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只要历史时间跨度足够长，这种发展的周期性就会表现为繁荣和衰退的相互交替。19世纪末，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寻找经济周期的内在规律和固有特征，并试图通过历史数据来说明每次周期发生的具体时间和运行状态。经济学家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能更好地掌握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要想弄清那些左右世界市场危机的规律，必须不仅要说明危机的周期性质，而且也要说明这种周期性的准确日期。”^[1]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孕育，历史已经证明，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能在经济长波中取得发展的先机。从技术创新视角去分析五次经济长波，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且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

一.   经济长期波动理论述要

一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理论

1925年，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在论文《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作为分析样本，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样本国家从18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物价水平、利率(文中用“公债券的行市”表示)、工资水平、对外贸易和煤铁铝产量(或消费量)的变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每组数据的变化趋势都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的拐点处都非常接近，每组变量的运动周期都在54—60年，上升期和下降期大约都是25年，将这些变量进行综合分析后，就可以将130多年的经济史划分为两个半周期：第一个周期的上升期为1780(1790)—1810(1817)年^①，下降期为1810(1817)—1844(1851)年；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为1844(1851)—1870(1875)年，下降期为1870(1875)—1890(1896)年：第三个周期的上升期为1890(1896)—1914(1920)年，下降期为1914(1920)年开始^[2]11。同时，他还用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黄金产量等历史资料验证了上述长波周期的存在。由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长波周期假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2]1但是，对于周期波动的原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他只是阐述了长波的来源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2]20。那么，“固有的那些原因”是什么？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以下简称康氏长波)背后的形成原因和推动作用又是什么呢？为了探究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从不同视角去寻找答案，产生了太阳黑子影响农业产出学说、货币信贷扰动经济波动学说，还有从战争和资源冲击周期波动等方面解释的学说，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熊彼特(Schumpeter)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分析康氏长波的理论。

二   熊彼特对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理论的解释

20世纪初，由于受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和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影响，熊彼特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存在一种能打破经济均衡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使经济总是偏离均衡，之后又趋向于均衡，这样循环往复的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而对这种力量的解释和分析集中于其著作《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进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以下简称《经济周期》)。在该书第四章“经济发展的概括”中，熊彼特用时间序列的方法对历史上三次长波的具体时间进行了划分，并阐明了每次长波运行阶段所爆发的技术革命；第五章“时间序列及其常态”对研究周期的时间序列方法进行了说明；第六章和第七章用历史叙述的分析方法具体阐述了英美发达国家在三次康氏长波中的经济运行状态。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创新和企业家，其中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发明创造，还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引进新的产品、采用新的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发掘新的供应来源以及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家也并非只是企业经营者，而是一类具有冒险精神、勇于率先把创新活动付诸实践的创业家。企业家为了在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需要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来实现内部的自我革命，这个过程被称为“创造性破坏”。所以在分析经济周期时，熊彼特用技术创新理论对康氏长波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和说明。

1   技术创新是康氏长波形成的根本原因

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先试图用价格、利率和货币工资等数据的变动来解释康氏长波，目的是建立一套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兼顾货币和银行信贷等影响因素的理论，并用这套理论分析经济周期的波动。当以价格为起点时，熊彼特把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主导部门的发展脉络与价格波动联系起来，将它们分为纺织业和蒸汽机、钢铁业和铁路现代化、电气化和重化工业三组部门并予以详细说明。熊彼特发现上述三大主导产业部门的形成与当时创新所产生的“蜂聚”效应有很大的关联，比如1780年左右英国涌现出对蒸汽机改造以及对炼铁法改进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瓦特改良蒸汽机和亨利·科特(Henry Cort)对煤焦炼铁法的应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对钢铁生产方式的改进和对铁路建设的热潮；19世纪末涌现出电气化和内燃机等大批创新成果。

