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代表全党首次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双创”，即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一次强调了这一说法。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的重大成就时，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后还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①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从根源上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对事关文明的三个重大基本问题的科学把握。事关文明的三个重大基本问题分别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代表历史进步潮流的更高级的“新文明”、如何对待已经存在的不同文明(包括既往的传统文明和世界上同时存在的其他文明)、在实践中应以何种方式来推进和创造文明。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仔细梳理和深入阐析中国共产党对这三个重大基本问题的科学探索和把握，既是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创造的基础性任务，也是不断丰富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

一.   文明与“新文明”：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文明的科学认知

文明(civilization)，是启蒙时代的新词，表征人类社会进步和开化状态的社会历史范畴，其拉丁词根civis可上溯至古罗马时代。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文明本质上发生了新变，更多地与现代性所承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着重“强调的是世俗的、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凸显了现代性的相关意涵：一种确立的优雅、秩序状态”。^②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其《欧洲文明史》中，以一种进步论历史观阐释了文明的意涵，强调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具体言之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自身的发展”，前者如“政治和社会发展”，后者则指“人内在的和道德的发展”。^③这一概括代表着“文明”概念的经典意蕴，即人类不断向高级阶段的进步和发展。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专门探讨“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关系，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理解文明，并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传统社会文明的一面。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同时深刻地批判现实资本主义血腥残暴、阴险虚伪的一面，内含不可调节的尖锐矛盾；科学地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在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同时，理应建构一种新的文明社会。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一批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和把握文明问题，开始摆脱一些前辈贤达致力于探求解决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相对简单地从器物和制度二分层面把握中西文明的区别，或多或少地主张“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现代化”就是要“西方化”，以此探索新的民族出路。李大钊于十月革命后第二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视角深刻地分析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俄国十月革命及其缔造的苏维埃代表着“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④同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政论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一“新文明”是“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⑤，是解救中华民族的新前景和新希望。

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日渐深入，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开始更自觉地把“社会主义”与“现代新文明”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分析。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李达，也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撰写《社会主义的目的》，较为深刻地指出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十九世纪政治革命成功后的文明现状”；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一帖对症的良药”。^⑥瞿秋白1923年发表《文明的列强，野蛮的中国？》，以反讽的口吻揭露了西方列强假借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的两面性。在同年发表的《现代文明问题与社会主义》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深刻揭示了文明的内涵、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同时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文明”的未来展望。一是指出“文明(civilization)是人类劳动的创造”，文明的实质是进步、发展和革命的，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阶级分化时，“受治阶级”便通过革命的形式“夺取此文明以为利器而创造新文明”；二是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新范畴，阐释了“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副产”的观点；三是认为以技术和科学为载体的“西方式”物质文明虽能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新形式”呈现，但“不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解放人类”，还可能导致精神文明的堕落，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澈底变易人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四是指出“社会主义的文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集合的谐和的发展”，通过协同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主义的艺术文明。^⑦建设一种和中华民族现代化共生，具有现代性，因而符合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历史进步方向，但同时超越中国传统文明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文明”，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觉的努力方向和革命诉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即将以新面貌面向世界的重大时刻，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牢记这个庄严宣告，把它和社会主义建设紧密融合在一起，在不断探索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科学认知，并将之付诸实践。具体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进一步明确文明是现代民族、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将之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之一，把两者紧密融贯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就把现代化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具体任务和目标愈来愈清晰。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进而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⑨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⑩的奋斗目标，这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一直沿用下去。21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的十七大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要求，新增“和谐”，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对此再次加以强调。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进一步提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⑪，要求依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通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⑫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⑬确立为党的中心任务。我们党始终把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结合，使两者有机融合，不断深化对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认识。

第二，认识到文明具有全面系统性与多维层次性，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必须不断体现这种内在要求。随着认识的深入，我们把文明视为包含物质维度、精神维度、政治维度、社会维度、生态维度在内的有机整体。党的十二大报告就已提出，我们狠抓经济发展、不断建设高度物质文明，但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⑭，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要求不断促进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新增“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生态文明、社会文明进一步作了系统、深刻阐述。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1世纪中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⑮的发展要求。

第三，认为文明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及其智慧的结晶，具有独特性、多样性和平等性，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劳动密不可分。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创造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本观点，主张尽管人类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体现出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一面，但归根结底都是人类劳动和智慧的集体结晶。江泽民肯定各国人民的主体能动性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认为“各国人民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⑯。胡锦涛从劳动这一逻辑支点出发，阐释了劳动与文明进步的关系，认为“劳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⑰，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习近平看到了人类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劳动各有其特殊性，指出“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⑱。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文明的创造最终源自人民的劳动。

