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在连州担任刺史期间，将元结所创置的海阳湖景观增修完善。这一行为并非只是个人山水雅趣的寄托。海阳湖景观是与唐代广泛流行的私人园林别业颇为不同的地方公共园林。而公共园林的营造在初盛唐时期并不兴盛，中唐以后才越来越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被视为阜俗康民、净虑养德的重要“为政之具”。刘禹锡以刺史身份营造海阳湖景观，寄托了对公共园林政治价值的追求；但其《海阳十咏》并未充分展现这一用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唐代别业诗的幽隐之旨和郡斋诗的吏隐情趣。刘禹锡对公共园林政治美学意义的思考，主要体现在散文作品中。元结、柳宗元与他颇为类似，其有关公共园林政治美学的思考，都出之以散文。柳宗元著名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见解，即出自对公共园林的散文书写，但元结和柳宗元的园林诗歌则基本沿袭园林别业诗、郡斋诗超逸幽独的表现传统。这种中晚唐地方园林艺术书写的诗文之异，对于理解中国山水园林文学独特的创作机制很有意义。

一.   海阳湖与中晚唐地方公共园林修造

海阳湖由元结在任连州刺史时主持疏凿，其后不断有人在湖边建设亭台景观。五十余年后，刘禹锡再刺连州，对湖边景观增修完善，并为之命名，其《海阳十咏》之引言云：“元次山始作海阳湖，后之人或立亭榭，率无指名，及余而大备。每疏凿构置，必揣称以标之，人咸曰有旨。”^①刘禹锡所吟咏的海阳十景，包括“吏隐亭”“切云亭”“云英潭”“玄览亭”“裴溪”“飞练瀑”“蒙池”“棼丝瀑”“双溪”“月窟”。其中“吏隐亭”，刘禹锡《吏隐亭述》云：“元和十年，再牧于连州，作吏隐亭海阳湖壖。”^②可见此亭为其亲自主持建造。其他亭台之始创者，今已不能明了，但刘禹锡仍有增修完善与命名之功。

刘禹锡营造海阳湖景观，倾注了大量心力；但这一行为并非是建设私人游赏之地，而是为连州建设一处富含山水佳趣的公共园林。刘禹锡本人的传世作品，并没有直接谈到海阳湖的修建用意，但结合中晚唐日渐增多的亭记作品可以看到，刘禹锡作为主政一方的刺史，其修造地方公共园林，有很独特的政治美学用心。

亭记是古人记述亭之修造缘起、地理位置及相关人事活动的文体。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是最具影响的作品。亭记的创作在中唐以后才逐渐兴起，内容主要记述州县官员的造亭之举。

《全唐文》所载亭记中，有多篇是记述县令修亭的，包括游方《任城县桥亭记》^③、颜真卿《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④、元结《殊亭记》^⑤《寒亭记》^⑥《广宴亭记》^⑦、独孤及《抚州南城县客馆新亭记》^⑧、梁肃《李晋陵茅亭记》^⑨、柳宗元《零陵三亭记》^⑩、皇甫湜《枝江县南亭记》^⑪、欧阳詹《二公亭记》^⑫、冯宿《兰溪县灵隐寺东峰新亭记》^⑬、陈宽《颍亭记》^⑭。除县令之外，一州之最高长官刺史，也是中晚唐地方园林修造极为活跃的角色。例如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记》所记为开成三年湖州刺史杨汉公所建之五座湖亭，并提到此前颜真卿于大历十一年为湖州刺史时，所建之“八角亭”。^⑮白居易《冷泉亭记》所记为杭州之“冷泉亭”，此文作于长庆三年，时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文中提到五位杭州刺史的造亭之举：“先是领郡者有相里君造作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后作此亭。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⑯可见，刺史造亭，在杭州颇有传统。

造亭除了园亭本身的建造经费，经常还需要支付居民搬迁的费用。例如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中，提到裴中丞造亭时“厚货居氓，移于闲壤”^⑰，对搬迁居民支付了优厚的搬迁费。州县官员造亭经费从哪里来，亭记也透露了许多消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县令造亭，往往会明确记述其经费来源，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是出于公费：或源自民间募款，或县令自出家资。欧阳詹《二公亭记》提到修亭是在县令主持下向民间募集人力财力而成，其文云：“偕发言为公就亭之功，如墙而前，陈诚于县尹。县尹允其请，而为之辨方经蹠，环当上顶，诫奢训简，以授子来。于是家有余粮，圃有余木，或掬一抷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还蚁往。榛莽可去以自薙，瓦甓无胫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毕，二之日圬塓之佣息。”^⑱冯宿《兰溪县灵隐寺东峰新亭记》则明确提到所记之亭是县令本人自出俸钱二万而成，所谓：“先是邑微登攀游观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钱二万，经斯营斯。”^⑲而皇甫湜《枝江县南亭记》亦有“实为官业，而费家赀”^⑳之语，显然也是县令自出家赀所为。

