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七十余年中，共计有1 000余种^①美国科幻小说单行本^②在中国大陆译入出版。其中，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仅有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1本美国科幻小说《荒唐世界》，该译本由苏联儿童出版社1956年的版本翻译而来，非源语文本译入。^③这种门庭冷落的现象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方有改观，翻译活动开始蜇动；但由于出版较策划及翻译活动滞后，直到1980年才有10种单行本出版。在某种意义上，198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科幻小说中译出版的元年，进而于1981年形成“解冻”后的第一个译介出版的小高峰——有17种美国科幻小说译入。此后，科幻译介活动由于受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影响，一直持续低迷至20世纪90年代初方开始回暖。受制于我国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之规约，许多出版社争相赶在1992年节点之前将积攒的译本项目完成，并于该年形成扎堆出版的现象。当年共有25种美国科幻小说译本出版，掀起了美国科幻作品出版的第二个高潮。随后再次陷入滞顿，直到1997年开始峰回路转。1997年也成为美国科幻小说中译走向繁荣的拐点之年，共有34种美国科幻小说译入，比1996年美国科幻中译本的数量增长了两倍多。1997年之后的科幻中译活动态势虽不免有起伏扬抑，但开始整体步入稳中有升的繁荣阶段。

据笔者初步统计，自1997年至今的二十余年中，约有近1 300种科幻小说译入出版，占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科幻小说译介总数的绝大部分，平均每年有50余种引进出版；约有近400名美国科幻作家的作品被译入，涉及600余名译者、150余家出版社及数十家民营图书公司。这一时期译介的科幻作品几乎涵及美国科幻小说中所有经典流派，如太空歌剧、架空历史、赛博朋克……与此同时，新兴流派以及其他尚未来得及定义的小说类型也一并涌入。

图  1  1997—2019年美国科幻小说的译介趋势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当前，随着新时代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推进、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和文化自信的逐渐确立，科幻也迎来了发展的良好契机。不断壮大的作者队伍、递增的作品数量以及科幻影视、游戏、周边产品等产业化发展令人侧目。无疑，翻译活动是世界科幻交流的重要手段。作为世界科幻中心的美国是中国科幻译入最大的“东家”，在1997—2019年美国科幻小说中译史上最活跃的二十多年，千余本译作数量背后的出版商是怎样的运作机制，有哪些译者参与了这场“生产活动”，译介动因又有哪些？

本文引入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解析美国科幻小说的译介活动，重点以1997—2019年的译介活动为例。场域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是在各个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或构型^④，可以分为生活、艺术、科学、经济、政治等虚拟场域空间，行动者在不同的场域空间进行实践。布迪厄从经济、社会、文化之维来划分资本类型，之后又提出象征资本的概念。四种资本类型各有交叉渗透，其中经济资本以货币为符号；社会资本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为符号；文化资本则以作品、文凭、学衔等为符号；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信誉资本，是一种“合法的积累”形式。惯习指不同领域活动的统一准则，是一种集体性的、持久的、规则行为的生成机制。资本、惯习和场域共同构成了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理论体系。^⑤

翻译场域指“由原作者、翻译者、出版商等相互关系网络中各种力量和因素组成的综合体，常被置于社会权力场域、文学场域或商业场域中探讨其关系网络何以发生” ^⑥。本文从上述问题入手，基于笔者对翻译数据的定量统计，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考察翻译场域中的核心行动者(出版机构、译者)及出版的作品；其次，探讨传播场域中影响翻译活动的各因素；最后，从政治、文化、教育各场域诸种力量的汇聚及碰撞切入，解析科幻翻译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   翻译场域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⑦在这里，他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借柏拉图讨论如何对待理想国中的诗人，抛出作家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问题，进而将文学创作纳入生产范畴，视其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⑧作为文学场域一部分的科幻翻译活动，也同样具有“生产性”。其行动者主要由原作者、原版权方以及目标出版商、译者、读者等组成，译作即为其“产品”。本节从生产场域中翻译活动的核心生产者——出版商以及译者切入，解析二十多年来科幻翻译生产活动。

