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苏轼的饮食诗，主要指其专门书写饮食的诗作，也兼顾那些提及饮食的诗作。苏轼的饮食诗数量众多，所涉甚广，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是饮食文学、饮食诗词的通论；^①其次是饮食诗中的食物及饮食文化；^②再次是饮食诗中的养生诗和养生理念；^③最后是饮食诗和诗人心态的关系，尤其是与苏轼身处逆境时心态的关系。^④从“人地关系”的视角出发，讨论苏轼饮食诗中与“地方”及地方认同相关的问题，有助于揭示苏轼饮食诗中过去相对为人们所忽视的意义。

一.   现实的与心中的：苏轼饮食诗中的两类“地方”

苏轼一生涉足地域很广，东至登州(今属山东烟台)，西至雅州(今四川雅安)，北至定州(今属河北)，南至儋州(今属海南)。丰富的地方经历使他在各地创作饮食诗的数量远超在京城的创作。据统计，在苏轼的饮食诗中，以地方任职时期和贬谪时期所创作的为最多，而佳作则多出现于贬谪时期。^⑤

“地方”是苏轼饮食诗中经常出现的元素，这些地方不仅是现实中的某个地点，也包括诗人心中念及的某个地方。

最常见的地方是当下的诗歌写作之地，其次是食材或食物来源之地，假如诗中所写的就是本地的食材或食物，那么两类地方是重合的。如绍圣三年(1096)新年在惠州所作的《新年五首》其三：“海国空自煖，春山无限清。冰溪结瘴雨，雪菌到江城。更待轻雷发，先催冻笋生。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⑥这里提到的“海国”“江城”皆指惠州，惠州境内有东江流过；而“丰湖”在惠州城西，今天称作“西湖”。苏轼用三个地名标示出自己所在的地方，同时，诗中提到“雪菌”“冻笋”“藤菜”三种当地的蔬菜。“雪菌”是生长于岭南的一种食用菌类，据清人屈大均说：“从化多香菌，冬采者良。其木曰羊矢，畬人伐置山间。至冬雨雪滋冻，腐而生菌，无蛇虺之毒，谓之雪菌，色白而香, 亦曰雪蕈。”^⑦ “冻笋”即冬末早春所生的冬笋；“藤菜”一名落葵，茎叶口感柔滑，所以苏轼说它“敌莼羹”。由此可见，苏轼在惠州过新年写下的三种蔬菜，都是当地出产又极富季候特征的，而且，苏轼对丰湖的藤菜尤其重视，赞其美味。

有时，苏轼在当地了解和品尝了比较金贵的食物，便更不吝惜笔墨，详细记载食物与地方的关系。如知登州时，苏轼就专门写了《鳆鱼行》一诗。鳆鱼即今天人们所说的鲍鱼，古代所称“鲍鱼”则是指咸鱼。鳆鱼在中国被食用始于汉代，诗中先回溯了食用鳆鱼的历史，尤其是王莽和曹操这两位“盗汉”者有此同嗜。而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分裂，南北相隔，鳆鱼在有些地区变得极为珍贵，一枚千金。另日本渔民大量捕挖鳆鱼，时称“倭螺”。身在登州的苏轼，紧邻大海，购食鳆鱼极为方便，他写道：

东随海舶号倭螺，异方珍宝来更多。磨沙瀹沈成大胾，剖蚌作脯分馀波。君不闻蓬莱阁下驼棋岛，八月边风备胡獠。舶船跋浪鼋鼍震，长镵铲处崖谷倒。膳夫善治荐华堂，坐令雕俎生辉光。肉芝石耳不足数，醋芼鱼皮真倚墙。中都贵人珍此味，糟浥油藏能远致。割肥方厌万钱厨，决眦可醒千日醉。^⑧

