期许在于道德立身。然而他能长期托身巡抚、布政使较高级别的官员幕府，却主要得力于他的文学才华。据《日记》，他著有《后浙游草》《蜀游草》诗稿；据徐宝晋朱卷，他还著有《随园骈文补笺》《琅环仙馆诗文稿》《琅环仙馆骈文》等，今多不传，但可看出其对诗歌和骈文的熟稔。而诗文尤其是骈文，正是书启师爷必备的基本功。

二.   行记与诗歌

《日记》首册开篇即云："同治七年岁次戊辰，时年四十，就铅山蒋璞山方伯书记入蜀，去腊十有七日行抵南昌。方伯眷属在省城，僦戴莲士先生状元府旧宅居之，留予度岁，门榜曰'荆嘉山房'，堂曰'览珠'，予所居乃堂之西院也。"次册开篇又云："同治八年，岁在己巳，时四十一岁，就书启馆，在四川藩幕。"清代书启师爷又可称书记、书札、书禀、记室等，由此也可以坐实徐敦仁书启师爷的身份。

幕主蒋志章(1813—1871)，字恪卿，号朴山、璞山，江西铅山人，为著名诗人蒋士铨的曾孙，道光二十五年乙巳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广东督粮道、署布政使、两广盐运使、四川按察使，同治六年由浙江按察使转任四川布政使。由于蒋氏全家暂居江西南昌，故徐敦仁于同治六年腊月十七日赶到此处与他们会合。

同治七年正月廿六日，蒋志章携带家眷、幕客，分乘四船出发。这次旅行路线可分为五程：(1)南昌—吴城—南康—湖口—九江，时在二月初六日；(2)二月初十日在九江乘火轮船，经靳州、黄州，于二月十一日至汉口；(3)定六只荆舿子(一种湖北当地的客船)，于二月十五日开行，过襄口、荆州、宜都、宜昌，二月三十日至沙市；(4)换四舱川舿三只，另有任彬自雇一船，三月三日启行，三月十日入峡，备历三峡之险，三月廿四日始抵万县上岸；(5)三月廿八日雇轿启行，又历蜀道山川跋涉之难，于四月十二日抵达成都。

作为以文笔见长的书启师爷，在近三个月的山川跋涉中，徐敦仁的主要活动除了为蒋志章起草重要的书启禀稿外，就是观书、游览和写作。每过名胜，凡有靠岸和停歇之机，他总要登临凭吊一番，然后载入日记，有时还赋诗留念。如同治七年三月初十日记：

晴，风利。三十里过平善坝，为入峡之始。峡凡三上水者，先过西陵峡，又名归乡峡；又三十里过南沱，又三十里黄陵庙，又三十里三陡铺泊，未刻过一小滩。今日峡中行九十里，乱峰插云，荒江走石，境甚奇峭。午前所见皆是石山，色赭而黑，类螺蛳形者甚多。山顶山腰间有洞六，午后所见诸山，土戴石，石戴土，形状诡诞，令人目眩。山上间有人家，石罅耕土，或艺二麦，岸上牵船，自成一邨，不知人世风波也。维舟时尚早，同人上岸闲行，谒古黄陵庙，庙系别建，非诸葛武侯所记黄牛庙也。同人夜谭，堃翁苦吟竟至达旦。

三峡七百里，两岸奇峰连绵，怪石林立，绝不同于江南的秀山媚水，怪不得徐敦仁会有"目眩"的感觉，该日所记简洁生动，宛如小品文；特别是同行的幕宾李显祖(堃翁)诗兴大发，竟至苦吟达旦，令人忍俊不禁。而徐敦仁亦有诗纪之：

门户控三楚，夔巫形势强。山川赖疏凿，云雨本荒唐。石色千年黑，江流一雨黄。行人方入峡，枉说是归乡(西陵峡又名归乡)。(《巫峡》)

此时尚未遇险，故写景抒情尚有泛泛之感，然"石色千年黑，江流一雨黄"已颇见笔力雄浑。三月十六日和十八日，徐敦仁一行连遇二险。先是十六日过拖肚子滩，由于纤夫拉纤过紧，致使四号船覆，幸抢救及时，"人俱无恙，而船随流水而下，直至巫峡方止"。然后十八日入夔峡，"峡中危石参天，森然可怖，视前二峡尤奇，有黑石峡，石大而色黑，滨水欹斜如欲坠者……将抵夔关，忽起大风"，三号船又阁浅穿漏，舱中进水，差点覆沉；三月廿一日，二、三号船各断纤一次，着实惊心。徐敦仁有七古长诗记其事：

昨日覆一舟，今日覆一舟。舟覆则已矣，我心增烦忧。人生天地同浮沤，生死有命何容愁。轻身涉险古有戒，曷为掷同瓦注万里来遨游。又况山高有白帝，滩恶称黄牛。蜀中山水天下险，瞿唐淫预怪石森戈矛。既不同张骞凿空持使节，乘槎博望争封侯。又不同相如高车骑驷马，题桥名字夸千秋。不过饥饿落拓出随大夫后，元瑜记室仲宣作赋同登楼。沉舟侧畔傥竟葬鱼腹，数茎瘦骨何以归山邱。我于此时且作达，不须楚人对泣空学新亭囚。波涛仗忠信，我心终无訧。夷险视一致，陆沉随神州。记昔驱车上帝里，奔腾曾乱黄河流。前年归装附番舶，豪情直欲凌沧洲。河伯海若亦俱相怜惜，惟彼江神何遽作我羞。更闻成都古天府，山川形胜前贤古迹一一资冥搜。杜陵出峡复入峡，至今尚有草堂留。苏家父子俱蜀产，宦游踪迹穷边陬。行百里者半九十，长风破浪安能休。吁嗟乎，长风破浪安能休，我心终自增烦忧。君不见昨日覆一舟，今日覆一舟。(《两日见峡中覆舟者二心用惴惴作诗自广且警焉》)

诗从覆舟说起，自问：为何以身犯险，万里入蜀？接以自答：不是如张骞、司马相如那样持节出使，而是如阮瑀、王粲那样依人作幕，实为生计所迫。复又自怜：风波险恶，有可能葬身鱼腹无法回归家乡。然后再三自慰：一是既来之则安之，不须自哀，此心安处，夷险一致；二是回忆昔年曾渡河海，皆能无恙，此次渡江，想亦会得江神护佑；三是蜀中人杰地灵，值得凭吊效仿的前贤甚多。最后又回到当下，虽然理性告知应该解脱，但面对"昨日覆一舟，今日覆一舟"的事实，心中还是难免烦忧。全诗颇有李白歌行的气势，但结句却不似李白飘逸出尘，而是复归眼前现实，这也是宋代以降诗歌更加日常化的一个例证。他还有一首《过峡》七律："奔流直下下牢关，峡束重重控百蛮。峰峻石穿天上路，滩高浪滚雪中山。人同虎豹分崖住，身与蛟龙夺命还。深夜一灯照孤睡，瓮头人梦刀环。"也杂糅了浪漫与沉郁、想象与现实，但终归于三峡最险处的"人瓮"滩头，孤独的游子如与蛟龙搏命般的危险，思乡情深萦于魂梦之中。末句化用苏轼"自过鬼门关外天，命同人瓮头船"(《竹枝词》)和秦观"身在鬼门关外天，命轻人瓮头船"(《鬼门关》)，颇为贴切。

