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序指为家谱、族谱、先德录、庆源编等谱牒类书籍撰作的序文，是书序中较特殊的一类。自宋代欧阳修(1007—1072)、苏洵(1009—1066)领起，中国进入私家修谱时期，但历元季兵乱后各家谱牒多已损毁不存。明初，国家安定。洪武九年(1376)明王朝又颁布修谱诏^①，民间遂竞相修谱，谱牒数量远轶前代。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也曾两次颁修谱诏，然止于提及谱牒的“世教”功能，更倾向寄望家族修谱以达“自立”^②；相较之下，明代修谱诏则号召率土之民奋力作谱，“溯方规于乃祖，考厥行于前贤”，化风俗外，有助保义治国。^③如此意味着，自宋代私家修谱以来主要作为宗族血脉情感联系的谱牒在明代发生意义的转变，家族之外更关涉国家建设，国家政治明确以一种区别于制度机构的、更加柔性的方式重新介入其中。

然而，谱牒作为家族历史文献的汇编文本，本身并无任何价值倾向。国家政治思想如何通过谱牒作用于地方社会，此一国家到地方的过程实存在话语的鸿沟。基于谱牒写成、具有“序作者之意”文体功能的谱序便自然充当了中间的译者，以达成“上对下”和“下对上”的话语转译或连接。对谱序撰作来说，当谱牒附着上政治意义，等于面临新的书写语境。而谱序作者往往来自官员甚至高级官员和文人，一方面，他们是国家政治、知识精英，自觉不自觉地承载着国家意志和主流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地方代表，尤其在为本家或同乡邑家族撰作谱序时，自然拥有借助国家权力抬升家族地位和影响力的敏锐。这样的内驱力使得明代的谱序书写很难忽视政治的在场，而回应政治期待、沟通国家和地方之间的话语则成为必然趋势。正是在此情况下，明初士人撰作了大量谱序。

对谱序的研究，目前多见于史学界，将其作为史料充分利用^④；在文学研究领域，或因谱序强烈的程式化书写特征和较少文学审美特质，以及相较于集序，谱序的所序对象谱牒与文学关联不明显，至今鲜有专门研究。^⑤但谱序在明代新语境下勃兴，广泛参与其时士人的文化生活，不仅大量谱序开始被收入明人文集，注重辨体的明末文章总集《文章辨体汇选》也在“序”下设有“谱牒”类，均说明谱序是真正具有明代书写和文化特色的文体，颇具研究价值与空间。为此，本文由谱序在明代遭遇的新语境入手，探析当修谱被赋予政治意涵后，明初士人如何通过谱序书写达成国家和地方间的话语转译，进而呈现独具特色的文本样态；同时，期待解释谱序在明代是如何走向文体成熟的问题。

一.   叙史：祖先偶像的隐性塑造

为一部谱牒撰序，其审题构思大致可从两个方向运笔结构：其一是由所序谱牒的内容出发，阐述介绍家族姓氏渊源、迁播流转、盛衰升降等，可概括为“叙史”；其二则由修谱行为出发，涉及修谱缘由、经过、目的及谱牒理论等，可概括为“论谱”。在具体的谱序撰作中，序作者既可择其一路延展铺写，亦可将二者组合使用。换言之，“叙史”和“论谱”可视为谱序撰作最基础的核心构件，这也是谱序程式化的体现。明初，当谱牒被赋予政治意义，士人们撰作谱序时谋篇布局仍然不出此两种基本路径，但循此出发又都呈现出独特的书写变化。本部分且先考察叙述家族历史一路的动向。

宋元时期，叙述家族历史或远从姓氏渊源而起，或自始迁祖起，如宋代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有封于欧阳亭者，为欧阳亭侯。欧阳亭在今湖州乌程欧余山之阳。其后子孙遂以为氏。”^⑥朱熹(1130—1200)《紫岩周氏谱序》：“至始迁祖讳靖，字天锡，世居祥符。扈跸南渡，为国子正禄，居杭，迁于诸暨。”^⑦元代承宋而来，大体上并未出新，如虞集(1272—1348)《雒阳杨氏族谱序》：“雒阳之杨，由金中京酒使某，壬辰兵北渡，殁兵中。中京生某，举家避地平阳，事定还雒，修旧茔而定居焉。”^⑧可知宋元两代叙述家族历史，主要以家族人物来串联，围绕影响家族发展变化的历史节点如历次迁徙、分支、盛衰等，叙述简洁、语言节奏平均，总体服务于梳理家族史、展示家族源远流长和人物之盛。

