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明易代的文学史研究中，无论是其本人文学思想的丰富性还是对于当时文坛的辐射力，杨维桢都是一位绕不开的重量级人物。他尤其对吴越文坛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重要理论与创作问题均与其密切相关。杨维桢又是一位具有巨大争议的人物，这从其生前即已开始。或认为其诗文创作改变了元代文坛萎弱不振之气，或认为其性情怪异、诗体怪诞而难入主流。入明之后，或以为是“文雄”，或以为是“文妖”，由此也导致了明清以来各家看法的种种差异。之所以存在如此争议，除了现存相关文献真伪夹杂而莫衷一是外，杨维桢复杂多变的人格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在历史上呈现的多副面孔，为后人认识其创作与思想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因此，有必要系统论述其心态的复杂内涵。

记载杨维桢生平的文献，目前学界认为较早也较为可信的，有宋濂所撰墓志铭与铁崖弟子贝琼所撰《铁崖先生传》，但它们均系杨维桢死后所撰，是否能够完全反映传主的真实状况难免令人存疑。其实，杨维桢本人曾写过不少自传诗文，如《铁笛道人传》《铁笛道人自传》《七客者志》《风月富人序》《斛律珠传》等文，以及诗歌作品《大人词》《道人歌》等。尽管此类自传式诗文很难说没有作者自我修饰或掩饰的弊端，从而难以成为实录文字，但起码可以反映杨维桢所希望成为的自我形象。今存最早的杨维桢自我传记应该是其《西湖竹枝辞》中的小传。^①传曰：“杨维桢，字廉夫，绍兴人。泰定间登乙科进士第。再转乡郡盐司令。以狷直傲物，不调者十年。将妻子游淮、吴间。过太湖，得莫邪铁笛，自称铁笛道人。仕久屈，而文名振海内。其所著文有《三史正统辩》《两汉唐宋史钺》《春秋胡氏传补正》，诗有《古乐府》，赋有《丽则遗音》，行于时云。”^②作于稍后的《铁笛道人自传》中，除了以较大篇幅细致描述获得铁笛的过程外，其自述生平部分与上述自传大致相同：

铁笛道人，会稽人。祖关西出也。初号梅花道人。会稽有铁崖山，其高百尺，上有萼绿梅花数百。植层楼出梅花，积书数万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间，以春秋学擢进士第，仕赤城令，转钱清海盐，皆不信其素志。辄弃官，将妻子游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间。闻霅中、云间山水最清远，又自九龙山涉太湖，南泝大、小雷之泽，访缥缈七十二峰；东抵海，登小金山，脱乌巾，冠铁叶冠，服褐毛宽博，手持铁笛一枝，自称铁笛道人。^③

传文最后一段除谈及其著述外，还增添了交游内涵：“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伯雨、锡山倪瓒、昆阳顾瑛为诗文友，碧桃叟释臻、知归叟释现、清容叟释信为方外友。及其文有惊世者，有《三史统论》五千言，《太平纲目》二十策，《历代史钺》二百卷。诗有《琼台曲》《洞庭杂咏》五十卷，藏于铁崖山云。”与此文作于大致时间的顾瑛《玉山雅集》“杨维桢小传”，几乎复制了杨维桢的自传文字内容，^④仅增加了“至正文体为之一变”，“人推之为仙才”的赞誉之言。如果就此三篇生平文字看，顾瑛得出的结论显然言之有据。无论是“梅花道人”还是“铁笛道人”，以及与佛门中人的交友，均可证杨维桢有出世倾向。加之其狷直傲物而弃官的自述，以及漫游东南山水的经历，尤其是“脱乌巾，冠铁叶冠，服褐毛宽博，手持铁笛一枝”的自我形象描绘，俨然一种超凡脱俗、飘飘欲仙的形象。而与李孝光、张雨、倪瓒、顾瑛此类文坛名人交往的人脉关系，则提升了其诗文创作的影响力。后来宋濂的墓志铭、贝琼的传记大都承袭了此种人格定位与形象刻画，以此描绘杨维桢文坛领袖的气质风度。

但综合杨维桢一生经历来看，上述记载无疑存在极大的偏差。杨维桢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出生至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病卒，其一生经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自出生至泰定四年(1327)三十二岁进士及第，在家乡诸暨攻读诗书准备科考。自中进士授天台县尹至元文宗天顺元年(1330)被罢官，是其第一次任职经历。自闲居四年后的元统二年(1334)改任钱清盐场司令，至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因父母病故而居家丁忧，是其第二段居官经历。自丁忧至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居家丁忧三年后漫游于杭州、长兴、平江及松江各处，是以塾师身份教授生徒而谋生的人生阶段。自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十八年，先后任杭州四务提举、杭州税科提举司副提举(其间曾兼代理江浙行省儒学提举)、建德路总管府理官等职。至正十八年曾被任命为江西等地儒学提举之职，但因战乱实未履职。此乃其居官经历的第三个阶段。自至正十八年建德被朱元璋军攻陷至洪武三年病逝，其间十六年，除了开始一段时间流落于富春、杭州外，一直隐居于松江教授生徒。他终年七十五岁，居官时间不足二十年，其他大多时间均系过着居乡与漫游的隐逸生活。然而，杨维桢官位的卑微与仕宦履历的简短，并不意味着其政治热情的淡漠与进取精神的匮乏。纵观其一生，可以用身处江湖而心系台阁予以概括。他的人格与情趣始终处于矛盾甚至撕裂的状态，对于跻身台阁的追求与求取不朽功名的执着，丝毫不亚于漫游山水之惬意与诗酒相聚之快乐的分量。这种矛盾心态与人格不仅决定了他思想的形态与处世的方式，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其诗文创作与文学观念。

杨维桢泰定四年中进士后，被朝廷任命为天台县尹。他遵从家父杨宏“谨慎为官”的嘱咐与自己崇仁行义的信念，决心为朝廷铲除当地的恶吏“八雕”，不料却为此而丢官。被贬官为钱清盐场司令后又同情盐民疾苦，以辞职要挟上司减免盐税。其实在他赴天台县尹前，同乡官员黄溍即有诗送行曰：“十载韬藏席上珍，烂然锦制一时新。羽人笑指云为路，山鬼愁闻笔有神。遥想到官多暇日，不妨领客试行春。石桥瀑布逢佳句，取次飞笺莫厌频。”^⑤黄溍较之杨维桢年长二十岁，并早中进士十二年，混迹官场多年的他，深悟元朝官场之黑暗与人脉关系之复杂，故而在面对后进同乡赴任之际予以谆谆忠告。诗前四句赞誉其才情之出众，后四句则是推想赴任后之情状。作为地方官的县尹，最好的为官方式无非是观景赋诗而少惹是非，慢慢积累年资以等待升迁。无奈初出茅庐的杨维桢并未领会黄溍的叮嘱，因而屡次碰壁，在官场留下了狷直傲物的形象；恰逢父母去世而必须居家丁忧，由此远离官场，并经历了“不调者十年”的漫长等待。