当然，峡中之旅并非尽是风高浪急、提心吊胆，也有风和浪软、赏心悦目之处，徐敦仁有《峡中当无滩处舟行亦平喜作》一诗云：

漫言三峡皆奇险，亦有平漪百里馀。沙软客行江底路，日斜人钓石中鱼。酒斟琥珀浇愁垒，窗拓琉璃读道书。一样客怀差可喜，小诗自写滴蟾蜍。

水平沙软，夕阳迟迟，江清石净，宛若一体。岸边钓者钓的仿佛是石中的鱼儿，舟上游子杯中是如琥珀般晶莹的美酒，手中执的是超脱尘外的佛道之书；推窗外窥，水天一色，世界清明；游子顿时忘却尘虑，身心俱澄，充满欣悦，好诗也不由自主地流淌而出。证以三月廿三日记，知此诗描写的可能是云阳县一带的风景：

晴。辰刻开船，风顺，是日所见山稍觉平远，水亦略平。未刻过下岩寺，石壁凿三迦叶像，有石洞二，中结龛，有塔有钟，在洞口，山上平冈，人多结屋以居，周围石壁上齐如削，大类城堡，或于山巅建孤庙，山之半土中嵌石，宛如带之围腰，宽狭相称，如曾经刀尺者，山之麓间有平阳，外围以石，如筑堤，长数里，又见水涯石陂袤延数里，石铺漫衍如云气，亦奇观也。行百二十里，近巴阳峡泊，过小江口约三十里，万县界。阅《随园诗话》数卷，春日迟迟，赖此消遣耳。

不同文体表达功能不同。一般来说，同一人对待同一件事，在不同文体中传递出的信息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有时相辅相成，有时却相反相成。如陆游的"《入蜀记》展现的是陆游理性、深思、好学、好交游的形象, 而入蜀诗特别是进入夷陵以前的诗, 则呈现出的是一个充满悲伤、无奈、怨恨的十分情绪化的陆游形象"^⑳，正反合观，方窥真相。徐敦仁的日记与诗歌中传达的情绪虽是趋向一致的相辅相成，但其日记重事而诗歌重情。如果仅看诗，便无由知具体时地；如果仅观日记，亦无由生动感受作者心境。徐敦仁所作诗歌并未载入日记，因此更需要诗、文合观，才能全面把握作者的经历和情绪。

三月廿八日，由万县启程山行，徐敦仁日记云："晴。黎明起，装毕行李，辰初启程，计大轿二乘，四轿十三乘，小轿二十八乘，每乘加纤夫四名，小轿则三人抬，无纤，行李百二十扛，每扛两人，铺程另用红扛，上有盖如轿，以蔽雨，共计夫约六百名，万县办差。"蒋志章尚是为政清廉的官员，然亦须动用六百名力夫为之服务，清廷地方官员的接待任务之重为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蜀道的崎岖，徐敦仁日记中亦有记载："下午过佛立山，石级直上斗绝，上坡至巅，出轿步行下坡，上下共约十馀里。"(三月三十日)"是日所行只十里平地，馀皆崇山峻领，且雨后路滑，时有倾跌之虞。"(四月二日)不过，更为形象具体的描写却见于他的一组《自万县至成都山行杂成》：

蟠龙山峻插青天，上有平畴数顷烟。斫破琉璃种瑶草，云中荷锸是神仙。

远系长绳到日边，笋舆还用十人牵。百盘到顶袒而示，汗血功勋在两肩。

鲇鱼上竹方隃岭，瞎马临池又下坡。一落直愁千万丈，立身高处怕蹉跎。

万山排列势巑岏，苍翠如披画本看。行到最高峰一望，不成邱壑不成峦。

刺桐花落千山白，勺药花开十里红。分付舆人行缓缓，两边消受有香风。

白日长征夜梦还，说将奇景到乡关。一声杜宇千三路，半月肩舆十万山。

以"神仙"形容山巅的耕作者，以"汗血功勋在两肩"形容轿夫纤工，以"苍翠如披画本看"形容山峰颜色，以"万山排列""十万山"形容山峰绵密，以"千山白""十里红""一声杜宇"形容到处的花香鸟语，都能感受到徐敦仁是以赞赏而非畏惧的心情看待这次山行。蜀道虽难，但到底不像三峡舟行一样动辄有性命之虞，因此会有如此诗意的表达。四月十二日，徐敦仁一行成功到达成都，徐氏当天日记云："是役也，自南昌到成都凡行八十日，舟凡三易；自九江到汉口坐火轮船一昼夜；起陆，坐笋舆半月。山川跋涉，风露侵陵，峡中又目睹沉舟两次，心中时觉怦怦，所喜布帆无恙，一路化险为夷，濡笔记此，以志天幸。"从明天开始，他将在成都迎来新的生活。^㉑

三.   书启与文事

在大多数关于师爷的研究论著中，皆认为刑名师爷地位最为重要，钱谷师爷次之，书启师爷只能追陪其后，收入也远逊于前两者。但是论者没有注意到三者之间的动态变化：刑名师爷主掌司法，钱谷师爷主掌赋税，皆与民生息息相关，因此在州县幕府中，两者的位置的确比书启师爷优先；但是省级以上的幕府，通常并不负责直接的案件审理和赋税征收，往往只是处理州县层层上报的有关文书，因此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的重要性有所减弱。相反，书启师爷主掌上下应酬文书，直接关乎所佐主官人际交往是否失礼，是否会因此赢得声誉或遭受损害；而且大幕主官有较多向皇帝上奏折的机会，关于文书的格式和措辞有严格的规定，因此此类幕府中书启师爷的地位反而看涨，报酬也颇可观。金安清《水窗春呓》"书契圣手"条云："往时官场承平之际，上下皆重文字。凡贺禀贺启，皆骈丽绝工，一记室，脩有千金者。即才学之士，得以遨游公卿，得高价。其好声气者，则书札遍天下，幕客率数十人，各司一技。"^㉒徐敦仁《日记》亦云：

阴，北风，气候甚凉，与前数日大不相同。缮存奏稿二扣。仲会来夜饭，为写折扇一柄。葆翁述方伯意，书启二席，每席节礼向有六七百金，新延孙鸥舫得一分，其一分欲分二百与矱之。(同治七年四月廿一日)

由上可知，蒋志章的四川布政使幕府，正式的书启师爷即有两席，每席仅节礼即有六七百金，加上每月脩金，一年收入确有千金之数。不过不知什么缘故，徐敦仁的一份节礼中，要分出二百两给矱之，或许矱之也帮助徐敦仁起草文书，故须给他一定报酬；另一书启师爷孙湛(鸥舫)是举人出身，徐敦仁尚是秀才，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金安清与徐敦仁皆生长于道咸同光之世，两人的记述相互参证，可为我们深入了解这一时期大幕书启师爷的情形提供帮助。

书启师爷的主要任务自然是为幕主起草书、启、禀、札各种文体。今据《日记》，将徐敦仁同治七年至九年为蒋志章起草文书的数量，分年月列表如下(个别日期徐敦仁仅记概数，如"稿数件""稿十馀件"，逢此则在该月数量后标"+"，表示大于此数)：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合计
同治七年	12	11	5+	15	46(闰)	34	7	11	35	42		35	44+	25+	322+
同治八年	18	17	21		44+	33	20	6	60	33		8	33	42	335
同治九年	36+	45+	53+		32+	58+	28	25	65	34	22	25(闰)	17+	44+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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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书包括了面向皇帝上的各类奏折，如同治九年元月十三日"夜，为中丞改定谢恩折稿，至四更方毕"；十一月廿九日"写元旦贺折并安折六扣及封"；十二月一日"写密考折并清单"，初五日"写片一件，又重写密考折、清单各一件，密考折至末行误一字，又重写"，初八日"重写奏调张秉堃、周瑞松夹片，约二百馀字，午刻折弁行"。也包括面向督抚州县各衙门的例行文书，如同治七年二月一日"起曾爵相、李爵帅禀稿二件"，三月十九日"起万县复稿及致首府稿"，同治八年四月十八"起各省巡抚节稿八件"。还包括为蒋志章代拟的各类私人信件，如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礼尚万稿一，改贾中堂、陈三太太稿各一，唁稿一，部属稿一"；同治九年正月廿五日"为中丞写兰谱一封，一严渭春中丞树森，一周渭臣军门达武"，四月十四日"信稿三件，又中丞嘱缮三姑姑信一件，姑姑者，姑母也"，九月十三日"作贺左宫保十月初七日五十九寿辰信，颇费工夫，尚觉典雅"。

