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understanding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China: A Typo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Function" Framework
-
摘要: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空间载体与政策工具，但其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及其内涵构成的异质性在理论上始终未得到充分的厘清。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出发，将“机构”与“功能”视为理解行政区划的两种关键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机构—功能”框架。该框架从政区是否设有一级政府以及是否行使特定行政管理功能两个角度，区分出主行政区划、辅行政区划、准行政区划与类行政区划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作为政策工具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其中主行政区划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他三类行政区划则基于不同的治理情境设立，根本作用在于缓解主行政区划刚性与国家治理柔性之间的冲突，其空间视角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与稳固运行。
Abstract: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re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s and policy tools for state governance. However, the inner ambigu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concept itself haven't been fully clarified so far. From th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 and "function" are defined as two key factors to understand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China. Based on whether a formal government is set and whether specific function is performed,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can be distinguished, which include major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complementar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quasi-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emi-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ch typ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general, major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constitute basic units of state governance, while the other three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re set for specific purposes and help alleviate conflicts between the rigidity of major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governance practice, which ensures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
一. 引言
在改革开放40年的浪潮中，人口的迁移流动最能反映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流动人口所带来的大量劳动力，成为城市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经济发展的果实却未能充分惠及这一背井离乡的群体。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得他们面临着就业、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难以实现社会融入(杨菊华，2017)[1]。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和重心由“物”转移到“人”身上来，而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实现以“人”为重心的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在城镇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中，我国人口的流动愈发稳定，家庭化流动趋势加强。据推算，流动人口中有接近60%的人已在流入地生活5年以上，约70%的人只流动到过一个城市(段成荣等，2013)[2]，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会在城市中长期稳定地居留下来。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就业与获取收入，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心理归属感等的重要性开始突显。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并不高，他们在经济收入、住房条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和本地市民仍有较大差距，社会融入综合指数平均得分不足50分，且经济上的融入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上的融入(杨菊华，2015)[3]。流动人口如果长期无法顺利融入城市，不仅会降低他们的融入信心，心理上的长期隔离还可能会衍生出焦虑、自卑等心理，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引发侵犯财产犯罪或“自救式”犯罪等社会问题(赵光伟，2010)[4]。
因此，当前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非常必要。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内部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融入内部存在着维度递进关系，这丰富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
二. 文献综述