在补官无望后，杨维桢开启了他坐馆授徒与漫游山水的生涯。坐馆授徒的重要前提，乃是必须利用自己的进士身份迅速提升文坛地位与声望，具体方式便是结交文坛名宿与刊刻文集，起点则是至正元年《丽则遗音古赋》的刊行，以及与李孝光商讨重振古乐府的谋划；然后是寓居杭州、长兴、平江与松江之后，结交了张雨、顾瑛与倪瓒等吴越著名文人，编辑刊刻了《西湖竹枝辞》《铁崖先生古乐府》，以及后来编辑刊刻的《铁崖先生复古诗集》《香奁集》《续奁集》《铁崖先生大全集》《铁崖先生咏史乐府》等，逐渐形成闻名遐迩的“铁崖诗体”与声势浩大的“铁崖诗派”。杨维桢的初衷，也许仅仅是为坐馆授徒的生计需求而有意识扩大自己的文名与影响；但在与吴越文人交往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吴越自然山水的陶冶中，在与像顾瑛玉山雅集之类的诗酒聚会中，在松江主盟文坛的众星捧月中，他在耳濡目染中不可能不受到山水审美与诗酒之乐的熏陶，逐渐养成追求快适的人生观念。其《游汾湖记》曰：

夫水国之游众矣，得名者鸱夷子，后唯陶水仙、儋州秃翁耳。鸱夷先几去国，并挟西家施去，智矣，而客则未闻。秃翁赤壁之乐，客有吹洞箫者，清矣，而妓尚无闻。水仙与宾客声妓具载，客为焦、孟之流，酒徒耳，而觞咏之乐又未闻也。歌咏而至声妓之娱，又无流连之行，今汾湖之游是已，其可不有记述，以为后人之慕乎？^⑥

汾湖处于吴江、嘉兴之间，因景色优美而建有诸多亭阁名胜。至正九年三月十七日，当地名士陆逊邀请杨维桢至汾湖观光，同游者尚有陆宣、程翼、孙焕、王佐、陆恒、殷奎六人，并有歌妓珠簾氏、金粟氏相陪。他们既观赏了“杏桃花与水杨柳绯翠相间”的美景，又游览了翠岩、嘉树等亭阁，以及翠环池、石屋洞等名胜；其间又“设茗饮谈”，饮酒赋诗。兴致高昂时，廉夫吹笛，顾逊弹琴，珠簾氏伴舞，一时“鼓吹交作”；最后，“用主人顾君逊‘武陵溪上花如锦’之句分韵赋诗”。作者认为，与春秋人范蠡、唐人陶岘(陶潜之孙)和宋人苏轼相比，这次游览是更为高级的审美享受，自己既有范蠡的超然隐趣，也有东坡的清旷潇洒，更有陶岘“宾客声妓具载”的陪伴。于是，隐逸的情趣、东坡的潇洒、陶岘的排场，合而达到了“歌咏而至声妓之娱”的快适享乐。本文并非代人撰写的应酬之作，而是作者的切身感受，基本表达了其心目中人生之乐的内涵。他与倪瓒的品位不同，倪瓒所欣赏的是二三友人于清閟阁内、江面舟中品诗论画、啜茗清谈，体现的是高雅清峻的文人情趣。杨维桢则既醉心于吟诗作赋、流连山水的雅趣高情，更贪念分韵赋诗、声妓歌舞的声色之乐。这一冷一热，拉开了倪瓒与杨维桢的距离。杨维桢的这些兴趣爱好，除了自身的先天性情外，更多受到玉山雅集氛围的染化与顾瑛豪华富贵生活的影响。廉夫与顾瑛等人的玉山雅集，发生在他于平江城内坐馆授徒之时。“铁心子，结习缠，苦无官家敕赐钱。”尽管他有贪图声妓的习性，囊中羞涩也是枉然。然而，“玉山人，铁心友。左芙蓉，右杨柳。绿花今年当十九，一笑千金呼不售。肯为羊家奉箕帚，为君不惜量珠斗。玉山人，下镜台，解木难。轻财如土，重义如丘山”^⑦。顾瑛非但在园林中为杨维桢修建住所，还花重金为其购置歌女侍妾，以满足他的声妓之乐。杨维桢蓄妓的嗜好自此成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直到晚年再次寓居松江时依然如故。瞿佑《香奁八题》曰：“杨廉夫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声乐。乘大画舫，恣意所之，豪门巨室，争相迎致。时人有诗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弹歌舞拨琵琶。可怜一解杨夫子，变作江南散乐家。’”^⑧据文中所言，杨维桢曾至杭州拜访瞿佑叔祖，在宴会上出示其《香奁八题》，瞿佑当即“依其体，作八诗以呈”，并得到杨维桢的称赏。故而此事的可信度应无可置疑。蓄妓乃当时富贵之家所常有，文人宴会、出游时也常有歌妓助兴，故不应依今人立场将此事视为廉夫之人生污点。正如有学者所说，顾瑛为杨维桢买妾，“这倒不是为了满足杨维桢的淫欲，而是为了杨维桢搭建家庭乐班的需要”^⑨。但杨维桢并非专门的剧作家或经营戏班的主人，他的身份与清初的李渔并不相同，所以他所蓄歌妓也就不属于专业艺人性质。今人要完全弄清杨维桢与这几位所谓“小妾”的复杂关系，不仅难度颇大且无此必要。^⑩但蓄妓显示了杨维桢耽于享乐的人生态度则是没有问题的，并由此影响到他的生活习惯与创作风格(比如一向颇存争议的宴会传“鞋杯”饮酒与其秾丽放任的香奁体诗作)。瞿佑文中所引的时人诗作，便颇有调侃其风流颓放的意味。作于至正二十六年的《风月富人序》，是其晚年生活状态与闲适享乐心态的集中展现。他自比晚年“归休洛中”的白居易，自称“江山风月福人”。文中记曰：

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间殆且二十年。优游光景，过于乐天。有李(五峰)、张(句曲)、周(易痴)、钱(思复)为唱和友，桃叶、柳枝、琼花、翠羽为歌歈伎，第池台花月主者乏晋公耳。然东侯如李越州、张吴兴、韩松江、钟海盐声妓高宴，余未尝不居其右席，则池台主者未尝乏也。风月好时，驾春水宅(先生舫名)赴吴越间，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荡漾湖光岛翠间，望之者呼铁龙仙伯，顾未知香山老人有此无也。^⑪

