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当前中国正面临农民工劳动力的代际变迁，80后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力群体。^①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精神物质的追求所带来的就业观念的转变造成了部分青年劳动力不愿进入劳动密集型工厂，出现了劳动力的断层。^②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背景下，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变快，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进程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就业机会也有了一定增加。西部地区农民工回流趋势渐显。^③但由于区域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制度因素以及劳动者代际偏好的差异，劳动力流动往往在区域之间形成“流动刚性”而无法吸引充足的劳动力回流，^④本地劳动力存量不足以及产业转移加剧了处于“非市场中心地带”^⑤的西部地区企业招工难的问题。

招工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流动首先和主要吸引的是家庭中的成年男性劳动力而非全部劳动力，很多女性劳动力仍然没有发生流动。 ^⑥中国农民家庭仍然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为主。婚后女性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大大减少，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的时间则大大增加，^⑦女性为完成其母职责任而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就业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相当严峻。^⑧

多数关于农民工跨省流动的研究表明，已婚农村劳动力对通过跨省流动获取高收益的偏好要强于对生活稳定和兼顾家庭的重视，影响农民工跨省流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收入。^⑨斯达克(Stark)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把研究对象由迁移者个人转化为家庭，认为迁移决策不仅与个人因素相关，还与家庭最优化决策的特征有关。很多研究者认为，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迁移决策分析对中国更有现实意义。^⑩

家，是中国农民的社会生命之源。^⑪家庭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显著的主体性，“家庭策略”无处不在。^⑫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经验场景下，家庭发展成为农民生活中的政治正确，并日益主导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过程。^⑬也有学者认为，家庭对农民工非常重要，他们的打工行为是“过日子”生活逻辑的具体形式，“家本位”的价值观是支持他们打工与返乡的价值基础。^⑭近年来，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出于保卫婚姻的考虑，选择了夫妻共同务工的生活方式。

回顾已有研究可知，部分学者关注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西部地区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的相关问题，但对于农民工回流与当地就业匹配机制的研究较少。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农村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困境与可能，但缺乏农民家庭的整体视角。

本文以陕西省X镇的工业园区为田野调查地点，对生活在工业园区中的“夫妻工”群体展开研究。该工业园区位于陕西省中部，规划用地298平方公里，重点发展通用、专用设备制造等工业产业。园区交通条件良好，区内公路、铁路纵横交错。园区规划有12个居住片区，至2020年，规划住宅面积可满足100万常住人口需要。笔者于2023年1月在该工业园区的部分私人中小型工厂中开展了为期20天的田野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调研发现，当地中小型私人工厂存在普遍的招工难问题，并且具有相当规模的“夫妻工”群体。在当地工人普遍不足的情况下，部分工厂适时调整策略，准确抓住了农民工务工的痛点，在工厂内部修建宿舍、食堂等生活配套设施，专供工人夫妻使用，试图吸纳以夫妻为单位的劳动力群体。这项策略让工厂内原本有家室的工人将妻子带入工厂，同时吸引了部分邻近地区的农民工家庭，有效缓解了工人不足的情况。本文从“夫妻工”现象入手，对农民工的回流问题从家庭的角度进行思考，将“家”作为一个整体与实体来研究农民工家庭作为经济单位以及自然情感表达主体在就业过程中的实践。

二.   “夫妻工”的生活样态

在笔者所调研的应用“夫妻工”模式的中小型工厂中，夫妻工的比例占到了85%以上，只有极个别的长期在工厂的单身男性工人以及高薪聘请的工程师属于例外。在所招收的工人中，除周边村子的工人外，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省内偏远地区。“夫妻工”模式扩大了工人招收的范围，拓宽了企业的用工选择。“夫妻工”模式多是工厂因熟练技术工人培养成本过高而想方设法留住工人的举措。

工厂会为工人提供免费的家庭宿舍，每间大约20平方米，水电费自理。为保证生产时间，还会提供工人食堂，采用自助餐的形式，有早中晚餐以及夜班夜宵一共四餐，每餐每人收费不超过3元，工人自带餐具。以一家约200人的工厂为例，经营者平均每年要给食堂补贴15—20万元，算作一项工人福利。

