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六朝以降，诗坛上涌现了一批创作毫无“蔬笋气”^①的诗僧，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唐代以来，不少诗僧在创作和理论上皆取得了令文人士大夫刮目的成就，保存他们作品的文集也流传于世。佛教特别是禅宗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流衍，促进了中国诗僧文集在东亚的流传。宋元时代，很多日本僧人到中国求法求学。他们返回日本之际，也带回不少中国诗僧的总集和别集，后来这些文集甚至在中国本土渐渐失传。日本五山时代的禅林中，流传着很多从中国传入的中国诗僧文集，五山禅师所编的中国诗歌总集中大量收录了中国诗僧的作品。他们也翻刻和抄写了不少中国诗僧的文集，遂形成了中国诗僧文集的五山版和古写本。^②因为这些文集多以宋元版为底本加以翻刻或抄写，其价值不亚于宋元版，而与中国后来流行的明清本有一定的差异。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印刷业的繁荣及日本禅宗风气的变化，中国诗僧文集不但再次被刊刻，而且出现了大量注本。因此，中国诗僧文集的日本古写本、古刻本、古注本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是东亚书籍文化交流的结晶，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禅文化、禅文学的吸收与容纳。中国诗僧文集也对日本汉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近年来，中日学界都注意到日藏中国诗僧文集的价值，整理和影印了这些文集的五山版、江户刻本及古注本，^③为中国诗僧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本文即利用笔者收集到的东亚汉籍中有关元代诗僧释英及其《白云集》的资料，试图从东亚汉籍交流的视野来研究宋元诗僧文学。

释英(约1255—1341)，字实存，号白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末元初诗僧，著有《白云集》。俗姓厉，其先为唐代诗人厉玄。据赵孟頫《白云诗集叙》云：“上人俗姓厉氏，其先出汉义阳侯温。至唐有名文才者官都督，名玄者官侍御史。侍御自陕出镇于婺，因家焉。与姚合、贾岛同时，皆以诗名。迨宋太师屏山公诗益昌，而上人父石田居士徙家于杭，故今为杭人。”^④牟巘《跋厉白云诗》云：“东白厉氏，自唐殿中侍御史与姚、贾同时以诗名，至太师屏山公，尚世其家法，名章伟画，错落岷峨间。”^⑤释英少有诗名，赵孟頫序又称其“幼力乎学，少长，喜为诗，有能诗声，为一时名公所知赏”^⑥。胡长孺序称其“自其幼时已有声士大夫间”^⑦。陈麟赠其诗云：“年方登弱冠，诗已有高名。” ^⑧后出家为僧，赵孟頫序称其“故一日登径山，闻钟有所感悟，遂去为浮屠，结茅天目山中”^⑨。释英与宋元之际的南北名人士大夫，如牟巘、赵孟頫、胡长孺、林昉、赵孟若、陈麟、范晞文、刘铉、傅立、文本仁、唐侯举、李衎、李京、田衍、高克恭、王节、王泌等人皆有交往，可见其交游甚广。^⑩

释英的《白云集》很早就东传日本，日本室町时代所编的中国诗歌总集古写本中已经选入释英了的一些诗歌，但所录释英诗歌真伪舛杂，需要加以辨析。日本南北朝时期两次刊刻了《白云集》，其中应安七年(1374)本为现存之最早版本，江户时代的宽文五年(1665)《白云集》被再次翻刻。和刻本《白云集》为四卷，较中国传本(三卷)多一卷，有大量中国传本未收之诗。贞享五年(1688)，日本还刊行了《白云集》现存唯一的古代注本——《鳌头白云诗集》。由此可见，日本汉籍古写本、古刻本、古注本中有很多关于释英及其《白云集》的文献，值得学者从东亚汉籍的整体角度来研究释英及其《白云集》在东亚汉文学中的影响。同时，释英的“诗禅一致”论也对日本五山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   古写本：日本室町时代所编中国诗歌总集所见释英诗歌辨析

日本中世时期，五山禅林的禅师们出于学习写作中国诗歌的目的，编纂了很多中国诗歌总集，比较重要的有相国寺禅师春溪洪曹(？—1465)编的《锦囊风月》十卷，该书分为天文、节序、时候、地理、宫室、王臣等二十九门，收诗达三千余首。^⑪书前有春溪洪曹永享十一年(1439)之序，则是书可能成书于此年前后，目前仅有一部古写本庋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又有江西龙派(1375—1446)编的《新选分类集诸家诗卷》(以下简称《新选》)、慕哲龙攀(？—1424)与瑞岩龙惺(1384—1460)编《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以下简称《新编》)两部总集。《新选》按天文、节序、地理等门类分为十九类，收诗近一千二百首。《新编》是《新选》的续作，分为二十五类，分类大致与《新选》相同，共收诗一千二百八十余首。《新编》末有九渊龙賝(？—1498)宝德元年(1449)之跋，从跋文可以推断，《新选》《新编》大约成书于15世纪上半叶，与《锦囊风月》成书时间接近。《锦囊风月》《新选》《新编》这三部中国诗歌总集所收诗歌都在千首以上，收入诗歌的時代跨越唐代至明代。可能因为这些总集的部帙都比较大，故在日本从未刊刻过，仅有写本传世。

江西龙派所编的《新选》(京都建仁寺两足院藏古写本)选录了五首释英的诗歌，其中“寺观类”选入《张氏书楼》一首，“送别类”选入《别李寄闲》一首，“行旅类”选入《霅川道中》一首，“杂赋类”选入《宿山庵》《山中偶作》两首。这五首诗歌全部见于应安本《白云集》中，但有若干异文。如《霅川道中》见应安本《白云集》卷一，题作《霅川舟中》。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古写本《锦囊风月》选了数量颇多且题名为“释英”的诗。其中“宫室门”收释英之诗十首，“隐逸门”两首，“游宴门”“伎艺门”“器用门”“毛族门”各一首，“人事门”六首，以上共收诗二十二首。其中有六首见于应安本《白云集》，“宫室门”所收《书楼》《山居》《宿山庵》《池亭》分别见应安本《白云集》卷三、卷三、卷四、卷二。《书楼》应安本题作《张氏书楼》，首句“一楼暾碧石湖隐”，“隐”应安本作“阴”，应是钞本传钞之误。《池亭》应安本题作《池亭夏夜》。“人事门”《野步》见应安本卷三，第三句“晴云分雨过山来”，“晴”应安本作“暖”，从下文“分雨”字面来看，作“晴”似确，写本可资校勘。“人事门”《湖上晩步》见应安本卷一。除此六首外，其余十六首，应安本《白云集》皆未收录。据笔者考证，这些诗皆非释英之作，十五首见于元代诗僧释道惠(约1266—1330)《庐山外集》之中。其中“宫室门”的《馆娃宫》《玩鞭亭》《落星寺舟中望》《九华山陆方士庵》《憩霖洪二上人院》《白鹤观》，“隐逸门”的《访李樵谷高士不遇》《访萧高士正昼寝戏之》，“游宴门”的《会笠原来上人》，“伎艺门”的《送碧昈吴相士》，“器用门”的《龙川茶磨》，“人事门”的《舟中怀龙窟寺旧游》《幽怀》《邓主簿旅怀》《除夕病中接家书》，以及“毛族门”的《巴峡闻猿》诸诗全部见于《庐山外集》卷三(《锦囊风月》所录诗题有明显错误者，据《庐山外集》正之)。另外，“宫室门”的《叶靖逸庵》乃南宋江湖诗人周端臣的诗，见《江湖后集》卷三，题作《叶靖逸东庵》。

