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不是“科学的文学”或“科学+幻想”。科幻文学是以艺术符号结构设定人类未来社会的文学类型。“科幻作品总是竭力设想远高于我们层次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正如我们的层次已远高于野蛮时代；其背景经常是一些在我们看来属于技术上的奇迹般的东西。”^①从已知设想未知，人是思考未来的生命体。如果像英国学者鲍温所说，“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②，那么未来就是科幻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科幻文学用强烈的未来意识设定明日世界。所谓“设定”，是人创造性地以符号规定社会发展的偶然因素和必然趋势，形成未来社会的“实验性结构”。客观现实融合了历史经验与现状分析，是人设定未来的“前文本”。科幻文学通过对现实的艺术符号化构建未来文本，这种构建尤其体现在现实的“明天”或未来的“近端”，这就是近未来。

近未来(Near Future)，是从现在到未来大约100年间可理解的人类世界。近未来有如下三个维度。其一，虚拟之维。在这里所规定的100年只是未来学约定俗成的时间界限，近未来是现实向以后时间的延伸，虚拟当下社会结构在100年内的发展演变对个体和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近未来的时间观念是线性不可逆，因此人的近未来具有预构性征，预构的形式只能是符号结构。其二，危机之维。危机的内涵是预料中将造成损失或毁灭的不可控事件。人们担忧现实中已潜伏危机或危机向未来漫延，因而要预先规划，

防危避险，这是人们预构近未来的直接动机。可见，近未来对人的发展意义重大。其三，理解之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近未来，近未来总是变动不居的，体现人思想的演进。近未来是现实直接作用的结果，因此，近未来人类的交往方式、科学观念、社会机制和文化形态以符号状态可以被现实所理解。近未来的可理解性指的是当下的意识形态可有效理解近未来的形式结构，其标准是：既存的政治制度对未来社会仍存在治理效能，当下的自然灾害或社会灾难在未来演变恶化，现有科技的升级可确保开展未来探索，未来与目前的文化元话语机制基本一致。由此，可理解性是现在与近未来相互确知的逻辑基础。如果可理解性遭到瓦解，不确定性加强，那么这种未来是远未来。

科幻文学的近未来设定，是指科幻文本通过当下的意识形态理解时空变迁和科技发展对人的影响，辩证地预构现实和近未来的互动关系，动态设置近未来世界的符号体系，并把握人生意义与社会理想。部分科幻作品明确设定了近未来的三个维度，形成近未来科幻文学。即便不标明是近未来科幻，科幻作品的近未来设定也不可或缺，没有近未来就无法构建完整的科幻符号体系。现实因素与近未来设定结成“符号域”。争鸣开放又相互包容的设定，使现实通过近未来开创更遥远的未来，远未来通过近未来重塑现实、回归历史，展现人对现实的创造和超越，从根本上铸就人类的和谐完整。

一.   近未来传统

日本科幻理论家长山靖生将1857年严垣坦月创作的《西征快心篇》作为日本科幻的开山之作，这部仅1 500余个汉字的小说是对1853年日本遭遇“黑船事件”的反映，不仅具备了危机、科技、理想、战争、政治、英雄传奇等科幻符号，而且作家受儒家道义学说的影响，展示出日本特色的乌托邦理想。作品以近未来的方式表现了民族危机和现代意识，因此成为日本科幻近未来设定的标准，对日本文学的审美想象也有开拓意义。

1866年，近藤真琴翻译了荷兰小说家彼得·哈定的《新未来记》，该作畅想了未来200年间世界的变化，主人公在梦中由罗吉尔·培根和方塔吉娅引导参观未来的科学发明，见到了连接世界、用于通信的“蛛网”，类似电视和收音机的“奇机筐”，用方便加工的“黏土金属”建造的半球形玻璃都市，还有彩色照片、电灯、汽车、飞机、空调。《新未来记》预见了科技时代人类对世界的改造。此外，东海散士的《羽川六郎》不仅描述新发明，还预测了近未来的国际形势和世界大战导火索。日本思想界与文学界关注科幻的预测功能，因为“通过未来小说将未来如同确定的过去一样展现出来，这正是人们以坚定的信念驾驭现在、生存下去的意志表达，对与古典科幻息息相关的那一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是一种思想和生存方法，那就是未来的可能性掌握在自己手里” ^③。可见，面对民族振兴与世界变局，近未来科幻对日本明确发展方向至关重要。