需要说明的是，叙述家族历史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或有目的的活动，本身即隐含修辞的空间。虽然谱牒的其他构成要素如世系图、传记等已提供主要文献依凭，家族历史的基本线索难于改动，但对于其中串联历史的家族人物，撰序者则可以在材料择取和着墨多寡等方面施加影响。当谱牒在明初被赋予政治意义，士人们撰作谱序时，一方面着意打破宋元时期对串联历史的家族人物的简单列举和用笔平均，在其中某些人物身上增加情节性、故事性描述，投注更多笔墨；另一方面更是在叙述家族历史时，加入某些无关历史节点的家族人物并着力渲染。如此一来，以往家族人物串联历史的工具性质被打破，他们不少人(曾因担任官职、拥有科名在谱序里仅作为展示家族昌盛的模糊群像)也因此可能拥有独立鲜活的个体形象。概言之，明初士人谱序中叙写家族人物的功能已发生隐性代换，不仅串联历史，更注重为后人打造立身行事、来自本家族的祖先偶像。

那么，在谱牒被赋予政治意义的情况下，明初士人要为地方家族树立怎样的祖先偶像？首先，从家族历史叙述中经常入选的官员来看，其中忠于国家和君主，具有“忠烈”“忠勇”等关涉“忠”的政治伦理事迹者被明初士人着重书写。为此，王朝末季著名叛乱如唐黄巢之乱、宋靖康之乱等事件成为比较集中的主题背景。如郑真(1332—？)为番阳范氏宗谱题跋，虽然范氏世代不乏仕宦，但率众攻打黄巢而卒的范鑱无疑是最耀眼的家族星辰：“鑱为都大司官，领众攻巢，战胜罗婆桥，旋师屯严前，卒死之。唐封为忠勇侯，庙祀不绝。”郑真甚至认为番阳范氏此后由唐至明百余年间能够以诗书守其世祚，“寔忠勇之报也”^⑨。杨士奇(1365—1444)为同乡西昌郭氏新续谱撰序，言与郭氏家族历史节点并无关联的郭忠孝在金兵来犯时的忠烈之举：“靖康初，金兵犯阙，立陈追击之策，又陈战守利害等十余事。后为永兴军路提点刑狱，与敌战死城下，赠太中大夫。”^⑩解缙(1369—1415)为自家撰《重修家谱题辞》，更是以历数自唐末到元末解氏族人死于忠义的事迹作为叙述家族历史部分的主体，借助多组类型重复的故事，渲染解氏一门忠义的家族形象。

有时，即便家族成员并未参与忠君报国之事，而是尚处于谋划阶段、仅见隐约证据的，在叙史时也会被专门提出，如梁潜(1366—1418)：“七世曰希颜，累官两浙盐运司同知，与谢迭山诸公友善，北兵南侵也，与迭山谋举兵以匡王室，其往复之书，至今犹存。”^⑪其《严氏宗谱序》更有过之，根据严思晦在忠简公胡铨忤秦桧而被罢黜时还能无所顾忌地与之相交，“且以一子托婿忠简”，进而推想：“使思晦居忠简之地，必能为忠简也。”^⑫虽然如此推想并非毫无道理，但其中更掺杂阐释的诱导，使“未然”事件具有了“必然”事件可能带来的阅读效果，足见明初士人为地方家族树立忠君报国偶像的切望和努力。

除开末季战乱时的忠君报国，和国家日常统治相关的“功德”，如有功于安邦盛治、有德于仁民爱物的官员同样受到青睐。叙述家族历史时，跟他们相关的记述自然详细丰满。罗亨信(1377—1457)《临洮赵氏族谱序》言赵氏族人封“会川伯”者镇守边陲以保国家安宁：“……统洮岷等卫劲卒以镇西凉，防御严谨。戊午春，分兵出塞，捣其巢穴，擒灭丑类，西鄙以宁。”^⑬胡广(1370—1418)曾为安成王氏族谱撰序，记王氏族人任江西观察使期间遇水灾遂慨然以私用恤民：“遭水灾，赋窘，减宴乐，绝他用钱以丐贫民。其德之及民，受其惠者，长子老孙盖不能知也。”^⑭王直(1379—1462)《陈氏宗谱序》记录陈氏族人陈僖任军官不拘诏令，烧毁牵连叛乱的军人籍册，使不少无辜者得活。^⑮而其他谱序在叙述家族人物任某官职后，亦常打破书写节奏，额外加一笔“蒞官廉洁终身”“为政尤知大体”“政绩可称”等，充分说明明初士人对官员做官为国的政绩和居官为民的功德之推重。