为什么上述技术创新的集群现象会与每次产业革命的主导部门形成有很大的关联呢？这主要是企业家追求超额利润的结果。企业家清楚地知道夺取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就等于获得了超额利润，在这种逐利性的驱使下，他们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创新；当创新的壁垒第一次被攻破后会给后来者提供巨大的便利，创新阻碍的屏障消失了，后来者将会像蜂群一样涌进来并在这个环境下进行创新活动，创新“蜂聚”效应由此形成。这样大规模创新的结果必然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新技术产业涌现，产业主导部门形成，经济由此进入繁荣期。熊彼特把经济增长看作创新“蜂聚”效应扩散使生产边界线移动后的结果；而当打破瓦尔拉斯均衡之后，经济体出现不稳定的波动，就会减弱创新的“蜂聚”效应，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在降低，经济逐渐由繁荣期进入衰退期。同时，在次级波的作用下衰退程度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由衰退期进入萧条期。之后，经济会进入一个回调期，新的创新“蜂聚”效应会重新形成而达到另一个新的瓦尔拉斯均衡。这就是熊彼特从技术创新视角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全过程，他认为决定这个过程的根本原因就是技术创新。

2   “四阶段”模式是康氏长波运行的基本轨迹

在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熊彼特将一个周期由“二阶段”纯模式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四阶段”模式，并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来分析，即假定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剔除外部因素只存在企业和家庭两个主体，当两者收支平衡，整个经济体系就处于一般均衡状态。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企业家开始在生产中加入技术创新因素，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集聚起来形成创新“蜂聚”效应，从而经济出现繁荣景象。然而，随着创新的竞争加剧，商品价格逐渐下降，企业利润逐渐减少，银行信贷收缩，整个市场开始萎缩，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按照熊彼特的分析，当经济周期从繁荣转向衰退时，一部分企业家会被淘汰出局，另一部分企业家重新开始创新活动以谋求生存下来，但还有一些企业家会出现诸如过度投资、盲目跟风、判断失策等非理性预期的行为。这些行为的结果不但没有促进经济复苏，反而加重了经济的衰退程度，使得本来恶化的经济继续下降进入萧条阶段，这种非理性预期的行为被称为“次级波”。正是在创新和次级波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经济周期由“二阶段”纯模式被分割为“四阶段”模式：繁荣由创新“蜂聚”效应形成，萧条因次级波而加重，繁荣和萧条阶段是两个偏离瓦尔拉斯均衡的过程，复苏和衰退阶段是两个从偏离状态被拉回到均衡状态的过程。

3   “三周期嵌套”模式是康氏长波运行的内在循环

“四阶段”模式是对一个周期分不同波段的研究，那么在经济学史上又存在几个大的周期波动呢？在一个大周期中是否包含小周期的波动呢？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种类千差万别，影响作用时大时小，连续性也表现为时断时续，造成创新波对经济周期影响时间长短不一；同时经济体系内对创新的消化吸收程度也不同，周期波动中会存在强弱不均的震荡波，由此导致一个大周期内会存在几个小周期的内部循环。熊彼特在借鉴康德拉季耶夫、朱格拉(C. Jula)、基钦(J. Kitchen)三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分析三个周期之间的内在关联，形成了三个周期内部相互嵌套循环的模式，称为“三周期嵌套”模式，即一个康氏长波周期包含6个朱格拉中波周期和18个基钦短波周期^[3]211，这是对康氏长波内部运行状况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图  1  熊彼特“三周期嵌套”模式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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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部变化是康氏长波运行的影响因素

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指出：货币和商业信贷、“盲目的银行”、金本位、铁路现代化是第二次康氏长波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包括战争突发、政治变革、环境变化、制度变迁、瘟疫暴发等的外部变化极有可能也是周期波动的原因。熊彼特强调，由于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过程的内在反映，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所以他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即技术创新是根本原因，但是不可否认技术创新也是从银行信贷扩张而获得资金支持，所以应该将货币、信贷、战争、制度变化等外部变化也纳入康氏长波的影响因素中。

三   新熊彼特学派周期理论

熊彼特用技术创新、“四阶段”模式、“三周期嵌套”模式、外部变化等理论解释康氏长波，这为后来一大批学者研究经济周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经典的研究范式。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结束了二战后的“黄金时代”，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期。学术界开始从之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寻找经济衰退的症结和救治药方，而康氏长波周期理论和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成为解释经济危机的良方。长波理论的研究再次兴起，一大批熊彼特的追随者涌现出来，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长波周期。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都是用创新去分析经济运行的规律，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其中，罗斯托的“主导产业创新理论”提出，主导产业即在一个国家所有产业中对国民经济贡献率最高的产业，且对其他产业有很强的引导和带动作用，这个作用往往能促进创新“蜂聚”效应的形成，提高整条产业链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4]；范·杜因提出, 基础创新的集群是康氏长波的主要动力，创新有采用、增长、成熟和下降四个阶段，由此划分经济周期正好与熊彼特“四阶段”周期理论相对应：增长—繁荣，成熟—衰退，萧条—下降，复苏—采用，这样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创新生命周期长波理论”^[5]；卡萝塔·佩蕾丝提出了一套分析经济周期的范式“技术—经济范式”^[6]，其将金融因素纳入周期波动的分析范畴，对历史上五次长波的下降原因有很强的解释力。

