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号渐西村叟等，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恩科进士，分发户部，颇受户部尚书阎敬铭重视，后升至户部江西司员外郎。光绪九年起，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十五年二月起任总办章京，是年冬记名御史；十八年十二月外放徽宁池太广道兼芜湖关监督，颇有作为。光绪二十四年升任陕西按察使，旋授江宁布政使；八月入都陛见，又调授直隶，旋命以三品京堂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又授光禄寺卿，转补太常寺卿。袁昶入京，正逢戊戌政变，复遇庚子事变，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启秀、赵舒翘等主张借义和团打击洋人，袁昶坚执不可，以剿匪抚洋为急务，被当政者以“任意妄奏、莠言乱政”的罪名下狱。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与吏部侍郎许景澄一道弃市，同年十二月，中外议和，下诏平反。宣统元年(1909)予谥“忠节”。

袁昶不仅是当时能吏，而且是著名学者和诗人。他不仅将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等书汇编成《渐西村舍丛刻》；自己也勤于著述，有《渐西村人初集》《于湖小集》《安般簃集》《春闱杂咏》《于湖文录》《水明楼集》《朝隐卮衍》以及日记、书札等大量著述传世；他还成为晚清同光体诗人浙派的代表人物，与樊增祥齐名，李慈铭、谭献、沈曾植都盛推其诗。值得注意的是，袁昶著述中有不少论诗之语，多有精彩之见。特别是朱家英博士新近完成的《袁昶日记全编》^①，系据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所藏袁氏稿本日记整理，内容倍于世传抄本《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乱中日记残稿》《袁爽秋京卿日记》，且将抄本中删去的日期皆予恢复，对于研究袁昶的诗学思想，实具极大帮助。

今据《袁昶日记全编》(以下简称《日记》)，初步勾辑袁昶对南宋诗人陆游之评价与接受，并略做接受史研究的延伸思考，以见日记作为原始文献的重要性。

《日记》光绪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录有袁昶《跋丙戌以后诗》，其中云：“故知不烦绳削，惟数夔州后诗；风致超然，雅重渭南一老。涪皤有真解，晦翁非妄叹。”^②

“涪皤”系黄庭坚之号，其《与王观复书》云：“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晦翁”系朱熹之号，其《答徐载叔赓书》云：“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如此篇者，初不见其著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自已。”袁跋的意思并不难理解，无非是说诗文之品格贵自然，诗人之品格则贵超然。但此处袁昶借黄庭坚和朱熹之语，将杜甫之诗与陆游之诗对举，进而引申到陆游其人，显示出他对陆游人品风度的格外重视。

无独有偶，在袁昶《安般簃集·诗续壬》中，收有七古《答刘默庵何霞客》：

⋯⋯君不见杜陵翁，官马送官徒步归。我余一蹇饱萁豆，深媿前贤朝忍饥。又不见陆务观，规作牛栏卫菅扉。无钱一笑且罢役，早乞祠禄辞尘鞿。古人贫有甚于我，襟抱洒落八极挥。惫我无能为古役，学俭道不能自肥。两君鞭笞开我意，冀起废疾⋯⋯

这首诗也将杜、陆并列，赞美二人能安贫乐道。“君不见杜陵翁，官马送官徒步归”应出杜甫《徒步归行》“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和《偪仄行》“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又不见陆务观，规作牛栏卫菅扉”则化自陆游《黄犊》“秋来作栏成，参差出林罅。青烟起草积，微火近茅舍”^③。寓指陆游营造牛栏草屋，安心乡村隐居生活，见出其境界之高。通过陆诗，从胸襟的洒脱超然去礼赞陆游，这是袁昶对陆游接受的一个重要方面。《日记》中还有一些线索可以佐证：

读陆放翁诗，《心太平庵》者，取《黄庭经》“闲暇无事心太平”之意。(光绪5.闰3.9)^④

夜读放翁集尽一卷，时有出世语，真得道人也。(光绪12.5.3)

陆游取《黄庭》语牓曰“心太平庵”，真洞见理趣，得处浊世修身之诀。(光绪22.5.2)

陆游家族与道教关系密切，家藏道书二千馀卷; 《渭南文集》卷二六《跋修心鉴》还记载了陆游高祖陆轸随古仙人施肩吾修道的神异故事，陆游承袭的主要是道家静坐、养气、服食之法。他的《心太平庵》诗云：

