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erstanding the Diversity of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s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Type Differences and Selectio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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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气污染逐渐成为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领域,为实现更有效的治理,中国在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多样化的组织形态,而如何理解这些组织的类型差异和选择逻辑成为科学评价和优化的理论问题。大气污染的协同治理组织,是在面对不同的大气污染治理和集体行动需求时,在充分考虑组织有限理性和资源约束的情况下设立的高效协作的多样化政府机构间合作网络。基于“职能—周期”二维分类框架,中国目前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可划分为综合常设、常设单一、单一应急以及应急事件四类。本文结合典型政策文件与法律依据,从组织结构形态、结构配置以及协同运作等方面总结了不同类型组织的政策导向、结构特征和形成逻辑,并对如何进一步优化不同类型组织的功能与建设提出建议。Abstract: Air pollu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area of regional public affairs govern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more effective governance, China has made useful explorations in organizational building and established diversified organizational forms. Therefore, how to understand the type differences and selection logic of these organizations has become a theoretical problem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On the premi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collective action demand,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rational choice for the 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diversity of collaborative air pollution control based on the limited rationality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of the organization is put forward. The two-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of ″function-cycle″ is constructed. At present, China′s air pollu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ntegrated permanent category, permanent single category, single emergency category and emergency event category. Combined with the typical policy documents and legal basis, the policy orienta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logic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orm,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and cooperative operation. The paths for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the functions and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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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生前著述等身,却未曾如欧阳修、苏轼等亲自编纂个人的诗文作品,而是寄望于门人弟子进行编撰,并有所去取。最早的王安石文集,是徽宗政和年间由薛昂奉敕所编。薛昂是王安石的高足,北宋后期的新党中坚。薛昂编王安石文集时,党禁仍严,可以想见,在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人物时,他必定多有删减和筛选。薛昂之后,王安石的文集在南宋屡有刊刻,所收篇目往往参差不齐,多有他人之作羼入;甚者如詹大和所刻《临川先生文集》所云:“赝本居十之一,而错谬不可读。”①自南宋开始,关于王安石诗文的辨伪工作便已由李壁、方回等学者肇其始。经清代钱大昕、姚范、沈钦韩等人的积累考证,王安石诗歌的辨伪至今人汤江浩而终集大成。②至于其文的辨伪,学界的研究成果则相形见绌。近些年来,随着各种王安石文集的整理出版,王文各篇的辑佚拾遗层出迭见,然往往真伪并存。③整理者有时考辨不谨,多有误收,附录在王集之末,反而容易误导读者;甚至为王安石的生平研究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信息,贻误学林。
有鉴于此,以下本文拟对署名“王安石”的三篇文章之真伪进行考辨,以求去伪存真。