一 社会融入概念与测量
社会融入是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杨菊华，2009)[5]，是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被逐渐同化并产生心理认同的过程(张鹏等，2014)[6]。社会融合与社会融入的概念不同。融合是指流动人口与城市文化间相互交流与碰撞，最终产生一种交融性的新文化。融入是融合的第一步，融合是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入的理想状态。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处于社会融入这样一种单向的状态，生存是他们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既无心也无力于传播流出地文化(王毅杰和史晓浩，2010)[7]，因此本文采用“社会融入”的概念。
目前，学者们对社会融入测量的多维性达成了普遍共识，但由于研究目的和所采用数据的不同，采用的维度划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国内采用较多的测量维度主要有四种(如表 1所示)。在二维度和三维度模型中，由于维度较少，对社会融入状态的概括稍显不足；而五维度模型中各维度存在重叠；四维度模型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测量模式。
表 1 社会融入测量维度总结二 社会融入内部结构
“融合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融合论”普遍被认为是社会融合理论架构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三大理论(张文宏和雷开春，2008；杨菊华，2009)[16, 5]，但国外社会融合理论多基于跨国移民和种族差异视角，无法直接适配于我国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国内学者对国外社会融合理论进行了本土化拓展，提出了“再社会化说”“新二元关系说”“融入互动说”和“融合递进说”(朱力，2002；张文宏和雷开春，2009)[17, 18]。其中，“融合递进说”从社会融入过程和结果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社会融入包含多个维度，且维度之间存在递进的关系。
在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进行分析时，学者们常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并认为这五类需求从低到高，逐级提升。而流动人口在融入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有着不同的发展需求，呈现层级递进的关系(李蓓蓓等，2018)[19]，这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融合递进说”是对国内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影响较为广泛的观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学者们不仅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阐述，也尝试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融入过程中存在的维度递进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张文宏和雷开春(2009)认为职业是流动人口立足现实作出的理性选择，情感依恋小，是较容易作出改变的部分，而文化是过往长期经历的积淀，不易发生变化。因此，可以构建以职业和地位认同为起点，以地域和群体认同为中间阶段，以文化认同为终点的社会认同结构模型。[18]还有学者以身份认同作为社会融入的最高阶段，认为社会融入始于经济融入，经过文化适应，到达身份认同，并且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发现经济融入不仅会直接影响身份认同，还会通过文化适应发挥间接作用(陆淑珍和魏万青, 2011)[20]。
归属感被证实是融入过程的重要因素。经济因素除了会直接影响流动人口未来规划外，还会通过归属感产生间接影响(李飞和钟涨宝，2017)[21]。研究发现，移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助于促使其实现文化和地域认同，提升居留意愿(Chen et al，2016)[22]。过长的劳动时间不利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交往(潘泽泉和林婷婷，2015)[23]。住房状况较好的农民工更容易形成心理优势，从主观上拉近自己与城市居民的距离，从而有助于实现身份认同(祝仲坤和冷晨昕，2018)[24]。
虽然大部分学者认同社会融入维度之间存在递进关系，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段岩娜(2015)认为经济上的融入对实现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但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和心理的融入，因此不呈现依次递进的关系。[25]李培林和田丰(2012)发现经济融入只对心理融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社会、身份层面的作用不显著。[26]因此认为社会融入四个层面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方面的融入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层面的融入。
总体来看，目前学者们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测量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且多为主观选择，实证检验较少。虽然有学者关注到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内部结构，但多为对该结构的局部分析。本文通过更为严谨的测量变量选择，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三. 变量选取、测度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该数据以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入人口为调查对象。在北京、嘉兴、厦门、青岛、郑州、深圳、中山和成都等8个城市(区)中采用PPS原则进行随机抽样。从抽样分布来看，8个城市不仅涵盖了东、中、西部地区，也兼顾了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内陆省会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城市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较强。个人问卷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就业情况、社会融合情况和心理健康状况等，也是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在对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后，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4 605。
