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史学在反传统的社会浪潮中饱受质疑和诟病。不论是德国学者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引起的“方法论论争”(Methodenstreit)，还是法国学者亨利·贝尔(Henri Berr)主张的“历史综合论”(la synthèse historique)，抑或是美国学者詹姆士·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提倡的“新史学”(New History)，其目的均在于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更新兰克学派专注史料的传统史学范式。^①西方史学发展史上的这一关键动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趋于成型并在20世纪中期以后大行其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兰克政治史研究受到熏染，开始对20世纪中期以前的诸多传统说法展开反思。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代表意义的当数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的重新审视。

按照《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Continuations de la Chronique de Frédégaire)、《法兰克王家年代记》(Annales royales des Francs)、《梅斯年代记》(Annales de Metz)和《查理大帝传》(La vie de Charlemagne)等加洛林早期史书的记载，在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éric Ⅲ，743—751年在位)之前，墨洛温王族早已失去一切权力，并一直处于加洛林宫相的控制之下；最终，在法兰克权贵和罗马教宗的同意下，丕平三世(Pépin Ⅲ，751—768年在位)取代希尔德里克三世成为法兰克国王。^② 在此后的千百年间，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的说法一直被人们作为“信史”而代代相传。直至20世纪初，人们依旧认为加洛林早期史书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国王极具讽刺意味的描述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学界也通常将自639年达戈贝尔一世(Dagobert Ⅰ，623—639年在位)去世至751年希尔德里克三世下台的百余年称为“懒王时代”(époque des rois fainéants)，旨在表明当时的墨洛温诸王已无实权可言。^③

不过，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现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华莱士-海德里尔(Wallace-Hadrill)、罗萨蒙德·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和保罗·佛拉克里(Paul Fouracre)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开始对加洛林早期文本的信度提出质疑，进而引发学术界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的历史反思。华莱士-海德里尔认为，从克洛塔尔三世(Clotaire Ⅲ，657—673年在位)和希尔德里克二世(Childéric Ⅱ，662—675年在位)两兄弟到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墨洛温王朝中后期诸王留下多达75份王室文书，这足以证明他们的权力并不比之前的国王差多少；“他们作为一个王朝的终结虽说平静，但却突然”^④。他的学生佛拉克里在此论断的基础上，又举例论证希尔德贝尔特三世(Childebert Ⅲ，695—711年在位)和希尔佩里克二世(Chilpéric Ⅱ，715—721年在位)等人并非所谓“懒王”。在他看来，加洛林史家贬低墨洛温诸王的行为，是一场大规模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证明和加强加洛林王朝的统治权力。^⑤马修·英尼斯(Matthew Innes)等人也多次强调，687年泰尔特里(Tertry)战役的胜利并没有让丕平二世(Pépin Ⅱ，680—714年任宫相)立即控制法兰克王国。^⑥麦基特里克则以“丕平称王”为例，全面质疑加洛林早期文本的可靠性。她认为，加洛林史家有意对前代史事进行编排与取舍，旨在证明加洛林家族代替墨洛温家族统治高卢的合理性，其传达的不过是一种“权力幻想”，并非历史事实。^⑦

毋庸讳言，现代史学从加洛林叙述性文本信度及史家意图角度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进行考究、甄别和批判，是其求真辨伪精神的必然结果，的确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和使用加洛林早期历史文献。但是，如果在语言学转向(tournant linguistique)的思维方式中过分强调这些文本所宣扬的“加洛林政治意识”，就会割裂历史本原与历史阐释之间的关系，结果从另一个方面走向极端，即加洛林早期叙述性文字材料皆不可信。换言之，在法兰克政治史研究领域，西方史学新旧范式的交锋，既证明了传统观点存在的问题，又暴露出新结论的不妥之处。正因如此，本文希望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及经验教训的同时，打破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藩篱，结合两者优势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进行考究：首先概述墨洛温王朝中后期上层统治结构，然后阐明王权运行曲线，最后论证王权渐趋衰败的内在机理。如此一来，对于墨洛温王权的走向与归宿，或许就不会百思不解，对于法兰克文明发展历程的认知也会更为全面。