就调研的情况来看，一对夫妻若男性为熟练技术工，女性为车间工人，在每个月休息4天满勤的情况下，一共可以赚到1.3—1.5万元。再加上极低的生活成本，平均每对夫妻每天吃饭以及日常开支不超过30元，每个月至少可以攒下1.2万元，并不低于去南方打工的收入。事实上，访谈的工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南方有过务工经历的，返乡是他们对比考虑后的选择。

在这样一个多数工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工厂内，家庭经济效用的最大化才是大家的目的，几乎不会看到发了工资后的挥霍现象，省吃俭用、卖力干活已经成为通约。工人们通常是休息日夫妻俩买菜做饭在宿舍里面吃顿好的或者回家看望父母子女，少数单身工人休息日喝酒打牌会被大家排斥疏远。工厂内的情况具体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描述。

一是计件工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严格按照当月工作量来计算，多劳多得。单位时间内技术熟练、手脚麻利的工人可以获得更高工资。一名熟练的机长每个月能挣1万元以上，绝大多数技术工可以挣到8 000元左右，普通小工可以挣到5 000—6 000元。

二是作息规律，有生活面向。工作两班倒，分白班和夜班，每三个月调整一次，每周双休或单休，视订单量而定，如需加班有双倍工资补偿。工厂会在每天下午5—7点给需要接送孩子的工人安排休息，大型节假日通常不会安排加班。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厂，“夫妻工”工厂的工作安排通常会考虑到家庭的实际需求，在具体排班和调休时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关注工人的情感和生活诉求。这就使得“夫妻工”有了较为规律的作息，同时也有时间进行情感互动和陪伴子女。

三是排斥单身与不招新人。对于招收夫妻工的工厂来说，单身青年属于不确定因素。在家庭责任较少以及面临较大婚姻压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这对于要求高效率以及稳定生产量的工厂来说通常是难以接受的。因此相较于单身青年，工厂更愿意招收已经成家、有明确赚钱目的且踏实肯干的壮年工人。一个新人很难立刻产生经济效益，工厂更愿意招收有相关技术的工人。因此每当有同行业工厂倒闭，总会有经营者前去招收熟练技术工，很少有工厂愿意从头培训。

三.   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发展的结构性压力——用工荒的主要成因

对处于劳动力市场劣势的西部地区农民家庭来说，家庭城镇化以及子女教育的双重压力，再加上相对较弱的家庭积累能力，让其始终面临着结构性的刚性发展压力。对于多数西部地区农民家庭来说，丈夫是一个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就意味着为了实现家庭发展，丈夫必须实现个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他需要去发达地区寻求务工机会，由此导致了西部地区工厂的劳动力短缺与年龄断层问题。

一   农民工的代际变迁与市场的多元化趋势

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主力已经由60、70后转为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深受城市生活方式冲击的他们，生活方式与父代有着较大差异，存在更强的个体化趋势。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进行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动，新生代农民工都有了城市生活体验，对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城市化取向。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进入城市从事第三产业等相对轻松的工作，即便工厂有更高的工资，但其偏远的区位条件以及艰苦的工作环境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忍受的。

二   西部地区当前用工形式存在的问题

西部地区不发达的本地就业市场一方面造成了本地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本地就业岗位的缺乏。这使得许多劳动密集型工厂不需要顾及农民家庭需求，只雇佣对自己来说最有用的工人即可，既而造成了西部地区往往只有青壮年男性劳动力有足够的市场机会，女性和年纪较大的男性很难进入市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民家庭的低积累状况。这样的雇工形式造成了较高的工人流动性，工厂每年都存在较大的招工压力。对于有一定技术要求且稳定生产的大规模工厂来说，“青春轮换制”很难满足其生产要求，于是率先开始了改变，也就有了“夫妻工”模式的尝试。迫于生产压力，绝大多数工厂更愿意选择已经成家、有稳定赚钱预期的工人来维持平稳运转，单身年轻人的不稳定性让工厂不愿冒险，也就使得在工厂里几乎看不到单身青年了。