近些年来,作为新史料的新出土宋代墓志,日益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受利益驱动,市面上新出宋代墓志的作伪现象,特别是一些署有名家大家的墓志(如王安石等)也开始出现。对此,研究者须保持足够的警省。对新史料的利用与辨伪,应当同步进行。下面以《宋故前尚书祠部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见图 1)为例,作一简析。
宋故前尚书祠部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
朝奉郎、□□郎中、知商州军州兼管内劝农、提点金场坑冶务公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王安石撰并书
夫人其先家杭之临安,世仕钱氏。曾祖琉,事文穆、忠献、忠懿王,积功至歙州刺史;祖逊,纳女于忠懿,封秦国夫人,为浙西道营田副使;父仁寿,邓王府衙内都虞侯,从忠懿朝京师,除左班殿直,娶越州观察使钱公仪之女,生夫人于大梁。钱氏以忠孝称,□□赫奕,而俞为盛族。祠部君学赡而行方,为郡国师。故夫人师□□□子曰干,干秀颖绝伦。早年,夫人静柔博爱,遇族属无厚□□,愉愉煦煦,常恐不及。祠部之首妃史夫人生子宏,人不知其非□超。宏登进士第,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夫人封寿安县太君。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终,享年七十七。先是,职方君终矣。孙仲彦,大理寺丞、签书枋州军事判官厅公事,以熙宁五年九月癸酉,葬夫人于京兆蓝田县薛王里之北原,祔祠部君穴。使□□于予,予于仲彦舅也,熟夫人之风迹,为之铭曰:
九德备人之懿,五福全天之赐。然令终□问不□□□,其居昌厥后嗣。
这篇墓志,《王文公文集》和《临川先生文集》不载,《全宋文》和《王安石全集》也未收录。墓主俞氏,钱忠彦之母,“其先家杭之临安,世仕钱氏”。墓志撰者署为“朝奉郎、□□郎中、知商州军州兼管内劝农、提点金场坑冶务公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王安石撰并书”。按,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的历官履历甚为清晰:庆历二年(1042)进士高第,以校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七年(1047)知鄞县;皇祐三年(1051)通判舒州;至和元年(1054)入京为群牧判官;嘉祐二年(1057)出知常州,三年(1058)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四年(1059)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六年(1061)知制诰,八年(1063)丁忧返江宁;英宗治平四年(1067)知江宁府;神宗熙宁元年(1068)入京任翰林学士,二年(1069)除参知政事,三年(1070)拜相,七年(1074)出知江宁,八年(1075)复拜相,九年(1076)罢相出判江宁,十年(1077)罢判江宁;元丰年间以集禧观使退居江宁,哲宗元祐元年(1086)卒。由此可见,王安石不仅从未“知商州军州”,甚至一生行迹也未至商州。墓志上的“王安石”三字当误。
当然,此结衔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篇墓志的墓主于熙宁五年(1072)九月葬于蓝田县薛王里之北,而墓志当撰于稍前。撰者的官衔是:朝奉郎、□□郎中、知商州军州兼管内劝农、提点金场坑冶务公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商州在北宋中期属于永兴军路。熙宁五年(1072)前后的知州当为王公仪。王公仪字子严,泯州人,《宋史》《东都事略》等无传,《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其元丰四年(1081)知资州④,哲宗元祐元年(1086)七月为夔州路转运使⑤。《金石萃编》载王森所撰《宋故左中散大夫知泾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上柱国清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王公神道碑铭并序》,墓主即王公仪。据此神道碑,王公仪于庆历六年(1046)登进士第,历河西县令,知岐山县、渝州,通判耀州。英宗朝入为御史台推直官,阶官加屯田外员郎、都官员外郎。神宗即位后,王公仪再迁为屯田郎中。因议谋杀按问自首之法,忤神宗、王安石之意,出知商州。“谋杀从按问自阿云谋夫始,会公首当详定,则曰:‘法无许从之文。’出知商州。州居山,百货丛委,往时为吏者或多牟渔于下,且圭田无艺。公则一切蠲减之,官吏亦缩手不敢取。自邑至郡,皆兴学校。转都官郎中,求领南都之御史,改除知池州。转职方郎中,知兴元府。” ⑥熙宁元年(1068),因阿云之狱而在朝臣间引发的“谋杀按问自首减等”律法之争,一直延续到翌年五月才平息下来,最终王安石的意见胜出。⑦王公仪出知商州,当在此之后,或即因反对按问自首减等。北宋中期的知州通常三年一任,以此推算,熙宁五年(1072)前后,王公仪正在商州任上。“□□郎中”,当为“尚书省屯田郎中”,这是王公仪知商州时的本官官阶。所以,《宋故前尚书祠部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撰者的原本结衔应当是“朝奉郎、尚书省屯田郎中、知商州军州兼管内劝农、提点金场坑冶务公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王公仪撰并书”。
那么,“王公仪”为何会讹为“王安石”?这极可能因为王安石是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又是墓志写作的大家,好事者于是在原碑上挖改,以此取重于世。另外,王公仪的子嗣中,有孙名“王介夫”⑧,与王安石之字“介甫”相同。不知挖改者是否也受此启发?
现存王安石文集主要分为两个版本系统:一是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初刻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完整流传至今;一是杭州本《临川先生文集》,初刻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今有宋刻元明递修本传世。这两种王安石文集,都有一些他人之作羼入,而《王文公文集》误收情况较为严重。如:
回皇亲谢及第启
伏审校艺中程,霈恩移镇。凡兹有识,皆谓至荣。今国家兴学校以养育天下之材,而材犹未能有成;革科举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士或未尽去故。况于以公子之乐善,而能先儒者以试经。傥非非常之才,孰能出类如此?
