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Shaping Individual Cultural Orientation: Evidence from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Dong and Oroqe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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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词汇分类、自我膨胀、忠诚与裙带关系任务比较两个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侗族地区的侗族和汉族，鄂伦春族地区的鄂伦春族和汉族)中学生的文化倾向性。研究1比较侗族和鄂伦春族中学生的文化倾向性，研究2考察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中学生的文化倾向性。结果表明，鄂伦春族地区的鄂伦春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更倾向于个体主义，侗族地区的侗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更倾向于集体主义，说明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影响文化倾向性的重要变量。生态环境决定生产方式，人文环境决定人际交往方式，二者合力塑造个体的文化倾向性。Abstract: The lexical classification task, sociogram task and loyalty-nepotism task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Dong and Han people in the Dong area and Oroqen and Han in the Oroqen area) in two minority-populated areas. Research One compared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Dong nationality and Oroqen nationality. Research Two investigated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Han nationality in Dong regions and Oroqen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of Oroqen and Han nationalities in the Oroqen area are more individualistic, whereas the students of Dong and Han nationalities in the Dong area are more collectivistic, indicating tha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cultur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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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Dong /
- Oroqen /
- Han /
- cultur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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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Hofstede就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提出了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长期与短期导向、男子气与女子气五个维度[1]。跨文化心理学对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研究用力最多[2]。个体主义注重表达个人特质和个人自由的需求，强调关注自我目标、自我独特性和自我权利；集体主义重视个体间的互利互助及群体关联性，强调关注集体目标、保持高度群体认同和群体一致性，希望与他人和谐相处，融入集体。一般来说，在一种文化中，集体主义强则个体主义弱，集体主义弱则个体主义强[1, 3-4]。
早期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研究重视跨文化比较，发现东方文化更倾向于集体主义，西方文化更倾向于个体主义。Hofstede以个体主义指数衡量各种文化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发现美国的个体主义指数高达91，中国香港与台湾的个体主义指数分别为25和17，可以推断中国大陆的个体主义指数也很低，从而认定中国是集体主义国家，美国是个体主义国家[5]。Oyserman通过元分析发现，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文化差异比美国人与日本人、韩国人的差异大，中国被认为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国家[6]。欧洲的英国和东亚的日本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英国倾向于个体主义，日本倾向于集体主义[7]。Duffy等使用帧线测验(Frame-Line Test，FLT)发现，美国被试倾向于关注对象而忽略背景，日本被试更容易注意背景，从而认为美国人倾向于个体主义，日本人倾向于集体主义[8]。Nisbett等让美国小学生看一群鱼在水下游弋，发现其关注焦点是一群鱼中的大鱼，而日本小学生却更多地关注鱼的背景。两种不同的注意模式揭示出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存在深刻的认知风格差异[9]。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深入及移民潮出现，人们注意到某一文化内部存在不同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以个体主义文化占优势的美国为例，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更喜欢表现独立自我，更倾向于个体主义[10]。对亚洲(菲律宾、中国、日本)人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导致个体主义增强[11-13]。出生地和居住地都为北海道的日本人表现出更像美国人的独立我的文化特征，日本本岛的日本人却表现出互依我的文化特征[14]。骆诚和任孝鹏考察深圳和襄樊的中国人，发现深圳作为自愿拓疆地区已经形成了更倾向于个体主义的文化[15]。
