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起源于19世纪中叶，其代表人物是皮埃尔·布迪厄。他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具有相对独立性。^①场域不单指物理环境，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许多因素。整个社会是一个场域，参与者在场域中的地位高低由他所掌握资本的多少决定，这里的“资本”是指场域参与者所掌握的话语权或影响力。^②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场域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其本身也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场域，如今的大学已不再是纯粹的象牙塔，其间充斥着权力博弈、资源占有、机制转换等新的场域特征。在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场域中，不同的社会群体运用各自拥有的“资本”奋力追逐着自身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这些既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机遇和条件，又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各类大学发展的制约因素。面对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场域变化的复杂局面，能否把握现代高等教育纷繁复杂的场域，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引领大学实现科学健康发展，关键是能否培养造就一批优秀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施策者和领导者，校长在推动大学改革发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高等教育场域变化对大学校长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进入谋求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教育方面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国家、政府、大学和民众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强烈渴望，为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成长提供了良好场域，同时也对大学校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   倡导教育家办学是国家对大学校长的殷切期望

综观中国高等学校的性质和发展历程，中国大学校长一直具有“政治家、教育家”的双重身份，相应地也要满足其双重要求。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和社会更加重视大学校长的发展，倡导“政治家、教育家办学”的呼声日益强烈，教育家办学已成为教育界的重大关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目标要求，选好配强高等学校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书记和校长。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粗放式、外延型的发展之后，必然要走向一流建设、内涵式发展之路紧密呼应。因此，从国家层面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而建设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强国和世界一流的大学，需要一大批懂得世界一流大学办学治校育人规律的教育家型校长^③，以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在国家危难之际，特殊的时代与不同境遇培养造就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大家，这与当时教育家型校长的奋发有为息息相关，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竺可祯之于浙江大学。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站在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上，面临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形势也越来越复杂，高等教育场域发生了新变化；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大学校长都应努力使自己成为“政治家、教育家”。大学校长不仅应具备政治家的敏锐、学问家的眼光、教育家的襟怀和管理家的魄力，而且要深刻理解党的教育方针，深刻理解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以及对大学的任务要求，主动把学校的发展融入国家的发展，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

二   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是社会各界和民众对大学校长的共同期盼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已跃居世界中上行列，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程度却没有随着教育总体发展水平的提升而相应提升。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愈发迫切，对教育这种可以改变个人、家庭、国家命运的重要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升。社会各届强烈呼吁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专家型校长，以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此，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既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人民大众对教育的殷切期盼。当今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重大职能使命，以培养高素质人才、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为追求。为此，它要求必须是懂教育、有担当、有强烈使命感的教育家来担任校长。面对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大学校长不仅要高度关注社会和人民群众对大学的期望和要求；还要承担道德领袖的责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引导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办真正符合社会需要和令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大学校长是关键。

三   引领大学科学发展是大学本身对校长的深切要求

当前，随着大学办学规模的扩大、功能的扩展、投入的多元化、资源的增加、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学的管理工作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对大学校长的办学治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考验。大学要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挑战之中取得进步和成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大学校长能发挥有效的引领作用。因此，办好一所大学，校长的责任、追求和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在中国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大学管理体制下，校长的履职尽责情况和引领作用发挥得是否充分，直接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能否落实到位，关系到大学基本职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关系到大学内部机制能否科学高效运行。假如大学校长缺乏对办好一所大学的责任感、追求和引领，就会对如何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促进学校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实干作为。近年来，很多大学在多年的大规模扩张后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如办学定位摇摆不定、学科发展水平不均衡、专业布局不合理、教师队伍缺乏高水平的学科专业领军人物等，均与大学校长对办好一所大学缺乏追求和引领作用密切相关。

时代要求大学校长既要具有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国际视野和前沿意识，又要结合大学自身实际，在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结构及管理队伍等方面逐步完善大学的管理体系，培育和发展大学自身的办学特色，并使其体现在学校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科学研究以及学风、教风和校风等方面。大学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人们：大学的存在和发展既要依赖师生的创造力，也要依赖校长的领导力、管理力和引领力。

二.   高等教育场域变化对大学校长的挑战

一   教育功利化的冲击造成教育理念的越位

当前“双一流”战略的深入实施，犹如一针强心剂注入高等教育肌体，极大地激发了各地在建设“双一流”大学以及高水平大学上的热情。在大学建设欣欣向荣的道路上，仍然存在一些功利化的现象。比如，一些大学追求在短时间内建成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四处“抢人”“挖团队”；一些大学追求更名、升格、建新校区，试图借以提升层次、撬动学校发展；一些大学教师追求快速晋升职称职务，屡屡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等。上述种种教育功利化的表现说明，当今的大学难以躲避功利场的冲击。而校长作为高等教育场域与大学场域的关键联结者，承受着校内外多种场域要素的冲击及施压，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功利者”侵蚀的风险。同时，由于办大学需要一个持续沉淀与积累的长周期过程，而中国大学校长任期普遍较短，这一时间要求上的冲突，诱发了一些大学校长为了谋求任期内取得显性发展成效，投身追逐短期目标；一些大学校长不敢担当和作为，安于现状，缺乏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精神。这些问题很容易导致部分校长在教育理念上出现偏差与越位，失去对教育的信仰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长远谋划。