苏轼特别指出，登州驼棋岛(今砣矶岛)的海中崖石是捕挖鳆鱼的好地方，曾经金贵的鳆鱼，在登州便可以尽情享用。而京城的达官贵人们，距此地太远，没法尝到新鲜的鳆鱼，只有经过“糟浥油藏”的储存方式，才可以享受长途运输后鳆鱼的美味。所以这首《鳆鱼行》纵然是写美味的鳆鱼，也与登州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舶船跋浪鼋鼍震，长镵铲处崖谷倒”，美食产生于特殊的地域，而苏轼正好在此为官，自然有享用美食得天独厚的条件。北宋时期其他诗人也有写到鳆鱼的，或凸显其珍味，如“建芽精嫩凤为团，海错珍鲜鳆作干”^⑨；或强调其珍贵，如“海邦邾莒固多品，此族称珍乃其伯”^⑩，“又不见江左之褚渊，此鱼一尾售数千”^⑪；至多点出它产自海中，如“及冬稍稍盛，来自沧海涯”^⑫。尽管这些诗句里也出现了“邾莒”这样的地方，但没有像苏轼诗中写到“驼棋岛”那样具体的地理位置。通过此类诗作，诗人将自己对美食的爱好，与当下身处的地方紧密地联系起来。

苏轼饮食诗中也经常述及食材或食物的来源之地，假如诗人当时并未身处其地，则这些就属于心中的地方了。如元祐九年(1094)在定州所作《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云：“白啖本河朔，红消真剑南。辛盘得青韭，腊酒是黄柑。” 《苏轼诗集》卷三十七，第2013-2014页。这里的“河朔”“剑南”显然是指“白啖”“红消”这两种食物的来源地。“白啖”，据王文诰推测，是指“不托”一类的面食。^⑬ “不托”即馎饦，^⑭类似于今天的水煮面片。而“红消”指红消梨，苏轼有“高树红消梨”^⑮，或以为红消是一种经过加工的肉。^⑯又如元祐三年(1088)所上《端午帖子词·太皇太后阁六首》其五：“上林珍木暗池台，蜀产吴包万里来。不独盘中见卢橘，时于粽里得杨梅。”^⑰其中“蜀产吴包”指蜀、吴两地进贡的特产食物，可能即是卢橘和杨梅。再如嘉祐七年(1062)苏轼在凤翔作《次韵子由除日见寄》：“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⑱秦、陇两地的羊羹、熊腊富有代表性，熊腊指熊背部的脂肪，味肥美。食物之外，苏轼也经常笔涉茶的产地，如熙宁六年(1073)在杭州所作诗句：“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⑲人在杭州，写的是建州茶的品质。

苏轼饮食诗中，常有对昔日某地品尝饮食的回忆，以及对自己或他人将赴之地的想象；回忆之地确曾到过，比如故乡眉山、杭州等，将赴之地则未曾到过。这些地方都存于诗人心中，时常被写进饮食诗里。

如熙宁九年(1076)所作《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其二十三《荼蘼洞》：“长忆故山寒食夜，野荼蘼发暗香来。分无素手簪罗髻，且折霜蕤浸玉醅。”^⑳荼蘼花浸酒，让苏轼回忆起故乡寒食之夜野荼蘼花的暗香。元祐七年(1092)九月，苏轼从扬州回到京城，次年六月，又乞会稽，虽然最终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但他为兴国寺浴室院僧慧汶写下回忆杭州水果的诗句，却让人感受到果香飘逸：“梦绕吴山却月廊，白梅卢橘觉犹香。”还在自注中特别说明：“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数百间，寺中多白杨梅、卢橘。”^㉑梵天寺旧址，在今杭州上城区凤凰山东麓，犹存两座北宋经幢。又如“早岁尝为荆渚客，黄鱼屡食沙头店”^㉒，“去年举君苜蓿盘，夜倾闽酒赤如丹”^㉓等诗句，都是苏轼回忆与饮食有关的地方时所作。此类诗中，写于元祐五年(1090)杭州知州任上的《寄蔡子华》很有特点：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霜髯三老如霜桧，旧交零落今谁辈。莫从唐举问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㉔