测量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方法有多种。一是问卷法。如Triandis等和Kim等编制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量表[16-17]，Singelis编制了自我建构量表，Van de Vlient编制了集体主义量表[15]。二是内隐测量。包括启动任务[6, 18]、框架直线任务、自我膨胀任务[8]、内隐联想测验、归因任务[14]。三是测量心外物。通过测量文化产品(广告、文本、建筑等)来衡量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如通过一种文化下常见名字占总名字的百分比推断父母取名是随大流还是受个体主义文化影响[19-20]。解释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成因的理论主要有四种。一是现代化理论：关注经济发展引起的个人特质和社会交往的变化[21-22]。现代化促发社会结构变化，如家庭规模变小、受教育程度提高、物质生活提高、精神生活丰富、城镇化加速，这些变化促使个体倾向于个体主义[20]。在个人特质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提高，对成功的渴望和对平等的追求提升；在社会交往方面，由于流动性增加，人与人建立联系的同时更崇尚自我。研究现代化对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影响的常用指标是GDP，人均GDP高的地区的人倾向于个体主义，人均GDP低的地区的人倾向于集体主义。二是传染病理论：传染病发病率的高低是导致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差异的重要原因。传染病使内群体合作、外群体排斥倾向增加，从而导致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23-24]。三是大米理论：Uskul等表明，农民、渔民和牧民的不同生产方式导致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25]。大米理论进一步强调生存和耕作方式的作用，指出水稻种植区的人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小麦种植区的人更倾向于个体主义[26]。四是气候—经济理论：气候需求和经济资源的交互作用影响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气候恶劣且经济资源不足时，人们通过相互合作来获取资源、满足需求，此时集体主义增加；气候舒适时，由于气候需求较小，不合作即可满足需求，此时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相当；气候恶劣且经济资源充足时，个体可通过经济资源来满足气候需求，且恶劣气候减少了人们交往，此时集体主义倾向降低[27]。
已有的跨文化研究比较东西方文化差异或考察某一文化内部受现代化影响，使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倾向增加或降低。这些研究常选用汉族被试，把认知风格、行为笼统地归结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产物，很少探索在一种文化内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差异。中国有56个民族，幅员辽阔，环境迥异，是否存在不同的文化倾向性？综合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发现侗族长期从事集体活动，如多人合唱的侗族大歌，多人手拉手、肩搭肩的多耶舞，多人合演的侗戏，无一不反映侗族人的集体主义倾向[28]；鄂伦春族受生存环境限制，长期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森林环境和北方寒冷的生态压力要求鄂伦春人养成很强的独立性，以及对未知情境的逻辑分析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29]。本研究选取长期从事集体活动的侗族被试和长期从事独立活动的鄂伦春族被试，采用分类任务、自我膨胀任务、忠诚和惩罚任务来探讨两民族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差异。研究假设是：(1)侗族更倾向于整体思维，鄂伦春族更倾向于分析思维；(2)侗族更倾向于内隐互依，鄂伦春族更倾向于内隐独立；(3)侗族更倾向于裙带关系，鄂伦春族更倾向于个体独立。为了探讨侗族和鄂伦春族的文化倾向性是由环境导致还是由遗传导致，同时考察生活在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被试。研究假设是：(1)侗族地区的汉族更倾向于整体思维，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更倾向于分析思维；(2)侗族地区的汉族更倾向于内隐互依，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更倾向于内隐独立；(3)侗族地区的汉族更倾向于裙带关系，鄂伦春族地区汉族更倾向于个体独立。
二. 研究1：侗族和鄂伦春族的文化倾向性比较
一 被试
