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是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是全国刻书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城里的书坊有猫儿街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杭州众安桥南行东贾官人宅开经籍铺、棚北大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鞔鼓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中瓦南街东荣六郎家书籍铺、棚前南街西王念三郎经坊、中瓦子张家……众多书坊的存在彰显着临安地区文化产业的繁盛程度。

棚北大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为临安府陈起所经营，刻书以诗文集为主。书铺主人陈起擅长诗歌创作，喜欢结交诗坛名家，与同时代的诗人有许多互动，其所编刊的大量同时代江湖诗人小集深刻地影响到南宋后期的诗坛格局，对诗歌传播和诗风转变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书贾地位低下，史籍中并无关于陈起片言只语的记载。长期以来，人们对与陈起相关的事迹只有模糊认知，有些地方甚至存在误解，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陈起字宗之，号芸居，生卒年不详。和许多下层文人一样，陈起没有在史籍中留下印记，只能从他本人流传下来的一部小集，以及同时代文人的笔记和诗歌中略窥其生平活动之鳞爪。作于宝祐第三春(1255)的张至龙《雪林诗删自序》：“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余。”^①而编定于宝祐丙辰(1256)良月望日的释斯植《采芝集》中有《挽芸居秘校》，张瑞居先生据此推定陈起死于宝祐三年(1255)至宝祐四年(1256)十月十五日之间。^②这个结论是可靠的。

此外，还可以从陈起自己的诗中推测其年龄。《安晩先生贶以丹剂四种古调谢之》有云：

陈子一亩宫，居来七十年。当其春盛时，庭花发幽妍。转瞩长养天，青子垂檐前。秋收备百礼，冬享意则虔。年来风雨凌，垣倒壁四穿。上漏下卑湿，败隙遥瞻天。三生结施仁，睹此殊兴怜。舍以四条柱，俾之撑危颠。工师得大木，裁制精且专。尚欠栌与楣，况复栋与椽。再干大檀越，结此欢喜缘。^③

这是一首颇具奇趣的诗歌。诗中详细铺叙一处已经居住了七十年之久的老宅，但结合诗歌标题(此诗乃为答谢“安晚先生贶以丹剂四种”而作)，铺陈宅院的变化显得文不对题。陈起晚年身体多病，《庚戌秋作》言：“甲辰迤逦至今年，药灶殊劳日夕煎。血气任他销与铄，向来诗骨已成仙。”他从淳祐四年(1244)开始生病，至淳祐十年(1250)尚未见好。由此可知，“一亩宫”并非真实的宅院，而是对自己身体的隐喻。以宅院在春夏秋冬的变化来比喻身体的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时期，将由盛而衰的自然变化过程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在诗歌的奇思妙想之外，我们注意到陈起写这首诗的时候已在宅院“居来七十年”，可见他至少已有七十岁了。郑清之卒于淳祐十一年(1251)，假设赠药是在郑清之去世之年，往前推算，陈起应该生于淳熙九年(1182)，寿命在七十五岁以上。如果赠药时间提前，则陈起生年更当往前推。

陈起主持书籍铺的时间较早。韩淲《谢陈秀才送诗》：“偶因借得官书读，小札于君一向疏。忽寄江湖诗百纸，梅花担上雪晴初。”^④诗中回忆自己在京城任职时曾到过陈宅书籍铺观书，因此与陈起结识。韩淲字仲止，号涧泉，是著名词人韩元吉的儿子。韩淲以父荫任平江府属官，后入为判院(辛弃疾有《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⑤)，不久即见斥罢官。从此不仕，卒于嘉定十七年(1224)。韩淲离开临安后，刘克庄写过一首《寄韩仲止》诗：“昨仕京华豪未减，脱鞾不问贵游嗔。诗家争欲推盟主，丞相差教作散人。闭户自为千载计，入山又忍十年贫。几思投劾从公去，背笈肩琹涧水滨。”^⑥诗中指出，韩淲离开京城的原因是与丞相韩侂胄政治立场相左而遭排斥。韩侂胄上台后提出两项政治措施，一为设庆元党禁，二为出师北伐。庆元六年(1200)韩淲在药局任职，嘉泰元年(1201)曾入吴应试并得某官(《涧泉集》卷十五有《庆元庚申二月药局书满七月还涧上嘉泰元年秋入吴试罢冬暮得阙而归今五年矣》^⑦)，应与党禁无涉。若以反对北伐之故，则其离开京城当在嘉泰三年(1203)到嘉泰四年(1204)之间。以此推算，陈起当时不过二十多岁。

