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其中流行病的暴发更是波及广泛，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21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以下简称SARS)、H1N1甲型流感(H1N1 Influenza Virus，以下简称H1N1)和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Disease，以下简称EVD)等流行疾病的威胁。2020年1月30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以下简称COVID-19)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截至2020年6月15日，WHO公布全世界共报告了7 823 289例COVID-19确诊病例，死亡人数为431 541人^[2]。虽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其他灾难事件有许多共同之处，如社区影响、不可预测性、死亡和持续的影响等，但其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特别是流行病的广泛传播性，迫使人们采取各种隔离措施来保持人与人之间更远的社交距离，阻止疾病的蔓延^[3]。严格的隔离措施是中国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武汉封城到全国延长春节、延后复工复学等一系列防控措施，使得经历各种形式隔离的民众不计其数。截至目前，COVID-19仍在全世界多个国家持续蔓延，全世界被迫或主动接受隔离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被隔离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忽视。

隔离在具体实施时会因流行病的不同和接受隔离人群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最近，Brooks等人在《柳叶刀》发表综述，分析了流行病期间不同特征的隔离造成的压力以及个体在隔离中和隔离后产生的负性情绪反应和心理病理性症状，如困惑、愤怒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以下简称PTSD)症状等^[4]。事实上，隔离主要是通过限制人员流动、增加人际距离的方式来阻止流行病的传播。因此，隔离造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个体层面，还表现在人际层面。此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受隔离的影响可能出现消极心理反应，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心理变化。例如，以往研究发现，在灾难事件发生后，人们可能会实现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以下简称PTG)^[5]。因此，本研究将先介绍隔离的概念和特征，再梳理对以往流行病期间隔离所造成心理影响的研究; 同时参考中国在其他重大灾难事件应对中积累的经验，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隔离造成的心理影响及其影响因素，最终从辩证整合的视角为转化COVID-19疫情中隔离造成的心理危机提供干预建议。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隔离

在流行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期间，人们可能采取不同程度的隔离措施来阻断疾病的传播。其中，检疫隔离(quarantine)是指对可能接触过传染病的人进行隔离并限制其活动，从而确定其是否生病，以此来降低其感染他人的风险; 而对疾病确诊患者的隔离是指把被诊断出患有传染病的人和没有患病的人分开^[4]。与前两种隔离不同，居家自我隔离是生活在受流行病影响地区的一般民众为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隔离措施。这种隔离一方面限制了家庭成员之外的人际交往，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家人之间的接触和互动。不同方式的隔离都是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和降低感染风险而采取的防护措施，具有减少人员流动、增加人际距离的共同目的，只是在针对不同患病风险人群的具体操作上存在差异。因此，本文采用的“隔离”一词既包含检疫隔离、对确诊病患的隔离这些与高患病风险有关的措施，也包含为了降低感染风险而采取的居家自我隔离措施。不过，在不同流行病流行期间，具体的隔离措施在时间、方式和地点等方面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可能会给人们的心理状况带来不同的压力。

一   隔离的时长

受流行病本身特点和疫情流行发展情况的共同影响，人们需要隔离的时间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更长的隔离时间与更严重的心理反应相关，超过10天的隔离比低于10天的隔离更容易导致个体出现PTSD症状^[6]。在本次COVID-19流行期间，单次隔离的平均时长为14天; 而居家自我隔离的时间与城市疫情状况密切相关，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这意味着本次疫情中的隔离有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PTSD症状。

二   隔离的方式

隔离的方式也可能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同影响。在对COVID-19一线医护工作者的调查中发现，隔离中的防护使个体活动范围和程度受限，压抑感和束缚感升高，导致其身心得不到有效调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等躯体化表现; 而在那些有相关间接接触史的自主隔离人员当中，自身被感染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他们出现了更强烈的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反应^[7]。研究者对强制隔离和自愿隔离的不同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当人们能够充分认识到采取隔离措施有助于保证别人的安全(如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或原已存在基础性疾病的人群)时，会更容易承受隔离的压力^[4]。

三   隔离的地点

隔离地点的差异也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压力。居家自我隔离和特定场所隔离是针对不同感染风险人群所采取的不同措施。虽然居家自我隔离是健康人群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但是在本次COVID-19疫情期间，部分国家要求疑似感染者和轻症感染者居家自我隔离，这可能会造成疑似感染者和轻症感染者对他人的内疚感，并给家庭和社区中的健康人群造成更多的压力，加重人们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目前尚未有研究者对此进行实证研究。

