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以下简称COVID-19)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这一重大应激事件给全社会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危害，同时也使人们遭受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并伴随着一系列消极的心理反应，如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以下简称PTSD)、抑郁等^[2]。由于COVID-19疫情本身的特点与防控措施的要求，心理援助工作在此次疫情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首先，COVID-19疫情的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广泛的弥散性，加之新闻媒体的信息量过载导致民众整体情感卷入度较高，因此疫情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心理冲击影响和波及的人数众多，这给心理援助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其次，COVID-19的传播性极强，因此在抗击疫情期间绝大多数人都处于居家隔离的状态，心理援助工作多以热线的形式展开; 而疫情中的心理热线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如何在短时间内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帮助，成为心理热线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再次，个体所处的环境与所面对的情况不同，疫情所带来的消极心理反应也较为复杂。例如，身处疫区或已被隔离确诊的个体，因“健康不确定性”与外界对其恐惧和同情并存的复杂态度^[3]，更易产生恐慌、内疚、担心、自责等情绪反应; 而在疫情前线工作的医护人员，面临着超负荷工作压力与极高的感染风险，易出现亢奋、易怒、疲劳等消极反应; 对于重点疫情区以外的普通民众而言，密切关注新闻媒体对疫情信息的报道也极易引起伤心、惊恐、无助等替代性创伤反应。那么，有没有一种可通过训练来唤醒的积极心态，能够促使人们合理认知和接纳痛苦情绪，提升当事人的情绪调节水平，使其最终可以自主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不同困境呢？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作为一种在苦难中对待自我的态度^[4]，正逐渐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深入探索自我同情对疫情所致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的影响机制，了解与自我同情相关的干预技术，对助人者与受助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自我同情及其对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的影响

自我同情可被视为个体对待自我的一种态度，但其不同维度对个体造成的情感体验是不同的。对自我同情的概念及其结构、成分进行整合与划分，是以辩证的视角深入探索自我同情对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的影响的前提。

一   自我同情的概念与结构

自我同情是Neff基于佛教思想提出的概念^[4]，由于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5-6]，目前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所谓自我同情，是指个体对自己所经历的消极事件所持有的开放、宽容和非批判的态度。整体自我同情水平较高的个体，会对自己感受到的痛苦与挫败给予无偏见的理解，并将个体目前的遭遇看成是全人类共有的体验，进而不过分关注和夸大自己当下的消极情绪，以减轻个体痛苦^[4]。

研究表明，自我同情包括自我宽容、普遍人性、接纳当下、自我判定、孤立无援和过度认同六个成分^[7]。具体来看，自我宽容是个体在苦难中对自己包容和理解的倾向，个体意识到自己人格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在感到挫败与无力时不过分地苛责自我，而是给自己更多的安慰和理解。普遍人性是个体对“人无完人”的接受，即认识到所有人在困境面前都有可能会失败或犯错，从而不孤立地看待自己的遭遇。接纳当下是以一种清晰和平衡的方式觉察当前的情形，既不忽视也不对自我或生活中的不利方面耿耿于怀。以上三个成分可视为自我同情的积极面^[8]。自我判定是指个体在经历挫折与失败后对自我的严厉苛责与过度批判。孤立无援是指经历了负性事件的个体深陷自己的痛苦情绪之中，放大自己的困境，感觉自己是与世隔绝的。过度认同是指个体沉溺在自己的消极情绪中，将痛苦灾难化的态度。以上三个成分被视为自我同情的消极面^[8]。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大多是将消极自我同情所包含的成分反向计分，与积极自我同情的得分简单相加，构成一个单一维度的结构^[7]。但有学者表示，消极自我同情对创伤后个体的身心反应具有独特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把自我同情中的消极成分单独剥离出来进行研究，并将自我同情划分为由积极自我同情和消极自我同情组成的二维结构^[9]。该研究还指出，在精神病理性症状的研究中，这种二维结构的分类可能比Neff最早提出的原始结构^[7]更有意义^[9]。后续的研究也发现，积极自我同情与消极自我同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暗示两者之间可能不是相互排斥的，并且消极自我同情可能是积极自我同情的过度表现^{[8, 10]}，或者可将二者看成是情绪调节的双重过程^[11]。最新的研究也表明，积极自我同情与积极的心理反应有更强的联系，而消极自我同情与消极心理反应的联系更为紧密^{[8, 10, 12]}。因此，本文将自我同情划分为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并以辩证整合的视角系统地探讨自我同情的两个方面(积极与消极)对疫情所致个体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的影响。