亭记的作者对县令修亭经费来源特别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意味着县令所掌握的地方财政公款基本上不能用于亭台的修造。因此，县令造亭往往要自筹经费：或自己出赀，或向民间募集。这些县令费心筹款修造的亭台，为地方士庶提供了公共的游赏之地。因此，这样的造亭之举，往往成为县宰的“美政”而受到特别表扬，如《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就记载了任湖州刺史的颜真卿表彰乌程县令李清重修“西亭”^㉑，《寒亭记》记载了身为道州刺史的元结为江华县瞿县令修造的“寒亭”命名。^㉒

与记载县令修亭相比，亭记对刺史修亭的记载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从不记录其经费出自何处。这个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刺史修亭有其可以支配的公共经费来源，无需像县令一样为筹集经费而费心。这一点结合唐代中后期地方财政收支来观察，会有更丰富的理解。唐代前期，没有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划分，租税的收支在中央统辖支配下运行^㉓；而唐代后期，地方财政的独立性显著增强。代宗以后，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并规定两税所征钱物分为留州、送使、上供三部分，中央在诸道获取一定比例的赋税的同时，也将地方赋税的制税权、放免权及支用留州留使钱物权给予地方。通过赋税及财权分割，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也使地方财政的独立得以保持。在两税留州、送使的法定收入之外，地方诸道州府还可通过税外加征、田产、赃罚及经商盈利等手段获得收入。^㉔

连州地处偏远，没有发达的商业，两税之外的收入应当是极为有限的。这一地方的主政官员如果要进行各种公共建筑修造，其经费很大可能是从“杂给钱物”中支出。在唐代地方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为节帅廉使、州刺史自行支用，称为“杂给钱物”。主要用于廉使、刺史个人迎送宾客人事费用、俸料外供给费及管内逋欠填补等，是诸道州府长吏自行支配的资金。这些钱“名隶州、道，实际形同道州长吏私钱”^㉕，史书上甚至有“公私钱”的称呼。这笔钱数额较为巨大，如何使用，则与刺史的个人人品、为政作风密切相关。道州刺史阳城，“月俸取足则已，官收其余”^㉖；江西观察使韦丹，“计口受俸，委余于官”^㉗；李方玄任处州刺史，“官俸余半，委库不取”^㉘。这里的“俸”，均包括按制度杂给用钱供长吏个人私用部分，阳城等人对“杂给钱物”只“取足而已”，其余则归之公藏。^㉙

“杂给钱物”的支出，是州一级最高长官个人特别享有的财政权利，县令无与于此。因此，县令修亭往往要民间募款或自出家赀。刘禹锡身为连州刺史，其营建海阳湖景观，使用“杂给钱物”的可能性很大。元结对海阳湖景观的创辟，也是在连州刺史任上。刘禹锡《吏隐亭述》：“海阳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结，有铭其碣。元维假符，予维左迁，其间相距，五十余年。封境怀人，其犹比肩。”^㉚其中所谓“元维假符”，是指元结担任道州刺史期间，曾同时兼任过连州的代理刺史。^㉛虽然是代理，元结同样有刺史的财政权力。他对海阳湖的创辟，亦是主持修建公共园林。其《海阳湖》一诗特别提到，海阳湖这个湖泊，是他在海阳泉的基础上营修而成：“吾涨海阳泉，以为海阳湖。千峯在水中，状类皆自殊。有如三神山，苍苍海上孤。又似洲岛中，忽然见龙鱼。引船过石间，随兴得所如。每有惬心处，沈吟复踌躇。吾恐天地间，怪异如此无。”^㉜连州文史学者黄山长认为海阳湖“对周边农田多有灌溉之利，凿湖筑岛、广蓄泉水，用工程量最少、最经济的方法，完成一项较大的水利景观工程”^㉝。元结营修海阳湖，既兴修了水利，又营造了公共景致。

元结、刘禹锡在刺史任上使用“杂给钱物”造亭，在唐代地方财政支出中虽然十分合理，但当时各地刺史真正将这笔钱用于公共园林之修造，并不多见。“杂给钱物”虽然刺史可以自行支配，但中央对这笔钱物的使用，有严格的监管。唐代后期，藩镇势力强大，朝廷往往无力控制节帅的财政支配权，而把州刺史当成重点监察对象，对留州钱物的使用范围有明确限定。州刺史同时还受到藩镇的控制。白居易说：“今县宰之权受制于州牧，州牧之政取则于使司。迭相拘持，不敢专达。虽有政术，何由施行？”^㉞因此，刺史的财政支配权，受到诸多限制。“杂给钱物”的一个主要用途是“宾客费”，用于宾客的往来迎送之需，其中“人事支用”是很大的一项开支。所谓“人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送礼贿赂之费，对象是出使地方的朝臣、中使；此外，诸道州府之间的长吏馈赠也十分普遍。这一项支用成为地方固定支出始于肃代之际，长庆以后越演越烈，对地方财政造成严重影响。州刺史若热心钻营，自然会热衷人事贿赂。在这样的风气中，州刺史廉洁自奉，对“杂给钱物”不过多自取花费，或将之用于地方公共园林的修造，裨益地方，都是难能可贵的为政之举。大量亭记作品对州县官员修亭之举的高度赞扬，并非肤泛的颂扬笔墨。