由此可见，不同的隔离时长、隔离实施方式、隔离地点等与隔离特征有关的因素会对被隔离者造成不同的心理影响。然而，考虑到所有的隔离措施都具有增加人际距离的共同目的，我们在探究隔离产生的心理影响时不仅需要关注被隔离个体的心理反应，还需要关注隔离在人际层面(如被隔离者之间、被隔离者和未被隔离者之间)造成的心理影响。

二.   隔离引发的心理反应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隔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不仅加重了人们对健康的担忧，还拉大了人们的社交距离。这些改变可能在个体和人际层面产生复杂的心理影响。

一   隔离在个体层面的心理影响

现有研究多从个体层面探索隔离造成的心理影响，且主要集中在对个体的消极影响方面，但隔离也有可能导致个体的积极改变。

在本次COVID-19疫情中，研究者对比了经历隔离和未被隔离居民的心理状况，发现虽然两类居民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性情绪，但隔离组的焦虑和抑郁程度显著高于未被隔离组，且其还会出现自伤、自杀意念等心理应激反应^[8]。当人们处于隔离状态时，会感受到多种负面情绪。例如，人们不仅会担忧自己是否被感染或者是否会将疾病传染给他人，还会伴有对患病的恐惧感; 而流行病的潜伏期和隔离时间要求等因素，也会造成人们焦虑不安的情绪反应; 此外，活动被限制、失去日常生活、与他人的社交和身体接触减少，经常会导致无聊、沮丧和与世界隔绝的感受^[4]。

一般当隔离结束后，人们的负性情绪会自然降低。一项研究对比了隔离期和隔离后人们的情绪反应，发现在隔离期间，约8%(126人/1 656人)的被隔离者表现出焦虑症状，约17%(275人/1 656人)的被隔离者表现出愤怒情绪; 而在隔离结束4—6个月后，有症状的人数减少到3.0%(焦虑)和6.4%(愤怒)^[9]。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隔离期结束，仍会有部分个体受隔离经历的负面影响，许多人的回避性行为会持续较长时间。例如，在SARS疫情之后，一线医护工作者可能会有持续长达几个月的警惕性洗手行为^[4]。在隔离期结束三年后，调查一线医护工作者的抑郁症状发现，在高抑郁症状组中，近60%(29人/48人)经历过隔离; 而在低抑郁症状组中，只有约15%(63人/424人)被隔离过^[10]。研究者还发现，在SARS疫情结束三年后，曾经的隔离经历依然是医护人员PTSD症状的重要预测变量^[11]。然而，并不是所有被隔离者均会表现出消极的心理反应，隔离经历也可能给个体创伤后成长提供契机。

目前，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隔离对个体PTG影响的研究还非常有限。但是，根据已有研究结果可知，经历过隔离的个体可由此学习如何克服逆境、增强自我力量、实现自我超越，从而表现出PTG。研究表明，灾难后的PTG主要体现为在自我觉知、人际体验和生命价值三个方面的积极改变^[12]。例如，在SARS疫情期间，SARS患者会产生类似的积极心理变化，他们会在关注身体状况方面发生积极的变化，并认为自己能够从疾病中存活下来就是幸运的^[13]。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直面死亡威胁之后，变得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每一天的价值，从而改变了自己对生命事务的优先顺序^[12]。

二   隔离在人际层面的心理影响

考虑到无论哪种隔离措施都会拉大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降低人际交往频率，因此隔离的心理影响还会表现在人际层面上。

首先，隔离会导致被隔离者被迫与亲人分离。对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和一线医护工作者来说，他们因为疫情被迫远离了自己的家人。这种分离不仅使他们远离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还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消极影响。研究者发现，隔离不仅减少了人们与他人的社交和身体接触，还会使被隔离者因为恐惧自己患病或传染疾病给他人而主动回避亲密行为，这都会引发与世界隔绝的感受^[4]。在本次疫情中，COVID-19具有较高的致死率，导致被隔离的人们无法正常悼念因病去世的家人，这可能会造成更多更复杂的心理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

其次，被隔离者会遭受其他人的歧视或暴力攻击。这可能是人们认为与被隔离者接触有更大的患病风险，出于对流行病的恐惧而产生的极端反应。即使是在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而接受隔离的一线医护工作者身上，这种歧视或暴力攻击的情况也不少见。例如，塞内加尔暴发EVD疫情时，有医护人员报告，隔离令他们的家人认为他们的工作风险太大，造成了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 并且当隔离结束后，因为雇主担心被传染，他们无法继续工作^[14]。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因治病救人而被隔离的一线医护工作者，还是其他被隔离者，都会报告别人对他们的歧视，包括回避他们与撤回社交邀请、以恐惧和怀疑的态度对待他们、发表批评性的评论等行为^[4]。