白居易晚年隐居洛中时，既有琴棋诗酒自我享乐，又有元稹、刘禹锡为唱和友，小蛮、樊素声妓助酒为乐，加之有晋国公裴度出资为东道主，所以自称“福人”。与之相比，杨维桢样样皆具，尽管少了裴度这样位高权重的固定东道主的襄助，但也有绍兴、湖州、松江、海盐等地的地方官员轮流做东，盛情相邀，推为上坐；而且白居易晚年多病，不像自己年逾七十犹然体健神清，乘大船四处游览山水美景。于是，发出“顾未知香山老人有此无也”的感叹。文中所列与之唱和的友人，皆为元末吴越一代的著名隐士：张雨为杭州著名道教诗人，诗坛地位颇高；周之翰为松江华亭人，元末隐居神山，号易痴道人；钱惟善为钱塘人，晚年隐居吴江、华亭，自号曲江居士，著有《江月松风集》；李孝光虽在晚年曾一度被朝廷征召为秘书监著作郎，但长期隐居雁荡五峰山下，后至金陵寓居，曾与杨维桢唱和古乐府。长期隐居吴中的生活经历，使杨维桢结交了许多当地的诗友。他过着优游山水、诗酒雅集的享乐生活，逐渐被吴中风气所熏然同化，由此养成了崇尚快适享受的文人习性。后人根据这些作品以及文坛传说，便将杨维桢塑造成一位风流放荡的诗文才子。钱谦益描绘说：“酒酣以往，笔墨横飞，铅粉狼藉。或戴华阳巾，披鹤氅，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⑫以钱谦益在明清以来的文坛地位与学术影响，无疑对杨维桢的研究起到了定性与定位的作用，使得许多诗歌史、文学史与批评史均以此作为对杨维桢认知评价的基本立场。

然而，风流才子仅为杨维桢形象的一个侧面，甚至是较为浅表的一个侧面。在骨子里，他始终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期待，希望获得大展宏图的机会和应有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曾发现杨维桢撰文时一种惯常的书写特点：“他总忘不了以‘进士’自豪, 甚至直到他六十五岁已避居松江以后, 仍然要将‘泰定丁卯榜进士’这几个字冠于姓名之前, 署于一篇极其普通的为友人书写的序文之尾, 由此可见他政治生活上的悲哀和一种强烈的不平衡的心态。”^⑬强调自己的“进士”头衔，在展示其愤激不平心理的同时，更说明他对元朝廷具有牢固的心理依附情结，始终将自身定位于朝廷官员的行列。他在作于至正二十年的《著存精舍记》中说：“予方提学儒司，礼之废者，将与士大夫讲行之。”^⑭其实，他的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仅仅是个虚衔。江西早已成为陈友谅与朱元璋反复争夺的战场，杨维桢此时正流寓于松江隐居，如何能够去自己的为官属地与士大夫讲行礼乐？唯一能说明的，是杨维桢对于朝廷任命极为重视，对于官位极度留恋而已。其实从其居家丁忧结束到至正二十年之间，杨维桢始终都在为复官而不懈努力。尤其是至正二年朝廷诏修《宋》《辽》《金》三史时，更刺激了他进入朝廷的愿望。至正三年朝廷征召隐士杜本为国史院编修官，入朝参与编修三史，杜本至杭州时滞留不肯入朝，与杨维桢、张雨等人结交，漫游山水，诗酒酬唱。杨维祯有《送杜清碧还武夷》诗，一面称扬杜本“东郭先生端不嫁”高尚之举，同时却表现出自己“移文未到早鸡朝”的急不可待心情。果然，他经过精心构思结撰，于至正四年推出了一生引以为傲的《三史正统辩》。文章之核心论点为强调元之统绪应承续大宋而非辽、金，以坚持朱子之理学传统，并为南人张目。一时间，该文被朝野广为传阅，廉夫名声大振。他同时先后有《投秦运史书》《上樊参政书》《上宝相公书》《与吴宗师书》《上夔夔平章书》等，希望这些达官显贵能够替自己向朝廷辨明冤情并予以引荐。刚开始几年，他的表达尚较为委婉。比如其祝贺同年升迁，便会连带提出引荐诉求：“杨子十年名不调，看花终自梦长安。”^⑮“杨子十年官不调，岂无辞赋列时髦”；“共喜诸公当北道，可容独客卧东皋。”^⑯至正八年，连自己的唱和友李孝光都被朝廷召为秘书监著作郎了，他忍不住赋诗曰：“前年诏下杜东山，髯李今年又上官。天子亲临白虎观，山人尽着鵔鸃冠。春秋大义容谁赞，太乙残书校正难。传语东家郑夫子，蒲轮早晚到江干。”^⑰该诗有序曰：“李季和诏著作后赋此，赠郑明德先生。先生今年赴济南经师之聘，因寄克庄使君。使君盖为天子求贤举逸者也。”此处所言之“克庄”，即西夏人达克庄，又名斡玉伦都，当时任山南廉访使，曾参与顾瑛玉山雅集诗酒倡和。由诗中所述可知，前几年杜本被朝廷征召预修三史，而今李孝光同样被召为著作郎，连隐居平江的郑元祐都被举荐为济南经师了，可作为《三史正统辩》作者的进士杨维桢，却依然在平江坐馆赋闲。“春秋大义容谁赞，太乙残书校正难。”成为翰林院的馆阁文人，承担修史校书的不朽事业，正是杨维桢梦寐以求的理想。后来经由某同年的帮助，终于举荐杨维桢为位低事杂的杭州四务提举，实在令其大失所望。赴任途经昆山时，他与顾瑛在玉山芝云堂分韵赋诗，诗中颇多牢骚之辞：“忆昔献策时，目炯重瞳对。下马宴琼林，宫花出西内。俯仰三十年，同袍几人在？明当理舟行，天远征鸿背。那能事繁巨，晓出星犹戴。行当谢轩冕，归荷山阳耒。”^⑱中进士时对策朝廷的荣耀与眼前落魄的状况相比，不禁令其萌生“谢轩冕”而归隐的冲动。尽管他最终勉强就任，但怨愤之情依然难以释怀。此刻恰逢老友黄溍致仕归越，二人在杭州寓所相逢，当得知黄溍因“朋党”嫌疑未兑现当初向朝廷引荐自己的承诺时，便愤然写出《金华先生避党辩》以示不满。正是在此种心态下，他写下了《上宝相公书》，其中曰：

仆自弃官以终二亲之养，养既终，而吏部不调者十年。然十年之中，“服近文章，砥砺廉隅”，未尝敢一日叛吾教也。世之自谓英杰之士，往往不远数千里考德问业于仆者，则仆又以自信绝非明世弃才也。仆所著《三史统论》，禁林已韪余言，而司选曹者顾以流言弃余，谓：“杨公虽名进士，有史才，其人志过矫激，署之筦库，以劳其身、忍其性，亦以大其器也。杭四务，天下之都务也，俾提举其课，而后除以清华处之未晚也。”仆之不遇如此，屈于不知己者也。士遇不知己，虽孔、孟圣且辨，不能白于人，矧又蔽以流言者欤！^⑲