危稹也是陈起早期结识的诗人，《赠书肆陈解元》云：

巽斋幸自少人知，饭饱官闲睡转宜。刚被旁人去饶舌，刺桐花下客求诗。

兀坐书林自切磋，阅人应似阅书多。未知买得君书去，不负君书人几何。^⑧

危稹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曾在南康军、临安府任教授，丁母忧之后干办京西安抚司公事，后任武学博士，迁诸王宫教授。据《宋史》本传记载：“稹谓以教名官，而实未尝教，请改创宗子学，立课试法如两学，从之。嘉定九年，新学成，改充博士，其教养之规，稹所论建。”^⑨可知睦亲坊里的宗学实因危稹倡议而设置。危稹在宗学中担任博士，工作地点就在陈起书籍铺的附近，因此两人得以结识。根据危稹诗中所述，陈宅书籍铺经营状况良好，顾客甚多，主人乐意与客人交流切磋，遇到著名诗人来访便趁机索要题赠。

陈起早期交往的另一位著名诗人是永嘉四灵之一的赵师秀。汲古阁影宋钞本《清苑斋集》中有一首《赠陈宗之》：

四围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门对官河水，檐依绿树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最感书烧尽，时容借检寻。^⑩

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永嘉(今浙江温州)诗人。宋太祖八世孙，绍熙元年(1190)进士。庆元元年(1195)任上元主簿，后为筠州推官。晚年寓居钱塘，嘉定十二年(1219)卒于临安。这首赵师秀晚年所作的诗中，描述了陈起早期经营书铺的实况：陈宅书籍铺中四壁摆放着书柜，插架皆为古今书籍，主人的柜台设在书铺中央；御街两侧栽种着高大的树木，为路旁商铺带来一片绿荫，站在书籍铺门口可以望见不远处的官河。官河应指北侧众安桥所在的大河，“门对官河水”说明书籍铺的大门应该是朝向东北面。

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二“寄赠类”将此诗题为“赠卖书陈秀才”，并且“檐依绿树阴”被改成“檐依柳树阴”，^⑪陈宅书籍铺门口栽种的绿树变成了柳树。危稹和赵师秀同样是陈起早期交往的诗人，赠诗时间应相去不远，所描写的书籍铺周围环境也不会有太大区别。所以《瀛奎律髓》的改窜显然不对。许棐《赠陈宗之》：“六月长安热似焚，鄽中清趣总输君。买书人散桐阴晚，卧看风行水上文。”^⑫蒋廷玉《赠陈宗之》：“门外今年桐又长，不知堪系我船么？”^⑬叶绍翁《赠陈宗之》：“官河深水绿悠悠，门外梧桐数叶秋。”^⑭这些赠诗中皆提到陈宅书籍铺周围有“桐阴”“桐花”，可见门口栽种的并非柳树，而是桐树。而赵师秀绝不至于连柳树和桐树都不能区分，故原诗当作“檐依绿树阴”，这才合乎陈起书籍铺附近的景致。

陈起诗歌中能考知时间的最早作品是《赵紫芝运干》：

陋室与高门，东西互接畛。相聚虽不稠，相别殊难忍。风帆去程遥，到时秋未尽。少试裨画材，计台作标准。恨无双羽翔，汨汨成蠧隐。便结南浦梦，独立江风紧。

标题称赵师秀为“运干”，从内容来看是一首送别诗，应写于嘉定十年(1217)赵师秀卸任江南西路转运司干办公事、赴外地任职之时。^⑮赵师秀出生于乾道六年(1170)，实际上只比陈起年长十岁左右，但他曾受到大儒叶适的大力揄扬^⑯，是诗坛上著名的“永嘉四灵”之一，与陈起存在年龄和地位的差距。从诗中可以看出，陈起与赵师秀日常往来并不密切，但他对于这位前辈诗人充满仰慕之情。

晚年赵师秀寓居临安，陈起“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因此二人也逐渐熟悉，有了更多的交流。陈起《留题天乐寓张氏湖亭》云：

沉水香销一局棋，客来浅酌旋分题。画栏占得春多少，帘卷东风日未西。

张氏湖亭是一处酒馆客栈，陈起前来拜会寓居于此的赵师秀。赵师秀与客人下棋后又一起宴饮，席上或许还有其他文士，一边浅酌一边分题赋诗，极为风雅。

通过这样的雅集，陈起认识了赵师秀的许多朋友，赵师秀也常常在士人圈中为其扬誉。《前贤小集拾遗》中载录杜耒《赠陈起诗》：“往年曾见赵天乐，数说君家书满床。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对河却见桐阴合，隔壁应闻芸叶香。老不爱文空手出，从今烦为蓄仙方。”^⑰可见杜耒与陈起的结识正是因为赵师秀的推荐。而赵师秀的另一位朋友张弋，在《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中有“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⑱之句，也是盛赞陈起慷慨借书之举。可以说，赵师秀是陈起走入诗坛的引路人。