选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高中生，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76份，有效回收率为88%。侗族被试100名(母语为侗语，学龄前熟练掌握汉语，为早期熟练双语者)，男生37名，女生63名，平均年龄16.70岁。鄂伦春族被试76名(母语为鄂伦春语，能够流利地讲汉语和阅读中文书籍)，男生30名，女生46名，平均年龄17.20岁。所有被试均身心健康，被试信息见表 1。参照杨秀木等的研究[30]，通过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人均月收入来评定被试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项分为5个等级，以各等级之和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范围在5—25分之间。采用5点计分量表让被试自评母语和汉语的熟练程度及使用频率。分析表明，除了在社会经济地位上鄂伦春族被试显著高于侗族被试外(p < 0.01)，在其他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s>0.05。
表 1 侗族和鄂伦春族被试的基本信息情况(N=176)人口学变量 侗族(n=100) 鄂伦春族(n=76) F/x2 性别 37.00%(男)，63.00%(女) 39.47%(男)，60.53%(女) 1.12 年龄(岁) 16.70(0.77) 17.20(1.61) 0.43 居住地 82.37%(农村) 81.42%(农村) 2.46 家庭孩子数量 71.51%(≥2个) 69.28%(≥2个) 0.24 社会经济地位 7.08(1.9) 9.21(1.6) 1.65** 汉语学习时间(年) 10.60(2.34) 11.02(2.37) 1.21 汉语熟练程度 3.85(0.67) 4.07(0.68) 2.31 汉语使用频率 4.12(0.96) 4.19(0.69) 0.09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p < 0.01，下同。 二 研究工具
1 词汇分类任务
根据整体思维和分析思维的区别，物体或事件分类可以区分个体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给被试呈现一系列题目，每题有三组词(如汽车、铁路、火车)，要求指出三组词中哪两个最紧密相关且写明原因。通过被试选出的事物组合，测量被试是通过类别还是关系将事物联系。若被试提出上下文或主题关联，分组就编码为关系分类；若分组显示共同特征或类别成员，就编码为类别分类。在上例中，如被试选择“汽车”和“火车”，就说明被试用类别将事物联系，体现出分析思维；如选择“铁路”和“火车”，就表明被试用关系将事物联系，体现出整体思维。总共有20道题目，记录并计算按关系分类和按类别分类的题目数量。整体思维分数由关系分类题数占总题数的比例表示，分析思维分数由类别分类题数占总题数的比例表示。例如，一被试将12题按类别分类，将8题按关系分类，其分析性思维得分为12/20=0.6分，整体性思维得分为8/20=0.4分，满分为1分。将分析思维分数和整体思维分数作为独立我与互依我的观测指标，比例越大，说明互依我越强，反之，独立我就越强，从而推测被试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26, 31]。
2 自我膨胀任务
要求被试画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描述自己和朋友之间关系。在白纸中间画一个圆圈，里边写上“我”，然后画一些圆圈代表朋友们，在圆圈里标注1、2、3……，并标注朋友的性别。圆圈代表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和朋友，线条表示自我和朋友之间的关系。若任意两个朋友之间也互为朋友，就画在一条直线上。圆圈大小表示对象在个体心中的重要程度。给被试5分钟完成任务，测量被试所画的所有圆圈的直径。用代表自己的圆圈直径减去代表其他人的圆圈的平均直径，得到自我膨胀指数。与所画朋友圆圈的平均直径大小比，自我圆圈的直径大小是衡量象征性自我夸大的标准，更有象征意义的自我夸大是独立型的衡量标准[14, 26]。
3 忠诚和裙带关系任务
被试面临4种情境：分别对诚实朋友、不诚实朋友、诚实陌生人、不诚实陌生人的行为实行奖惩。选择0—100元的奖惩，但被试需花费所选金额的10%。例如，用100元奖励朋友，就需花费被试10元。主试告诉被试以下指导语：设想你与诚实的朋友、不诚实的朋友、诚实的陌生人、不诚实的陌生人做生意。如果朋友或陌生人因诚实使你多赚了一半的钱，你分别会拿出多少钱(0—100元，10的倍数)去奖励朋友或陌生人？朋友或陌生人会因此获得该金额10倍的奖励。例如，你拿出10元奖励陌生人，他最终会获得100元的奖励。如果朋友或陌生人因欺骗导致你亏损了一半的钱，你分别会花多少钱(0—100元，10的倍数)去惩罚朋友或陌生人? 朋友或陌生人最终会接受该金额10倍的惩罚。例如，你拿出10元惩罚朋友，他就得被处罚100元。使用对朋友(陌生人)的奖励(惩罚)数值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对朋友奖励数值越大或惩罚数值越小，就说明互依我越强，裙带关系、内群体偏好越明显。此外，通常认为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对朋友和陌生人的奖惩差异明显[26, 32]。4种情境各有1题，按照被试奖励(惩罚)朋友(陌生人)的金额计分，每个被试最低得0分，最高得100分，得分均是10的倍数。例如，在情境1中，被试用100元惩罚朋友，计分为100;在情境3中，被试用10元奖励朋友，计分为10。
三 结果与分析
侗族和鄂伦春族在三个任务上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得分见表 2。
表 2 侗族被试和鄂伦春族被试在三个任务上测量指标及统计结果测量指标 侗族 鄂伦春族 p值 效应量(η2) 整体思维 0.65(0.08) 0.37(0.12) 0.001 0.30 分析思维 0.35(0.08) 0.63(0.12) 0.001 0.29 自我膨胀 -0.21(0.84) 1.21(2.17) 0.001 0.15 奖励朋友 70.00(25.94) 36.64(23.29) 0.001 0.31 奖励陌生人 49.75(29.01) 34.61(24.41) 0.001 0.18 惩罚朋友 21.61(23.72) 39.22(32.58) 0.001 0.34 惩罚陌生人 74.40(82.46) 64.61(32.60) 0.33 1 词汇分类任务
t检验表明，两民族的整体思维得分差异显著，t(1，174)=17.46，p < 0.001，η2=0.30，95%CI=[0.24，0.31]，侗族的整体思维得分(M=0.65)显著高于鄂伦春族(M=0.37)。两民族的分析思维得分也差异显著，t(1，174)= -17.45，p < 0.001，η2=0.29，95%CI= [-0.30，-0.24]，侗族的分析思维得分(M=0.35)显著低于鄂伦春族(M=0.63)。