二   利益相关者的干扰造成教育治理实践的错位

大学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是应用于公司治理的一种理论主张，后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强调关注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与企业不同，大学是非营利性组织，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股东，某个人或某一类人都不能对大学行使独立控制权，大学只能由利益相关者控制。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教师、学生、管理人员；二是政府、社会、家庭、企业，这里主要指当地社区、社会公众、政府职能部门以及与学校有契约关系的当事人等。^④大学的决策者必须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达成一种利益平衡，不能只顾及某一群体的利益。在教育治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个利益主体都希望施行对自己最有利的政策措施。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大学外部的政府、社会、家庭、企业和内部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均因一定利益联系在一起。校长与上述高等教育场域参与者关系密切，其利益相互交织融合。校长作为这些利益网络中的一员，一方面有着自身特定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其推行的教育改革举措必定会受某一或某些利益主体的干扰和阻碍。当大学校长面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如若处理不当，势必造成大学治理实践的走样和扭曲。

三   行政化身份的羁绊造成治理模式的失位

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是由相关上级部门选拔任命的，且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这种选拔任命方式根据政治地位及身份来体现大学校长的地位和声望，有一定局限性。受选拔机制的制约，政府对大学校长办学和高等教育发展保持着很高程度的集权控制和行政干预，仍然将大学校长看成是“教育管理工作者”而非“教育家”来规划和培育，强调的是大学校长对上级政策的执行和服从，注重对其办学行为的规范和管控。同时，中国公办大学校长的任期制度也是简单照抄照搬公务员任期制度，不仅缺乏相应的弹性，而且任期普遍较短。较短的任期时间难以充分保证中国大学校长推行其办学治校的理念、开展有效的治理措施。此外，一些大学校长的官本位思想严重，以“做官”为职业追求。为争取政治业绩和面子工程，个别大学校长依靠行政命令来体现长官的地位和威望，用科层化、行政化的思维和方式来办学治校，出现了“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没管”现象，导致大学校长在办学中缺乏自身的定力、引领力和创新力，上下层级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对学校的治理陷入僵化、保守、无序和低效之中。

三.   大学校长利用场域资源更好成长的路径选择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步伐日益加快，高等教育场域内各大学间的竞争也不断加剧。各类型各层次大学为了实现自身发展，纷纷花大力气争取高等教育场域中人、财、物、名等资源的流入。在新一轮竞争性发展中，校长作为大学发展的关键推动者、实践者、引领者，能否实现向教育家型校长转型和成长，直接影响着一所大学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地位及资源获得。受中国政治体制与历史传统的影响，大学校长的成长必须建立在其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象征资源之上。

一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站位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定高等学校全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等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校长在治校理政过程中必须坚持学校党委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保障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从中国高等教育场域的视角来看，校长职责的履行是国家意志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集中体现，也是贯彻国家教育领导权的主要落脚点。要成为“政治家、教育家”型校长，首要前提是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校长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方向性作用，才能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服务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战略需求。社会主义属性是中国大学最鲜明的底色和特色，教育家型校长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方能使干部师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更好地推动“四个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具创造性的贡献。

二   坚持专业化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综合领导素质

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各大学为了获取办学资源、增强办学力量，存在种种竞争。作为高等教育场域与大学场域的主要联结点，校长是校外与校内关系交织、有形与无形力量聚合的枢纽。面对复杂的多元关系网络和各方利益诉求，校长整合资源和支配资源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所大学的前途命运，这要求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领导素质。由于大学兼具行政性和学术性，校长实现专业化发展必须在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前提下，树立“中立人”意识，不被“行政人”“学术人”的身份所束缚，全身心投入专门化的管理工作，扎实履行好“对外代表学校，对内管理校务”的岗位职责。校长提高自身的综合领导素质应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思想领导力。校长治校理政必须要有明确、先进的办学理念，并能持之以恒地将其应用于实践，打造出鲜明的办学特色，使大学的整体发展更具自觉性和方向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道德领导力。作为大学的代表人和“四有”好老师的先行者、模范者，校长要积累良好声望并塑造光辉形象，以高尚道德修养引领师德师风和大学文化建设。三是管理领导力。校长一方面要维护好学校党委的领导权威，落实和执行好党委的重要决策；另一方面要统筹协调好、妥善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推动行政权力更好为学术权力服务。