上文所提供的信息，除了得知其十年不调的原因乃是“志过矫激”(亦即狷直傲物)外，更为重要的是弄清了他“志不获信”的具体内涵，亦即欲居“清华”之地，其实就是入翰林院以为台阁之臣。后来他在《历代史要序》中明确表达了此一意愿：“余不敏，曩尝著《三史统辩》，承辩章巙公表进之荐，承虞、欧两先生以《宋三百年纲目》见嘱。稿成，又过以铁史目之。后罹兵难，全稿具丧。余齿且暮矣，抱兹大欠，九土无以为瞑。今客于淞，别驾张侯力荐，守长王公除馆舍，蓄典籍，给笔椟，以了吾负，庶几成一家之言，以续近史阙也。”观此文知杨维桢的史才及《三史统辩》曾得到巙巙、虞集、欧阳玄等台阁文人的褒奖与荐举，尽管未能使其进入台阁，但诸公嘱托他要完成《宋三百年纲目》的撰写；可他写成后却因战乱而散佚；隐居松江时，当地官员张经、王雍等曾为其提供所需条件，使其完成夙愿。至于最后是否完成文稿今已无法考知，但由此可知杨维桢浓厚的台阁情结与强烈的修史愿望。

杨维桢此种心系台阁的情结在其一生中是贯穿始终的。虽则在其两次隐居平江、松江时，时常会因情绪愤激而故作放达之辞，或者因一时贪图享乐而难以控制自我的放纵，故而笔下时时流出夸张放达之辞，诸如：“愿住吴侬山水国，不入中朝鸾鹄班。”^⑳“旧时美人已黄土，莫惜秉烛添红妆。”^㉑“身名只供菹醢俱，仕宦何用执金吾。”^㉒等等，似乎早已勘破宦海风波而沉溺于醉生梦死的及时享乐，使得其弟子钱鼒也追随其声调赞叹：“分甘吹笛乐吾乐，芒屦懒上金銮坡。”^㉓其实凡是真正了解杨维桢内心世界的友人都知道，这种放荡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尤其在其第一次隐居松江时更是如此。早在至正六年，好友张雨即如此评价廉夫之乐府诗：“廉夫遭盛时，扬言于大廷者也，将与时之君子以颂隆平。乐府遗音，岂宜在野。要使大雅扶世变，正声调元气，斯为至也。”^㉔这些话形似序文中的奉承之言，其实是说出了杨维桢内心深处的人生理想。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好友之间更是如此。洪武二年，吴兴笔工陆颖贵赠给杨维桢一支名为“画沙锥”的“尖圆遒健”毛笔，廉夫遂借题发挥感叹道：“惜余老矣，所书不过山经野史，汝锥之功，无以用之以利天下。”^㉕自张雨为廉夫撰序到杨维桢为陆颖贵撰序，时间已过二十五年，一祝愿其入台阁“大雅扶世变，正声调元气”，一感叹自己处草野而“无以用之以利天下”，显示出杨维桢稳定而强烈的台阁情结。他渴望进入朝廷翰林院的清要之地，以自己的才华学识修史作诗，以扶植纲常、推仁行道、扶正祛邪、教化正俗，自身亦可声名不朽，垂之久远。杨维桢有《鲁钝生传》，所记载的此位奇士，庶几合乎其人生理想。所谓“生始明经，不肯冒西俗举，性正矣。及遇辟，又不肯谄事贵官，益高矣。乐从余游山水间，适矣。酒后吹铁笛，和古乐章，若狂矣。而晚将献天子书，陈天下利病成败，其果狂者乎！”^㉖明经而性正，自尊而高洁，漫游山水而吹笛赋诗，似乎狂放不羁，但献书天子而“陈天下利病成败”，又始终心系朝廷而关注民生，岂非正是杨维桢身处江湖而心存台阁的形象写照！

以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入吴为标志，杨维桢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开始的三四年中经历了动荡混乱的过渡期，但其生活无可挽回地从原有的单纯仕隐转变为必须面对群雄各自割据一隅的多元格局，他本人起码需要处理好与元朝廷、张士诚和朱元璋三方面的关系。由于他进士的名号、现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的官位、对现实民生的关注、文坛的显赫名声，以及不得不解决的生活资源问题，故其无法像顾瑛、倪瓒等友人那样退隐山间水涯而不问世事。对于张士诚政权，他一度将其视为“首倡大顺，以奖王室”的归顺政权，故而为其郑重进献了《驭将论》《人心论》《宗制论》《求才论》《守城论》的政治方略，^㉗并撰《复张太尉书》以细致分析其优劣得失。同时，他又坚持“爵禄不干于阁下”^㉘的疏离姿态。这些文章乃是经张士诚之弟张士信手而转达的，^㉙包括语含讽刺的那首《席上作》诗歌，也无法具体了解其真实的写作语境。^㉚因而，今人已难以弄清杨维桢与张士诚的具体来往细节与真实关系。

至正十九年十月，受松江同知顾逖的邀请，杨维桢至松江任松学教授，从此徙居松江十五年之久，过着半仕半隐、亦仕亦隐的独特文人生活。后人在叙述杨维桢晚年生活时，大多称其为隐居松江，自然有充足的理由。与第一次隐居松江时一样，其生活内容依然是漫游山水，写诗撰文，享受诗酒声妓的快乐闲适生活，甚至热衷于香艳诗的创作。同时，与当地和周边的隐逸之士苏大年、顾瑛、倪瓒、王逢、黄公望、陶宗仪、宋克、谢应芳、卢熊、虞堪以及诸多僧人道士频繁唱和赋诗，文字来往。加之铁门弟子袁华、郭翼、贝琼、张宪等人的奉呈伺候，使得廉夫生活颇不寂寞。贝琼曾记述其晚年筑小蓬台以居，并在门上榜示：“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乐，恕老狂。”^㉛真是活画出其名士的派头与潇洒的风度。其本人也一再宣称：“平时懒上平蛮策，应世唯求辟谷方。”^㉜“湖上老夫询出处，扁舟一叶似鸱夷。”^㉝故而，将晚年杨维桢定位为隐逸之士似乎并无争议。但他又并非仅用“隐士”一语即可概括。他在松江的生活资源除了有像钱鹤皋此类当地富户及朋友接济外，官府的支持乃是主要来源。他在松江的身份除了元朝廷所任命的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外，主要是负责府学中诸生的教谕，正式称谓应是松江府学教授。他初至松江时暂寓府学，次年顾逖便为其建成了草玄阁。至正二十三年，张吴官员韩大帅又在迎仙桥一带为其修建了另一草玄阁，并在落成当日与知府王雍邀集张经、陆居仁、贝琼、张稷、吕恂等官员及铁门弟子二十余人至新楼设宴庆贺。本年四月，知府王雍与判官张经又为杨维桢置屋蓄书，供其撰修史书。王雍还专门在府学设宴款待庠序之士，参与者凡六十余人。此类对杨维桢个人的优遇及对儒学之士、礼乐教化的重视，顿时激发起杨维桢振兴儒学与颂美新政的热情，遂撰《淞泮燕集序》以记之。其中曰：