结合问卷对本次调查中流动人口的界定，文中的流动人口是指年龄在15—59岁，非本区(县、市)户口，在本地居住1个月及以上，不以上学为流动目的的流动人口。
二 变量选取与区分度计算
本文从问卷中选取关于经济整合、文化适应、心理融入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的变量对社会融入进行测度。表 2为相关变量的测量角度及取值。
表 2 变量名称及定义社会融入维度 测量角度 变量 变量取值 经济整合 收入 个人月收入 四等分 消费 家庭月住房支出 四等分 职业 职业阶层 1无固定工作; 2体力劳动; 3自雇商贩; 4机关技术 文化适应 卫生习惯 卫生习惯与本地人有差别 1非常同意； 衣着 衣着打扮与本地人有差别 2同意； 社会生活观念 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 3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教育理念或养老观念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不同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心理融入 交往意愿 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 1完全不同意; 我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 2不同意; 社区融入意愿 我愿意与本地人共同居住在一个街区(社区) 3基本同意; 我愿意融入社区/单位，成为其中的一员 4完全同意 通婚意愿 我愿意与本地人通婚 归属感 我感觉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 参与感 我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成员 存在感 我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身份认同 入户意愿 按当地政策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 1不愿意; 2愿意 居留意愿 未来5年打算在哪里工作生活 1老家或其他地方; 2现在所在城市 购房意愿 未来是否打算在本地购房 1没有打算; 2有打算 区分度常用来检测心理项目对受测者的区分程度。区分度高的项目，能将不同水平的受测者区分开来，而区分度低的项目，水平高和水平低的受测者得分比较相近，项目的鉴别能力较差。27%是常用的项目分组标准，鉴别指数低于0.19时，表示区分度过低，需要剔除该项目(唐丹，2015)[27]。
通过对变量区分度进行计算，发现心理融入维度的“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我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我愿意与本地人共同居住在一个街区(社区)”“我愿意融入社区/单位，成为其中的一员”和“我愿意与本地人通婚”的鉴别指数小于0.19，遂将这五个变量剔除，不再纳入后续的因子分析中。
表 3 变量区分度变量 低分组通过率 高分组通过率 鉴别指数 经济整合 个人月收入 0.529 0.765 0.236 家庭住房月支出 0.326 0.690 0.364 从事什么职业 0.152 0.472 0.321 文化适应 对本地话的掌握程度 0.446 0.802 0.356 卫生习惯与本地人有差别 0.382 0.902 0.520 衣着打扮与本地人有差别 0.436 0.936 0.500 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 0.311 0.896 0.585 教育理念或养老观念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不同 0.303 0.898 0.594 心理融入 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 0.944 0.999 0.055 我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 0.945 1.000 0.054 我愿意与本地人共同居住在一个街区(社区) 0.939 0.998 0.059 我愿意融入社区/单位，成为其中的一员 0.886 0.997 0.111 我愿意与本地人通婚 0.832 0.992 0.159 我感觉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 0.673 0.982 0.310 我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成员 0.709 0.991 0.282 我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0.771 0.994 0.222 身份认同 按当地政策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 0.323 0.646 0.323 未来5年打算在本地工作生活 0.730 0.960 0.231 是否打算在本地买房 0.109 0.517 0.409 三 因子分析
在进行区分度计算之后，将鉴别指数符合标准的题项纳入因子分析中。本文首先进行了两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在第一次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对本地话的掌握程度”一项由于载荷过低，不归属于目前的任何一因子，遂将其剔除。然后进行了第二次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第二次探索性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774，大于0.7，巴特利特检验显著性为0.00，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了四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累计解释方差64%。社会科学领域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达到60%就可认为是可靠的，若是在50%以上，也可以接受因子分析的结果(吴明隆，2010)[28]。
表 4 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经济整合 个人月收入 -0.012 -0.052 0.043 0.708 家庭住房月支出 0.003 0.019 0.255 0.626 从事什么职业 0.054 0.089 0.022 0.690 文化适应 卫生习惯与本地人有差别 0.821 0.054 0.064 0.000 衣着打扮与本地人有差别 0.859 0.051 0.042 0.019 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 0.835 0.124 0.015 0.023 教育理念或养老观念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不同 0.850 0.115 0.024 0.026 心理融入 我感觉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 0.110 0.890 0.106 0.034 我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成员 0.099 0.925 0.088 0.021 我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0.109 0.888 0.092 0.015 身份认同 按当地政策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 0.006 0.011 0.729 0.074 未来5年打算在本地工作生活 0.024 0.073 0.700 0.058 是否打算在本地买房 0.082 0.161 0.640 0.149 解释率(%) 25.59 16.59 12.90 7.95 由于估计方法的差异，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得到的因子载荷会有出入，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交叉验证，更能突出研究问题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李跃平和黄子杰，2007)[29]。