连州在唐代地处偏远，属于税户较少之地，两税收入的总量无疑会明显少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例如剑南东川道中的绵州，元和初期，有税户7 148户，元和二年(807)秋税为38 093贯；而龙州则只有税户325户，元和二年(807)秋税891贯。^㉟可以推知连州税入并不丰饶，其中“杂给钱物”是比较有限的。刘禹锡远贬此地，十分盼望能回复朝廷，若善于“进取”，则自然要在“人事支用”上多多付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大力修建海阳湖景观。此景观并非一处亭台，虽多出于前人创置，但颓坏之余，全面修缮增置，所费一定不菲。其修造之举，实为难能可贵。在这一点上，他对前辈元结在代理连州刺史任上开发海阳湖的功绩，一定深有体会。从元结到刘禹锡，中间相距五十余年，这段时间连州刺史任上的数位官员，显然皆未能很好地继承元结此项公共事业。刘禹锡不仅接续其业，而且踵事增华，令海阳湖园林景观粲然大备。如此推进地方文化发展的切实努力，很令人感叹。

二.   养心化民：地方公共园林的政治美学意义

中晚唐州县的公共园林建设，有重要的为政与修身意义。它可以使为政者陶冶身心、涵养性情，实现化民和众、阜俗康民的为政理想。个体的身心修为与善治一方的为政功业，都在造园中得到寄托，实现了某种意义上内圣与外王的融合。

贞元年间宣歙副使魏宏简在歙县建造“披云亭”，张正友为其作记。这篇著名的《歙州披云亭记》相当全面地阐述了公共亭园陶冶性情、净化风俗、和洽地方的教化意义：

公乃敞层轩，披晴空，凭九霄以高视，周八极而遐观。块如众山，杯分百川，笼吴楚之封境，领江湖之气象，有足廓虚怀而摅旷抱矣。眺览未既，壶觞云举，瞽史陈艺，笙簧合奏，仁风洋洋，下俚同欢……自公之暇理于兹，抚伤夷，怀流离，流离旋矣，伤夷痊矣，而犹阜俗康民之志慊如也。今市嚣在耳，村烟在目，可以廉风俗之趋尚，省农桑之丰耗，况又畅四肢，摅七情，神完气全，宣为太和。自当渟源普洽，上下交泽。^㊱

风景优美的“披云亭”不仅可以让为政者澄怀净虑，陶冶性情，还可以宴集众宾，使风俗淳和。地方官员为政一方，不仅要使百姓免于流离伤痛，更要“阜俗康民”，上下交泰。

欧阳詹在《二公亭记》中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二公重清旷于旧赏，纳衷恳乎群庶，寻幽探异常于斯，劳宾祖客常于斯。加以平畴开辟，通途在下，可以亲耕耨，可以采讴谣，作一亭而众美具。”^㊲一座小小的园亭，集合了怡情赏心、观风亲民、和乐众宾的多重意义。

白居易在《白蘋洲五亭记》中，盛赞其友杨汉公为政于湖州而有大成：“杨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兴利，若改茶法、变税书之类是也。利兴，故府有羡财。政成，故居多暇日。繇是以余力济高情，成胜概。三者旋相为用，岂偶然哉？昔谢、柳为郡，乐山水，多高情，不闻善政。龚、黄为郡，忧黎庶，有善政，不闻胜概。兼而有者，其吾友杨君乎？”^㊳在白居易看来，杨汉公治理下的湖州，羡财、暇日、胜概“三者旋相为用”。“白苹亭”这样的园林胜概，既成于物阜民康，又反过来进一步成就善政之美。李绅《四望亭记》云：“夏日居高明，秋以阅农功，冬以观肃成，盖君子布和求瘼之诚志，岂徒纵目于白雪，望云于黄鹤？”^㊴临亭纵目之得，不仅仅在于白云黄鹤之高情超逸，更有君子布和求瘼之诚志。