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耳。胸中故湛然，忿欲定谁使。本心倘不失，外物真一蚁。困穷何足道，持此端可死。空斋夜方中，窗月淡如水。忽有清磬鸣，老夫从定起。

诗题“心太平”三字，袁昶已指出取自《黄庭经》“闲暇无事心太平”(一本作“行间无事心太平”)。务成子注此句曰：“恬淡无欲，以道自娱，施利不足，神明有余，则为太平也。”陆诗表达的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湛然无欲自可本心太平；而要做到这些，又和道教的静坐入定、修真养性密不可分。陆游诗中很爱用“太平”或“心太平”这样的字眼，如“万事罢经营，悠然心太平”(《书适》)，“学道逍遥心太平，幽窗鼻息撼床声”(《晚起二首》其二)，“无事自能心太平，有为终蔽性光明”(《书怀》)等，皆提倡无为物累，顺应自然，因此袁昶誉其为“真得道人也”。《日记》还经常记录袁昶阅读陆游诗歌以涤荡心胸，力求超然尘世：

偶有一时之暇，即披陆务观集洗荡胸次。(光绪11.1.17)

夜读陆放翁集，以荡胸解闷。(光绪14.1.9)

夜读陆渭南集，觉仕宦之味有同嚼蜡，今悔昨失，夕觉晓非。(光绪14.3.12)

有时，《日记》甚至直接摘录或全录陆游相关作品，以志慕焉。如光绪二年九月十五日：“放翁诗‘家如梁上燕，岁岁旋作巢。身如林下僧，处处常寄包。’予久客之况亦如此，而清兴不逮放翁矣。又云‘诗未遽衰犹跌宕，书虽小退亦轩昂。’豪放可诵。”即是有感而发的摘句。再如光绪六年四月初九日，袁昶因“累月以人事且多病废学，天时亢热，无赀搭篷”，遂完整抄写陆游《大热》诗，冀望借诗中的“譬如寓逆旅，百事听主人”获得心地的清凉。袁昶似乎颇喜欢这两句话，《日记》中不止一次地引用。

风致超然，胸中湛然，本心太平，皆意味着心不为外物所缚，从形而上的角度可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超拔；但从形而下的角度而言，则可指向一种养生法。因为不为外物所缚，则可不计荣辱，止欲止嗔，心安体适，往往得以长寿。特别是陆游长期退隐乡居，寿至八十六岁，更具有典范性和说服力，这可以说是陆游被后世诗人不断歌咏的一个重要原因。袁昶日记中曾抄录陆游《老学庵笔记》《斋居记事》中有关养生的知识，提到陆游，也经常伴有对其善于“摄生”“养生”的赞叹以及对其长寿的艳羡：

陆放翁诗云：“倩盼作妖狐未惨，肥甘藏毒鸩犹轻。”二语原于《七发》，《七发》则得之《易》节饮食、窒欲之谊，此老殆深晓摄生之指，故言之怵迫切近乃尔。放翁年至八十六，古今诗人享大年者未能或之先也。(光绪9.1.28)

陆放翁平生善于啬养，寿至八十六，诗人老而逾健，无有过于陆者，尝作诗云：“倩盼作妖狐未惨，肥甘藏毒鸩犹轻。”真得道人语也。(光绪11.2.4)

陆务观一官久困顿，早撄衰白，一日忽诵周兴嗣《千字文》，云：“心静神逸，心动神疲，守真志满，逐物意移。”由此悟养生之理诀在不动心也，寿至八十六。(光绪17.12.15)

“节饮食、窒欲”出自《易·颐卦》：“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易·损卦》: “君子以惩忿窒欲。”袁昶认为陆游深得其旨，故能“不动心”，从而得享大年。“倩盼作妖狐未惨，肥甘藏毒鸩犹轻”出自陆游《养生》诗，这两句在《日记》中出现多达十次，可见袁昶对之特别重视。细味诗意，“倩盼作妖狐未惨”指美色之祸甚于狐魅，“肥甘藏毒鸩犹轻”指美食之害烈于鸩毒，总之要人在食色上节欲。有次袁昶酒食过度，归途遂觉腹痛，就不由想起并诵读了陆游的这两句诗，并感叹陆游是“洵得养生之真诀者也”(光绪10.2.4)。在光绪十五年六月廿三日的日记中，他甚至还记载了北宋名臣赵抃挂父母像于床前，以求断绝性爱的例子。