文书的性质五花八门，文体要求也不尽相同，颇考验书启师爷的才能和经验，有时不得不借重他人的力量。如同治七年九月廿八日："稿二件，一理番厅公事，一谢简州猫，笔墨绝不同也。"一公一私，一庄一谐，风格大相径庭。再比如同治九年二月三日："作字至漱芳处，问折例。"蒋志章由布政司转升巡抚，所上奏折格式会有相应变化。为了稳妥，徐敦仁就曾向已故大学士彭蕴章的堂侄彭毓棻(漱芳)寻找帮助。彭毓棻当时在四川总督吴棠处做幕宾，与徐敦仁谊属同乡，是合适的请教对象。

文书数量，以年而论，呈逐年增长态势，特别是同治九年数量有明显增加。大概是因为蒋志章升任陕西巡抚后，地方时局不靖，需要处理的各类文书增多之故。以月而论，五月和八月的数量较其他月份为多，这主要是因为端午节、中秋节是问候应酬较为集中的节令。值得注意的是，草拟各类文书并非书启师爷的唯一职责。从徐敦仁《日记》看，他至少还部分承担了以下文事活动。

1   录写呈批

如同治八年十月廿八日："录批数件。"廿九日："录批十馀件。"十二月初三日："录呈批二十馀件。"廿六日："录批三十馀件，长者八。"

2   代阅各地禀复稿

如同治九年五月七日："阅各处禀复稿三件。"二十七日："阅各处禀三十馀件。"

3   批改书院试卷

如同治七年闰四月十六日："阅书院超等三十卷，为拟批十五卷。"十月十九日："覆阅书院卷一束，百馀本。"十月廿日："覆阅书院卷一束，百馀本，俱不佳。"同治八年十月廿三日："夜，阅书院卷三十本。"十月廿四日："定书院卷甲乙。"十月廿六日："夜方伯嘱编书院卷超特等八十名名次。"同治九年四月十日："阅卷二十本，略更原定名次，拟前十名批。"

4   代拟诗文联语

如同治七年闰四月廿四日："为方伯和朴山将军原韵诗七律一首。"六月初七日："作《洗马池图》七律一首，代方伯题恒容斋(保)画。"同治八年九月十二日："葆述方伯意，欲代作舒母墓志，固辞。"(实未辞掉，《诗文稿》中收有其代蒋志章所撰的《舒母张太夫人墓志铭》)同治九年九月廿二日："灯下作《陕西武乡试录序》。"廿三日："改正武试录序，录送中丞。"闰十月十日："代中丞书对一联。"十二月十日："为中丞撰挽林方伯太夫人联句。"

5   编校书籍

蒋士铨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其《忠雅堂集》有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等多种刻本，其中同治八年至九年间成都刻本，有其曾孙蒋志章跋(亦徐敦仁代作)云：

先曾祖太史公《忠雅堂诗文集》，旧板向弆藏园，园在江西省城进贤门外。咸丰癸丑，遭兵燹，亭榭花树、图书尊鬲，俱为灰烬，而诗文板亦化劫尘。数年来同人索刻本，率无以应。同治戊辰，承宣入蜀，乃谋重付剞劂。诗集家传，有手订原稿，携行箧中，独完好如故，公暇偕徐爱杉茂才敦仁、孙鸥舫大令湛，对雠覆校，间依原本，改正一二，以从其朔。噫！先太史公一生忠骾，卒以病废，功业未有见于时，而至今读其诗文者，往往叹息不置。则先太史公之借以自见于世，与世之欲有以见先太史公者，皆于是乎在。重锓之役，固小子所不敢辞也。刻诗集竟，继刻文集，工未竣，有巡抚三秦之命，匆匆卒业，鱼豕之讹，恐不免焉。尚有《四六法海评本》待梓，九种传奇欲翻刻，志而未逮，且俟异日。同治庚午孟春曾孙志章谨识。^㉓

有些藏馆据"同治庚午孟春"这一题识时间，将其定为同治九年庚午刻，稍嫌笼统。所幸此跋提到的重刊过程，在徐敦仁《日记》里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今举其要者如下。

同治七年六月十八日："方伯持《忠雅堂》诗、文集各一部嘱校。"知重新校刻始于此日。

六月廿二日："试五色笔。将校《忠雅堂诗》。"廿四日："方伯将《忠雅堂墨稿》嘱校，其中未刻诗尚多。"知其校本为蒋志章家传稿本，即蒋跋所云"诗集家传，有手订原稿"。

七月初五日："校诗，自初一起，毕庚辰至癸未四年一册，附《簪笔集》一卷。"十二日："校诗。剞劂氏已移入署中七圣祠，明日动手翻刻。"知七月十三日开始刻版。

十月初三日："校《忠雅堂诗》一卷，将原稿二册及鸥舫所校第四本送缴。"知徐敦仁与孙湛(鸥舫)分任校勘。

同治八年正月廿七日："葆翁持《忠雅堂诗稿》来嘱重校新板误字。"知至此已将诗集刻出新版，并刷出蓝样做二次校改。

三月十三日："鸥翁校过《忠雅堂诗》二本，复为重阅一遍。"三月廿四日："较《忠雅堂》补遗诗及词一本毕，约五六日工夫。"知校勘之认真及具体进度，按三月廿四日记中"较"与"校"通。

五月十一日："《忠雅堂诗集》修补始竣。"知至此二校毕。

六月廿一日："方伯来谭，嘱重校《忠雅堂诗》。"知此日开始三校。

六月廿三日："校《忠雅堂诗》，修补者尚不少。"七月初十日："《忠雅堂诗集》修补竣工。"知此日三校毕。

八月廿七日："杨会元堂来刷《忠雅堂》。"知此日开始正式刷印《忠雅堂诗集》。

九月初五日："校《忠雅堂文集》三篇。"此为《日记》中所载校《忠雅堂文集》之最早时间。

同治九年正月初三日："方伯得升陕抚喜信。"二月初三日："中丞嘱作诗集跋。"六日："为中丞作跋，付刊。"知蒋跋实系徐代作而成。十二日："同中丞索《忠雅堂文集》三部，一送仲英，一送幼耕，一自留，《诗集》二部送仲英。"知至此文集已经刷印出来，但《日记》中未见丝毫二校、三校记录，估计是匆匆一校后即予印出，文集错讹处自然会多于诗集。此即跋中所云："刻诗集竟，继刻文集，工未竣，有巡抚三秦之命，匆匆卒业，鱼豕之讹，恐不免焉。"

综上可定，诗集为同治八年八月印行，文集则为同治九年二月印行。

李乔《中国师爷小史》将师爷分为政务性师爷和专门性师爷两大类，又细分为若干小类。^㉔徐敦仁既有书启师爷、书禀师爷、章奏师爷的政务性特点，又有阅卷师爷、著书师爷的专门性特点，身兼多能，因此甚得蒋志章倚重。

