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底层支撑媒介，已经完全嵌入当下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技术赋权与社会控制的双重功能。一方面，网络技术具有自由、开放、平等、共享等特点，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具有较大的分权、解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可以被控制、利用的技术应用和媒介中介，互联网又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功能。与传统硬性、显在的控制不同，互联网对社会的控制更为柔化、隐匿。这种赋权与控制是如何同时存在的？显在赋权背后的隐匿控制又是怎样发生的？从互联网技术赋权的积极面相切入，继而以媒介系统的景观控制视角深入探析，或可获得具有参考价值的解答。

一.   互联网：赋权与控制并存的媒介

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尼葛洛庞帝归纳了数字化生存的四个有力特质——“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与赋予权力”，并基于“数字化生存的‘赋权’本质”对人类的数字化生存秉持乐观态度。^①从中可以看出互联网技术对个体能力的扩展和增加作用，以及个体在媒介面前从被动到主动的状态变化。“从被动到主动”，描述出媒介发展历史长河中人类不断解放，向着“自由、全面地发展”的方向前进的整体趋势。总体来看，人类突破媒介空间、时间限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从莎草纸到互联网，在媒介新旧扬弃、叠加使用的发展过程中，人自身的主体性更加凸显，体现了互联网媒介的“应然”价值。

一   互联网：传播与交往角度的权力赋予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肯定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呈现出“垄断化—去垄断化”的特点，民众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空间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利。这个趋势反映在传播活动领域，集中表现为媒介发展史上社会大众不断突破媒介物理属性的时空限制，以及在深层的社会交往当中能够借助媒介获得更多社会资源。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特点，使其具有充分的参与性、对话性、互动性，成为一种典型的“赋权”媒介。

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多会涉及赋权(empowerment)这一概念。在传统的赋权概念中，“权力”主要意指一种由资源派生出的力量，赋权的对象是“弱者”或“弱势群体”，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经济权力，甚少将政治权力与弱者联系起来。^②此类研究秉持的更多是一种二元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视角。社会学家福柯则跳脱出传统权力哲学中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视角，认为权力是内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规训性技术和知识，“‘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③。也就是说，这种微观权力的存在形态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一致——无处不在，网络化分布。福柯揭示了权力与“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那么同样内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传播活动或精神交往活动，与权力的流动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国内外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传播对于赋权的重要性。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罗杰斯、辛格哈尔在梳理观点“赋权是一种沟通过程”的基础上，结合一定数量的实证调查案例指出，“赋权过程基本上都涉及对话沟通；赋予个人权力的过程尤其发生在小群体中；出于特定目的组织起来的小群体能够增加群体成员的赋权感”。^④即传播对于赋权问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群体内部的沟通传播成为一种重要的赋权路径。互联网的技术优势能更充分满足人们的知情权、表达权，并提供了一定的行动渠道。学者师曾志认为，网络赋权主要体现在获取信息、表达、行动三个方面：首先，它赋予人们获知信息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人们可以根据相对全面的信息进行更为合理的自我判断；其次，人们在获得异质性资讯的同时，有了表达的可能，形成公共讨论与辩论，即话语权力与斗争赋予行动者能力，使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更大；最后，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这里的行动强调表达的行动与现实的行动结合，强调权力与能力的统一，强调行动中的改变。^⑤

以上述分析为代表的研究，对当下网络时代的权力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进一步印证了媒介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影响，及其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作用，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传播形成了一种散布型的网状传播结构，原有的权威化、一元化的权力被节点化、弥散化的互联网媒介重新解构，形态、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互联网世界中，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化作一个节点，获得了生产、传播信息的权力，精英群体对信息生产权、传播权的垄断一定程度上被消解，普通个体的传播主动权明显加强。