《锦囊风月》中题名为“释英”所作的十五首诗竟然全部是另一位元代诗僧释道惠《庐山外集》中的作品，如果不加考辨，信以为释英之“佚诗”，则无疑会造成文献上的疏失。问题是，为何释道惠的诗会被抄作释英的诗？可能的原因是：其一，两者皆为元代诗僧，生活时代接近，抄手误此作彼；其二，两者都受到宋末晚唐诗学的影响，诗风颇有相似之处。如《锦囊风月》所引的释道惠《巴峡闻猿》“霜月满天孤馆夜”，也是释英诗中写到的意象，其《白云集》卷二《客夜有感》亦云“山川孤馆夜，风雨独眠人”。其三，可能与《锦囊风月》写本的性质以及编者编纂的态度不严谨有关。另外，也与《庐山外集》在日本的流传相关。相比于《白云集》在中国仍有传本流传，《庐山外集》是不折不扣的“佚籍”。该书在中国已经失传，目前仅有日本五山版、宽文三年(1663)长尾平兵卫刊本存世。五山版刊刻于日本南北朝时期，现在不能确定《锦囊风月》利用的是流传到日本的元刻本还是五山版，但《庐山外集》在当时的五山禅林中已经开始流行则是无疑的。南宋时成书的宋代诗僧总集《中兴禅林风月集》，有室町时代日本僧人的注本(写本现藏于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该书也同样引用了《庐山外集》卷三中的诗。别有意味的是，现在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所藏《庐山外集》五山版仅有卷一、卷二存世，^⑫卷三已经佚失；但在室町时代，《庐山外集》卷三却是被阅读最多的卷。

《锦囊风月》中大量题名为“释英”的诗虽非其作品，但误释道惠之诗为释英之诗，是否也暗示了释英的诗名在日本要高于释道惠，以至于发生了移花接木的现象？《锦囊风月》《新选》这些室町时代编纂的中国诗歌总集选了释英之诗，正反映了释英之诗早期在日本流传以及在五山丛林中被阅读的情形。

除《锦囊风月》《新选》外，室町时代禅师天隐龙泽(1422—1500)所编《锦绣段》也选了释英的诗。《锦绣段》是天隐龙泽在上文提到的《新选》《新编》基础上编选的小型中国诗歌选本，在“送别”类中就选了释英《别李寄闲》一诗。《锦绣段》部帙较小，选诗三百多首，所选诗歌比较符合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故在室町、江户时代非常流行，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诗的范本之一。江户时代儒学家林罗山之子林靖(1624—1661)尝言：“十岁读《诗经》《书经》《春秋》，且周伯弜之《三体诗》，至若僧天隐之《锦绣段》亦皆诵习之。”^⑬因此，《锦绣段》在室町时代就有多种写本、刻本传世，至江户时代而不衰。虽然《锦绣段》仅选了释英一首诗，但随着《锦绣段》的流行，释英之诗也得到了广泛地阅读。

三.   古刻本：应安本与宽文版《白云集》

释英《白云集》的中国传本都为清本，主要有知不足斋抄本、《武林往哲遗著》本、《四库全书》本等，皆为三卷，收入诗作一百零一首，题赠附录八首。《白云集》在日本曾被多次刊刻，皆为四卷本(见图 1)。其中五山版有两种：一为应安七年(1374)刊本，乃元人俞良甫渡日后所刻，现仅有孤本藏于静嘉堂文库；一为日本南北朝覆应安本，无刊记，藏于天理图书馆。^⑭又有宽文五年(1665)藤田六兵卫刊本。四卷本收诗一百四十七首，题赠附录十九首。^⑮释英去世于1341年，而应安本刊于33年之后，其翻刻的底本很可能是流传到日本的元刻本。该本末有刊记云：“应安七年(甲寅)岁仲阳日西山兜率门人利生叟书。俞良甫学士书置。”川濑一马认为，“利生”可能是京都天龙寺(或临川寺)的禅僧。^⑯日本南北朝本翻刻的是应安本，两者差别不大，但卷末无应安本所有的刊记。^⑰和刻本与清本除了收诗数量不同之外，在文本上也有不少差异，即使应安本、宽文版也多有不同。笔者校读了应安本、宽文本和《武林往哲遗著》本，发现不少异文，详见表 1所示。

图  1  释英《白云集》的日本刊本

说明：左一、左二为应安本，现藏于静嘉堂文库(见《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 右二为日本南北朝无刊记本，现藏于天理图书馆(书影见天理图书馆编《五山版》)，右一为宽文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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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安版、宽文版、清刻本《白云集》异文之比较