公始至，以庠序之教为首义，不远数百里聘硕师，迪其弟子员，若檇李贝阙、华亭全思诚、会稽陈睿、博陵崔永太，皆郁然东南之望。尊敬诸老，则有大梁之萧博克恭、广陵之成廷圭、四明之黄汾、曲阜之孔章、彭城之刘俨、太原之王唯一、钱塘之郑本，洎诸同年陆居仁。余自桐江徙家于淞，辱主文之习。慨想侪辈式习礼法于朝廷，或见施于州郡，或鸣道于海隅，或振藻于河朔，或表贞节于陇亩。进退之不等，出处之不伦，相望江湖万里之外，欲见而不面，文物之盛，他邑有弗能及也。昔鲁僖公能修泮宫，至于戾泮饮酒，载色载笑，化及多土。下有飞鹗，亦怀好音，诗人歌之，以为千载盛事。王公知其先如此，岂不为盛美哉！夫天运兴丧，与治运相为流通，以淞卜之，盖可知矣。因赋诗十六韵记其首。^㉞

张士诚虽仅为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且被后人视为缺乏远大政治眼光而最终被朱元璋所灭，但又素以优待文人而著称。其手下高官谢节、陈基、马玉麟等人亦多爱好诗画，与吴中文人关系良好。尤其是其治下的几任松江府官员，多有政绩优异、崇儒尚文、优待文士者。其中除韩大帅生平不详外，顾逖，字思邈，昭阳人，至正十七年为松江同知。史载其“学明经，知大义，故为政有本末”^㉟。王雍，字原肃，晋宁人，至正二十三年为松江府同知。史载其“律己公廉，临事明敏”^㊱。张经，字德常，金坛人，至正二十二年为松江同知。其父张监、其弟张纬皆隐居平江，与倪瓒为至交。王立中，字彦强，遂宁人，元末著名书画家，其《破窗风雨图》曾为著名的诗卷。史载: “至正二十三年冬，西蜀王立中来守是邦，汲汲以兴学校为首务。”^㊲杨维桢该文引证了上述历史记载。王雍之所以要宴请以杨维桢为首的这六十余位儒学之士，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投盖扛鼎之徒雄长一时”，而“俎豆之事有未暇论”。^㊳故而莅任之初即“以庠序之教为首义”。他不仅邀请到文坛名宿杨维桢主持府学，还聘请了贝琼、全思诚等东南名士，甚至将全国各地的宿儒亦延请至松江府学，由此收到了“文物之盛，他邑有弗能及”的良好效果。文中引用了“鲁僖公能修泮宫”^㊴的典故，认为他“至于戾泮饮酒，载色载笑，化及多土”乃“千载盛事”。如今，作为朝廷地方大员张士诚属地的松江，其知府王雍亦能莅任之初即学僖公而兴庠序之教，亦为“盛美”之举。由此则可推知，张氏政权亦将迎来兴旺发达的局面。因为“天运兴丧，与治运相为流通，以淞卜之，盖可知矣”。正是此种感受，使杨维桢重新燃起跻身政治的热情。其弟子赵信在元末“抱文武才略而未遇知己者”，数次弃官隐居，如今得知张吴政权“旁求天下之善兵算者”，便著兵法《阵图新语》，因未有合适机遇而随廉夫隐居松江。“予令其同游者张宪，上其图于淮吴幕府。幕府若询曰：‘汝师东维子曾上皇帝书，淮吴府聘而未起，何如？’宪其对曰：‘欲招东维子，请从信始’。”^㊵他令弟子张宪代赵信向淮吴幕府进献赵信的兵书，并传话给掌权者，假若要征召自己，就从对赵信的态度好坏开始。此处语虽婉转而意思却很明确，杨维桢愿意考虑与淮吴政权合作。或许在他眼中，服务于已被朝廷招安的淮吴政权犹如效力朝廷，执掌其文教之职亦为变相的供职台阁。由此，《阵图新语》的写作应与《淞泮燕集序》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而其关联点便在于重振礼乐儒教的政治理想。但此种想法存在的时间应为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当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脱离朝廷自立为吴王之后，此种幻想便归于破灭。最为明显的标志有三点：一是自本年起杨维桢开始模仿《史记》为淮吴官员作“酷吏传”，政治态度明显转向；^㊶二是自本年起杨维桢开始编撰其香艳诗作《香奁集》《续香奁集》，诗歌创作明显流于更为放任不羁；三是杨维桢自撰《风月富人序》，明确表达了耽于山水漫游而享乐自适的心态。杨维桢曾说：“使道而进焉，乐在廊庙；道而退焉，乐在山林。”^㊷以“道”作为其进退之依据，这既是杨维桢的真实想法，也是元代江南文人的普遍态度。但实事求是地说，杨维桢更愿意乐在廊庙台阁，其乐在山林江湖则是进取无望之后的无奈选择。

至正二十七年之后，杨维桢面临又一次人生抉择，即如何面对朱明新朝的难题。对此，有人认为他是气节坚定的前元遗民，有人则认为他是歌颂新朝的识时务俊杰。由此，还流传着截然相反的《老客妇谣》与《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献。由明及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至四库馆臣依然模棱两可曰：“维桢于明初被召，不肯受官，赋《老客妇谣》以自况。其志操颇有可取。而《乐府补》有所作《大明铙歌鼓吹曲》，乃多非刺故国，颂美新朝，判然若出两手。据危素跋，盖聘至金陵时所作。或者据明祖之羁留，故以逊词脱祸欤？然核以大义，不止于白壁之微瑕矣。”^㊸据今人孙小力考证，此二诗皆为伪作，不可采信。^㊹另有宋濂为廉夫所作送行诗及杨维桢《答詹翰林同》诗亦皆属伪作。最可信者，应为同时人所作墓志铭及传记，其中宋濂之墓志铭曰：“及入国朝，天下大定，诏遗逸之士修纂礼乐书，颁示郡国。君被命至京师，仅百日而肺疾作，乃还云间九山行窝。”^㊺贝琼之传记则曰：“大明革命，召诸儒考礼乐，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师，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请归。”^㊻宋濂之文作于廉夫卒后三月，贝琼之文作于两年之后，均距其病逝不久。况且宋濂为好友，贝琼为弟子，所言当较可信。他们所共同提供的信息有两点：一是廉夫被召至京师之原因是诏“遗逸之士修纂礼乐书”或“诸儒考礼乐”，二是廉夫因病而归松江。这两点对于考察杨维桢的晚年心态极为重要。