二   赋权再审视：互联网的社会控制功能

互联网的社会控制，反映了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数字资本的蔓延以及人的异化的新变化：作为工具存在的技术，与作为主体存在的人，二者之间服务与被服务、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倒置，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于技术。根据目前银行、互联网、传媒、市场等系统中服务与权力一定程度的合流情况，有学者断言，未来的技术体系将形成提供全面系统化服务的全面专制；由于人人都需要整个技术系统所提供的生活服务，就会出现人人“自愿”被控制的情况。^⑥法兰克福学派较早地预见到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控制问题，指出科学技术对生产过程的深层介入，将使其自身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丹·席勒在其《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完全是由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驱动，而不是人类新建的一个更自由、更美化、更民主的另类天地。”^⑦正如普通人既能感受到传播权、话语权的增加，也会感受到许多规制：被删帖、隐私数据被采集、被画像、各类信息的强行推送等。

政治、商业和道德等复杂因素都会控制媒介技术的运用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技术哲学、政治学等角度，审视信息传播领域的资本控制和人的“异化”问题。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商业机构或国际利益集团对互联网隐性的技术控制以及政府意志对互联网文化的渗透，从而“将互联网的本质和特性解释为：网络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网络的本质是信息独裁”^⑧。

总体而言，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就存在着网络赋权与网络社会控制并存的现象。要透过网络赋权的自由表象，剖析其背后隐匿的社会控制机制，需要借助有力的理论标尺。在诸多理论视角中，景观社会理论能够比较清晰地揭示互联网的内在控制图景，是本文揭示互联网景观控制问题的主要理论视角。

二.   互联网：景观隐性控制的助推媒介

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具有穿透令人迷惑的事物表象，揭示事物本质与真相的指导价值。法国著名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Ernest Dobord，1931—1994)首次提出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景观”(spectacle)。“该词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⑨在其著作《景观社会》中，德波揭示了“一个围绕着形象、商品、戏剧性事件而建构起来的媒体和消费社会”^⑩，在这个新的社会中，“传者、媒体、影像及其消费所造成的虚像代替了真实的事件与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虚拟关系”。^⑪借助“景观社会理论”，德波揭示了“景观”的实质——一种被建构的社会存在的图像，深刻批判了资本家们借助“景观”控制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使人们放弃创造性和批判性，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景观的奴隶这一社会问题。那么，景观究竟如何发挥社会控制功能？互联网时代这种基于媒体中介系统的景观控制发生了哪些变化？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就需要分析景观的社会控制机制以及互联网等新型媒介系统对景观控制影响。

一   景观的社会控制机制

图 1描述了景观的生产机制，并揭示了景观生产背后景观制造者借助媒介控制人与社会的问题——各种媒介共同生产景观体系，生活中常见的新闻、广告、体育事件、娱乐表演、政治事件等都可以成为景观的表现形式。景观“以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显示形式。尤为重要的是，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⑫。这是因为，这些拟真符号幻象本身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作用：制造人的伪需求，将景观中的内容与理念内化为人们自己的欲望，消解其主动思考能力，从而实现最深刻的奴役和控制，实现景观制造者(资本家们)的利益最大化。

图  1  景观的生产及社会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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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景观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即资本力量对社会的隐形控制。其主要特征是，借助影像符号营造的拟真幻象和各种娱乐形式使大众变得麻木和顺从——在景观去政治化、非强制性的隐性控制下，人们沉迷于大量的景观堆积，痴迷于比现实更加真实的表象景观，本真与表象关系颠倒；个人的非劳动闲暇时间被景观占据，而景观背后的制造者与操控者，借助大量景观，制造人们的伪需求、伪休闲，使人们忽略甚至忘记自身的真正需求和生活的原本样貌，丧失了创造性、积极性，在无意识、消极被动的景观满足中，为景观制造者创造利益。

二   互联网助推景观控制：更为隐匿、异化加深、扩张加剧

互联网以及正在使“万物互联互通”的物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景观控制的助推器，这种助推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资本力量对互联网景观的控制更加隐匿、深化