虽然官员在叙述家族历史时多被眷顾，但仍有不少平民布衣被撰序者“破格”相中。他们中有出资修路者：“七世曰仲端，赀累巨万，尝伐石治道，自庐陵麻洲抵兴国，凡百数里。”^⑯有乱世中为乡人提供蔽难之所者：“元末兵乱之际，举室出避萧氏……其敬爱宾客如子弟之于父兄，而宾客之寓于萧氏者，安之如家焉。”^⑰也有攘寇盗以护乡郡者：“其以布衣倡忠义，遂攘寇盗，复郡城。及盗大至，官军退走，犹力战杀贼，终不屈而死。”^⑱显然，保障帮扶乡邻，能在社会公共事业方面作出贡献，利于国家安定，是他们脱颖而出的共同特征。此外，还有德行特出者：“先生早孤而贫，躬稼植以养其母……先生不诡于俗，每朔望谒见，独缁巾深衣大带，端拱而深揖，使学者见先王之旧。”^⑲有学识擅能者：“翁讳晖，喜聚四库书，多至充栋……或以疑难质焉，则曰是出于何书何篇，从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尘而验之，无差爽者。”^⑳此又为平民提供了个人修养的榜样。不仅官员，民初士人在叙述家族历史时也注重塑造平民祖先偶像，肯定平民在公共事业上的贡献及个体修养，认为他们因此毫不逊色于家族中的仕宦显达和科名赫赫者，同样可以成为家族荣光和“世德”的能量来源。其实质乃是对祖先偶像身份的消解，突显其围绕安邦定国与利民修身的德行。可以说，从安邦定国到更切合日常的行为修养，从官员到更贴近大众身份的平民布衣，明初士人为地方家族塑造了一套完整的祖先偶像系统。

在政治主体的强势笼罩下，明初士人撰作谱序不改动家族历史线索，通过为串联历史的家族人物增添笔墨和加入与历史节点无关的家族人物，使叙述家族历史兼具甚至主要担负塑造祖先偶像的功能；在塑造祖先偶像时，将忠于国家君主，为官则安邦定国和辅佐朝政，为民则注重自身修养和帮扶乡邻等符号性品质，植入为地方家族树立的自官员到布衣的全套祖先偶像系统。更重要的是，这套祖先偶像体系始终和国家修谱诏所言“溯方规于乃祖，考厥行于前贤”、修谱以保义治国的政治思想相呼应。将政治话语隐性转译为具有血缘感发力量的祖先偶像崇拜，此种方式更易为地方基层所接受，有助于国家和地方达成有效连接。而在此过程中，因塑造祖先偶像，对家族人物的刻画运笔丰富且颇具技巧，有时堪比精悍的人物小传，可知谱序“叙史”一路的书写空间在明初士人笔下被不断开掘。