还有一些前辈诗人如周文璞、黄顺之、黄简皆与陈起有过赠诗交往，他们的赠诗见于《群贤小集拾遗》中。黄简(元易)《秋怀寄陈宗之》：

秋声四壁动，寒事日骎骎。红剥林闲子，青除架底阴。积闲殊有味，安拙本无心。独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

又周文璞《赠陈宗之》：

伊吾声里过年年，收拾旁行亦可怜。频嗅芸香心欲醉，为寻脉望眼应穿。哦诗苦似悲秋客，收价清于卖卜钱。吴下异书浑未就，每逢佳处辄留连。

陈起以诗歌为纽带认识的多为流落江湖的不得志文人。对于穷愁潦倒的江湖诗人，他不仅同意他们借阅书籍，书籍售价非常低廉，甚至允许客人赊欠书款，这是他赢得众人好感的重要原因。

江湖诗人的赠诗中还提到陈起其他方面的品质。黄顺之《赠陈宗之》：

羡君家阙下，不踏九衢尘。万卷书中坐，一生闲里身。贪诗疑有债，阅世欲无人。昨日相思处，桐花烂熳春。

诗中极称陈起堪比隐士一般飘然不俗、洞明世事、为人豁达，真挚地热爱诗歌，可见他对陈起有一定的了解。可惜他们的交往没有太多详情可考。

陈起雅好斯文、孝顺母亲、为人慷慨、豁达通透，这是很多诗友对他的印象。因其对前辈诗人真诚敬慕，对同辈诗人慷慨友好，不管沉沦下僚的文人士子还是奔走谋生的江湖吟客，都乐意与陈起结识，他们之间也逐渐发展为超越商业往来而具有共同爱好的知己朋友。

陈起的刻书牌记上曾自称“陈解元”。解元为乡试头名的称呼，后人据此认为陈起曾获得功名，为其撰写小传时也往往强调这一点。如曹庭栋《宋百家诗存》小传载：“陈起字宗之，钱塘人，宁宗时乡贡第一，时称陈解元。”^⑲曹庭栋关于陈起曾经获得“乡贡第一”的说法，依据就是刻书牌记和朋辈赠诗中“陈解元”的称呼。但目前并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陈起曾有乡贡第一的经历。

同辈诗人中称陈起为“陈解元”的有危稹《赠书肆陈解元》。胡念贻先生对“陈解元”是否指陈起持有怀疑。他认为：“危稹是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比陈起至少早生二三十年。他曾两次到临安做官，前一次任临安府学教授，大约在孝宗、光宗时。后一次做到秘书郎、著作郎等，在宁宗嘉定十一、二年(1218、1219)间。最后离开临安在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如果这两首诗作于前一次在临安时，则陈起还幼，恐怕不曾涉世；如果作于后一次在临安时，陈起虽然可能已涉世途，但阅历还不深，和‘阅人应似阅书多’的诗句不合。此诗看来似是作于前一次在临安时，诗题所说的‘陈解元’，恐怕是陈起的先世，‘陈解元’书籍铺恐怕是袭了先世的铺号。”^⑳但如前所言，陈起至少在开禧元年(1204)以前已主持陈宅书籍铺的经营。危稹第二次游于临安应在嘉定九年(1216)宗学设置之前，这时陈起至少有三十五岁，对于书业经营已经非常老练，所以“阅人应似阅书多”的“陈解元”当指陈起无疑。

陈起一直都在这个行业里，并未见他去参加科举考试的记载。唐宋以来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此规定虽在北宋中期之后略有放松，但仅有极少数商人能够通过特殊途径参加科举考试，而身为普通坊贾的陈起恐怕是连应试资格也没有。故“解元”二字理解为乡贡第一并不恰当。胡念贻认为，“‘陈解元’一词，恐怕也同《武林旧事》所载南宋说话人‘张解元’‘陈进士’一样，只是一种流行称呼，并非真正考了什么解元”^㉑，这是比较通达的说法。他猜测“陈解元书籍铺”沿袭自先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古代民间刻书业大多为家族代代相传的作坊式经营，陈起的书籍铺很可能也是祖业。虽然无法证明陈宅书籍铺在陈起之前早已有之，不过后来其子陈续芸刻书时仍称“陈解元书籍铺”，可见这一招牌具有代代相传的价值。