译介国外科幻文学的过程，也是日本认识世界和重塑自我的历程。日本作家看到了自身的狭促与世界的辽阔，强国富民的雄心又让他们乐观地设定近未来世界。贯名骏一的《千万无量，星球世界旅行》让主人公在近未来游历许多星球，见识到高科技和先进的社会制度，作品糅合社会进化论和共产主义思想，对未来社会充满期盼，同时鼓舞人们发现更多奇异和先进的异星文明，是日本最早对平行世界的文学构建。小说还提出“人造人三大准则”，比恰佩克的机器人概念和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原则”都早了数十年。因此，这部作品完全可与同时代欧美科幻作品相媲美，展现出日本思想界的开明自由。

随着国运兴衰起伏，日本科幻文学随之变化，对近未来也重新设定。一方面，伴随着明治维新的深入，平民参政、议会制度与宪法精神等民权思想深入人心，科幻小说与政治小说、黑幕小说一起，联手表达平民的诉求，批判专制统治对民权的践踏和政治腐败对国家机体的销蚀，风赖子《龙宫奇谈》、杉山藤次郎《黄金世界新说》都是弘扬民权思想的代表作。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形成，思想界出现了国权与民权的争鸣，末广铁肠《二十三年未来记》《雪中梅》、尾崎行雄《新日本》、矢野龙溪《经国美谈》《浮城物语》等作品是科幻界对此现实的体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许多日本科幻作家无法摆脱军国主义政府的控制，甚至在侵略战争中沦为帮凶。部分作家为规避迫害风险，在对近未来的设定上借重悬疑、推理、侦破、战争、历史等题材探索未知领域，传奇色彩和战斗情节突出了日本科幻文学的娱乐功能。由此，科幻小说的大众性得以充分发展，受到各阶层读者广泛喜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日本科幻鼻祖”押川春浪创作的“海底军舰系列”。

国内外形势的急转直下使日本科幻文学的乐观精神渐趋褪色。不少作家意识到，原本积极有益的科技发明或本心良好的制度设计，反而成为束缚人的枷锁；国内阶级压迫日渐沉重，自然灾害剧烈爆发，未来的希望无处可寻；多场对外战争惨重的伤亡带来社会震荡，也让日本科幻作家领悟到幻想与现实的残酷差距。因此，世界末日题材科幻文学迅速大行其道，其“危机-解救”的模式与欧美相关作品基本一致，如中川霞城的《世界灭亡》。但日本文学精神孕育于神道教、佛禅思想和儒家学说混合而成的文化机制，岛国隔绝和灾害频仍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日本科幻文学的近未来末日设定以危机爆发为起点，以人的漂泊为始终，以民族文化为底蕴，思考生命与死亡，感叹人生的短暂，表现命运的无情；眼前的灾害虽暂时消除，更绝望的灾难已隐约展开，日本的未来始终处于不确定中。这显示出日本科幻文学对民族危亡的焦虑和对文化根基的反思。

厘定传统，固本求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科幻文学处于定型期。对此，美国学者阿波斯特洛认为，日本科幻作家是“利用这一文学样式审察过去与现在，试图弄明白这飞速变化的社会” ^④。具体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科幻文学源于自立图强，辅以译介引进，与科技同兴，伴民主偕行，反思传统和现代，审视灾难与文化，既助力政治改革也为侵略战争张目。日本科幻文学的近未来设定伴随着时代演进，也引发人的思维变化，体现了日本社会的思想激荡。当代日本科幻文学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幻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军国主义政府被消灭，美军占据日本时带来了美国科幻文学和漫画，日本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并开始走向富强：科技急剧从电气化跃升为核能、生物工程、网络技术和宇宙开发；新中产阶级崛进，日本科幻杂志、出版社、俱乐部、动漫、游戏、网络、文化产业兴起……这些因素促使日本科幻文学展现出新内涵。然而，冷战核阴云密布不散，高增长后经济萎靡丧失活力，内阁更迭频繁，社会上下普遍厌倦美军占领，国际政治经贸风云动荡，造成日本科幻文学复杂斑驳的面貌。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同，日本当代科幻文学面对的社会危机，是发展低迷、自然灾害和虚拟时空所引发的精神困境。这种精神困境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国家安全等诸多领域，带有现代社会普遍性和日本本土源发性，其表现是人消解了传统根基又失去把握未来的能力，进而丧失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面对这样的情势，日本科幻文学不再满足“明白这飞速变化的社会”；而是反思当代社会危机，并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进行转换。文学思考危机，体现了具有专业背景的知识阶层对理性思辨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而主动转换传统与现代，早已成为日本人思想意识和艺术实践的宗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指出，传统“会在某种时候以回忆的形式突然迸发出来” ^⑤。对于日本科幻文学来讲，这个“某种时候”正是回归元点超越现实之际，也是继往开来构建未来模式之时。因此，日本当代近未来科幻文学的总特征，是以日本当代社会危机为出发点，以科学理念与人文精神为基础，融聚多元价值，动态设定未来社会的符号结构，在探索人类演进的多种可能中追求人的自由和意义。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向度。