二.   论谱：家国伦理逻辑的组合拼接

随着明初修谱诏的颁布，明王朝对家族修谱的态度已相当明确，即重视谱牒在一家一族外更具化风俗和保义治国的国家建设意义。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当时地方家族的修谱意图却未必能与国家达成默契。自唐末五代官修谱牒衰落后，修谱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几乎断裂^㉑；宋代进入私家修谱时代，以欧阳修、苏洵为代表的士人更强调修谱在收族和勉励后世方面的家族功能；直到宋末谢枋德(1226—1289)于国势危殆下关心修谱，文天祥(1236—1283)仍对此大惑不解：“虏骑充斥，不问所以萃民集众，而谈宗乘，此一姓之事，非当今时务之急。公固识时俊杰，兴言及是，得非无意朝廷乎？”^㉒元代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重视修谱以记录家族史、统支属、辨华裔和维系人心的意义，将存国史的期待倾注于奋力存家史之中。至于明初地方家族对修谱意义的理解，从当时两种谱序的记载可窥大略。一种来自请序者自述，如杨荣(1372—1440)《胡氏族谱后序》记胡濙(1375—1463)奉使西归时为其族谱请序：“感念祖宗之所从来，斯须弗敢忘”^㉓；宋濂(1310—1381)《张氏谱图序》记与他同在史局修元史的同僚张宣(1341—1373)持其家族图谱请序：“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修，皆无以示远。”^㉔另一种来自撰序者对世风的感慨，如陈循(1385—1464)：“世之谱其族者，往往有诬他人之贵显赫赫者，冒为其所从出，甚至强附他族之无嗣者愿为之后。”^㉕综合不同立场的表述，可知明初地方家族修谱，在尊祖敬宗睦族和昭先德后外，亦常出现因追逐家族名利而不惜攀附作伪、窜籍冒宗，总体仍以家族发展和利益为重。这显然和明王朝颁布修谱诏所表达的寄望存在很大差距。如前所述，叙述家族历史和撰作谱序另一条布局行文的基本路径是“论谱”，明初士人在此书写路径上针对修谱态度不同的国家与地方家族，如何阐释修谱意义成为颇具挑战的难题。

明初国家和地方家族对修谱意义的认识存在差距，谱序论谱的关键即在如何缝合二者，搭建国家和地方家族之间的连接。为此，明初士人作出的尝试是首先自源头寻找关捩。由于宋元两代论谱皆止于家族范畴，明初士人面对国家政治在场的新语境，在撰作谱序时阐释修谱意义往往跨越宋元，一路向上追溯，梳理谱牒的由来，重启谱牒产生之初的功能意义。如苏伯衡(？—1390？)《谭氏家谱序》：“古有大宗小宗之法，先王所以叙天伦、系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由汉以下，宗法废而门地盛，于是谱牒之学兴焉。”由此可知，谱牒乃接续宗法制度而兴，那么它是否也秉承了宗法的遗意呢？文中继续以当时普遍流行的欧阳修式和苏洵式两种谱牒为例论析，“其为使人重其本之所自出，而尊尊之义明，详其支之所由分，而亲亲之道立，则未尝不同也。尊尊亲亲，而谱法尽矣。是故宗法既废之后，先王叙天伦、系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遗意，犹粲然于族谱见之”^㉖。无论何种形式的谱牒，其实质皆是昭明“尊尊亲亲”之秩序，而家庭家族“尊尊亲亲”秩序的建立和稳定正是宗法制度得以运行的基础，这就从根本上证明谱牒实与宗法制度一脉相承。于是，谱牒便自然拼接宗法社会的家国伦理逻辑，也具有了“叙天伦、系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这一套既有益家族又利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

或许因为此种论述追溯历史源头，能够说明谱牒的家国意义渊源有自，而结合当时谱牒的普遍情况，又能将历史梳理落脚于现实，因此明初士人在撰作谱序时频繁调用。以王祎(1321—1372)为例，其论谱牒意义便与苏伯衡此篇仅有个别字词的差异，论述原理、结构完全一致，这番论述甚至成为一个理论式书写构件被原样搬用到其《金华俞氏家乘序》和《陈氏族谱图序》里。^㉗王达(1341—1397)《汪氏家谱序》：“古者小宗伯掌宗族之别，以辨亲疏之叙，岂不以人伦为重而治天下之先务乎？”^㉘郑本忠(？—1403？)《简氏族谱序》：“故周小史必奠世系，辨昭穆，而邦国之志行焉。此族谱所由作也。”^㉙}虽不似王祎呆板，亦采取了相似章法，追本溯源，拼接宗法社会的家国伦理逻辑以阐释谱牒的家国意义。