序号	文本	应安版	宽文版	《武林往哲遗著》本
1	牟巘《白云诗集序》	予老而不化……予芒乎无以答……予亦心知其为佳句也……下为草木之根芽。	予老而不化……予芒乎无以答……予亦心知其为佳句也……下为草木之狼芽。	余老而不化……余茫乎无以答……余亦心知其为佳句也……下为草木之根芽。
2	赵孟頫《白云诗集叙》	幼力乎学，少长喜为诗。	幼力乎学，少长喜为诗。	幼而力学，稍长喜为诗。
3	赵孟頫《白云诗集叙》	余往年识上人都不，及闲居吴兴，上人亦南来，出此集属为叙引，乃为叙之如此。	余往年识上人都不，及闲居吴兴，上人亦南来，出此集属为叙引，乃为叙之如此。	余往年识上人都下，及闲居吴兴，上人亦南来，出此集属为序引，乃为叙之如此。
4	胡长孺《白云诗集序》	宗空无而乐寂灭……	宗空无而乐寂灭……	空空无而乐寂灭……
5	赵孟若《书白云集》	春洲居士赵孟若书	春洲居士赵孟若书	春冽居士赵孟若书
6	卷一《六池庵》	犭员叫苍崖月	损叫苍崖月	犭爰叫苍崖月
7	卷一《过瓜洲》	敌山千里外	故山千里外	(未收)
8	卷一《赠净慈沅禅师》	湖上经行热	湖上红行熟	湖上经行熟
9	卷一《闽中春暮》	吴山入梦驿桯賖	吴山入梦驿程賖	(未收)
10	卷一《送徐君辅权院归严陵》	故山一去音书断	胡山一去音书断	湖山一去音书断
11	卷一《倪秀才归越》	离思茫茫逐去蓬	离思范范逐去蓬	离思茫茫逐去蓬
12	卷一《和英上人句》	和英上人句	和英上人韵	和英上人韵
13	卷一《寄陈麟处士》	先生九里松间住	先生九里松开住	(未收)
14	卷一《寄吴方木》	寄吴方木	寄吴方才	(未收)
15	卷一《湖上避暑》	少将不行乐	少壮不行乐	少壮不行乐
16	卷二《答刘秀才送竹杖》	引鹤卓苔穿	引鹤卓苔穿	引鹤啄苔穿
17	卷二《题杭州护国寺》	名高甲众峰	各高甲众峰	(未收)
18	卷二《送人之平江投知己》	接曲酒家楼	接曲酒家楼	按曲酒家楼
19	卷二《客夜囗傅森》	客夜囗傅森	客夜忆傅森	客夜忆傅森
20	卷二《送暨阳田丞》	三载浣纱溪	三载浣纱溪	三载浣花溪
21	卷二《越上人别范景文》	当世结时盟	当世结诗盟	当世结诗盟
22	卷二《读吕芳卿吟卷》	读吕芳卿吟卷	读吕芳卿吟卷	读李芳卿吟卷
23	卷二《诗穷》	奚囊有佳句	采囊有佳句	(未收)
24	卷二《山中四景》	山中四景	山中四景	山中景
25	卷二《山居》	畦韭带春挑……坐来懒折腰	畦悲带春挑……坐来懒折腰	畦韭带春挑……坐来懒折腰
26	卷三《爱梅》	爱梅	爱梅	梅
27	卷三《寄赠婺州信长老》	寄赠婺州信长老	寄赠婺州信长老	寄婺州信长老
28	卷三《赠俞秀才归钓台》	诗题：赠愈秀才归钓台 诗句：归耕碧陇春	诗题：赠俞秀才归钓台 诗句：归耕碧泷春	诗题：赠愈秀才归钓台 诗句：归耕碧陇春
29	卷三《滕州荆僧正院陪苑刺史王直卿同知诸公燕作》	千山生草云(“草”字被描改为“莫”)	千山生黄云	千山生黄云
30	卷三《次李景山韵》	调以渊明琴	调以洌明琴	(未收)
31	卷三《题海云寺西庵惠长老令师真禅师道行卷后》	题海云寺西庵惠长老令师真禅师道行碑卷后⑱	题海云寺西庵惠长老令师真禅师道行碑卷后	题海云寺西庵惠长老令师真禅师道行卷后
32	卷三《别李寄闲》	客毡未暖各西东	客毡未暖各西来	客毡未暖各西东
33	卷三《舟中似文性之山长》	自笑闲人闲未得	目笑闲人闲未得	(未收)
34	卷四《言诗寄致祐上人》	工部法度修。谪仙思飘逸	工部法度修。谪仙思飘逸	工部法度备。谪仙势飘逸
35	卷四《赠永中禅人》	之子西峰来	之子两峰来	之子两峰来
36	卷四《送明李上人游方兼寄蒋山忠禅师》	月下正垂钓	月下正垂钩	月下正垂钩
37	题赠附录：燕山李息斋衎	妙句超齐己	妙句起齐己	妙句起齐己
38	题赠附录：住圆通玉崖克服	濯濯春月柳	濯濯春日柳	(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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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比较可以发现：应安本相较于诸本，是目前最早的刊本；相较于清本，是最全的文本；就文本而言，可能也是最佳的刊本，在文字上多有胜处。宽文本在总体上同于应安本，两者应有共同的文本来源，但宽文本应该并非以应安本为底本的翻刻本，否则不会出现这么多明显的异文。笔者发现，应安本在刊刻上，用了很多俗体字、简体字，如“覺”作“斍”，“事”作“叓”等。^⑲相较于应安本，宽文本有不少明显的刊刻之误，表 1中例6、8、11、13、17、23、25、28、30、32、33、37皆是这种情况，基本上属于形近而误。但不可否认，应安本也有令人不安之处，如例7、9、15、21、36，这些地方应安本文字明显错误。《白云集》卷二附录赵孟若的《别英上人》一诗，应安本诗题下有署名“古汴赵春洲孟若”，与卷一所附的《和英上人句》完全相同，但宽文本却脱落此题署。

值得讨论的是宽文本有异于应安本而同于清本之处，如例12、19、29、35、36、37。例19的诗题，应安本、日本南北朝无刊记本皆脱字，但宽文本、清本却是完整的。例29，“千山生草云”，“草”明显是误字，故在应安本上被描改为“莫”字，同时在页眉处又重写了“莫”字(见图 2)，但宽文本和清本皆作“黄”字。比较和刻本与清本，也可以发现两本各有优长，可以互校。如例2、16、18，和刻本字句不通，显有讹误；例34中，清本“法度備”优于“法度脩”，和刻本当是形近而误。也有两本可以并存者，如例10中的“故山”或“湖山”，于意皆可。

图  2  应安本和日本南北朝无刊记本

说明：左图为应安本，文本被明显描改，天头还有描改后的字；右图为日本南北朝无刊记本，未有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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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白云集》这一个案，可以引发很多思考。

首先，《白云集》的原本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虽然中国并没有四卷本的全本传世，但学者发现，明人张羽《静居集》中有一百四十四首诗(其中释英一百四十一首，他人附诗三首)见于四卷本的《白云集》中^⑳；而四卷本总共收入释英一百四十七首，即四卷本《白云集》几乎全见于《静居集》中——也就是说，在《静居集》刊刻的明弘治年间，中国还有四卷本《白云集》流传。没有接触和刻四卷本之前，中国学者认为和刻本在数量上接近赵孟頫《白云诗集叙》中所说“诗凡一百五十首”，应该是全本或接近于全本。但赵孟頫也明确说到，他看到的本子就是“三卷”；同时，《全元诗》还从清卞永春《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九中辑得佚诗一首，这可以证明日本所刻的四卷本也不是全本。

其次，从图 1所附书影可见，应安本与宽文本在版式上并不相同。应安本是四周双边，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双鱼尾；而宽文本是四周单边，无界，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无鱼尾。虽然翻刻本不一定要完全同于底本，但笔者接触到的和刻本，如果是翻刻本的话，基本上会承袭原本的版式，甚至连换行顶格都同于原本。从表 1例19和例29也可以看出，宽文本应该另有底本，这个底本可能并非应安本。那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即宽文本的底本就是应安本，但在翻刻的过程中参考了其他版本，对底本作了改动，同时在翻刻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错误。不过，由于两者相异之处比较多，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宽文翻刻的底本可能是另一种与应安本同源的版本；也有可能在江户时代，应安本的底本(即元刻本)还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宽文本可能直接据元刻本翻刻。传统上认为，江户时代的和刻本很多是以五山版为底本翻刻的；不过，笔者在研究和刻本汉籍时，发现这种情况并非普遍现象。因为五山版在日本也属于稀缺资源，大都珍藏于深山古刹之中，一般的书肆很难获取。如宋代诗话《冷斋夜话》在日本有五山版、古活字本、宽文本等刊本，虽然这几个版本文本、文字大体一致，且与中国传本不同，但笔者发现古活字本、宽文本与五山版在文本上还是有差异的，有些地方还优于五山版，很有可能就是用流传到日本的元刻本翻刻的。再如《诗人玉屑》，日本有五山版、宽永本等版本，虽然宽永本源于五山版，但宽永本翻刻的底本是朝鲜本(朝鲜本的底本是五山版)，而非五山版。这就提示我们，在江户时代，一般的书商或文人接触到五山版的难度可能与接触宋元本一样大。