二   自我同情对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的作用

疫情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极易导致个体形成消极的自我态度，自我判定、过度认同、孤立无援作为自我同情中三个侧重点不同的消极态度，可能会加剧疫情所致的不良心理反应; 而在积极自我调整及心理援助者的及时干预下，个体发展出的自我宽容、普遍人性、接纳当下的积极自我态度转变，则会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促进个体自我态度的积极转化，应成为缓解疫情所致消极心理反应的核心工作之一。

1   自我判定与自我宽容。

就疫情较严重地区已被确诊隔离的个体而言，其不仅是受害者，还可能成为传染源。因此，除了要面对病症所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外界对其表现出的恐惧和逃避态度以及不当的指责、歧视、网络暴力也会对其造成严重的人际创伤^[3]。在此情形下，个体可能会对给家人、朋友所带来的传染风险感到自责、内疚，而暴露于外界的不当言论中也有可能使其产生一些非理性信念，从而将创伤事件带来的后果归咎于自身，过分苛责自己，进而形成自我判定的消极态度。自我判定水平较高的个体会降低自我评价，并将对自己的批评与负性认知泛化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进一步加剧消极心理反应。一项对经历过创伤事件者的研究显示，对自我的批评与负性认知可以正向预测个体PTSD与抑郁水平^[13]。

自我宽容水平较高的个体倾向于认同自我价值与自身需求的合理性^[14]，认识到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某些情况可能无法避免，从而包容自己的过失并理解自己的难处，及时关怀体谅自我当下的情绪，进而平复疫情下的消极心理反应。研究结果显示，自我宽容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平，且是自我同情的三个积极成分中对抑郁影响效应最大的因子^[15]。

2   过度认同与接纳当下。

此次疫情的发展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包括病因、病程、传播方式、治疗方式、预后结果等医学层面的不确定性; 也包括生活必需品、医疗资源供给的质量和稳定性的体制层面的不确定性^[3]。此外，新闻媒体的信息量过载，疫情严峻性与诸多不确定性信息大范围传播，易使人们丧失安全感与对环境的控制感，进入应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不仅易灾难化目前的状况，更易陷入对未来形势的恐慌与茫然之中。尤其对于身处重点疫区的民众及一线的抗疫工作者而言，他们随时可能面对自己的家人、同事和朋友感染疾病的情况，在较长时间内处于高度的警惕与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情感卷入程度高、情感耗竭加剧，更易发展出过度认同的消极态度。过度认同水平较高的个体倾向于将所遇到的困境与痛苦放大，产生灾难化的不合理认知，并沉溺在自己的消极情绪中无法自拔，进而加剧消极心理反应。研究表明，过度关注创伤事件的消极线索并灾难化其负性影响的个体，PTSD与抑郁水平较高^[16]。

而接纳当下则是以一种清晰和平衡的方式觉察当前的情形，既不忽视疫情所带来的不利条件，也不过分夸大灾难。接纳当下水平较高的个体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目前的困境上，而不太会被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所困扰。接纳当下也可以促使个体以聚焦问题而非回避的方式应对危机，最终可缓解消极的心理反应^[17]。干预研究发现，接纳当下可帮助有过负性经历的个体缓解其内疚、抑郁等情绪^[18]，提升其身心健康水平。