一.   墨洛温王朝中后期上层统治结构

对于在奥斯特拉西亚发迹的加洛林家族而言，早在墨洛温与加洛林两朝交替之际，他们便已开始督导史书的编修工作。及至《查理大帝传》问世之前，许多加洛林史学作品均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历史有所提及，其中比较典型的当数8世纪中前期开始编纂的《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以下简称《续编》)。该书共54章，涵盖643—768年间的法兰克历史信息。^⑧从文本内容来看，《续编》在墨洛温王权衰败问题上的表述较为含蓄，仅在714年丕平去世后才指出，687年泰尔特里战役结束后丕平二世成为法兰克人的实际统治者。^⑨在此之后，《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的749年条目有言，教宗扎迦利(Zacharie，741—752年在位)指示丕平三世将拥有王权的人称为国王比将占有王位的人当作国王更好，其意在表明法兰克宫相已行国王之权。^⑩主体部分完成于805或806年的《梅斯年代记》不仅确认墨洛温诸王“只有国王之名，却无国王之权”的说法，而且还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增补和扩展，反复强调加洛林家族自古以来的王者地位。^⑪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加洛林早期文本的说法与墨洛温王朝史料中有关国王的记载存在诸多相左之处。如果仅根据加洛林史家的某些说辞便得出“国王无实权”的结论，那么人们将难以深入理解墨洛温王朝中后期政局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在细致梳理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所载墨洛温诸王史事的同时，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由国王、王太后及辅政大臣共同构成的法兰克上层统治结构及其特点展开探讨，也就成为一项虽具体而微但却十分必要的工作。

从639年达戈贝尔一世去世算起，到751年希尔德里克三世下台为止，墨洛温王朝中后期历时113年，共有15位国王，其中既包括正统君主，也包括僭位者。考虑到法兰克王国境内的两个“二级王国”，即奥斯特拉西亚王国(Austrasie)和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Neustrie-Bourgogne)，在此期间经历了“和平—内战—统一”的变化过程^⑫，墨洛温王朝中后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639—675年、675—691年和691—751年。

第一阶段自达戈贝尔一世去世至希尔德里克二世被杀(639—675年)。该时期法兰克境内曾有6位国王在位。除“继子”希尔德贝尔特(Childebert l’Adopté，656—661年在位)外^⑬，其余5位国王，即西吉贝尔特三世(Sigebert Ⅲ，633—656年在位)、克洛维二世(Clovis Ⅱ，639—657年在位)、克洛塔尔三世、提乌德里克三世(Theuderic Ⅲ)以及希尔德里克二世，皆为正统墨洛温君主。^⑭就上层统治结构而言，两个二级王国稍有不同。奥斯特拉西亚国王实行宫相辅政制，相继协助国王处理军政要务的丕平一世(Pépin Ⅰ，639—640年任宫相)、格里莫阿尔德一世(Grimoald Ⅰ，约641—656年任宫相)和伍尔夫阿尔德(Wulfoald，约656/662—676年任宫相)均为当地权贵。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在国王年幼期遵循王太后与辅政大臣共领国政的原则。在王太后南特希尔德(Nanthilde，639—642年摄政)和巴提尔德(Bathilde，约657—665年摄政)摄政期间，国王身边的辅政大臣由以埃加(Aega，639—641年任宫相)、埃尔西诺阿尔德(Erchinoald，641—658年任宫相)等王室近臣出任。不过，自巴提尔德隐退谢勒(Chelle)修道院后，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的辅政职权一直处于埃布罗安(Ébroïn)的掌控之下，墨洛温王太后摄政现象就此终结。^⑮

第二阶段自提乌德里克三世第二次上台至其去世(675—691年)。^⑯该时期法兰克领土上共出现3位国王。除僭位者克洛维三世(Clovis Ⅲ，675—676年在位)外，其余两位国王，即提乌德里克三世和达戈贝尔二世(Dagobert Ⅱ，676—679年在位)^⑰，皆出自墨洛温王室。就上层统治结构而言，埃布罗安死后(680年或681年)，瓦拉托(Waratto)^⑱、吉斯勒马尔(Ghislemar，684年任宫相)和贝尔卡尔(Berchar，686—687年任宫相)等法兰克权贵先后担任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的宫相，负责辅佐提乌德里克三世。但是，在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由于达戈贝尔二世于679年遇刺身亡，其上层统治结构发生巨变，当地权贵马丁(Martin)和丕平二世趁机夺取该王国的统治权，并与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展开激烈的内战。687年，在丕平二世获得泰尔特里战役的胜利之后，尽管法兰克王国再次统一，但提乌德里克三世一直处于丕平二世的监控下，直至691年去世为止。^⑲

第三阶段为墨洛温王朝的最后60年。该时期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和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几乎一直保持统一状态，共出现7位国王，除希尔佩里克二世曾有一位非加洛林家族的宫相拉冈弗雷德(Ragenfred，约715—717年任宫相)，其余6位国王的宫相皆出自加洛林家族。克洛维四世(Clovis Ⅳ，691—694/695年在位)、希尔德贝尔特三世和达戈贝尔三世(Dagobert Ⅲ，711—715年在位)的宫相为丕平二世；克洛塔尔四世(Clotaire Ⅳ，717—719年在位)和提乌德里克四世(Theuderic Ⅳ，721—737年)的宫相为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717—741年任宫相)。值得注意的是，在提乌德里克四世去世后，法兰克王国一度出现长达6年(737—743年)的王位虚悬期，直至希尔德里克三世登上王位为止。而这位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身边的辅政大臣为卡洛曼(Carloman，741—747年任宫相)和丕平三世。