2 自我膨胀任务
t检验表明，两民族的自我膨胀指数差异显著，t(1，174)=-5.58，p < 0.001，η2=0.15，95%CI=[-1.78，-0.86]，鄂伦春族的自我膨胀指数(M=1.21)显著高于侗族(M=-0.12)。
3 忠诚和裙带关系任务
以民族(侗族，鄂伦春族)为组间变量，对象关系类型(朋友，陌生人)和行为(奖励诚实，惩罚欺骗)为组内变量，方差分析表明，民族、对象关系类型、行为三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F(1，174)=34.04，p < 0.001，η2=0.1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侗族对朋友的奖励(M=70.00)显著高于对陌生人(M=49.75)，p < 0.001，η2=0.31，95%CI=[65.10，74.90]；对陌生人的惩罚(M=74.40)显著高于对朋友(M=21.61)，p < 0.001，η2=0.34，95%CI=[16.21，27.01]。鄂伦春族对朋友的奖励(M=36.64)与对陌生人的奖励(M=34.60)无显著差异(p=0.28)，对朋友的惩罚(M=60.79)与对陌生人的惩罚(M=64.61)也无显著差异(p=0.32)。进一步比较发现，侗族对朋友的奖励(M=70.00)显著高于鄂伦春族(M=36.64)，p < 0.001，η2=0.31，95%CI=[25.90，40.81]；对陌生人的奖励(M=49.75)显著高于鄂伦春族(M=34.61)，p < 0.001，η2=0.08，95%CI=[7.44，22.85]。鄂伦春族对朋友的惩罚(M=60.79)显著高于侗族(M=21.61)，p < 0.001，η2=0.34，95%CI=[30.96，40.40]；鄂伦春族对陌生人的惩罚(M=64.61)与侗族对陌生人的惩罚(M=74.40)无显著差异，p=0.33。其余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四 讨论
研究1表明，在词汇分类任务中，侗族更倾向于整体思维，鄂伦春族更倾向于分析思维；在自我膨胀任务中，侗族更倾向于社会依赖和人际关系，鄂伦春族更倾向于自我膨胀和独立；在忠诚和裙带关系任务中，侗族更倾向于群体互依，鄂伦春族更倾向于自我独立。所以，总的来看，侗族更倾向于集体主义，鄂伦春族更倾向于个体主义。
笔者推测，上述结果的缘由与两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关。从生态环境角度看，黔东南是侗族的主要聚居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虽地处山区，但在丛岭中夹杂了许多被称为“坝子”的盆地，那里森林茂盛，河流纵横，适合水稻种植。因此，侗族是典型的稻作民族，形成一整套以农事、农时为纽带的生活习俗。侗族一年中有几个主要节日都与水稻生长密切相关，如秧门节、吃新节等[28]。根据大米理论，中国水稻种植区的人由于在生产中需要协作，形成了集体主义倾向[26]。从人文环境角度看，侗族聚居在依山傍水的村寨里。侗族特有的建筑——鼓楼是侗族人的聚集地，鼓楼前广场是群体活动(表演侗戏、唱大歌、跳多耶舞、作诗、集体议事等)的场所[28]。特有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侗族人较高的集体主义倾向。鄂伦春族世代以游猎—采集为生，逐野兽迁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狩猎—采集文化。由于生态环境限制，鄂伦春族各自狩猎、采集，这种文化特点也反映在鄂伦春族的音乐、服装和宗教崇拜等方面[29]。高度的自我文化倾向使得鄂伦春族人形成了个体主义的特点。
三. 研究2：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汉族的文化倾向性比较
研究1表明，侗族更倾向于集体主义，鄂伦春族更倾向于个体主义。两个民族的文化倾向性究竟是环境造成的，还是受种族遗传影响？为探明这一点，对生活在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中学生的文化倾向性进行比较。
一 被试
选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汉族高中生为被试，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36份，有效回收率为68%。侗族地区的汉族被试72名，男生29名(38.89%)，女生43名(61.11%)，母语为汉语，不会说侗语；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被试64名，男生28名(43.75%)，女生36名(56.25%)，母语为汉语，不会说鄂伦春语。所有被试均身心健康, 被试信息见表 3。采用问卷评定被试的家庭经济地位。采用5点量表让被试自评母语和汉语的熟练程度及使用频率。统计分析表明，在各人口学变量上，鄂伦春族地区汉族被试和侗族地区汉族被试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s>0.05。
表 3 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被试信息表(n=136)人口学变量 侗族地区的汉族(n=72) 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n=64) F/x2 性别 38.89%(男)，61.11%(女) 43.75%(男)，56.25%(女) 0.81 年龄(岁) 17.38(0.63) 17.28(1.80) 0.46 居住地 88.37%(农村) 81.42%(农村) 2.23 社会经济地位 8.09(1.9) 8.17(1.6) 0/87 家庭孩子数量 71.51%(≥2个) 69.28%(≥2个) 0.44 汉语学习时间(年) 17.27(0.73) 16.33(2.08) 0.91 汉语熟练程度 4.10(0.71) 4.33(0.72) 1.07 汉语使用频率 4.54(0.64) 4.81(0.50) 2.31 二 研究工具
同研究1。
三 结果与分析
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被试在三个任务上的测量指标及统计结果见表 4。