再次，从东亚书籍史来看，《白云集》在东亚的流传也是非常经典的个案。释英去世不久，《白云集》的元刻本就东传到日本并产生了五山版，而且是由渡日华人刻工俞良甫操刀刊刻的。《白云集》在诗集中还附录了释英友人赵孟若的两首和诗，同时在卷末附录了十八位友人写的“题赠诗”，并注明是“以得诗先后为次第”，但清本中只有八家“题赠诗”。和刻本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白云集》元刻本的原貌。宋元时代，中日之间虽没有正式的邦交，但民间的商人、僧侣交流非常频繁，书籍的流传速度和数量也超乎后人想象。除了元刻本之外，还可能有更多的释英作品流传到日本，所以才能在日本汉籍中见到四卷本之外的佚诗。

以前学者研究《白云集》的版本时，只能利用《武林往哲遗著》本、《四库全库》本、《元诗选初集》等书，以及明人张羽《静居集》所收的文本，我们引入日本古写本、古刻本以及下文谈及的古注本之后，从东亚书籍史的角度加以审视，可以发现更多汉籍在东亚流传的秘密。

四.   古注本：《鳌头白云诗集》与释英诗歌的日本注释

除了三种和刻本外，《白云集》在日本还有一部注本，即《鳌头白云诗集》；而且，这部注本是现存最早、也是唯一的《白云集》注本。^㉑ 《鳌头白云诗集》四卷，贞享五年(1688)京都平乐寺刊本(见图 3)。注者不详，当为江户时代日本的僧人。经笔者比对，贞享本是以宽文本为底本加以翻刻的，宽文本文字错讹之处，贞享本亦承其误。

图  3  贞享五年刊本《鳌头白云诗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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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头白云诗集》对《白雪集》的注释比较朴实，基本以人名、地名、语典、事典、佛典的出处为主，不事发挥。从引用的文献来看，可以大致推断其成书时间。此书多次引用的《唐诗训解》，全名为《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最早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余应孔刊本；但《唐诗训解》实为书肆伪托李攀龙、袁宏道所编，乃删改旧题为李攀龙所编《唐诗选》评注而成。此书在中国刊行后不久，便流传至日本，江户儒学家鸟山芝轩(1655—1715)甚至将《唐诗训解》与《三体唐诗》《杜律集解》等流行的唐诗文集共同作为讲授汉诗之教材。^㉒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书在《鳌头白云诗集》中都有引用。^㉓卷四《言诗寄致祐上人》“谪仙思飘逸”注引《唐诗选》李于鳞评李白之语。《唐诗选》东传日本是在元和元年(1615)。^㉔ 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日本出现了一批僧侣所著的中国诗僧文集的注本，如宽文十一年(1671)刊《首书寒山诗》，宽文十二年(1672)刊连山交易(1635—1694)的《寒山子诗集管解》，宽保元年(1741)刊白隐慧鹤(1686—1769)的《寒山诗阐提记闻》，元禄十年(1697)刊海门元旷(？—1695)的《禅月大师山居诗略注》，以及宝永七年(1710)刊廓门贯彻(？—1730)的《注石门文字禅》等。所以, 笔者推测《鳌头白云诗集》之成书大概也在这个时段。

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资料推测《鳌头白云诗集》成书的大致时间。《鳌头白云诗集》并非释英诗歌在日本的唯一注释。江户时代汉学家宇都宫由的(号遯庵，1634—1709)所著的《锦绣段首书》和《锦绣段详注》中也有对释英《别李寄闲》一诗的注释。宇都宫遯庵对大量中国集部文献做过注解，著有《杜律集解首书》《杜律集解详说》《杜律集解增益首书》《三体诗绝句详解》等。^㉕原念斋《先哲丛谈》卷四称其“多于四子及诸书著标注，以便初学”，时号“标注由的”，又号“虱先生”，因其注释皆“蝇头细字，犹虱着衣”之故。《锦绣段首书》成书较《锦绣段详注》要早，而《锦绣段详注》是对《锦绣段首书》的增补。不过，笔者发现，《锦绣段首书》和《锦绣段详注》关于《别李寄闲》的注释完全相同，而且《鳌头白云诗集》对《别李寄闲》的注释也与《锦绣段首书》《锦绣段详注》相同。《锦绣段首书》初刊于宽文元年(1661)，^㉖又有宽文四年(1664)、贞享元年(1684)等刊本，《鳌头白云诗集》之注当参考了《锦绣段首书》。结合《鳌头白云诗集》对《锦绣段》宇都宫遯庵注本的袭取，可以大致推测其成书时间在1661—1688年之间。

《鳌头白云诗集》注者不详，但从引用的文献来看，注者具有一定的汉学修养，涉猎较广。该书注解对四部文献、内外二典皆能加以引用，与日本其他的注本类似，书中引用了大量韵书类文献，如《广韵》《五车韵瑞》《韵府群玉》等；小学类文献有《说文》《释名》《字汇》《埤雅》《尔雅翼》《小学句解》等；引用类书类文献最多，如《古今注》《太平广记》《事物纪原》《古今事文类聚》《古今类书纂要》《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翰墨全书》《书言故事》《文苑汇隽》《圆机活法》等；注地名，主要利用《方舆胜览》《大明一统志》《舆地名胜志》；注人名，引用《万姓统谱》；注诗学术语，则多次引用《诗人玉屑》。书中还多次引用一些既有典籍的古注，如《联珠诗格》的蔡正孙评释、《古文真宝前集注》《三体诗》裴庾注、《江湖风月集略注》《唐诗训解》、杜诗蔡梦弼注等集部文献的注解，可见注者比较重视从这些注释书中转引注文。注释还引用了《三体诗贤愚抄》《和名类聚钞》这些日本本土的抄物。此外，又征引了不少明代比较流行的诗文选本、别集、笔记、小说，如焦竑编的《新镌重订增补名文珠玑》，孙丕显编纂的《文苑汇隽》，邹守益辑、王世贞注的《续文章轨范》(一名《名文珠玑》)，《千古斯文》《古文奇英》，徐师曾《文体明辨》，陈全之《蓬窗日录》，都穆《听雨纪谈》，杜琼《纪善录》，吴仕期编《古今名喻》，瞿佑《剪灯新话》等书，此外还有李梦阳《空同集》以及罗洪先、丘濬等人的诗作。除此以外，注文中还引用了大量的儒家经典、正史、佛典、医书以及唐宋文学作品。从引书来看，注者参考了大量的汉籍，既有经史方面的经典作品，也有不少明代比较流行的书籍，另有《钱塘新话》 《剪灯新话》之类的稗官野史。这种博学的倾向，与江户时代曹洞宗的学风有关。卍山道白(1636—1715)《注石门文字禅序》称廓门贯彻注惠洪诗“一事一言尽考其所出”。连山交易《寒山子诗集管解序》云：“自群经诸史，至异书曲典，拾其英，摭其华，莫不以发之于置字造语之间也……是以若有得一义、得一事，则必笺之其下。”卍山道白、连山交易、廓门贯彻皆是曹洞宗僧人。《鳌头白云诗集》的注者身份不详，但从江户时代的注诗风气以及对佛典的熟悉来看，可能也是一位禅僧。

