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准扶贫战略下，脱贫攻坚工作已取得全面胜利，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虽然如此，但由于部分低收入人口仍生活在条件较差、灾害多发的区域，且人力资本不足，返贫风险问题不容忽视。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这说明，研究返贫风险问题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至关重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不仅对提升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效率、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能为评估返贫风险、创新返贫风险治理体系提供助力。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是：返贫风险治理包含哪些具体内容？数字技术能够在哪些方面赋能返贫风险治理，有哪些赋能方式，赋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研究以上问题，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数字技术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通信技术^[1]。针对“赋能”这一概念，一类研究沿用早期授权赋能理论中“赋能”的概念，即赋予权力^[2]；另一类研究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背景下，将“赋能”解释为赋予能力^[3]。而对于数字技术赋能，现有研究重点关注的赋能领域主要有五类。第一，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或组织治理。这一类研究认为数字技术重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能够实现政府数字治理和多主体协同治理创新^[4]，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5]，创建智慧城市或社区。此外，数字技术还可以赋能组织应对危机，增强组织韧性^[6]。第二，数字技术赋能弱势群体公平发展。这一类研究认为数字技术能够对弱势群体进行心理赋能和资源赋能，使弱势群体能够分享发展权利，推动社会公平发展。其具体的关注领域包括女性赋能、病人医疗护理、未成年人成长和残疾人社会支持等方面^[7]。第三，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农村发展。这一类研究认为数字技术成为乡村产业、农产品流通、基层治理等新的驱动力，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能够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8]。第四，数字技术赋能制造升级、产业转型和价值创造^[9]。这一类研究认为数字技术能够提升复杂产品制造敏捷性，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商业生态系统阶段演化，驱动定制技术发展，影响顾客价值创造与产出。第五，数字技术赋能社群参与。这一类研究认为数字技术能够赋能社群更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提升社群的危机应对能力^[10]。

对于返贫，早期的文献主要从动态贫困的视角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包括贫困状况变化、贫困的代际传递、暂时贫困与长期贫困等，但较少将返贫作为一个专门议题开展深入研究。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返贫问题正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已有的返贫研究主要可分为四类。第一，返贫原因探析。这一类研究有的从内因视角分析返贫原因，如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和增收能力较差等^[11]；有的从外因视角进行分析，如政策衔接不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自然灾害冲击等^[12]。第二，返贫风险监测或预警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关注返贫风险识别、返贫风险预测模型构建、大数据驱动防返贫平台建设、预警机制体系建立等方面^[13-14]。此外，部分学者提出返贫风险的测度方法，从定量角度衡量返贫风险程度^[15]。第三，公共政策对返贫的影响研究。例如，部分研究认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能够阻止家庭返贫，而现金转移支付阻止返贫的效果不明显^[16]。第四，返贫风险治理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认为返贫治理包括返贫发生前的防返贫治理和返贫发生后的治理，应形成多元参与格局，推动组织和资源下沉，完善社会安全网^[17]。

现有关于数字技术赋能和返贫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在数字技术赋能研究中，较少关注数字技术赋能在返贫问题尤其是返贫风险治理领域的应用，缺乏对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治理的理论构建与分析。第二，在返贫的相关研究中，虽然关注了返贫成因探讨、公共政策对返贫的影响，极少量研究分析了大数据在返贫监测预警中的应用，但未能探讨数字技术在返贫风险治理多元主体互动关系及治理结构的构建、个体和组织抗逆力提升中的作用。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探索建立一个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治理的总体分析框架，并从返贫预警机制构建、应对主体多元治理、个体和组织抗逆力提升等方面分析数字技术赋能的方式或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关政策启示，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   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治理的总体分析框架

当前脱贫攻坚虽然已经取得胜利，但受宏观经济不稳定、公共卫生危机、自然灾害、健康冲击、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响，脆弱人口仍然面临一定的返贫风险。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在返贫风险治理中能够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通过何种方式赋能，需要深入分析。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探索建立返贫风险治理分析框架，总体分析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参考已有研究，在借鉴脆弱性理论分析中“暴露—敏感—恢复”思路的基础上，结合返贫风险的特征，建立“返贫风险暴露—返贫风险应对—抗逆力”的返贫风险分析框架(见图 1)。在返贫风险分析框架中，返贫风险暴露是事前阶段，返贫风险应对属于事中阶段，抗逆力的建设属于事后阶段。在事前阶段，脆弱群体面临健康风险、生命周期风险等异质性返贫风险，以及政策调整、宏观经济波动、自然灾害冲击、环境污染和破坏、公共卫生危机等协同性返贫风险。在事中阶段，返贫风险应对需要政府、脆弱人口、社区、社会团体等多主体共同参与，根据各主体的资源和供给能力，发挥各主体的协同作用。在事后阶段，需要考虑遭遇返贫风险冲击后，提升个体抗逆力和组织抗逆力，减少风险冲击的负面影响，增强恢复能力。