表 4 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被试在三个任务上的测量指标及统计结果任务测量指标 侗族地区汉族 鄂伦春族地区汉族 p值 效应量(η2) 整体思维 0.65(0.08) 0.38(0.08) 0.001 0.25 分析性思维 0.35(0.08) 0.62(0.08) 0.001 0.24 自我膨胀 1.56(0.83) 2.67(1.25) 0.001 0.30 奖励朋友 72.36(30.14) 44.22(27.19) 0.001 0.20 奖励陌生人 53.47(27.07) 44.69(27.77) 0.064 0.02 惩罚朋友 28.19(29.61) 55.31(29.81) 0.001 0.17 惩罚陌生人 62.64(33.36) 67.19(33.07) 0.64 1 词汇分类任务
t检验表明，两地区汉族的整体思维得分差异显著，t(1，134)=20.33，p < 0.001，95%CI =[0.24，0.38]。侗族地区汉族的整体思维得分(M=0.65)显著高于鄂伦春族地区汉族(M= 0.38)。两地区汉族的分析思维得分差异显著，t(1，134)= -20.36，p < 0.001，95%CI= [-0.29，-0.22]。侗族地区汉族的分析思维得分(M=0.35)显著低于鄂伦春族地区汉族(M=0.62)。
2 自我膨胀任务
t检验表明，两地区汉族的自我膨胀指数差异显著，t(1，134)=-7.57，p < 0.001，95%CI=[-1.45，-0.85]。侗族地区汉族的自我膨胀指数(M=0.12)显著小于鄂伦春族地区汉族(M=1.20)。
3 忠诚和裙带关系任务
以地区(侗族地区，鄂伦春族地区)为组间变量，对象关系类型(朋友，陌生人)和行为(奖励诚实，惩罚欺骗)为组内变量，方差分析表明，只有民族、对象关系类型、行为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F(1，134)=30.87，p < 0.001，η2=0.19。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侗族地区汉族对朋友奖励(M=72.36)显著高于对陌生人(M=53.47)，p < 0.001，η2=0.43，95%CI=[15.10，24.90]；对陌生人惩罚(M=62.64)显著高于对朋友(M=28.19)，p < 0.001，η2=0.26，95%CI=[28.80，42.26]。鄂伦春族地区汉族对朋友奖励(M=44.22)和对陌生人奖励(M=44.69)无显著差异，p=0.58;对朋友惩罚(M=55.31)和对陌生人惩罚(M=67.19)也无显著差异，p=0.31。进一步比较发现，侗族地区汉族对朋友奖励(M=72.36)显著高于鄂伦春族地区汉族(M=44.22)，p < 0.001，η2=0.20，95%CI= [18.36，37.92]；侗族地区汉族对陌生人奖励(M=53.47)与鄂伦春族地区汉族(M=44.69)无显著差异，p=0.064。鄂伦春族地区汉族对朋友惩罚(M=55.31)显著高于侗族地区汉族(M=28.19)，p < 0.001，η2=0.17，95%CI=[17.02，37.21]；鄂伦春族地区汉族对陌生人惩罚(M=67.18)与侗族地区汉族(M=62.64)差异不显著，p=0.64。其余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四 讨论
研究2表明，在词汇分类任务中，侗族地区汉族更倾向于整体思维，鄂伦春族地区汉族更倾向于分析思维；在自我膨胀任务中，侗族地区汉族更倾向于人际依赖，鄂伦春族地区汉族更倾向于自我膨胀；在忠诚和裙带关系任务中，侗族地区汉族更倾向于内群体互依，鄂伦春族地区汉族更倾向于自我独立。因此，侗族地区汉族更倾向于集体主义，鄂伦春族地区汉族更倾向于个体主义。这一结果模式与研究1中侗族和鄂伦春族的结果模式一致，说明人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受地域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并非种族遗传的结果。
四. 综合讨论
本研究采用Talhelm等提出大米理论的三个任务，比较侗族和鄂伦春族以及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26]。结果表明，侗族地区的侗族和汉族倾向于集体主义，鄂伦春族地区的鄂伦春族和汉族倾向于个体主义；同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倾向一致，不同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倾向性存在差异。这说明，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决定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倾向性的重要变量。下面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
一 三个任务对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研究的贡献
首先，擅长整体思维使个体更关注环境，包括对对象和背景关系的洞察、解释，以及预测事件之间的关系；擅长分析思维可以帮助个体将目标从背景中分离出来，关注对象的属性，使用分类规则解释和预测行为[9]。研究表明，认知风格因文化而异，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更倾向于整体思维，个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更倾向于分析思维[33]。独立和相互依赖的文化在塑造个体的文化倾向上有重要作用。Duffy等认为，如果个体具有独立自我倾向，会象征性地夸大自我表征。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比个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更重视人际关系，更注重社会环境，认为自我是相互依存的、人际联系的和社会嵌入的[8]。在本研究中，侗族地区的两组被试都重视关系。整体思维和分析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推理系统。整体思维依赖的系统是联想性质的，其计算反映了相似性和接近性(如两种刺激是否有知觉相似性，是否在时间上同时发生)；分析思维依赖于抽象符号表征系统，其计算反映了基于规则的结构[34-35]。这两种系统折射出个体的不同环境、经历和文化惯例，进而导致个体在使用这些不同的认知策略解决相同问题时出现差异。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个体的发展由于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和限制，在问题解决中形成了独特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其次，影响分析认知和整体认知的一个重要变量是不同文化下个体的自我建构差异：独立型自我促进分析加工，依赖型自我促进整体加工[6]。从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北海道和日本本岛、西欧和东欧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倾向的个体存在两方面差异：高个体主义文化的个体表现出强的独立自我和分析思维，高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表现出强的内隐互依和整体思维。