由于最大似然法(ML)和一般最小二乘法(GLS)要求样本符合正态分布，为了避免估计偏差，本研究使用对数据分布不做特殊要求的Bootstrap法自抽样2 000次对路径系数进行估计。
本文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参照0.4的标准(吴伟旋等，2016；王桂芝等，2011)[30, 31]，经济整合、文化适应、心理融入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都达到了该标准。表 5报告了四个因子分析的适配度指标，由于除了文化适应之外的三个维度均为饱和模型，卡方和自由度为0，模型与数据适配较好。
表 5 验证性因子分析适配度指标X2 P CFI RMR RMSEA GFI AGFI NFI TLI 经济整合 0.000 - 1.000 0.000 - 1.000 - - - 文化适应 0.079 0.778 1.000 0.000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心理融入 0.000 - 1.000 0.000 - 1.000 - - - 身份认同 0.000 - 1.000 0.000 - 1.000 - - - 适配标准 - >0.05 >0.9 < 0.05 < 0.05 >0.9 >0.9 >0.9 >0.9 四 模型设定
基于“融合递进说”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建立社会融入结构模型。其中经济整合在社会融入过程中起引领作用，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立足的根本前提，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栖身之地和生活源泉，是社会融入过程中的主要驱动力(肖子华等，2018)[32]。流动人口获得社会声望高的职业，有助于自身融入信心的建立，减少在本地由于文化和身份等原因造成的自卑感，提升心理融入水平。高声望的职业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当地具有较高素质的人交往，有助于对流入地文化建立客观认知。经济整合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则更为显性。一般而言，拥有良好经济状况的流动人口会更想要在城市中稳定地居住下来，获得本地户口和独立住所，与市民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其他维度相比，经济整合是客观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心理和身份认同具有更高的一致性关系(徐水源和黄匡时，2016)[33]，因此本文选择将经济整合作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内部结构的起点。
流动人口自身所固有的文化是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他们对于本地文化的适应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能够适应流入地文化的人，更容易从心理上拉近自己与城市的距离，增加归属感，也有助于提高长期在城市中发展的主观意愿。心理融入水平的提升，为更长时间的城市居留生活提供主观条件。从文化适应到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心理融入作为比文化更高层次的融入阶段，会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如果在城市中不能获得生存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或者无法适应当地的文化，不能产生心理上的归属感，都会促使他们离开这个城市，选择回到老家或者继续流动，则在这个城市的社会融入过程也就停止了。因此，本研究将身份认同作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最高阶段。
四. 实证分析
一 经济、文化、心理与身份认同的直接效应
基于上文设定的社会融入结构模型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通过Bootstrap法自抽样2 000次进行参数估计。图 2为结构方程模型的回归结果，直观地反映了社会融入内部维度的直接效应，所报告系数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经济整合与文化适应、心理融入和身份认同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087、0.149和0.546，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经济整合水平更高的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文化的适应性更强，心理融入水平更高，更有可能实现身份的认同。经济整合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为他们与本地人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创造条件；且经济整合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不再受制于生存条件的满足，他们会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工作与生活的顺利开展，有助于心理归属感的产生。进入良好的就业环境，获得稳定的居住生活，能够大大增加他们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信心，降低回流的可能。相较于文化适应和心理融入，经济整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强度更大。文化和心理的适应是一个长期的主观思想转化过程，文化适应与心理融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74，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文化适应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实现心理层面的融入。文化适应反映了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适应性，是一种相对主观性的融入阶段，如果他们能够从文化角度融入城市生活，将有助于从心理上增强融入信心和积极性。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61，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良好的文化适应水平除了有助于心理层面的融入外，还有助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实现。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良好适应，有助于减轻流动人口在城市展开长期生活的后顾之忧，坚定他们的居留信心。