一   出版机构：打造品牌书系抢占资本市场

1997年之后，全国各大出版机构陆续推出了多个名目的译介科幻书系。《科幻世界》率先启动“视野工程”，斥资打造品牌书系，成为国内科幻出版产业的龙头。素有科幻出版传统的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继1990年代初推出“世界科幻小说精品”后，于1997年推出“科幻之路”。在2015年前后，科幻品牌书系蜂涌出现。新星出版社推出“幻象文库系列”“大师的盛宴”“世界顶级科幻大师杰作选”“次元书馆”等系列，译林出版社推出主打经典科幻丛书的“译林幻”系列。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知名民营图书公司在近5年来陆续开发科幻书系，读客、磨铁、果麦、白马时光、未读、博集天卷等均有介入，主打科幻产品的未来局、八光分等民营公司也积极布局译介图书产品线。读客拿到了不少经典长篇的版权，包括克拉克和阿西莫夫的系列经典作品。该公司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联手推出“银河帝国系列”，市场影响力较大。这一时期美国新出版的科幻小说经常甫一亮相便很快被译介到中国大陆，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对美国的科幻“贸易”渠道渐趋稳定。^⑨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书系无疑是“视野工程”(2003年启动)。“世界科幻大师丛书”和“流行科幻丛书”即属于这一工程(另外还有“中国基石丛书”和“世界奇幻大师丛书”，主要致力于国内科幻的出版和奇幻小说译介，此不赘述)。该工程对早期重要作家和作品进行了“补课式”引进，弥补了早期译入活动的选择偏颇。像阿尔弗雷德·贝斯特、杰克·威廉森等作家的作品均在该出版工程中被引入。“视野工程”译介的筛选标准为获奖的经典作品、热销作品、已经影视化或即将影视化的作品。这两套书系迄今共引进出版以美国科幻为主的200余种科幻小说，很大程度上改观了中国读者固化在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阅读口味。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创刊的《科幻世界·译文版》，曾以《科幻世界》增刊的形式出版，读者口碑较好，于是正式成刊。“译文版”分单双月刊，奇幻科幻双管齐下。单月刊主要刊载科幻小说，精选引进大量美国科幻佳作，是译介活动开展的平台重镇。福建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创办了《世界科幻博览》杂志，每期设有“域外传真”栏目，刊发国外译介的科幻小说。这本杂志与《科幻世界·译文版》几乎同一时间点出现，从某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科幻界对外交流、渴求新声的热望。

20世纪90年代，福建是科幻出版活动较为活跃的省份。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均积极致力于国外科幻图书的引进出版；同时，着力兴办科幻杂志，促进海内外科幻活动的交流。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前身是福建人民出版社青少年读物编辑室，该社1997年推出由中外两位名家詹姆斯·冈恩和郭建中主编的“科幻之路丛书”，是许多科幻爱好者的入门读物。“新生代”科幻作家陈揪帆称自己走上科幻道路便是受到了这套书的影响。该书系源于冈恩教授编辑出版的科幻小说集《科幻之路》，最初的四卷本于1977年至1982年出版，旋即成为美国大学科幻课程教科书，并不断再版。随后，冈恩又续编了第五、六卷。这套小说集与同类出版物相比主要在其权威性：冈恩既是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又在大学讲授科幻小说，郭建中是中国著名科幻翻译家，二者的声望即是无形的象征资本，这种资本赋予该作强大的权威性与经典性。该作所辑小说均为已有定评的科幻史名家名作，并在每卷前言置有冈恩撰写的综评，串在一起则可看作浓缩版的世界科幻小说史。具体到每部作品，都有编者撰写的对作品时代背景的介绍以及对作者及作品在科幻史上的地位、影响的评介。^⑩由于市场口碑较佳，该套书系于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未名·科幻之路丛书”再次出版。2015年后，随着中外科幻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外科幻作家、编辑、学者联手创作或合编的情况越来越多。《科幻世界》、八光分先后与迈克·雷斯尼克合作主编选集，推出《世界科幻杰作选》《银河边缘》选集。