3   孤立无援与普遍人性。

对处于隔离中的个体而言，虽然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和其他人保持联系，但始终无法在同一个空间中真实接触，这有可能导致人们的孤独感增加。特别是对于疫情严重地区的人们及医务工作者而言，应激期防疫物资短缺、生活必需品输送不便更是增加了其孤立无援的感受。而孤立无援水平较高的个体易将自我视为苦难的中心，孤立地看待自己的遭遇，进一步封闭自我情感的表达，并持久地沉浸在痛苦情绪之中。研究显示，在经历过负性事件的个体中，孤独感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PTSD症状^[19]。

而普遍人性可以促使个体将所遭遇的困境看作全人类都有可能经历的体验，从而不在隔离之中产生孤立无援的感受。普遍人性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并在必要时积极寻求他人的帮助，以获得物质与情感上的支持。同时，普遍人性可以促进个体与他人联系，学习他人在困境中的合理举措，从而增强自我应对创伤事件的能力，并最终缓解疫情下的消极心理反应^[14]。

二.   自我同情对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的影响机制

如上所述，自我同情会对个体的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产生影响，且自我同情的积极成分与消极成分会发挥不同的作用^[20-21]。那么，自我同情是通过何种途径或机制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呢？下文将以辩证整合的视角，从自我同情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分别梳理认知、情绪、应对方式等因素可能对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产生的影响，具体逻辑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  辩证整合视角下自我同情对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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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认知

COVID-19疫情的发展对人们的心理冲击会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认知因素在自我同情与消极心理结果之间的作用已被以往研究证实^[22]，而不同的认知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

反刍被认为是个体经历创伤事件后常见的认知加工过程^[23]，具体又可分为侵入性反刍和主动性反刍。侵入性反刍是对创伤性事件自动加工的过程，它以一种个体不希望的方式侵入认知世界; 而主动性反刍则是个体对创伤事件有意识地、重复地思考，并对相关线索进行整合与重建的积极、有目的的认知过程^[24]。大量研究发现，反刍在自我同情对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25-27]。积极自我同情的个体倾向于在灾难后以聚焦自我的应对方式处理创伤事件的负面影响，而不是过分关注创伤事件的消极线索^[4]。因此，积极自我同情可以降低个体的侵入性反刍水平^[28-29]，进而改善其消极心理反应。此外，积极自我同情的个体倾向于以清晰、冷静的态度处理当前的痛苦情绪，这使他们能够客观地评估灾难的影响，并以积极的态度思考创伤事件的意义^{[4, 30]}。因此，积极的自我同情可以促进主动反刍^[22]，进而缓解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而遇到挫折后倾向于自我批判、苛责的个体，在以往的研究中已被证实会产生较高水平的侵入性反刍，并持续将认知资源集中在创伤线索上，进而加剧个体的负性情绪，对身心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31]。同样，消极自我同情的个体倾向于在灾难中过分夸大创伤事件的消极影响，从而使自我持久地沉浸在痛苦情绪之中，阻碍对创伤线索的积极思考，不利于创伤后的恢复^[32]。

认知重评在自我同情与消极心理反应之间的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已被证实^[33]。一项干预研究发现，相对于只进行认知重评干预的对照组而言，被诱导产生积极自我同情的个体在进行认知重评干预后所报告的抑郁水平更低，说明积极自我同情可以通过认知重评缓解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34]。这可能是因为积极自我同情强调将个人的经历看作全人类共有经历的一部分(普遍人性感)，这种看待问题视角的转换可以给个体带来益处。

自我同情还可以通过降低个体的经验回避水平来改善个体的内化问题^[35]。Neff和Germer的研究表明，关注个体积极自我同情的心理训练能有效降低个体在面对消极情绪时的认知回避水平，并最终使其表现出更低的焦虑和抑郁水平^[36]。与此不同的是，消极自我同情的个体往往会将负性事件的影响过度放大，以至于超过自己的心理承受范围，因此更有可能采用认知回避的策略来应对应激事件造成的心理冲击。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经验回避并不利于个体从创伤中恢复^[37]。