表 6为该结构方程模型的配适度指标，X2/df为1.896，小于2，RMR和RMSEA均小于0.05，CFI、GFI、AGFI、NFI和TLI均大于0.9，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表 6 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指标X2/df RMR RMSEA CFI GFI AGFI NFI TLI 适配度 1.896 0.003 0.008 0.998 1.000 1.000 0.995 0.995 适配标准 < 2 < 0.05 < 0.05 >0.9 >0.9 >0.9 >0.9 >0.9 二 经济、文化、心理与身份认同的间接效应
通过社会融入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无法直接判断模型中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需要对其进行检验。Bootstrap法是目前在检验中介效应中认可较高的估计方法，它既不需要正态性假设，也不需要大样本，并且实现起来较为便捷(方杰等，2011；Hayes, 2009)[34, 35]。Mackinnon等(2002)通过模拟研究对传统法、乘积分布法和五种非参数Bootstrap方法进行比较，发现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所提供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最为准确。[36]因此本文用非参数Bootstrap法进行估计。
表 7报告了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的结果，置信区间不含0则意味着效应显著。经济整合对身份认同影响的总效应为0.591，其中总间接效应为0.045, 表明经济整合不但会对身份认同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其他维度对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经济整合对心理融入的总效应为0.173，其中总间接效应为0.024，这一间接效应的发挥只有通过文化适应路径，因此该间接总效应即为经济整合通过文化适应对心理融入所产生的间接效应。这表明良好的经济基础除了能够直接增加融入信心，还会通过创造文化交流机会、改善交流环境，促使流动人口产生心理归属感。文化适应对身份认同所产生的总效应为0.124，其中总间接效应为0.063，这一间接效应只有通过心理融入产生，因此该总间接效应即为文化适应通过心理融入对身份认同产生的间接效应。良好的文化适应水平缩短了流动人口与城市间的心理距离，有助于城市归属感的产生，从而为身份认同的实现提供心理基础。
表 7 总效应、总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路径 点估计
(标准化系数)Bias-Corrected
95%置信区间Percentile
95%置信区间置信下限 置信上限 置信下限 置信上限 总效应 经济整合→身份认同 0.591 0.551 0.630 0.553 0.631 经济整合→心理融入 0.173 0.140 0.203 0.141 0.204 文化适应→身份认同 0.124 0.094 0.152 0.094 0.153 总间接效应 经济整合→身份认同 0.045 0.039 0.053 0.038 0.053 经济整合→心理融入 0.024 0.014 0.033 0.014 0.033 文化适应→身份认同 0.063 0.054 0.074 0.054 0.073 直接效应 经济整合→身份认同 0.546 0.507 0.586 0.507 0.587 经济整合→心理融入 0.149 0.118 0.179 0.118 0.179 文化适应→身份认同 0.061 0.031 0.090 0.031 0.090 Amos软件的Bootstrap方法只报告了总间接效应及其置信区间，没有报告某一特定路径的间接效应。本研究使用由Mackinnon等(2007)[37]开发，应用乘积分步法的PRODCLIN2程序，对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性进行验证。除了简单中介模型之外，现实中也常有存在多个中介变量的情况。文中“经济整合→文化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属于多步多重中介，又称链式多重中介模型，此时需要基于Bootstrap法和MacKinnon提供的PRODCLIN2程序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段检验。若“经济整合→文化适应→心理融入”存在中介效果，且“文化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也存在中介效果，则说明文化适应和心理融入的链式中介存在(Fletcher, 2006;倪清和杜鹏程，2017)[38, 39]。表 8报告了特定路径和远程中介效应及其显著性测度结果。
表 8 特定路径和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路径 标准化估计 非标准化估计 MacKinnon PRODCLIN2
95%置信区间路径系数 路径系数 置信下限 置信上限 特定路径 经济整合→文化适应→心理融入 0.024 0.028 0.016 0.040 经济整合→文化适应→身份认同 0.005 0.002 0.001 0.004 经济整合→心理融入→身份认同 0.035 0.013 0.009 0.018 远程中介 经济整合→文化适应→心理融入→身份认同 0.006 0.002 √ √ 经济整合对身份认同的总间接效应为0.045，其中通过心理融入对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的效应为0.035，占比77%。通过文化适应对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的效应为0.005，占比11%。先通过文化适应又通过心理融入对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的双重间接效应为0.006，占比12%。这表明经济整合不仅会对身份认同产生直接影响，也会通过文化适应、心理融入等发挥间接影响，其中，仅以心理融入为中介的间接效应远大于其他中介。
五. 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第一，经济整合水平的提高对文化适应、心理融入和身份认同水平发挥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经济整合为流动人口实现身份认同提供了物质基础，当他们想要实现入户、长期居留和购置住房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上的可行性，因此相较于文化适应和心理融入，经济整合对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更大。如果流动人口能够跨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获得更高的收入，将有助于帮助他们赢得本地居民的尊重，在更平等的地位上与本地市民进行交往交流，更好地融入本地生活，提升心理融入水平。。