三   “超龄”现象普遍——家庭发展目标与本地有限劳动力市场的矛盾

对广大西部地区农民家庭来说，家庭城镇化目标以及婚姻、子女教育等的经济压力迫使其需要整合家庭资源，进行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劳动力配置。在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中，农民工有了更多的选择，出于经济理性的考量，当地有限的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较低薪酬以及较少岗位便失去了吸引力。只有部分很早就在工厂工作的一代农民工，因为在工厂习惯了或是和管理者有了感情而愿意长期留在工厂。

在所调研的工厂中，工人平均年龄超过了40岁，有相当一批老职工已经超过了55岁。这里所说的“超龄”指的是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很多技术型行业工人往往工作到50岁就已经出现了效率的下降，正常来说最多再干2—3年就可以退休，常年的高强度工作使他们的身体也吃不消。但是由于青壮年熟练工人的断层，年纪较大的工人往往会因为和厂长多年的交情而不忍心离开，选择给厂长更多一点时间直到有人可以接替他们的工作。通常来说，接替他们的都是从南方返乡的群体。

四   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不匹配

近年来，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劳动力与土地成本的上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发展规划，不少产业选择向西部地区转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回流现象。就调研情况来看，因代际差异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多数不愿意再进入劳动密集型工厂工作，而更倾向于选择劳动强度较低的行业，回流的劳动力数量并不足以支撑本地产业以及转移后的产业维持正常生产。

在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因工厂的弱竞争力而需要付出更多代价来吸引劳动力。这意味着欠发达地区的工厂一方面难以招到充足的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又面临更高的生存成本，处境艰难。企业需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做到既不给自身经营造成过大负担，又能够有效吸引稳定劳动力前来务工，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   “夫妻工”模式的形塑机制

一   作为经济生产单位的“家”

处于西部地区的工厂在薪资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上都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不容忽视的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壮年农民工离土离乡的“半工半耕”形式实际上是一种被动卷入的城市化模式，是有限的市场机会和巨大的社会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⑮“夫妻工”模式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借助家庭吸引农民工返乡，是一种对家庭韧性的合理使用。

1   “家本位”的价值观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更是蕴含着浓厚的“家本位”观念。对于现代农民而言，“家本位”除了意味着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外，还更多地意味着举全家代际合力来实现城镇化以及家庭整体发展。对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只有当家庭积累嵌入“传宗接代”的人生目标，并服务于香火绵延的价值追求时，积累才是有意义的。^⑯总的来说，“家本位”的价值观念是服务于家庭整体而淡化个体的，是农民家庭韧性的重要来源。

2   家庭劳动力整合需求

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处于西部非市场中心地带的农民家庭绝大多数采取“半工半耕”的家庭再生产策略进行渐进式城市化。在以家庭积累为正义的家庭发展过程中，农民工家庭往往会进行超高强度、超长时间的劳动投入，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自我剥削”。^⑰对于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来说，不发达的本地市场所提供的有限的市场机会造成了普遍较弱的家庭积累能力。^⑱在面对婚姻和子女教育的双重压力时，农民往往需要对家庭内部的所有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深度整合和动员，通过代际合力的方式来应对城市化的压力。^⑲

3   家庭的发展正义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家庭发展成为农民家庭生活中的政治正确，并日益主导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过程。^⑳用一位工厂管理者的话来说，“工人来这里不要讲那些虚的，只要让每个人口袋鼓鼓的，那就不会有人有意见”。“夫妻工”模式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动力，形成了一种工作上的竞争，每个家庭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家庭积累而努力提高自身效率。这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工厂更加有序，甚至降低了工厂的监督管理成本。