此外，自尊作为一种建立在积极自我评价上的认知因素，也是自我同情与消极心理反应之间重要的影响机制，且会产生较为持久的影响。研究表明，积极自我同情会促进个体自尊水平的提高，从而缓解经历负性事件后个体的消极心理反应^[38]。Gilbert和Procter提出的“自我批评-羞耻”模型则指出，在经历负性事件后，经常对自我持批评与否认态度的个体会产生较高的羞耻感，从而降低自尊水平，加剧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39]。以往的研究也证实了自尊是自我批评与抑郁、焦虑等消极心理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22]。

由此可见，积极自我同情可以促进积极的认知过程并降低消极的认知因素水平, 从而缓解不良心理反应; 而消极自我同情会抑制积极的认知过程并提高消极的认知因素水平，从而加重个体的不良心理反应。

二   情绪

事实上，自我同情作为一种灾前因子，在创伤事件发生后会在短时间内直接作用于个体的情绪体验，从而对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影响^[40]。

恐惧和担忧作为疫情发展过程中常见的负性情绪，可能在自我同情与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之间发挥作用。自我同情的情绪调节理论认为，在压力情境下，自我同情的积极方面可以缓解个体的消极情绪，并对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心理健康指标发挥正向预测作用; 而自我同情的消极成分可能会放大消极情绪，使个体产生情绪调节困难的问题，进而加剧压力给个体带来的负性影响^[41-42]。一项临床样本研究显示，积极自我同情可以缓解个体的恐惧情绪，从而降低抑郁与自杀意念水平^[43]。一项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也发现，积极自我同情可以通过降低担心的水平而对抑郁和焦虑发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7]。虽然目前还鲜有学者专门对消极情绪在消极自我同情与不良心理反应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但根据以往关于自我批判的研究，自我批判会激发个体担心、害怕的情绪^[44]，进而降低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消极自我同情会引发更多的消极情绪，从而加剧消极的创伤后心理反应。

从COVID-19疫情给个体带来的人际层面的心理影响来看，羞耻、内疚等消极情绪也会在自我同情与创伤后消极反应之间产生影响。研究显示，积极自我同情可以促使人们欣赏自己的优势、包容自我的缺陷，因此可以显著降低羞耻感水平; 而消极自我同情的个体在压力下更容易给自己较低的评价，放大自身的缺陷，因此羞耻感水平会显著升高^[45]。同样，一项以患有进食障碍的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积极自我同情可以减轻个体的内疚感与羞耻感，从而促进心理健康; 自我批评则会使个体降低自我评价，从而增强内疚与羞耻的情绪^[46]。而内疚与羞耻作为创伤后的危险因素，会进一步恶化个体在创伤后的消极心理反应。

虽然COVID-19疫情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冲击，使人们产生了很多消极情绪，但在举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目睹了众多一线抗疫人员的付出与牺牲后，感恩之情可能是人们表现出的常见积极情绪之一。Lazarus提出的感恩情绪体验理论(emotional experience theory)指出，清晰地感知到他人的恩惠是产生感恩情绪的决定性因素^[47]。积极自我同情强调个体在苦难中不过度关注自己的痛苦，而是以一种清晰和平衡的方式感知当前的情绪。由此可以推测，积极自我同情水平较高的个体在受到恩惠时可以更加清晰地察觉到感恩的积极情绪。同时，Enright指出，积极自我同情的个体会宽容且善意地对待自我^[48]。而当人们宽容地对待自己时，也会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他人所表现出的善意与帮助，从而更有可能激发个体的感恩情绪。Rao在一项促进自我同情的培训中用前后测的方法分别对参与者进行测试，结果显示，经过积极自我同情训练的个体的感恩得分有显著提高^[49]; 而较高的感恩水平可以缓解PTSD等创伤后消极反应^[50]。受损分离假说(impaired disengagement hypothesis)指出，当个体遭遇心理压力时，对创伤线索的过分关注会占用大量的认知资源; 而认知资源的占用会使个体的注意焦点集中在创伤事件的消极面，很难体会到积极的情绪，进而会阻碍个体创伤后的恢复与成长^[51]。从消极自我同情与感恩的关系来看，消极自我同情作为一种使创伤后个体沉浸于痛苦情绪之中的自我态度，会放大负性的情绪与认知，进而占用大量的认知资源。这会阻碍人们在接受他人帮助时充分感受到感恩情绪，而较低的感恩水平不利于个体从创伤后的消极反应中恢复^[50]。