二.   运用长波理论分析五次经济长波

熊彼特对康氏长波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范式，新熊彼特学派又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视角，结合两者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分析经济周期的理论框架，用以探析五次经济长波的形成原因和运行状况。二战之前世界经济的中心是英国，二战之后美国取而代之，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与美国经济的增长率趋势基本一致，所以本文选取英美两国作为五次经济长波分析的主要样本国家，并按照范·杜因在著作《创新随时间波动》中提出的标准对世界经济史上五次经济长波进行具体划分。

表  1  世界经济史上五次经济长波的划分(1782—2009年)

	标志性技术创新	繁荣期	衰退期	萧条期	复苏期
第一次长波	纺织业和蒸汽机	1782—1802	1815—1825	1825—1836	1836—1845
第二次长波	钢铁和铁路技术	1845—1866	1866—1873	1873—1883	1883—1892
第三次长波	电气和重工业化	1892—1913	1920—1929	1929—1937	1937—1948
第四次长波	汽车和电子计算机	1948—1966	1966—1973	1973—1982	1982—1991
第五次长波	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	1991—2009	2009—
注：1973年以前参考范·杜因：《创新随时间波动》，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业印书馆，1986，第91页。1973年以后参考陈漓高、齐俊妍：《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进入衰退期的趋势、原因和特点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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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康氏长波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史称工业革命。当时涌现出数量庞大的技术创新成果，不仅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革命性作用，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形成了以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纺织业发展为标志的第一次康氏长波。在这段时期整个英国技术创新呈现出“蜂聚”效应：一项重大创新成果能带动整个产业的变革，同时促进其他新技术的形成。1782年瓦特制造的改良版蒸汽机广泛应用到各种工作机中，使得纺织机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促进了纺织品产量的快速增长，从而带动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当蒸汽机被作为鼓风设备应用到炼铁炉中时，焦炭炼铁取代了木炭炼铁，亨利·科特在这个基础上将“搅拌炼铁法”应用到生铁炼熟铁的技术当中，这种新型炼铁技术的推广不仅促进了英国铁产量的增加，而且推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人类由此开始进入机器制造机器的时代，为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技术创新的演变脉络可被总结为：改良版蒸汽机→纺织技术变革→改良炼铁技术→机器制造机床→英国完成工业化。随着技术创新带来的产业不断升级，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整个国家经济进入繁荣期。

在机械化和工业化高度发达的时期，英国的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1825年爆发的股市和货币危机成为第一次康氏长波下降阶段的开始。熊彼特对这次康氏长波衰退的解释是：“棉花种植的巨大投资始于康德拉季耶夫的衰退期，这是诱导性发展的典型例子，是由先前的创新造成新经济空间的扩张。”^[3]110这种生产过剩导致大量货物囤积，物价暴跌，失业率上涨，信用关系被破坏，企业破产倒闭。这次危机不仅涉及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而且冲击到英国几乎所有产业部门，严重影响了当时的国家经济。

二   第二次康氏长波

第二次康氏长波也是由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1845—1866年英国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期，主要原因是技术创新促进了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技术的改进，使得以铁路、桥梁隧道为主的交通运输业兴起，形成了“铁路化”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炼钢技术的制约，英国的铁产量远远高于钢产量。随着贝塞麦转炉炼钢和西门子平炉炼钢两项重要冶金技术的诞生，钢产量迅速上升，极大满足了火车和船舶制造业对钢的需求。改良版蒸汽机的应用和钢铁产量的上升推动了火车和铁轨的制造，以往靠人力和风帆驱动的船舶可以靠蒸汽机作为动力航行，促使火车和船舶的数量增加，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打开与其他国家的商贸通道创造了条件。从1842年起，英国通过信贷方式给美国和德国等国家贷款，这些国家可以购买英国的火车、铁轨和船舶，1841—1848年英国铺设了6 900公里的铁轨，世界铁路网也从8 600公里扩大到38 000公里，其中绝大多数钢铁和铁轨都是从英国进口的。