不过，注者虽然较为博学，引书也很丰富，但汉学水平并非很高。有些没有必要注的地方，也详加注释，如《白云诗集》的书名，注者对“诗”“集”都要一一详注，这可能与阅读对象是日本读者有关。有的地方则失考，如卷四“题赠附录”中有“番易傅初庵立”的诗，注云：“番阳，所名；傅初者，庵号；立，名也。”这个注释明显暴露了注者的汉学水平，其竟然不知道傅是姓，初庵是号。另外，《鳌头白云诗集》还有一些考证未精之处，如赵孟若序中云“唐人所谓‘中宵吟有雪，空屋语无灯’”，注云：“此二句未知谁诗也。”按：此乃雍陶《同贾岛宿无可上人院》，见《文苑英华》卷二百十七。由此可见，注者虽然有一些汉学基础，但在汉学修养和知识储备上还是有缺陷的。

除了注释之外，注者还对《白云集》文字作了一些校勘，如牟巘序中“下为草木之狼芽华实”，注云：“‘狼’当作‘根’，狼芽之连绵，字书未见之，疑传写之谬乎？‘根芽华实’，则义正稳也。”实际上“狼芽”是《鳌头白云诗集》的底本宽文本的刊刻之误，《白云集》的清本及应安本皆作“根芽”。卷一《赠浄慈沅禅师》“湖上红行熟”，注云：“‘红’当作‘缓’，缓行义相近。”“红”字也是宽文本误刻造成的，《白云集》的清本及应安本皆作“经”，可能注者没有见到应安本，故判断是“缓”字。这两处文字都是因为宽文本刊刻之误，导致贞享本承袭其误，注者能够敏锐地发现，可见其细心之处。又卷二《越上人别范景文》，注云：“‘别’字疑在‘越’字上，可乎？当别越上人、范景文两人时作也，达者察焉。”此诗题，清本、应安本、宽文本皆同于贞享本，现在并无文献可以证明注者判断正确，但也可备一说。

在一些注文中注者也发表了个人意见，有些注释比较详尽，宛若一条诗话。如卷四《解嘲答致祐上人》“志不在青云”注云：“《史记·伯夷传》云：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彰，闾巷之人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岁，见葛洪方书，便有养生之志，曰：‘仰青云，睹白日，不为厌矣。’王勃《滕王阁序》云：不坠青云之志。晋阮籍：抗身青云中，纲罗孰能施。李白诗：猎客张兔罝，不能挂龙虎。所以青云人，高歌在岩户。唐朝以前用‘青云’字如上所引，后世谓登于仕路为青云，谬矣。考之《丹铅录》云：自宋人用‘青云’字于登科诗中，遂误，至今不改。”此段征引文献对“青云”二字进行了详注，考释了此词意义自先秦以来的变化，并指出后世认为青云为“登于仕路”是错误的。

比较有特色的是，《鳌头白云诗集》对牟巘序、赵孟頫序、胡长孺序、赵孟若序，都加以分段，并就每段文字撮以大意。如论赵孟頫序云：

此序分六节，自“白云”至“诗也”第一节，叙制述之人也；自“上人”至“杭人”第二节，叙厉氏家系及父祖之所出也；自“幼力”至“之趣”第三节，叙上人履历及能诗之趣也；自“夫诗”至“宜也”第四节，叙诗禅一贯之旨也；自“余往”至“如此”第五节，叙为序引也；自“诗凡”至终，第六节，叙卷册之次第及上人称号。

这段注文将赵孟頫的序文分为六节，除标注起讫之外，又撮其大意，方便读者理解文意。分段解读汉籍也是日本汉学的特色之一，如菅原和长(1460—1529)所作的《文选御注表解》注解李善《上文选注表》，也采用了这种方式。^㉗

从文献保存来看，《鳌头白云诗集》也有一定的价值，注释引用的诗文中保存了一些佚诗。譬如，卷一《送徐君辅权院归严陵》“鏖战文场四十年”，注“鏖战”引罗洪先(1504—1564)诗云：“班阳李杜曹辈^㉘，鏖战风骚翰墨场。”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明代中期著名学者，著有《念庵集》二十二卷，此两句《念庵集》中未见。卷一《秋夜曲》“鸳鸯屏冷初日红”引颜潜庵《鸳鸯诗》：“采采珍禽世罕俦，天生匹耦得风流。用心不改同相守，翠翼相辉每共游。霜瓦对眠金殿晓，种沙双点玉田秋。此生莫遣分离别，交颈成欢到白头。”卷二《赠郑炳文》“两鬓星星小幅巾”引颜服膺诗“一幅乌纱折角偏”。按：颜服膺，号潜庵，明代道士，号安仁冲虚山道士，著有《咏物诗》六卷，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羽士张宇初小传。朱彝尊又云，其集“访之未得” ^㉙。《吴诗集览》卷二十七下、《鸽经》《绘事琐言》卷六、《渊鉴类函》卷三百六十五、《斩鬼传》卷三尝引其诗，与《鳌头白云诗集》所引皆为咏物之作，当是《咏物诗》之逸文。又卷一《过瓜洲》“春色自蔷薇”注引丘濬(1421—1495)诗云：“红刺青茎巧样妆，连春接夏正芬芳。新含丽色悬高架，密布清阴覆小堂。浓似彳星彳星冯露染，轻如燕燕逐飞翔。几回白昼看明媚，疑是买臣归故乡。”按：此诗前四句见清恽格(1633—1690)《瓯香馆集》卷十《蔷薇》，但丘濬乃明人，不可能袭用恽格之诗。恽格为清代书法家，可能见过丘濬此诗并写成书法，后人误以为恽诗，并收入其集。

《鳌头白云诗集》也有一些刊刻之误，笔者已在《鳌头白云诗集》影印本的解题中指出。《鳌头白云诗集》与其他中国诗僧文集注本一样，产生于17世纪下半叶，当受到日本曹洞宗强调博学风气的影响。该书是迄今唯一一部《白云集》的注本，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五.   《白云集》与东亚汉文学

《白云集》成书后即流传到日本五山禅林之中，不但室町时代所编的中国诗歌总集入选了多首释英诗歌，而且《白云集》在五山禅林中先后两次被翻刻，释英的禅文学思想也对五山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应安本《白云集》卷二收录的《诗禅》一诗，清本未收入。此诗非常重要，是研究释英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诗云：

诗悟必通禅，功深自入玄。句非专锻炼，妙只在空圆。

春草池塘梦，梅花水月天。寥寥千载下，此意少人传。^㉚

此诗表达了释英“诗禅一致”或“诗禅相通”的诗学思想，《鳌头白云诗集》注云：“此诗言诗与禅无二致也。”此语甚的。诗中用了谢灵运于梦中得句和林逋《山园小梅》写梅之句的典故，来表达诗歌也应像禅一样需要顿悟。释英提出的“诗禅相通”思想也得到了诗友的回应。赵孟頫《白云诗集叙》云：“夫诗不离禅，禅不离诗，二者廓通而无阂，则其所得异于世俗宜也。”^㉛林昉《书白云诗集》亦云：“诗有参，禅亦有参，禅有悟，诗亦有悟。实存英上人所作《白云集》，脱然已入空趣，其参而悟者欤？唐人夜半之钟，非诗人得句，即高僧悟道。诗禅之悟，宁有二哉？”^㉜ “诗禅一致”论在日本五山文学中得到广泛的响应。天隐龙泽《锦绣段序》云：