除了“解元”之外，也有人称呼陈起为“秀才”。如赵师秀诗《赠卖书陈秀才》(该诗歌标题见《瀛奎律髓》，《清苑斋集》中改为“赠陈宗之”^㉒)，方回《瀛奎律髓》载刘克庄《赠陈起》诗后注曰：“此所谓卖书陈彦才。”^㉓后人或以为“彦才”是陈起的字，这是误解。东汉人避光武帝讳将秀才改为彦才，方回正是仿此而称为“彦才”。以“秀才”称呼陈起，和“解元”一样是对书业经营者的习惯性称呼，与科举考试没有什么关系。叶绍翁则称陈起为“学士”，其《赠陈宗之》云：“官河深水绿悠悠，门外梧桐数叶秋。中有武林陈学士，吟诗销遣一生愁。”^㉔一般而言，“学士”是用以称呼朝廷官员或饱学之士，显然陈起也不具备这些身份，只因为以鬻书为生而获此雅称。诗僧释斯植还曾称陈起为“芸居秘校”^㉕，当然也不能理解为陈起担任过秘阁校书的职务。只因陈起校刻书籍的工作与秘校有某些相似性，故有此称谓。

陈起有一个号为“芸窗”。许棐《梅屋诗稿》中有一首《赠芸窗》：“能书能画又能诗，除却芸窗别数谁。只是霜毫冰蠒纸，才经拈起便新奇。”^㉖“芸窗”应是陈起曾经用过的号。陈起不仅擅长写诗，而且能书能画，这符合他的特点。

不过，同辈诗友赠诗中更常见的称呼是“芸居”，并且其集《芸居吟稿》《芸居乙稿》也由此命名，其子号“续芸”也是得自于此。“芸居”二字应得自书楼名称，后来人们习惯以此代替“芸窗”来称呼他。陈书良提出：“诗祸平反后，‘心雕鬓改’的陈起从流放地回到临安，复出重操旧业……书肆亦重建，由平房而变成高楼。”^㉗这里关于陈起曾对书籍铺重建的推断是合理的。吴文英《丹凤吟·赋陈宗之芸居楼》：

丽景长安人海，避影繁华，结庐深寂。灯窗雪户，光映夜寒东壁。心凋鬓改，镂冰刻水，缥简离离，风签索索。怕遣花虫蠹粉，自采秋芸薰架，香泛纤碧。

更上新梯窈窕，暮山澹著城外色。旧雨江湖远，问桐阴门巷，燕曾相识。吟壶天小，不觉翠蓬云隔。桂斧月宫三万手，计元和通籍。软红满路，谁聘幽素客？^㉘

词人吴文英来游书肆时，陈起邀请他登楼远眺，观看城外山色以及楼下绿桐成荫的美丽风景。这说明经过修葺的新屋至少有两层。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吴梦窗系年》将这首词系于淳祐十一年(1251)吴文英初交陈起时^㉙，但并没有充分证据。笔者认为吴文英自淳祐三年(1243)开始在杭州寓居，长达十年之久；而竟到淳祐十一年才与陈起相识，似不合情理，其作年应该提前。

陈起编刊的《群贤小集拾遗》五卷中收录了多首诗友投赠的诗歌，这些诗歌的作者都是陈起的前期交游，皆称其为“陈宗之”。至淳祐中后期交游的诗人胡仲弓、释斯植、武衍等多称其为“芸居”。可见陈起号芸居由楼名而来，而非楼以其号命名。弄清这个前后关系非常重要，因其两集均以“芸居”命名，据此可知刊刻时间不会太早；众多称其为“芸居”的诗歌，也可借此判定为后期的交游投赠。

清代以来，藏书家将陈起刊刻的书籍称为“棚本”或“书棚本”，有的藏书家和学者甚至将南宋后期临安地区其他书商的刻书也称为“棚本”或“书棚本”，从而导致了“书棚本”概念的泛化。

这个概念最早见于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

《才调集》十卷。余藏《才调集》三：一是陈解元书棚宋椠本，一是钱复真家藏旧钞本，一是影写陈解元书棚本。闲尝论之，韦谷选此集，每卷简端题古律杂歌诗一百首，概绝句于律诗中。南宋人不复解此。今之诗家，并不知绝句是律矣。格律之间，溯流穷源，未免有诗亡之叹。^㉚

此后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杨绍和《楹书隅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大藏书家皆使用此一概念。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四“李推官披沙集六卷”条载：“后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行，世谓之府棚本。”^㉛这里以“府棚本”代替“书棚本”，则又新造一概念。

实际上，宋代临安府中并没有所谓的“书棚”。《(咸淳)临安志》中将临安城划分为“厢界—坊巷—市”，各厢之中为坊巷，都城内外有市、行、团、瓦子等商业经营场所。但书坊并不集中在一个场所之中，也未见以“棚”作为书铺的称呼。