第四，文化、思想道德、核心价值观等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建设内涵丰富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应有之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明和文化是同义语。我们有时因此将精神文明直接转述为“科学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具体涵义。比如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及时隔十年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文件，都把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等视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内容。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为第七部分，开篇即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它“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⑲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经常把“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义表述。有时，也把文化作为文明的一部分加以强调，如“我国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经常将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提并论。在这种意义上，文明对内成为国家发展的灵魂和精神动力，对外则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上，江泽民在20世纪90年代就强调“向世界表明我们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文明形象”^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重强调塑造文明大国形象的重要性，提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㉒，展现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从社会层面来讲，当文明指社会和谐秩序时，意指社会文明程度；从个人层面来讲，当文明指人的言行有礼貌、举止文雅时，意指文明素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我们党再次提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的具体要求。^㉓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把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解和实践，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我们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生成很重要的内在理路。

二.   辩证对待中国传统文明和世界不同文明：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辩证法对已有文明的科学态度

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意味着在现实中，有特定内容和目标指向的文明建设、文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建设的开启和展开，都须以民族国家作为载体，换言之，必须借助民族国家的形式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内容。但这种现实选择也必然带来两个很重要且无法绕避的现实问题。其一，如何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或者传统文明？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㉔对于拥有五千多年灿烂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这更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文明基因，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血脉和共有的精神家园。其二，如何对待世界上与自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没有一种文明可以通过故步自封、偏安一隅来实现对自身的保全和发展。要想本国、本民族的文明葆有生命力并不断健康发展，就必然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世界。

因此，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明以及当今世界不同文明，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推进现代化必须正确对待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本身“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㉕，兼收并蓄、有容乃大而“成一家之言”，恰恰又为如何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和不同的思想文化树立了正确的典范。因为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中国共产党较早就知道要以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科学理性态度正确看待传统文明和外来文明的复杂性和两面性。毛泽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代表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强调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㉖。具言之，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必须坚持历史辩证法，“不应当割断历史”，相反“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核心在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㉗针对外来文化，毛泽东强调“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我们发展新文化的借鉴，但“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依据我们的实际需要“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㉘这一思想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正确处理古今中西文化关系的重要原则。

改革开放以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我们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与世界文明良性互动的自觉选择。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要想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觉以辩证否定的科学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邓小平明确要求坚持“双百方针”，在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也提醒“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大都具有复杂性，“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㉙江泽民指出，坚持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的统一，要通过继承和借鉴，实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有机结合，同时也要依据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要求、人民群众新的生产生活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㉚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发展、创新文化，就要“吸收和借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和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反对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㉜的重大时代课题。

坚持运用“守和变”的辩证法，以扬弃和转化创新的科学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是强调不能厚今薄古、以今非古，而要坚持扬弃继承的科学态度。习近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文化自信、自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而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切忌“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一定要辩证对待，“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二是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建设中，“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不但要继承和弘扬，还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㉝要结合新实践、新问题和新的时代要求，“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同时实现“两创”。

在对待世界不同文明的问题上，我们党提出了“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三大原则。一是坚守多元文明和合共生、共生共荣的价值理念。强调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平等的、多彩的、包容的，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要理性地看待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二是以学习借鉴的态度对待其他不同文明。不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新时代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最终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三是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应秉持开放原则。“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㉞真正科学的文明观应是“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它内在要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㉟最终实现世界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㊱。这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生成很重要的维度。

三.   立足国情、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基于“两个结合”对创造“新文明”的科学立场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同时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㊲。这个“重要原则”实际上是在“两个结合”中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百年征程中相结合，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中心，既不教条化地迷信“本本”，也不机械化地模仿和照搬别人的经验，其实质就是“以我为主”、独立自主。也正因此，习近平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㊳也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㊴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必须独立自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所形成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科学立场。

一是立足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走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文明之路。

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走出苦难、不断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㊵。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在经历过一些“左”倾、右倾错误后，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重新思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前无古人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20世纪40年代前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革命实际独创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强调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步走”战略，进一步深化了独立自主的自觉和自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限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中国选择全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模式“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㊶等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以苏为鉴”，强调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指出：“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㊷“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㊸正是由于坚持“第二次结合”的思路，我们党初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推动中国各项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深刻认识到，这条独立自主地走出来的革命和建设之路，既是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之路，也是一条现代文明发展之路。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为创造现代社会的新文明类型奠定了政治制度前提和一定的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是中国人民进一步独立探索现代化发展的文明实践之路。邓小平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㊹这也正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健康前行的正确方法与途径。走自己的路就是在“两个结合”中，“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同时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邪路”。^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立足本国实际国情，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统一。改革开放本质上是适时调整发展模式以寻求自我再生之路的一种独立、自觉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潮流，我们主动对内改革，积极建构能和现代文明对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动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我为主，努力学习资本主义文明中先进合理的部分为我所用。与此同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在“两个结合”中不断促进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探索中华民族“文明转型和文明创新”。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深走实，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完整凸显。它充分证明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从根本上突破了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简单效仿，“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发展现代文明之路，延展着现代文明的价值意蕴；它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创新、勇于创造、独立自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底色，极具“中国特质”的文明之路。总而言之，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成果。