四.   读书与临帖

缮写奏折是大幕书启师爷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奏折的对象是皇帝，司其职者不仅要求文字典雅工切，而且要求书法华贵挺秀。徐敦仁两者兼擅，不排除有天赋成分，但更多还是来自后天的爱好和努力。从《日记》中即可感受到，除了襄助幕主各项文事，读书与临帖是徐敦仁生活的两个主项。

据《日记》，可粗略统计三年中徐敦仁所读之书(书名后的括号内的数字，为该书或该书部分内容在《日记》中出现的次数，仅出现一次者不标)：

经部：《周易》(4)、《尚书》(5)、《礼记》(6)、《诗经》《左传》、(6)《公羊传》《谷梁传》《尔雅》，清李骅、陆浩《春秋左绣》，屈曾发《万言肄雅》，瞿树荫《经字考略》。

史部：《国语》《国策》(3)、《史记》(7)、《汉书》《通志》《宋史》、明郑晓《吾学编》、清吴乘权《纲鉴易知录》(17)、杜诏《读史论略》(21)、冯辰《恕谷(李塨)年谱》、蒋士铨《忠雅日记》《清容居士行年录》(4)、吴锡麒《史隽》、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2)、陈钟祥《岷江纪程录存》、宣维礼《游峨眉日记》、李元度《先正事略》(4)。

子部：管子《封禅篇》，公孙龙子《指物论》，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5)，唐孙思邈《千金宝要》，宋苏轼《酒经》《东坡杂著》(3)，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2)，明吕坤《呻吟语》，清周鲁《类书纂要》，允禄、吴襄《子史精华》，张埏《息影偶录》(2)，李汝珍《镜花缘》。

集部：汉三国文、《古诗十九首》、六朝颜延年诗、王僧虔文、任昉文、庾信赋(4)、唐李白诗(4)、杜甫诗(12)、韩愈诗文(11)、柳宗元文(3)、樊宗师文、宋欧阳修文、曾巩文、苏洵诗文(2)、苏轼诗文(3)、明杨慎《升庵全集》(10)、清王夫之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方苞《古文约选》、沈德潜《国朝诗别裁》(2)、胡骙《石笥山房集》(15)、旷敏本《岣嵝文草杂著》、邓元煐《邓春圃诗》、袁枚《小仓山房诗》(4)《随园古文》《随园诗话》、蒋士铨《忠雅堂集》(70)、吴锡麒手书日记残本及骈文尺牍草稿、洪亮吉《北江诗话》(2)、恽敬《大云山房文稿》(22)、顾莼《律赋必以集》、刘沅评古文、冯询诗稿、彭蕴章《彭文敬公集》(2)、傅信之《古文摭逸》(10)、梅庵和尚诗集、蔡嘉玉《蜀中丛稿》(3)、何栻《真气集》《文波集》、顾复初《乐馀静廉斋诗文词》(8)、凤锡纶《味道堂诗文稿》、徐同善《小南海诗钞》、沈锵《袖海诗评》、刘愚《惺予文存》、王权古文稿(2)。

可以看出，徐敦仁所读之书，集部最多，史部和子部的说部次之，经部最少。经部以《尚书》《礼记》《左传》出现次数稍多，亦不过五六次。而史部中的《史记》《纲鉴易知录》《读史论略》以及集部中杜甫、韩愈、杨慎、胡骙、袁枚、蒋士铨、恽敬、顾复初等人的作品，出现频次均较经部诸书为高。这既是他工作性质使然，同时也反映出其知识趣味。他似乎更愿意做一位文士而非学者。

徐敦仁所读书籍的来源，一部分出于自己购藏。如同治七年九月六日，他买"大板《纲鉴易知录》一部四十本，计银三两"，之后便不断出现阅读此书的记录。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友朋赠送。以同治七年为例，元月十八日，蒋志章送其《忠雅堂集》，在入蜀两个多月历程中，此书遂成为其经常翻阅之物；抵达成都后，防局委员顾复初送他自著的《乐馀静廉斋诗文词稿》，之后《日记》中陆续出现他对该书的评价："读幼耕《乐馀静廉斋诗文词稿》，中有见道语，非率尔操觚者。"(四月廿五日)"终日阅幼耕诗文，觉其诣力颇深，迥非时流所及，盖亦有道行者也。"(四月廿七日)"阅幼耕词及古文略毕，自评词第一，我谓不如诗。"(四月廿八日)另一书启师爷孙湛赠送《古文摭逸》，徐敦仁也曾认真阅读："鸥送《古文摭逸》，观之颇有未见者。"(六月二十二日)"阅《古文摭逸》二本毕。"(八月廿三日)"阅《古文摭逸》'阴符''内经''握奇'等篇。"(八月廿五日)"阅《古文摭逸》毕，篇为断句，尚有奥者未尽当也。"(八月廿七日)

至于受幕主或友朋委托校勘书籍，自然对该书会有更精细的研读。《日记》曾记载徐敦仁校《忠雅堂集》有所收获的一个例子：

夜，细观《清容居士行年录》，悉"藏园老人"出处，大凡《忠雅堂诗》开卷刻《零岩寺》二律，隔数叶有《万年桥觞月》一首。向以为于吴中风景措语不类，久蓄疑窦。今知寺在山西，桥在江西，非吾苏之寺之桥也。乃恍然大悟，始知读书之难，往往知二五而不知为十。前人注李、杜、韩、苏诸家诗，众说纷纭，其中不可解者仍难了然，亦苦于不能得当日之情景，但以臆揣度耳。如《忠雅堂此》二诗，无行年录以证之，一经后人附会，其误岂浅鲜哉？(同治七年九月廿六日)

友人任葆棠见之感佩，批注其上云："读诗能如此留心，是得诗中三味者。"缪荃孙的父亲缪焕章也委托徐敦仁校过恽敬的《大云山房集》，最后徐敦仁"标出所校《大云文》十册内讹字一百五十馀，题误三处"(同治八年十月十三日)。

至于临帖，更是生活常态。徐敦仁本就工于书法，刚至成都时，他人生地疏，未顾及此，只是偶然临帖："偶临何义门先生字迹一过。"(同治七年四月二十日)但是很快他就制定了将临帖作为日常功课的计划："定明日为始，须早起，先用临池功，不然无专攻之业，将何以自立耶？"闰四月十七日之后，除了事务繁忙、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徐敦仁基本上将临帖坚持了下来。他临帖的对象有唐代欧阳询、虞世南、钟绍京、李邕、徐浩、颜真卿、怀素，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何焯、梁诗正、张照(得天居士)、梁同书、陈希祖、钱襄、郭尚先等。尤其对钟绍京的《灵飞经》、赵孟兆页的《黄庭经》、张照临的宋徽宗《牡丹诗帖》、董其昌的《成道记》等楷书名作用力甚勤，这可能出于缮写章奏的考虑。其三年间临帖的大致历程如下。

同治七年四月至六月间，徐敦仁多临摹何焯字，"觉其用笔之秀挺，盖不可及也"(六月七日)。然后又临摹了欧阳询的楷书《皇甫君碑》，居然做到"笔法结体大半相合"(六月十一日)。七月十三日，他在蒋志章处看到梁同书所撰"楷书蒋适园公、心馀先生、钟安人、修隅公墓志四本，笔势坚密，沉着可宝"，于是借来临写一过。九月，他又临摹了米芾和梁诗正的书法，亦能做到"临芗林(梁诗正)书，颇有笔意"(廿五日)。十月，临米芾外，又加临赵孟，"临米札，并松雪帖，颇得手"(十月一日)。十一月五日，从蒋志章处借到董其昌墨迹，不断揣摩体悟："终日临香光字，约十数纸，计千馀字，原册计廿四叶，有大有小，有纵有敛，有平正有攲斜，共一千馀二十八字，笔法备矣"(初六日)；"临思翁墨迹一过，觉与《成道记》笔意一色，夜取此帖，将用笔之法点出，向所见为石刻失真者，今悟实有此种笔格，与墨本一一符合，细参其意，进一解矣"(初七日)；"终日临思翁字，然终觉不能简净，其用笔如绵里藏针，力不外露，故不易肖也"(初八日)；"临思翁字一过，觉《步虚词帖》临杨少师者，笔法虽稍变，实一鼻出气也"(初九日)。从十一月十五日开始直至岁末，徐敦仁皆以临董其昌《成道记》为主。