宋人也从未将包括陈起在内的书坊刻书称为“书棚”刊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了很多宋代书坊编刊之书，卷二：“《尚书精义》六十卷，三山黄伦彝卿编次，或书坊所托。”卷五：“《高宗孝宗圣政编要》二十卷，《高宗圣政》五十卷，《孝宗圣政》五十卷，乾道、淳熙中所修，皆有御制序。此二帙，书坊钞节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孝宗圣政》十二卷，亦书坊钞节，比前为稍详。”卷八：“《宝刻丛编》二十卷，临安书肆陈思者……。”卷十一：“《碎录》二十卷《后录》二十卷，温革撰。陈昱增广之。《后录》者，书坊增益也。”卷十二：“《万历会同》三卷(原注案《文献通考》作三十卷)，陈从古撰。以前书(指《三历会同》)推广之。书坊售利之具也。”又：“《五星三命指南》十四卷，亦不知名氏。大抵书坊售利，求俗师为之。”卷十四：“《书苑菁华》二十卷，临安书肆陈思者集。”卷十四：“《书林韵会》一百卷，无名氏。蜀书坊所刻。”又：“《幼学须知》五卷，余姚孙应符仲潜撰次。此书本书坊所为，以教小学。应符从而增广之。”卷十五：“《江湖集》九卷，临安书坊所刻本。”又：“《指南赋笺》五十五卷、《指南赋经》八卷，皆书坊编集时文。”卷二十一：“《万曲类编》十卷，皆书坊集编者。”^㉜以上坊刻皆称“书坊”“书肆”，而未有称为“书棚”者。

清人用“书棚本”指陈起刊刻的书籍，可能因为陈起所刻书籍上有牌记写着“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行”，故将“棚北”二字牵合于书棚，但这并不准确。

从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所载《京城图》^㉝可以清晰地看到，南宋临安城坐南朝北，左靠西湖胜境，右倚钱塘大江。皇宫大内背靠凤凰山，三省六部、五府太庙、秘书省、太常寺等众多朝廷机构错落散布在吴山南侧。朝天门外的御街是临安府的最热闹所在，而睦亲坊位于御街的西北侧，是御街两侧众多东西向的坊巷之一。睦亲坊因宋高宗一系的宗室成员多迁居于此而得名。西面设有宗学，是宗室子孙接受教育的地方，因此又被称为“宗学巷”^㉞。睦亲坊往北过了众安桥和观桥，西侧便是主持省试的礼部贡院。可以想见，这里的文化氛围是比较浓厚的。

“棚北大街”则未见于《京城图》标识。事实上，除了陈起刻书牌记之外，南宋史书、方志中并未见到任何关于“棚北大街”的记载。御街东北面有一座著名的棚桥，附近的坊巷多以“棚”命名，例如戒民坊又称“棚桥巷”，东侧的定民坊又称“中棚巷”，众乐坊又称“南棚巷”。《(咸淳)临安志》卷十九《府城》“左二厢”载：“定民坊，戒民坊相对，俗呼中棚巷。睦亲坊，定民坊相对，俗呼宗学巷。以上并在北御街西首一带。”可见，如同其他“俗呼某某巷”的称谓一样，“棚北大街”应该不是正式地名，而是市井间对棚桥西面御街北段的习惯叫法。陈起似乎更喜欢使用“棚北大街”此一俗称，其刻书牌记只称“棚北大街”而从未见有“御街”称谓。

“书棚”二字，最早见于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白蛾飞舞地，幽蠹落书棚。”^㉟“书棚”即书阁之意。陆龟蒙《甫里集》卷四《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饿乌窥食案，斗鼠落书棚”^㊱，宋韩维《南阳集》卷一《西墅》“书棚落幽蠹，佛幔掩余香”^㊲，魏了翁《鹤山全集》卷八《次韵李参政秋怀十绝》“书棚尚有送春诗”、《杨处士》“丁年巳分与时违，便把书棚嘱咐儿”，^㊳这些诗中“书棚”皆谓书阁、书架，也没有坊肆之意。

总之，宋人只称“书坊”或“书肆”，南宋临安城里不存在称为“书棚”的地方，城里书坊也并非集中于棚桥一带。“棚北大街”的“棚”应指棚桥而非书棚。如果将陈起刻书称“棚本”，倒也可以勉强解释为“棚北大街”或“棚桥附近”的简称；但称“书棚本”或“府棚本”则是纯出于清人臆造。此概念自出现以来广为流传，见于文献学和版本学教材之中，以讹传讹，故略为之辨析。