杨维桢在淮吴与朱明的政权更替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至正二十七年徐达率兵平淮吴，松江知府王立中未作任何抵抗即归顺朱明，松江、嘉定政权可谓是平稳过渡。尽管稍后有钱鹤皋的叛乱，但迅即被平复，此事对廉夫似乎并未造成负面影响。^㊼看起来，他依然可以悠游自在地会友观景，饮酒赋诗；可实际上，他却思绪万千，想法多多。一方面，他赞赏不慕仕荣利禄的隐人高士。在洪武元年为好友冯正卿所作诗歌的小序中，引用其语曰：“予幸有一庐一区林下，可以避风雨；田一成在郭外，可以给衣食；学圣人之道者，可以自乐，不愿仕也。且仕利荣禄，隐乐真素，苟以相易，彼此两乖。”他称赞冯氏为“逸而贞”的“贞逸”之士，赞美其“凤皇引高，神龙深深。处士真逸，退如处女古井心”。^㊽但遗憾的是，杨维桢本人却不打算做这样的真逸高隐，因为新朝的建立又使其萌生了原有的台阁梦想。从洪武改元后所留下的诗文看，他对新朝没有任何的抵触情绪，倒是与新朝的松江地方官员及朝廷所派钦差多有迎来送往的诗文，文后非但以洪武纪年属时，文中亦多有颂美新朝之语。比如为松江同知送行序文中，既颂扬新朝“百辟效职，百将效忠，实君臣千载一时之会”，又夸赞李浩“淞士庶拜颂为古循吏”，文末还不忘叮嘱：“归见余老友太史刘公、翰林陶公、祭酒许公、御史傅公，附致维桢意。”^㊾倘若说前边的颂美之辞尚可视为套语的话，文末特意与刘基、陶安及许有壬等台阁重臣扯上关系，便属具有弦外之音的其他想法了。其洪武初年的《送检校王君盖昌还京序》，是一篇值得细读的典型文献：

士生乱世，不以窭而苟售，必迟迟坚忍，俟其人焉而后兴。此非志之远、识之卓、毅然大丈夫不能，若今中书检校王君盖昌者是已。余归老淞学，君与富春吴毅、桐庐章木、会稽张宪、山东马成、吴门杨澂，咸在高才之列。时秦邮张氏据有六州，佞朋进，“欋椎”“碗脱”谣于市者，弗可计。或有率君往者，君曰：“咄哉！丑尔秦邮，岂王郎之主哉！吾非恶仕也，顾仕有时，吾方慎俟其人也。”已而君辞余，客泗水，转徙下邳，艰苦穷阨，人有所不堪，君方弹铗自哦泰然，无几微见颜面。皇明受天明命，君自贺曰：“天下定矣，仕有吾主矣。”徐守臣荐其所有于相国，见主上于谨身殿。敷奏顷，上伟其仪度，礧其论裁，大器之，特授中书检校。嘻，非其慎仕待时，讫于真主之遇，其能戾契致是哉！吾谓志之远、识之卓者，非其人欤！今以使事至淞，首谒大成宫，释典先圣。继访余草玄邸次，展师友拜，留若干日行。郡守盛升宴之泮堂，诸客咸赋诗为君侈，且为淞学校侈，又必推余为首叙。余重举酒祖之曰：“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检校拾遗举缺，又赞宰相以治天下者也。天子倚治于相，相资失于检校。检校，相之弼友也，任重矣哉！任重矣哉！”书以为序，是年二月日叙。^㊿

该文之所以重要，乃在于表达了杨维桢对于淮吴与朱明的不同态度，从而为探讨其入明后的政治倾向提供了坚实的证据。王盖昌与吴毅、章木、张宪、马成、杨澂等人均系杨维桢松江府学中的得意弟子，但由于政治选择不同，归宿也就差异巨大。比如张宪在经学与乐府诗创作上均深得杨维桢赏识，其《玉笥集叙》曰：“宪通《春秋》学，尝以文墨议论从余断史，余推在木、禧之上。其乐府歌诗，与夏、李、张、陈辈相颉颃，而顿挫警拔者过之。”但其人生遭遇却极为不幸。他“负才不羁，薄游四方”，“尝走京师，倡言天下事，众骇其狂”，“淮张据吴，礼致为枢密院都事。吴亡，变姓名，走杭州，寄食报国寺”。王盖昌则不同，他认为淮吴政权虽广招人才，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故不肯屈就，尽管历经“艰苦穷阨”，却处之泰然。朱明政权刚刚建立，他便认为“天下定矣，仕有吾主矣”，并得到朱元璋赏识器重，“特授中书检校”；虽仅为正七品的官阶，但在洪武初期职责却相当重要。与张宪相比，毫无疑问显示了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杨维桢本人虽曾一度有跻身淮吴幕府的冲动，毕竟没有成为现实。如今看到以新朝中书检校身份来淞的王盖昌，自然会认为他有远见卓识，遭逢到君臣际会的良机。通过对王盖昌的褒奖赞誉，体现了杨维桢本人在淮吴与朱明政权之间的鲜明态度。更为重要的是，王盖昌至淞之后的诸般举措也深得杨维桢赞许。“首谒大成宫，释典先圣”，显示其尊儒；“访余草玄邸次，展师友拜”，说明其重师；“郡守盛升宴之泮堂”而“必推余为首叙”，则更突出了地方官对其儒师地位的肯定。由此，杨维桢乃谆谆告诫其弟子，作为“相之弼友”的中书检校之职，“任重矣哉”！通过该文不难看出，无论是从政治倾向还是人际关系，杨维桢均已全面倒向朱明新朝。那么，他后来对于朝廷的征召欣然前往也就不是什么意外之举了。

倘若上述序文还仅为理性表达的话，作于洪武二年的《赠术士曹仲修序》便是心灵世界的直接展露了。文中转述术士曹仲修的占卜之语曰：“已观先生之流年，知先生《春秋》大笔重振江左，不越月而丹凤之书下矣。诸俊且有拔茅之地。”更令其惊异的是，“至其期，其言果验”，故而赞其为“神”。术士当然不可能真的预知人生未来，但却大都有揣测被占卜者心理与诉求的能力，故而常常能够预测其心理期待。杨维桢一生与江湖术士多有来往，尤其与术士世家薛氏关系密切，薛如鉴、薛月鉴与薛鉴心祖孙三代均为其占卜命运遭际。至正八年前后杨维桢先后请术士吴晓庭、薛如鉴为其占卜：“烦君为我细推详，几时重谒黄金殿？”既然有如此明确的期待，则结论当然不会出于意外：“吴郎相见谈出处，许我再觐黄金墀。”尽管数次所占之言并未应验，他却对此类相士依然信之无疑。直至晚年隐居松江之际，杨维桢仍请来已经九十三岁的薛如鉴为其推占前途，结论是：“年虽及致仕，必为国之铁史事业，然后归老江南。”杨维桢听后大喜，遂挥笔赋诗一首。诗中大赞相术神奇，又重复为其所占结果曰：“清跻当上渠禄级，涉险已过瞿黄龛。《春秋》笔削正一统，《三史》编摩金石涵。”如果说至正八年其理想中的“黄金殿”是元朝廷的话，那么晚年所言的《春秋》《三史》之作而“重振江左”之地，便只能是朱明新朝了。尤其是洪武二年的此次占卜，诏书未下之前，便有“不越月而丹凤之书下”的神奇预测，说明杨维祯对进京觐见朱元璋不仅是心中情愿的，而且也是心情急迫的。所有这些出于杨维桢笔下的诗文，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他对朱明新朝是完全认可的，渴望进入台阁以完成制礼作乐、修史补经的愿望也是真实无误的。当然，他不一定有担任官职的需求，而以客卿或帝师的身份参与新朝的制度建设还是能够接受的。鉴于此，后人所编排的那些所谓遗民诗文作品与老妇不嫁的故事，以及献媚新朝的铙歌诗作，均可付之一笑。心系台阁而修史行道，才是杨维祯一生所坚守的人生理想。