诗者，非吾宗所业也。虽然古人曰：“参诗如参禅。”诗也，禅也。到其悟入，则非言语所及也。吾门耆宿不外之，觉范、参寥、珍藏叟、至天隐诸老，或编其集，或注其诗。岂谓吾宗无诗乎……则诗之外无禅，禅之外无诗，于是始知渊明之诗，有达磨骨髓；后山之诗，有洞家玄妙也。

“参诗如参禅”是宋人提出的观念。^㉝天隐龙泽所列举的释惠洪、释道潜、释善珍、释圆至都是宋元时代著名的诗僧，皆有集传世。通过理论的铺垫与创作实践的揭橥，他提出了“诗也，禅也”，“诗之外无禅，禅之外无诗”的观念，这与释英等人提出“诗禅无二”如出一辙。《鳌头白云诗集》的注者也读过《锦绣段》。《鳌头白云诗集》卷四《言诗寄致祐上人》 “渊明天趣高”，注云：“所谓渊明之诗有达磨骨髓之意也。”此句正见于《锦绣段序》中。

天隐龙泽在其他的文章中也提到相似的观点：

禅也，诗也，非具顶门一只者，难言之。诗道传吾徒者久矣。西天龙树、马鸣二尊者，最工歌诗，五天讽之。至东震则宋惠休“殊未来”之句，唐贯休“何曾见”之叹，今犹以为口实。二休之后，清凉国师、大觉禅师、参寥、觉范诸师，以诗颂动人主、倾权臣，斧藻江山，追琢风月，如癞可、疲权者，碌碌不足数也。^㉞

“禅也，诗也”与《锦绣段序》中的“诗也，禅也”反复说明了在天隐龙泽等五山禅师思想中“诗禅一体”的观念，同时他历数了诗史上以诗鸣的诗僧以证明这一点。天隐龙泽又云：

古曰：“参诗如参禅。”然则诗也禅也一律乎！以盛唐之诗，譬之济下之禅；以大历之诗，拟之洞上之宗，实有以也。从师不参，则日日虽吟百千篇，不可知句中眼也。拈南丰嗣香者，陈无己也；传剑南诗灯者，陆渭南也。于是的的相承底可见，诗岂可不参乎……而至诗禅无二之场…… ^㉟

这里，他明确提出“诗禅一律”“诗禅无二”之说。将盛唐诗、大历诗分别与临济禅、曹洞禅对应来自严羽的《沧浪诗话》，不过天隐龙泽不但从观念上将诗与禅比附，还将诗人的传承与禅宗统绪相比拟。天隐龙泽提出“诗禅无二”之说，无疑是在为诗僧的创作张本，为诗僧的创作成绩正名，从而宣布禅师吟诗作赋并非不务正业、玩物丧志，其实与参禅并无二致；而且，诗歌创作与参禅一样需要悟入。这一诗学思想追溯起来的话，释英的禅文学思想应该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到了江户时代，释英的“诗禅相通”论又受到了当时儒学家的批评。伊藤仁斋(1627—1705)的评论比较有代表性：

元僧实存《白云集》四卷，诗一百五十余首，有当时巨公赵子昂、胡长孺辈四人序，皆云“诗禅相通”，又曰“诗禅无二”，此盖据近世之诗而云尔，于诗之本则未之及也。近世之诗专留连光景，贪恋月露，于吟咏性情，未也。比之汉魏，大有迳庭，况于古人之诗乎？^㊱

伊藤仁斋接触到《白云集》应与宽文五年(1665)《白云集》的再次翻刻有关。仁斋认为释英的“诗禅相通”或“诗禅无二”论其实是建立在“近世之诗”(即宋代以降诗歌)创作基础上的，不能反映出诗之本质。仁斋认为，“诗之本”在于“吟咏性情”，这承袭的是《诗大序》以来的诗学观，^㊲而反对诗歌“留连光景，贪恋月露”。这是仁斋一贯的观点。他曾说：“盖古人之诗，皆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而一无非事实者，所谓本于性情是已，非若后人无事而强作也。” ^㊳又说：“惟诗出于古人吟咏情性之言，而无勉强矜持之态，无润饰雕镂之词，是以见者易入，而闻者易感，故圣人取焉。”^㊴仁斋强调诗歌本于或出于“性情”或“吟咏情性”，所谓“留连光景，贪恋月露”正是他反对的“无事而强作”。释英提倡的“诗禅相通”指向的是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与仁斋主张的“见者易入，闻者易感”儒家诗学观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也比较好理解他对释英“诗禅相通”说的批判了。释英的“诗禅相通”论，从五山时代受到认同到江户时代受到批评，其变迁正反映了日本汉文学从受到宋元禅文化影响的五山文学，到受到儒家诗学思想影响的江户汉文学演进的轨迹。

宽文版的刊行大大推动了《白云集》在江户时代的阅读。江户幕府大学头林凤冈(1645—1732)《白云僻居集序》云：“盖效《白云诗集》之名，亡兄梅洞曾见斯集，移晷忘倦。”从林梅洞(1643—1666)阅读《白云集》达到“移晷忘倦”的地步，可见此书对当时日本文人的吸引力。^㊵江户初年的诗僧深草元政(1623—1668)有《读白云集和对山曲》一诗：

山人对山无宾主，一笑山动山云舞。

山人时对青山谈，青山默然水空语。

水语山默唯本心，山中无酒复何斟。

终日对山山不厌，青山寂寂月沉沉。^㊶

元政读到的《白云集》亦应是宽文本。《对山曲》是《白云集》第一首诗，诗云：“青山作宾翁作主，山翁持觞山鹤舞。山翁对山倾绿醑，青山对翁默无语。山本无情翁无心，青山不饮翁自斟。酒阑对山抚掌笑，山鹤一声山月沉。”此诗写诗人对山饮酒的闲适，但山是山、翁是翁，青山仅是山翁的宾客，两者并未融为一体。元政之诗是此诗的次韵，表达的情境与此诗不同。第一句“山人对山无宾主”写出山与山人无宾主之别，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所以山人才能够“时对青山谈”。可以说，元政这首次韵诗是对释英原诗的发挥与提升。元政是日莲宗诗僧，其《草山集》中有多首和陶诗；而唱和中国文学史上并非经典诗人的释英之诗则令人瞩目，当与其时《白云集》新刊有关。元政被诗评家江村北海(1713—1778)称为宽文年间的“诗豪”^㊷，他在江户诗坛最早提倡袁宏道的“性灵说”^㊸，其诗虽被评为“韵格不高，意义平实”^㊹，但其《读白云集和对山曲》全诗出语不腐，所谓“水语山默唯本心”亦浸禅意，未尝不是其所推崇的“性灵说”的体现。