由此可见，恐惧和担忧、羞耻和内疚、感恩等不同的情绪因素，会在自我同情与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恐惧和担忧、羞耻和内疚作为危险因子会加剧个体的创伤后心理反应，而感恩作为保护因子会降低个体的消极心理反应。

三   应对方式

Folkman的“压力-认知”模型强调，个体对压力的感知与评价会促使人们在面对应激事件时采取消极或积极的应对方式处理问题，从而加剧或减轻消极的心理反应^[52]。而自我同情的不同成分也会促使个体以积极或者消极的态度看待、评价所经历的创伤事件。积极自我同情的个体倾向于以清晰平衡的态度客观评估灾难的影响，因此更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接纳、寻求支持等)处理创伤; 而消极自我同情的个体会放大所经历的苦难，进而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表达抑制、逃避、负性发泄等)处理应激事件。因此，应对方式可能是自我同情与COVID-19所致消极心理反应之间的重要作用机制。

从积极应对方式的角度来看，以往研究为其在自我同情与消极心理反应之间的作用提供了支持。实验研究发现，与控制组相比，被诱导出积极自我同情的被试在负性经历后表现出了较低水平的消极心理反应，并且接纳这一积极应对方式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积极自我同情可以通过鼓励被试以平衡客观的心态接纳负性经历的影响来降低消极的情绪反应^[53]。另一项干预研究也发现，提升了积极自我同情水平的个体对负性经验接纳的程度较高，这可能是积极自我同情中正念所发挥的作用^[54]。Cunha和Paiva的研究表明，高度自我批判的个体在经历负性事件时，会质疑自我的能力并放大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不太可能以正面接纳的应对方式来处理创伤^[44]。同样，Neff等人在一项对110名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积极自我同情的个体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在遇到困难时倾向于采用主动向他人寻求帮助的应对策略来降低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54]; 而消极自我同情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易产生孤立无援的感受，较少与外界进行联系，从而很少采取主动寻求支持的应对方式来解决问题^[55]，最终可能因为缺少支持性的资源而进一步加剧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

从消极应对方式的角度来看，以往研究表明，积极自我同情可以通过降低消极应对水平来促进问题解决，而消极自我同情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处理问题。积极自我同情的个体对自我怀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较少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和想法，表达抑制水平较低^[4]。Jazaieri等人对100名成年被试进行的对照实验显示，经过自我同情干预训练的被试很少采取抑制自我情绪的方式应对负性事件带来的心理冲击，从而降低了抑郁和焦虑水平^[56]。相反，消极自我同情的人们在遇到负性事件时倾向于孤立地看待问题，将自我与周围他人隔离; 而与他人联系和交流减少会抑制个体的自我情绪与表达，从而加重消极心理反应^[57]。

研究表明，积极自我同情的个体较少采取逃避的应对方式来处理眼前的危机，他们更倾向于以清晰平衡的态度接纳当下的现实，并对自己进行抚慰与关怀，从而降低消极心理反应^[54]。与之相反的是，消极自我同情的个体会因为对压力的恐惧而逃避压力源，这种消极的应对方式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和情绪的缓解，进而会加剧消极心理反应^[44]。可以说，接纳和主动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表达抑制和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在自我同情与消极心理反应之间发挥着重要的缓解或加剧作用。

三.   与自我同情相关的心理干预方法

鉴于自我同情对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与自我同情相关的心理干预技术，以期在临床心理治疗的过程中降低个体的消极自我同情，培养和提高积极自我同情。事实上，自我同情相关干预技术的疗效也越来越多地被研究与证实。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与自我同情相关的干预技术主要有同情聚焦疗法(Compassion-Focused Therapy, CFT)、正念自我同情训练(Mindful Self-Compassion, MSC)、慈心禅(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 LKM)等。鉴于以上几种干预技术的工作形式有所不同，本文拟从个体干预、团体干预和自我干预三个层面来介绍这三种自我同情的干预方法，以期为受到COVID-19疫情影响的人们提供助人与自助的方案。