由于杨维桢终身都在江湖流寓与心系台阁之间不断地切换和兼顾，不得不面对不同阶层、不同角色、不同身份与不同群体等复杂的人际关系，长此以往，逐渐形成其多面的人格、多重的心态、多副的面孔、多种的文笔及诗文体貌。他在诸多场合作诗撰文乃是出于交际应酬，固多游戏笔墨；有时急于达到政治目的与造成文坛影响，固多夸张之语；有时虑及生计来源与生命安危，固多溢美之言。如此一位多面立体的杨维桢，会为当时及后人留下多副面相、多重性情及多种品格也便在所难免，则对其所作评价也就莫衷一是。王彝言其“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其弟子贝琼亦评其“词涉夸大”，均非事出无因。如果具体分析，他的某些笔法变幻与夸大之辞并非缺陷，诸如想象奇特、瑰异多姿、高视自我、用笔跳脱等，均为诗歌创作中所常见，乃是继承二李之传统而予以放大而已；但在某些史传文章中亦多有夸张不实之词，便不能轻易放过。尤其是对自我才情的吹嘘、创作的极度放大、影响的过于虚夸，都时常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其《故翰林侍讲学士金黄先生墓志铭》是为黄溍立传，自然应以叙述传主事迹为主体，但在文末却加上如下一段文字：

太史考文浙江时，余辱与连房，卷有不可遗者，必决于余。在杭提学时，谒文者填至，必取予笔代应。且又不掩于人，曰：“吾文有豪纵不为格律囚者，此非吾文，乃杨廉夫文也。”自京南归时，予见于天竺山，谓予曰：“吾老且休矣。吾子《宋绝辩》，已白于禁林，宋三百年纲目属子矣。”呜呼，今亡矣，吾终不得为公史臣徒矣，悲夫！

墓志铭文中当然可以写作者与传主之间的交往友情，但目的应该是突出传主的人品操守，且应遵守“铭诔尚实”的文类规定，不得随意虚夸。尽管杨维桢在杭州考文时的确与黄溍曾为“连房”同事，但以黄溍的年龄与官位，实难有事“必决于余”。此已属夸诞之语。至于说为黄溍应酬代笔一事，则更为离谱。黄溍在杭州为官时的确倦于撰写应酬文章，但当时他有宋濂与陈基两位代笔弟子。宋濂之为黄溍代笔出之于郑涛之《宋潜溪先生小传》，陈基之为黄溍代笔则出之于黄溍本人之口，没有一位是自我表白的。更不可思议的是，黄溍居然公开告知他人：“吾文有豪纵不为格律囚者，此非吾文，乃杨廉夫文也。”代笔的基本原则便是既要凸显自我才情，又要尽量模仿被代人的口吻笔法，方为合格之文。像黄溍此种“不掩于人”的四处夸耀廉夫代笔，完全不合人之常情。还有此处所言黄溍对其史才史笔的夸耀，大约亦为杜撰之辞。因为据杨维桢《历代史要序》自述，是巙巙将其《三史统辩》表进朝廷，是虞集、欧阳玄嘱其作《宋三百年纲目》。黄溍则对他持保留态度，婉转拒绝了向朝廷引荐他的请求，为此杨维桢还愤然作《金华先生避党辩》以示不满。在此段充满夸张虚拟以自嘘的文字里，也许只有“吾终不得为公史臣徒”的感叹属于其真实情感的表达。因此，在面对杨维桢此类记述自我经历与自我业绩的文字时，务须谨慎小心，将其浮夸不实之辞剥离后方可作为证据。

然而，上述杨维桢所有这些人格特点与人性缺陷，都是他渴望获取文坛声名并得以进入朝廷台阁、达到修史行道的政治理想所采取的不同手段和方式而已。他的夸饰与怪诞之所以可以被原谅，乃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一是他的确有才气，二是他的确有理想。他在《续奁集序》中将其香艳诗的写作称为“空中语”，并拉陶潜为证据：“陶元亮赋《闲情》，出暬御之辞，不害其为处士也。余赋韩偓《续奁》，亦作娟丽语，又何损吾铁石心也哉！”应该相信，此乃杨维桢发自肺腑的真实之言。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山水漫游、诗酒雅集的人生享乐上沦陷有多深，也无论具有多么怪异出格的行为与神出鬼没的笔调，他心中始终都没有放弃儒者的责任与进入台阁以承担传道修史的理想，心系台阁是其最为稳固的心理情结。总的看来，杨维桢的人格心态具有过程的阶段性、内涵的多面性以及自身的矛盾性。此种心态，导致了杨维桢理论的讽喻教化与创作的愉悦放纵、诗文的实用讲究与游戏自娱、现实的应酬交际与死后的不朽追求等复杂矛盾，从而构成其富于巨大张力的思想创作系统，造成了弄清其真实历史内涵的重重障碍。因此，倘若要弄清杨维桢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特征的真实内涵，务必先要探明其人格心态。

① 据孙小力考证, 此《杨维桢小传》“又见于明成化刊本《铁崖先生古乐府》卷末顾瑛识文之后”。而顾瑛于元顺帝至正八年首次刊印《铁崖先生古乐府》，故其卷末所附《杨维桢小传》必然作于此前。孙小力考证见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3312页。按：“杨维祯”的“祯”据笔者考证应为“桢”。因此，本文除书名保持整理本的“杨维祯”外，他处概用“桢”字，特此说明。

② 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八册，第3312页。

③ 同上书第七册，第2849-2850页。

④ 顾瑛《玉山雅集》小传曰：“泰定李黼榜登乙科进士第，再转乡郡盐司令。以狷直傲物不调者十年，因得自放，历览东南名山水，其所得尽发而为诗文。自钱塘□□至霅川，又由霅川居苏城之锦绣坊北南，弟子受业者以百数，至正文体为之一变。其在钱塘与茅山张外史雨、永嘉李征君孝光为诗酒交。其来吴，则与毗陵倪君瓒、吴兴郯君韶及瑛为忘年友。当风日晴晖，雪月清霁，辄命舟载酒妓挈俦侣访予于玉山草堂中。醉后披玄鹤氅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殆忘人世。予家藏法书名画多所品题，其奇语天出，人推之为仙才云。”参见顾瑛辑，杨镰、祁学明、张颐青整理：《玉山雅集》，中华书局，2008，第197页。