4   女性的劳动价值

西部地区“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使得年轻妇女由于照料家庭以及对子女的养育责任而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而使得家庭处于一种相对脆弱的低积累状态。一位工厂的厂长说: “我们一开始让男性工人带家属来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想着给他们的妻子安排个工作，让工人好安心工作。但是没想到，很多工人的妻子悟性很高，上手很快，后来甚至出了不少的女性机长，并不比男性差。”女性并不是因为其生理性别，而是照料家庭的社会性别才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绝非劣质劳动力。^㉑一位女性机长也说：“以前我说丈夫都没底气，想着人家当家赚钱，但是现在我就会说丈夫的问题，丈夫也会进行反思，现在家庭特别和睦。我现在感觉自己每天特别充实，有自己的一份事业，日子有奔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通过劳动价值的实现，除了使家庭积累更快速以及减轻家庭发展压力外，也获得了个人的价值认同。

二   作为情感互动场所的“家”

近年来，由于壮年男性在外务工、母亲跟随孩子陪读、中老年父母留守农村或在临近地区打零工的“一家三制”模式，出现了不少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情感表达受阻的情况，农民工夫妻婚姻面临危机。

有学者提出，最大化实现家庭成员劳动力配置的这样一种农村家庭基于传统伦理应对现代风险的策略实践，究竟是一种制度文化安排，还是处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一种无奈，尚待讨论。^㉒关于“伦理情感论”，刘汶蓉认为正是“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和心意相通，构成了家庭代际关系中具有文化抗逆性的韧性之所在，代际情感的亲密性和关系质量成为最重要的家庭整合机制。^㉓

在分析农民家庭时，有必要将农民家庭拓展为“需要成员间彼此互动的农民家庭”，以便探究农民家庭韧性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

1   “过日子”的生活逻辑

在现代化转型巨大的刚性压力下，农民家庭何以维持其韧性，值得深思。^㉔家庭对农民非常重要，他们的打工行为是“过日子”生活逻辑的具体形式，“家本位”的价值观是支持他们打工与返乡的价值基础，也是他们打工过程中行为选择的最基本依据。可以理解为“过日子”是“家本位”价值观指导下的行为实践，农民家庭正是通过“过日子”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维持着家庭的韧性。“家本位”似乎更强调伦理性以及农民家庭的经济理性，而“过日子”更关注现实以及农民家庭的日常生活。

2   “在场”的情感需求

在调研了多个西部村庄后，笔者发现在西部地区的婚恋选择中，农民家庭更倾向于知根知底的本地介绍婚。从相亲到成婚往往只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成婚后不久丈夫就会外出打工以维持家庭开支，妻子则在家承担照料公婆以及养育子女的责任。与自由恋爱不同的是，相处时间更短的介绍婚缺少夫妻间的共同回忆和情感牵绊，两地分居的状况容易使得本就薄弱的夫妻感情变得更加脆弱，生活中的许多小摩擦以及不顺意都可能导致离婚。

长期的异地分离生活使得农民工夫妻性生活难以和谐，亲密关系弱化，尤其是在情感波动需要安慰和充分互动时，遥远的距离使得他们难以获得有效的情绪价值。夫妻间的分离阻碍了日常生活的分享，弱化了情感交流的功能。近年出现的“临时夫妻”这一越轨现象，便是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制度压力与社会流动导致距离拉大而产生的情感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㉕长时间的家庭成员空间分离会压抑情感表达，使得家庭关系变得更加敏感脆弱。长期的两地分离会淡化家庭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甚至导致家庭的破裂。^㉖

农民工家庭需要的是“家”作为一个实体，在家庭成员出现个体情感问题时给予爱护。“可以不善表达，但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要在身边”，是一位女工对此的看法。家庭需要情感互动，即便在言语中缺少爱意的表达，但是处在相同场所的两个人可以从彼此的行动中感受到夫妻间爱的存在，这样在遇到矛盾时也容易自我劝解。

家庭提供了一种稳定性，让工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更加稳定可控。一位车间主任说：“以前没有‘夫妻工’的时候，一到晚上下班，很多男的不睡觉，喝酒打牌，甚至影响到了第二天的生产。怎么规定都没用。但是自从他们家属来了，除了那几个老单身汉，打牌喝酒的人几乎没有了，就连生产效率都提高了不少。”