科幻作品因其“惊异感”而具有与生俱来的“少儿性”，加之少儿图书市场的高回报率使得多家出版社瞄准了少儿科幻图书市场。面向少儿开发的科幻书系以选集居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绘图科幻精品丛书”是20世纪90年代涌现的佳作。该系列遴选的作品为中外科幻名家名作，极具趣味性。所选的小说具有“科幻+侦探”的多元特征，极受小读者欢迎。近年来少儿科幻译介书系继续沿袭“科幻+”的特征发展，“科幻+科普”“科幻+探险”“科幻+游戏”等具有复合多元色彩的作品表现出更强的市场竞争力。科幻题材的图像小说渐兴，尝试漫画之外的新表达形式，不管是成年还是儿童读者都很喜欢。

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的科幻书系策划开始走向分众化、主题化和系列化，但也不可避免地泥沙俱下，出现盲目跟风现象。出版社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竞相在科幻译介场域“占位”，畅销书或是有同名电影上映的作品常会被争抢出版，出现选题扎堆的现象。这在重点作家的译介上尤为突出。例如，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系列中的《繁星若尘》就有不下四种复译本，不必要的复译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很多之前从未出版过科幻作品的机构开始介入，匆忙在生产场域进行抢夺资源的占位斗争。这一时期大部分出版社缺乏科幻出版的前期资源与基础，以致在翻译场域的资本争夺中败下阵来，甚至淡出市场；同时，也使得《科幻世界》这样的专业团队在角逐中胜出。在开拓译介业务之前，《科幻世界》已经有了十多年的行业经验积累，赢得了在科幻领域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培植了以姚海军为首的一批专业科幻编辑以及优质的科幻译者队伍和忠实的读者队伍；强大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使得其能以精准专业的眼光推进中外译介活动和交流，很快在场域的占位斗争中脱颖而出，赢得市场的同时也积蓄了更多的象征资本，扩充了经济资本的容量。因而，也不难理解为何“视野工程”甫一推出即获得了良好的市场评价，该工程的打造的确体现了专业科幻团队的长远视野。

二   译者：学院派与渐兴的“草根译者”^⑪

从二十多年来美国科幻小说的译者及译作数据来看，译作数量最多的是叶李华、朱振武、姚向辉、李克勤、潘振华、李毅、苏新连、李镭、毕可生和郭建中。叶李华是台湾著名的科普科幻推广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的大多数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都是由他翻译完成的。他的译风严谨，力求忠于阿西莫夫的“平板玻璃式”的素朴文风，语言平实晓畅而不失韵味，既能“会其意”又能“传其神”，在科幻界影响较大。在翻译场域中，象征资本自原作者伊始便开始发挥效力，进而在译者乃至出版商那里一步步发酵。以叶李华翻译阿西莫夫的小说为例，由于阿西莫夫在世界科幻界积蓄了较大声望(即象征资本较为丰厚)，其作品也被作家的象征资本附值，地位得以抬升。作者及原作的资本在译者、出版商身上继续延展。叶李华自幼喜爱科普科幻，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的教育背景和良好的外语优势，长期从事科普科幻推广工作，在我国台湾地区科普科幻界享有很高声望。这些都成为叶李华极具优势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使得他更容易切入科幻翻译活动，也容易得到业界认可。其翻译的阿西莫夫系列繁体版本在台湾地区出版后大获成功，后来由读客引入简体版权，由叶李华在繁体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在斩获经济资本的同时，叶李华也在翻译界累积了相当的象征资本，从而为获取更多的资本奠定基础，在场域占位中胜出。出版商为了占据更大的象征资本，在资本市场的角逐中获胜，在译源的选择上也倾向于名气大的作者和获过奖的作品，以获得更强大的象征资本。

这一时期学院派出身的代表译者有郭建中、毕可生、朱振武、苏新连等。郭建中曾在杭州大学外语系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倡行科幻小说翻译实践及研究的学者。他曾主编过多套科幻小说书系，并获得多项科幻翻译奖项。毕可生不是英语专业出身(退休前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他与夫人孙亚英共同翻译了埃德加·巴勒斯的“人猿泰山系列”。学院派译者的普遍特点是文笔考究，质量较佳。

