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思想史上，中国思想界在过去一个世纪展现的是一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应用和发展的气势磅礴的思想画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传入中国之日起便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持续地为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运行发展提供知识解释和思想支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和重构，使其本身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此意义上，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同步推进、相互构建的历史进程。然而，我们通常只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现状把握和理解，而忽略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时代缘起或社会动因做出明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何以可能，其有何历史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对此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但就历史的契机及缘起而言，则需要从“三大论战”说起。

所谓“三大论战”，确切地说，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争论和交锋，即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基尔特)之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三大论战”的发生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近代中国国运衰落，西学东渐解构着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列强入侵殖民。“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①为了寻找出路，中国先后尝试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帝制复辟等社会政治变革路径，均以失败告终。国破家亡的危机日益深重，此时终于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及转型进程中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②这次文化革命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一次大批判和大解构，这种批判和解构又是在与西方的强盛比较视域中展开的。一时间，西方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各种学说、“主义”竞相登场，使中国社会陷入异常严重的文化核心价值迷失的境地。社会迫切需要重新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作为知识分子乃至人民群众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以及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规范，并为国家、社会、民族救亡图存、振兴富强的方向、目标和道路提供理论支撑。在此背景下，先后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论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三大论战”是近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事件，对后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其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进程的一个起点。

①②《毛泽东选集》, 第2卷，第630，70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一.   “三大论战”形塑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思想主体上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奠定了致思路径

“三大论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受到“三大论战”的思想孕育和驱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社会上曾传播和实践过多种“主义”，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工团主义、实用主义、人本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其都在寻求救亡图存的方案和途径。在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思潮和政治谋划呈现方兴未艾、此起彼伏的发展态势，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唯物史观传入中国。随着马克思的理论与唯物史观的传播，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如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在比较了不同思潮和主义之后，由原来持有不同的学术立场和政治理念，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进而成长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家葛兰西曾指出，任何政治革命和政治统治的成功，都离不开“有机知识分子”，这些人“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 ^①。“三大论战”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后来引领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中坚力量。

①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5页，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比如，青年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②，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开始接触日本翻译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一些书籍。李大钊回国后，激情洋溢地参加了各种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并投身于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创办了中国留学生总会会刊《民彝》，宣传民主主义、民本主义等进步思想。期间，李大钊对英国立宪自由主义曾产生过极大兴趣，并认为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案。但是，巴黎和会的谈判结果传回中国后，知识界一片哗然。原来试图通过渐进和理性的方式改变中国落后被动局面的知识分子再也不相信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说辞。此时的李大钊也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再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提倡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转而信奉激进主义。此时，恰逢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原本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心存好感的李大钊，更是从实践上找到了依据。他利用各种报刊媒体，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热情洋溢地奔走呼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② 《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1919年7月，当时的学界名流胡适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李大钊敏感地读出了胡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消解影响，随即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批驳。李大钊认为，谈问题和谈主义其实是分不开的，问题固然需要解决，但是在解决问题之前，必须取得众人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义”，它提供的是方向和思路。当然，李大钊也承认，由于各种主义带有招牌的性质，难免招“安福派”之流假冒牌号的危险。但是，“王麻子也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旺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起都收拾了”^①。李大钊进一步指出：“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是空谈的人给带来的，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总之，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主义中混有冒牌的社会主义而停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②在这里，可以看到李大钊已经从革命实际的层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的致思理路。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试图向中国人介绍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篇长文当中，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等，这种理论划分方式和思路奠定了后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基本范式。李大钊也正是在论战及具体的革命实践中，逐渐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可见，李大钊已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崇拜者，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①②庄明坤主编：《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第4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其实，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第一批党员大多参加过“三大论战”，并在论战中逐渐由原来各自不同的立场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最明显的一个。他也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1919年9月他还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在研究会的章程中提出了亟待研究和解决的140多个问题。但是，到了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1920年3月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③1920年11月，他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认为：“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④，提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⑤。这里的“主义”就是在论战中逐渐被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李泽厚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使得这些本以宣传西方民主自由、以启蒙民众为要务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这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等人，如此迅速地转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⑥可以说，早期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参与“三大论战”的讨论，确立了革命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在论战的实践中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③④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470，553，55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⑥ 许纪霖编选：《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上)》，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二.   “三大论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播，在思想内容上催生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历史命题

引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必然是对时代重大问题和重要诉求的解答。理论的生命力来自它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也源自它对任何其他理论挑战的有力批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之中脱颖而出，与“三大论战”的持续进行和展开不无关系。“三大论战”的主题不同，但其所运用的理论资源和理论方法都指向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三大论战”的展开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