家庭是情感与政治的混合，如果不从亲密关系出发，并以它为目的，家庭中的政治是没有意义的。^㉗ 因此，“过日子”是十分重要的，人活着就是为了把日子过好。“过日子”蕴含着人的生活意义，不是超现实的祖先崇拜与灵魂救赎，只是现实生活的经营。^㉘“过日子”意味着农民家庭的价值追求在于现实生活而非缥缈的祖先崇拜，家庭的实践取向正在凸显。

三   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家庭的适配机制

1   家庭所带来的用工稳定性

对于西部地区农民家庭来说，“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加上务工岗位有限且薪资较低的本地就业市场，很难实现其家庭积累的最大化。外出务工更多是一种为了家庭发展而作出的“牺牲”。工厂对于“夫妻工”招工模式的考量, 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发挥家庭在生产过程中对成员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调动家庭发展积极性和降低监督成本，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对于工厂来说，长期稳定的技术工也是其产品生产的重要保障，家庭的稳定性可以更好地将工人留在工厂，减少工人流失。对农民家庭来说，“夫妻工”模式让夫妻二人都有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可以获得更多的家庭积累，有利于农民家庭城镇化目标的实现。同时，夫妻二人共同务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内部的团结稳定。

2   女工缓解用工压力

通常来说，受刚性发展压力的影响，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半工半耕”是以代际合力的形式来完成的。女性更多时候承担的是家务劳动和子女教育。在工厂提倡工人带家属一同前来务工后，许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生产，在没有过多家务劳动分心的情况下，女性展现出丝毫不弱于男性的工作能力，为工厂带来了相当充足的有效劳动力，极大地缓解了招工难的问题。社会范围内对家务劳动价值认定的模糊性给许多长期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带来了不小的价值认同问题，工厂为女性提供的重返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帮助女性获得了自我价值认同，树立了自信。

“从前到处找人进厂，现在进厂四处求人”，是一位厂长对“夫妻工”模式应用之后招工变化情况的概括。“夫妻工”模式的使用，使得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工厂得以借助农民工家庭对发展的需求，发挥其家庭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招工难问题，实现了工厂的稳定运转。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并非以个体化的方式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与劳动力市场对接。“夫妻工”模式的匹配机制即源于此，如图 1所示。

图  1  “夫妻工”模式的形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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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庭的选择——回流农民工夫妻对“夫妻工”模式的青睐

不可否认，“夫妻工”模式的出现离不开工厂的努力，但其中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家庭化”特征。

一   农民工的家庭化流动变迁

总的来说，农民工的家庭化流动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期积累阶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是一个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过程。基于经济理性，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迁移是非家庭化的，家庭成员中的一个或几个外出，其余成员留在农村务农，^㉙ 也就是依靠代际合力的“半工半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工的家庭化流动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民家庭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工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实现了非农化和“半城市化”的转型，^㉚开始追求家庭积累之外的发展目标。这种追求更多体现在子女教育等方面，大多数表现为一方务工一方陪读的“半工半陪”模式。在前两个阶段，农民家庭始终将“家”视为一个整体，家庭发展深受“家本位”价值观的影响。第三阶段虽然也是以家庭发展为目标，但发生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携家带口”的农民工出现，且在流入地城市工作和留居开始趋向长期化和稳定化。^㉛ 家庭日渐成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在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家庭化迁移也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新趋势。^㉜这里的家庭化表现出了家庭内部成员间的情感互动和表达，带有对个体的关怀。

可以说，在前两个阶段，不论是“半工半耕”模式还是“半工半陪”模式，西部地区农民家庭都表现出一种“分离态”的家庭结构，使得夫妻二人在生理和情感上都出现了缺失。长期的异地分离生活阻碍了夫妻日常生活的分享，弱化了情感交流的功能，遥远的距离不利于情绪价值的获得和情感需求的满足，大大增加了家庭破裂的风险。

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第三阶段中农民工家庭举家迁往城市的趋势是客观但难以尽数实现的。换个角度来看，“夫妻工”模式变相回应了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家庭情感互动诉求，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法。“夫妻工”模式不仅回应了企业的需求，也是对被迫离土离乡农民工家庭需求的回应，给了他们得以返乡并保卫家庭的机会。