从以上内容及与之相关的数据来看，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的上层统治结构存在三个较为明显的特点。第一，法兰克王国内部长期处于两个二级王国并立对抗的状态。第二，国王幼年继位者居多且绝大部分寿命较短。在15位国王中，至少有9位国王在3—14岁的未成年时期继位为王。另外，除克洛维三世和克洛塔尔四世的生卒年不详，余下的13位国王，大约有9人没有活过30岁，3人没能活过20岁，无法与墨洛温王朝前期十数位国王接近43岁的平均年龄相提并论。第三，君臣共治。墨洛温王朝中后期，辅政要员已经成为幼王身边必不可少的行政支柱，他们既是协助后者掌管宫廷、治理王国的近身谋士，又是代替后者统帅军队、发号施令的最高长官。例如，克洛塔尔三世执政之初，在王太后巴提尔德控制下，法兰克王国中央政府设立过一个类似于内阁的行政机构，负责处理王国要务，其成员包括埃布罗安、巴黎主教克洛德贝尔特(Chrodobert)、鲁昂主教奥多因(Audoin)以及其他未留下姓名的权势人物。^⑳正是在以上三点的共同作用下，墨洛温王朝中后期上层统治结构内部一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起初，辅政大臣因忌惮王太后的权威而不敢有越轨之举。^㉑但是，随着王太后辅政现象的消失，法兰克权贵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其取代墨洛温王族统治高卢的野心昭然若揭，墨洛温王朝中后期君臣共治的统治结构愈加难以维系，并最终随着王权的逐步衰败而走到尽头。

二.   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运行曲线

就中世纪早期以血缘意识为纽带的墨洛温王族来讲，王权的构建一直是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是其延续王族生命、巩固统治地位以及保护王室财产的重要手段。在广袤无垠的高卢大地上，克洛维(Clovis，481—511年在位)曾用“铁”与“血”铸就墨洛温王权的根基。在墨洛温王族统治初期，无论是官职任免、法律制定、法庭运作、军队召集等世俗事务，还是召开教务会议、颁布教规教令、授予或罢免教会圣职等宗教实践，几乎均在墨洛温诸王的掌控之下。他们通过举盾称王、武器传递、巡游四方、宣誓效忠等政治仪式向世人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于法兰克臣民而言，但凡做出侵犯王权的行为，不管是无意之举还是蓄意为之，皆会受到国王的惩戒，有些人甚至因擅入王室领地而付出生命代价。^㉒因此，墨洛温诸王自然不会主动放弃手中执掌江山的权柄，墨洛温王权也就不会像华莱士-海德里尔说的那样突然衰败。

就历史实际发展进程而言，辅政要员的出现势必会对王权造成影响，甚至从本质上分解王权，只是这种历史现象需要一个过程，否则便无法解释墨洛温王族在握有实权的辅政大臣出现后依旧伫立在高卢之巅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依据各阶段王权运行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639—675年，国王尚能主导法兰克王国的政治走向。达戈贝尔一世去世后，尽管奥斯特拉西亚权贵在墨洛温王朝“父子共治”时期获得争议领土的裁断权、垄断奥斯特拉西亚“子王”的辅政大臣职务、分得墨洛温王室的财富^㉓，但从总体上看，西吉贝尔特三世、克洛维二世、克洛塔尔三世和希尔德里克二世手中依旧握有足以控制法兰克王国政局的军政大权。

其一，统军作战之权。一般而言，统军作战乃是古代国王最基本、最明显且最持久的权力。从《弗莱德加编年史》第4卷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年仅11岁的西吉贝尔特三世已经具有很强的军事号召力，他不仅可以召集奥斯特拉西亚各路头领，而且还能收编莱茵河以东的族群。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无法制定出周密的作战计划，西吉贝尔特三世麾下的将士还是甘愿奉命向敌军发动进攻。^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的法兰克时代文字史料中，尽管读者几乎无法找到克洛维二世、克洛塔尔三世和希尔德贝尔特二世领军征伐的相关记载，但是这并不足以否定他们失去了统军作战之权。事实上，克洛维二世继位后，纽斯特里亚王国境内“歌舞升平、战事不再”；克洛塔尔三世执政期间，其治下王国一片祥和。^㉕这类记载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述国王依旧具备治理国家和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能力。