陈起的书籍铺以唐宋诗集为主要经营方向，其一生所刻绝大多数为诗集，还有寥寥几种词集及文人笔记。周端臣《挽芸居》中称其“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㊴，蒋廷玉《赠陈宗之》则谓：“经营一室面清波，不是儒衣不见过。南渡好诗都刻尽，中朝名士与交多。”^㊵分别提到陈起刊刻大量唐宋诗集的贡献。

南宋后期临安府的陈姓书商非止一人，还有被称为“陈道人”的陈思。陈思也是临安人士，且与陈起生活时段大致相近，所以后人记载中常常将二人混淆在一起。

最早将他们混为一谈的是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二刘克庄《赠陈起》诗注：“此所谓卖书陈彦才，亦曰陈道人。宝庆初以‘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诗为史弥远所黥。诗祸之兴，捕敖器之、刘潜夫等下大理狱，郑清之在琐闼止之。予及识此老，屡造其肆，别有小陈道人，亦为贾似道编管。”^㊶据此，似乎陈起还有别号“陈道人”。但从江湖诗人小集中涉及陈起的诗来看，只称其为“解元”“秘校”“秀才”，并未见称其为“陈道人”者。方回撰写《瀛奎律髓》时距离结识陈起已过去半个世纪，对于数十年前临安书林的记忆未必准确。

其实，临安府书林中被称为“陈道人”者当指陈思，而非陈起。《宝刻丛编》卷首有绍定二年(1229)魏了翁序称“抚卷太息书而归之”，又有绍定五年(1232)乔行简(孔山居士)序云：“辛卯(即绍定四年)之秋，余箧中所藏书厄于郁攸之焰，因求所阙于肆，有陈思道人者数持书来售云云。”又佚名序：“陈道人久居京辇，与士大夫接云云。”^㊷以上皆称陈思为“陈道人”。绍定初陈起因刊刻《江湖集》而被流放外地，编刊《宝刻丛编》并求序之人不可能是他。又《书小史》卷首有咸淳丁卯(1267)重九天台谢愈修序云：“《书小史》者，中都陈道人所编也……道人趣尚之雅，编类之勤，可谓不苟于用心矣。”^㊸咸淳丁卯陈起已经去世十年有余。可见，“陈道人书籍铺”的主人当为陈思无疑。

陈起编刊的《前贤小集拾遗》中收入了不少江湖诗人赠予他的诗歌，卷四有周孚《寄陈道人》一首。周孚为南宋初人，在陈起出生之前的淳熙四年(1177)已经去世，此诗中的“陈道人”别有其人，因为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在此略加分辨。这并非笔者多虑，周孚还有一首《元日怀陈道人并忆焦山旧游》，收入清人朱梓、冷昌言所编《宋元明诗三百首》，今人校注中就将“陈道人”注为“陈起”^㊹。其实，不止周孚与陈起生活时代没有交集，就陈起本人行迹而言，他又何曾去过镇江？

清代以来学者和藏书家或者将陈思刊刻的书籍归之于陈起，或者将陈起刊刻的书籍归之于陈思。实际上，二陈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陈起是诗人兼出版家，所交往的人多为同时代的诗人，其书籍铺售卖的书籍品类主要是诗集；而陈思是一位具有学者气质的出版家，对书画、小说类书籍较感兴趣。

陈思刊刻书籍上有牌记“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可以识别。今见书目所载，陈道人书籍铺刊刻的书籍有《画继》十卷、《米海岳画史》十卷、《唐朝名画录》一卷、《五代名画补遗》一卷、《画评》三卷、《古画品录》一卷、《续画品录》一卷(唐李嗣真)、《后画录》一卷、《续画品》一卷(陈姚最)、《贞观公私画史》一卷、《沈存中图画歌》一卷、《笔法记》一卷、《益州名画录》三卷、《历代名画记》十卷、《图画闻见志》六卷，^㊺以上皆为书画类书籍。又《剧谈录》二卷^㊻、《续世说》十二卷^㊼、《茅亭客话》十卷^㊽、《灯下闲谈》二卷^㊾、《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挥麈三录》三卷，^㊿以上皆为小说类书籍。清代藏书家张金吾曾收藏一部宋刻残本刘成国《释名》八卷，仅存一至四卷，云是“陈道人书籍铺刊行”。此外，是否还有出自陈思书籍铺刊刻而没有牌记的书籍，则不可得知。