二.   政治批判向度

这一向度的日本当代科幻文学追求真实性原则和反映论机制，聚焦个体和国家历尽危机后的新生，干预和批判现实，用浪漫幻想式的符号反思危机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正如英国科幻作家巴克斯特所言，科幻作品“通常描绘有关当下的紧张、焦虑和幻梦。科幻其实是对变化的回应” ^⑥。

高野和明的《人类灭绝》与山田宗树的《百年法》堪称独步。《人类灭绝》中近未来与当下现实几乎重叠，作品展开双线结构。雇佣兵耶格为救身患绝症的儿子，违心加入美国政府“涅墨西斯”计划，此计划要杀死由于基因突变而获得超能力的新人类男孩阿基利；但在看到阿基利的幼小和无辜后，耶格与战友拼命保护他逃脱追杀。另一条主线是，日本青年科学家古贺研人继承父亲遗志，协助耶格和阿基利逃离险境；并在阿基利的帮助下攻克恶性疾病，挽救了像耶格儿子一样的众多病患。小说将批判矛头指向美国总统及其幕僚和无能的日本政府，这是日本当代近未来科幻文学的常见现象。作家对日本政治的软弱低效感到失望，也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深感愤怒，认为美国对当代日本全方位的钳制是造成其发展瓶颈的重要因素。在小说中，新人类对人类造成重大威胁，但人类灭绝的罪魁祸首是统治阶层的邪恶政客，危机的实质是政治压迫，显示出“技术力量在大众的思想中与体制的和官僚的力量相联系” ^⑦。耶格和古贺研人最终击败美国政府，实现了大团圆的结尾：耶格救子成功，完成了作为父亲保护后代的职责；研人治病救世，完成了作为儿子传承理想的义务；更多正义人士帮助阿基利融入了人类社会。两个平民人物是良知与科技相融合的符号，隐喻和谐与希望。

在山田宗树的代表作《百年法》中，人类因注射了“人体不老化病毒”而长生不老；但日本政府试图颁布《百年法》，要求注射者一百年后接受安乐死而让出生存空间；现在第一个百年已经临近，国民处于生死矛盾的挣扎中。有良知的政治家游佐章仁力主实施《百年法》，用死亡激励社会活力的再生。为此，他与反对势力斗争，辅佐落魄的政客牛岛谅一成为总统，实行强权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的老兵秋水启司炮制了一个领袖人物阿那谷童仁，与退役的神风特攻队战友发动恐袭报复社会。底层女工仁科兰子接受注射保持妙龄女子的仪容，却最终领悟到有生有死的生活才是幸福的源泉。山田宗树深入思考日本民族的未来，展现永生迷梦中的日本众生相，借助“百年法”这一核心符号，透析了当代日本社会的人口结构老化、经济模式陈旧和意识形态困境，鞭挞日本政坛的混乱和政客的自私，进一步印证了文学理论家詹姆逊的观点，“不管小说家具有怎样的才华，他的创作总是必须来自于对真实的推断或与真实的类比，这一法则在致力于描写未来历史的科幻小说中非常的清晰有力” ^⑧，促使“我们去衡量个体意识的创造性力量和作为集体性的人类经历的历史所具有的、不可预见的、取之不竭的完全性之间的距离” ^⑨。山田宗树对这种距离的思考体现在作品中民众为求生对《百年法》所持的反对态度，这一方面由于民主制度的不成熟，“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形成，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⑩，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生存本能使然。因此，《百年法》的主旨是探索在制度和人性双重压力下日本的前进方向。