据王文诰注，蔡子华名褒，眉州青神人，是苏轼的家乡人。在诗中，苏轼先回忆起蔡褒送行时为他手栽荔枝。身在杭州，又忆及故乡青衣江畔白鱼、紫笋价格之便宜。故乡和杭州两地是苏轼诗中经常回忆之地，而这首在杭所作的诗中，回忆的都是故乡和故乡人的美食，充满了乡愁和“故交零落”的感慨。

对于那些将要去的地方，苏轼总是充满好奇，其中包括对该地美食的期待。如熙宁五年(1072)即将赴湖州任知州，苏轼写下《将之湖州戏赠莘老》：“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顾渚茶芽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㉕他把湖州的美食数了个遍，橘子、顾渚茶、梅溪木瓜、轻薄的鱼片等，湖州仿佛是无数美食的汇聚之地，也是老饕的乐园。又如元祐六年(1091)，苏轼辞别苏辙，将赴汝州，作《感旧诗》云：“我欲自汝阴，径上潼江章。想见冰盘中，石蜜与柿霜。”^㉖这里的“想见”二字明确标示了作者对地方美食的想象。

有时候，苏轼与朋友告别，对友人将赴之地的美食也充满想象。诗人在徐州和参寥盘桓，颇有乐趣。参寥要回杭州去，苏轼写了《与参寥师行园中得黄耳蕈》一诗，生动记载了在菜地荒芜的情形下，与参寥一同发现黄耳蕈的意外之喜，正是这一发现使得全诗的情调由凄凉变为潇洒：“老楮忽生黄耳菌，故人兼致白芽姜。萧然放箸东南去，又入春山笋蕨乡。”^㉗诗人用“忽生”“兼致”二语，既凸显了发现食材的乐趣，也隐隐透露出一种万物遇合的禅机。接着笔锋一转，写参寥“萧然放箸”，将回杭州，那里被苏轼想象成“春山笋蕨乡”，说明在苏轼的观念里，东南之地蔬菜新鲜充足，令人羡慕。参寥在和诗中也描写食物：“西去想难陪蜀芋，南来应得共吴姜。”^㉘借“蜀芋”“吴姜”表达与苏轼的惜别之意和期待两人重逢的愿望。

苏轼饮食诗中提及的这些地方，无论是身处其地，或是心中所念，都值得我们重视。在这些诗中，饮食与地方产生了一种联结，而这归根结底是人与地方的联结。饮食书写中地方的出现和凸显，背后是地方与人的情感、观念和交往活动的深层联系。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曾用“恋地情结”一词阐述了这种联系：“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恋地情结并非人类最强烈的一种情感。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了符号。”^㉙在苏轼的饮食诗中，这种“情感事件”则是围绕饮食展开的实践与交往活动。

二.   饮食实践与饮食交往：“地方”和饮食的联结

事实上，对于人文地理学而言，“地方”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地点”，它包含三方面的基本含义：位置、事件发生的场所、地方感。^㉚从苏轼的饮食诗来看，饮食制作实践和饮食交往活动构成了关于饮食的主要事件。饮食诗中的地方，往往是饮食制作实践和饮食交往活动的发生之地，换言之，这些事件也成了地方和饮食两者之间的联结点。

苏轼与许多士大夫不同，他不甘于仅做一个饮食的享用者，而是乐于发掘食材、烹制菜肴点心、钻研烹饪方法，这些都是苏轼饮食实践的重要内容。此类饮食实践活动，很多是和地方联系在一起的。分析这些诗歌文本的时候，容易关注饮食本身，而忽略诗人同时书写的那个地方以及意义。下文试以关于荔枝的几首诗为例，略作分析。