不过，袁昶最难做到的是“惩忿”。其性格任侠善怒，特别是书生作吏，更让他觉得劳心伐形，常有不快愤怒之事。《日记》里到处可见惩忿窒欲之语，如：“吏事极冗极困，俗情极幻极险⋯⋯时时以忿欲致病自危自儆。”(光绪15.8.3)甚至他认为自己记日记的主要目的即是“排日簿录，所以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同治6.3.1)。他还为自己取号“羼提居士”(光绪15.8.1)，为居所取名“羼提室”(同治10.2.5、光绪18.12.11)，以作自我警示。

“羼提”为佛教六度之一，意为安心忍辱。袁昶也不断安慰和勉励自己：“作吏耐劳忍辱是分内事⋯⋯忍之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道人。从今署所居曰羼提室，牢记牢记。”(光绪18.12.11)可惜他却难以完全做到。《日记》里多有他对自己不能惩忿的懊悔：

夜有大忿懥，几至误殴匠人毙命，大悔大悔！(同治11.7.13)

思一事忿，惩之，戒之。(同治11.8.1)

斥去一仆。日内疲累过甚，心不能摄气，遂至虚火上炎，肝木乘土，忿欲交攻，一芭蕉坚之身，能当此克伐乎？今早因责数奴子，耳鸣又大作，予之违惩窒之戒、废克治之功也久矣。(光绪15.11.28)

昨夕喧闹彻旦，予忿怒，入欲殴媍，将颇黎窗子打碎四扇，伤右手指，血流殷袖。(光绪15.12.27)

颇忏昨日之过于严急。(光绪15.12.28)

彼亦自谓：“鄙性卞急，忿狷嫚骂，内省无忍诟之道力，坠落气壹则动志之病，平日全无省察克治惩忿工夫，故粗厉不检至此。”(光绪22.7.26)但袁昶眼中的陆游却能做到灵府清净、尽洗忿欲：

放翁诗：“灵府宁容一物侵？此身只合老山林。何由挽得银河水，净洗群生忿欲心。”又云：“八十光阴犹几许，勉思忠敬尽余生。”又云：“精神徇物那能久？刀砺君看日日销。”此翁晚年所造深矣。又云：“倩盼作妖狐未惨，肥甘藏毒鸩犹轻。”去彼贼生者，与汝养生竟。(光绪21.闰5.23)

袁昶对此不由顶礼赞叹。

对于陆游的立身处世，袁昶除了曾引朱熹之语对其作《南园记》有所惋惜外，^⑤其馀均加誉美肯定。对陆游的诗歌，袁昶虽然如前所述经常阅读，认为可“解闷”，可“洗荡心胸”，阅之如逢老友，亲切熟悉：“读放翁、遗山诗，吾故人也，为之色喜。”(光绪7.9.13)并且对陆游诗歌也不吝赞美，“读陆诗，萧逸绝尘，虽不及坡公之飞空无迹，华严楼阁，一弹指即现，然亦如野店溪桥，逢一庞眉耆德作世外语也。”(光绪11.3.1)并认为陆游受祖父陆佃(农师)精于字学的影响：“放翁集果有绝胜处，非坡、谷所能掩。农师先生博涉字学，放翁习闻之，故每下一字亦审谛不妄，读之殊不厌也。”(光绪11.1.18)但他并非一味揄扬，也准确指出了陆游诗歌的若干疏失。

其一，意思浅薄。“陆诗句义颇伤蹇浅，尚不及乐天之律切功致，何况老杜、涪翁。”(光绪13.12.27)“读陆剑南集，绝句诗逸趣时有之，然多率句野调，亦其病也，不可学。”(光绪15.4.5)尤其是晚年诗，“蹇浅一似三家村野语”(光绪16.11.15)。

其二，词句粗硬。“夜烛下读陆务观集，粗硬处固多。”(光绪13.12.28)“夜读放翁集，词虽杈枒粗硬⋯⋯”(光绪14.2.23)