随着国际化的进一步推进，优秀的外语人才增多，翻译队伍不再局限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班人员。频繁的世界科幻交流给了普通人从事翻译的可能，“草根译者”现象也因此出现。出版社拿到某本科幻小说的版权后，经常通过网络招募译者的方式推进，试译后再行签约，尽管译酬较低(多数为1 000字70元或80元)，仍然有很多跃跃欲试的新手加入，甚而科幻编辑亲自上阵。李克勤既是《科幻世界·译文版》的资深编辑，又是科幻译者，翻译作品有《深渊上的火》《你一生的故事》《天渊》《迟暮鸟语》等，其译作能比较贴切地传达原作风格，中文专业的学科背景使其语言较一般译者更具表现力。

据笔者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2019年，共有658名译者参与了科幻译介活动。其中，只“生产”了一本科幻译作的译者有456名，几近70%。这种“一本书译者”的现象反映了译介群体的不稳定性，即很多译者从事科幻翻译是出于兴趣和契机，偶尔为之。实际上，科幻小说比一般的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技术门槛更高，面临的文本情况常常更为繁复，需要译者在掌握科幻文体独有话语的基础上适时地根据语境斟定句意。昙花一现的“一本书译者”不太容易深谙科幻话语，进而会影响翻译传达的精准性，乃至出现错译。加拿大“科幻教父”罗伯特·索耶谈及科幻话语的独特性时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区分一些语句到底是字面意思还是隐喻。例如“他的世界瓦解了”这句话置于一般文学作品时多为隐喻，描述正常生活被颠覆；但科幻小说中这样写，可能意味着某个不幸事件导致某一居住地消失。^⑫

科幻译者群体不稳定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社会公众的集体惯习相关，文字翻译普遍被认为相较口译更为容易；而文字翻译者的身份通常是暧昧的、辅助的，而且是相较原创作者低一级的准职业化存在：不管年龄、资历以及是否受过专业的翻译训练, 只要懂得两门语言便能进行文字翻译工作。这种惯习导致翻译行业的组织性极弱, 缺乏统一的职业准则。科幻小说翻译实践作为翻译场域所辖板块，具有大众通俗文学的特质，致使翻译者的门槛更容易被压低。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普遍有一种不重视翻译语言质地的倾向，“不重辞采表达，只重科幻故事创意的传达”的认知不只在科幻翻译场域中存在，就国内原创科幻作品来说也一样存在。这一惯习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科幻小说的翻译活动步入误区——只要读者能会其意即可，文辞传达的艺术性则可以退而求其次。

据科幻研究学者吴岩称，他在购买一本翻译的科幻作品时经常犹豫不决，如果该书没有像王逢振、郭建中那样级别的学者担纲，就会很担心译介的质量。消费者对译作质量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除了译者本身水平所限，出版商也要承担责任。很多出版社难以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一味地攫取经济资本，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市场的妥协，译作质量势必难以保证。当然，其间也有不少长期从事科幻小说翻译的翻译家，诸如王逢振、吴定柏、陈渊、郭建中等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国外科幻小说的译介工作，为读者提供大量优秀的译介范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科幻文学的窗口。

如今，科幻小说翻译活动从1980年代没有机器辅导翻译、学院派译者主导天下的局面，演变为当今由大量草根译者、科幻作家以及粉丝志愿者参与翻译的格局。“一本书译者”的现象仍在持续。不过，这些新生代译者群体中也不乏外语水平较高、思想活跃敏锐者。他们很多人经常阅读原版的英文科幻小说，更容易理解科幻小说中的“硬核”内容；他们将翻译作为持续的爱好，没有过多条条框框的束囿，语言较学院派更为活泼和接地气。IT从业者姚向辉是“草根译者”中的佼佼者，译作成果丰硕，至今已有几十种译作出版。尽管科幻翻译产业总体仍然缺乏优秀的、稳定的翻译人员队伍，但初步形成了一批核心力量，姚向辉、陶雪蕾、耿辉、姚人杰、潘振华、李懿、刘冉等正是在这种文化场域中脱颖而出的新生代译者。在译坛格局演进的历程中，日臻成熟的翻译工具、网络对粉丝的聚合效应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之功。