苏轼在被贬惠州期间，品尝并比较集中地在诗中写了荔枝，涉及荔枝的栽种、采摘和食用。如《食荔支二首》的第一首：“丞相祠堂下，将军大树旁。炎云骈火实，瑞露酌天浆。烂紫垂先熟，高红挂远扬。分甘遍铃下，也到黑衣郎。”^㉛诗中写了荔枝成熟的风貌，尤其是它的颜色，但开头两句“丞相祠堂下，将军大树旁”明确标示了一个地方，可以认为诗人特别重视荔枝生长的这个地点，而它的意义是在诗的小引中说明的：“惠州太守东堂，祠故相陈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支一株，郡人谓之将军树。今岁大熟，赏啖之馀，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㉜原来，东堂下的这株荔枝树是故相陈尧佐手植，查慎行《苏诗补注》引《舆地纪胜》说：“咸平初，陈尧佐知惠州，手植茘支于州堂。淳祐初，太守赵汝驭扁曰‘延相堂’。”^㉝苏轼非但指明了这株树不同寻常的种植者，而且对于果子成熟时的采摘方式也有所交代：“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可以说，这首诗连同小引，展示了荔枝种植、采摘、食用的整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由于发生在“丞相祠堂下，将军大树旁”这个特殊地点，也就拥有了特殊的意义。

在苏诗中，还有一首记录诗人在惠州初食荔枝的情形，即《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其中写道：

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子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先生洗盏酌桂醑，冰盘荐此赪虬珠。似开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㉞

读者很容易被“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一联的巧妙比喻吸引，但整体来看，作者更强调荔枝生长的特殊地点：“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其中“海隅”已点明地点，但苏轼仍觉得不够，又加上“云山”两句，这样一来，荔枝虽产于南荒，却恍若生长于仙境一般。而在如此环境中食荔枝，品桂花酒，诗人感慨说：“予尝谓荔支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㉟只有江鳐柱、河豚鱼这样的美食才能和荔枝媲美。初尝荔枝的苏轼，内心迫切要给自己找一个能在惠州待下去的理由，而不至于心情沮丧，美味绝伦的荔枝，就给了他这样的理由。

围绕荔枝以及与荔枝有关的特殊地点，苏轼和惠州父老还有过一段真挚的交往。绍圣二年(1095)，苏轼写下一组六首《和陶归园田居》，其小引说：“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言，不觉至水北荔支浦上。晚日葱昽，竹阴萧然，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居》诗六首，乃悉次其韵。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今书以寄妙总大士参寥子。”^㊱这是惠州荔支浦上关于荔枝的一个约定，苏轼与惠州老人亲密无间，面对硕果累累的荔枝树，许下“携酒来游”的诺言。其中第四首云：“老人八十馀，不识城市娱。造物偶遗漏，同侪尽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支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陈家紫，甘冷恐不如。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馀。”^㊲老人远离城市的幽居、手植的三百株荔枝树、与诗人树下饱食荔枝的约定，无一不显示出这种饮食交往的可贵。而苏轼特意将荔支浦的这段经历写成和陶组诗，还欣然寄给友人参寥，可见这一次关于荔枝的交往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意义。

苏轼从来不甘心只做一位饮食的享用者，而更愿意成为一名食材发现者和饮食制作者。其饮食诗中很多地方叙述了诗人享用各种饮品食物、发现食材、制作饮食的实践过程与结果。这个层面的饮食实践也是和“地方”密切相关的。