其二，召集教务会议之权。在法兰克王国境内，作为精英代表和宗教领袖的高卢主教，多出自达官显贵之家，并且长期与墨洛温国王保持密切合作，而其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召开教务会议。这种会议一方面可以处理王国内部有关教义、教理和教会风纪等宗教问题，同时还能在君主的意志下审判主教、解决政治争端、缓和教俗矛盾。^㉖因此，自克洛维在奥尔良召开墨洛温王朝史上第一次教务会议开始(511年)，传令召集或亲自主持大型教务会议已然成为王权象征。及至墨洛温中后期诸王统治的第一阶段，国王仍旧拥有召集教务会议的权力。例如，647—653年沙隆(Chalon)教务会议开幕词提到，此次教务会议是在荣耀之主克洛维国王(克洛维二世——引者注)的召集和命令下举行的。再如，662—675年波尔多(Bordeaux)教务会议实录有言：“遵照荣耀之王希尔德里克的命令在波尔多教省召开教务会议。”又如，673—675年圣让-德洛讷(Saint-Jean-de-Losne)教会法第11条规定：“在国王希尔德里克统治的第14年9月中旬，众主教将在国王指定的地点举行一次教务会议。”^㉗

其三，惩戒法兰克权贵之权。国王对贵族的惩戒权是其巩固王国秩序、宣扬王室权威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这一权力的使用不仅需要神权政治的理论依托，更需要依靠足够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例如，克洛维二世曾就“格里莫阿尔德政变案”作出审判，并对作乱犯上者施加酷刑。再如，希尔德里克二世曾无视法律，把法兰克贵族波迪洛(Bodilo)绑在木桩上毒打。^㉘尽管这类记载十分有限，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王在与贵族的明争暗斗中尚处于优势地位。

675—691年，墨洛温王权在辅政大臣的侵蚀下严重受损。在这一阶段，虽然有关墨洛温诸王的记载多与王位更替有关，但是读者尚能看到墨洛温国王授任世俗官职和教会圣职的史事。例如，《梅斯年代记》有言：“瓦拉托去世后，他的女婿贝尔卡尔被国王提乌德里克三世任命为宫相。”^㉙再如，《维尔弗里德传》提到，达戈贝尔二世打算任命来访的维尔弗里德(Wilfrid)为斯特拉斯堡主教；在维尔弗里德谢绝国王的好意后，国王又派其前往罗马，并赐予他大量的礼物和财富。^㉚

然而，自“希尔德里克二世刺杀案”发生之后，法兰克权贵开始明目张胆地侵害墨洛温王权。675年，埃布罗安利用僭位者克洛维三世征召军队，进攻纽斯特里亚；次年，他又以国王的名义召开教务会议，公开审判奥顿主教柳德加尔(Léger)，并下令将其处死；679年，奥斯特拉西亚权贵集团发动叛乱，杀害国王达戈贝尔二世；687年，丕平二世借助泰尔特里战役得胜之机，侵吞墨洛温王室财产，并派遣随从诺德贝尔特(Nordebert)与国王一同治理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㉛这些行动均对墨洛温王权造成极大伤害。

691—751年，墨洛温王权在加洛林家族的控制下趋向虚无。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墨洛温国王曾利用有限权力对抗强大的加洛林家族。例如，710年12月13日，希尔德贝尔特三世不顾宫相格里莫阿尔德二世(Grimoald Ⅱ，695—714年在任)的反对意见，执意将圣德尼集市的全部收入赐予圣德尼修院。又如，在希尔佩里克二世执政期间，还是有很多法兰克权贵愿意与其交往，其中包括不少奥斯特拉西亚权贵。在此过程中，他向拉德鲍德(Radbod)等地方部族首领发出邀请，并亲自统帅军队与拉冈弗雷德和拉德鲍德合兵一处，在科隆战胜加洛林家族，逼迫丕平二世的遗孀普莱克特鲁德(Plectrude)纳供求和。^㉜

然而，个别国王企图恢复王权的行动终究难以挽回墨洛温王族行将就木的命运。691—715年，克洛维四世、达戈贝尔三世和希尔德贝尔特三世均在丕平二世的扶植下登上王位。^㉝希尔德贝尔特三世在成年后虽有过反抗加洛林家族的举动，但并没有动摇丕平二世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地位。715—719年，希尔佩里克二世试图利用加洛林家族势衰之际重掌大权，但在查理·马特的打击下，他最终还是成为法兰克权贵之间保持暂时和平的交易筹码。721年，“手握国王、宫廷、王室财产和主要教堂与修道院的查理·马特成为唯一的宫相，他已真正赢得战争”^㉞，在其控制下，提乌德里克四世除颁布一些恩赐财富的王室文书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行使实权的痕迹。自742年起，废置数十年的教务会议在查理·马特之子卡洛曼和丕平三世的主持下顺利召开。^㉟希尔德里克三世在744年发布的王室文书中甚至写道，正是在卡洛曼的支持下，他才能坐在法兰克王位之上。^㊱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墨洛温王朝中后期诸王统治的三个历史阶段，多数国王均具备一定的显性权力，但这些权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种波动下降的趋势。在第一阶段，西吉贝尔特三世、克洛维二世、克洛塔尔三世和希尔德里克二世拥有足以左右法兰克中央政局的力量。进入第二阶段后，本属于墨洛温国王的军权、审判权、召集会议权、行政权以及王室财产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辅政大臣的侵犯。及至第三阶段，加洛林家族几乎垄断了原本属于墨洛温国王的一切核心权力和王室财富，甚至拥有废立国王之权，墨洛温王权虚无终成定局。