但是好景不长，危机再次显现出来，与第一次长波下降如出一辙。由于对铁路投资的狂热，钢铁产量和铁路建设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始于1856年和1857年法国、德国和美国股市的崩盘，并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效应。1866年英国也爆发同样的经济危机，这些事件成为第二次康氏长波下降的拐点。究其根本原因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技术创新消耗殆尽，没有新的技术对经济形成新的推动力，人们只是沉迷于对现有产业的投资和应用当中，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造成社会供需严重失衡，股市危机的爆发成为经济下行的导火索。

三   第三次康氏长波

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电磁学研究的深入，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兴起，发电机取代电磁组，电动机取代蒸汽机，电开始作为动力驱动机器运转，与电气相关的照明灯、电报、电话、电车等设备应运而生。电力技术的革命特别是电力传输技术不仅引起了工厂生产技术和生产环境的改变，而且深刻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电气时代的另一项革命性发明是内燃机，它不仅促进了汽车和飞机的大量投产，而且也改良了石油化工业技术。总结起来，这个时期技术创新“蜂聚”效应的产物推动人类进入了以电气、汽车、石油化工为主的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新一轮的繁荣期，康氏长波也进入上升期。与前两次长波运动轨迹一样，上升到一定阶段必定下降，下降原因是技术创新进入衰竭期。电气时代繁荣过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电气化时代的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起点是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的暴跌，由此拉开了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的序幕。在“大萧条”期间，生产者收入的增加小于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大量的过剩产品由于消费能力减弱而销售不出去。不过，此时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衍生品的增加使信贷更加便利，加之美储联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消费能力较弱的群体也可以购买过剩的产品，这种虚假的需求与实际的供给之间形成了虚假的繁荣。但这只是延缓了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时间，并未能避免危机的发生。随着创新逐渐耗尽，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当股市泡沫破裂后，危机从股市传导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经济进入衰退期和萧条期。

四   第四次康氏长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子技术和汽车工业飞速发展，半导体取代电子管，集成电路使电子产品小型化，美国1948—1966年专利数量年平均增长10.31%，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蜂聚”效应逐渐形成。技术创新促进了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企业成本下降，产品质量提高，为美国汽车行业再次兴起并成为主导产业奠定了基础。在三大汽车公司的带动作用下，制造晶体管的技术逐渐成熟，美国半导体工业有了长足发展，1947—1985年美国半导体产值稳居世界第一。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战争，在此时期爆发的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对当时经济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战争带动军需物资用品的生产，出现“战争景气”的现象，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不断增长。但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使油价猛涨两倍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美国国内在经历了近20年的工业化高潮后，技术创新进入低潮期，主导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作用也在减弱。在这种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致使1974—1982年美国经济进入低位徘徊，几乎停止增长，但是当时工资和福利水平增长速度却在不断提高，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在经济停止增长与通货膨胀并存时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滞胀”现象。由于凯恩斯理论在解决“滞胀”问题时完全失灵，为了走出滞胀的阴霾，摆脱经济危机，1983年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他们重拾熊彼特理论，希望从技术创新中找到复苏经济的良方。里根总统从供给侧出发，通过对企业减税、稳定货币、减少政府支出等手段挽救经济，特别是对技术创新型企业实施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它们进行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和设备进行更新换代，为经济的复苏增添了动力。

五   第五次康氏长波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全球第四次长波技术创新的红利消耗殆尽，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为了重振美国经济，在上任不久就提出“全美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计划，推行新经济政策，目的是通过加大政府对信息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全美范围内建立高速光纤通信网络。在这个计划的指引下，美国掀起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创新热潮，由此成为第五次长波的开端。本文根据熊彼特周期理论与新熊彼特学派理论，按照时间序列的方式，从创新“蜂聚”效应、主导产业发展、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四个方面来探究美国经济在第五次长波中的运行状况。