小说后半部分出现意想不到的突转，“人体不老化病毒”发生变异，导致注射者罹患多发性脏器癌，在16年内所有注射者都将死亡。在新的危机中，游佐加冕全面终止注射病毒，培养未成年人学习技术、传承文化，保证16年后由青少年接替已经消亡的成年人，捍卫日本民族的生存。作品将游佐设定为英明领袖，表现出对日本现行政体的强烈否定；但与日本传统科幻文学中民权与国权之争不同，小说宣扬更新国家血液，按照时代需要实现制度转换，建立公平高效的新制度，并以“向死而生”的气度推动社会发展。相比而言，《百年法》在近未来设定上比中国作家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王晋康的“生存实验系列”和同胞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更具政治寓言性与人性思辨力。

三.   灾难预测向度

日本当代科幻文学对近未来的设定中既有自然灾害，也有社会灾难，两方面相互影响，甚至互为因果、如影随形。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与上田早夕里的《华龙之宫》文脉相通。纵观两部作品，在毁灭性的大灾难中, 政客与平民都显示了各种人性本能，两部作品都悲叹日本民族被迫流散。救民于水火的小野寺俊夫、幸长副教授、田所博士和力挽狂澜的青澄诚司、曾·提丰、月染，是两部作品各自塑造的日本当代新英雄。他们以良知与科技为武器，对抗阴谋和命运，付出了巨大牺牲。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近未来科幻，《日本沉没》与传统科幻文学一样对日本社会抱有信心，其重要来源之一是当时日本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许多领域可媲美欧美，这从作家的《空中都市008》等作品可见一斑。然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科幻文学不同，科技并没有拯救日本免于沉没，小说最后引用八丈岛丹那婆的故事^⑪表现日本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从神话学视角看，丹那婆是“大母神”，其主要功能是生命“管道”或“容器”，同时她也是部落最早的元初神；世界主要民族的神话都以太阳为元初神的原型，太阳也是日本文化的核心符号之一。原型先于意识，大母神-生命、元初神-太阳等符号生成文化意义，并且“从包容在团体中，原始人的无意识本能驱力，一直延伸到现代人的概念陈述和哲学体系中的各种信仰” ^⑫。小松左京通过一系列神话符号对文本进行人文精神的升华，只要以执著自律、细腻坚韧和自我牺牲为基本内涵的民族精神还在，日本就将重生，这是科学无法做到的。《日本沉没》不追求体制更新，而强调处于危急存亡的现代人只有回归民族精神才能真正获得力量和新生。从这一点来说，小松左京的近未来科幻文学更具有普世意义。

设定近未来的现实起点不同，作品内涵就有差别。2003年崭露头角的上田早夕里偏重以自然人类、人工智能、生物改造三合一的“复合化类人”拯救世界，这种现代英雄符号蕴含着人机合一与人类同盟的理想，她的近未来设定也预示了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发展前景。但在她早期的一系列作品中，类人与人类之间尚存在冲突：《寻梦芦笛》中的奇异生物“意索”可通过音乐夺走人的意识，《功能“十全”的大脑》里合成人与自然人的矛盾引发了生存危机，直到《华龙之宫》中“复合化类人”才作为近未来的希望而登场。作品以类似《日本沉没》的地质灾难开场，太平洋底因地幔运动而大幅度升起，人类世界面临沉入海底的绝境。即使如此，残余人类还是分成若干政治联盟相互厮杀，而软弱的日本政府依附强权甘当傀儡。主人公青澄诚司、月染和曾·提丰都是“复合化类人”，他们为世界和平奔走，却遭到迫害打击。由于陆地稀少，人类分裂出陆上民和海上民。海上民的后代总是双胞胎，一个保持人形，另一个变成“鱼舟”。“鱼舟”头部扁平，有鳃有鳍，成年后体长超过20米。月染率领海上民生活在“鱼舟”背上的居住壳里。海上民和“鱼舟”形影不离，前者用歌声操控后者，后者为前者提供力量和防护。如果海上民死亡，“鱼舟”将变异为“兽舟”，杀害陆上民。从海洋生物到陆地人类，最后又返还大海，小说显现出人类最深沉的回归意识，并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格局——陆地和大海、陆上民与海上民、“鱼舟”和“兽舟”、和平与动荡、生命和死亡，最终探讨生存和道德的统一。刘慈欣在《三体》等相关作品中不断谈及生存与道德的冲突，冷酷宇宙的唯一法则是“生存第一、胜者为王”。《华龙之宫》的人物也为生存而挣扎，并处于道德考验中。在作品结尾处，地幔柱隆起，造成如同红龙一样的金伯利岩浆喷发，飘散的灰烬在平流层形成粉尘雾霾，像黑龙一般遮住阳光，红龙、黑龙升腾不止，人间世界成为龙之宫殿，人类最终覆灭，无论是陆上民还是海上民都难逃灭亡命运。人类以生存为最，自然却倏忽间毁灭人类，“生存第一”只是人类自谓。然而，地球人类的灭亡不等于人类整体消亡。青澄诚司牺牲自己，让人工智能助理马奇驾驶携带“复合化超级类人”基因组的飞船去外星开拓未来。由此，在人类的生存斗争失败之时，是自我牺牲精神延续了人类生命。“复合化超级类人”是身心完美的象征，地球文明最终的希望是自我与他者的统一。