从谱牒由来出发自是一种解法，明初士人更就谱牒本身作出新解读，由此觅得缝合国家和地方家族的突破口。宋讷(1311—1390)《嵊山宋氏族谱序》：“谱之义，谱其亲也。谱其亲，使人知孝弟也……他日朝廷起而宠用之，移孝弟之行于家者施诸人、及于物，所谓亲亲仁民，秉彝其裕为之。”^㉚认为谱牒可使人明孝弟，此种内在修养是仁民爱物之基础。已将谱牒与能够推之于外的人格修养联系在一起。由此再往前，杨士奇《蜀江欧阳氏族谱序》更是提出修谱乃“君子之仁于家”，且说“盖君子施仁于国、于天下，必自家始，未有不能仁于家而能及国与天下者也”。^㉛其《丰城李氏族谱序》有更详明的阐释：“谱牒明，然后源本不昧，疏戚不紊，而孝友慈睦出于仁爱之良心者，自不容于已矣。仁爱施于家，推而及于民，又推而广之，天下之治所由以兴，谱牒非有关于人心世道欤？”^㉜综合观之，即将修谱这种能够使家族明源本、辨戚疏的行为视为君子仁爱的表现，划入君子“仁”的范畴。如此定义与解读，等于拼接上儒家所倡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伦理逻辑。于是，修谱说明君子拥有“仁”的修养，亦是君子“齐家”的新内容；循着“修齐治平”逻辑，君子能仁于家，而后自能仁于国、仁于天下。换句话说，修谱具有尊祖敬宗睦族和承先启后的家族意义外，自然有助于治国和治天下。更晚的余学夔(1372—1444)在《荷山刘氏族谱序》中铺叙完修谱的家族意义后，直截了当地指出“修齐治平，举此而行……此谱之关于人心风教为甚重也，于是乎书”^㉝。李时勉(1374—1450)《莫氏族谱序》以该家族成员莫公的成就为例，提出其“善政”和仁民爱物，即源于作谱之仁心。^㉞可知明初士人撰序论谱借助拼接“修齐治平”的家国伦理逻辑，缝合态度不同的国家和地方家族，以充分彰显修谱于家于国的功能意义。

明初，国家以颁布权威文件的方式号召修谱，地方家族和国家对于修谱的期待不出意外地存在差距。士人们在撰作谱序中论谱或追溯谱牒的由来，从而拼接宗法社会的家国伦理逻辑；或对谱牒本身作出新的解读，从而拼接儒家“修齐治平”的家国伦理逻辑，阐发谱牒于家于国的双向功能意义，可以说从伦理层面完成了国家和地方家族的话语连接。在家国伦理逻辑的成功搭建下，相较于宋元，明代修谱的意义获得最大抬升。因为关涉重大，一方面明初士人在谱序中对作谱之法要求更加严格，反复强调贵“实”的原则，援引矜诞、附会窜冒之类的作伪不仅“诬祖”“辱先”，更可能害及家国伦理秩序；另一方面，修谱不仅有助家族发展、风俗教化和国家建设，且是家族成员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吸引着愈来愈多的士人和家族参与其中，这对谱牒成为地方各家族的基础建设文献具有推动作用，应和着明王朝颁布修谱诏背后的主体期待。

三.   建构“理想家族”：地方秩序的图景描画

谱牒修撰的实质是一种家族建设。不同于宋元时期，明初修谱诏的颁布不只号召全国修谱，更明确传达出鼓励地方家族通过修谱承续世德，克自振拔，围绕国家而积极自我建设的期许。国家政治的在场，相当于赋予地方家族自我建设以政治权力的保障与支持，并且区别于设置强硬的制度机构，使地方家族拥有更大发挥空间和灵活度。此种国家政策上的变化，折射到谱序撰作中，则表现为明初士人对于建构“理想家族”拥有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探索热情。除了为本家族谱牒撰序，许多明初士人还会面临同乡、同僚、友人等的请序。在为不同家族撰序中，他们从各家族的盛衰升降里饱汲经验教训，经常在谱序里发表感慨和展开讨论：何为“理想家族”？“理想家族”应具备何种特征或要素？如何建设之？