一   个体干预技术：同情聚焦疗法

Gilbert在对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临床群体的研究中发现，相当一部分个体因早期的负性经历影响，很难持有积极的自我同情，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羞耻、自卑与自我批判^[45]。针对这部分群体，Gilbert开发了同情聚焦疗法(简称CFT)，以降低个体的羞耻感与自我批评等消极情绪，并诱导个体对自我的积极同情与关怀。CFT大多以个案治疗的形式进行，目前已经发展为一项成熟的心理治疗技术，在临床工作中被广泛应用。

作为一种成熟的治疗方法，CFT的理论基础较为深厚。Gilbert基于进化论、神经科学理论和依恋理论，提出了人类进化过程的情感调节模型^[45]。该模型以三种情绪调节系统为核心，分别为威胁保护系统(threat protection system)、驱力兴奋系统(drive and excitement system)、抚慰亲合系统(soothing and affiliation system)。威胁保护系统是指个体在遭受创伤性事件后会产生防御机制，以保护个体不被突如其来的刺激伤害; 但防御机制的激活也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如恐惧、焦虑、抑郁等)与行为(如反抗、回避、接受等)反应。该系统的高度敏感和过度活跃，是许多精神病理性症状的基础。驱力兴奋系统可以激励个体寻求对自我有利的资源，该系统的激活会唤醒一些强烈的积极情绪，如兴奋、快乐、幸福等。抚慰亲合系统可以管理威胁保护系统与驱力兴奋系统的水平，使个体的情绪反应水平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自我更多的平静与安慰。抚慰亲合系统与来自他人和自我的理解、关爱联系在一起，可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Gilbert认为，经历过创伤的幸存者之所以会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是上述三种情绪调节系统的失衡所导致的^[45]。值得注意的是，若受创的个体有早期的人际创伤背景，那么这部分人群可能存在情感与认知不协调的问题，传统的聚焦问题或聚焦情绪的治疗方法在初期便可能会遇到较大的阻碍而难以进行。CFT的核心是针对抚慰亲合系统进行工作，主要目的是唤醒自我同情，让个体在善待、理解自我的过程中获得安全感与满足感，增加个体对自我的积极认同，降低羞耻感与自我批评，为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与进行后续的有效干预奠定基础^[58]。

CFT的疗效已经在临床实践与研究中被证实。Bowyer等人对32名经历过早期人际创伤的青少年进行CFT干预后发现，其抑郁、羞耻感和自我伤害水平都显著降低^[59]。KariAnne对144名有过早期创伤经历的被试进行随机对照实验后发现，CFT可以显著减轻被试的创伤后相关症状，并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60]。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将CFT与其他心理治疗技术相结合对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个体进行干预，其结果也表明，CFT可以显著提升自我同情能力，降低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61]。

二   团体干预技术：正念自我同情训练

正念自我同情训练(简称MSC)由Germer和Neff参照正念减压训练的结构开发，适用于各个年龄段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个体^[62]。该项目的疗程一般为8周，以团体辅导的形式展开，一般参与人数为10—25人，由1—2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引导参与者进行提升自我同情水平的训练。最初的MSC训练项目包括“了解自我同情”“正念训练”“慈悲心训练”“寻找自我同情之语”“秉持正念”“寻找自我的真正价值”“管理负性情绪”“应对人际关系挑战”“拥抱生活”九个单元，国内外研究者后续对该疗法进行验证时又对其训练项目做了相应调整与补充^[62]。

MSC训练的理论基础是自我同情的情绪调节模型^[63]。该模型提出，在面对压力事件时，自我同情有助于个体积极调节情绪能力的提高。相关研究也指出，自我同情与一系列临床相关情绪调节困难呈负相关，包括识别、理解、接受情绪的困难，也包括在面对消极情绪时个体无法采取适当应对策略去解决问题的困难^[64]。