然而，隔离也可能让人们有机会意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价值。研究者发现，SARS疫情增进了人际关系(亲密关系、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人们由于更多地互相关心和交流，变得更亲密、更融洽^[13]。居家自我隔离也在家庭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人们由于多了互相陪伴的时间，有机会更了解对方，从而更加相互珍惜，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15]。另外，在隔离期间，SARS患者还会因为与他人一起克服了共同的疾病威胁而报告有与他人团结一致的感觉; 他们在人际方面也会表现出积极的变化，例如愿意帮助他人、关心他人^[13]。个体可能会在经历创伤的过程中与有类似经历的人发展出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比平时的人际关系更少关注社会经济地位等现实差异，而更多地建立在深层人性层面联结的基础上，彼此也能从中感受到人类共通的本质^[12]。

同时，共同的经历会让人们更愿意给予他人支持、帮助他人。研究者发现，每当遭遇重大的灾难性事件时，人们会表现出一系列亲社会行为，如无偿献血、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16]。在本次COVID-19流行期间，这些亲社会行为也普遍存在，例如在武汉封城后，大量人员积极投入志愿活动、捐赠活动，而患者治愈后也会自发献血等。

三.   隔离引发心理反应的影响因素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隔离带来的个体和人际层面的心理反应呢？分析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可以帮助人们在对抗流行病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隔离引发的消极心理反应，并对隔离造成的心理危机进行转化，促进创伤后成长。

一   危险因素

研究发现，具有某些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个体更容易遭受隔离带来的消极心理影响。儿童和老年人不仅是疾病的易感人群，而且由于他们更依赖于家庭成员的照顾，在隔离期遭受的影响会更严重。儿童青少年可能要承受对疫情的担心、沮丧无聊、了解的信息有限、缺乏与同学和老师的面对面接触、缺少个人空间等一系列压力，这些情况会对儿童青少年产生显著和持续的消极影响^[15]。在2003年SARS流行期间，香港的老年人与更年轻的成人相比不仅是疾病的高危人群，还在经济、社交网络、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处于弱势状态^[17]。此外，工作受影响带来的经济损失，被认为是隔离几个月后出现愤怒和焦虑等负性心理症状的风险因素^[9]。在对SARS、H1N1等流行病的研究中均发现，医护职业属于高危职业。他们的职业不仅会导致他们暴露于更高的患病风险之中，同时也让他们承担着高强度的职业压力。因此，一线医护人员比一般群体在隔离中受到的影响更严重^[4]。

除人口统计学因素外，还存在一些与隔离时的社会生态相关的危险因素。这些因素超出了个体内在特征的范围，主要包括物资/信息匮乏、疾病污名化和人际隔离感等。

隔离通常会伴随各种物资供应匮乏和信息披露不及时等问题。研究发现，在疫情暴发期，基本生活物资(食物、水和生活用品)供应不足会导致人们的焦虑和愤怒感; 处于隔离期的人们若不能及时获得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的权威信息便会感受到压力，信息披露不透明和不能遵守隔离协议都是导致PTSD的重要因素^[4]。

当疾病被认为致命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把新的疾病暴发归咎于生活在自己社会圈子之外的某个人或某群人，以此来应对自己的恐惧。纵观历史，人们通常希望通过寻找替罪羊来缓解对疾病暴发的恐惧，这导致了在流行病暴发时疾病污名化现象的普遍存在^[18]。疾病污名化的问题，被认为是与隔离后消极心理反应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在SARS结束16个月后，SARS幸存者仍遭受着与SARS有关的污名化影响^[19]。H1N1流感暴发后，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裔人很快就被非拉美裔人污蔑为病毒携带者^[18]。EVD幸存者普遍遭受了污名化的影响，感受到来自社区的歧视, 并会出现病耻感^[20]。在本次COVID-19疫情中，疾病污名化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人际隔离感与疾病污名化相关，也是导致隔离消极心理反应的危险因素之一。在SARS流行期间，疾病污名化和人际回避导致社区互动减少，再加上被分配到不熟悉的工作小组、同事间互动减少等因素带来的人际隔离感，构成了医疗工作者的重要压力来源; 虽然家庭支持通常能缓解压力，但在SARS期间，有孩子的医护人员由于担忧感染家人和家人生病后无法照顾孩子，经历了更大程度的痛苦^[21]。

二   保护因素

虽然隔离会带来一系列的压力和负面影响，但是仍有一些人在经历隔离后表现出了积极的心理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存在一系列保护因素，有效地缓解了隔离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了被隔离者的心理成长。