那些历经漫长世代变迁而依旧传续不绝的故家大族，显然是明初士人撰序时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然而故家大族常呈现出高官厚禄加身、腴田甲地于家的富盛景象，从表面上看，和当时许多新兴家族不易区别。对此，刘崧(1321—1381)为江南罗氏族谱撰序时，专门述及宋末罗氏的邻居状元张氏。彼时张氏气焰煊赫、势力足以撼摇州县，时人争出其门下，而罗氏退然教其子孙勤学；后来张氏因事毁家，罗氏却得以传延久远。两相对比，刘崧感叹道：“夫世族之保也难矣，惟善之殖者利莫大也。”^㉟从家族长远发展来看，富盛或可炫目一时，习诗书方是生生不息之计。杨士奇《西昌梁氏续谱序》：“人之先尝有贵富，则不复计其功行，世率谓之故家，此自流俗之见耳。”更是指出将徒有贵富的家族称之为“故家”，完全是流俗之见。王直《高坪郭氏族谱序》亦云：“盖故家大族非特以贵富显闻而已。”^㊱对于明初士人而言，贵富不足恃，如此有意区隔，证明他们心中的“理想家族”自有剥除贵富浅表后更重要的核心元素。

周是修(1353—1402)发现，但凡繁盛又传之久远的家族，人莫不以木本水源作比，认为源深则流长，但他不以为然；因为现实的情况是公侯子孙异日可能为庶为清门，而蓬门白屋亦能生出公卿。在为咸宁令叶子成增修的家谱撰序时，他从叶氏家族世代经历中总结说：“(叶氏先贤)皆以积德累行，以贤绍贤，斯能致夫盛大久远、益引而不替者如是，岂专于本源之深大而远乎！”^㊲认为不论家世深厚与否，德行才是真正支撑家族由弱而强、昌大久远的关键。王直撰《南富王氏族谱序》时引叔孙豹“三不朽”之说，揭示南富王氏能够有所树立，乃源于其家族世代践行了“三不朽”中最重要的“立德”。^㊳杨士奇在《上模曾氏族谱后》分析当时骤起之家出现朝荣夕谢的情况，也认为其根本原因乃是“无本”，而“本”者何？杨士奇在文中解答：“德善是已。”^㊴从以上论述不难发现，明初士人普遍认同的“理想家族”核心元素正是德行。

家族祖先德行累积不易，正如方孝孺(1357—1402)《葛氏族谱序》所言，世之名族必有盛德以之为基，但是子孙相传、阅数百载而不坠更需要“能防范扶植以维持其变”^㊵。针对如何维持的问题，明初士人亦有相应思考。杨士奇在《禾溪乐氏族谱序》中论符合其理想家族模样的“故家”时说：“夫所号故家者，必其仁义之行、诗书之业有肇于前，有成于后……如子孙不能自修以善继，又或有忝焉者，此得号故家乎？”^㊶这里不但指出明初士人心中建构理想家族的核心要素德行，实际即儒家思想系统中的“仁义之行”和“诗书之业”，更说明维持和传续祖先德行需要后世子孙能够善继。这样看来，仿佛子孙继续业诗书、服仁义，世德就能相袭不绝。但明初士人更看到子孙品质贤与不贤的差别，唯有贤子孙方能善继，此时谱牒的启发和勉励作用就变得极为重要。杨士奇《荷山刘氏族谱后序》言：“夫世家大族，其声明文物之盛，历时变故，而子孙孙子卒能继继，愈引弗替，虽本于忠厚之泽，亦由谱牒之著有以启之矣。”^㊷正是为强调谱牒的善继之助。

于此，大致可以勾勒出明初士人建构的“理想家族”：家族世代习诗书、服仁义，以累积世德，而后世子孙重视修谱并在谱牒的勉励下继承先德，保持家族绵延，愈远益盛。这个“理想家族”的特质经过明初士人的选择过滤，其内在力量在诗书、仁义的修习下维持，因此始终以国家为中心、于儒家思想体系中有序运行；加之谱牒对家族世代的凝聚，又从时间上保证了运行的连续不绝。就地方家族而言，明初士人建构的“理想家族”，以家族繁盛和长久为诱惑，无异于为地方家族建设描画了总体规范和基本秩序。