MSC的临床效果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Neff和Germer在设计了MSC训练内容后，对54名临床被试开展了“实验组-控制组”的随机对照干预研究^[62]。结果表明，与控制组相比，接受了8周MSC训练的实验组在积极自我同情、正念及生活满意度等积极心理指标上都有大幅度提升，而在抑郁、焦虑、压力和情感回避等消极心理指标上都有显著降低。其他研究者也发现，MSC对创伤后幸存者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65]。近年来，有研究者对MSC的治疗形式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有学者以MSC为基础，设计了互联网线上自我同情训练项目，并招募了37名被试进行了为期6周的线上自我同情训练。训练后发现，几乎所有被试的同情心和主观幸福感都得到了提升，而其压力、情绪调节困难、抑郁和焦虑症状都得到了显著改善^[42]。

三   自我干预技术：慈心禅

慈心禅(简称LKM)这一概念及其实践最早起源于佛教，旨在培养人们对自我与他人仁慈、悲悯的精神状态，以降低个体的消极心理反应。该疗法以冥想为主要形式，最大的特点是可行性较高，几乎不受时间、空间和人数的限制; 在习得了结构化的流程与内容后，即便是因为疫情隔离在特定场所的个体也可以独立进行操作。

在LKM过程中，人们通常会经历六个阶段：(1)同情自我; (2)同情重要他人; (3)同情周围人; (4)同情那些难以相处的人(通常与消极情绪联系在一起的人); (5)同情自我、重要他人、周围人、难以相处的人; (6)同情世间万物^[66]。从这个序列中可以看出，关爱与同情的对象首先是自己，然后逐步扩展到他人以至世间的一切。每一个阶段都是一种将对情绪状态的洞察或体验作为注意力和正念意识的对象所进行的训练。这些冥想练习可以拓宽注意力，增强积极的情绪，减少消极的情绪状态。它们可以改变一个人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基本看法，并增加对自我与他人的同情心^[66]。在临床工作的实践中，LKM被认为可对那些易怒、对自我与他人怀有强烈敌意的个体产生积极的作用。

LKM的效果也被多项实证研究所验证。Müller-Engelmann等人对14名经历过人际暴力创伤的被试进行了为期8个疗程的LKM训练^[67]。对比治疗前，完成治疗与治疗结束6周后的随访结果均显示，个体的PTSD症状有了较大改善，并且自我同情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Fredrickson等人运用LKM训练程序，对139名受工作压力困扰的成年人进行了为期7周的“实验组-控制组”随机对照实验^[68]。研究结果显示，LKM可促使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一系列积极情绪转变，包括自我同情、快乐、满足、感恩、希望等。

四.   启示与建议

COVID-19疫情及其造成的现实影响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是广泛的、实质性的，而且可能是长期的。因此，帮助个体在当下及未来的生活中建立良好积极的自我态度，接纳并客观看待苦难，在困境中理解和关怀自我的情感，将有利于增强个体处理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的能力。基于上文对自我同情的作用机制及干预方式的回顾，在此我们提出三点建议，以期为心理援助工作者的干预工作以及受疫情影响个体的自我调整提供帮助。

一   培养积极自我同情，转化消极自我同情

现有理论与研究已充分证实了自我同情对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影响，而自我同情的积极与消极成分又分别会对疫情所致消极心理反应产生不同的作用^{[4, 8-9, 29]}。因此，引导人们建立积极的自我同情，并转化在疫情下可能产生的消极自我同情，是帮助其保持身心平衡的关键。

首先，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接纳现实情况并评估当下的危机，同时以清晰平衡的态度洞察自我的心理反应; 既不忽略当下的消极情绪，也不过分沉溺于消极情绪并进行灾难化的联想，以聚焦自我的方式处理创伤线索。