四.   时空探索向度

时空探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人对自身的空间定位和价值延伸，其探索目标是占有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一向度中，由于探索区域不同，主要产生了两类近未来科幻文学。

第一类，探索网络。与美国网络科幻中的神经浪游不一样，日本当代近未来科幻文学更关注身份转换给人的内涵带来的变化。美国学者路易斯对此评价道，日本科幻文学“发挥其回溯的全部技巧，提出‘现在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将会变成个什么样子’” ^⑬。这是探索网络的核心设定。铃木光司的《环界》是描述现实世界和虚拟网络互嵌的史诗。小说由一盘录像带引发的系列死亡事件展开。浅川和行通过调查发现，在网络世界中一名叫山村贞子的女子因遭他人侮辱而投井死去，但她散布Ring病毒突破网络，造成世界灾难。于是，浅川和行、高山龙司、安藤满男、二见馨等青年进入网络，接力奋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拯救了人类。这部作品因被翻拍成恐怖电影《午夜凶铃》而为人所知，但作品蕴含的三个发问更振聋发聩：其一，人类发明的网络严重影响、破坏甚至控制了人类世界，人类与网络谁是真正的主宰？其二，如何能保证人类世界不是像人类发明网络那样，是由更高层智慧生命所发明的？其三，在几乎与现实重合的近未来，人类就已经丧失了对真实的把握，那么如何还能在更遥远的未来得以发展或只求存活？藤崎慎吾的长篇《水晶沉默》至少回答了第一个发问。2071年，人类在火星北极冠上发现远古地球的甲壳类生物遗迹，而人类火星基地周边也出现了结晶状“水晶花”物质，地球星际科学观测站探测到“水晶花”产生了引力波网络。不久，多个火星基地遭“水晶花”重力封锁。神秘危机也未阻止人类明争暗斗，因为新发现了火星的原住民而导致地球与火星间的乱局愈演愈烈。地球上四种最具实力的类人通过网络相互斗争。第一种，由原生增强人和义体士兵组成的超人类。前者植入了人工智能设备，可以对敌人进行现实或虚拟攻击；后者拥有增力辅助装置，在冲突中威力无比。第二种，智能脑，在接入虚拟网络后可调动庞大的网上资源。第三种，地精，即虚拟网络世界的智能病毒，可以自主进化。第四种，代理者，单纯由程序进化出的超级人工智能，能模仿人类心理结构，并利用星际互联网资源进行升级，甚至可以格式化人类大脑、抢占人类身体，而被操纵的人类则成为它的“湿件”。类人与火星原住民也展开激战，最后两败俱伤。在作品所设定的近未来，人工智能可进入人脑读取信息，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灭亡的危险。《水晶沉默》中表现了女主人公飞鸟井纱夜的爱情与希望，也有义体士兵塞尔吉奥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无论是火星还是网络世界，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虚拟空间，人类内心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唯我独尊的强权欲望都没有改变。正如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揭示的那样，面对人造物，作为发明者的人类成了奴隶。筒井康隆《盗梦空间》、井上泉和德山淳一《克莱因壶》、飞浩隆《废园天使》都是这一类型的近未来科幻文学作品。

第二类，探索宇宙。在近未来的宇宙探索中，由于科技发展水平有限，作品中探索的范围被限定在近地空间、地月之间或者太阳系内。“太空歌剧”作品如《宇宙战舰大和号》《银河铁道999》《银河英雄传说》里超远距离的宇宙光速巡航或空间迁越都不可能出现，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类似作品更具有科学合理性与专业性。相对于远未来作品，日本近未来科幻文学探索宇宙的独特性在于更注重传奇性和惊异感。传奇性是探索宇宙空间的基础。美国科幻作家斯科尔斯对此认为，“传奇的世界是理想世界，其中占上风的是诗性的正义，所有语言的艺术与修饰都被用以渲染故事” ^⑭。而惊异感指科幻作品激起的正向震撼和积极惊喜，“惊异感是科幻小说的情感核心” ^⑮。福岛正实的《在神秘的宇宙里》、小川一水的《第六大陆》、野尻抱介的《太阳篡夺者》，都是日本当代科幻文学宇宙探索类的佼佼者。