二是依靠党和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注重推进文明协调均衡发展。

五千年来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也培育出中华儿女积极进取、自立自强的精神品质。“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㊽，这种独立自主有了更为科学的精神滋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彰显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探索精神和实践品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名作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依靠农民同盟进行革命的主张，这实际上也就确立了后来创造新文明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根本方针。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㊾这在确定了独立自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确立了独立自主基本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科学分析了当时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形势，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㊿，进一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及其主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在结合中，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生产力是文明的基础和动力，发达的生产力是先进文明的核心标志，而当时的中国如果不能从贫穷中走出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文明；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阶级对立和分化证明，仅有发达的生产力构成不了社会主义文明。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文明发展具有总体性，也决定了文明果实应由全体人民共享。历史唯物主义早就强调过，社会不过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理应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层面的共同和全面发展、均衡和协调发展，这既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是其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所在。实际上，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以现代化建设的名义强调，“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后来提出了著名的一系列“两手抓”思想。世纪之交，江泽民明确提出，“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应如此。此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把握越来越精准，其领域和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全面。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再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被先后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明诉求目标和内容越来越全面。

新时代，习近平明确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在客观层面和主体自尊自信层面都进一步强化了独立自主。与此同时，我们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明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加重视现代化的整体性和文明发展的全面性、均衡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得以更好地凸显，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总而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充分发挥主体力量，万众一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功创造了“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对外交往，以和平共处为原则深化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推进人类文明开辟新型发展之路。

就人类发展而言，和平是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马克思曾期许“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恩格斯更是期待着无产阶级胜利，“从而消灭阶级对抗和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并在各文明国家中实现和平和幸福”。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它的所有“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外来势力特别是“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另一方面也自信地宣告，中华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通过自己勤劳勇敢的奋斗，“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这些掷地有声的话，有力地表明了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促进世界和平和自由，都是我们“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的内在依据和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不盲从霸权、不跟班强权，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方针，积极对外交往，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我国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坚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广泛开展对外友好关系，力倡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与此同时，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要求不为外力所惑所动，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之路、文明建设之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必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20世纪90年代后，江泽民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重申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变，始终致力于推进世界和平发展。进入21世纪，胡锦涛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独立自主，“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有机融合，同时把我们关于未来世界文明、人类新文明的期许很好地传达了出来。

进入新时代，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和胸怀天下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另一方面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为目标。它主张打破国家、地域、种族、意识形态的界限，推动不同地区、民族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认真践行和弘扬诸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之间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它顺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潮流，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就把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利益纽带。它倡导正确义利观，推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弘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理念，尊重不同文明主体在国际交往中的平等地位，彻底颠覆了资本逻辑裹挟下自私自利的文明发展理念，为不同文明的共同进步、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路径选择。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因此在新时代得到凸显。可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不断推进世界和平发展、追求“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结果。

纵观人类文明历史进程，如何依据历史进步的潮流把握更高级的文明、如何对待已经存在的不同文明、在实践中又以何种方式创造文明，对于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理论及其实践道路的选择。我们之所以能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这些基本问题有科学的理解与把握。这构成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创造和生成很重要的内在维度。这也意味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丰富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强化和深化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理解和阐发，增强历史自信、道路自信，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7、23-24页。

②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第47页。

③ 基佐: 《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232-233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311、332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340页。

⑥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4页。

⑦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266、267、276、267、271、277、270、278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45页。

⑨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第13页。

⑩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第15页。

⑪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第2版。

⑫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15页。

⑬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4页。

⑭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5页。

⑮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23页。

⑯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474页。

⑰ 胡锦涛: 《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0，第12页。

⑱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第259页。

⑲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页。

⑳ 参见《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迎来百年华诞习近平给全校学生回信表示祝贺》，《人民日报》2013年10月7日，第1版。

㉑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4页。

㉒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162页。

㉓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4页。

㉔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第89页。

㉕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374页。

㉖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92页。

㉗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533、707页。

㉘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83页。

㉙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4页。

㉚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78页。

㉛ 《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383页。

㉜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㉝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89-90、55页。

㉞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㉟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41页。

㊱ 参见《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第1版。

㊲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第67页。

㊳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5页。

㊴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35页。

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9页。

㊶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05页。

㊷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33页。

㊸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57页。

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㊺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98页。

㊻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㊼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23页。

㊽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6页。

㊾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245页。

㊿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4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50、367页。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58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51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5页。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57页。

《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651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725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513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