事实上，明初士人对地方家族秩序建设的探索远不止如此，他们甚至已设计好具体的规范规则并试图在撰作谱序时宣扬或普及。刘三吾(1313—1400)曾撰《深溪王氏族谱序》，在阐释修谱意义和梳理王氏家族历史后，刻意留出末尾长段专叙其所见王氏家则部分条例：“宗谱则恒悬祠堂之左，一岁一省读。”“宗子上奉祖考，下一宗族，家长当竭力教养之。”“以初迁之祖风林府公盛朝宗之，奉其主积顺堂，行酌献礼而鼓声之……”^㊸在谱序里如此详细地留录家则条例，正是为家族秩序建设提供规则示范。宋濂《俞氏族谱序》在明初数量庞大的谱序中仍然特出。开篇就表达了“为士者所务当自其家族治理始”的观点，倡导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接下来，几乎以全篇展示了宋濂在周制基础上损益而成的家族治理之法。虽为俞氏族谱作序，却仅在文末简短述及谱主的家族史，并且说“谱固睦俗之本也，然无法以行之，安能久而无坏乎？欲其久而无坏，舍吾言不可也”^㊹。显然，宋濂此篇谱序已越过修谱，宣传其家族治理之法才是真实意图所在。作为宋濂的学生，方孝孺在为金华宋氏之世谱撰序时也将其家族治理的方法分作谱之法、谒墓之道和亲亲之道详记其中。^㊺这些谱序已涉及非常具细的操作步骤，并且有的已形成完整体系，如宋濂、方孝孺在谱序中宣传展示的规范后来就被明清各家族的家规广泛吸收借鉴。

修谱诏的政治权力支持，促使明初士人在撰谱序时开始积极主动地探索如何建构“理想家族”。这个“理想家族”形成的地方治理秩序经他们拣择，始终围绕国家、在儒家思想系统里运行；同时，能够保证家族的繁盛和传续久远，国家期待和地方家族利益因此成功缝合。宋濂、方孝孺等人将此种探索进一步推进，在谱序中宣传他们设计的地方家族建设规范，其实质是国家制度在地方基层建设中的变形，即家族管理的制度化，属于国家伦理政治范畴。在此后的明清社会，地方基层发展出影响深远的祠堂族长制宗族管理模式，历史学者黄宗智将其称为中央集权下的“简约治理”。^㊻由此看来，明初士人在谱序书写中对地方家族建设的探索正是明清社会“简约治理”模式的准备和雏形。从谱序书写的角度观看，明初士人对于建构“理想家族”的探索和讨论，无形中也拉伸了谱序内容的生长空间。

综上所述，修谱诏等国家权威文件的颁布，为明初士人的谱序撰作带来新语境。身兼国家精英和地方代表双重身份的明初士人撰作了数量远轶前代的谱序。他们在谱序书写中通过叙述家族历史为地方塑造出能够呼应修谱诏内容的祖先偶像，通过阐释修谱意义搭建家国伦理逻辑，又在“理想家族”的建构中描画出具有家国同构内核的地方秩序图景，以此达成国家和地方家族之间的话语转译和有效连接，将国家政治思想渗透至民间基层并产生作用，开启了明清时期特有的中央集权下的“简约治理”模式。此一过程，不仅展现了谱序独具明代特色的书写状貌，且标志着作为应用文的谱序在功能面向的新开展和文体成熟进阶。中国古代文体种类丰富，其中大量文体主于实用，以文学审美的眼光研究此类文体，不免削足适履，难以揭示本质。尝试跳脱文学审美限域，回归功能视角观照谱序，对文体研究或另有启发意义。

在稍晚的明代中国，约正德前后，地方家族的谱牒中已出现把明初的修谱诏、朱元璋“圣谕六言”，甚至宋代修谱诏等以极显眼的字体堆砌后刊印在首页的情况。^㊼立足家族利益，他们充分引入官方话语和国家政治权力，主动融进国家伦理政治的秩序轨道，显然早已无需“国家—地方”之间的话语转译；但国家和地方又更加娴熟地继续合作利用这种“转译”，只是谱序在彼时的角色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曾经作为搭建国家和地方连接的一座桥，变而为它们按需搬用的一块砖。