目前对于保护因素的研究较为有限，但是可以从影响流行病幸存者和一线医护工作者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中获得一些启示。例如，在韩国应对EVD疫情期间，降低患病风险对医护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有保护作用，而增强应对能力和缓解所经历负面情绪可以有效保护非医务工作者的身心健康^[22]。此外，EVD幸存者还会通过参加有利于提升自己在社会中价值感的活动，特别是直接参与到EVD预防和控制干预的措施之中，来减轻患病造成的消极影响^[21]。在对SARS幸存者的研究中也发现，采用合适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可以实现PTG^[23]。因此，在隔离期间，那些能够降低患病风险的措施和压力应对行为，都可以降低隔离带来的消极影响; 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不仅可以降低消极影响，还可以促进个体的PTG; 在隔离结束后，鼓励被隔离者更积极地参与疾病预防活动，也可减轻隔离带来的持续影响。

在对各种疾病患者的研究中均发现，社会支持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的有益影响^[24]。对于那些需要照顾H1N1患者的护士来说，获得足够的个人防护能够给其带来安全感，增强其对疫情的掌控感及投入工作的动力^[25]。在SARS疫情结束18个月后，社会支持还可以通过提高个体自我照顾的效能感来提升SARS患者的心理适应状态^[24]。因此，社会支持可以保护被隔离者在隔离中的心理健康状态，还可以在隔离后提升他们的心理适应状态。社会支持不仅能给个体提供目标感、安全感、归属感，还可以促进个体对于创伤事件的积极思考和评价，减轻个体在压力事件后的消极心理反应^[26]。虽然目前有关隔离可能带来积极影响的实证研究仍然有限，但是地震灾难发生后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创伤后恐惧和PTG的关系^[27]，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社会支持也有可能促进被隔离者产生PTG。

此外，从处于不同隔离状态民众的实践经验中，也可以发现潜在的保护因素。例如，在武汉方舱医院，广场舞和太极等文艺体育活动可以增进隔离状态下医生和病患之间的关系; 各国居家自我隔离的民众通过音乐合奏和合唱等方式跨越空间的阻隔，建立了和他人的心理联结。这些方式能够拉近被隔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可能会改善被隔离者的心理状况。

综上所述，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减少可控的危险因素来降低隔离造成的不良心理影响，还可以通过增加保护因素来保护隔离中和隔离后被隔离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甚至促进他们的心理成长。

四.   启示与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调研座谈时指出，“很多隔离在家的群众时间长了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28]。综合分析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发现，隔离对人们的消极心理影响是广泛的、实质性的，而且可能是长期的^[4]，但这些影响也是可以改变的。通过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可以为我们的心理疏导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   对重点群体应提供持续的心理援助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期间，有一些被隔离的群体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需要重点关注。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医护人员、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这些人群更容易因隔离经历产生严重的消极心理反应，这可能与他们接受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有关。老年人一直是流行病传播期间需要重点关注的高危人群，他们不仅对流行病更易感，而且可能在隔离中失去有效的照料，并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另外，儿童青少年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在隔离中，他们的正常学习生活被迫中断，这可能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在COVID-19疫情期间，中国大约有2.2亿儿童青少年，包含1.8亿中小学生以及4 700万幼儿园儿童，因为疫情隔离而被迫停课^[15]。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COVID-19导致的学校停课已波及87%的学生，全球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5亿学生受影响^[29]。现在，网络授课成为学校学习的替代方式，但还无法判断用网络授课替代学校学习的效果; 长期居家自我隔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尚不明确。

由此可见，那些被迫接受的隔离、最严格的医疗隔离、远离原有支持系统的隔离中的被隔离者，可能会表现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虽然人们都通过隔离来抗击疫情，但不同的人群在疫情中的心理需要、面对的心理压力和产生的心理问题可能并不相同，他们在隔离后的心理恢复过程也可能存在差异。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接受严格隔离的医护人员和确诊患者，并对他们的长期心理健康发展进行了追踪研究，发现对接受严格隔离的人群进行长期的心理援助是必要的。但是，对居家自我隔离的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研究至今仍是匮乏的，未来需加强对不同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儿童青少年在隔离期间和隔离后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为不同重点人群的心理援助工作提供更多实证依据。