三.   墨洛温王权走向衰败的内在机理

当朝人修前朝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历史现象。在这一方面，取代墨洛温王族登上高卢之巅的加洛林家族可谓尽心竭力。他们派遣王室成员督导编史工作，选任的历史学家几乎皆带有明显的御用色彩。加洛林王室的政治需求是他们从事历史写作的重要指针。正是在这种由现实政治主导的修史环境下，他们才会不遗余力地编修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的历史，企图通过回顾加洛林先祖拜将称王的进程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将墨洛温王权的衰败归咎于国王昏庸、谗臣当道。对于笃信原始资料的传统史学来说，这一建立在某些历史事实基础上的观点自然不容置疑；而对于强调史学功能和史家主观意图的现代史学来讲，这一带有加洛林政治意识的说法则不足为信。在此情况下，双方力图借助碎片化的文字史料或主观化的史学推断来证明自身观点的做法，容易导致在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问题上作出极端判定。

从总体上看，墨洛温王权衰败的内在机理既不是个别国王的昏庸无道，也不是加洛林宫相的强势侵权，而在于墨洛温王朝君位继承制度的缺陷。事实上，自克洛维去世以后，墨洛温王朝始终没有形成固定的继承制度，公元6—7世纪初期出现的多次、多种分割继承，不过是墨洛温王族内部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而采取的妥协政策。它根本无法保证法兰克王国万世一系，因为它给墨洛温王族带来了多次同室操戈、祸起萧墙的惨剧；而这些惨剧又引发了一系列对墨洛温王权不利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将它彻底摧毁。由于该问题涉及的内容极为庞杂，在此无法进行面面俱到的阐述，而只能撮其主要，对以下三个核心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其一，过度实行“土地政治”。墨洛温王朝时期，在多数情况下，国王对职官和军队的回报或支付方式不是像罗马帝国那样付以薪酬，而是授予土地，因而其统治的物质基础并不在于各地征收的赋税，而在于对土地的直接占有。^㊲墨洛温王室长期奉行所谓“土地政治”，即“割让土地及其用益给官员或其他强大的贵族，以换取他们的回报”^㊳。在征服高卢、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墨洛温诸王将占领的大片土地以战利品的方式赏赐给公爵、伯爵等世俗职官以及掌握精神权力的教会，从而形成遍布高卢各地的公爵领地以及教会大地产。这一政策在实行前期确实能够赢得法兰克世俗权贵和高卢主教团的“芳心”，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征服策略或统治手段。然而，当墨洛温王室成员因继承制度的缺憾而陷入争权夺利的内战时，它便率先向墨洛温王权发起冲击。为了在内战中占据优势地位，墨洛温王室内部相互敌对的支系势力时常毫无节制地将其占有的土地赏赐给愿意为他们出生入死的贵族和随从。国王们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土地不仅是财富的标志和象征，也是王权的基础与保障，即，统治权力必须与对土地的直接占有相结合才是有效的。由于无条件的赏赐，墨洛温王室直接占有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少，这直接导致墨洛温诸王统治权威的下降。

其二，国王政治权力的分散化。511—639年，除克洛塔尔一世(Clotaire Ⅰ，511—561年在位)、克洛塔尔二世(Clotaire，584—629年在位)、达戈贝尔一世统治时期有过短暂的统一之外，墨洛温高卢长期处于多位国王的统治之下。这种由分割继承而造成的统治模式不仅将国土划分成多个部分，而且还将统一的墨洛温王权分裂成与之相对应的多个二级王权。在这种双重分裂下，墨洛温高卢逐渐形成了三个较为独立的二级王国，即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纽斯特里亚王国和勃艮第王国。各个二级王国的国王很难将自己的权力渗透到其他王国之中，即便是6世纪末最具权势的国王贡特拉姆(Gontran，561—592年在位)也只能采取“王国均衡策略”来维持自己的“最高王者地位”，因为他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掌控其他两个王国的实际权力。^㊴7世纪前期，尽管纽斯特里亚王国与勃艮第王国合二为一，但是，奥斯特拉西亚“子王”的出现却进一步增强了奥斯特拉西亚的独立性。在此之后，由于加洛林家族长期把持奥斯特拉西亚的统治大权，加之两个二级王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墨洛温国王很难再将分散的中央权力重新聚拢在一起。