其三，风格浅熟。“夜读陆诗，陆诗粗熟而欠工辣，正如鲁市酒味少薄。”(光绪14.3.9)“涪翁太生，放翁太熟⋯⋯貌为风格老，则祇形其陋。诗境之浅深稚老，须竢学力之自至，不能伪也。”(光绪17.10.23)

袁昶之前，清人对陆游诗歌之弊也多有批评，较有代表性的是朱彝尊、纪昀和方东树。朱彝尊指摘陆诗句法重复圆熟，其《曝书亭集》卷五十二《书剑南集后》云：“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厌⋯⋯予尝嫌务观太熟，鲁直太生。”纪昀评《瀛奎律髓》，对陆游近体诗之弊有“凡近”“浅滑”“浅易”“率易”“粗野”“粗鄙”“粗疏”“粗浅”“单薄”“熟滑”“甜熟”“圆熟”“烂熟”“窼臼”“滥调”“俗调”“习调”“滑调”“格卑”等评价。^⑥方东树《昭昧詹言》则认为陆诗太多“客气假象”“矜持虚矫”。^⑦

袁昶在浅、粗、熟等方面的批评与朱、纪二人有相似之处，如其“涪翁太生，放翁太熟”之语即直接化自朱彝尊的“务观太熟，鲁直太生”。但袁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批评往往是辩证的，即在评判陆游诗歌缺点的同时又指出其优长所在。如袁昶认为陆诗虽“句义颇伤蹇浅”，成就不及杜甫、白居易、黄庭坚，但“寓意亮直，胸襟明了”(光绪13.12.27)；绝句虽“率句野调”，成就不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但“别具一段兀傲嵚奇、迈往不屑之韵，其胸襟固自高”(光绪15.4.5)。词句虽杈枒粗硬，然“佳胜处亦复时一遇之”(光绪13.12.28)，“语语如心坎中所欲出”(光绪14.2.23)。虽然也认为陆游风格太熟，但他站在诗人立身处世的立场，又认为“宗趣超迈，别有安身立命处，小小节目字句，拙雅无妨，不在色泽洗刷求工”(光绪16.7.15)；“陆放翁自有安身立命处，不当于字句间求之”(光绪21.10.7)。即字句的工拙皆为小问题，能否于诗中真实表现出安身立命的超然襟怀，才是评判诗人、诗歌总体成就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日记》中如下一段：

陆渭南诗词近而意远，格卑而气苍，调滑而律稳，学之者圆熟不已，流为俗调，离之者貌为高古，又伤伪体。盖放翁自有放翁之安身立命处，而皮相之士失之形骸之外。(光绪18.1.29)

分别从语言、气格、律调等方面为陆诗做出相当全面的辩护，认为若不懂得陆游安身立命所在，不先从胸襟品格上去认识陆游，那么学习陆诗易流为俗熟；而那些故意不学陆诗之人，貌似诗格高古，但并非心声的自然流露，反见虚伪。

总之，陆诗表面的蹇浅，内蕴着亮直；表面的率易，内蕴着豪放；表面的粗硬，内蕴着奇崛；表面的熟滑，内蕴着自然。它们都是陆游光明俊伟人格的外化。诗学即人学，这和袁昶首重从胸襟气度上接受陆游的习惯一脉相承。

因此，袁昶对于方东树“客气假象”“矜持虚矫”之类的指责，可想而知是绝不会同意的。因为在袁昶看来，陆游诗歌恰为其真实人格的反映。

需要说明的是，“杈枒粗硬”之类的词汇，通常是送给江西诗派末流的；而陆游诗歌恰被后人当作疗治江西末流的药方，现在袁昶却以“杈枒粗硬”来评价陆诗，这该如何理解呢？不妨看《日记》中的两则记载：

读放翁集，七言古体枝老叶硬，斫头不屈，是最为胜。(光绪14.3.11)

舆中读求阙斋诗，玉溪生句律，欲学杜者当从此入门，而又为宋初西昆派之祖本。公孳乳于玉溪者深，故兴象伭微，深婉而善讽，可以药昆体之晦涩，亦无西江粗硬槎牙之病。(光绪20.3.20)