伏维某官世绵瓜瓞,才韡棣华。不以富贵而自骄矜,而为贫贱之所求取。决科异等,有光汉族之文章;进秩重藩,益壮周家之屏翰。非特为荣于宗室,盖将有激于士风。某限列谏垣,莫趋宫屏。未能驰谢,乃枉赐言。惟荷眷之至深,非多辞之可喻云云。
此启出自《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二,⑨而《临川先生文集》不载。启即书信,以四六骈体写就,是下属用以私自达于属长、有所候问请谢。谢及第启,则是启文中的特殊一类,只适用于科举及第后的场合。宋代实行科举取士,士人及第后,通常会致谢启于本科考官,叙座主门生之谊,⑩而考官也随之予以礼节性的回复。⑪这篇《回皇亲谢及第启》便属于此种类型。比较特殊的是,这位及第进士是一位宋代宗室,故回启对此反复措意,所谓“以公子之乐善”,“壮周家之屏翰”。
此启当为《王文公文集》所误收。启曰“某限列谏垣”,则作者当任谏职;然考王安石生平,从未任职谏官或御史。⑫又曰“今国家兴学校以养育天下之材”,“革科举以新美天下之士”,“先儒者以试经”,则此启当作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科举改革之后不久。熙宁四年,朝廷颁贡举新制,以经义取代诗赋取士;⑬同时,推行太学三舍法,实行学校养士。⑭其时,王安石早已拜相,⑮不会有为属下代笔回启之理,故此启当非王安石所作。
然则此启出自谁手?欲以明此,须先考证启中及第皇亲。此皇亲应为赵叔盎。宋代皇室赐进士及第,仁宗朝赵叔韶是第一人;然以经义考试得赐进士出身,则始自赵叔盎。王应麟《玉海》卷一一六“选举”载:
皇祐元年六月三日乙丑,叔韶进所为文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仁宗曰:“前此未有。”
元丰二年三月丁亥,诏以经义、论试宗室。六月十五日,秘阁考试宗室。七月三日,叔盎赐出身。四年七月,汎之等秘阁试文论。六年十月,令绵等秘书省试经义。初,熙宁五年二月十九日,中书修换官法。九月癸丑,命铄为职方员外郎。宗室试换文资,自令铄始也。⑯
仁宗朝科举以诗赋取士,赵叔韶所进之文当为诗赋或策论,决非经义。熙宁四年(1071)颁贡举新制后,至元丰二年(1079),神宗始诏宗室可于秘阁考试经义。《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二”载:
元丰二年正月十七日,诏:“宗室大将军以下愿试者,试本经及《论语》《孟子》大义共六道,论一首。大义以五通,论以辞理通为合格。”四月十四日,知制诰张璪、光禄寺丞陆佃赴秘阁考试宗室。七月三日,右监门卫大将军仲芮、右千牛卫将军叔盎、令摄、令优、令贯各迁一官,叔盎赐进士出身,并以秘阁考试中等也。⑰
首次以经义参与宗室科举考试的,有仲芮、叔盎、令摄、令优、令贯等人,惟叔盎考试中等,得赐进士出身(即所谓“及第”),他人只是各迁一官而已。考官为知制诰张璪和光禄寺丞陆佃。赵叔盎之父为赵克敦,系赵承幹之子、赵德钧之孙、秦王廷美之曾孙。⑱他以宗室身份主动响应神宗诏书考试中等,为经义取士的贡举新制以及神宗允许宗室参加科举考试的宗室改革作出表率,⑲颇具政治象征意义。故《回皇亲谢及第启》曰:“今国家兴学校以养育天下之材,而材犹未能有成;革科举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士或未尽去故。况于以公子之乐善,而能先儒者以试经。”“非特为荣于宗室,盖将有激于士风。”他本人显然也以此为荣,所撰《重修广州净慧寺塔记》结衔中便凸显赐进士出身:皇叔、敕赐进士出身、右武卫大将军、持节康州诸军事、康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伯户、食实封七百户叔盎撰书。⑳
按照惯例,赵叔盎以经义考试中等得赐进士出身后,会致谢启于主考官——知制诰张璪或陆佃。陆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他是王安石高足,也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祖父,《宋史》有传。神宗元丰年间,陆佃“同王子韶修定《说文》,入见……神宗悦,用为详定郊庙礼文官。时同列皆侍从,佃独以光禄丞居其间。每有所议,神宗辄曰:‘自王、郑以来,言礼未有如佃者。’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进讲《周官》,神宗称善,始命先一夕进稿。同修起居注。元丰定官制,擢中书舍人、给事中。”㉑从中可见,元丰四年(1081)神宗改官制之前,陆佃所涖官职差遣均与台谏无关。因此,启中“限列谏垣”之作者,并非陆佃,而只能是赵叔盎的另一位考官张璪。张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元丰初,入权度支副使,遂知制诰、知谏院,判国子监,荐蔡卞可为直讲。建增博士弟子员,月书、季考、岁校,以行艺次升,略仿《周官》乡比之法,立斋舍八十二。学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议多自璪发之。”㉒元丰二年(1079)四月十四日,张璪以知制诰之职赴秘阁考试宗室。五月,兼知谏院:“(元丰二年五月戊子)右正言、知制诰、知审官东院张璪兼知谏院,判国子监。”㉓七月三日,赵叔盎以考试入等迁一官,并赐进士出身,遂按惯例致谢启于张璪。张璪回谢,因此时已兼知谏院,受谒禁之限,㉔不能登门祝贺,故曰“莫趋宫屏,未能驰谢”。
为何这篇启文会收录在《王文公文集》中呢?这或许是因为启中“兴学校以养育天下之才”,“革科举以新美天下之士”等语句的误导。众所周知,熙宁四年(1071)的贡举新制以及随后的官学教育,是熙宁变法的重要内容,而王安石正是主要推手。《王文公文集》的编者,可能因此而误,将此启编入王安石文集中。
除文集外,尚有多篇署名“王安石”的文章,散见于方志、族谱、总集等文献中。然其中真伪参半,也不可尽信。试举一例以辨析。
乞废玄武湖为田疏
熙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王安石奏:
臣蒙恩特判江宁军府,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当时集官吏军民,宣布圣化,启迪皇风,终成一载。所幸四郊无垒,天下同文。然臣切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其北关外有湖二百余顷,古迹号为元武之名,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丁字河源,泄去余水,决沥微波,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榖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土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无令豪强大作侵占。车驾巡狩,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绥怀贫腐。