图  1  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治理的总体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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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阶段，数字技术依靠其联网化、智能化、便捷化、高效化等优势，可以为返贫风险治理赋能。数字技术赋能的主要目的是识别并预警返贫风险、有效应对返贫风险、提升个体和组织的抗逆力，其主要动力来源于返贫风险治理的需求和当前治理能力的差距。在返贫风险暴露阶段，数字技术主要依靠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优势，快速主动识别异质性风险和协同性风险，并发出预警，为有效制定返贫风险应对措施奠定基础。在返贫风险应对阶段，数字技术为政府、脆弱人口、社区、企业和公益组织等赋能，通过建设和提供数字化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各主体的协同能力和参与水平，形成返贫风险治理共同体。在抗逆力提升阶段，数字技术通过不同的赋能方式，提升个体抗逆力和组织抗逆力，恢复或者保持脆弱人口原有的生计功能和生活状态，实现脆弱人口维持生计水平、抵抗返贫风险、避免出现规模性返贫的目标。

三.   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预警机制构建

在返贫风险治理的事前阶段，根据数字技术联网化、智能化、便捷化等特征，可以发挥其在返贫风险评估及预警机制构建方面的作用，对脆弱群体的返贫风险进行快速识别、概率预测和实时预警，降低返贫风险对脆弱人口的影响(见图 2)。

图  2  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预警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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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排查返贫风险来源环节，使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设备等，快速获取脆弱人口的返贫风险信息并实施动态监测，进行较为精准的风险评估。此外，应用大数据技术基于多源异构数据，从中挖掘返贫风险的相关性，发现返贫风险因素之间的联系，提升返贫风险的可预测性。在规模性返贫发生前，智能化技术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对返贫风险进行网格化排查，识别返贫风险来源。例如，山东省C市F区整合汇总民政、住建、卫健、医保等行业数据，依托政务数据一网通用平台，每月处理行业部门返贫预警信息。大数据服务中心对重点人群的预警信息进行抓取、处理和整合，识别风险来源。

第二，在识别风险类型环节，通过降维去噪算法，对排查出的巨量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关注返贫风险的核心维度，将干扰数据转化为可分析数据^[18]。然后，通过数字技术将降维去噪后的返贫风险快速分类，为以后制定分类干预方案打下基础。排查出的风险可以被分为异质性风险和协同性风险两类。异质性风险主要包含健康风险、生命周期风险；协同性风险主要包含政策调整、宏观经济波动、自然灾害冲击、环境污染和破坏、公共卫生危机等方面的风险。例如，陕西省研发了防返贫监测预警平台，分析不同类型的返贫风险来源，收集预警清单。这些风险来源包含：(1)大中型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搬迁人口产业、就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区治理和搬迁群众融入等方面的风险；(2)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失学辍学风险和非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承担教育支出较重的风险；(3)交通事故导致重伤、死亡的风险；(4)灾情或重大突发事件等导致农村劳动力失业明显增多或无法正常务工的风险；(5)新增危房的风险；(6)运行维护管理不到位、水旱灾害等导致的饮水安全风险；(7)农业产业大幅减产或绝收等自然灾害风险；(8)粮油、畜禽、果蔬等农畜产品价格、供给大幅波动的风险；(9)医疗机构确诊患大病或突发重症等健康风险；(10)基本医疗保障外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支出过高的风险；(11)收入水平偏低、连续下降及波动较大等风险。

第三，在评估风险程度环节，利用数字技术处理数据效率高的优势，快速计算评估脆弱人口的风险程度。该环节的核心之一是确定各个返贫风险指标的权重。已有研究中的常用赋权方法有主观赋权、客观赋权与组合赋权三种。其中，主观赋权法包括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客观赋权法包括熵权法、变异系数法、BP神经网络法等；组合赋权法即将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结合使用^[19]。确定指标权重后，利用排查出的风险来源数据库和脆弱人口家庭信息库，计算不同脆弱人口的返贫风险程度。