⑤ 黄溍：《送杨廉夫天台县尹》，载黄溍著，王颋点校：《黄溍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第127页。

⑥ 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九册，第3603页。

⑦ 杨维桢：《玉山人为铁心子买妾歌》，载顾瑛辑，杨镰、祁学明、张颐青整理：《玉山雅集》，第205页。

⑧ 瞿佑著，乔光辉校注：《瞿佑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461页。

⑨ 楚默：《杨维桢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第122页。

⑩ 章琬在《风月富人序》的小注中曾说：“先生八十，精力不衰。琼、翠尚有弄瓦弄璋之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087页)此处所言与其小妾尚可生育儿女之说殊不可信，但起码可以证明在其弟子心目中，杨维祯与其侍妾关系绝非班主与演员那么单纯。

⑪ 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七册，第2086-2087页。

⑫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9页。

⑬ 孙小力：《论铁崖派以及元季东南文化思潮》，《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⑭ 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六册，第2299页。

⑮ 杨维桢：《寄康赵二同年》，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三册，第1171页。

⑯ 杨维桢：《寄韩李二御史同年》，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三册，第1172页。

⑰ 同③书第四册，第1466-1467页。

⑱ 杨维桢：《芝云堂分韵得对字》，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四册，第1539页。

⑲ 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七册，第2649页。

⑳ 杨维桢：《苕山水歌》，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一册，第97页。

㉑ 杨维桢：《城西美人歌》，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一册，第49页。

㉒ 杨维桢：《城东宴》，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一册，第53页。

㉓ 钱鼒：《铁笛谣为铁崖仙赋》，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三册，第914页。

㉔ 张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载张雨著，吴迪点校：《张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第393页。

㉕ 杨维桢：《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九册，第3576页。

㉖ 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七册，第2700页。

㉗ 同上书，第2667-2673页。

㉘ 杨维桢：《复太尉书》，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九册，第3702页。

㉙ 贝琼《铁崖先生传》记载：“(至正)十八年，太尉张士诚知其名，欲见之，不往。继遣其弟来求言，因献五论及复书，斥其所用之人。”见贝琼著，李鸣校点：《贝琼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第13页。

㉚ 《席上作》原诗为：“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何时开。”(见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四册，第1549页)据戴冠《濯缨亭笔记》卷五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七记载，该诗是杨维桢至顾瑛家途中，被张士诚强邀至其府中，设宴款待其御赐美酒。杨维桢即席题写此诗。其实，顾瑛家住昆山，后来在合溪别业隐居，杨维桢毫无必要绕道平江而被中途截留。故二书所记此一典故纯属小说家言，不足为凭。

㉛ 贝琼：《铁崖先生传》，载贝琼著，李鸣校点：《贝琼集》，第14页。

㉜ 杨维桢：《至正庚子重阳后日再饮谢履斋光漾亭》，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七册，第2734页。

㉝ 杨维桢：《与姜羽仪诗》，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七册，第2735页。

㉞ 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七册，第2926-2927页。

㉟ 嘉庆《松江府志》卷四十，转引自孙小力：《杨维祯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第237页。

㊱ 弘治《嘉兴府志》卷二七，转引自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五册，第1927页。

㊲ 贝琼：《松江府儒学藏书记》，载贝琼著，李鸣校点：《贝琼集》，第29页

㊳ 同①书，第2926页。

㊴ 此典故出自《诗·鲁颂·泮水》，“戾泮饮酒”即“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意为鲁侯到泮水边上饮美酒。毛诗序曰：“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泮宫即诸侯所办之学校。《礼记·王制》：“天子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见《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第611、1332页。

㊵ 杨维桢：《阵图新语叙》，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七册，第2766页。

㊶ 杨维桢《酷吏传论》说他曾“私志其人”。“阅三年，为吴元年，屠其躯，俘其妻孥，藉其赀产，万民称庆，曰：‘天目开，天目开！’铁史之疑解矣。”此处的“吴元年”应指朱元璋所立之吴元年，即至正二十七年。本年平江城被朱元璋军攻破，淮吴官员家眷被押解至南京，或遭屠戮或被谪戍。由此前推三年则为至正二十四年。张士诚于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次年杨维桢即开始为其作“酷吏传”。见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七册，第2832页。

㊷ 杨维桢：《团溪乐隐园记》，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九册，第3600页。

㊸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83，第1462页。

㊹ 《老客妇谣》伪作考证见孙小力：《杨维祯年谱》，第308-309页；《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首》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十册，第3886-3890页。两书皆详梳文献流传源流及作为证据，结论较为可靠。

㊺ 宋濂著，黄灵庚校点：《宋濂全集》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353页。

㊻ 贝琼著，李鸣校点：《贝琼集》，第14页。

㊼ 钱鹤皋事件是指王守中归顺后依然负责镇守松江府，但徐达命令松江百姓供奉军需品，钱鹤皋遂暗中联络淮吴旧部聚众叛乱，攻占松江府城，欲率兵至平江归张士诚，但迅速即被徐达部将葛俊平定。葛俊本欲屠城报复，但被华亭知县劝止，松江由此复归于安定。钱鹤皋是吴越王钱镠后裔，累世巨富。杨维桢于至正二十年曾被钱鹤皋邀至其家纯白窝，为其撰写《纯白窝记》，并作《钱氏纯白窝》诗。但杨维桢对其率众叛乱似乎并不赞同，故后来便将此事称为“钱氏之祸”。后来朱明官员谢豸为追究钱鹤皋案而逮系180户2 000余人，施以酷刑并谴谪颍州。有名黄泽者上诉朝廷而最终使该案得以平反昭雪。杨维桢撰《黄泽廷诉录》予以表彰。由此可知，钱鹤皋事件并未对杨维桢造成任何影响。《送华亭主簿张侯明善序》《黄泽廷诉录》分别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五册，第1929页；第七册，第2988页。

㊽ 杨维桢：《冯处士歌并叙》，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四册，第1274页。

㊾ 杨维桢：《送淞江同知李侯朝京序》，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五册，第1893-1894页。

㊿ 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五册，第1895-1896页。

同上书第八册，第3110页。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册，第40页。

同①书第八册，第3114页。

杨维桢：《赠星士吴晓庭》，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三册，第1099页。

杨维桢：《赠相士薛如鉴》，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三册，第1100页。

杨维桢：《老人鉴歌》，载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三册，第1101页。

王彝：《王宗常集》卷三《文妖》，载《胡仲子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423页。

贝琼：《铁崖先生传》，载贝琼著，李鸣校点：《贝琼集》，第14页。

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六册，第2556页。

杨维桢著，孙小力点校：《杨维祯全集校笺》第一册，第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