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人类的传播技术呈现出迭代更新、加速发展的状态。对于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而言，这种体会是深切的：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从大数据技术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人的网络化、数据化生存，以往日常生活中的海量数据经过智能采集、筛选分析、商业化运营后成为重要的资源，借助对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资本力量实现了对互联网景观的隐匿、深度控制。数字资本主义、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⑬等研究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解释了这一控制问题，即网络用户在主动利用网络转发信息、发表意见、直播生活场景、尽情娱乐购物的同时，也成为新媒体平台的免酬数字劳工，免费出售自己宝贵的注意力资源和各种数据信息。

2018年8月发布的《网络隐私安全及网络欺诈行为研究分析报告(2018年上半年)》统计了中国1 144款手机APP获取用户隐私权限的情况。报告显示，目前几乎所有手机APP都在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⑭这种做法越来越引起用户的不满。2019年3月全球网络安全服务提供商RSA Security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各国受访者越来越重视数据隐私，过度的数据收集、侵入性的个性化服务、未经批准的共享、错误控制、违反通知延迟的做法都会伤害用户对公司的信任，造成数据合理使用的难题。^⑮报告显示，58%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会考虑离开那些不重视保护客户数据的公司；德国人不太喜欢共享自己的数据，注重保护孩子的隐私；英国受访者最担心因身份被盗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很多受访者不希望以隐私为代价获取个性化服务。尽管面临数据安全规范的制约，但那些拥有大量用户、掌握海量数据资源的新技术平台公司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对商业、传媒甚至政治领域的重要影响力。与传统垄断企业不同，在技术的遮蔽下，资本力量的这种景观控制隐匿而深入。

“当前全球有40多个影响力较大的社交媒体主导着新闻机构为其生产新闻，并由其分发到用户手中。”^⑯在美国，掌握大量用户数据的平台在商业、政治领域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例如，以Facebook为代表的平台能够借助算法协助广告商精确定位其顾客群；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则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政治精准营销。在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不仅架构起包括即时通讯、新闻资讯、视频、社交、支付、电商、旅游出行等在内的应用矩阵，全方位满足用户的各种生活需要，还广泛投资各类媒体，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

2   “异化”现象的持续与深化

“异化”一词最初使用于宗教领域，其词义内涵后来多有变化。作为社会批判标尺的现代意义的异化概念，描述了人的创造物(包含物质和精神客体)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控制与奴役。手段与目的、客体与主体的颠倒是“异化”现象的主要特点。马克思吸收并发展了前人有关“异化”研究的思想，针对工业化社会，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⑰。当下，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再到“景观社会”，“异化”也在不断变化：“异化”的范畴不断延展，程度持续深化。具体表现为，“异化”现象从生产时间到闲暇时间，再到潜意识和全部日常意识的扩展，借助媒介中介系统，实现对人们本真需求的控制。

这种异化现象，在信息传播领域，体现为一种精神“异化”，即作为工具的传媒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主客体地位的颠倒。人越来越依赖媒介，受制于媒介，主体性式微。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环境”成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中介，是一种经过选择过滤、内嵌价值取向的“拟态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信息获知、思考判断和决策行为，引导着大众的兴趣爱好和时尚潮流。在以互联网为基础媒介的信息社会，符号化、图景化景观的伪欲望引导现象更为广泛和深入。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组织，在学习、生活、工作各个领域，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移动互联网无孔不入的社会化传播强化了景观对人们生活的“全息化”控制和影响：在休闲娱乐方面，社交媒体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碎片化时间和大量的休闲时间；在技术领域，当下人们“更换而非维修”电子产品的消费习惯，说明在IT资本的引导下，人们逐渐养成了不断更新、追求更高级产品的消费思维；在信息服务方面，服务商根据用户的信息爱好取向，以特定的算法为用户量身定制特定信息，但同时也可能将用户束缚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之中。未来物联网技术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通过各种物品终端的连接，人的节点化存在将更加明显，人们在获得便利的同时也会更加依赖于万物为媒的网络世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对人自身的主体性提出新的挑战。