最后，判断集体主义文化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特点，可以通过注重关系且内隐互依型的个体，在人际关系处理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排斥，导致行为中出现裙带关系的“包庇”来体现。以上三方面在对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不同民族的研究结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进而可以推测出两个地区的人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倾向性。
二 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是影响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倾向性的重要变量
Berry认为，生态压力是文化与行为的原动力和塑造因素。生态因素限制、逼迫、滋养文化形式，文化形式转而塑造人的行为。一定的生态环境导致一定的文化形态，一定的生态和文化形态共同塑造人，使其产生一定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使人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态环境和文化，甚至影响和改变它们[36]。王婷等进一步认为，生产生活方式是生态环境影响认知的中介因素。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人们如何应对环境的威胁上，也表现在人们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上。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个体的能力和技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能力和技能的发展使得不同文化的人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差异[29]。Uskul等发现，农民和渔夫更强调依存型社会取向，猎人更强调独立型社会取向，农民和渔夫比猎人表现出更明显的整体加工方式：在分类中，农民和渔夫更倾向于基于关系分类，猎人却更倾向于基于规则分类[25]。从生态环境角度看，侗族地区气候温和，风景秀丽；侗寨更是依山傍水，成片分布，是天然集聚区[28]。侗族地区是典型稻作地区，属精耕农业，需要人们相互协作。人们集体播种、灌溉、收获，使生活在同一侗寨里的人互相帮助，这种相互依赖、互帮互助正是集体主义生产生活模式的活态显现，自然形成了集体行为，进而影响整体思维[37]。侗族地区的良好生态环境和集体耕作方式使得侗族人更容易与他人交往和交流，所以在侗族人的自我认知中容易包含他人且倾向于关系参照，因而倾向于集体主义。侗族地区的汉族人的生态环境与生产方式也与侗族人相似，因而也形成了相似的文化倾向性。鄂伦春族地区位于大、小兴安岭，那里森林茂密、一望无垠，天然的森林屏障和北方的寒冷气候带来的生态压力，要求每一个鄂伦春人养成很强的独立性去应对环境变化。鄂伦春族世代以游猎为生，逐野兽迁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狩猎—采集文化。猎人和牧民具备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动植物知识，对森林走向、动植物种类、草原延伸等能有效地分析识别，具有根据动物气息或植物品相分析辨别动植物种属、健康状况、行踪等的独特能力，进而发展出高水平的独立分析能力，在环境中能够识别危险和方向，为生存繁衍提供了保障[29]。这种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也制约着鄂伦春族的认知取向，使得鄂伦春族倾向于自主独立、分析逻辑，因而更倾向于个体主义[38]。受生态环境影响，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人也较多从事林业、牧业和商业，即使从事农业，也以大豆、玉米和小麦为主，机械化程度高，较少需要集体协作。因此，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人更倾向于个体主义。
从人文环境角度看，鄂伦春族是典型的游猎民族。在历史上，他们的居住空间是为了适应游猎生活而便于拆建的“仙人柱”，满语为“撮罗子”，在鄂伦春语中意为“树干支起来的房屋”，这种“仙人柱”是鄂伦春人居住的核心[39]。由于狩猎活动需要，鄂伦春族的居住具有季节性迁徙和周期性聚居的特点[40]。鄂伦春族的传统节日不多，只有春节、氏族的“莫昆”大会和宗教活动“奥米纳仁”，还有篝火节。鄂伦春族倾向于各自狩猎，这种独立的文化特点也反映在音乐、服装、宗教崇拜等方面，在高度自我文化下形成了个体主义的认知特点。侗族聚居，经常在鼓楼从事集体活动。鼓楼不仅是侗族建筑艺术的结晶，更是侗族文化的载体。自古以来，侗族同胞凡聚众议事、制定村规民约、调解民事纠纷、抵御兵匪等重大活动，均在鼓楼进行。闲暇时刻，人们聚集在鼓楼休息，谈家常、讲故事，弹琵琶、唱古歌，看电视、玩纸牌。逢年过节，迎宾送客，唱侗歌、演侗戏、跳侗舞(芦笙舞、“多耶”舞、耍龙舞、狮舞等)、对唱大歌等，也在鼓楼举行[37]。侗族一年中各种节会活动众多，仅黔东南侗族地区一年中就有各种节会活动84次。有全民族普遍过的节日，也有一村一寨、一族一姓的节日。春节、活路节、尝新节、三月三、林王节、牛神节、芦笙节、花炮节、大雾梁歌节、四十八寨歌节、斗牛节等节会最为隆重。节日内容广泛，涉及时令、生产、祭祖、信仰、姓氏、英雄、爱情、娱乐、体育等。随着民族文化交融，侗族还有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汉族传统节日。节日众多导致人们聚会机会众多，从而加强了集体主义文化倾向。