另外，基于对土地的占有而形成的权力关系与权力结构，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土地政治”，墨洛温二级国王的政治权力同样呈现分散化的趋势。由于行政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国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公爵、伯爵以及主教等权力代理人对地方产生影响力。然而，权力代理必然导致权力分享，再加上因王室内斗而起的烂封乱赏现象，国王越加依赖与地方权力人物的联系，其政治权力也愈加分散化、间接化。自克洛塔尔三世统治末年起，法兰克王国各地方领地开始逐一脱离法兰克王国的控制，其中就包括从未单独立王的阿奎塔尼(Aquitain)。公元672年，阿奎塔尼公爵卢普(Lup)召开地方会议，表达了其想要称王的意愿。^㊵此后，欧多(Eudo)、胡纳尔德(Hunald)和魏法尔(Waifar)等法兰克公爵继续领导阿奎塔尼对抗墨洛温国王，以保证自身的独立地位。继阿奎塔尼之后，普罗旺斯与布列塔尼也相继在地方权贵的领导下走向独立。679年达戈贝尔二世遇刺身亡后，墨洛温国王完全失去了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统治权。此外，阿拉曼人、巴伐利亚人以及萨克森人等族群一方面在公爵家族的带领下建立自治统治，同时还逐步向法兰克王国腹地渗透。公元7世纪末时，整个法兰克王国及其之前的属地已成一片散沙之势。面对这一状况，深陷统治危机的墨洛温诸王几乎无能为力。

直到查理·马特成为宫相，法兰克王国内忧外患的局面才有所改观。在稳定宫廷政治以后，查理·马特先是向萨克森人、阿拉曼人、巴伐利亚人发动进攻，将他们的土地重新纳入法兰克王国的控制范围。随后，他在733年和736年两次率军进攻勃艮第，打击叛逆现象，笼络地方权贵。737年，在公爵希尔布兰德(Childebrand)的协助下，查理又收复了普罗旺斯地区。^㊶至此，此前分散的大片土地重新归入法兰克王国版图，只不过这次“再征服”的领导者已不再是墨洛温国王，而是加洛林宫相。尽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地区在查理·马特死后再次发动叛乱，但在丕平三世的军事征服下，它们终究还是奉他为宗主，“以很久以前的那种方式接受法兰克人的统治”，巴伐利亚人甚至发誓不再造反。可见，在法兰克王国从“四分五裂”到“再次统一”的过程中，加洛林家逐步取代墨洛温王族，成为法兰克王国的权力中心。

其三，私人效忠关系的不稳定性。英尼斯曾指出：“中世纪早期的政治是由统治阶级内私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的，而不是由‘政府性’即实现既定目标而设置的官僚机器的运转规定的。”^㊷对于墨洛温王朝而言，这种私人关系的基础在于个人向国王的宣誓效忠。然而，依靠这种关系来维持统治秩序的政治观念并不可靠。一旦国王与法兰克权贵的私人关系出现恶化、破裂或是断裂现象，那么，无论是身处宫廷的宫相还是身处地方的公爵，都将不再听命于国王，甚至会出现叛变倒戈的现象。例如，《昂德洛条约》有言：“各方并且同意：根据贡特拉姆国王和已故的西吉贝尔特国王所议定的条约，随从当中凡曾在克洛塔尔国王死后先宣誓效忠于贡特拉姆国王，后来情况表明又转而效忠于他人者，即应从现在的居留地被遣回。同样，克洛塔尔国王死后，先证明宣誓效忠西吉贝尔特国王，后来又转而投效他人者，亦应同样地被遣回”。再如，克洛塔尔三世执政后期和提乌德里克三世第一次继位之初，埃布罗安采用政治蒙蔽的手段切断他们与法兰克权贵之间的联系，导致地方叛乱。^㊸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墨洛温王族政治构建积弊已久，无论是继承制度的缺陷，还是随之而来的“土地政治”、权力分散化、私人关系不稳定等问题都在不断侵蚀墨洛温王室的统治根基。自达戈贝尔一世后，由于国王幼小，加之母后早亡或退隐，部分居心叵测且利益熏心的法兰克权贵便着手酝酿争夺王国统治权力的阴谋，而他们的首要目标便是控制墨洛温王族政治构建中最薄弱却最重要的一环——君位继承。自格里莫阿尔德政变起，墨洛温王族依据现实政治自主安排国王人选的继承原则开始发生实质上的变化，至查理·马特执政时期，这一继承原则被加洛林家族彻底破坏。在此过程中，由于墨洛温王权接连遭到辅政大臣和地方权贵的打击，他们手中的有限王权已无法左右法兰克王国的政治走向。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渐趋衰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结语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华莱士-海德里尔和麦基特里克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对传统观点的反思确实成绩斐然，只不过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的纠偏存在矫枉过正现象。实际上，对加洛林王朝而言，尽管追溯家族历史渊源、回顾先祖发展历程是个恒定的政治需求，但不论是为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还是为保证现世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其选择的历史时段、编排的历史事件、表达的历史观点、构建的历史记忆，均以历史实际为依托。加洛林御用史家似乎并没有过度捏造事实，而是在有利于前朝国王或冒犯当朝之君的事情上保持沉默。在新兴王朝的政治氛围中，他们需要让现实朝着胜利者的方向倾斜。