对地方公共园林的政治文化意义，柳宗元做出了深刻的理论思考。他在《零陵三亭记》中谈到“观游”的重要性：“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在昔裨谌谋野而获，宓子弹琴而理，乱虑滞志，无所容入。则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欤？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欤？及其弊也，则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继是者咸有薛之志，则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予爱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书于石。”^㊵柳宗元洵为思想家。他第一次深刻地阐释了郡邑“观游”使人身心澄静，进而“理达而事成”的内在联系，对园林贯通内圣与外王的“观游之道”作出了清晰的揭示。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还对公共园林的美学意义作了精辟阐释。公共园林的修造，在荒野之地疏凿美景、建设亭台，都离不开人力对美的发现和创造。李濆《荇溪新亭记》特别提到，在恰当的地方选址营造园亭，是创辟风景胜概的“遂古创今”^㊶之举。

柳宗元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中提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㊷，其本意虽然是自道作文之旨，表示要为柳中丞所建马退山“茅亭”扬名，但这八个字同样可以视为柳宗元对公共园林独特美学意义的总结。他在《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中高度赞扬裴中丞营造“訾家洲亭”，于寻常间发现美景、创造胜概的卓绝识见：“‘昔之遗胜概者，必于深山穷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后得以为己功。未有直治城，挟阛阓，车舆步骑，朝过夕视，讫千百年，莫或异顾，一旦得之，遂出于他邦，须博物辩口，莫能举其上者。然则人之心目，其果有辽绝特殊而不可至者耶？盖非桂山之灵，不足以瑰观；非是洲之旷，不足以极是；非公之鉴，不能以独得。’噫！造物者之设是久矣，而尽之于今。”^㊸为政一方的官员，其在园林营造中发现美、创造美，也恰与其阜俗康民的治理功绩相呼应，彰显了其积极有为的力量。柳宗元《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感叹崔中丞在荒野中发现万石峥嵘的奇异景观，营造“万石亭”，永州百姓惊叹：“吾侪生是州，蓺是野，眉厖齿鲵，未尝知此。岂天坠地出，设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欤？”^㊹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永州的百姓，从未发现自己身边有如此奇异的美景。如此之美，因崔公而彰，亦所以彰崔公之德。

刘禹锡虽然没有像柳宗元一样，对公共园林的政治意义有如此深刻的理论思考，但他也在自己的亭记创作中表达了类似的鲜明态度。其为朗州刺史窦常所建武陵“北亭”而作的《武陵北亭记》，就是典型代表。其文云：“观乎棼楣有严，丹雘相宣，象公之文律晔然而光也。望之弘深，即之坦夷，象公之酒德温然而达也。庭芳万本，跗萼交映，如公之家肥炽而昌也。门辟户阖，连机弛张，似公之政经便而通也。”^㊺“北亭”之美，象征了窦常自身的文德之光、齐家之功，以及为政的博施济众之力。

刘禹锡对地方公共园林重要意义的认识，也体现在他为海阳湖景观的命名之中。《海阳十咏》吟咏十处景观：“吏隐亭”“切云亭”“云英潭”“玄览亭”“裴溪”“飞练瀑”“蒙池”“棼丝瀑”“双溪”“月窟”。这些名称，既包含养心修身的追求，也涉及为政之道的暗示。其中“吏隐亭”“云英潭”有隐逸之趣，“裴溪”取朋友和乐之义，“切云亭”“蒙池”“玄览亭”则有更丰富的含义。“切云亭”取义于楚辞，《九章·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㊻，诗中刻画亭势高迥的同时也寄托了出尘高蹈的气象。“蒙池”取义于《周易·蒙卦》：“《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㊼诗中描绘“蒙池”“潆渟幽壁下，深净如无力”，正与蒙卦之象相契合。刘禹锡如此命名，亦隐含了“果行育德”的寄托。“玄览亭”则取义于《老子》“涤除玄览”^㊽。“棼丝瀑”取义于《左传·隐公四年》：“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㊾可见，这些独特的景观命名，兼有修身与为政多种旨趣，与亭记所展现的公共园林政治美学趣味颇相呼应。

园林景观的命名方式，很可以透露园林的公私属性。元结在道州为官时，于相邻的永州境内为自己购置一处归隐之所，他将此地的溪山景致命名为“浯溪”“峿台”等，取义为吾之溪与吾之台。《浯溪铭》：“命曰浯溪，旌吾独有。”^㊿这些显然不是公共景观。

连州海阳湖附近另一处著名景观“燕喜亭”，其命名方式同样透露出这座园亭浓厚的私人色彩。“燕喜亭”由贬连州司户的王仲舒所修建，其位置据方崧卿云：“亭在连山郡城北之五里惠宗寺后，盖景常、元惠者昔居于此也。”王仲舒与僧人景常、元惠交游，在二僧居所后的荒丘上，删夷修整，构亭其上，韩愈为之撰写亭记，并为之命名曰“燕喜”。“燕喜”一词取义于《诗经·鲁颂·閟宫》：“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鲁侯燕喜，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既受多祉，黄发儿齿。”此处之“燕喜”，包含祝福鲁侯燕饮、妻善母寿之义。唐人诗文中的“燕喜”多与孝亲友悌相关，如萧颖士《江有归舟》云：“舟既归止，人亦荣止。兄矣弟矣，孝斯践矣。称觞燕喜，于岵于屺。”权德舆所撰写的李国贞神道碑云：“太夫人福履所介，日陈寿觞，怀黄佩玉，左右温凊，极鲁侯之燕喜，迈张仲之孝友。”柳宗元《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觐省序》云班氏将归家省亲，所谓：“今又将亟驾省谒，从容燕喜，是又可歌也。”韩愈特别揭明，自己以“燕喜”命亭，是“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寄托了燕居孝睦之义的“燕喜亭”，显然主要是为私人游赏所建，而韩愈《燕喜亭记》又能对私人游赏之好从修己立德的角度作出阐发。