结合之前例证，大约可以认为第一则所谓的“枝老叶硬”，与“杈枒粗硬”基本同义，可能主要指陆游七言古体(其绝句则逸趣野调)，虽语不修饰，但朴拙自然，“语语如心坎中所欲出”，刚强不屈之气感染人心。前人虽也认识到陆游古体学梅尧臣、曾几，有粗率之病，但袁昶对陆游诗歌“杈枒粗硬”之类的评价，却带有粗服乱头的自然美倾向，有其特定语境。第二则是说曾国藩之诗善学李商隐，从而避免了西昆末流的晦涩和江西末流的“粗硬槎牙”。这里的“粗硬槎牙”，是刻意地雕琢、破碎拙硬、东施效颦，与袁昶评价陆诗的“杈枒粗硬”貌同心异，两者不是一回事。

袁昶被推为浙派诗歌后期巨匠，影响颇大。其诗歌渊源取法颇广，前人也众说纷纭，但多以为宗宋诗、宗江西诗派，特别是受黄庭坚沾溉甚深，这些看法大抵不错。^⑧不过，我们似乎更应注意袁昶本人如何言说。《日记》光绪元年八月有袁昶自述《承师家法》，因较重要且罕见引用，全录如下：

山人五言取法陆、谢，上及汉乐、孔文举、魏武帝，下兼用子美、左司，七言取法庾、杜、韩、苏、黄五家，五七言近体、五七截句法兼梁、陈、四唐、汴宋。说经、诠理、考史之文，及金石有均之文，参法董先生、贾大夫、韩吏侍、顾处士。论事之文略用陈同父、魏默深。随手往复札牍，兼法兰成、坡、谷。真书取法伯施、率更。小篆取法李阳冰。

仅以诗论，光绪元年八月以前的袁昶诗歌，五古取法陆机、谢灵运，兼汉乐府、孔融、曹操，杜甫、韦应物(左司)，七古取法庾信、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五七言近体、绝句兼取梁、陈、唐、北宋。

《日记》光绪十七年一月三日，袁昶对自己的学诗历程又做过一番回顾：

仆不工于言情赋景，学《选》不成，去而学韩，学韩不成，乃时时阑入于半山、涪翁，以掩其槎牙粗硬之迹，才绌志赢，意犹未慊也。(光绪17.1.3)

此可与其光绪十年七月廿四日的一段话相互佐证：“予谓介甫最工唐体，不堕正始之音。即山谷律诗之清空屈强，从杜公夔州后句法入手，然酝酿醇雅，绝无槎牙粗硬之态。姬传姚氏谓山谷独深造昆体工夫，洵知言也。降至徐师川、陈简斋，真江西野调矣。”不妨认为，《文选》、韩愈、王安石、黄庭坚，尤其是王、黄两人，即使到了光绪年间还对袁昶诗歌发生着持续性的影响，因此张之洞才谓之“双井半山君一手”(《过芜湖吊袁沤簃》)。

袁昶自述诗歌家法时从未提到过陆游，说明陆游对袁昶的影响主要不在诗歌方面。从《日记》看，光绪之前，陆游几乎没有出现；光绪之后，陆游出现的次数才变得频繁起来，但多与修心养生相关。《日记》光绪元年十月廿六日载：“予自辛未秋冬得怔忡疾，迄今五年，每遇行役劳顿，或有极拂意事，即发。发则耳鸣目眩，坐卧不安，如是数日，或兼旬乃止⋯⋯深虑伤生之故，欲借广大甚深佛力解之。”可知同治十年(1871)辛未袁昶患心疾，之后广阅佛书欲化解之。而修心养生之途，除阅读相关典籍外，典型人物亦足取法。陆游长寿且心地光明、襟怀超然，是较为理想的对象，故乐于为袁昶接受，这也是陆游对袁昶的影响主要在人格与养生、而不在句法诗艺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由于袁昶对陆游人格与养生的接受也主要依赖阅读陆游作品，因此袁昶的诗歌实践不可能完全避免陆游的影响。事实上，袁昶的确创作了不少与陆游相关的作品。有的是诗题中直接呈现，如光绪十四年一月所作《戏效陆体咏长安早春》、光绪十五年四月所作《题陆放翁先生小像六绝句》；有的是诗题中有所隐含，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所作《栖真九老之阁赞》取上古桐君真人，汉代严光，晋代许迈、郭文举，唐代皇甫湜、方干，宋代范仲淹、陆游、谢翱九人各为四言赞语。^⑨