虽然说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走势已大致廓清，但是法兰克政治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在中国的欧洲中世纪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把握西方现代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西方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富有影响力且更具吸引力，但其并没有重塑固有的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依旧强劲有力，政治史研究亦不会被斥之为末流。正因如此，不应过于高估或过度吹捧西方史学范式嬗变所带来的学术效应，而是应该立足于自身情况与实际需求，遵循唯物史观，注重把握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关系，在对原始文献进行准确译注的基础上开辟一种兼容并蓄、磨合互补的研究理路。这样才能发现西方学者尚未注意或不愿面对的学术问题，从而让原本纯具异域色彩的法兰克文明以具有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呈现于国际史坛。

①   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393页。

②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人民出版社，2017，第207页；陈文海译注：《法兰克王家年代记》，人民出版社，2019，第94-95页；Bernhard von Simson (ed.), Annales Mettenses Priores, MGH (Hannover: Hahn, 1905), p. 42;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A. J. 格兰特英译，戚国淦中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5-8页。

③    欧洲中世纪的史学家通常用“无用王”(rex inutilis)形容手中没有实权的国王；法国近代史学家们则用“懒王”(roi fainéant)来讽刺那些不具备统治权的国王。Edward Peters, Limits of Thought and Power in Medieval Europe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1), pp. 255-305, p. 540.

④    J. M. Wallace-Hadrill, The Long-Haired King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p. 237, p. 245.

⑤    Paul Fouracre, “The Long Shadow of the Merovingians, ” in Charlemagne: Empire and Society, ed. Joanna Stor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19; Paul Fouracre, The Age of Charles Martel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54, p. 65.

⑥    Marios Costambeys, Matthew Innes, Simon MacLean (eds.), The Carolingi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8-39.

⑦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Illusion of Royal Power in the Carolingian Annals, ”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5, no. 460 (Feb. 2000): 1-20. 关于加洛林早期文本中“懒王”叙述的政治意图，我国学者也有研究成果面世。详见朱君杙：《“墨洛温懒王”历史叙述的政治意图》，《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1期。

⑧    《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第1—33章主要记载墨洛温王朝的历史。有关这部著作的文献学解读，参见Olivier Devillers et Jean Meyers (trad. et eds.), Fédégaire. Chronique des temps mérovingiens (Turnhout: Brepols, 2001), pp. 5-53; J. M. Wallace-Hadrill,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60), pp. ix-lxiii;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1-85页。

⑨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185页。

⑩    陈文海译注：《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第94-95页。关于“丕平称王”的问题，我国学者已有较为详尽的研究。详见李隆国：《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⑪    该书属于年代记体的编年史，其主体部分是在805或806年编撰完成的687-805年条目，涉及墨洛温王朝最后64年的史事。Paul Fouracre and Richard A. Gerberding, Late Merovingian France: History and Hagiography, 640-720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30-349; Yitzhak Hen, “The Annals of Metz and the Merovingian Past, ” in The Uses of the Pas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eds. Yitzhak Hen and Matthew In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5-190.

⑫   6世纪后期，法兰克王国境内逐渐形成三个相对独立的二级王国，即东北部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西北部的纽斯特里亚王国、东部的勃艮第王国。614年克洛塔尔二世统一法兰克王国后，纽斯特里亚王国与勃艮第王国逐渐合并。

⑬    希尔德贝尔特，格里莫阿尔德一世之子。由于西吉贝尔特三世起初没有儿子，格里莫阿尔德一世施展权术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西吉贝尔特三世，让其将来继承王位。Geneviève Bührer-Thierry et Charles Mériaux, La France avant la France 481-888 (Paris: Éditions Belin, 2014), p. 274.

⑭    西吉贝尔特三世、“继子”希尔德贝尔特是奥斯特拉西亚国王；克洛维二世和提乌德里克三世为纽斯特里亚—勃艮第国王。克洛塔尔三世，657—673年任纽斯特里亚—勃艮第国王，661—662年任全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希尔德里克二世，662—673年任奥斯特拉西亚国王，673—675年成为全法兰克王国的国王。

⑮   埃布罗安两次受任纽斯特里亚—勃艮第宫相，第一阶段为658—673年，第二阶段为675—680/681年。

⑯    673年提乌德里克三世继承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位后，埃布罗安继续出任宫相一职位；但是，在纽斯特里亚权贵集团的反抗行动中，两人均被削去头发，发配到修院。两年后，提乌德里克三世复位。详见陈文海译注：《法兰克人史纪》，人民出版社，2018，第159页；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175页；“Passio Leudegarii I, ” in Passiones vitaeque sanctorum aevi Merovingici, eds. Bruno Krusch and Wilhelm Levison, MGH., SRM, Tomus V (Hannover: Hahn, 1910), p. 288.