在儋州，苏轼与儿子苏过烹制过一道名为“玉糁羹”的佳肴，有诗《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诗题本身就详细记述了玉糁羹的食材、烹制和口味，诗云：“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㊳玉糁羹以山芋为原料，切成丁煮羮，这种做法虽起意于苏过，但冠以“东坡玉糁羹”之名，则知是父子二人合作的成果。它的香气和口味，恰如龙涎香和牛乳，苏轼说，此种美食不是隋炀帝命名的金齑玉脍可以相比的。由于苏轼的创意，玉糁羹成为一道名菜，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中专设此条目，宋代众多诗人的诗中亦有提及，如周紫芝《烧芋》：“尚说人间无此味，天酥酡固不可知。愿借东坡玉糁句，题作此窗罂粟诗。”^㊴沈与求《次律兄以芦菔见饷并有诗次其韵》：“菹乱金钗入珍馔，羹融玉糁脱污泥。”^㊵张九成《此单推韵》：“只思归去西湖上，饱吃东坡玉糁羹。”^㊶吴炯诗句：“谁知吾子波棱粥，压倒东坡玉糁羹。”^㊷姜特立《客至》：“旋烧姜子金丝酒，却试苏公玉糁羹。”^㊸陆游《晚春感事》其二：“酿成西蜀鹅雏酒，煮就东坡玉糁羹。”^㚡陆游诗中曾三次提及玉糁羹。还有杨万里《白鱼羹戏题》：“东坡玉糁真穷相，得似先生此味珍。”^㊺楼钥《王原庆诉盘餐萧然走笔次韵》其二：“坡翁晚节更清苦，玉糁新羹手自调。”^㊻这些诗句表明，后世也习惯将玉糁羹称为“东坡玉糁羹”或“苏公玉糁羹”。在诗中，“东坡”既是苏轼的号，也是一个地点，所以可用“南海”和它相对。“南海”一作“北海”，而金齑玉鲙实出于松江，与南海、北海均无涉。《太平广记》引《大业拾遗记·吴馔》云：“所谓金齑玉鲙。东南之佳味也。”^㚤苏轼自己也说：“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亦足以一笑也。”^㚥 “南海”云云，或因苏轼身在儋州，取“南海”地名与“东坡”为对。

酿酒是苏轼比较注重的饮食实践，他在这方面既有方法，也有心得。在惠州，苏轼写下《新酿桂酒》：

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门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烂煮葵羹斟桂醑，风流可惜在蛮村。

这首七律把酿桂酒、饮桂酒的过程写得十分细致具体。从酿酒原料的筛选加工，到将酿酒的小瓮储藏于山中，再到酒酿成之后佐酒之菜肴葵羮，一应俱全，使人读后也仿佛饮了一杯桂酒。同时，这首诗又写得别有意趣。尤其是“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一联，使桂酒、饮酒活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其实是身处南荒的诗人刻意呈现给我们的“风流”。作者把酿酒、饮酒写得浪漫而富有仪式感，让人忘却了诗人的现实处境。或许，苏轼也正是要借此忘却自己的处境。其实前七句中，苏轼并没有明确说他身在何地，对酿酒的整个书写中，“地方”并未出现，到了最后一句“风流可惜在蛮村”，地方“蛮村”才出现。“蛮村”二字和前面的风流一下子形成对比，构成强烈的反差，令人既感佩苏轼的乐观豁达和对生活的热爱，又不免深深同情他的遭遇。“蛮村”在苏轼诗中也不是唯一一次出现。同样在儋州写的诗句“谋生看拙否，送老此蛮村”^㊾，说明苏轼对自己所处地域环境之恶劣并不回避。与“蛮村”相似的地方是“荒城”，在儋州所作《汲江煎茶》一诗最后四句云：“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㚧 “荒城”二字一下子把读者从煎茶饮茶的悠然闲适拉回到条件艰苦的现实处境中来。

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轼饮食诗中将饮食实践和饮食交往与地方相联系，传达给外界的是一种乐观情绪，即承认身处之地不尽如人意，而通过饮食活动来自我宽解。但应该看到，苏轼饮食诗中也有直接呈现苦境的一面，这时候，“地方”的出现加深了诗人要展示的困苦处境。如嘉祐八年(1063)年所作《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

新春阶下笋芽生，厨里霜齑倒旧罂。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园无雨润何须叹，身与时违合退耕。欲看年华自有处，鬓间秋色两三茎。

这个苦境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经历的。种菜遇到天旱的是弟弟苏辙，其《种菜》诗云：“久种春蔬早不生，园中汲水乱瓶罂。菘葵经火未出土，僮仆何朝饱食羹？强有人功趋节令，怅无甘雨困耘耕。家居闲暇厌长日，欲看年华上菜茎。”苏辙的苦闷无聊影响了苏轼，苏轼和诗中“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两句，将“麦田”和“僧舍”两个地点与饮食制作联系起来，由于菘、葵等蔬菜没能生长，只能挖野荠菜煮羹果腹，这番生动的描写令苏辙寒伧之态毕现。