二.   传播场域

科幻小说传播场域的研究，主要关注受众心理、展示空间、观瞻方式以及作品意义的产生等问题。本节重点考察传播场域中科幻作品的多元化传播路径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市场销量的相关因素。随着传播媒介日趋多元化，同一内容源可以同时经由传统印刷媒介(图书、期刊等)和电子媒介(电影、电视、音频等)传播开来。那么，诸种媒介在传播场域中的位置及关系又会对科幻小说的译介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1980年到2019年美国科幻小说中译本印数及销量趋势来看，印数最高的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动辄十几万册的印量。这与当时处于开放初期有关，读者对获取新知有强烈渴望，外国文学作品包括科幻文学作品在这时蜂拥而入。当时传播媒介形态较为单一，图书是主要的传播媒介。出版事业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开始蓬勃发展，包括科幻图书在内的各类图书销量都较为可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掀起过一波科幻影视热潮，虽然在当时影视并不是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但仍然显示出对图书出版业的辐射影响。同源科幻产品可以以多种媒介形态售卖，进而形成热门科幻IP。以1977年美国推出电影《星球大战》为例，该影片当年甫一推出即风靡全球。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引进出版《星球大战》图书，印数为300 000册，成为整个80年代销量最大的科幻译作；随后又衍生出多种星战连环画、漫画品种，星战IP仍在源源不竭地延续。由上可以看到，就资本与媒介的关系而言，资本实力越强，媒介占据的“权力”就越大。电影相对图书而言，无疑占有更为强大的资本，相应也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并能对传播力较弱的一方构成正向/负向的影响。从近年来科幻图书出版来看，出版商善于倚借热点影视IP来开发、宣传相关书系，如刘宇昆的《星球大战·卢克天行者传奇》就是2018年应迪士尼之邀为电影《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创作的先导小说。总体来看，围绕影视IP开发的各种产品类型总体呈现愈加丰富的态势。

泛娱乐时代的到来促进了科幻各产业形态间的流动延展。以育碧软件公司2016年发行的网络游戏《全境封锁》为例，该游戏在市场赢得口碑，占据一定的社会资本及象征资本后，育碧又继续推出《全境封锁2》，并同期发售《全境封锁2》官方小说《冲破黎明》。与该游戏相关的电影、漫画也在筹拍策划中。在这个案例里，不管是图书、电影还是漫画，均先期占据了强大资本的游戏产品《全境封锁》延展出来的周边产品，这几种媒介拥有共同的科幻核心故事，“科幻核”具有开放的可以延展的空间，并倚借不同的媒介进行传播，形成聚合效应，从而占据更大的资本空间。类似的情况还有围绕战略游戏《星际争霸》出品的长篇正传小说《星际争霸·自由远征》、根据经典游戏《刺客信条》打造的小说《刺客信条·末裔》等。

2000年前后形成的互联网浪潮加速了多元化媒介形态的发展，对传统图书行业带来了很大冲击，致使图书销量大幅下滑。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监控数据显示，1998年后美国科幻小说单行本译作的销量，前五名分别是《火星救援》(译林出版社“译林幻系列”)、《银河帝国(1)——基地》《永恒的终结》(均为读客出品的“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丛书)、《安德的游戏》(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全球顶级科幻大师系列”书系)和《2012玛雅末日预言》(万卷出版公司)，占有绝对强势位置的影视产业形态以无孔不入的姿态对其他产业形态(尤其是在传播场域处于弱势位置的图书出版业)形成了钳制——电影在全面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⑬安迪·威尔的《火星救援》、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维罗尼卡·罗斯的《分歧者》均为“倒流”的例子。这些图书皆因电影暴得大名而跟进——尽管安迪·威尔名气不算大，在中国出版的科幻小说只有一本《火星救援》，依然不影响该作销量上榜。在这个过程中，出版商倚借电影热映的“东风”，将同名小说引进，其图书产品形态更像是影视产业的周边产品。影视传播所带来的社会文化资本在出版活动中被转化为经济资本。