3   新型媒体使景观扩张更为广泛、深入

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是现代性的两大要素。^⑱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现代社会偏重于追求功效和效率，“竞争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⑲。竞争逻辑、文化动力、社会的功能分化等因素，则推动了以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社会的不断加速。^⑳数字化时代，在社会加速循环的背景下，数字资本借助全程存在、全息弥漫的数字媒介中介系统，进一步推进了“景观”的制造速度。正如德波早期发现的那样，“景观可以持续地聚集能量，也就是说，景观在增强其核心密集度的同时，不断地延伸，直到各个方面的极限”^㉑。基于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新型传播平台(如计算机、智能车载终端、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终端等媒介)成为能够整合各种媒介形式的“元媒介”，全程、全息地传播影像符号，从而使景观的扩张变得更为广泛；具体表现为景观的形式不断延伸，覆盖的人群有所扩大以及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弥散式渗透。与以往以传统大众媒介为中心的景观生产模式不同，普通人借助新型媒体，可以将自己掌握的信息或想法写成文本、拍成图片、做成视频或通过直播的形式发布出来，大大丰富了景观体系的内容。视觉表象是景观控制的“掩体”，而在世界范围内，目前网络视频的应用十分广泛。

以中国为例，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50亿，占网民整体的94.1%。^㉒有研究者认为，视频作为粘连生活与媒介的界面，体现了日常生活的媒介化状态。^㉓中国的“抖音”“快手”平台用户通过短视频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不平凡瞬间，通过分享感受放松与亲切，在受到关注后收获一定的满足感，这些都赋予个体用户更多的知晓权、表达权和参与权，也是吸引用户自主生产、主动传播网络视频的动力所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视频的生产也承载着他人的期许、群体的压力和一定的利益追求，隐含着外界对个体的驯化。广而言之，各类新媒体传播实践中，忽视社会效益、片面追求“流量”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逻辑对人的主体精神、个性自由的驯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网络直播、短视频在内的诸多视频应用，一定程度上也是具有景观控制之“掩体”性质的视觉表象。显而易见，当下景观的形式更为多样化，更多的人沉浸在别人或自己生产的景观之中，却常常浑然不知。

在上述事例中，着眼于国际视野，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沉溺在互联网景观世界中的网民，在形式上是主动、自由的，但从其对信息的主动搜索，到其对各类信息的接受，无不受到网络服务商、信息中间商等机构以及包括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各类群体的影响与控制。

三.   “互联网景观控制”的趋避之路

互联网景观控制，实质上是以资本力量为主导的控制主体，借助高度介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互联网媒介和不断发展的技术丛，在全球范围内对人与社会的一种隐性控制。

一   互联网景观的负面影响与原因追溯

互联网景观控制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它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弱化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一方面，互联网的赋权功能赋予用户更多的信息资源、渠道资源以及更多的表达自由和参与空间；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力量通过提供嵌入社会系统的各类服务来“控制”用户，在用户主动享受服务、展现自我“个性”的表象下，其享用的各种服务都是被事先规定好的，所谓个性与时尚，往往是商业“策划”与全息“引导”之后用户的“被动”选择。人们原本真正的创造性、想象力在长期潜在的“驯化”过程中被消解，这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追求。在科技、媒介急速进步的社会中，人应该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关怀普通个体及整体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不是某一类优势人群的群体利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这就需要秉持公平正义的伦理精神，追求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而追逐私有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无疑侵蚀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伦理精神，有悖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人性的弱点和资本制约机制的乏力，是互联网景观得以对个体、群体和社会施加影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满足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在与环境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会对客观环境进行认识和反映，从而生成需要，因而需要本质上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但过度追求自身的满足，就超出了需要的范围，变成欲望的满足，助长人性的“贪婪”。人性“贪婪”的一面，使得商业资本力量与用户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得以维持。由于贪婪，资本力量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趋向，用户则可以在外界的引导下被“培养”出新需求。另一方面，当人性的弱点与资本力量的逐利本能相结合时，景观机制就会获得控制社会的条件。换言之，在实践中，如果缺乏对资本力量负面社会效应的有效规范机制，资本就可能与权力合流，从而导致景观控制的蔓延。