苏轼饮食诗中并不一定都写到某地或某处，但分析那些包含地方的诗作不难发现，以饮食实践和饮食交往为核心的事件，联结起饮食与地方。我们曾提及地方有一重含义是“地方感”。正如段义孚所言：“微不足道的事件总有一天能够建构起一种强烈的地方感。”其实“地方感”的概念由来已久，它被认为涵盖了人与环境关系中的认知、情感和意动的领域(cognitive, affective and conative domains)。对于诗歌来说，“地方感”尤为重要，苏轼饮食诗中的“地方”之所以引人注意，显然不是因为它们所标示的位置，而是在这些地方围绕饮食所发生的回忆、想象、人际交往和情感流动，这才是诗人内心所珍视和愿意书写的东西。

三.   地方认同与自我排遣：饮食诗的效用

在苏轼的诗中，有一种“却认他乡作故乡”的情况，如《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独觉》：“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苏轼通过这样一种书写方式，着力培养起自己对某一地的认同感。尤其是人生后期遭受贬谪时，这种认同感对他来说尤为重要，给予了他新的人生意义。一般人把故乡看得很重，苏轼也并不是不重视和热爱故乡，而只是因为频遭贬谪，索性把自己定义成贬所之人，心理压力或稍可排遣。

“地方认同”是一个环境心理学的概念，1983年由美国学者哈罗德·M. 普罗夏斯基(Harold M. Proshansky)提出，他认为，地方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是自我的社会化。在地方认同所包含的五个功能中，有一种“调解改变功能”(mediating change function)相当重要，人们的地方认同和现实环境之间的差异激发了个体相关的认知功能, 这些认知功能出现的目的是减少差异。对于地方认同还有很多研究进展，这里无法详述；但需要说明的是，地方认同不是单指对某个地方加深认同感，而是要把自己认同为那个地方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身份的建构。而根据学界的定义，地方认同本来就是“地方感”的一个具体方面。

地方认同是苏轼文学中的一个现象，不限于饮食诗，甚至也不限于诗歌，不是本文能够全面讨论的。这里仅通过饮食诗中的两个例子，来观察苏轼的地方认同。著名的《初到黄州》一诗云：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诗中提及的身份不少，“逐客”“诗人”“水曹郎”都是苏轼本人，而在诗的一开头，苏轼自嘲地把自己称为“为口忙”的人，既贪图吃喝，又喜欢发表意见，最终庸碌无为。结尾两句等于说自己是一个浪费朝廷俸禄的废物。我们可以将这种表述看作诗人的牢骚，但同时不能否认，经过乌台诗案，诗人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认同危机。一位少年即得高第的朝廷命官，在文坛上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此时此地却成了“无补丝毫事”的废人。诗人是需要重新建立起一种自我认同的。首先，他主要写了黄州的地理环境：“长江绕郭”“好竹连山”。由此环境，推想出黄州当地的“鱼美”和“笋香”。此时他还没有品尝到这些食物，但已经急切地根据“地方”的特征来肯定和赞美食物了。鱼和笋本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其实到处都有，但初到黄州的苏轼，借此二种食物来展现对于美食异常浓厚的兴趣。看到了蜿蜒绕城的长江和漫山遍野的修竹，便立刻从视觉转换到味觉，从风光联想到食物的美味。“知”“觉”二字正表现了作者的心理活动。黄州是陌生的地方，鱼和笋却一定是诗人熟悉的食物。有了美食，诗人便部分地和陌生之地消泯了疏离，通过食物建立起地方认同。

关于食物与认同的关系，学界有这样的表述：“认同包含了诸如品味、家庭和族群背景、个人记忆(在特定食物与过往事件之间的联想，无论好坏)等因素，认同的文化面向包括广泛分享的价值与观念，有关美好生活的奢侈想法，以及使某个社群得以和其他社群区分开来的特定食物偏好和实作。”由此，我们探知了苏轼说自己“平生为口忙”的原因：既然是纯粹的食物爱好者，那么最大的满足应该来源于美食的获得。黄州应该是鱼美笋香的，那么做一个黄州人没有什么不好；老饕的目的本来在于饮食，现在目的达到，心愿满足，认同就建立起来了。