二   本地“夫妻工”的比较优势

不同于传统的“半耕半工”以及近两年出现的“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夫妻工”模式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家庭提供了夫妻共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既然如此，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的工厂也可以推行“夫妻工”模式，那么西部地区本地“夫妻工”优势何在？

1   情感与伦理关照

农民家庭发展指的是农民家庭结构的延续性以及农民家庭状态的发展性。农民家庭的任务在于防范家庭发展风险与实现阶层流动。^㉝ 长期在外地务工很难照顾到留守本地的老人和孩子，给老人的赡养以及子女的教育带来了隐患。农民家庭的阶层流动除了家庭财富的积累外还有子女教育的投入，从西部地区去东南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学籍以及生活条件等的限制往往会将子女留在老家，交由祖父母陪伴。父母长期缺位给子女教育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和负面影响。农民工返回本地务工可以有更多时间看望老人，陪伴子女成长，及时纠正子女的不良习惯，并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亲子互动也更加密切，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核心家庭的稳定性。

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家庭而言，东南沿海地区推行“夫妻工”模式可以促进家庭财富的积累，增加夫妻的情感交流，但无法兼顾孝敬父母与子女教育。而中国农民家庭因传统“家本位”观念更注重家庭整体的发展，不仅仅是财富的增长。

2   文化认同

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的差异，西部农民工很难在东南沿海地区获得较强的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始终处于“边缘”状态而难以真正融入。返回本地后，其在所处的半熟人社会中，会有更好的生活体验，也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西部地区本地“夫妻工”较之外出务工“夫妻工”有着更强的生活面向，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更高的生活品质追求。

六.   结论与启示

工厂对于“夫妻工”模式的推崇，源于欠发达地区招工难以及技术工培养成本高昂的现实困境，该模式借助农民工家庭的稳定性以及家庭发展的动力来实现工厂的稳定高效生产。而农民工夫妻对于“夫妻工”模式的选择，体现了现代化转型刚性压力下，农民工家庭为维系夫妻情感、保卫家庭所作出的主动性尝试与努力，也反映出农民工对于“分离态”家庭结构的不满。除了以经济理性实现家庭积累的最大化外，农民工家庭也存在情感需求，也渴望好好“过日子”。农民工家庭之所以能够以“自我剥削”的方式实现家庭最大化积累，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情感的有效表达。“夫妻工”模式的出现回应了农民工家庭的情感需求，增强了其家庭积累能力。农民工家庭对“夫妻工”模式的青睐可以视为其家庭发展的新诉求，是农民工家庭生活革命的具体表现。

“夫妻工”模式是欠发达地区工厂与农民工家庭双向选择的结果，包含着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双方基于家庭的综合考量。“夫妻工”模式虽尚未普及，但其对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的作用值得相关部门与学界重视。从家庭的功能性以及家庭情感需求的角度入手研究相关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   关注情感需求，维系家庭韧性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家庭迫于家庭发展的刚性压力，不得不通过代际合力的方式以“半工半耕”的策略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剥削”，由此带来的是家庭内部各个成员的过载困境。“夫妻工”模式所提供的“家”这一场所很好地实现了农民工夫妻的情感互动以及日常接触，使得农民工家庭“过日子”的愿望得到满足，在家庭韧性中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维系着家庭确保其不会崩溃。共同空间内的情感互动增进了夫妻间的感情，农民工家庭对于“夫妻工”模式的青睐体现出现代化转型时期农民家庭对情感的需求。

家庭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的私人化导致家庭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与困难。我们需要寻找到家庭发展的活力，以延续其韧性。情感赋予了家庭以生机。保卫家庭，需要从保护夫妻亲密关系入手。

不论是“半工半耕”还是夫妻二人共同务工的家庭积累方式，中国的农民工并非以个体化的形式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与劳动力市场对接。家庭积累方式仅仅是农民工家庭为实现城镇化所采取的策略，“夫妻工”模式的生成机制即源于此。