三   坚持改善治理模式，不断提高自身治校理政水平

随着近些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积极扩张，各大学学科专业、师生人数不断增加，行政事务和管理任务也与日俱增，加上大学社会化程度日益增强，大学与社会各领域的交流愈加频繁，导致校长面临一种职责“无边界”状态，工作任务极其繁重。高等教育场域不同于其他社会场域，并非典型的科层组织，强调学术管理是其显著特征。因此，校长要改善治理模式，实行“无边界”管理。一是在学校内部上下层级方面，校长要充分信任并授权给下级组织及个人，让内行人做内行事，最大限度推动校内人、财、物的优化配置，既增强干部师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又提高决策的准确性，保障决策真正落到实处。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及信息共享，有效破除校内各级领导及教职工被等级制度和具体工作职责所限定的弊端，使广大干部师生充分了解学校的发展现状、发展战略、发展目标，促使他们在履职尽责中做出与学校战略和目标一致的行为。这样也有助于校长本人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学校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制度安排、特色办学以及统筹协调上，大大提高管理效能。二是在学校内外部关系方面，校长要着力推动学校加强与地方政府、社会和企业的联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办学资源，不断拓展大学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要坚持一流育人质量导向，扎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更多有用之才，在融入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高等教育场域的有利位置。

四   坚持构建大学命运共同体，不断增强自身价值引领能力

在大学场域中，每个行为主体都是利益相关者，都会依托所处关系网来获取资源，求得生存。大学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保障内部各成员充分和较为平衡的发展，这离不开校长的价值引领，要求大学校长制定一个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愿景，构建出大学命运共同体。共同命运和愿景可极大地催生和激发广大干部和师生追求进步和奋斗的内生动力，促使他们全身心地参与到大学自身场域的发展建设之中，从而促进个人与组织的同向同行、共建共享。如清华、北大早在1998年就率先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正是有了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导向，清华、北大才能在长期的高质量发展中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同理，校长要引领广大干部师生建立共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休戚与共的感情及命运关系。正如彼得·圣吉所说，当建立共同愿景的努力从描绘个人愿景着手时，组织就变成了人们自我实现的工具，他们便能全身心地参与到规划组织发展方向的工作中来，以捕捉个人与组织协同发展的步调。^⑤干部师生对共同命运和愿景的认同感，将转化为他们对自身内心及发展的获得感和归属感，使其愿意分享和分担大学发展的成就与风险。这样不仅有助于减少大学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使大家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和衷共济，而且有助于吸引优秀的师资、生源加入，共同争取政府、社会、企业的支持。

五   坚持推动改革开放与创新，不断增强自身使命感和责任感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向世界高等教育舞台的中央。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中国大学在许多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当前中国大学的发展现状来看，除了排名靠前的几十所大学发展势头强劲外，其他多数大学囿于各种制约因素而发展较慢。就中国高等教育场域而言，大学已经与外部组织及环境深度融合。因此，在新时代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大学校长必须要有开放的眼光和创新的气魄，及时审时度势、转换思维、把握机遇，以革故鼎新的开拓精神及追求一流和卓越的奋勇和气概，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大力开放创新，坚定不移地担当起引领大学创造性发展的使命。一是要加强与政府、社会、企业的联系，通过争取外部的支持，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二是要重视大学间的合作，组建或参与大学战略联盟，与其他大学在竞争中协作、在合作中竞争，通过竞争与合作共享发展红利。三是要树立开放办学理念，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变化需求，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发展教育事业，推动国际化办学，开展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需求和有利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合作，着力培养具有开放胸襟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的世界影响力。四是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推动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促进校内人、财、物的优化配置。五是要加强信息化建设，促进学校适应未来教育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的要求。在时不我待的高等教育场域竞争中，唯有校长不断增强“功成必定在我”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方能推动大学在开放办学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创新发展中实现突破。

总之，大学校长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自我建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是与各利益相关者有效互动、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过程，是外在要求与内在自觉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大学校长既没有统一的培养标准，又无法批量培养，其成长进步必须植根于当时当地的高等教育场域，并在不断适应场域变化的过程中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作出应有贡献。

①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33页。

② 刘恩允、周川：《场域理论视角下我国大学院系治理结构优化研究》，《江苏高教》2019年第2期。

③ 眭依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呼唤教育家型校长崛起》，《大学教育管理》2016年第5期。

④ 李福华：《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人民出版社，2012，第47-48页。

⑤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实践篇》，张兴等译，中信出版社，2011，第309-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