海阳湖景观与“燕喜亭”，在公私性质上颇有差异，刘禹锡对海阳湖景观的命名，则包含为政、立德等多方面的内容，鲜明地呼应了地方公共园林的政治美学旨趣。

三.   《海阳十咏》与地方公共园林书写的诗文之异

刘禹锡用心建造海阳湖，从其对海阳湖景观的命名也可以看出他对公共园林之为“为政之具”深有体会；但他围绕海阳湖创作的唱和之作《海阳十咏》，却没有充分展现海阳湖的政治美学意义，而是集中书写幽独之慨与吏隐之情，在艺术上大体沿袭传统园林别业诗和郡斋诗的传统。

《海阳十咏》中的《月窟》颇有幽独之趣：“溅溅漱幽石，注入团圆处。有如常满杯，承彼清夜露。岩曲月斜照，林寒春晚煦。游人不敢触，恐有蛟龙护。”海阳湖畔这处有着圆形洞口的石窟，仿佛是远离尘世的月窟，幽僻深邃，不可探测。如此笔墨，萦绕着王维辋川绝句般的幽独冷寂之意，这是唐代园林别业诗很偏重书写的意趣。又如《双溪》：“流水绕双岛，碧溪相并深。浮花拥曲处，远影落中心。闲鹭久独立，曝龟惊复沉。蘋风有时起，满谷箫韶音。”水中久久独立的白鹭，突然沉入水中的岸上曝龟，写出双溪的静谧，而因风突然传来的满谷动听的天籁，又将溪谷的幽深刻画得十分飘渺。《飞练瀑》则通过吟咏晶莹的瀑布水，传达幽独中不苟流俗的澄澈与皎洁：“晶晶掷岩端，洁光如可把。琼枝曲不折，雪片晴犹下。石坚激清响，叶动承余洒。前时明月中，见是银河泻。”这样的心境，在《云英潭》中也有鲜明的流露：“芳幄覆云屏，石奁开碧镜。支流日飞洒，深处自凝莹。潜去不见迹，清音常满听。有时病朝酲，来此心神醒。”一潭碧水，幽深晶莹，象征着不染一丝尘杂的心曲，净化着所有人的心灵。这些笔墨都仿佛出自幽人之笔，带着远离尘世的幽寂，甚至是一丝幽寒。

《海阳十咏》以《吏隐亭》开篇，而吏隐情趣是中晚唐极为流行的郡斋诗的基调。身在簿书之间而心寄沧州，在日常的郡斋生活里领略心意的超然与淡远，这种吏隐之趣，在《海阳十咏》中也有鲜明的流露。《吏隐亭》：“结构得奇势，朱门交碧浔。外来始一望，写尽平生心。日轩漾波影，月砌镂松阴。几度欲归去，回眸情更深。”诗句刻画吏隐亭与湖光山色相映发的奇秀之势，诗人感叹吏隐亭“写尽平生心”，寄托着自己对吏隐的向往。吏隐的核心是在凡俗的生活世界里领略心意的超然。“吏隐亭”的奇秀，也正在于此。它焕发了湖光山色，让波影松阴呈现出无尽的美好。海阳湖的“切云亭”让人恢廓心胸，有了更高迥的视野：“迥破林烟出，俯窥石潭空。波摇杏梁日，松韵碧窗风。隔水生别岛，带桥如断虹。九疑南面事，尽入寸眸中。”与幽独之趣不同的是，吏隐的书写，增添了婉转温和的气质。例如《裴溪》：“楚客忆关中，疏溪想汾水。萦纡非一曲，意态如千里。倒影罗文动，微波笑颜起。君今赐环归，何人承玉趾？”诗人怀想友人，虽然有孤独的流露，但情意婉转，并未走向幽僻的孤寂。又如《玄览亭》：“萧洒青林际，寅缘碧潭隈。淙流冒石下，轻波触砌回。香风逼人度，幽花覆水开。故令无四壁，晴夜月光来。”“玄览亭”的景色使人心神澄澈，但诗人并没有让澄澈落入幽冷，而是饶有轻快灵动的意趣，“轻波触砌回”“香风逼人度”都有着人间的生机与甜美。