同样，在惠州所作的《食荔支二首》其二云：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荔枝出场之前，先着力写了惠州罗浮山四季如春的温暖自然环境以及四时不断的水果。特殊的地方和气候，让苏轼诗中的惠州即使没有荔枝这样一个核心的对象，也充满了诱惑力，令人神往。而食用荔枝的行为，又与“长作岭南人”的身份认同直接相关。“日啖荔枝三百颗”成为“长作岭南人”的理由和前提，荔枝使得苏轼自己甘于“作岭南人”，乐于“作岭南人”。诗虽短，却最为生动地表明了苏轼通过食物建立起地方认同的内在心理逻辑。

贬谪南方后，苏轼还时常在文章中表现出一种基于饮食的地域优越感，如他在海南食蚝，煞有介事地说：“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元符三年(1100)，也就是苏轼去世的前一年，他在儋州所作《老饕赋》中有这样一段话：“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这种美食激发的地域优越感只是表象，其实是身处苦境中的诗人一种强烈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排解。这或许就是那些在贬谪之地所写的饮食诗的效用。苏轼曾这样对友人形容儋州：“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这让我们看到苏轼饮食书写与现实处境的强烈反差，更让我们意识到，苏轼要借饮食建立其对贬谪之地的地方认同，仍然是相当不容易的，因此也很难下结论说，苏轼的地方认同靠这些饮食诗建立起来了。

从苏轼饮食诗中不同类型的“地方”入手，进一步探究诗中所写的饮食实践和饮食交往使饮食和地方产生的深层联结，进而充分认识苏轼通过饮食建立地方认同的难度和复杂性，这是从“人地关系”分析宋人诗歌的一种尝试。如饮食诗之类以日常生活为书写对象的诗歌，在宋诗中数量甚夥，而题材内容往往比较琐细，在分析这类作品时，基于地理的视角或许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①   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王友胜：《苏轼饮食文学创作漫论》，《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3期；陈喜珍：《寓意于物，造平淡于绚烂中——论苏轼饮食题材作品的创作风格》，《名作欣赏》2012年第5期；尹良珍：《苏轼饮食文学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陈娇：《苏轼饮食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鞠强：《苏轼饮食题材诗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

②   康保苓、徐规：《苏轼饮食文化述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邱丽清：《苏轼诗歌与北宋饮食文化》，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文学院，2010；刘文刚：《苏轼与饮食制作和饮食文化》，载《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巴蜀书社，2012，第61-73页；吴丹：《苏轼诗文中的饮食文化述析》，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6；刘朴兵：《略论苏轼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贡献》，《农业考古》2012年第6期；王德明、陈显锋：《苏轼诗文中饮食研究》，《美食研究》2022年第1期；王紫骆：《苏轼饮食文化书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2022。

③   王友胜：《论苏轼的饮食养生思想》，载《中国苏轼研究》第八辑，学苑出版社，2017, 第235-253页；景遐东、万泰然：《苏轼饮食养生诗研究》，《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④   萧欣浩：《从饮食诗看苏轼的贬谪生活》，《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10年第4期；曹逸梅：《中唐至宋代诗歌中的南食书写与士人心态》，《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张珂：《苏轼谪居海南期间的饮食书写》，《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⑤   陈娇：《苏轼饮食诗歌研究》，第15页。

⑥   苏轼：《苏轼诗集》卷四十，中华书局，1982，第2182页。

⑦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85，第20页。

⑧   《苏轼诗集》卷二十六，第1385-1386页。

⑨   韦骧：《凌晨马上得惠诗再次元韵》其二，载《钱唐韦先生文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第243页。