总之，特定的生态环境制约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特定的人文环境制约着人们的人际交往方式，而特定的生产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又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侗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得人们进行集体稻作农业和集体生活，进而使人倾向于集体主义；鄂伦春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使游猎—采集是鄂伦春族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其社会结构、意识结构和生活习俗，体现出个体主义文化倾向。迁徙入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经历着与侗族或鄂伦春族共有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着相似的生产和生活，使得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有一致的文化倾向性。所以，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对文化的塑造作用以及对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另外，鄂伦春族是中国的“小少民族”，国家对鄂伦春族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导致鄂伦春族比侗族有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可能是导致鄂伦春族倾向于个体主义的原因之一。
从理论上说，本研究结果不能完全证实大米理论强调的农作物耕作方式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倾向产生的主要原因的看法[26]。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差异是环境、气候、生产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结果也不完全符合气候—经济理论强调的气候需求和经济资源的交互作用[27]，因为鄂伦春族地区更满足恶劣气候和经济资源不足的条件，却未像气候—经济理论预期的人们通过相互合作的方式来获取资源、满足需求。相反，鄂伦春族更擅长独立分析，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个体主义。侗族地区气候舒适，不符合由于人们的气候需求较小以至于不需要合作即可以满足需求的条件，侗族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合作意识和集体主义倾向。两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也表现出与两民族一致的文化倾向性，进一步证实了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合力作用。
三 本研究的启示
研究1不同于以往研究，分析思维和独立意识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更受重视，整体思维和人际互依在东亚集体主义文化下更受重视[41]，而是着眼于中国两个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的人的认知策略差异，进而推断其文化倾向性。本研究结果彰显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思考客体时会关注不同的方面: 侗族的集体主义生活环境使得关注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倾向在家庭和学校得到了加强，然后延伸到所有环境和人际关系。鄂伦春族重视个体的自主和自由，个体主义在本质上是由特别强调自由和自给自足重要性的意识形态造成的，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强化了这种自主性。研究2与以往以汉族为被试研究中国人的认知和行为并把中国人归为集体主义的研究相悖。汉族人不是纯粹的集体主义，汉族人的文化倾向性不源于遗传，这种文化倾向受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由它们决定的生产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影响。地域间流动使得民族交往和交流增加是多民族国家的常态，越来越多的内地民众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学习或工作。当流动人群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进入到新文化环境中时，个体对不同文化的整合就会发生。研究2表明，用集体主义的价值概念来解释所有中国人的认知和行为不严谨、不准确。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中国人的文化倾向性也有过论述，他们不赞成对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文化倾向性的定位。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既非个人本位，也非社会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即以人与人之间互以对方为重的关系为本位。这种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关系社会”或“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调整和约束人们的关系和行为的手段主要是非正式制度，包括个人声誉、集体声誉、由血缘和姻亲形成的家族和由地缘关系形成的自然部落等[42]。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行为特色是“差序格局”，随时随地都有一个“己”为中心，既非集体主义，也非个体主义，而是自我主义[43]。