二   应同时关注隔离在个体和人际层面的不良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隔离不仅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还会在人际层面造成影响。在个体层面，隔离会造成被隔离者出现一系列情绪和行为问题，并且可能会导致诸如抑郁和PTSD等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些不利影响在隔离期间就开始广泛存在，并且在隔离结束后仍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4, 8-11]}。对此，心理工作者在对已表现出心理困扰的被隔离者进行心理援助时，可以通过提升个体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来帮助他们降低消极情绪体验; 同时，可引导个体对自己当下的处境进行新的认知评价和行为反应，促进他们产生PTG; 在隔离结束后，可鼓励有隔离经验者积极参与疾病预防相关活动，以减轻隔离带来的持续影响。

在人际层面，隔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被隔离者过度回避亲密行为和受歧视等方面。这些影响可能与疾病污名化密切相关。在本次COVID-19流行时，由于全人类对疾病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对患病的担忧和恐慌不仅会带给被隔离者更多的心理压力，令他们惧怕与人接触，甚至使得部分无知民众对武汉人民、中国人民乃至亚裔人群做出歧视和暴力行为。面对被隔离者受歧视的问题，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对疾病的科普教育以及及时向公众提供公共卫生信息有助于减少歧视^[4]。因此，心理工作者在对被隔离者提供心理援助时，应该掌握关于流行病的科学研究进展，充分重视被隔离者对受歧视的担忧。更重要的是，在隔离解除后，新闻媒体应努力为被隔离者和未被隔离者创造对话机会，消除未被隔离者因为恐惧而把被隔离者妖魔化的不当行为，促进未被隔离者以共情的方式理解被隔离者与其一样同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受害者，而不是迫害者。

三   努力降低危险因素的不利影响

在隔离中和隔离后存在的危险因素可能会加重被隔离者的消极心理反应。例如，当隔离期间出现物资供应匮乏时，人们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恐慌情绪。在本次COVID-19流行期间，各个国家均存在医疗物资供应匮乏的现象，造成民众对口罩等防疫物资的抢购，甚至还出现了对某些生活物资的疯抢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恐慌感还会受信息报道的影响，无论是信息报道不及时还是虚假信息的广泛传播，都会增加被隔离者的恐慌。因此，在疫情期间，应尽量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物资供给和医疗物资供给，及时提供关于疫情进展和隔离措施的真实信息报道，并及时对虚假信息辟谣。另外，隔离迫使人们与原本已经建立起来的重要人际关系暂时分离，这些人际关系的另一端可能是家人、朋友和熟悉的同事。在隔离中，人们无法像平常一样与这些重要他人建立联系，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孤独感、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阂等。虽然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和他人保持联系，但无法在同一个空间中真实接触，仍可能导致人们产生与世界隔绝的感觉。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应关注被隔离者的孤独感和社交需求，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向被隔离者提供多种形式的心理支持。

四   尽力增加保护因素，促进危机转化

增加保护因素，不仅能够有效降低隔离在个体和人际层面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可能促进个体的创伤后成长和人际关系的积极转变。在各种保护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及时为被隔离者提供社会支持。一方面，社会支持包括物质方面的支持，无论是食物、医疗用品还是经济补贴，都能够保障人们在隔离状态下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也是缓解人们生存焦虑最实际有效的方式。在武汉封城期间，中国举全国之力保障所有接受隔离的武汉市民的物资供给，这对于最终战胜疫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支持还以是情感方面的支持，通过心理辅导和教育的方式安抚人们，缓解他们在被隔离期间的负面情绪。特别是处于隔离状态意味着暂时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时就更需要专业心理援助的介入。本次COVID-19的高度传染性让热线电话成为最主要的心理援助方式。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在电话咨询过程中看不到来访者的外貌、表情、动作和互动反应等非语言信息，因此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有效地帮助咨询者，无疑对援助者的专业能力和即时反应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0]。在本次疫情隔离期间，人们还创造性地通过其他方式，如云端音乐合奏、网络同步合唱、方舱医院广场舞等，有效地消除了人际疏离感，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减轻了因疾病和隔离导致的负面情绪，让处于隔离中的人们能够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应对疫情。在这些保护因素的帮助下，当人们不再因隔离和疾病而陷入生存焦虑和恐慌难以自拔时，他们就有机会重新面对自己与灾难事件的抗争。最终，人们会逐渐意识到一个悖论：自己既是有力量的，也是脆弱的^[12]。当人们能够接纳自己的脆弱，并意识到这种脆弱就是他们力量的一部分时，就能在经历灾难之后获得真正的成长^[12]。

总之，当隔离是战胜COVID-19疫情的必要选择时，人们只有尽量了解采取隔离措施可能造成的心理影响，做到对危险因素提前预防与及时干预，同时尽力增加保护因素，才能有效降低隔离的消极影响，并促进隔离中个体和人际心理状态的积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