⑩   葛胜仲：《从人求鳆鱼》，载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5621页。

⑪   李彭：《食鳆鱼戏呈夏侯》，载《全宋诗》第24册，第15903页。

⑫   孔平仲：《食鳆》，载《全宋诗》第16册，第10844页。

⑬   孔平仲：《食鳆》，载《全宋诗》第16册，第2014页。

⑭   李匡文：《资暇集》卷下，载苏鹗：《苏氏演义(外三种)》，中华书局，2012，第202页。

⑮   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载《苏轼诗集》卷十五，第754页。

⑯   《苏轼诗集》卷二十七，第2013页。

⑰   《苏轼诗集》卷四十六，第2490页。

⑱   《苏轼诗集》卷三，第120页。

⑲   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载《苏轼诗集》卷十一，第530页。

⑳   《苏轼诗集》卷十四，第676页。

㉑   苏轼：《七年九月，自广陵召还，复馆于浴室东堂。八年六月，乞会稽，将去，汶公乞诗，乃复用前韵三首》其二，载《苏轼诗集》卷三十六，第1974页。

㉒   苏轼：《渼陂鱼》，载《苏轼诗集》卷五，第213页。

㉓   苏轼：《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怀子由并崔度贤良》，载《苏轼诗集》卷八，第375页。

㉔   《苏轼诗集》卷三十一，第1665页。

㉕   《苏轼诗集》卷八，第396页。

㉖   《苏轼诗集》卷三十三，第1777页。

㉗   《苏轼诗集》卷十七，第904页。

㉘   参寥：《次韵子瞻饭别》，载《参寥集》卷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第68页。

㉙   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136页。

㉚   John A. Agnew,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27.

㉛   《苏轼诗集》卷四十，第2193页。

㉜   《苏轼诗集》卷四十，第2193页。

㉝   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凤凰出版社，2013，第1225页。

㉞   《苏轼诗集》卷三十九，第2122页。

㉟   《苏轼诗集》卷三十九，第2122页。

㊱   《苏轼诗集》卷三十九，第2103-2104页。

㊲   《苏轼诗集》卷三十九，第2105-2106页。

㊳   《苏轼诗集》卷四十二，第2317页。

㊴   《全宋诗》第26册，第17222页。

㊵   《全宋诗》第29册，第18797页。

㊶   《全宋诗》第31册，第20006页。

㊷   《全宋诗》第32册，第20286页。

㊸   姜特立：《姜特立集·梅山续稿》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66页。

㊹   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卷二十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78页。

㊺   杨万里著，辛更儒校笺：《杨万里集笺校》卷十四，中华书局，2007，第714页。

㊻   楼钥：《楼钥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189页。

㊼   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三四，中华书局，1961，第1792页。

㊽   朱弁：《曲洧旧闻》卷五，中华书局，2002，第153页。

㊾   苏轼：《寄虎儿》，载《苏轼诗集》卷三十八，第2075页。

㊿   《苏轼诗集》卷四十三，第2362页。

  《苏轼诗集》卷四十八，第191页。

  苏辙著，蒋宗许、袁津琥、陈默笺注：《苏辙诗编年笺注》卷三，中华书局，2019，第144页。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116页。

  Bradley S. Jorgensen and Richard C. Stedm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edictors of Sense of Place Dimensions: Attachment to, Dependence 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Lakeshore Properti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79, no.3(2006)：316.

  《苏轼诗集》卷四十三，第2363页。

  《苏轼诗集》卷四十一，第2284页。

  Harold M. Proshansky, Abbe K. Fabian and Robert Karminoff,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 no. 1(1983)：70-71.

  Bradley S. Jorgensen and Richard C. Stedm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edictors of Sense of Place Dimensions: Attachment to, Dependence 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Lakeshore Properti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79, no.3(2006)：316.

  《苏轼诗集》卷二十，第1032页。

  沃伦·贝拉史柯：《食物：认同、便利与责任》，曾亚雯、王志弘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4，第14页。

  《苏轼诗集》卷四十，第2194页。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第2592页。

  《苏轼文集》，第16页。

  《苏轼文集》，第1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