五.   文化反思向度

作为东方文化大国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社会始终混合着多重矛盾，其文化也呈现出杂糅状态，这既提供前进动力也带来诸多弊病。日本近未来科幻文学反思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形成了主理与主情两大倾向，其共同理论基底是科学超验论。“超验论者在某种方式上看重人的主体经验的超验直接性……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主体的威胁，他们提出了这种观点：人的自由被技术威胁，他们看到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结果大多数超验论者就对现代技术采取一种敌对立场，使它具有一种自律力量的特性。” ^⑯

主理倾向，是以理性思维辩证地考量人在近未来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质疑科学技术对未来社会的无上权威，凸显科技的副作用，同时追求精神解放和完美人性。星新一是日本当代科幻“御三家”之首，又被尊为“科幻界的天皇”，以创作1 001篇微型小说当之无愧成为“日本小小说之王”。在他创作的大量近未来科幻文学中，最鲜明的特点是丰富而强大的想象力。想象力，是人在已知素材基础上以图像符号创造新结构体系的能力。星新一近未来科幻的想象力蕴含了深刻的理性哲思。中国最早译介和研究星新一的文学理论家孟庆枢指出：“无论作家设想的场所如何奇特、瑰丽、神秘莫测，都离不开人类的认识规律，支撑星新一丰富想象力的是深刻的哲理性，他以此对未来进行了科学的思考……在星新一的短篇科幻小说中，作家显然是力图以深邃的思想、丰富的阅历去看待人类的历史，严峻地思考人类发展的未来。” ^⑰星新一理性地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放在突出位置，同时辩证思考科技带给社会的正负影响，对民族文化和家族亲情的断裂与隔膜表示由衷的哀婉，他的作品最终走向对生命意识的哲学认知。因此，星新一的科幻不是单纯地愉悦大众，而是通过读者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乐观地弘扬理想，直达人类心灵深处。与星新一积极的近未来设定相反，伊藤计划的代表作《无形的武器》悲剧性较强烈。主人公谢泼德是位杀手，专为美国除掉其他国家的军阀。他在行动中发现，只要语言学家约翰·保罗出现，当地就会陷入战乱。谢泼德乔装打扮来到布拉格刺探保罗的行踪。布拉格是卡夫卡的故乡，作品由此引入卡夫卡的《城堡》《美国》及他的传闻轶事，此外还用其他文学艺术和思想观念的典故配合情节递进或发表议论。这些符号多种多样，既是对暴力行为和死亡结局的“前置解说”，也宣扬毁灭和永生的辩证统一，是《无形的武器》对近未来人类生存状态的理性设定。谢泼德通过调查发现，保罗在人的意识中找到了一种在进化中形成的、遵循“屠杀语法”的“杀戮本能”，正是保罗开启“屠杀语法”才使人们成为杀人的恶魔。最终谢泼德在混战中击毙保罗，但不久美国受到“屠杀语法”的影响陷入内乱。作品中“屠杀语法”的灵感源自“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作为价值系统的语言文化结构创造了人和世界。作品以此为思想主干构建符号体系，形成对未来欲望和社会生态的悲观预设，散发出强烈的反乌托邦气息，借此对人的杀戮本能和阴暗心理进行层层显像，貌似颠错混乱，其实蕴含深理。