其次，在面对应激事件对心理造成的巨大冲击时，我们应对自我的情绪反应与当下的心理状态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包容。尤其对于身处疫情较严重地区的民众以及被确诊隔离的个体而言，面对外界的不当言论，应积极认同自我价值与自身需求的合理性，认识到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某些情况可能无法避免，从而包容自己的过失、理解自己的难处，不过分苛责自己，并及时关怀和体谅自我当下的情绪，进而缓解疫情所导致的消极心理反应。

最后，我们应认识到，在疫情之中没有一个局外人，疫情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我们所有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共同的体验使我们保持着紧密的情感联系，自己并非孤立无援。因此，个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渠道公开表达自我的情感，必要时可通过积极寻求他人帮助来获得理解与支持。

二   引导个体采取积极的认知、情绪和应对方式来处理危机

通过梳理以往研究可知，认知、情绪与应对方式是自我同情与创伤后心理反应之间的重要影响机制^{[23, 40, 52]}。在心理援助过程中，临床工作者在给予个体充分理解与支持、引导其建立良好自我态度的前提下，可以从认知、情绪、应对方式三个方面入手，促进个体适应性的心理反应，缓解消极的心理反应。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侵入性反刍、经验回避等消极认知方式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 而主动性反刍、认知重评和自尊等积极认知因素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个体消极心理反应的改善。这一结果提示临床心理工作者，在面对受疫情影响的个体时应注重其不合理认知的影响，引导其正视与接纳眼前的困境、以积极的视角对创伤线索进行主动思考并重新评估应激事件带来的影响与自我应对的能力，用肯定与支持的方式帮助当事人获得心理力量，提高其对自我的评价。

从情绪的角度来看，害怕、内疚、羞耻等消极情绪会加剧个体的消极心理反应，而感恩这一积极情绪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这提示心理援助者，在热线工作中应关注个体的情绪体验，可以通过改善个体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来帮助其降低消极情绪水平，并促进积极情绪水平的提高，从而缓解创伤后消极心理反应。

从应对方式的角度来看，逃避、表达抑制等消极应对方式会加剧个体的创伤后反应，而接纳、寻求支持等积极应对方式可以帮助个体处理创伤线索，有利于缓解个体的消极心理反应。这提示心理援助者，在干预的过程中应特别关注个体处理创伤时的应对方式，可引导个体正视与接纳眼前的困境、建立安全的关系，使其公开表达自我的情感，并提供支持性的资源，鼓励其在必要时主动寻求帮助，从而缓解疫情造成的心理创伤。

三   利用与自我同情相关的干预技术，达到助人与自助的目的

自我同情相关干预技术的临床效果在以往的研究中已被证实。这表明不论是在个体、团体还是自我干预中，提升积极自我同情水平对个体消极心理反应均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在本次COVID-19流行期间，心理援助多以一对一热线电话的方式进行。从个体干预的方法来看，咨询师可以在给予共情与支持的前提下开展提升自我同情水平的训练。将CFT技术与传统主流心理咨询技术融合，从聚焦自我的角度帮助当事人处理当下的消极情绪，在洞察、关爱自我的基础上，激发个体的心理动力，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困扰。同时，心理援助工作者也可以探索更多的线上干预模式，通过互联网对CFT结构化训练进行宣传，惠及更多受疫情影响的民众。

鉴于疫情发展对心理援助工作的限制以及资源的有限性，在应激事件中如何让民众自我调整，降低消极心理反应，以达到自助的目的，也是心理援助工作者要考虑的问题。自我同情训练在实践中已发展出多种形式的自我干预方法，应使民众充分认识自我同情的重要性，并宣传推广相关的自我干预技术，让人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可应用自我同情的程序来调节身心健康，从而降低疫情所致消极心理反应。

COVID-19疫情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是广泛且持久的，身处同一境遇的人们会因为此次疫情的影响获得某些共同的情绪体验。因此，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心理援助工作者可以利用人们的情感联结，采取线上或线下的自我同情团体治疗方法对其进行干预，使当事人在团体的力量下进一步提升自我关怀与欣赏能力，并增强持久的心理力量，以应对未来生活中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