更多的则是在诗句或诗句注中直接出现与陆游相关的信息。如光绪十四年五月所作《戏书》：“近爱山阴陆务观，心行平等得安便。”光绪二十年三月所作《蹋青》：“莫笑于湖陋费湔，蹋青聊快放翁颠。”光绪二十年冬所作《六潭居士寒夜独酌走以病足不获侍密坐而呼童奴送酒往戏作》：“绿衣有公言，老学费笺搜。”注云：“陆放翁拈岀此事，言为坡集作笺注甚不易。见《老学庵笔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所作《送汤蛰仙大令之鄂州》：“自课余生尽患敬，放翁家法勔予任。”注云：“陆龟堂诗：‘八十光阴犹几许，勉思忠敬尽余生。’”

尤其是陆游自名其号或其居的“龟堂”“心太平庵”，更被频繁地使用。如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三日所作《却扫》：“龟堂老子似伧荒，却扫无尘世虑忘。”光绪十一年四月廿一日所作《莫嗔》：“莫嗔诗老陆龟堂(放翁先生以名其居)，只共渔樵说短长。”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廿一日所作《辟西轩》：“身耽白业老复丁，庵牓黄庭心太平。”均以陆游自比。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廿二日为樊增祥所作《云门五十有一初度以诗为寿》其九：“诗人例以渭南名，老学庵真心太平。八十六翁诗万首，胸无蒂芥又长生。”《集中桃花源律诗三章制题既新造言尤妙予一再和终不能到(七首)》其一：“同爱两诗人白陆，予尤思‘以陆名村’。老嫌束缚金鱼袋，共醉江南卧竹根。”其二：“穹碑先丈德功镌，文似泷冈表必传。忠敬由来根孝友，龟堂一老气常全。”则将樊增祥比作陆游。无论自比还是他比，皆重在胸怀气度。

不过，这些都还是依赖关键词检索就可以较易获得的数据，还有一些则为隐性或深层化用。如袁昶《朝隐巵衍》诗支乙收有《规鹿柴》诗并序。“规鹿柴”，顾名思义，是想营造一个类似王维隐居鹿柴的静谧乐园。诗序优美，言自己在净土院前规雇丁壮、开凿园林：“台下环植佳木美箭，激流溉之。复买驯鹿数头，放散其间，任逐水草移徙。又为之柴，暮而得所止。”想要回到“伏羲、几蘧氏之世”，无为而治，不言而化，以育群生；然而客质疑曰：

信佳观矣，然子之所规，得毋类陆务观之规牛栏乎？且至人境智两忘，无所待而动吾天机，今子乃有待乎？

指出“规”仍是有意之役，无所待始臻天机。按序中陆游“规牛栏”之语，并非陆游成语；而是袁昶化用陆游若干诗歌中的意象、意境而镕铸的新词，无法仅靠检索“牛栏”二字找到其准确出处。^⑩这反映出袁昶对陆游及其诗歌的熟稔和深刻理解。

由于当时文献条件的限制，《陆游资料汇编》“袁昶”条仅录《题陆放翁先生小像六绝句》，显然并不全面。袁昶大量论述陆游和其他诗人的看法，都记载在其日记里，不能仅从别集诗歌标题中去检索。这就提醒我们，从日记特别是文学家的日记出发，也许可以改变我们过去的文学认识，乃至发现新的文学图景。比如徐雁平曾选取李慈铭、谭献、袁昶、张佩纶、皮锡瑞、张棡、徐兆玮等人的日记，考察这些桐城“局外人”如何在较为隐私的日记中更直接、真实地批评桐城派，从而丰富和改变了人们对桐城派文学的看法。^⑪再如今人研究认为，清代以来陆游的接受史呈现清前中期较为兴盛、晚清较为低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高峰的态势。^⑫但从袁昶日记来看，我们发现陆游不仅在其心中颇具分量，而且也受到不少人的青睐：

忽忆儿童时尝于是日赴郭外社饮，夜随一老仆笠屐行，经学前坊，急雨寒灯，光明灭不定，四顾寂寥，殊恐人。比归，则吾母及弱妹坐待，携手劳问，吾父方秉烛小楼上钞陆务观诗未眠也。(光绪9.1.15)