第四，在确定风险警示环节，需要设定返贫风险阈值，利用数字技术将计算出的脆弱人口返贫风险程度与阈值进行比较。政府部门根据比较的结果，确定超过风险阈值的程度，并标注不同警示等级^[20]。例如，河南省D市开发运行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信息平台，根据监测对象情况确定不同的风险等级：对风险级别呈上升趋势的帮扶对象，平台及时提醒帮扶单位和责任人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对脱贫户家庭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影响风险等级的，随时调整风险等级，实现精准帮扶。湖北省E市H区开发建设智慧防返贫监管预警系统，整合并及时回流医保、卫健、教育、民政、人社等多个行业部门的实时数据，实现实时化预警监测和风险预警快速响应。智能预警系统以行业部门共享信息数据为基础，对医保报销、教育支出、低保五保、临时救助等20余项数据设置“预警线”，通过自动比对分析，及时智能评估返贫致贫风险点。

四.   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应对主体多元协同共治

在精准扶贫和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阶段，政府通过专项扶贫、行业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等形式在帮扶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政府主导下，企业、公益组织等主体通过万企帮万村、消费扶贫、爱心项目等活动参与到帮扶工作中。虽然政府发挥着返贫风险治理的“元治理”作用，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共同行动^[21]，但在此过程中，返贫风险治理仍面临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府，存在基层人员任务繁多、政府资源存在能力边界、行政成本较高等问题^[22]；其二，脆弱人口多被视为帮扶对象，社区组织多成为落实工作的渠道，在返贫风险应对中主体性不足，脆弱人口的内生动力和农村社区的组织作用发挥相对有限。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发挥其网络连接效应，赋能政府、脆弱人口、社区、企业和公益组织等开展合作，建立多元互动关系，形成防止返贫工作合力和多元参与的共治格局。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可以通过传播交流、对话参与和管理决策等途径赋能返贫风险应对的多个主体，在返贫风险应对中形成集体行动，培育共同身份意识(见图 3)。

图  3  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应对主体多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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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传播交流方面，数字技术依靠在信息透明、信息交互方面的优势，降低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解决主体间的信息困境，拓展信息传播交流的渠道。例如，政府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快速传播返贫风险应对的政策，在政策引导下，企业、公益组织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发布帮扶项目，与政府协同，发挥各自作用。此外，脆弱人口也可通过信息平台将自身在返贫风险应对中的状况和困难及时反馈给其他主体，帮助企业、公益组织等了解脆弱人口的需求和面临的返贫风险状况。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匹配资源供给与返贫风险家庭的帮扶需求信息，可以更好地实现帮扶主体与脆弱人口之间的信息对接。

第二，在对话参与方面，可借助数字技术推动形成“网络公共空间”，通过推动政府、脆弱人口、社区、企业和公益组织等各主体进行集体讨论，提升对话和参与水平，推进返贫风险应对的协同治理^[4]。数字技术为政府、脆弱人口、社区、企业和公益组织等提供媒介渠道，提升各主体参与返贫风险治理的便捷程度。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拉近各主体间的沟通距离，降低对话参与成本，推动各主体在返贫风险应对中实现从形式参与过渡到实质参与。在数字技术赋能对话参与中，推动脆弱人口、社区与政府、企业等外部组织在返贫风险应对中形成共同身份认同，最终形成集体行动，解决“搭便车”或“政府做事、群众旁观”的问题。例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合作搭建工作平台，发挥各自优势，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活水计划”公益品牌，促进地方政府、基金会和社会力量形成帮扶合力，汇聚广泛的社会帮扶资源参与到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中。依托互联网企业的平台、技术和流量优势，开展系列互联网募款活动，利用视频号和浏览器等平台对公益项目进行品牌化传播，支持引入更多社会帮扶资源。通过促进多主体协同参与，实现了帮扶项目累计获得超百万人次爱心支持，打通了资源输送渠道，推动了脱贫地区和脆弱人口自我发展、自我关注，构建了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会个人等多点发力、各方出力的新格局。

第三，在管理决策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创造“信息共享域”^[23]，克服以往脆弱人口、社区等主体在帮扶项目和政策决策、实施中缺位或弱势的问题。通过“信息共享域”，以往不同主体间分散的信息转化为各个主体能够协同使用的信息，为返贫风险应对提供管理决策的基础，提升各主体返贫风险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和协调性。此外，“信息共享域”还能通过提升脆弱人口在返贫风险应对中的主体性地位，增强对政府部门相关帮扶项目或政策实施的监督，降低出现腐败现象的可能性，达到合作控制的目标。例如，辽宁省G市建立民生监督大数据平台，对人社、教育、卫健、住建、农业、残联等民生主管部门的民生资金数据进行采集，并与身份证号码等基础数据进行比对。某村村民王某使用基层政府便民事务大厅的查询一体机查询其近年来领取各项补贴的明细，发现自己并未收到过系统显示的某项发放六年的补贴，便将情况反映给当地纪委。通过“互联网+”监督平台创建“信息共享域”，起到了增强弱势人口参与监督、减少腐败的作用。