二   中国趋避“互联网景观”现象的进路探索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安排、政治因素等具体情况不同，在应对这一问题时，思路、实践方式也会有所差异。总体而言，趋避互联网景观控制的关键在于有效规制资本力量的消极作用，平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在全球化、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大量资本涌入中国，既发挥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建设性作用，也呈现出一定的消极面相，在规避互联网景观现象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和体制优势，建议从政府的网络空间治理、网络用户主体、媒介中介系统三个方面探索具体路径。

1   规制资本力量的消极作用，增强网络空间的公共利益指向

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行离不开公共利益的良好维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㉔。共存、共在与相互协作，能使个体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依赖关系是公共利益的现实来源。在现代社会，分工的明确化、精细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公共性关系更为必要，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也更加凸显。公共利益具有主体的广泛性与普惠性、客体对象的公共利益相关性与个体利益保障性、价值取向的非营利性等特点。然而，在“利己逐利”逻辑的支配下，数字资本力量借助弥漫存在的媒介中介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驯化整个社会系统，潜移默化地发挥消极作用，弱化网络空间的公共利益指向。这种公益指向的弱化趋势在信息传播领域十分明显，集中体现在资本力量对信息传收主体、信息内容、信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实质性影响上：表面上自由使用数字网络的用户具有免酬数字劳工和信息服务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而实际上数字资本垄断者是最终的获利方；媚俗、刺激性的信息内容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吸引注意力资源，因而成为流量收割的重要原料；凭借用户优势以及对海量数据资源的占有，资本力量垄断了信息分发平台，影响着专业传媒的信息选择标准，进而对传统传媒机构进行资本驯化。

“资本的幽灵始终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中国发展道路就是要利用制度因素和政治因素善于驾驭资本、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㉕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中国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也强调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兼顾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实现科学宏观调控，保障市场公平竞争。这些都使中国拥有了在国计民生领域规避资本消极影响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体，规制资本力量的消极作用并增强网络空间的公共利益取向，是其展开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性引导、确立合作共治的网络治理格局、运用多种手段运作媒介市场、培养公平正义的网络伦理精神，是政府部门应重点关注的四个发力方向。

第一，侧重对资本力量的科学规范和引导，在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中，引导其兼顾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强化社会责任。注重引导信息技术提供商积极服务于社会公共生活，维护媒介生产消费活动中的公共利益需求，保持资本运行与中国“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导向的协调。第二，确立合作共治的网络治理格局。建设多维度、立体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着力于网络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制度化治理、技术化治理和网络伦理道德建设；吸纳各种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合作，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 法律规范、行政监管、技术保障、网民自律有机结合的网络社会协同治理格局”^㉖。第三，在具体的媒介市场运作中，综合运用经济、政策、法规等多种手段，将激励型政策与强制型政策相结合，进行必要、有效的国家干预，对互联网市场进行规划和调整，及时纠正网络市场运行中偏离宏观社会目标的现象，培养独立、理性的网络公共空间，增强其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共价值取向，以维护社会的健康运行。第四，培养公平正义的网络伦理精神。公平“含有从公正的角度出发平等地善待每一个与之相关的对象的意义”^㉗，正义也称公正，此处的公平正义“指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一种原则，即一视同仁和得所当得”^㉘。公平正义的网络伦理精神以秩序和公正为核心，追求网络空间各方主体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包括管制主体、商业力量、各类组织及网民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从而发挥“民主、文明、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网络空间中的价值整合作用。