阎公致仕后，于温经外，最喜读陶集、陆渭南诗。(光绪15.4.9)

阎公近极喜读楚词、陶集、陆放翁诗，于诸公身世之故有概乎其言之。公退老后日课如此，胸襟固不同流俗也。(光绪15.3.20)

(陶浚宣)心筼以手模董香光、陆放翁、亭林先生、查初白、陆三鱼、恽南田六像见视，风致野逸，使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光绪15.4.22)

袁昶的父亲、上司(阎敬铭)、同年(陶浚宣)，对陆游都颇为喜爱。其他晚清日记中，也多载有时人对陆游的接受。如《陆游资料汇编》失收的方玉润，其稿本日记即记载近代诗人简宗杰的《居敬斋诗稿》“专仿放翁，颇得其清腴豪宕处”(同治1.8.22)、唐金照诗歌“以剑南为法”(同治4.2.7)；而且方玉润本人也非常推崇陆游，他为唐金照《诗剩》所作序云：

剑南宗派，屹然中立，无所偏倚。既不与李、何为胜衰，又不为蒋、赵所排击，则以其诗中境界，亦自有唐宋两宗在也。夫根柢风骚，关心时政，发为哀音，激成壮藻，则挹被浣花，以成绝调。至于流连景物，抒写性情，一草一木，无不入诗，则突过元祐，独唱宗风，此剑南之所以独成其为剑南者也。(同治4.2.8)^⑬

居然将陆游诗歌盛夸为兼融唐宋、直承杜甫(浣花)、“突过元祐”，评价之高，不亚于清中期的赵翼。

再如谭献日记，《陆游资料汇编》虽据谭献亲自选录、编印的《复堂日记》八卷本收入三则，但谭氏稿本日记中尚有不少论及陆游处，^⑭特别是以下三则：

读放翁诗，广大精微，有宋一人而已。(同治8.8.9)

舆中阅放翁诗，宋之杜公也。(光绪2.8.22)

放翁不立讲学门户，而纯实慷慨，志行卓然，南渡第一流也。诗篇大家，老杜后一人而已。杂文亦朗诣。题跋、家训之属，往往朴挚有远识。(光绪7.2.27)

将陆游诗歌与杜甫等量观之，抬至有宋第一人的位置，未予收录实为遗憾。

日记之外，再合以其他文献，会有更多发现。如罗振玉《〈陆诗授读〉序》载其十二岁(1877年)时受其父罗树勋影响，熟读杜甫、陆游诗集，晚年更录杜诗百馀首、陆诗二百馀首，分别为《杜诗授读》《陆诗授读》以授长孙罗继祖。^⑮彭玉平甚至认为：“从罗振玉一生诗歌创作的情况来看，其言诗学源流虽是杜甫、陆游并提，但其实更为服膺陆游，因此一度自号‘陆庵’。”^⑯王国维早年亦嗜陆诗。光绪二十五年他为罗振玉作《题友人三十小象》：“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爱诵剑南诗。”^⑰活画出两人嗜爱陆诗的情状。这样看来，晚清似乎并非陆游接受史的低谷，民国“陆游热”亦非陡然兴起，而是与晚清陆游的接受有着颇强的接续性。

日记最基本的文体形式特征是排日记录作家的活动、思想与见闻，因此利用日记特别是稿本日记中的史料，还有一个其他类别的文献很难具备的优长，即可以为史料迅速、准确地定位时空, 将之纳入一种过程中去考察，使史料具有动态与活态，某种程度上可以还原具体的语境，重建情境的文学史。^⑱而仅依赖资料汇编或其他后人整合过的文献，这些相关信息的原始文本形态可能会被改变或丢失。