比如，问题与主义之争，论战双方就是围绕当时国家救亡图存、革故鼎新，进而选择怎样的道路使中国复兴这样一个中心论题而展开的。在此之前，无数仁人志士曾经尝试各种救国方案和道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等都相继失败，西方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国内时局日益危难，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更加激进的救国方案。对于学术界各种清谈主义的做法，人们愈感不耐烦。此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作为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也很快传入中国，给苦闷探索中的人们带来强烈的冲击，在知识界也掀起了一股传播热潮。面对马克思主义强劲的传播势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信徒胡适终于“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发愤想要谈政治”，于是诞生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关于“多研究问题”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通过多关注一些点点滴滴的实际问题，一点一滴地改良社会。他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暴力式的革命，更不认为中国社会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是论战双方最核心的问题。当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来，并有意识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表现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除了在理论上表现自觉外，在实践中也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而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和立场。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实际状况？如何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历史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去？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这些现实问题，迫使中国人寻求一种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此时，通过双方论战，唯物史观得以深入人心。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以及李达的《马克思还原》等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促使中国知识分子从唯物史观中寻求解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答案，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所谓的“关于过去的理论”“关于现在的理论”和“关于未来的理论”。“关于过去的理论”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叫社会组织进化论；“关于现在的理论”探讨社会经济形态和性质，也叫资本主义论；“关于未来的理论”则主要阐述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可以称为政策论。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唯物史观是这种统一的基础。他进而指出，唯物史观最根本的要点有二。“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①李大钊概括的“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经济基础即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由这些社会关系延伸出来各种文化形态，是政治的、法制的、道德的、哲学的、伦理的、美学的等观念的成果形态。社会组织进化论其实就是现在教科书中所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它是从结构—功能的层面揭示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变化和发展的机制和动力所在。一个社会组织的产生必然是那个时期生产力发展推动的结果，一个社会组织的消亡必然是无法容纳发展了的生产力的结果。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②从这里可以看到，李大钊有意识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结构变革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说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都不是纯粹从理论上去探讨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希望在实践中运用和印证马克思主义。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59, 6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三大论战”不仅仅是理论的争辩，其实更多地可以理解为实践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贡献很大，他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和揭示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概括为“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等部分。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基本上呈现了马克思关于如何理解人类社会历史以及历史发展是否存在规律的基本观点。譬如，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说：“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③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使其建基于客观规律之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秘密和规律，这个规律并不是由某一领袖或长官意志所为，而是生产力(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由此也可以推导出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④。这些观点的提出和澄明，实际上都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三大论战”中，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在现实问题的导引下去阐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正如葛兰西指出的那样：“思想和见解并非在每个人的头脑中自发‘产生’：它们具有形成、发散、传播和说服的中心——发展这些思想并在当今的政治形式中体现这些思想的一些人。” ^①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特别是阶级斗争。这对于现时地改变中国落后的境况无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这也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开始时的尝试。

③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93, 19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①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55页。

三.   “三大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在思想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环节

“三大论战”发生的历史和实践逻辑在于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曾经的盛世中华在此时已经破败不堪，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其思想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映社会诉求、表达政治理想的理论，以其实践特性需要逐渐走上历史舞台。“三大论战”促进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生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成为一种理论武器，进而指导和引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表达，其显著特点是，以某种政治目标或社会理想动员和凝聚民众，达到维持社会秩序或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近代中国遭遇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况，急需一种科学有效的思想和理论引领中国走出困境。“三大论战”的发生，恰好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诸多意见的表达和不同建国方案的提出。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思想、各种理论不断说服民众、动员民众和争取民众，这是一个不断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契合中国的时代诉求、社会的思想需求和民众的精神追求，既能解决实践问题，又能变成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而在当时中国社会诸多思潮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零星地被介绍到中国，当时社会民众对它的了解不多，更遑论期待其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随着“俄国革命胜利的一声炮响”以及诸多资产阶级改良方案的破产，人们开始思考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可能性，由此引发的“三大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②当然，理论武装群众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意识上逐渐清晰的过程。比如，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通过对这一主题的论辩，李大钊开始意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③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理论如何运用于实践的问题。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李大钊全集》, 第3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又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在探讨中国有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可能性。如果有可能，那又应当如何走？如果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那么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要如何走？对这些实践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既是论战中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主题和内容。理论的运用不可能是直接的、现成的，而是隐含在实践者的理解图式和方法论框架之中。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那时的世界形势和中国的阶级构成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发现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摇摆性。李大钊就鲜明地指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①李大钊关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分析，运用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很快成了社会所接受的共识。

① 《李大钊全集》, 第3卷，第277页。

由此可见，“三大论战”作为近代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的重要事件，除了其本身所包含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外，其意识形态的建构价值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看作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生发和建构的起点，由此产生的思想命题和道路选择直接影响着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意识形态主张逐渐被广大民众所认知、接受和追随，成为中国民众普遍的政治信仰。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运用、改造和丰富，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而成了近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乃至改革等事业的发展和成功都是至关重要且必要的。毛泽东也曾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的“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②。“三大论战”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三大论战”尽管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关涉的主体也主要是知识分子，但是革命的思想和理念总是先于革命实践并指导实践；政权的获得与巩固更是依赖先进知识分子对新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倡导和传播。同时，必须不断增强对于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驾驭和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革命和建设中自觉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围绕“如何救中国，如何振兴中国”的时代主题，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构建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动员民众、凝聚民心，指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② 《毛泽东选集》, 第2卷，第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