1.创新“蜂聚”效应激发经济新活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掀起了以信息技术为主的创新浪潮，可以从三组数据体现出来。其一，信息技术资本服务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1990年之前这个比重为：1948—1973年5.2%，1973—1990年15.3%;但是1990年之后暴涨为：1990—1995年22.5%，1995—1999年29.7%。^③这表明1990年之后大量资本涌入了信息技术行业。其二，专利数量及其增长率。专利数量从1990年的90 592项增长到2001年的166 651项，11年之间增加了83.96%，年平均增长率7.63%。^④其三，信息处理设备及软件的投资累计额。1991年为1 814亿美元，2000年增长到4 66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7.46%。^⑤1990年美国对信息产业部门的投资总额首次超过对其他行业的所有投资，并且1994年美国企业对信息技术设备的投资第一次超过对其他厂房设备的投资^[7]。创新项目中基础技术创新是熊彼特和新熊彼特理论体系中特别强调和重视的。从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发展开始，美国政府就非常重视基础研发，基础技术创新的中间投入中信息技术所占比重1972年为32.81%，1977年为33.36%，1982年为33.72%，1985年为33.55%，1990年为32.99%，1995年为44.88%，2000年为46.74%。^⑥这些数据从资本投入、技术创新成果和基础研发投入三方面说明了美国在90年代已经形成了信息技术的创新“蜂聚”效应。

2.主导产业带动效应促进产业升级。罗斯托借鉴了熊彼特的思想，提出用主导产业理论解释经济长波的形成。主导产业是在经济繁荣阶段创新“蜂聚”效应的产物，它不仅能带领整条产业链迈向高水平发展，而且它的扩散效应将新技术传导到其他产业，提高了整条产业链的附加价值。20世纪9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逐渐成为第五次长波的主导产业，它的产值比重不断增加。从美国来看，信息技术产业产值对GDP的贡献率1948—1999年为11.5%，其中1948—1973年为5%, 1973—1990年为16.1%，而进入90年代以后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990—1995年为24.2%，1995—1999年为28.9%，信息产业在各产业中所占份额从1990年的6.1%逐渐上升到2000年9.5%。^⑦这样的贡献率和所占份额是历史上前四次经济长波中的主导产业未能达到的。

3.经济脱实向虚严重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经过10年的发展，以信息技术和网络科技为主导的创新技术产业在21世纪逐渐进入发展瓶颈期，专利数量逐年递减，创新技术主导产业利润下降，技术创新的“蜂聚”效应开始扩散，创新陷入“技术僵局”，所带来的利润率和资本边际收益率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市场上出现了在熊彼特理论中被称为“次级波”的非理性行为，即部分企业家开始过度地投资信息技术产业。这种过分迷信市场作用和盲目投资行为直接导致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但这次危机造成的衰退时间很短，并没有给美国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推出的多项刺激政策延缓了危机的时间，但这些刺激政策的错误之处在于只是针对金融业和房地产而非实体技术创新产业。从2000年12月份开始，美储联将基准利率从6.4%连续13次调低至2002年1月的1.73%，并且在之后的两年基准利率一直在下降。这样刺激的结果使得2000—2005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无比兴旺繁荣，房价不断攀升，此时却孕育着一个巨大的泡沫。出于对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担忧，也为了遏制房价的上涨和潜在的通胀压力，美储联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将基准利率从2004年11月的2.16%连续调高21次至2006年8月的5.24%，导致借贷者的还贷款成本大幅上升，次级信贷市场违约现象大面积出现，房地产贷款的金融机构受到严重冲击。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之后美林证券、房利美和房地美也相继宣布破产，金融危机彻底爆发。由于美国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使得本次危机逐渐蔓延到全球，对全世界经济堪称“海啸般的冲击”，这也成为第五次长波开始走向衰退的“拐点”。但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信息技术的衰退，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只是一个衰退的表象，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找到危机的症结所在，而是错误地坚持新自由主义，过度放松金融和房地产业的管制，并且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的资本从创新技术的实体经济流向了虚拟经济，从而形成了经济虚假的繁荣，泡沫的破裂也预示着第五次长波上升阶段的结束。