第二，文化适应和心理融入会影响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并均在经济整合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居住环境的改善和隔离的突破有助于加深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交流，也使他们得以对流入地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经济基础的改善有助于流动人口融入信心的树立，文化适应和心理融入水平的提高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与持续发展提供了主观信心，因此在经济整合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的作用。
二 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流动人口就业渠道，加强技能培训，营造更为公平的就业环境。经济整合是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经济整合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帮助流动人口适应流入地文化，产生城市归属感，实现身份认同。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着二元分割。流动人口由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大多只能进入工资更低、工作条件更差和就业更不稳定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加强技能培训有助于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增加获得更高层次职业的机会。
第二，关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态，满足其多维度融入需求。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时间的增加使得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需求更加多元化。除了经济层面的生存需要，他们会与本地居民有更多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随着融入深度的增加，流动人口会在意自己的身份，如果长期无法突破心理隔离，则容易引发焦虑、自卑等一系列心理问题。流入地政府要尽可能满足其多维度的融入需求，这也是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第三，引导本地居民树立理性态度，逐渐消弭其对流动人口的歧视。目前，仍然有许多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有诸多误解，认为他们的到来抢占了就业机会，加剧了城市拥堵，影响了城市形象。来自本地居民的歧视会严重打击流动人口的融入积极性和信心，扩大他们与流入城市之间的心理距离; 严重阻碍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因此，有关部门应引导本地居民树立理性态度，减少对外地人的歧视，与流动人口和睦相处。
-
表 1 基于“机构—功能”框架划分的四种行政区划类型
行使一般管理功能 行使特定管理功能 设有一级政府 主行政区划 辅行政区划 未设一级政府 准行政区划 类行政区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下载: 导出CSV
-
[1] 孟贵, 王开泳, 王甫园, 等.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30年: 进展、启示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5): 982-99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LKJ202305012.htm [2] 张可云, 李晨. 新中国70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特征与展望[J]. 社会科学辑刊, 2021(1): 118-12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KK202101014.htm [3] 王丰龙, 李婧瑜, 刘云刚, 等. 基层治理与准行政区划调整的理论与实践——以海南省农场改"居"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2): 262-27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LKJ202402005.htm [4] 周振鹤. 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3): 31-3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DDX200103005.htm [5] 王丰龙, 刘云刚. 准行政区划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J]. 地理科学, 2021, 41(7): 1149-115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LKX202107005.htm [6] 刘君德主编. 中国政区地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7] 周振鹤, 李晓杰.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M]//周振鹤主编.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第2版.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8] 浦善新, 等. 中国行政区划概论[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5. [9] 靳尔刚, 张文范主编. 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1. [10] 田穗生, 罗辉, 曾伟. 中国行政区划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1] 王丰龙, 刘云刚. 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J]. 地理学报, 2019, 74(10): 2136-2146. doi: 10.11821/dlxb201910013 [12] 杨龙. 两种国家治理单元的综合使用[J]. 学术界, 2020(12): 79-8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SJI202012007.htm [13] 杨龙. 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实体性治理单元[J]. 理论探讨, 2021(3): 150-15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LTT202103022.htm [14] 杨龙, 吴涵博. 国家治理的空间建构: 治理单元的设定与运用[J]. 天津社会科学, 2022(2): 40-4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TJSK202202005.htm [15] 杨龙. 