同治八年正月十三日，徐敦仁临《成道记》已"毕第三过"；廿四日"在一小书坊买《云麾碑》《不空碑》、怀素草《千字文》、东坡书《柳州庙碑》四种"；廿五日阅所买各帖，"参其用笔之法"；廿六日在《成道记》外，每日加临徐浩《不空碑》。至二月初二，临《成道记》"毕第七过，稍进"；初八日借到董其昌临"《天马赋》卷子，终日对临两过，颇有所得"，至廿三日"临《成道记》八页，始能用悬腕法，觉运笔稍有力"。至三月初五，停《不空碑》，仍单临《成道记》。至五月十三日临完第十四遍后，此帖临写始变得断断续续，但十七日加临董其昌所书《步虚词》，二十五日加临董其昌《正阳门关帝庙碑》。六月七日买得张照墨刻，此后临《正阳碑》外，又杂师张照笔法。七月廿一日复得张照临宋徽宗《牡丹诗帖》，遂以临此帖为主，间临赵孟、董其昌。至九月二日总结云："临字将一年，功无间断，多及千纸，竟少进地，或以泛临全帖，领会故难，今日易一法试之，择字之结构，用笔可以为法，将偏旁相同者，竭数日之力，只临两三字，必待其笔意吻合，脱手随写，无处不合，再临别字，既专且精，功夫或易长进，以后当守此法。"又决定以临楷为主，"缓学行书"(九月十三日)。于是之后《日记》多见"临楷书""临楷字""临楷"等字样，而仍以临董其昌、何焯、梁诗正、张照为主，间临李邕《云麾碑》。至十一月三十日复感慨："计自去冬起临帖已满千纸，不可谓不勤，惟姿地不高，进步无几，且常欲换帖，未能专力一家，亦一病也。"但十二月他又临欧阳询《皇甫君碑》、褚遂良《圣教序》、钟绍京《灵飞经》、赵孟《黄庭经》、董其昌的《西湖诗帖》《灵飞经》《天马赋》、张照《牡丹诗》等，仍是杂临诸帖。

同治九年正月间，徐敦仁多临赵孟《黄庭经》。但不久忙于治行装、辞友朋，出川入陕，中遂辍笔，至三月廿二始在西安抚署安定下来。三月廿三日，他开临赵孟《赤壁二赋帖》及清钱襄(讷生)楷书："临钱讷生大楷一页，松雪《赤壁》一页，以试笔。"其后复临赵孟《黄庭经》，"笔致稍蕴藉"(四月五日)。四月八日起临《黄庭经》外，又多临各帖行书，间临王羲之《曹娥碑》、梁诗正石刻、王文治墨刻。西安多碑林。六月初九，徐敦仁"又至碑林观石刻回，买小唐碑十四种"，之后主临唐碑，有所获。如六月廿三日云"临唐碑四百字，笔格稍变，似砖铭"，廿六日云"临唐碑四百字，有笔意"。八月多临赵孟《黄庭经》和张照《牡丹诗》。九月添临欧阳询《虞恭公碑》，九月十三日拟"以后当专力于《虞公碑》《黄庭》，或可稍立间架，并得笔力也"，实未认真执行。如十七日又临赵孟《兰亭十三跋》；廿三日"终日临《兰亭十三跋》，一周。灯下复作字甚多，觉赵比董为易，试从事数月，看功效何如"，之后即临赵孟《黄庭经》。十月廿七日，他在城隍庙买得霍树清小楷帖一本，以为"极得《黄庭》笔意"，于是模写近月。十一月、十二月临写更杂，计临虞世南《用笔赋》、颜真卿《十二笔意》《祭侄季明文》、欧阳询、米芾、董其昌、张照、霍树清诸家。

观徐敦仁临帖历程，颇有见异思迁之感，似乎正如其所自语"未能专力一家，亦一病也"，"灯下阅一年所临各种帖，无甚进境"。但某种程度上又系自谦之语，徐敦仁实从不同书家获益匪浅。如"临鲁公《十二笔法》二纸，颇挥霍有致"(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临虞小楷二百字，颇有静穆之致"(同治九年十二月三日)。转益多师、不主故常，未必便是毛病。其优贡朱卷后考官赞云："八法之工，尤属一时之冠。银钩铁画，既擅其长，金马玉堂，行膺其选。"即肯定了徐敦仁书法上的造诣。当然，从书法崇古的传统看，徐敦仁所临重在馆阁帖学一派，未必能入大方之眼；然而作为书启师爷，这又是必然的选择。

五.   收支与笃亲

徐敦仁的收入，《日记》中并无特别明确的记载，但可以据相关内容大致推算出来。

同治九年八月廿九日《日记》载："与葆面谭脩帐，今年除川支六十，陕支百四十，尚馀六十金矣。"三者相加，全年脩金当为二百六十金；加上前引书启"每席节礼向有六七百金"，全年收入当有千数左右，即使除去给矱之的每年二百金，徐敦仁每年收入也至少有七八百金。节礼少量来自幕主所送，如同治九年五月初四载"中丞节礼四金"，但绝大多数应来自布政使司下一级衙门。如同治七年四月廿五日："葆棠交夔府节礼八两来。"说明系府一级所送节礼。五月初六日："是日共收到八两节礼二分，四两节礼二十分。"未详何者所送，但至少也应是府道厅一级，不会是更下一层的县级。今存清末县级衙帐中，有送府幕师爷的礼单："府刑席，洋八元，又随二元；府钱席，又随二元；府发审席，洋八元，又随二元；府书席，洋四元，又随一元。"^㉕然并无送省级幕府师爷的记录。节礼是清代典型的陋规之一，可说是师爷最主要的收入。

也许由于蜀富陕贫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陕西战争频仍等因素，同治九年蒋志章升任陕西巡抚后，徐敦仁等师爷在陕幕中的节礼反而急剧减少了。同治九年五月八日："中丞分节礼十四两七钱二分来，午节只七十馀金，五人分，仅有此数，较川中远矣。"八月廿四日："秋节礼分十五两四分，欠平三钱。"三节中每节仅十五两左右，统合三节每年不足五十两，确实与川幕每年可得六七百金有天壤之别。徐敦仁一度想谋兼文案增加收入："与葆谈预支及兼文案事，托转达中丞。"(九月初七日)然无果："星翁来围棋，胜，与谈家用事，文案仍无分，亦无法也。"(九月廿九日)可能由于节礼的大幅度下降，蒋志章不得不考虑增加幕宾每年的脩银："小园谈加脩一百事，似有不能多用之意，乃与语，大凡光景不离一难字也。"(十一月三十日)但节礼来自地方，脩银却要蒋自己负担，蒋为政廉明，甚至自己都有欠帐："马慕尧来，为中丞逋事。"(十二月九日)加脩对他压力可想而知，倒真是从上到下，"光景不离一难字也"。