主情倾向直接凸显人在未来社会的欲望。现代人攫取越多，耗费越大；欲望越强，危机越甚；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 ^⑱；人与人之间只剩隔膜，社会濒于分裂。对此，主情倾向的作品从真挚情感和历史传统出发，编织和谐理想与审美意识的“情感网络”，为人的未来觅得生存依据。三岛由纪夫在他唯一的科幻小说《美丽之星》中，设定人物性格与行星相对应：父亲大杉重一郎是火星人，热爱生命，为改造社会而大胆行动；母亲伊余子是木星人，和蔼温婉，挚爱家人；女儿晓子来自金星，美丽纯洁，性格高冷，对爱情真诚；儿子一雄来自水星，喜爱政治，立志进入政界闯荡；青年竹宫薰自私无情，令人难以捉摸；羽黑等人则要消灭人类，俨然成了邪恶的化身。所有人物既想脱离地球，又忍不住徜徉世俗世界，飞碟则是超脱危机的最后希望。《美丽之星》的创作背景是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之际，因此书中人物是冷战时代日本民众的缩影，也显露出三岛由纪夫内心的挣扎。世俗与超越、外星与地球，汇聚成对生命之美的热爱，在死亡的必然中感悟生命的纤细，渲染美的形式，凸显美的空灵和极致。按照这样的理解，《美丽之星》是三岛由纪夫自我剖析之后的科幻宣言，行星是他追寻美的符号，羽黑等人的“丑”是对美的另一种书写，作品形成了一张“美的网络”。而《美丽之星》的无上之美不是行星，而是它们所围绕的、象征青春热力与永恒生命的太阳。这样看，《美丽之星》又与这位“不是战后派的战后派”作家其他作品(如《潮骚》《丰饶之海》)曲径相通。藤崎慎吾以“万物有灵论”作为《萤女》的思想根基。与西方不同，日本的万物有灵是将各种神明圣灵作为掌管自然的主宰，在自然神与人之间还有无数神奇的媒介，是自然表达自身的信使，也是人类感知自然的桥梁。《萤女》不以复杂情节取胜，而以生态环保为主。从建造假日酒店破坏自然环境的危机出发，通过传说中的“萤女”展现灵异现象，告知主人公自然将用神秘毒菌报复人类。作品没有片面强调自然与人类任何一方生命权利的正当性，而是平等地将自然和人类作为“森林网络”不可或缺的元素。梶尾真治素以在科幻中注入丰富情感打动人。在他设定的近未来中，每个人内心都有隐情和纠结，然而这一切都通过神秘的奇迹得到排解。而在他的“温情科幻”《阿椿，跳过时间的墙》中，年轻的科幻作家在古老宅院“百椿庵”邂逅了一位叫阿椿的“女鬼”，原来她是借助时空穿梭器从江户时代来到现代的少女。作家与少女“成为两种文化的载体，他们的交往成为文化的碰撞” ^⑲。作品中的“百椿庵”暗喻人的文化母体，显示出当代日本人的文化乡愁与精神回归。在另一部作品《黄泉归来》中，人们发现死去的亲朋好友重生了，这不是宗教上的复活，而是人心的复活；不仅是死者的复活，也是生者重新感悟人生后的新生。在浓浓亲情中，生命与死亡对话：儿子遇到了病逝的父亲，弟弟再见了溺亡的哥哥，妻子又见车祸丧命的丈夫，粉丝们见到因病亡故的女歌星……人们在复活者面前敞开心扉、解开心结。作品在温情描写重逢之时也不忘用幽默的笔触表现突然回归的复活者打乱了伦理秩序。但是，小说中的复活者会快速衰老并第二次死亡，最终他们将爱留给亲人和朋友。在作者看来，爱不仅是欲望与情感，更通往智慧和道德。爱使人类化为永恒，生者与死者在短暂的重逢中用情谊编织的“温情网络”跨越了黄泉。

日本科幻文学是有全球性思想转型特点的文化现象，总结日本当代科幻文学对近未来的设定结构，对我们以“出位之思”认识什么是科幻文学、如何发展中国科幻文学具有很多启示。

首先，日本当代科幻文学对近未来的设定，是日本科幻作家立足社会现实、多元建构人类社会理想的过程。在政治批判向度中，日本当代科幻文学注重对体制的顶层设计，许多作品抨击统治集团自私腐化，要求建立公平高效的新制度。这种观念不仅来自其科幻传统，也是日本文学政治性在科幻文学领域的展现。在灾难预测向度中，反映了日本作为岛国多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的事实，体现出在发展中防控危机的诉求。在灾难中奋起的主人公，是当代科技武装起来的新英雄，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一向度表达了对杰出人物带领人民走向安全和复兴的期盼。在时空探索向度中，展示出人在“智能+”时代探索虚拟网络和近地空间等新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其目的是服务于人，摆脱资源瓶颈，获得身心解放。在文化反思向度中，融合了日本传统美学意识，主理倾向的作品思考近未来的科技效应和社会结构；主情倾向的作品将情感作为超越现实的通道，要求人们珍视已经拥有的美与情谊。这其实是江户时代主情理论和唯美精神在科幻文学中的复活。“美的网络”让人超越世俗，“森林网络”让人与世界达成和解，“温情网络”让人与人形成时空统一体。日本传统美学观让当代科幻文学充盈着“情感-审美”的新文化内涵。重新审视日本当代科幻文学的近未来设定向度，可得出四大标志性符号：新体制、新英雄、新领域、新文化。新体制为人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新英雄是精神与肉体的进化方向，新领域是人丰富自身的拓展空间，新文化为人追求理想提供精神动力。以科学为基础，求新、思变、谋发展；以人文为核心，合理诉求显人性。由此形成日本当代科幻文学近未来设定的普遍符号结构，丰富了世界科幻文学的内涵。