⑰    676年，曾被流放至爱尔兰的达戈贝尔二世，在主教维尔弗里德(Wilfrid)的帮助下，重返法兰克王国，成为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继承者。Bertram Colgrave, The Life of Bishop Wilfrid by Eddius Stephan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7), pp. 54-56.

⑱    瓦拉托(686年去世)曾两次出任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宫相，第一任期大约从680年到682年，第二任期大约从684年到686年。

⑲    陈文海译注：《法兰克人史纪》，第161-162、164-165页。

⑳    “Vita Sanctae Balthildis, ” in 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 ed. Bruno Krusch, MGH., SRM, Tomus Ⅱ (Hannover: Hahn, 1888), p. 487.

㉑    Emmanuelle Santinelli, “Les reines mérovingiennes ont-elles une politique territoriale?” Revue du Nord 351 (2003): 631-653; 朱君杙：《论墨洛温王太后弗蕾德伽德的摄政统治》，《古代文明》2018年第2期。

㉒    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03、204-205、234、383、173-174、530页。Régine Le Jan, “La sacralité de la royauté mérovingienne, ”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58, no. 6 (2003)：1217-1241; Régine Le Jan, Femmes, pouvoir et société dans le haut Moyen Age (Pairs: Picard, 2001), pp. 171-189.

㉓    刘虹男、陈文海：《墨洛温王朝“父子共治”虚实考论——以〈弗莱德加编年史〉为主要考察基点》，《学术研究》2017年第12期。

㉔    事实上，国王在年幼时不仅具备征集军队的能力，而且可以鼓舞将士的战斗意志。比如，西吉贝尔特三世在成为奥斯特拉西亚国王太后，奥斯特拉西亚人在和文德人的斗争中变得勇敢起来，英勇地捍卫法兰克边境地区。详见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156页。

㉕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174页；“Vita Sanctae Balthildis, ” in 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 ed. Bruno Krusch, MGH., SRM, Tomus Ⅱ (Hannover: Hahn, 1888), pp. 487-488.

㉖    Odette Pontal, Les statuts synodaux français du XⅢe siècle, Tome I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1), pp. xxv-lvi.

㉗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VIe-VⅡe siècles) (Paris: Cerf, 1989), pp. 550-551, pp.568-569, pp.580-581.

㉘    陈文海译注：《法兰克人史纪》，第157、159页。

㉙    Bernhard von Simson (ed.), Annales Mettenses Priores, MGH (Hannover: Hahn, 1905), p. 6.

㉚    Bertram Colgrave, The Life of Bishop Wilfrid by Eddius Stephan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7), pp. 54-56.

㉛    “Passio Leudegarii I, ” in Passiones vitaeque sanctorum aevi Merovingici, eds. Bruno Krusch and Wilhelm Levison, MGH., SRM, Tomus V (Hannover: Hahn, 1910), p. 314; Bertram Colgrave, The Life of Bishop Wilfrid by Eddius Stephan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7), pp. 67-69.

㉜    P. Lauer et C. Samaran, Les diplômes originaux des Mérovingiens (Paris: Ernest Leroux, 1908), p. 22; Paul Fouracre, The Age of Charles Martel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pp. 64-66;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187页。

㉝    Bernhard von Simson (ed.), Annales Mettenses Priores, MGH (Hannover: Hahn, 1905), p.15, p.18, p.21.

㉞    Paul Fouracre, The Age of Charles Martel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p. 74.

㉟    Charles De Clercq, La législation religieuse franque de Clovis à Charlemagne (Paris: Sirey, 1936), pp. 115-130.

㊱    Karl Pertz (ed.), Diplomata regum Francorum e stirpe merowingica, MGH., Diplomatum, Tomus I (Hannover: Hahn, 1872), pp. 87-88.

㊲    关于墨洛温王朝对其职官的回报方式，布鲁诺·杜梅茨尔(Bruno Dumézil)作过较为详细的阐释。详见Bruno Dumézil, Servir l’état barbare dans la Gaule franque. Du fonctionnariat antique à la noblesse médiévale IVe-IXe siècle (Paris: Tallandier, 2013), pp. 168-180.

㊳    Chris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8.

㊴    Hongnan Liu, “Du chef barbare au roi chrétien: Gontran et ses Tria Regna à la fin du VIe siècle” (Master diss., Université de Reims Champagne-Ardenne, 2017).

㊵    Edward James, The Origins of France from Clovis to the Capetians, 500-100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 19.

㊶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187-200页。

㊷    Matthew Innes,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The Middle Rhine Valley, 400-1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5.

㊸    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474-475页；“Passio Leudegarii I, ” in Passiones vitaeque sanctorum aevi Merovingici, eds. Bruno Krusch and Wilhelm Levison, MGH., SRM, Tomus V (Hannover: Hahn, 1910), pp. 286-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