综合研究1和研究2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既不是全体性的集体主义，也不是全体性的个体主义，而是受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生态环境决定了生产方式，人文环境决定了人际交往方式，二者合力塑造了人的文化倾向性。因此，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倾向性要看到在多元文化下的“和而不同”，要看到中国人的文化倾向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要重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由它们决定的生产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在塑造文化倾向性中的作用。
五. 结论
(一)侗族倾向于集体主义，鄂伦春族倾向于个体主义。
(二)侗族地区汉族表现出更强的集体主义，鄂伦春族地区汉族表现出更强的个体主义。
(三)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族群的生产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进而影响其文化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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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侗族和鄂伦春族被试的基本信息情况(N=176)
人口学变量 侗族(n=100) 鄂伦春族(n=76) F/x2 性别 37.00%(男)，63.00%(女) 39.47%(男)，60.53%(女) 1.12 年龄(岁) 16.70(0.77) 17.20(1.61) 0.43 居住地 82.37%(农村) 81.42%(农村) 2.46 家庭孩子数量 71.51%(≥2个) 69.28%(≥2个) 0.24 社会经济地位 7.08(1.9) 9.21(1.6) 1.65** 汉语学习时间(年) 10.60(2.34) 11.02(2.37) 1.21 汉语熟练程度 3.85(0.67) 4.07(0.68) 2.31 汉语使用频率 4.12(0.96) 4.19(0.69) 0.09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p < 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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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侗族被试和鄂伦春族被试在三个任务上测量指标及统计结果
测量指标 侗族 鄂伦春族 p值 效应量(η2) 整体思维 0.65(0.08) 0.37(0.12) 0.001 0.30 分析思维 0.35(0.08) 0.63(0.12) 0.001 0.29 自我膨胀 -0.21(0.84) 1.21(2.17) 0.001 0.15 奖励朋友 70.00(25.94) 36.64(23.29) 0.001 0.31 奖励陌生人 49.75(29.01) 34.61(24.41) 0.001 0.18 惩罚朋友 21.61(23.72) 39.22(32.58) 0.001 0.34 惩罚陌生人 74.40(82.46) 64.61(32.6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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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被试信息表(n=136)
人口学变量 侗族地区的汉族(n=72) 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n=64) F/x2 性别 38.89%(男)，61.11%(女) 43.75%(男)，56.25%(女) 0.81 年龄(岁) 17.38(0.63) 17.28(1.80) 0.46 居住地 88.37%(农村) 81.42%(农村) 2.23 社会经济地位 8.09(1.9) 8.17(1.6) 0/87 家庭孩子数量 71.51%(≥2个) 69.28%(≥2个) 0.44 汉语学习时间(年) 17.27(0.73) 16.33(2.08) 0.91 汉语熟练程度 4.10(0.71) 4.33(0.72) 1.07 汉语使用频率 4.54(0.64) 4.81(0.50)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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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侗族地区和鄂伦春族地区的汉族被试在三个任务上的测量指标及统计结果
任务测量指标 侗族地区汉族 鄂伦春族地区汉族 p值 效应量(η2) 整体思维 0.65(0.08) 0.38(0.08) 0.001 0.25 分析性思维 0.35(0.08) 0.62(0.08) 0.001 0.24 自我膨胀 1.56(0.83) 2.67(1.25) 0.001 0.30 奖励朋友 72.36(30.14) 44.22(27.19) 0.001 0.20 奖励陌生人 53.47(27.07) 44.69(27.77) 0.064 0.02 惩罚朋友 28.19(29.61) 55.31(29.81) 0.001 0.17 惩罚陌生人 62.64(33.36) 67.19(33.07)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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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类型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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