刘禹锡对“蒙池”和“棼丝亭”的命名，包含着对园亭为政养德意义的揭扬，但题咏诗作却仍是表现幽独与淡远的意趣。《蒙池》：“潆渟幽壁下，深净如无力。风起不成文，月来同一色。地灵草木瘦，人远烟霞逼。往往疑列仙，围棋在岩侧。”诗中吟咏“蒙池”在幽壁之下的深邃澄净，远离尘世的超逸，与君子“果行育德”并无联系。《棼丝瀑》：“飞流透嵌隙，喷洒如丝棼。含晕迎初旭，翻光破夕曛。余波绕石去，碎响隔溪闻。却望琼沙际，逶迤见脉分。”诗中全无为政的联想，只是着力书写瀑布水晶莹清澈的棼丝碎响。

刘禹锡这些作品，似乎完全没有容纳公共园林的独特美学意识。当然，如前所述，园林政治美学也包含个人的修身养性，澄怀净虑，但这需要和和乐百姓的教化之道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园林新美学。刘禹锡《海阳十咏》如此侧重幽独和闲淡意趣的刻画，显然他仍是在走别业诗和郡斋诗的传统道路。在这一点上，他虽然身在岭外海陬，却希望和当时中原士林的主流诗歌美学保持一致。

中唐地方州县风物的吟咏，始终受到郡斋诗吏隐情趣书写的影响，例如吕温于元和三年秋以刑部郎中贬道州刺史，在路上创作《初发道州答崔三连州题海阳亭见寄绝句》，崔三连州即柳宗元姐夫崔简，其于元和初任连州刺史。诗中写道：“吏中习隐好跻攀，不扰疲人便自闲。闻说殷勤海阳事，令人转忆舜祠山。”舜祠山在道州，亦为元结所筑。吕温此诗以“吏中习隐开篇”，显然是以吏隐来书写元结开发海阳湖的意义。

中唐士人以吏隐闲适意趣，写地方风物之美，是普遍的风气。其中一次著名的盛山唱和，更能见出这种风气的流行。韦处厚于元和十年贬开州刺史，在开州(今四川开县)创作了《盛山诗十二首》，分别为《宿云亭》《隐月岫》《茶岭》《四梅溪》《流杯渠》《盘石磴》《桃坞》《竹岩》《琵琶台》《胡卢沼》《绣衣石榻》《上士瓶泉》。当时士人唱和极多，其中包括白居易、元稹、许康佐、李景俭、严谟、温造等。韦诗与和作大行于时，后于长庆年间被人联为长卷，韦处厚特意邀请韩愈为长卷题首作序，这就是著名的《开州韦处厚侍讲盛山十二诗序》。韦处厚的十二首诗，皆是浓厚的闲适恬淡意趣：

《隐月岫》：初映钩如线，终衔镜似钩。远澄秋水色，高倚晓河流。

《流杯渠》：激曲萦飞箭，浮沟泛满卮。将来山太守，早向习家池。

《竹岩》：不资冬日秀，为作暑天寒。先植诚非凤，来翔定是鸾。

《绣衣石榻》：巉巉雪中峤，磊磊标方峭。勿为枕苍山，还当础清庙。

《宿云亭》：雨合飞危砌，天开卷晓窗。齐平联郭柳，带绕抱城江。

《梅溪》：夹岸凝清素，交枝漾浅沦。味调方荐实，腊近又先春。

《桃坞》：喷日舒红景，通蹊茂绿阴。终期王母摘，不羡武陵深。

《胡卢沼》：疏凿徒为巧，圆漥自可澄。倒花纷错秀，鉴月静涵冰。

《茶岭》：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

《盘石磴》：缭绕缘云上，璘玢甃玉联。高高曾几折，极目瞰秋鸢。

《琵琶台》：褊地难层土，因厓遂削成。浅深岚嶂色，尽向此中呈。

《上士瓶泉》：绠汲岂无井，颠崖贵非浚。愿洒尘垢余，一雨根茎润。

这组诗引发士林的热烈唱和。韩愈在《开州韦处厚侍讲盛山十二诗序》中，就感叹韦处厚贬谪盛山，美材而处恶地，却丝毫没有戚戚之叹：“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岩石、追逐云月不足日为事。读而咏歌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可见，地方风物景观书写，在当时的士人中流行着浓厚的吏隐情趣。与韦处厚相唱和的白居易、元稹、李景俭等人都与刘禹锡有交往。白居易、元稹和刘禹锡之间，在刘禹锡贬谪朗州期间就建立了唱和往还的关系；刘禹锡离开连州重返中原后，他们之间的唱和更频繁。考虑到元稹、白居易等人和韦处厚的盛山诗唱和影响如此之大，刘禹锡身在连州很可能也有所了解。他愿意在诗歌创作中与这种风气保持一致，其《海阳十咏》的创作追求就流露了这种愿望。