其次，日本当代近未来科幻文学涵盖领域广，数量多、质量高的佳作不少，发行量大，常被改编成动漫、影视和游戏，成就斐然。科幻文学是舶来品，必然带有西方模式和话语霸权。建立本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文化，对传承民族精神和国家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鉴日本当代近未来科幻文学，中国科幻文学应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其一，任何民族都会面对社会难题与发展危机，同时也在不断寻求解决之道。要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最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或危机，形成问题意识或危机预估，寻找解决的方向维度或具体方法。日本当代近未来科幻文学以人为本的四个向度是日本特色科幻文学的基础，“危机-解决”的艺术创造模式可以作为中华民族逐梦精神的路径，因此带有普适意义。其二，每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都是历时与共时的混合物。混合意味着文化符号既相互融通，也经常发生矛盾对立，但这正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应融合古代与现代符号，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进行对话，揭示碰撞冲突，促进融会贯通。洛特曼认为，“符号的重要性自始至终都体现在相关体系的创造中” ^⑳。符号是蕴含信息的标志，信息是意义的最小单元；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意义，不同意义要通过不同的符号关系来表现，最终形成相互对立又彼此吸引的创新性结构体系，“为情感、主观经验的表象或所谓的‘内在生活’的种种特征赋予形式”^㉑ 。从科幻文学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具有发展潜质的“科幻符号学”；而从更广大的社会演进趋势看，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其三，以科幻为契机，重新认识文学的内涵。当代科幻文学是后工业化社会必然兴盛的文学形式，是科学思想弘扬人文精神的文学类型，科幻文学史也是人类文明的现代变革史。变革促使人的思维急剧变化。日本当代科幻是对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特征、“智能+”社会的时代精神、虚拟时代人的内心诉求进行符号化的认识。由此可见，文学“在走向综合、跨学科的时代，在互联网的时代，既有的观念必须仍然要被改造颠覆，要求推陈出新” ^㉒。一方面，文学是以跨学科的综合成果创造故事，展现特定时代人的生命力量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文学不能溶解在文化背景中，文学是有移动边界的文本体系。文本是动态多维的符号系统。时代在变，符号在变，而大道恒常。所以，文学的宗旨是反思社会危机，捍卫政治理想，拓展民族生存空间，传承人类的文化力量。质言之，人通过符号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中动态多元地设定审美精神结构以形成文学，并在设定中感悟意义，在结构中重塑自身，最终走向人类社会的大同。

① 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第71页。

② 吕同六编《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华夏出版社，1995，第602页。

③ 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王宝田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2页。

④ 詹姆斯·冈恩编《科幻之路》第六卷，郭建中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17页。

⑤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12页。

⑥ 哈雷编《科幻编年史》，王佳音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第8页。

⑦ 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李小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第370页。

⑧ 詹姆逊：《未来考古学》，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337页。

⑨ 同上书，第338页。

⑩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0页。

⑪ 八丈岛上的姑娘丹那婆是海啸中唯一的生还者，不久她在洞中诞下一男婴；等孩子长大，她与亲生儿子交媾，生下女儿；儿女交欢，生下更多的后代，延续了八丈岛的子孙。

⑫ 诺依曼：《大母神——原型分析》，李以洪译，东方出版社，1998，第9页。

⑬ 冈恩编《科幻之路》第六卷，第317页。

⑭ 斯科尔斯：《叙事的本质》，于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2页。

⑮ 爱德华·詹姆斯等编《剑桥科幻文学史》，穆从军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第40页。

⑯ 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第60-61页。

⑰ 星新一：《保您满意》，孟庆枢等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第4页。

⑱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页。

⑲ 藤井太洋等：《时光囚徒》，刘金举等译，台海出版社，2019，第7页。

⑳ 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王坤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98页。

㉑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36页。

㉒ 孟庆枢：《管窥“互联网+”时代的日本科幻》，《科普创作》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