作为国家治理基本手段的虚体性治理单元[J]. 学术研究, 2021(8): 41-5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SYJ202108006.htm [16] 杨龙. 全域功能区: 一种新的治理单元[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23, 25(4): 32-41. [17] 杨龙, 吴涵博. 条块结构视角下国家治理单元的选择与运用[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20-32. http://journal-s.scnu.edu.cn/cn/article/id/55f65def-76e8-41ff-ad28-c4989bb699aa [18] 杨爱平, 郑晓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非实体性治理单元及其运行机制[J]. 理论探讨, 2022(4): 75-8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LTT202204009.htm [19] 曹正汉, 王宁. 从矿区政府到地方政府: 中国油田地区条块关系的形成与演变[J]. 社会, 2019, 39(5): 39-7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EH201905002.htm [2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贵州省设市和特区问题的批复[M]//贵州省万山特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万山特区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607-608. [21] 胡盛仪. 论我国行政特区的特点和意义[M]//刁田丁. 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研究.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5: 159-166. [22] 吴长林. 谈盟旗行政建制的改革[M]//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 民族法学评论: 第九卷.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296-300. [23] 王德福.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J]. 行政论坛, 2019, 26 (6): 84-8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ZNT201906012.htm [24] 袁明圣. 派出机构的若干问题[J]. 行政法学研究, 2001(3): 14-1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ZFX200103002.htm [25] 邹奕. 检视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法律性质——基于规范分析的视角[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4): 44-5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LXS201704006.htm [26] 吴金群. 网络抑或统合: 开发区管委会体制下的府际关系研究[J]. 政治学研究, 2019(5): 97-10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POLI201905010.htm [27] 孙学玉, 伍开昌. 当代中国行政结构扁平化的战略构想——以市管县体制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04 (3): 79-8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XGL200403024.htm [28] 范晓春. 中国大行政区[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1: 261-306. -
期刊类型引用(12)
1. 李海波，毛现桩，刘飞跃，刘爱忠. 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量表的编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3(02): 160-165 . 
百度学术
2. 方荃.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基于CSS2019的实证分析. 北京青年研究. 2023(02): 90-98 . 百度学术
3. 孙涛，金朝辉. 兵团新职工心理融入问题研究——以第一师为例. 兵团党校学报. 2023(02): 130-138 . 百度学术
4. 张理政，王洁晶. 教育程度使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路径呈现差异?——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04): 97-112 . 百度学术
5. 黄敏，王鼎. 乡村振兴视域下特岗体育教师社会融入困境与破解路径探究. 运动精品. 2023(02): 39-41+44 . 百度学术
6. 杨冬磊. 常住大陆台胞社会融入研究:制约因素与作用机制. 台海研究. 2023(03): 68-77 . 百度学术
7. 李耀芹，茹婧.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老人社区融入的特征及策略——以四川省龙泉驿区Y社区为例.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2(02): 52-59 . 百度学术
8. 刘智新，刘俊萍，刘伟，赵子华，于丹丹，孙明雷，王晨，邹丹丹，赵娟，梁立波. 基于CMDS2016数据分析婴幼儿父职照料对流动女性社会融合的影响. 中国妇幼保健. 2022(05): 871-875 . 百度学术
9. 孙久文，高宇杰. 文化多样性与城市创业活力. 中国软科学. 2022(06): 85-95 . 百度学术
10. 胡伟峰，石立春.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青年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路径优化. 新生代. 2021(03): 43-49 . 百度学术
11. 张春妹，全湘，孙晓铜. 流动儿童城乡文化适应对物质主义的影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来自武汉市的调查.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021(01): 116-143+271 . 百度学术
12. 陈典，郑晓冬，上官霜月，方向明. 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分析. 南方人口. 2021(06): 16-30 .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22)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48
- HTML全文浏览量: 39
- PDF下载量: 59
- 被引次数: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