这也对我们如何做接受史研究有所启发。接受史的重心应该落实在接受者身上，强调对接受者意义的挖掘。而如何落实和挖掘，绝不能仅停留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静态比较上，而要进入文献生成的过程中，力争从文学本体研究拓展至更广阔的文学文化研究来理解接受者的心曲，并投射至文学创作活动之中；使文本的世界不再以两点对应式的线性方式发展，而是以多节点的网状结构与外界发生联系。这样的接受史，才立体有深度，才是一种理想的情境接受史。以袁昶对陆游的接受为例，本文虽试图从多个角度立论，但限于篇幅，织网未密，仍留有不少可以弥补的空间。如袁昶对陆游的态度，是否也受到他人的影响？其父和阎敬铭之外，曾国藩的作用就值得专门探讨。这不仅因为曾氏在近代有颇强的影响力(袁昶日记里也有阅读曾氏著作的大量记录)，而且因为袁昶对陆游品格、修真养性、养生等方面的表述，在曾国藩那里大都可以找到相关言论，从而构成一条“陆游—曾国藩—袁昶”的接受链条。另外，袁昶乡试座师张之洞诗歌亦取法陆游，袁昶崇敬其师，由此又可构建一条“陆游—张之洞—袁昶”的接受路径。如此等等，可以见出接受史研究的复杂性。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如果从共时性角度看，陆游在晚清的接受程度与其他唐宋大家相比可能有所不如，袁昶日记中陆游出现的次数就不及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但某一人物的接受史当然应该站在历时性角度。由此观之，则陆游在晚清的接受程度未必逊于其他时期。另外，我们以前的诗歌接受史研究，在材料上过于依赖专门的诗论诗话，相对忽略日记、书信等史料，而后者恰恰更能真正体现日常和普遍的诗歌阅读与接受状态。正是有感于陆游接受史研究的薄弱和资料的不充分，故拙文先以袁昶对陆游的接受为研究对象，期望既可补充或强化相关学术史链条，又可使人意识到重编陆游研究资料的必要性，打破仅靠有限的专门论著去研究接受史的范式。

①   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

②   该跋后改编为《渐西村人初集·自序》。

③   “作栏”即“规(作)牛栏”也；牛栏在树林间露出参差一角，似乎护卫着那炊烟升起、微火明灭的“茅舍”(牛栏一般造于居所之旁)，此即“卫菅扉”也。

④   以下征引日记，文后括注日期者皆为农历，为省篇幅，日期皆简化为阿拉伯数字，如“光绪5.闰3.9”，指光绪五年闰三月九日(农历)。

⑤   《日记》光绪九年十月八日：“才人往往为虚名所误，朱子谓陆务观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去，其后果有南园作记之辱。士君子立身，不可不慎也。”

⑥   孔凡礼、齐治平编《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第84-101页。

⑦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36、238页。

⑧   马卫中、张修龄：《论晚清浙派诗人袁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⑨   关于陆游的赞语为：“久困倅蜀，晚得吾州。千峰榭辟，万什琱锼。符竹三世，龟堂一沤。心太平庵，朴逸夷犹。”

⑩   陆游诗歌共出现“牛栏”六次：“小雨牛栏湿，微霜碓舍寒”(《村舍二首》其二)；“家添豚栅还堪赋，路认牛栏每不迷”(《老健》)；“碓舍临山路，牛栏隔草烟。问今何岁月，恐是结绳前”(《过村舍》)；“细路牛栏湿，疏篱绩火明”(《雨后出门散步二首》其二)；“篱槿花开柿叶丹，土沟东去过牛栏”(《晚步舍东》)；“鱼梁东畔牛栏北，举世谁能识此悲”(《蹭蹬》)，它们可能对袁昶的“规牛栏”有所影响，但皆非其正确语源。

⑪   徐雁平：《贬抑桐城派的众声及其文学史意义——以“局外人”日记为考察范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⑫   参张毅：《陆游诗歌传播、阅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潘静如：《陆游诗在近代诗学史中的地位——近代诗学“祧唐祖宋”说述微》，《中国诗学研究》2017年第2期；林雨鋈：《清代陆游诗歌接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文学院，2023。

⑬   白云娇整理：《方玉润稿本日记》，未刊本。

⑭   谭献稿本日记系吴钦根博士整理，待刊。吴钦根另有《谭献〈复堂日记〉的编选、删改与文本重塑》(《文学遗产》2020年第2期)论及印本与稿本之别，可以参看。

⑮   罗振玉：《罗振玉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第194-195页。

⑯   彭玉平：《王国维与罗振玉之诗学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⑰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一卷《静安诗稿》，广东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第145页。

⑱   张剑：《稿本日记与情境文学史建构———以中国近现代稿本日记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