事实上，爱好山水，对道州、连州园林景观颇具开辟之功的元结，其诗歌创作也和刘禹锡一样延续了别业诗和郡斋诗的道路。在日本发现的《海阳泉》组诗十三首，据学者考证当为元结吟咏海阳湖之作。诗中也同样萦绕着远离尘嚣、悠游林泉的意趣，例如《石上阁》：“水石引我去，南湖复东壑。不厌随竹阴，来登石上阁。磴道通石门，攲崖断如凿。飞梁架峯头，夭矫虹霓若。下视竹木杪，仰见悬泉落。水声兼松吹，音响参众乐。时时为雾雨，飘洒湿帘箔。吾欲弃簪缨，于兹守寂寞。”又如《盘石》：“海阳泉上山，巉巉尽殊状。忽然有平石，盘薄千峯上。寒泉匝石流，悬注几千丈。有时厌泉湖，爱临一长望。意出天地间，因为逸民唱。”诗人徜徉于海阳湖畔的景致之间，渴望“弃簪缨”、渴望作“逸民”，这些都鲜明地流露了虽身系吏职却渴慕隐流的吏隐之意。咏唱着如此歌吟的诗人，在现实中是一位营构园林、和乐百姓的一州刺史，然而他对景观之为“为政之具”的思考，在上述诗歌中并没有表达。他与刘禹锡一样，表现出公共园林书写的显著的诗文之别。

刘禹锡和元结在诗歌创作中对新的郡邑园林美学缺少开放，这种现象在柳宗元的创作中也有体现。柳宗元贬谪后身处地方州县，对地方公共园林的政治美学意义有很深刻的认识，但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在诗歌中却基本没有体现。他在永州、柳州期间创作的诗歌，突出地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以大谢的典重表达贬谪中的忧郁。例如《夏夜苦热登西楼》有：“苦热中夜起，登楼独褰衣。山泽凝暑气，星汉湛光辉。火晶燥露滋，野静停风威。探汤汲阴井，炀灶开重扉。凭阑久彷徨，流汗不可挥。莫辩亭毒意，仰诉璇与玑。谅非姑射子，静胜安能希。”诗人在闷热的夏夜登楼远眺，暑气似乎仍不能消解，慨叹无处寻觅世界的清凉。这是内心的愁闷郁郁不得化解。与元结、刘禹锡不同的是，柳宗元一点也不想追随吏隐的闲适之趣，他只希望沿着幽独这条道路，写环境的荒野难处，把内心的苦闷、孤寂写到无可宽慰的程度。例如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登楼远眺，抑或在亭上望远，这是园林赏观中最常见的书写，闲适淡远的笔墨会突出凭高望远、恢廓胸襟的超然；然而在柳宗元笔下，登楼所见却是天地萧骚动荡，无处埋忧的心意幽阻。这是柳宗元在幽独的山水园林传统中开拓出的极具个性的新笔墨。

无论是元结、刘禹锡追随园林诗歌的主流风尚，还是柳宗元在痛苦中开出幽独的新诗境，他们作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都没有在诗歌中表达其对郡邑公共园林政治美学意义的认识。这些认识他们只在散文中去书写。如果只阅读刘禹锡《海阳十咏》这组诗歌本身，很容易被其清雅幽静的意趣打动；但如果看到刘禹锡作为贬谪岭表的士人，在主政一方期间大力建设公共园林事业的特殊意义，以及他本人对这种公共建设意义的深入认识，就会在这组清雅诗句的背后看到更丰富的内容。事实上，刘禹锡对海阳湖园林景观的建设，一直声名远播。在他离开后，宝历年间连州的王姓刺史为海阳湖景观画下图画。中唐诗人李涉《谢王连州送海阳图》云：“谢家为郡实风流，画得青山寄楚囚。惊起草堂寒气晚，海阳潮水到床头。”海阳湖景色之动人，于斯可见。宋神宗熙宁年间，在广南东路为官的许彦先有《湖上十亭》云：“昔年曾看海阳图，巧状湖山恐见诬。今日登临真可爱，画图翻觉少工夫。”刘禹锡建设海阳湖，在地方公共园林的修造史上，声名颇著。只是，刘禹锡本人的造园思考，只能在他的散文中约略见之，并未充分反映到他的诗歌里。

刘禹锡与元结、柳宗元，面对他们作为地方主政官员深切体会的新园林政治美学时，其诗文创作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回应态度。这个现象对于理解中国山水园林文学复杂的创作机制，理解诗和文不同的文体传统与山水审美的复杂联系，都有重要意义。