五.   数字技术赋能个体与组织抗逆力提升

抗逆力主要是指个体或组织遭遇困难或风险冲击，或者应对社会、政治和环境变化等外部压力和干扰后的恢复能力。在返贫风险治理中，个体抗逆力主要包括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缓冲能力的主要指标是农户的禀赋水平，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自组织能力是指在没有外部约束或控制的条件下，个体能够自发地整合、协调、维系进而实现活动有序开展的能力；学习能力是指在外界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快速地将以往的经验知识应用到当前情境的能力，包括威胁或机会的识别以及知识的界定、分享、接收、反馈能力^[24]。组织抗逆力包括支持关照能力，资源调动能力和联结沟通能力。支持关照能力主要指组织内部的社会联结和关照能力；资源调动能力主要指组织内的可用资源调动能力；联结沟通能力指组织能让居民获得有益信息的能力^[25]。在抗逆力提升阶段，数字技术通过技术创新的扩散，能够实现信息和知识的溢出，实现个体赋能和组织赋能，提升个体和组织的抗逆力(见图 4)。

图  4  数字技术赋能个体与组织抗逆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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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体赋能而言，数字技术可以让脆弱人口通过视频、文字等接触更多外界的知识和信息，在素质技能提升、交互权利发展、外部资源获取等方面进行赋能。

第一，在素质技能提升方面，数字技术能够为脆弱人口提供快速获取农业技术、职业技能、非农就业等信息的渠道，使脆弱人口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等平台获取大量信息，提高增收和就业能力，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从而增强脆弱人口面对风险时的缓冲能力。例如，在友成基金会“香橙妈妈”公益项目中，全国12省超万名乡村女性通过“数字化赋能增收”培训，丰富了电商基础知识，提升了网络平台运营实操、市场推广、沟通组织等能力，使得该群体能够增加收入、开阔视野、转变思维模式和拓展社会网络。在数字技术支撑下，脆弱人口能够了解他人经历的返贫风险，提前增强应对意识，或者将他人返贫风险应对中的信息和经验应用到自身，提升对返贫风险的动态适应，这一过程即为脆弱人口学习能力提升的过程。除了脆弱人口，针对政府部门、企业、公益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数字技术通过大量的信息分享、网络社群等为其提供返贫风险应对的政策与方法经验交流，传播有效的措施和做法，实现个体赋能。

第二，在交互权利发展方面，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帮助其增强自组织能力。数字技术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各主体及时掌握返贫风险应对的最新信息，提高知情水平，让脆弱人口建立返贫风险治理中的主体性，改变依靠者的角色和地位。此外，通过数字平台，各主体能够共同参与到返贫风险治理中，有效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协调各方的意见，提升返贫风险治理的参与水平。通过提升信息的透明度，加强各个主体对帮扶项目或政策的监督，及时反馈意见，提升返贫风险治理的效果。

第三，在外部资源获取方面，通过电商平台，脆弱人口能够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收入来源，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扩展人际网络，提升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增强返贫风险应对中的缓冲能力。此外，数字技术也能帮助政府部门、企业或公益组织的人员有效了解各自的资源供给，通过更好地组织协调，优化不同方面的资源组织能力，提升返贫应对中资源投入的使用效率。

就组织赋能而言，数字技术通过优化政策制度、管理服务和治理结构实现组织赋能，提升组织抗逆力^[26]。

第一，在政策制度方面，以往返贫风险治理中的制度存在程序繁多、手续复杂、效率低下、反馈不足的问题。依托大数据等技术，可以有效整合返贫风险治理中各个项目或政策的数据，构建信息平台，减少办事程序，简化办理手续，提升工作效率，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目标。例如，山东省L市开发建设防返贫暨乡村振兴智慧云平台，除了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困难群众返贫风险进行预警外，还录入了上千个存量扶贫项目的资金投入、资产现状等信息。通过接入监测系统，实现了对项目运行维护情况的线上管控，如果遇到项目资产闲置、合同到期等问题，系统会自动推送工单至管理部门，促进了扶贫资产高效运行，提升了项目管理效率，实现了数字技术对政府项目管理的赋能。