2   推进网民的公民化转向

现代公民最重要的特征是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生活的关心，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理性积极参与。与之相对，关注私有利益，以满足个人或小群体的需求为主要目的的个体，可以被称为“私民”。^㉙对私有利益的合理尊重和满足，是保持社会生机与活力的必要前提。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度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沦为欲望的奴隶，则是人们进行自我异化的关键，进而成为资源垄断群体对人们进行隐性控制的重要介质。在德波描述的景观生产体系中，媒介使用者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景观符号世界的被驯化者，也是编织景观的主动参与者。过度关注自有利益、私域需求，使人们容易忽视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也就弱化了社会监督的力量，从而为景观控制提供条件。因此，关注公共利益、注重参与公共事务、旨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公民群体，是趋避景观控制的重要主体因素。

有研究者认为，2011年以后，微博的异军突起标志着网民真正的公民化阶段。近年来，网民的总体理性程度有所提高，但随着互联网技术垄断、商业垄断趋势的出现，特别是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技术对定制化、私人化信息传播方式的极大推进以及网民“娱乐至上、无购不欢”等习惯的逐渐养成，关涉公共利益的诸多话题呈现边缘化趋势，网络公共空间受到挤压，“景观效应”渐趋明显。这种网民的“私民”化趋势不利于互联网景观控制现象的规避。在尊重网民个体权利的基础上，引导网民由“私民”转向“公民”，关键在于网民的关注点以及理性公众参与行为两个方面。

第一，引导网民关注点向公共利益需求取向转移。《中国网民的信息生产及情感价值结构演变报告》以用户在微信、微博、QQ等社交平台上的输入数据为核心数据，归纳了2012—2016年中国网民的信息输入、热点话题等内容。报告显示，在信息输入内容方面，网民们普遍关注的人物往往是明星、“小鲜肉”，而对关涉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的公众人物关注度不高，最常见的网络应用和网络行为多与社交、休闲相关；在热点公共话题中，网民对教育、劳动、食品安全、房价等问题的高关注度，反映出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境况，较少关注严肃的政治类话题和公共道德伦理、宏观经济话题，生态环境类公共话题仅居排名前十位公共话题的第九位(见表 1)。总体来看，中国网民偏重关注私有利益，主动接触优质信息资源、公共信息资源的自觉习惯有待加强。

表  1  中国网民的信息关注点(2012—2016)分析^㉚

网民信息输入内容	热点话题
	公共话题	私人话题
1.高提及度的网络称谓：亲爱的、土豪、闺蜜、学霸、屌丝、奇葩、基友、小伙伴	1.教育问题	1.爱情
	2.劳动就业问题	2.工作问题
2.输入量最高的人名：娱乐明星为主，偏好“小鲜肉”	3.食品安全问题	3.友情
3.高提及度的“社会问题”：教育、劳动就业、食品安全问题、人口、物价、诚信、房价、家庭暴力、生态环境、青少年犯罪等	4.人口问题	4.购物
	5.物价问题	5.理财
	6.诚信问题
	7.房价问题
	8.家庭暴力问题
	9.生态环境问题
	10.青少年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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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关涉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与利益，对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系统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具体实践中，包括公共管理部门、教育系统、媒介系统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应共同合作，长期、持续地引导人们关注那些与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关的公共事务，使人们形成关心公共利益的习惯。公共管理部门担负着公民培养的责任，可以在公民培养的计划、实施、反馈等多个环节发挥积极的规划、协调作用；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教育系统，直接关系着公民精神、公共参与习惯的养成；作为社会神经的媒介系统，则在建构公民意见表达网络、公共参与渠道网络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注重网民理性参与意识及参与习惯的养成。各种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和讨论以及有效的公共参与，有助于公共事务的公开透明，有助于增强公共决策的公平性、科学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资本垄断群体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在此基础上，互联网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对网民的公民参与进行“信息赋能”和“参与赋权”。而网民作为公共参与的重要主体，其理性参与意识和参与习惯决定了其“公民化”程度。一方面，要提高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意识，提升其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弘扬合法理性、平等包容的政治参与文化，在保障网民网络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基础上促进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公民教育，提升网民网络素养，培养其良好的公共参与习惯。应注意提高网民网络参与知识和能力水平，使其自觉遵守网络伦理规范，消除网络参与盲从，抵制网络谣言传播，树立自主表达与自我约束的网络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合法、理性、有序地实施网络参与行为。