此篇载《景定建康志》卷十八,㉕ 《至大金陵新志》卷五下转引曰:“《景定志》云:熙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王安石奏:‘臣切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密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 ㉖ 《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不载,而李之亮《王荆公文注补笺》《全宋文》、复旦大学版《王安石全集》等,均将此篇作为王安石佚文收入附录中。㉗
按,此文绝非王安石所作。先看此文作年,有三种可能:一是奏于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十一日,二是熙宁九年(1076)某月日,三是熙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如为第一种情况,则“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指熙宁七年(1074)之事。然到任、上奏于隔年同月同日,太过巧合。且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罢相以观文殿学士出知江宁,而非出判江宁;六月十五日已莅任,上谢表曰“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军府事。臣已于六月十五日到任讫” ㉘,与“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扞格。如为熙宁九年某月日上奏,则本年王安石在京为相,不应越俎代庖,以江宁知府的身份和口吻上疏废玄武湖为良田。如为熙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1076)上奏,则《乞废玄武湖为田疏》(以下简称《疏》)中“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指熙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而熙宁八年三月、王安石已离任江宁府赴京复相。㉙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此《疏》奏于熙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其时王安石再次罢相出判江宁府任上,《疏》中“臣蒙恩特判江宁军府,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当时集官吏军民,宣布圣化,启迪皇风,终成一载。所幸四郊无垒,天下同文”一段,或为衍文,如《至大金陵新志》即不引此段。然而,熙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判江宁府,月底方莅任。十一月十三日,他尚在赴任途中,上《谢赐生日表》㉚,也不会在莅任之前便奏上废湖之疏。何况,王安石此次罢相,于政事已意兴阑珊。甫至江宁,便屡上表札,乞请辞判江宁而仅领宫观,㉛求退乞闲之意甚明:“始,安石罢政,除江宁,恳辞使相,请宫观。上遣梁从政赍诏敦谕,须其视事乃还。从政留金陵累月,安石请不已。” ㉜熙宁十年(1077)六月十四日,他罢判江宁府,以使相领集禧观使。其判江宁府,未及八个月。以常理揆度,他不可能在判江宁任上奏乞大兴水利。
另外,《疏》中有“车驾巡狩”之语,尤为扞格不通。终神宗一朝,不仅并无车驾巡狩之事,朝堂上也未见巡狩之建请或议论。此篇或作于北宋末年,车驾巡狩,或指徽宗“靖康元年正月已己,诣亳州太清宫行恭谢礼,遂幸镇江府” ㉝顾宏义教授认为,“车驾巡狩”或指宋高宗。可备一说。。其时王安石早已去世多年。
以上对三篇署名“王安石”的文章进行辨伪考订。这三篇文章,一来自新出墓志,一出自王安石的文集,一出自地方志。不同的文献来源,反映了王安石文章作伪的复杂性,也提醒学人在对王安石的文章进行整理、辑佚、研究时,应当保持清醒、批判的态度。
① 孙觌著,李祖尧注:《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卷七《与苏守季文》,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第5页。关于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刊刻、流传情况,可见刘成国:《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编撰、刊刻及流传再探》,《文史》2021年第3期;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第162-164页。
② 汤江浩:《王安石诗历代之辨伪与辑佚综论》,载《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第六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77-327页。
③ 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临川先生文集》,将日本学者岛田翰,清代学者劳格、陆心源、罗振玉等人的辑佚成果合编为《临川集补遗》,附于集末。《全宋诗》《全宋文》、李之亮的《王荆公诗注补笺》和《王荆公文注补笺》以及王水照主编的《王安石全集》,均将《临川集补遗》收入,并另有搜辑补充。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八“元丰四年十月丁卯”条,中华书局,2004,第768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巻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丁亥”条,第9355页。
⑥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四一,载《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358页。
⑦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四,中华书局,2018,第916-917页。