在经营策略方面，陈思的书籍铺以“博古”为主要特色。陈振孙《宝刻丛编序》言：“都人陈思，儥书于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遗猎忘以足其所藏，与夫故家之沦坠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且售且儥，久而所阅滋多，望之辄能别其真赝。”魏了翁即到过陈思书籍铺的好古博雅士之一，他在《宝刻丛编序》中赞道：“余无他嗜，惟书癖殆不可医。临安鬻书人陈思多为余收揽散逸，扣其颠末，辄对如响。”谢愈修《书小史序》亦云：“予识之五十余年，每一到都，必先来访，订证名帖，饱窥异书，愈久而愈不相忘，亦未易多得也。”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陈思擅长古董尤其是书画的鉴定，其书籍铺不仅经营刻书卖书之业，同时也售卖从故家散出的藏品。

陈思还编刊过《宝刻丛编》《书小史》《书苑菁华》《海棠谱》《小字录》、《赐谥类编》等书籍。《宝刻丛编》二十卷辑录当时各地碑刻的总目，也包含少数金石铭文及法帖；《书小史》十卷为历代书法家撰写小传，介绍生平事迹及风格特征；《书苑菁华》二十卷辑录古人论书之语；《小字录》著录历代名人的小字；《赐谥类编》则是编录历代名人的朝廷赠谥；开庆改元(1259)成书的《海棠谱》三卷汇编历代关于海棠的典故与诗歌，其重点在于“聊预众谱之列”，而非为了编诗。

陈思编纂这些书籍的目的在于售卖。陈振孙《宝刻丛编序》中有明言：“思，市人也，其为是编，志于儥而已矣，而于斯文有补焉，视他书坊所刻或芜酿不切，徒费板墨、靡费椶楮，可同日语哉？诚以是获厚利，亦善于择术矣。”序中盛赞陈思见多识广，其著作也显示出较高的学术性，与一般书肆刊刻的丛杂之书不同。魏了翁也颇有感慨地说：“呜呼！贾人窥书于肆而善其事若此，可以为士而不如乎？”可见，陈思编纂诸书颇有次第，改变了士人对于坊贾编刊之书的偏见。

总之，二陈各有别号，刻书牌记也各不相同。他们刊刻的书或者仍存宋刻，或者宋刻不存；但明清翻宋刻本或影钞本上仍保存有牌记，是比较容易识别的。除此二陈之外，在妙果寺西面、洪桥和鞔河桥之间也有一所陈氏书籍铺，所刻书至今尚有流传。南唐诗人李建勋《李丞相诗集》宋刻本卷末有“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一行，即此书铺所刻卖。《天禄琳琅书目》卷二载录宋刻本《容斋三笔》一函四册，此本目录后记“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洪桥与鞔鼓桥紧挨着，有可能与刻《李丞相诗集》的陈宅书籍铺是同一家。鞔鼓桥陈宅书籍铺的经营者不详为何人，笔者以为并非陈起，因为鞔鼓桥与睦亲坊尚有一定距离，可以肯定并非同一书铺；也非陈思，因为陈思编刻书籍的内容偏好是比较明显的，其编刻的书籍中并没有前人诗集。

① 张至龙：《雪林诗删自序》，载《雪林诗删》，见《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上海古书流通处，1921，第1b页。

② 张瑞君：《〈江湖集〉〈江湖前后续集〉的刊行及江湖派的鉴定》，《文献》1990年第1期。

③ 陈起：《安晩先生贶以丹剂四种古调谢之》，载《芸居乙稿》，见《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第1a页。本文所引陈起诗歌皆出此版本，为免繁复，以下只注诗题。

④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六，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27a页。韩元吉卒于淳熙十四年(1187)，其时陈起才不过数岁，不可能与他有什么交往，故疑此诗为韩元吉之子韩淲之诗，误辑入《南涧甲乙稿》。韩元吉《南涧甲乙稿》与韩淲《涧泉集》皆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者，两人为父子，诗集名皆有涧字，故易致误。

⑤ 辛弃疾著，辛更儒笺注：《辛弃疾词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8，第1021页。

⑥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第59页。

⑦ 韩淲：《涧泉集》，载《四库全书》第11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777a页。

⑧ 危稹：《巽斋小集》，载《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第4b页。

⑨ 脱脱等：《宋史》卷四一五《危稹传》，中华书局，1985，第12452页。

⑩ 赵师秀：《清苑斋集》，载《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第17a页。

⑪ 方回：《瀛奎律髓》，黄山书社，1994，第912页。

⑫ 许棐：《梅屋诗稿》，载《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第8b页。

⑬ 明代无名氏：《诗渊》，文献书目出版社，1993，第518页。

⑭ 叶绍翁：《靖逸小集》，载《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第6b页。

⑮ 《奏举滕璘等七人状》：“从事郎江南西路转运司干办公事赵师秀，操尚清修，词章典丽，一第二十七年未脱选曹。”赵师秀举进士第在绍熙元年(1190)，则离开干办公事职位当在嘉定十年。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9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306页。