3   凸显媒介系统的公共责任意识与公共精神

媒介系统是景观控制的中介。景观制造者借助媒介系统这一景观符号世界，传递意义与理念，影响人们的认知和价值理念，进而对人与社会施加影响。媒介系统既是信息生产主体，又是信息与意见传播渠道，具有双重身份，在趋避互联网景观控制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景观社会现象揭示了媒介系统在过度追逐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公共性属性与功利性属性的失衡。实际上，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以新闻行业为代表的媒介系统的根本价值是对人的信息需求的满足，对人们渴望知晓事实、掌握真相以消除对事物不确定性的本真需求的满足，从而为社会系统的良性有序运行贡献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超脱功利性、关心公共利益的公共责任意识是媒介系统的根本立足点，也是媒介公信力的根源所在。

互联网空间中的信息生产、传播主体由原来的单一专业媒介组织主体分化为包括专业媒介组织、个人、非专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主体。主体范围的扩展也意味着社会责任担当主体的延展，其中专业媒介组织仍然是主导主体。具体来说，媒介中介系统可以围绕凸显信息传播行为的公共伦理性(主要体现为内容选题的公共取向、信息内容的多元与互补、信息内容的深度挖掘)、引导用户的公共参与行为等举措来彰显公共精神。

其一，凸显信息传播行为的公共伦理性。当下，互联网空间中存在着低质信息的超载现象，大量选题内容良莠不齐、基本价值观念混乱的新闻与信息充斥网络。这些信息大量挤压了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在信息层面侵占了公共信息空间，背离了信息的积极效用价值。因此，在选择、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加强公共伦理性尤为重要。在实践中，可以从内容选题的公共取向、信息内容的多元与互补、信息内容的深度挖掘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强信息选题的把关行为。专业媒介组织可以充分发挥议程设置与引导的优势，突出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公共话题；个人主体则应避免成为“信息游牧者”，对自己生产、传播的信息内容应进行辨别和把关，注重公共规范。其次，个人媒体和平台媒体可以通过互联网媒介形成的各种“弱链接”，进行“出圈”的、异质公共事务信息的传播，让人们接触到更为多元互补的信息和观点，帮助人们形成立体的、更接近于真相的认知图景。最后，对于专业媒介组织而言，还需特别注重挖掘信息的深层联系，不局限于浅层的信息展示，注重分析信息背后的深层机理，梳理复杂事务的脉络，并对庞杂海量的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和整合，提供事件的意义解读与高质量的意见参考，倡导公共理性。

其二，在行为层面，媒介系统可在引导用户公共参与行为的基础上，注重建构多样、便利的公共参与渠道体系。德波所批判的景观在商业化逻辑的支配下制造人自我取向、娱乐取向的伪需求，使人们忽视了基于自身真实需求的公共需求，转移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注意和关心。媒介系统要纠正这一偏向，需要将公共性指向落实到人们的公共参与行为中。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在认知层面，让用户充分认识到公共参与的重要性；在态度层面，使用户形成对社会公共生活的认同、偏好于对公共利益需求的满足；最重要的是，在行为层面充分利用新型媒介互联互通的优势，搭建便捷、通畅的公共参与渠道，如网络民意调查平台、线上听证会与座谈会等，充分发挥网络媒介的“社会神经”功能，提高社会公共参与的程度。