①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第189-204页。

② 《宋真宗敕文武群臣修家谱诏》：“朕闻古者因生赐姓，故有著姓氏之书，别类分门，爰铭司姓氏之职，有关世教之大者，莫若谱也……秩秩昭穆，则知祖宗之有自；绳绳世系，实衍谱牒于无穷。故兹昭示，咸使闻之知。”《宋宁宗皇帝修谱诏》：“朕闻唐人重氏族而谱牒具，后世非文儒贵戚之家，寝以沦湮而难考。然起自犁锄之乡，于降而为隶卒之世家，惟视子孙之自立何如耳。诚能自立，虽微而寝著；不能自立，虽著而寝微。人家子孙，百世之下，各宜自立，庶几忝厥祖也。此朕之所以改望于天下者欤！”江西万载《叶氏重修族谱》卷首，光绪二十九年(1903)修，载《天津图书馆藏家谱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③ 《明太祖高皇帝修谱诏》：“朕承天底定，扶辑蒸民，宵旰战兢，恐难保义。咨尔兆亿，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方规于乃祖，考厥行于前贤，敦厚本源，务昭上理，虽礼乐俟诸必世，而孝悌本诸人心，苟能克自振拔，则何治之不醇。如或即此奋兴，亦何风之不古。率土钦哉，无辜朕意。”湖南安化遏云《王氏复修族谱》卷首，乾隆五十五年(1790)续修，载《天津图书馆藏家谱丛书》。

④ 如宗韵：《明代家族的上行流动——以1 595篇谱牒序跋所涉家族为案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于程琳：《明代徽州谱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3；吴兆龙：《宋元徽州家谱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7，等。

⑤ 笔者仅见梅华：《宋代家谱序跋的文化意蕴》，《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8期。

⑥ 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四)，巴蜀书社，2007，第358页。

⑦ 朱熹撰，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第5765页。

⑧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26)，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第151页。

⑨ 郑真：《荥阳外史集》卷四〇《跋番阳范氏宗谱》，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38页。

⑩ 杨士奇：《东里集》卷三《郭氏续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36页。

⑪ 梁潜：《泊庵集》卷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第337页。

⑫ 梁潜：《泊庵集》卷六《严氏宗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第299页。

⑬ 罗亨信：《觉非集》卷二《临洮赵氏族谱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齐鲁书社，1997，第503页。

⑭ 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二《安成王氏族谱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第41页。

⑮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一二《陈氏宗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611页。

⑯ 梁潜：《泊庵集》卷七《梅冈王氏族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第333页。

⑰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三《凰冈萧氏族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534页。

⑱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一七《胡氏家乘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580页。

⑲ 刘崧：《槎翁文集》卷九《株木余氏族谱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第503页。

⑳ 宋濂：《张氏谱图序》，载宋濂著，黄灵庚编辑点校：《宋濂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450-451页。

㉑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07页。

㉒ 谢枋德：《谢氏旧谱序》，载谢世绳主修：《(湖南)浏阳谢氏文存族谱》，1941年陈留堂木活字本。

㉓ 杨荣：《文敏集》卷一五《胡氏族谱后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第224页。

㉔ 宋濂：《张氏谱图序》，载《宋濂全集》第1册，第451页。

㉕ 陈循：《芳洲文集》卷五《泰和樟溪萧氏谱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册，第188页。

㉖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四《谭氏家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590页。

㉗ 王祎：《王忠文集》卷五、卷六，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109、149页。

㉘ 王达：《天游文集》卷五《汪氏家谱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7册，第141页。

㉙ 郑本忠：《安分先生集》卷六《简氏族谱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册，第57页。

㉚ 宋讷：《西隐集》卷六《嵊山宋氏族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889页。

㉛ 杨士奇：《东里集》卷五《蜀江欧阳氏族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62页。

㉜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三《丰城李氏族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527页。

㉝ 余学夔：《北轩集》卷一《荷山刘氏族谱序》，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五辑，第17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161页。

㉞ 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四《莫氏族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732页。

㉟ 刘崧：《槎翁文集》卷九《罗氏族谱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第503页。

㊱ 王直：《抑庵文集》卷七《高坪郭氏族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479页。

㊲ 周是修：《刍荛集》卷六《书叶咸宁小宗谱后》，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第121-122页。

㊳ 王直：《抑庵文集》卷八《南富王氏族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512-513页。

㊴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二三《上模曾氏族谱后》，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674页。

㊵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三《葛氏族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5册，第385-386页。

㊶ 杨士奇：《东里集》卷八《禾溪乐氏族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94页。

㊷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二《荷山刘氏族谱后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518页。

㊸ 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卷上《深溪王氏族谱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册，第93页。

㊹ 宋濂：《俞氏族谱序》，载《宋濂全集》第1册，第651-652页。

㊺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三《宋氏世谱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5册，第382-383页。

㊻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㊼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