⑧ 黄德裕:《宋故赠金城郡君李氏墓志铭》,转引自赵逵夫、赵祥延:《补作者不见于全宋文之北宋佚文七篇》,《文学与文化》2018年第3期。
⑨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257-258页。
⑩ 如王安石《谢及第启》,即作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王安石文集》卷八一,中华书局,2021,第856页。
⑪ 如陆游祖父陆佃元丰五年(1082)为御试详定官(朱刚:《陆佃年谱》,《新宋学》2020年第9辑),本年状元黄裳等进士及第后致谢启,陆佃回复:“伏审祗膺睿泽,荣擢殊科,伏惟庆慰。某官先辈涉道宏深,受材广博,学该掺桂,思敏然萁。拳拳有爱君之心,亹亹明当世之务。果承清问,遂占上游。腾一代之风声,耸四方之观听。共期远业,即奋亨途。庆牍未遑,华缄首及。其为感佩,罔既敷陈。”这封书启的格式、内容,与《回皇亲谢及第启》相似。见陆佃:《陶山集》卷一三《回黄裳状元以下新进士启》,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⑫ 英宗治平四年(1067),有宰臣荐王安石为御史中丞,而为张方平沮止。见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三,第756页。
⑬ “(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置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路学官,使之教导。”参见脱脱:《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77,第278-279页。
⑭ “(熙宁四年十月)戊辰,立太学生内、外、上舍法。”参见脱脱:《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第280页。
⑮ 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二月除参知政事,三年(1070)十二月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见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四,第840、1187页。
⑯ 王应麟:《玉海》卷一一六,广陵书社,2003,第2152页。
⑰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5864-5865页。
⑱ 黄庭坚:《山谷别集》卷九《宋故宣州观察使赠太尉和国公赵公行状》,载《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第1659页。
⑲ 关于神宗朝的宗室改革以及允许宗室参与科举考试等相关论述,可见何兆泉:《选举之途》,载《两宋宗室研究》第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88-197页。
⑳ 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九《金石略十一》,清道光二年刻本。
㉑ 脱脱:《宋史》卷三四三《陆佃传》,第10918页。
㉒ 脱脱:《宋史》卷三二八《张璪传》,第10569-10570页。
㉓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八,第7249页。
㉔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〇载仁宗庆历七年四月:“己巳,诏谏官除朝参外,非公事毋得出入请谒。”详细论述,可见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82-85页。
㉕ 《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第1586-1587页。
㉖ 《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第5561页。
㉗ 关于此文真伪,见邢致远、邢国政:《王安石〈湖田疏〉废湖为田》,《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李贵教授在评议本文时提示,谨此致谢!
㉘ 《王安石文集》卷五七,第595页。
㉙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六,第1775页。
㉚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六,第1937页。
㉛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六,第1943-1950页。
㉜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壬辰”条,第6924页。
㉝ 脱脱:《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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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类组织的功能属性与协同结构比较
组织分类 职能 周期 政策导向 结构特征 逻辑解释 综合常设类 综合:环境治理 长 由虚到实:环境治理的共保联治 交叉联系+外部支持 基于多主体有限性的再协调 常设单一类 专项:大气污染治理 长 逐渐细化:环保部牵头下的职能部门协同 战略性央地支持结构 精准目标下有限性约束相对较低的协同联动 单一应急类 专项:重污染天气治理 短 逐渐成熟:监测预警体系与联动应急治理格局 跨部门牵头组织 精准目标下有限性约束相对较低的协同联动 应急事件类 专项:重大节事空气保障 无 非常态化制度安排:事件区域内的联防联控机制 省部协同支持网络 复杂环境下的组织权变选择 注: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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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一凡. 王安石书迹叙录. 碑林论丛. 2023(00): 259-271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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