高居科幻中译本销量榜首的阿西莫夫在世界科普科幻界享有极高声誉，被誉为“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其创作的“基地”“机器人”“帝国”三大系列有“科幻圣经”的美称。他的作品与传奇经历成就了其在科幻界神一般的存在，也成就了他丰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种已经神化的名声累积发酵，转化为象征资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已成为“科幻”“世界科幻”“美国科幻”等各类与科幻相关类聚的代言人。象征资本具有可转换性和可传递性特征，“读科幻非阿西莫夫莫属”的思想也已深入人心。以上因素使得他在经济资本市场的角逐中以绝对优势胜出。

由上可以看到，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和视觉化时代的来临，影视产业获得发展良机，并在各大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拔得头筹，表现为其占据的各类资本最为集中，产生的经济资本最为强大，也相应对图书出版业形成带动效应。其他形态诸如游戏、漫画等产业渐兴，也对图书出版形成不同程度的辐射。在传播场域中，作家占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象征资本越多，产生的经济资本就越多。

三.   翻译动因

法国学者海尔布伦(Heilbron)和萨皮罗(Sapiro)在合著的《翻译社会学大纲：目前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一书中对翻译社会学的构建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翻译深嵌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应当将三个范畴纳入考虑以爬梳翻译动因：作为一种跨国之间的转换，即翻译意味着国际关系交换场域的存在；在特定的交换层面, 须区分政治、经济和文化动态；翻译动态取决于接受空间结构和在此过程中相关的媒介(译者、出版商、评论者)以及社会需求，他们尤其提出要关注译者这一群体。^⑭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下面分别尝试从国际关系交换场域、政治、经济、文化动态以及接受空间结构的变化来阐述翻译动因。

从国际关系交换场域来看，为何是美国科幻而不是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科幻在这二十多年走强？从苏联译作的数据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是苏联科幻译入较为集中的时期。据笔者统计，对苏联科幻的译入集中于1950—1959年，这十年恰恰是中苏关系较为友好的十年；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分歧加剧，两国关系逐渐变冷，科幻翻译活动也几近于无。在此，政治场域的威权效应使得其决定着翻译场域中“文化贸易”的国别抉选。换句话说，翻译场域某种程度上是国际关系的镜像。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美国开始成为中国科幻译介活动最大的输入国。一方面是因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为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入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环境的包容性渐趋加大。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科幻界还没有为科幻的发展酝酿好文化环境；那么，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兼收并蓄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权力场域对文学场域的牵制相对放宽，中国文学场域出现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一定程度也刺激了科幻小说的译介步入昌盛。科幻文化(包括科幻影视、科幻小说、科幻游戏、科幻周边产品等形态)在美国是较为流行的大众文化类型，而科幻片恰是好莱坞电影的主要票房卖点。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处于扩张的态势，借助好莱坞科幻大片而将科幻文化推向了世界各地——也包括中国这一超级市场。可以看出，翻译场域呈现的不同时期的特点正是权力场域影响力的一种折射。

就世界科幻交流动态及接受空间结构的变化来看，中国越来越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姿态。倚借影视产业的勃发，科幻开始溢出边界，有从小众文化演变为流行文化的态势。在科幻文化的构建中，刘慈欣于2015年摘得“雨果奖”桂冠是强劲的催化剂，极大地扩容了科幻文化圈；2016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开始主办科幻大会，介入当代科幻文化场域的建构，吸聚了大批国内外科普科幻爱好者参加，也使得科幻大会成为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平台。不得不提的是中国科幻史上的转捩之年1997年。在这一年，《科幻世界》多年坚持培植的科幻作者队伍初显成效，新生代科幻作家发表了一系列优秀作品，也带动了一批科幻粉丝。1997年，《科幻世界》的年发行量达到252万份。科幻文化圈的扩容为译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当年于北京举行、以“科学·科幻·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科幻大会使得科幻文学焕发了生机。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200多位作家、科学家、科幻迷汇聚中国科技会堂，就科幻小说如何反映科学和社会变革、航天飞行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意味着科幻开始扭转“胡思乱想”“伪科学”的负面标签，登上科学殿堂。当年，国内外一百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了活动情况，其中包括美国的《新闻周刊》。值得玩味的是，与会的人员中，作者占少数，编辑占大多数。会议结束后，全国各地出版社开始竞相推出科幻丛书，仅1997年计划新出版的中文科幻图书就有50多种。^⑮科幻译介活动也随之推进，且这种推进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据笔者统计，1998年美国科幻小说的译本为57种，比此前任何一个年份出版的译本都要多，也高过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中译本数量之和。近年来的世界科幻交流活动较以往更加频繁。一方面，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牵头主办年度科幻大会，已然成为中外科幻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名片。国内外科幻作家、研究者、出版商借此交汇，国外科幻从业者也得以领略中国巨大的科幻内需市场。另一方面，国内科幻创作者、出版商也在主动走出去，参加在世界各地举办的科幻交流活动，主动开拓获取资本的渠道。