以徐敦仁同治七年、八年每年收入约八百两，同治九年收入约三百一十两(二百六十两脩银加五十两节礼)计，三年中他的总收入约为一千九百一十两。而统查日记中徐敦仁关于支出的记录，最大宗的是寄银给家乡的亲人。同治七年五月初七日："葆棠至新泰厚饮，为予带家信，托寄汇银七十两。"十月十八日："交新泰厚并银百五十两。"同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寄银三百四十两。"八月十八日："库纹百两，交葆翁托新泰厚号带上海。"十月十八日："并银贰百两，交新泰厚。"同治九年二月初十日："并银五十两，由新泰厚。"六月廿五日："漕平足银一百两，托蔚丰厚寄上海。"以上支出，日记后皆附清单。

往家寄银达一千一十两，占其总收入的近百分之五十三；如果加上价值颇昂的汇费，则此项花销更巨。

徐敦仁虽系孤身游幕，但他至少是八口之家的家主，同治五年《客中冬至》诗"八口砚田谋"可以为证。另外，徐氏在苏州吴县是一大族，仅徐敦仁就有胞兄弟六人，其小家庭之外的亲族之累恐怕亦复不少。因此，徐敦仁虽然自奉不厚，但日记中仍不断提醒自己：

自去冬日兰溪动身，至今端节，计用银二十六两，番饼二十六元，钱十八千矣，虽未浪费，款亦钜也。(同治七年五月十一日)

核清出入数目，今年已用去百二十金矣，以后书帖亦不宜买，方可节省也。((同治八年十月廿七日))

夜，写上年在川出入总数，一年两月共用二百金，虽有应酬及买书帖正用，亦甚费也。(同治九年九月廿日)

算清三月起用数，亦四十金矣，尚宜节省。(同治九年九月廿日)

同治八年十个月中花费一百二十两，每月平均十二两；而同治八年元月至同治九年二月，计一年零两个月，共用银二百两，每月平均十四两多一点；由于入陕收入剧减，同治九年三月至九月，共用银四十两，每月平均用银不足六两。然而徐敦仁感到仍有节省之必要。作为书启师爷，他不时需要购买些书籍法帖及文房用具，因此所费稍多。如同治七年八月廿八："买《容斋随笔》一部，去银四两。"十二月十三日："以三两伍钱银买玉方(陈希祖)字一幅。"同治八年元月廿四："买《云麾碑》《不空碑》、怀素草《千字文》、东坡书《柳州庙碑》四种，计银一两。"二月十日："买笔墨，用银二两五分。"二月十一："买旧书画扇面五张，计银三两五钱。"六月七日："买得天居士墨刻八册，去银四两五钱。"七月十二："买兰石大行书小幅八条，去银三两。"七月十九："买《玉虹楼残帖》六本，银贰两五钱。"十月十日："买《杜诗详注》一部，二两五钱。"即使如此，每年此项开支不过二三十两，买得也多是残本或非善本，根本不入藏书家法眼，但徐敦仁仍告诫自己"书帖亦不宜买，方可节省"。普通文人游幕之不易，于此可窥一斑。

徐敦仁将所得钱款大半寄家而非用于自我消费，起码说明他对亲情看得很重，家庭责任感很强。《日记》中专门列有三年来他与家乡亲友书信往来的清单，大致统计如下：同治七年发信30次(41封)，收信34次(44封)；同治八年发信21次(57封)，收信25次(38封)；同治九年发信30次(61封)，收信24次(50封)。

平均每月(同治七年、同治九年分别有闰月)发信和收信都在两次左右，而每次收发信，常附带其他几人信件。如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写润弟信、二、三叔、寿儿信各一，芝函信二，稚枚信一，四弟信一，共八函，计二十七纸，每纸约二百馀言，终日方毕。"一次发信中，附带了八人之函。同治九年腊月二十六日："夜接本月初三马递家信，计三叔、明斋叔、笠第、润弟、寿儿、袁絜斋父台六函，悉家中均好。"则是接家信一次，内附六人之函。虽然天各一方，但鸿雁不断，亲情永继，成为徐敦仁重要的精神生活支柱。

不仅是对族人，对于姻亲，徐敦仁也非常顾念，愿意尽力帮助。他的大舅蔡嘉玉，道光二年优贡，《同治苏州府志》有传："蔡嘉玉，初名习安，字静甫，道光壬午优贡，四川汉州知州，署巴州、邛州，有蔡青天之目，终浙江温州知府。道光中尝捐田数百亩入宾兴局，暮年家居贫瘁，至鬻所居椽瓦户扉以食。或以告汉、巴、邛三州人，三州人鸠数百金(寓)[寄]吴资之，未几卒。"^㉖《苏州府志》仅言"或以告"，但未言是何人将蔡嘉玉晚年生活拮据的状况告知汉、巴、邛三州人士，从而有了"鸠数百金"以助之的佳话。今据《日记》，始知汉、巴、邛三州集资活动的策划者和发起者都是徐敦仁。

同治八年四月十二日，徐敦仁欲重刻大母舅蔡嘉玉的《蜀中丛稿》，并将其中相关内容分赠蔡曾任职并有惠政的汉、巴、邛三州官绅，再由徐氏拟一启事为之告助，幕友任玉森(葆棠)以为可行。次日，徐敦仁又将《蜀中丛稿》请蒋志章览阅，并告欲重刻告助事，蒋"深以为可"。获得幕主和幕友支持的徐敦仁，很快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十四日"以《丛稿》交会元堂主人杨姓重刊"；十五日"灯下为母舅作《小启》一篇"；十六日"终日改昨作《小启》，颇费裁剪"；十七日"又略改《小启》，录正，请方伯阅"；廿六日根据任玉森的意见，欲重改《小启》；廿七日"重改《小启》"；廿八日"终日改《小启》，仍未定稿"；直至五月二日始"录正启稿，付会元堂写样本刻"。可谓慎之又慎。

五月廿三日，先刻成蔡嘉玉的《纪事诗》和徐敦仁的《小启》各百本，以五十本托同幕钱谷师爷张德泰(建侯、建翁)"面交新任巴州李洁泉(璲)带去劝助"，张德泰虽祖籍江苏武进阳湖，但从小长于四川，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廿六日"以《纪事诗》《小启》分送同人"。六月一日："《纪事诗》《小启》刷齐三百五十套，以百套托建翁函致汉州陈子俊，以八十本托建翁、沈吟樵(宝锟)、吕静甫(烈嘉)函致邛州陈芝田。"虽然有布政使司的背景，但徐敦仁仍要委托与当地官员熟稔者先予说项，以期事情顺利。

但迟至九月初四日，才有第一笔捐助款二十两送来，系前任巴州知州陈鸿绪所赠。初五日"曹星涛送母舅六两"。曹系布政使司库厅官员，也是徐敦仁的朋友，而他寄予厚望的汉、巴、邛三州尚无动静。于是十一月十六日，徐敦仁再托闵西塘帮忙："以母舅事托西翁。"闵家三世在蜀皆为刑名师爷，人脉较广。同治九年正月初七日，又托张德泰"作函催汉、巴、邛三处母舅告助款，发马封"。马封系驿站寄递紧要文书所用，可见徐敦仁心情之急迫。此时蒋志章升迁陕西巡抚之命已下，告助事如延至入陕后，显然更加无望。

在多位友朋的帮助和催促下，公私捐助银两始陆续而来。正月十一日："幼来送母舅银十两。"十六日："章雅瀛送母舅六金。"廿八日："建翁来，交到陈芝田送母舅银三十两，邛州各局公送三十两。"二月初六日："汉州寄到母舅助款二百四十四两。"总计得款三百四十六两。二月初七，他的同乡亢如堉(生甫)委署自流井，徐敦仁又以母舅事请托；十二日，还交给亢"《纪事诗》三十本，《小启》三十本，托到自流井任告助"。