释英所作《对山曲》在江户初年的诗坛得到的关注比较多，特别是在当时的诗僧中多有唱和。另一位诗僧智好也有《和白云集中对山曲》：

山云如客山翁主，山鸟谣处山猿舞。

山月对吾如有情，山人对山何无语。

空山久驯称吟心，一掬山泉谁俱斟。

云里出山吟哦去，山鬼续响山幽沉。^㊺

智好《风月稿》中有与元政的唱和诗以及读元政《草山集》的诗，可见两人应有交往，智好唱和《对山曲》可能也受到元政的影响。相较于元政之诗，智好此诗显得较为平庸，虽然也写到了“山云”“山鸟”“山月”“山泉”，但给人感觉只是物象的堆积，没能写出“山人对山”时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末句“山鬼”云云更是败笔。

江户初期诗人菊池耕斋(1618—1682)文集中有两首关于《白云集》的诗。其《题白云集后》云：“除却龙鳞仍获珠，吟边打破几团蒲。性情本出酸咸外，骨相终兼肉食殊。岂羡居仁如散圣，堪怜贾岛是诗奴。护持须得烦神物，优钵生花卍字炉。”^㊻又《题刻白云集后》云：“一点长庚晓未收，银河倒落笔端流。不知何岁逐云去，飞度扶桑六十州。”^㊼虽然不能完全确定此处的《白云集》的作者，但诗中出现了不少佛教意象，如“团蒲”“优钵”；同时，诗中也说到“贾岛是诗奴”以及“吟边”等苦吟的意象，释英之诗颇受以贾岛为代表的晚唐诗学的影响。释英诗中的“孤馆”意象，也见于贾岛诗《长江集》卷八《宿孤馆》；释英诗《白云集》卷二《客夜有怀》“黄叶满阶蛩乱鸣”中的“蛩鸣”意象，贾岛诗中也多有，如《长江集》卷三《送无可上人》“蛩鸣暂别亲”，《长江集》卷六《宿姚少府北斋》“蛩鸣客卧时”。菊池耕斋生活的年代也是宽文版《白云集》刊刻出版之时。综上，这里提到的《白云集》很可能就是释英的《白云集》。从伊藤仁斋、深草元政、菊池耕斋等人对《白云集》的阅读可见，宽文版《白云集》刊成之后，阅读者颇众，也对当时的汉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白云集》还远播到琉球。出使琉球的清代使臣竟然发现琉球的僧人在阅读《白云集》。汪辑《使琉球杂录》卷二“疆域”云：

首里有三大寺，一曰天界，一曰圆觉，一曰天王……而天王寺僧瘦梅则工诗，诗奉《白云集》为宗。《白云集》者，元僧英所作。英俗姓厉，字实存，集有牟巘、赵孟頫、胡汲序。国人镂板，译字以行。然中国人购之，殊不易读之，则多属明初张羽诗，而牟序又与《陵阳集》所载不同，殊不可解。^㊽

这条史料明确记载了琉球国首里天王寺僧人瘦梅作诗以“奉《白云集》为宗”。释英在中国古代并不是特别著名的诗人，然而数千里之外的异邦僧人写诗却以《白云集》为典范。《使琉球杂录》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而宽文五年(1665)《白云集》在日本再度被刊刻。琉球在清代时，分别向清朝和日本朝贡，很可能宽文版的《白云集》也流传到琉球。这段史料所载的“国人镂板”可能就是指宽文版，“译字以行”可能指和刻本上日文训读，但日文训读并不会导致“殊不易读之”；如果这段史料指的是《白云集》的琉球刊本，并被翻译为日语，那么其意义可能就更大了。

六.   结语

从东亚书籍史的角度来看，释英的《白云集》可谓扑朔迷离。完整的四卷本在中国本土失传，而传为明人张羽的《静居集》又几乎全部收录了《白云集》之诗，那么《白云集》似乎在中国并没有完全失传。日本古写本《锦囊风月》中收录了多首题名为“释英”的诗，实为另一位元代诗僧释道惠《庐山外集》中的诗。这样，或释英之诗被改头换面移入他人之集，或其他诗人作品被移花接木充作释英之诗。这种复杂的情况，可能是东亚汉籍交流史上唯一的个案。《白云集》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静嘉堂文库所藏的日本应安本，系来自福建的元代刻工俞良甫所刻。应安本末的那方小小的刊记，包含了日本僧人写、中国刻工刻的东亚汉籍交流的丰富信息。《白云集》也远播到琉球，成为琉球僧人学习汉诗的模本。江户时代还产生了一部现存唯一的《白云集》注本《鳌头白云诗集》，此书展现了域外人士对《白云集》的细致解读。综合以上因素来看，释英《白云集》在东亚的刊刻与流传已经超越了域外发现新材料的文献学意义，而更多反映了前现代时期东亚汉文化圈中汉籍的深度交流。

学者认为：“书籍史要历史地考察书籍的文本特征、物质形态和阅读，考察这三个要素在书籍的生命历程和社会环境中如何相互作用，生成意义。”^㊾ 《白云集》融合了写本与刻本、选本与注本等多种东亚书籍史的物质形态与文本特征，其在室町、江户时代的抄写、刊刻促进了释英之诗在日本的被阅读，并对东亚汉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典型地体现了东亚书籍史研究的要义。《白云集》展现的东亚汉籍交流的复杂样貌，一方面提示我们要打破东亚汉籍与东亚汉文学的畛域，应将汉籍与汉文学整合起来研究，这样才能看到从汉籍刊刻、流传、阅读，再反馈到汉文学创作的整体“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将中国古代文集纳入东亚书籍史的整体视角予以观察，我们则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在东亚传播过程中获得的完整“生命历程”。

① “蔬笋气”，又称“菜气”“酸馅气”，最早见于苏轼评僧诗之语：“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自注：“谓无酸馅气也。”)苏轼：《赠诗僧道通》，载《苏轼诗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82，第2451页。元人亦用“无蔬笋气”评论释英之诗，如林昉《书白云集》云：“《白云》一集，无蔬笋气，有泉石心。”应安七年(1374)俞良甫刊本《白云诗集》，载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7册，凤凰出版社，2012，第16页。

② 参见卞东波：《稀见五山版宋元诗僧文集五种叙录》，《文献》2013年第3期。

③ 如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柳田圣山、椎名宏雄编《禅学典籍丛刊》(临川书店，2000)，《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椎名宏雄编《五山版中国禅籍丛刊》(临川书店，2014)，卞东波编《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丛刊》(凤凰出版社，2017)，卞东波、石立善主编《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皆收入不少中国诗僧文集的五山版、江户刻本以及古注本。许红霞辑著的《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则收入不少宋代诗僧文集的整理本。

④ 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7册，第7-8页。

⑤ 牟巘：《牟氏陵阳集》卷十六，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140页。

⑥ 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7册，第8页。“乎”，应安本原误作“手”，兹正之。

⑦ 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7册，第13页。

⑧ 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7册，第70页。

⑨ 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7册，第8页。

⑩ 关于释英及其《白云集》的研究，参见杨镰：《元佚诗研究》，《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杨镰、张颐青：《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杨铸：《明初诗人张羽〈静居集〉版本考辨》，《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李舜臣、胡园：《元代诗僧释英考论》，《文艺评论》2011年第2期；汤志波：《明初张羽诗集考辨》，《中国诗歌研究》第1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16-125页。这些论文对释英的生卒年、生平，以及《静居集》抄袭《白云集》都有研究，但除了杨铸先生关注到应安本《白云集》外，先行研究很少注意到日本汉籍中有关释英的文献。