⑯ 根据学者研究，四灵诗集中徐玑《上叶侍郎十二韵》、赵师秀《叶侍郎寄芍药》诗当作于嘉泰三年(1203)叶适权兵部侍郎之时，因此他们的成名应该也在此前后。参见赵敏：《宋代晚唐体诗歌研究》，巴蜀书社，2008，第149页。

⑰ 陈起编《前贤小集拾遗》卷三，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第8b页。

⑱ 张弋：《秋江烟草》，载《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第1b页。

⑲ 曹庭栋：《宋百家诗存》卷十四《芸居乙稿》，清乾隆六年(1741)曹氏二六书堂刻本，第1a页。

⑳ 胡念贻：《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编纂和流传》，载《文史》第十六辑，中华书局，1982，第229-240页。

㉑ 胡念贻：《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编纂和流传》，载《文史》第十六辑，第229-240页。

㉒ 《清苑斋集》，载《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第17a页。

㉓ 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二，第933页。

㉔ 《靖逸小集》，载《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第6b页。

㉕ 《采芝集》，载《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第10b页。

㉖ 《梅屋诗稿》，载《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第8b页。

㉗ 陈书良：《江湖：南宋体制外平民诗人研究》，中国国家广播出版社，2013，第114页。

㉘ 孙虹、谭学纯校笺《梦窗词集校笺》，中华书局，2014，第389页。

㉙ 夏承焘：《吴梦窗系年》，载《唐宋词人年谱》，商务印书馆，2021，第430页。

㉚ 钱曾：《读书敏求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第143页。

㉛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228页。

㉜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3、168、237、344、371、372、410、428、452、458、633页。

㉝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图》，咸淳临安府刻本。

㉞ 施谔《(淳祐)临安志》卷七《坊巷》所载左二厢坊市有“睦亲坊”，注“宗学巷”。清嘉庆间宛委别藏本，卷七，第3a页。吴自牧《梦粱录》卷七“禁城九厢坊巷”条：“左二厢所管坊巷……定民坊即中棚巷，睦亲坊俗呼宗学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60页。

㉟ 魏仲举集注《五百家注韩昌黎集》，中华书局，2019，第462页。

㊱ 何锡光校注《唐甫里先生集》，凤凰出版社，2015，第328页。

㊲ 韩维：《南阳集》卷一，载《四库全书》第72册，第17b页。

㊳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第6a页。

㊴ 陈起：《芸居乙稿》“附录”，清光绪年间钱塘丁氏刻《武林往哲遗书》本，第4b页。

㊵ 《诗渊》，第518页。

㊶ 方回：《瀛奎律髓》，第933页。

㊷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644页。

㊸ 陈思：《书小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第1页。

㊹ 朱梓、冷昌言编，徐元校注：《宋元明诗三百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第121页。

㊺ 傅增湘：以上见《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第536-537页。

㊻ 傅增湘：以上见《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第662页。

㊼ 傅增湘：以上见《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第636页。

㊽ 莫龙芝撰，傅增湘增订：《藏园增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2009，第868页。

㊾ 《灯下闲谈》目录后载：“《中兴馆阁书目》载《灯下闲谈》二卷，不知作者，载唐及五代异闻，陈道人书籍铺刊行。”(张钓衡适园刻本《灯下闲谈》卷首，1917，第1b页)《铁琴铜剑楼藏书目》(清光绪常熟瞿氏家塾刻本，第28b页)卷十七著录有旧钞本，云“所作目后有陈道人书籍铺刊行一行”，该本应即钞自宋刊本。

㊿ 袁克文撰，李红英点校：《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中华书局，2016，第263页。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七，中华书局，2012，第95页。

曾枣庄编《宋代序跋全编》，齐鲁书社，2015，第1465页。

曾枣庄编《宋代序跋全编》，齐鲁书社，2015，第1336页。

曾枣庄编《宋代序跋全编》，齐鲁书社，2015，第1498页。

《书小史》《小字录》皆为史料类编。《小字录》(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景明活字印本，1935—1936)卷首题款为“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陈思纂次”，他书卷首但题“钱塘陈思”，疑陈思曾以学识而为国史院效力。

《永乐大典》卷13345中所引甚多，中华书局，1986，第5742-5758页。

陈思：《海棠谱》卷首“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第2页。

以上皆见陈思：《宝刻丛编》“卷首”,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2-11页。

此据周淙《(乾道)临安志》。周淙《(乾道)临安志·桥梁类》有洪桥、鞔鼓桥。施谔《(淳祐)临安志》城内西河有鞔鼓桥，无洪桥。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二京城图也只有鞔鼓桥，无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