然而随着徐敦仁离蜀入陕，尽管他仍未忘记此事，七月二十七日还托人带信入川询问亢如堉，但巴州和自流井处的捐款却杳无音讯，日记中再无收到相关款项的记录。一场由徐敦仁发起的"众筹"活动至此也就基本结束。

关于捐款一事的叙述视角，《苏州府志》与《日记》存在着一公一私的有趣差异。《苏州府志》叙述了一个官有德、民有义的动人故事：蔡在官勤政爱民，且捐田赞助宾兴局(无偿资助当地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公益性基金)，退居回乡后宦囊如洗，贫无所居，其实暗示了蔡嘉玉的清廉；而描写汉、巴、邛州人自发捐款数百金，助其安度晚年，既是对义民的表扬，又暗示了蔡嘉玉的德政使民众难忘，故能善有善报。《苏州府志》教化风世的目的是明显的。《日记》则详述了从同治八年四月至同治九年二月，徐敦仁如何百般努力，动用多种人脉，甚至"假公济私"，历时十个月，才筹到了来之不易的三百多两银子。《日记》展现的是人事的复杂和徐敦仁对亲族的笃爱。如果《苏州府志》将"或以告"改为"蔡甥徐敦仁以告"，则转公为私，无法彰显道德教化的力量。作为地方官府主修的志书，显然不愿采用这种叙事视角。

应该指出，像徐敦仁这样，利用一些隐性资源为亲族谋得利益的行为，在当时社会和人情认知中是被默许甚至鼓励的。但是，如果幕府师爷不知轻重，做出有损幕主形象之事，也会被幕主无情解雇。徐敦仁的幕友李子芋就因致信西安知府，公然干预司法而被蒋志章辞聘："子芋为祁家讼事致信首府，外议沸腾，主人辞之。"(同治九年九月廿五日)仅从师爷雅称幕友、幕宾的字面意思看，师爷似乎可与幕主平起平坐；但毕竟寄人篱下，更多主动权事实上掌握在幕主手中。有些论者一味强调幕友的自由性和主动性，淡化了其依附性，其实是不全面的。

六.   馀论

以上几节考述了徐敦仁的生平与著述，并从行旅、歌咏、读书、临帖、家信、笃亲以及佐襄文事几个侧面重点展示了其生活中风雅的一面。它自然不能包举徐敦仁生活的全部，更不意味着其他面相的研究缺少价值。比如徐敦仁的官场见闻及人际交游网络、徐敦仁的吃喝玩乐等，也都是笔者深感兴趣而在本文中无法详细论述的，仅在此揭示一鳞半爪。

徐敦仁虽是诸生，但作为布政使和巡抚幕中的书启师爷，接触面相当广泛。即使是一二三品的方面大员，《日记》中也不乏记载。如同治七年九月十二日："吴制军来拜，隔牗观之，身中，面丰厚，鬂斑，语音甚低，久坐方去。"记载了四川总督吴棠来拜会蒋志章时，幕后师爷隔窗而窥的感受。与之类似，同治八年正月廿一日："翁廉访升陕西藩台，夜来拜。"同治八年十月四日："李爵相来拜。"也应是翁同爵、李鸿章来拜会蒋志章的省称。而同治九年左宗棠的数次送礼："左宫保送湖笔、燕窝，作谢稿一件，颇用心。"(十月廿日)"起谢左宫保貂褂稿一件。"(十一月初六)"起贺左宫保抚马回并送丽参、鱼翅稿。"(十一月廿九日)馈赠对象同样应是幕主而非幕宾。《日记》中的左宗棠似乎颇懂礼尚往来，与坊间所传其不通人情世故的骄狂形象并不一致。对翁同爵与蒋志章关系的前后变化，《日记》的记载颇堪玩味：

灯下为方伯写兰谱，系送翁方伯者。(同治八年二月初八日)

方伯得升陕抚喜信。(同治九年正月初三日)

陕西翁玉甫方伯双红履历并夹单禀到，去春在川与主人为同寅，又换帖，今则上司属员，所谓官场如戏也。(同治九年正月初五日)

同治八年正月，翁同爵由四川按察使升陕西布政使，与四川布政使蒋志章成为同级官员，于是两人结拜为换帖金兰的兄弟，以便在官场能够相互照应；同治九年正月初三，蒋志章刚得升陕西巡抚之信。初五日，翁同爵以下属身份所上的禀单即到，所谓的兄弟情义不过是可以互利互惠的由头，看来确实官场如戏。但中国官场等级森严，规矩繁多，一不小心就会触了霉头，甚至葬送政治生涯或生命，又实非真如戏也。

徐敦仁的收入大半寄家养亲，自己就不得不力图撙节。据《日记》统计，三年来购买衣服的开支尚不足百两，可谓俭省；但《日记》中关于其饮食的记录，却给人以相反的印象：

方伯请署中诸同人燕菜，满汉两席，约三十馀金，同集十二人，小有醉意。(同治七年闰四月十八日)

昨醉未醒，终日昏昏多睡。方伯三堂设席，集同人饮鱼翅二席，共十四人，不敢多饮，恐病酒也。(同治七年五月十日)

是日同人醵分预祝关帝生日，在七圣祠演戏一天，叫两班子，早面二席，夜鱼翅二席，皆设建侯房，同人欢饮。(同治七年五月十二日)

建侯斋中集饮，同坐七人，烧鸭甚佳，食之过量……回坐片刻即睡。腹痛大作，盖食多所致，后宜慎之。(同治七年七月七日)

酒肴俱极精美，主人醉吐，予亦醉饱过度，早睡，夜起如厕，四更许不寐至旦。(同治七年八月廿三日)

同人重游花市，在二仙庵集饮，翅席三桌，西塘办，公分……共二十人，肴颇精美，乘醉而归。(同治八年二月十四日)

居然饮食精美，不断享用价值不菲的大餐，甚至因醉酒、饱食导致身体不适，徐敦仁对口腹之欲似乎颇不节制。不过仔细研究会发现，这种场合或为公款消费，或为他人买单，或为众人公摊，其实自己出资有限，徐敦仁多是在慷他人之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徐敦仁是出于社交需要不得不参与各种宴会，从而导致"被醉饱"。

《日记》中还有不少反映徐敦仁游玩的文字。他不仅行役途中多登临名胜赋咏感怀，居川陕幕府时也常结伴出游成都、西安的佳处。如成都的武侯祠、杜甫草堂、薛涛井、蜀王旧城、骆公祠、满城、锦江，西安的碑林、城隍庙、喇嘛寺、多将军庙等，徐敦仁都曾流连观赏。同治七年八月廿四日的草堂之游被徐视为"入蜀第一快事"，《日记》中的记录堪称一篇优美的游记：