4.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体系。由于信息技术带来的创新红利的消耗殆尽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五次经济长波已经结束了上升阶段，逐渐进入下降阶段。当前新冠疫情全球性蔓延的势头不减，严重冲击着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全球经济体系。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熊彼特分析经济周期时所阐述的外部变化因素之一，这依然属于对经济长波运行分析的范畴。此次疫情爆发之后，在疫苗还未上市之前，最好的手段就是通过物理隔离阻断病毒的传播，而这必然会降低经济的活跃度，工厂大面积停产停工、上下游供应链中断导致总供给下降，失业人口增加、收入减少导致总需求下降，由此降低了经济总体的供需水平。若此情况持续一段时间，企业就会出现流动性紧缺的危机，这样会导致大面积违约现象出现，之后一些金融机构就会受到牵连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每次经济衰退的重要标志就是出现大面积金融公司的倒闭，目前这个迹象已经在美国股市逐渐开始显现，2020年3月18日美股已经触发了历史上第五次熔断机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全球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8]。总之，从经济长波角度来看待此次疫情的影响，未来经济衰退是一个大的趋势，只是爆发的时间点和受波及范围还存在不确定性。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疫情作为一个外部因素，对经济长波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技术创新。由于新的重大技术未出现，经济新的动力未形成，全球经济发展的下降趋势就无法避免，而疫情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和程度。

三.   第五次经济长波中的中国

后金融危机时代，新技术在经济长波中的作用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信息技术推动的第五次经济长波中，技术创新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科技和新材料技术正在不断兴起，对经济的助推作用正在形成。前四次长波的经验表明，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德国再到美国的地域性转变，实质上是由技术创新的能力强弱变化所导致，掌握了前沿技术就能在本轮长波中取得发展先机。过去中国发展落后主要是由于没有抓住历次产业革命技术创新的机遇，但在第五次长波中，中国一直处于追赶发展的阶段，并且有迎头赶上的趋势。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对未来世界技术创新的走势做出了预判：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将带动众多产业变革和创新^[9]。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国要更加注重在重大科学技术创新、基础研发和主导产业方面的发展和突破，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一   加强自主创新，攻破核心技术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技术创新主要以技术模仿和“干中学”模式为主，但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了技术封锁，如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实施“芯片禁运”等行为，图谋阻止中国科技发展，破坏《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蓝图，让中国制造业永远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面对这种困局，以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创新型企业，加快自主创新速度，加强基础研发力度和产学研融合深度，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逐渐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尤其在人工智能AI和5G通讯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依靠自身技术的特点逐步打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目前，中国新技术已初见成效，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已经从2018年的17位上升至2019年的14位；截至2019年2月28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共745家，约占世界人工智能企业总数的21.67%，仅次于排名第一的美国(1 446家，占比42.06%)^[10]。

二   注重基础研发，提高附加价值

在《中国制造2025》的指引下，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新产业发展的基础，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在新技术产业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这些新技术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不断渗透到农业生产、工业制造以及现代服务业等诸多领域，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交叉应用形成新兴产业；第二，新技术产生新的经济形态，分享经济、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业态对经济增长将形成新动能。当前应重点从基础学科抓起，注重发展基础技术研究，努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人工智能与中国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中国产业更新升级并迈向高科技产业行列，提高产品附加价值。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带动下，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当前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领域。这是因为技术创新将重构全球产业布局，影响全球经济结构。此时抢占技术创新制高点将对每个国家的实力强弱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一定要在本轮经济长波中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努力推动产业链攀升至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三   构建主导产业，树立经济主干

纵观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路径，通常是由一两个主导产业带动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是这个国家科技水平、人力资本、工业基础等各方面的集中体现，所以只有在这些方面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能孕育出主导产业，才能形成经济的主干，才能对其他产业起到资源整合、技术渗透、引领带动的作用。当前世界正在第五次经济长波中，哪个国家掌握了本轮长波的重大科学技术并由此建立起强大的主导产业，哪个国家就能在本轮经济长波中取得发展的先机。鉴于此，中国必须在这次长波中建立起以高科技为基础的主导产业，并围绕主导产业建立起国际竞争力强、科技含量高、市场带动作用强的主导产业体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①  由于康德拉季耶夫不能确定具体的转折点年份，所以他应用统计数据的分析方法，将误差年份控制在5—7年，括号内即为存在误差的年份。

②  资料来源：Joseph A.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1939: 211.

③  数据来源：Dale W. Jorgens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U.S. Economy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ouisiana, January 6, 2001，整理Table 6计算得到。

④  数据来源：张兵：《经济长波理论及运行特征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整理附录3计算得到。

⑤  数据来源：张兵：《经济长波理论及运行特征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整理表 5-9计算得到。

⑥  数据来源：Dale W. Jorgens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U.S. Economy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ouisiana, January 6, 2001，整理Table 6计算得到。

⑦  数据来源：Dale W. Jorgens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U.S. Economy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ouisiana, January 6, 2001，整理Table 6计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