① 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中华书局，2020，第455页。

②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十五，第4册，第1714页。

③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六五，第4册，中华书局，2001，第3708页。

④ 《全唐文》卷三三八，第4册，第3429页。

⑤ 《全唐文》卷三八二，第4册，第3876页。

⑥ 《全唐文》卷三八二，第4册，第3876-3877页。

⑦ 《全唐文》卷三八二，第3877页。

⑧ 《全唐文》卷三八九，第4册，第3951-3952页。

⑨ 《全唐文》卷五一九，第6册，第5275-5276页。

⑩ 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5册，中华书局，2013，第1821-1822页。

⑪ 《全唐文》卷六八六，第7册，第7027页。

⑫ 《全唐文》卷五九七，第6册，第6036-6037页。

⑬ 《全唐文》卷六二四，第7册，第6301页。

⑭ 《全唐文》卷七九三，第8册，第8317页。

⑮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四，第4册，中华书局，2011，第2004-2005页。

⑯ 《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六，第1册，第286页。

⑰ 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5册，中华书局，2013，第1786页。

⑱ 《全唐文》卷五九七，第6册，第6037页。

⑲ 《全唐文》卷六二四，第7册，第6301页。

⑳ 《全唐文》卷六八六，第7册，第7027页。

㉑ 《全唐文》卷三三八，第4册，第3429页。

㉒ 《全唐文》卷三八二，第4册，第3876-3877页。

㉓ 陈明光：《唐代前期国家预算形态述论》，《财政研究》1989年第4期。

㉔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5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06-410页。

㉕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5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37页。

㉖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九四，第18册，中华书局，1991，第5572页。

㉗ 《新唐书》卷一九七，第18册，第5630页。

㉘ 杜牧撰，何锡光校注：《樊川文集校注》卷十四，下册，巴蜀书社，2007，第902页。

㉙ 关于“杂给钱物”的使用规定，李锦绣有细致的讨论，本文所论，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5册，第431-438页。

㉚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十五，第4册，第1714页。

㉛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补记》，载《唐才子传校笺》第4册，中华书局，1990，第514页。

㉜ 上毛河世宁纂辑《全唐诗逸》卷下，载彭定求编《全唐诗》，中华书局，2018，第10215页。

㉝ 黄山长：《中日学者千年接力考证元结〈海阳湖〉组诗》，《岭南文史》2018年第2期。

㉞ 《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六，第4册，第1475页。

㉟ 《唐代财政史稿》第5册，第39页。

㊱ 《全唐文》卷五三六，第5册，第5442-5443页。

㊲ 《全唐文》卷五九七，第6册，第6037页

㊳ 《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四，第4册，第2005页。

㊴ 《全唐文》卷六九四，第7册，第7125页。

㊵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5册，第1821-1822页。

㊶ 《全唐文》卷七六一，第8册，第7913页。

㊷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5册，第1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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㊹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第5册，第1813页。

㊺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四，第4册，第1666页。

㊻ 屈原撰，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辞校注》，中华书局，2011，第466页。

㊼ 李鼎祚撰, 王奉先点校：《周易集解》卷二，中华书局，2016，第55-56页。

㊽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2016，第53页。

㊾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上册，中华书局，1982，第3745页。

㊿ 《全唐文》卷三八二，第4册，第3882页。

韩愈撰，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三，第1册，中华书局，2010，第342页。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二〇—二，第617页。

萧颖士撰，黄大宏、张晓芝校笺：《萧颖士集校笺》卷六，中华书局，2017，第158页。

《权德舆诗文集》卷一六，中华书局，2012，第257页。

《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二，第5册，第1515页。

韩愈撰，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三，第1册，中华书局，2010，第336页。

关于唐代的园林别业诗以及郡斋诗的创作特点，参见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第180-185页；宇文所安：《唐代“别业诗”的形成》(上、下)，《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蒋寅：《大历诗风研究》，凤凰出版社，2009，第94-95页；葛晓音：《中晚唐的郡斋诗与“沧州吏”》，《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461页。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460页。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459页。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457页。

关于诗歌中的“吏隐”主题及其书写，参见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蒋寅：《古典诗歌中的“吏隐”》，《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455页。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456页。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458页。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457页。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459页。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460页。

《全唐诗》卷三七〇，第11册，第4162页。

《全唐诗》卷四七九，第14册，第5448-5450页。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一，第3册，第1236页。

肖瑞峰：《刘禹锡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第193-244、277-329页。

太田津二郎：《无名氏〈海阳泉〉诗当为元结作》，王汉民、陶敏译，《吴中学刊》1994年第4期。

《全唐诗逸》卷下，载《全唐诗》，第10215页。

同上书，第10216页。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三，第9册，第2924页。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二，第8册，第2815页。

李涉诗见《全唐诗》卷四七七，第14册，第5437页。诗中提到的“王连州”，郁贤皓考证为宝历年间王姓连州刺史，名不详，见郁贤皓：《唐刺史考》，第5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第2461页。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九〇九，第1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06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