二   重视女性劳动价值——家庭劳动力配置优化

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通过家庭的私人化，把再生产部分的劳动推入家庭，增加了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负担。^㉞ 深受资本主义组织生产与再生产的“公私分离”型二元结构的影响，家庭被视为私人领域，家务劳动成为私人的事，家务劳动的贡献消失在公共领域。^㉟ 调研发现，“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的年轻女性脱离市场进入传统性别分工，需要承担照料父母以及养育子女的责任。由于价值重心转移、社交窄化等原因，女性的身心承受了相当重的负担。

在西部以代际合力为主体的家庭中，子女稍大后的照料工作可以由祖父母分担，女性因而有机会回到劳动力市场。既然女性并非因其生理原因而遭到劳动力市场的排挤，那么对于以家庭积累为主要目标的农民家庭来说，不论是家务劳动还是社会劳动，女性的劳动价值需要得到肯定。有研究指出，当基于年龄结构的人口红利因素消失后，性别平等的优势可以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㊱ “夫妻工”模式的应用在保证核心家庭完整的前提下，发挥了夫妻在家庭积累中的合力，增加了家庭劳动力，改善了西部地区家庭资源的弱积累状况，进一步提高了家庭在发展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同时，让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可以使其个人价值得到实现，夫妻关系更加和睦，家庭更加稳固。

家庭不仅有功能性的发展诉求，也有温情脉脉的情感需求，具有极强的实践属性，需要其成员共同经营。家庭具有很强的主动性，而不只是社会结构变迁或制度变革的被动接受单位。找回家庭，是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是农民工家庭对于家庭实体化的诉求。“夫妻工”模式的尝试以小家庭的和美推动美好社会建设，使家庭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符合中国式现代化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立场。

① 王欧：《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② 史源渊：《乡村陪读工劳动力市场及其生成逻辑——基于安徽省毛坦厂镇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1期。

③ 韩巍：《农民工流动新形势下提高配置效率的思考(上)》，《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3年第3期。

④ 王春凯：《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与梯度陷阱——西部地区转移企业招工难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21年第2期。

⑤ 贺雪峰：《半市场中心与农民收入区域差异》，《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⑥ 谭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⑦ 许琪：《时间都去哪儿了?——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4期。

⑧ 陈梅、李磊：《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 女性就业与企业出口》，《世界经济》2021年第1期。

⑨ 郭力、陈浩、曹亚：《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地区6省的农户调查》，《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6期。

⑩ 胡枫、王其文: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⑪ 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⑫ 肖瑛：《“家”作为方法: 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⑬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化适应的实践形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⑭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⑮ 李永萍：《农民城市化的区域差异研究——市场区位条件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1期。

⑯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 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⑰ 付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以浙江省H市潮镇块状产业集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⑱ 李永萍：《农民城市化的区域差异研究——市场区位条件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1期。

⑲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 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⑳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 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㉑ 宋少鹏：《“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4期。

㉒ 吴小英：《重返传统：家庭研究的方法论转向》，《理论月刊》2022年第8期。

㉓ 吴小英：《寻找韧性: 代际实践中的情感转向与伦理再造——评〈活在心上: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关系与孝道实践〉》，《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4期。

㉔ 张世勇：《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返乡农民工研究——以湖南省沅江镇的返乡农民工为表述对象》，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2011，第245-246页。

㉕ 徐京波：《临时夫妻: 社会结构转型中的越轨行为——基于上海服务业农民工的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1期。

㉖ 李永萍：《断裂的公共性: 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基于东北G村离婚现象的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㉗ 吴飞：《论“过日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㉘ 陈辉：《“过日子”与农民家庭经济模式——基于关中Z村调查》，《西北人口》2012年第4期。

㉙ 蔡昉：《迁移决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人口研究》1997年第2期。

㉚ 王春光：《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㉛ 王子成、赵忠：《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 外出、回流还是再迁移》，《管理世界》2013年第1期。

㉜ 熊景维、钟涨宝：《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中国农村观察》2016年第4期。

㉝ 雷望红：《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2期。

㉞ 宋少鹏：《“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4期。

㉟ 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 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㊱ 杨菊华：《让性别红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潜能》，《中国妇女报》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