媒介的更新与叠加使用及其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社会子系统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一条贯穿人类传播历史的整体脉络。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媒介技术丛的出现，在解构原有媒介生态格局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打破了媒介渠道垄断和话语权的垄断，实现了权力的释放与转移；然而，掌握、垄断技术资源的主体拥有自身的利益取向，当媒介背后的控制因素持续发挥惯性作用时，互联网又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控制功能。景观的生产与控制机制，揭示了资本力量借助景观系统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景观控制的核心，是资本力量对社会的控制问题。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蔓延的背景下，我国在趋避互联网景观现象方面具有自身的制度和政治优势。针对“去景观”控制，未来在应对措施方面，还需更加深入、精细地探索能够充分发挥我国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的路径。

①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第269、271页。

② 黄月琴：《“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③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241-242页。

④ E. M. Rogers and A. Singhal,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 ”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7(2003)：82.

⑤ 师曾志、金锦萍：《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3页。

⑥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中信出版社，2016，第255页。

⑦ 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89页。

⑧ 蔡文之：《国外网络社会研究的新突破——观点评述及对中国的借鉴》，《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⑨ 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学解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⑩ 蒋晓丽、石磊：《文化与传媒》，华夏出版社，2008，第279页。

⑪ 邵培仁：《当“看到”打败“听到”：论景观在传媒时代的特殊地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⑫ 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解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⑬ 针对数字技术语境下的“媒介与权力”问题，英国著名媒介研究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提出“数据殖民主义”，揭示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其核心是“通过数据控制人类”，内在的控制机制为“将人类的日常生活视为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数据，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计算化和抽象化获取价值，再以此为基础塑造有利于资本主义自我更新的社会关系，使人类生活进一步资本化和殖民化”。参见常江、田浩：《尼克·库尔德利：数据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与数字文化批判》，《新闻界》2020年第2期。

⑭《腾讯社会研究中心联合DCCI发布网络隐私安全报告》，环球网，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9CaKrnKb2cO，访问日期：2021年9月17日。

⑮《RSA: 2019数据隐私和安全调查报告——消费者和企业之间日益加剧的数据脱节》, http://www.199it.com/archives/844374.html, 访问日期：2021年5月18日。

⑯ 李彪、喻国明：《新闻2.0时代硅谷如何驯化美国新闻业》，《江淮论坛》2018年第6期。

⑰ 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异化”现象仅存在于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社会之中，走出“异化”困境的最终路径是物质极大丰富、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了“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参见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第77页。

⑱ 金观涛：《历史的巨镜——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第18页。

⑲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31页。

⑳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3-38页。

㉑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页。

㉒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53页，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 访问日期：2021年5月19日。

㉓ 彭兰：《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中国编辑》2020年第4期。

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页。

㉕ 任平：《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阐释》，《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

㉖ 金毅、许鸿艳：《大数据时代我国推进网络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3期。

㉗ 朱贻庭：《伦理学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第95页。

㉘ 朱贻庭：《伦理学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第94页。

㉙ 常晋芳：《从“私民”到“公民”：网络空间主体的公共性转向》，《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㉚ 表 1根据《搜狗大数据报告: 解读中国网民互联网行为及情感》一文中有关《中国网民的信息生产及情感价值结构演变报告》的相关信息整理；《报告》显示，“根据搜狗输入法的统计，近五年中国网民提及度最高的‘社会问题’中，教育问题(41.64%)、劳动就业问题(15.81%)、食品安全问题(12.28%)居前三位，其次是人口、物价、诚信、房价、家庭暴力、生态环境以及青少年犯罪等问题，基本涵盖了社会问题具体表现形式的主要方面。而在五类“私人话题”排行方面，依次是爱情(37.47%)、工作问题(24.28%)、友情(19.86%)、购物(12.02%)、理财(6.37%)”。参见《搜狗大数据报告: 解读中国网民互联网行为及情感》，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19619875_162758，访问日期：2021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