在教育场域，科幻的影响力也在扩大。以科幻教育为主题的组织、线上线下会议和活动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教育是未来教育的重要板块，对青少年成长有着传统教育不可比拟的优势和价值。科幻切入教育场域，为科幻的翻译市场开拓了一个广阔的、充满生发力的内需空间。

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系列活动，科幻占据了强势权力资本，也奠定了科幻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一个相对自主的科幻场域被建构，中国与世界科幻中心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幻翻译贸易活动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

结论

本文以场域视角切入美国科幻中译活动的研究，将原作者、译者、出版机构等纳入研究视野, 考察文化、政治、经济、权力等社会因素与翻译行为者之间的关系, 以关系主义原则为指导，对翻译活动中的各个关系进行研究，无疑为科幻文学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研究进路。考察美国科幻小说在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看到全球文化场域的跨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和反馈的过程以及二十多年来中国科幻文化的兴起所带来科幻翻译市场资本的角逐。一批优质的出版团队在占位中胜出，《科幻世界》倚借期刊长期以来的影响力培育了一支专业的编辑队伍和大量忠实粉丝，积聚了雄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很容易在国内外科幻出版活动中跻身市场前列，并进一步挤压跟风的和缺乏特色的出版机构之生存空间。随着日臻成熟的翻译工具、网络对粉丝的聚合效应以及长期以来人们对译者职业的社会惯习，草根译者泛起，导致只产出一本译作的译者极为普遍，翻译队伍总体缺乏稳定性。随着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发展，科幻小说的译介活动也受到其他媒介场域，尤其是拥有雄厚资本的影视场域的影响，进而对科幻图书的销量形成正向或是负向的带动作用。美国科幻小说译介活跃的动因与国际关系交换场域的变化、美国经济和文化的扩张、世界科幻文化动态以及中国对科幻接受空间结构的变化等不无关系。总体来看，中国科幻翻译活动正向着产业化、开放化、规范化和多元化发展。

① 本文将复译本和再版的现象视为与初译本不同的种数进行统计。

② 本文以科幻小说中译单行本为每种的计量单位。

③ 汉密尔登：《荒唐世界》，金星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

④ 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学术探索》2014年第1期。

⑤ 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⑥ 蔡瑞珍：《翻译研究二维透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第169页。

⑦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98页。

⑧ Walter Benjamin，“The Author as Producer，”New Left Review 1(1970):62.

⑨ 樊得生，王晓方：《谁在说话——中国文化年报》，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第161页。

⑩ 詹姆斯·冈恩编《科幻之路》，第五卷，郭建中译，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第8页。

⑪ 郦亮：《草根译者兴趣之作亮相书展，学院派或面临挑战》，http://sh.sina.com.cn/news/h/2010-08-16/0840152711.html, 访问日期：2018年6月15日。

⑫ 陈越：《中国会成为世界下一个科幻中心——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专访》，《科普创作》2020年第1期。

⑬ 戴锦华：《“非观众”呼唤出的“非电影”正在统治中国电影》，http://news.mtime.com/2015/06/23/1543934.html.访问日期：2018年06月20日。

⑭ 陈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第41页。

⑮ 华裕达：《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