早阴，午刻淡日，下午晴。黎明起，宿醒未解，肩舆出东门，与建、鸥二君三人坐扁舟泛锦江。时水落，浅不过尺许，砂石齿齿，自东而南过万里桥，又西至青羊宫上岸，步入草堂寺，时葆翁等十数人已先到，盖舟行不及舆马速也。寺不及游目，草堂在寺西偏，门榜曰"杜公祠"。入门绿竹万竿夹径，径曲而幽，步其中间，如入仙境，遂登诗史堂小憩。堂三楹，甚轩敞，茶话片刻，谒少陵神龛，中坐塑像，东偏一龛祀放翁，有碑石刻像。龛上何子贞学使撰对云："锦里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盖以何水部自比。堂前有杨蓉裳增祀放翁碑，文甚古雅。堂之东为晨光阁，西恰受航，深而狭，两边开窗，式如舟。少北而西一亭新建，曹方伯六兴所建，榜署"草亭"，亭高可眺，四围水竹，由恰受航折而南为水槛。临流观鱼，投饼饵池中，则金背鱼大尺许，争浮水面，唼唼有声，间有甲族来争食，可得物外趣。再南为春水舍，舍之东为竹斋，与诗史堂相连。堂之外有花树，有桥，桥之外为门庭，亦三楹，甚轩敞。堂之东有平台一，其西有屋三楹，皆可坐，门外可望浣花溪、百花潭。草堂之胜，在水竹颇有野趣，然四望无山，并无大奇。天下村庄野树类此者无虑万亿，而此一席地竟以杜陵得名，所谓地以人传也。是日葆翁为主人，同集十六人，分两席，席设竹斋，菜系酒馆包办，却无习气，美不胜收，蟹粉、鱼翅尤为杰出，畅饮至申刻方罢。重至祠堂、草亭一行，同人始散，予仍与建翁、鸥翁泛舟而归，回署已上灯矣。此游为入蜀第一快事，当纪以诗。

写景状物，简洁传神，并由此引申出"四望无山，并无大奇。天下村庄野树类此者无虑万亿，而此一席地竟以杜陵得名，所谓地以人传也"的意旨，颇见高明。《日记》中所云"当纪以诗"，应即《诗文稿》中所收《同人游浣花草堂鸥舫作七古一首即次其韵》：

桤林漏日西风凉，蓼花两岸烟苍苍。锦江绕郭若衣带，高歌孺子清沧浪。江流滚滚去不返，水鸟拍拍飞且翔。前路草庵望不远，深情潭水终难量。会稽公子有逸兴，招邀近局连朝忙。客十五人主则一，云霞冠佩芙蓉裳。健步或携绿竹杖，善骑亦控青丝缰。联翩共集草堂寺，罗列肴核高筵张。数丛竹树风飒飒，一池荇藻鱼洋洋。醉后题诗壁可疥，兴来怀古情偏长。当时杜陵西入峡，布衣稷契老此堂。同谷七歌弟妹远，浣花一曲溪流香。蓬莱宫阙渺何许，莴苣菜把聊堪尝。至今独留诗史笔，更谁能挹天瓢浆。残膏剩馥幸沾溉，少时吟兴犹能狂。饥驱踪迹略相似，乱离天宝同苍茫。吴中只馀半间屋，秋风狼籍莼鲈乡。旧时燕子飞不到，空寻门巷乌衣王。长洲麋鹿几兴废，苏台花草无芬芳。桃源不复有鸡犬，麻姑重到悲沧桑。浮生转是此间乐，酒徒随处皆高阳。

诗文对读，更能增进我们对一百多年前杜甫草堂的了解，也更能感受到前人对草堂的爱惜之情。

徐敦仁与他的同僚还颇喜爱音乐。《日记》中常有"冒雨至鸥舫斋中听诸君度曲"(同治七年四月廿二日)；"夜，堃臣斋中同人度曲"(同治七年五月初八日)；"夜至建侯斋听同人度曲"(同治七年六月初三日)；"同人咸集度曲"(同治七年重阳)；"夜，八人同饮，饮罢又度曲"(同治八年二月廿四日)。有意思的是，他们多是自度曲，而非外招乐伎。《日记》召伎侑酒的文字只有一处："为葆翁做生，西塘主办，五人公分，主客共八人，侑以双鬟琵琶杂弄。"系幕友集体为任玉森过生日的喜庆活动，并非与伎狎游(同治八年四月廿一日)。似可见出蒋幕诸人多才多艺，风流而不下流。徐敦仁本人立身更谨，三年川陕游幕，皆未携家眷，但《日记》中从未有踏足青楼的记录。相反，倒是记载了两次梦遗现象："半夜遗"(同治七年七月七日)；"夜，一品锅甚佳，饮数杯，头小晕，蒙被睡，遗"(同治九年十一月一日)。一次在七夕，一次在酒后，皆情性容易摇动之时，这也从侧面暗示了其私生活的检点。因此，本文以"风雅生活"入题，应该能概括出以徐敦仁为代表的部分书启师爷的特点吧。

①   陈志勇在《师爷》第一章《师爷溯源·师爷称谓的出现》举出明末《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下和《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二回中的两个例子，认为“师爷先是指地方学校之教官，后来又将在私学中从事授业的馆师也称做师爷……明代的师爷称谓，源自学师、教师”。但书中所举《醒世姻缘传》之例子，亦是学官。目前似还未发现明代有以馆师指称师爷的材料。参见陈志勇：《师爷》，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第3-4页。

②   詹荣：《山海关志》卷六《人物六·名宦六之一》，嘉靖十四年葛守礼刻本。

③   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台北)"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

④   项文惠：《绍兴师爷》，南京出版社，1991。

⑤   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⑥   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⑦   李乔：《中国师爷小史》，学习出版社，2011。

⑧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⑨   曹允源等总纂《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六下，苏州文新公司，1933，第39页。

⑩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7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第297页。

⑪   徐敦仁：《日损斋诗文稿》，光绪十五年江西书局刻本。本文所引徐敦仁诗歌，未特别注明处，皆据此。以下只注诗题。

⑫   该日记收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日记丛刊》第二十五册(影印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本文所引日记原文，皆据此。以下只注日期。

⑬   关于徐氏家族及其成员的考述，据徐敦仁朱卷外，还参考了徐宝晋乡试朱卷(《清代朱卷集成》第110册)、徐沅乡试朱卷(《清代朱卷集成》第190册)。

⑭   徐敦仁：《崦西小堂诗稿》卷首，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⑮   《日损斋诗文稿》卷首徐敦仁识语。谭献日记手稿中亦载有此二诗，文字稍异，光绪五年五月廿九日："阅徐爱杉诗文稿数篇，题诗二章，曰：'爱杉我旧友，为别十年余。云物依长剑，凡尘老素书。空文垂复尔，吾道问何如。安得西湖畔，白头来卜居。''爱杉如古贤，志欲为世用。歌哭千秋轻，文章九鼎重。白眼浊醪空，青春芳草梦。三万六千顷，胸次与谁共。'"按，本文所引谭献稿本日记内容均为吴钦根博士整理和提供。

⑯   谭献稿本日记光绪五年四月三十日载："辰，入署杂治，吴徐敦仁来访，谈久之。徐君字爱山，优行贡生，考授县令。予监院诂经精舍时，爱山就试，曾结文字交者。"

⑰   《日损斋诗文稿·凤天石传》："辛未秋八月，余在秦中闻君赴，哭之而恸。逾年归，复哭君于家。"

⑱   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首"总目"后之"题识"，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

⑲   《日损斋诗文稿》诗稿末二首诗题为《六月十八日恭应保和殿御试》《七月初二日引见蒙恩以知县用恭纪》。

⑳   吕肖奂：《陆游双面形象及其诗文形态观念之复杂性——陆游入蜀诗与〈入蜀记〉对比解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㉑   《日损斋日记》还记载了同治九年徐敦仁由川入陕的过程，但是由于途中诗作未见留传，缺少诗歌的参照，故此处不论。

㉒   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第44页。

㉓   蒋士铨著，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2506-2507页。

㉔   李乔：《中国师爷小史》，第17-30页。

㉕   钟小安：《求仕·游幕·佐治——绍兴师爷手稿整理研究》上篇《师爷手稿整理原件影印》第七部分《杂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126页。

㉖   冯桂芬纂：《苏州府志》卷八十四《人物十一》本传，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