⑪ 关于《锦囊风月》，参见堀川貴司：《『錦嚢風月』解題と翻刻》，载《国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198集，2015。关于《新选》《新编》的整理本，参见堀川貴司：《翻刻建仁寺兩足院藏『新選分類集諸家詩卷』(付同系統他本による補遺): 『新選集』『新編集』研究その一》，载《斯道文庫論集》第四十五辑，2010；《翻刻慶應義塾図書館藏『續新編分類諸家詩集』(付他本による補遺): 『新選集』『新編集』研究その二》，载《斯道文庫論集》第四十六辑，2011。又堀川贵司撰、陈小远译《关于〈新选集〉》，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99-204页；以及堀川貴司：《詩のかたち·詩のこころ―中世日本漢文学研究―》第十五章《『新選集』『新編集』『錦繡段』》，若草書房，2006，第306-339页。《新选》古写本在京都建仁寺两足院、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处有收藏，《新编》古写本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庆应义塾图书馆等处有收藏。

⑫ 参见卞东波：《稀见五山版宋元诗僧文集五种叙录》，《文献》2013年第3期。另外，潘建国教授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亦为五山版(卷三、卷四为抄配)，见潘建国：《关于五山版汉籍〈庐山外集〉——兼证北大藏本非元刻本》，载刘玉才、潘建国主编《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研究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77页。

⑬ 林靖：《读耕林先生文集》卷十四《题壬午目录卷首》，载王焱编《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73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第389页。

⑭ 应安本已影印收入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7册；日本南北朝无刊记本已影印收入椎名宏雄编《五山版中国禅籍丛刊》第11卷中。

⑮ 关于《白云集》收诗的数量，日本贞享五年《鳌头白云诗集》说得比较清楚：“集中所载百四十七首，五十取其大数也。今所行之本分四卷，盖赠题诗后加，而为四卷者乎。第一卷四十六首，中赵孟若之和答一首；第二卷四十六首；第三卷五十首；第四卷二十七首，中上人诗八首，赠韵十九首。”

⑯ 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上册，日本古書籍商協會，1970，第485页。

⑰ 应安本、日本南北朝无刊记本之书志，载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上册，第485页；书影见《五山版の研究》下册，第95页。日本南北朝无刊记本之书影，亦见天理圖書館编《五山版》(善本写真集第43种)，天理圖書館，1975，第5页a；解题见第4页b。

⑱《全元诗》以应安本为底本点校，但此诗题却无应安本原有的“碑”字。

⑲ 日本南北朝无刊记本也承袭了应安本的俗体字、简体字，这可能因袭了元刻本的原貌。如李致忠就认为，元代刻书特点之一就是“书刻多用俗体字和简体字”，载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重订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第233页。天理图书馆编的《五山版》“白云集”解题认为，从版面上文字歪斜可见，此书在雕版上比较稚拙。宽文本则体现比较成熟的印刷技术，文本上也没有这些俗体字、简体字。

⑳ 参见杨铸：《明初诗人张羽〈静居集〉版本考辨》，《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㉑ 此书已经影印收入卞东波、石立善主编的《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第1辑，第4册。此书的解题由笔者撰写，本节在原解题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和修正。

㉒ 东条琴台编《先哲丛谈续编》卷三，千锺房，明治十七年(1884)刊本，第20叶上。

㉓ 据笔者统计，《鳌头白云诗集》引用《唐诗训解》两次，引用《三体诗注》多次，卷四《言诗寄致祐上人》“工部法度修”，注引“明陈以成《杜诗序》”云云，即邵傅所著的《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陈以成序。邵傅此书在中国比较罕见，但在日本却是比较流行的杜诗读本，而且还有清水玄迪、宇都宫遯庵的“鳌头”注本。

㉔ 参见近藤春雄编《日本漢文學大事典》，明治書院，1985，第771页。

㉕ 参见關儀一郎、關義直共编《近世漢學者傳记著作大事典》，井田書店，1943，第73页。

㉖ 参见近藤春雄编《日本漢文學大事典》，明治書院，1985，第773页。

㉗ 参见卞东波：《〈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文选御注表解〉探析》，《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后收入卞东波：《域外稽古录：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㉘ 引者按：此句疑有脱字。

㉙ 朱彝尊著，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754页。

㉚ 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7册，第46-47页。

㉛ 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7册，第9页。

㉜ 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7册，第14-15页。

㉝ 参见《诗人玉屑》卷一“赵章泉学诗”“吴思道学诗”“龚圣任学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8-9页。

㉞ 天隐龙泽：《默云稿·蒙庵百首》，载《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第903页。

㉟ 天隐龙泽：《默云文集·跋龙溪侍者诗后》，载《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第1221页。

㊱ 伊藤仁斋：《古学先生文集》卷三《题白云集后》，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82册，第358页。

㊲ 《诗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者，吟咏情性也。”伊藤仁斋对严羽比较欣赏，他曾云：“近世善评诗者，莫严仪卿、刘会孟若也。”见伊藤仁斋：《古学先生文集》卷一《蕉窗余吟序》，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82册，第197页。

㊳ 伊藤仁斋：《童子问》卷下，第四十一章，宝永四年(1707)刊本，第32叶下。

㊴ 伊藤仁斋：《古学先生文集》卷三《诗说》，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82册，第331页。参见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中编，范建明译，学苑出版社，2008，第278-279页。伊藤仁斋关于诗歌乃“吟咏性情”的观点，是江户很多儒学家秉持的观念。林罗山(1583—1657)尝言：“诗者，虽韵语而志之所之也，携诸袖里，写诸纸上，元是非由外也。陶情性而归于无邪，此诗之根本也。”(《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五十《比玉选序》)又云：“《诗》者性情之本，《离骚》者词赋之宗。”(《罗山林先生文集》卷六十五《随笔一》)参见张红: 《江户前期理学诗学研究》第四章，岳麓书社，2019，第142-153页。

㊵ 林凤冈：《凤冈林先生全集》卷八十一，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103册，第262页。

㊶ 深草元政：《草山集》卷二十三《草山续集》冬之卷，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70册，第174页。

㊷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三，载赵季、叶言材、刘畅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2册，中华书局，2019，第905页。

㊸ 参见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中编，范建明译，第208页。

㊹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三，载赵季、叶言材、刘畅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2册，中华书局，2019，第905页。

㊺ 智好：《风水稿》春卷，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110册，第51页。

㊻ 菊池耕斋：《耕斋诗草》卷四，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63册，第90页。

㊼ 菊池耕斋：《耕斋诗草》卷四，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63册，第197页。

㊽ 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第753-754页。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四“仙江院”条亦云：“前使汪《录》云：‘行荒榛中，门户萧然。僧宗实能诗，颇学元僧《白云集》体。’”(《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册，第360页)徐氏记载有误，学《白云集》体者乃僧瘦梅，非释宗实。

㊾ 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