第二，在管理服务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政府部门、企业、公益组织、社区等提升协同管理的水平，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例如，政府利用数字技术建立电子政务平台或手机应用程序，通过“一键申报”等方式，降低脆弱人口申报信息和传递信息的成本；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高效且精准地统计脆弱人口或社区的个性化需求，提升返贫风险统计和应对的智慧化程度。此外，各主体能够参与到返贫风险应对的管理决策中，提升了组织管理决策的合理性。通过数字技术联网化的优势，不同组织主体能够通过线上平台增加沟通的机会和频率，更为充分地反映意愿和想法，增强组织的联结沟通能力。各主体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可增强管理服务事项上的协同能力，集聚更多的资源，提升组织的资源调动能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第三，在治理结构方面，数字技术使得以往的治理结构由科层制转变为扁平化、去中心化，可有效避免传统科层制结构中信息传递失真、交易成本过高、难以适应复杂变化的外部风险等问题。扁平化、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能够提升政府、企业、公益组织、社区等主体的返贫风险应对协同能力、弹性适应能力、联结沟通能力，有助于及时传递信息，为各主体提供平等对话、公平参与的机会。此外，新的治理结构也能有效衔接以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信息传递形式，有效联结不同主体的供给与需求，提升供需匹配程度。

六.   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赋能返贫风险治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提供了机遇。本文结合数字技术的赋能方式和内容，探索建立了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治理的初步分析框架，讨论了数字技术在返贫风险识别和预警、返贫风险应对多主体协同共治、个体和组织抗逆力提升方面的作用。这些分析为提升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治理效果的工作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建立返贫风险数据的标准和规范。在脱贫攻坚实践积累的大量脆弱人口信息的基础上，使用大数据等技术能够形成巨量的数据资源，但其中哪些属于返贫风险信息，这些信息能否进一步整合，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建立和完善返贫风险的指标体系，细化异质性风险和协同性风险的操作化指标。同时，应在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专业人士指导下，建立返贫风险信息数据在采集、存储、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和规范，出台相关数据管理规定，保证数据共享的时效性、准确性，为数据整合及后期数据挖掘打下基础。

第二，破除返贫风险信息的“数据孤岛”状况。在实践中，数字赋能返贫风险治理仍然面临着“数据孤岛”问题。具体而言，不同部门的数据存在一定的敏感性、隐私性，一些部门出于自身部门利益、数据安全、管理责任、监管等方面的考虑，没有动力共享本部门的数据，甚至可能故意设置壁垒、设定边界，避免数据共享，导致数据处于分割状态，难以形成有分析价值的大数据资源。例如，脆弱人口的金融资产信息对确定家庭是否面临返贫风险、是否达到返贫预警的临界值、是否需要帮扶、帮扶应达到何种程度等十分重要，但这些信息对金融机构、支付机构是重要的隐私信息，难以纳入返贫风险治理数据。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破除“数据孤岛”状况，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脆弱人口信息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将民政、人社、医保、教育、工商、残联、乡村振兴、银行、住建、国土等部门的信息进一步联动，提升脆弱人口重要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共享程度，促进不同部门的信息整合，提升返贫风险数据收集的全面性。

第三，提高返贫风险数据的自动化采集程度。当前，一些省份虽然建立了返贫监测大数据平台，但数据采集中的人工成本高、效率低。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需要提高返贫风险数据的自动化采集比例和数据的可靠性，使得返贫风险数据满足瞬时性、多样性、准确性等要求。例如，在合法保护个体隐私的基础上，可将返贫监测功能集成到政务APP中，借助软件及时收集脆弱人口的信息。通过大数据平台自动监测脆弱人口的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住房、车辆等重要信息，根据其家庭信息的变化及时更新数据库，将返贫风险预警的家庭及时纳入观察对象范围，将消除返贫风险的家庭及时移出帮扶名单。

第四，提升多元主体治理水平，关注基层管理与数字化赋能的协同。可在政府中设立大数据管理、分析机构以及负责多部门信息收集、考核的协调部门，加强与企业、公益组织等主体的资源有效对接，进行针对性的帮扶，提升社会帮扶效率。此外，关注不同地区数据信息平台缺少统筹规划、分散建设、碎片化使用、相对独立运行的问题，进一步整合返贫风险数据平台。加强跨省对接，建立省际交流，共享跨省流动人口的收入、社保等信息。推动基层管理体制变革，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研究如何减少数字技术赋能的标准化、精确化与基层管理中边界模糊、自由裁量管理行为的冲突，使得数字技术更好地嵌入基层实践和社会基础。在推行数字化赋能的同时，过渡期内要避免形式上的数字化，减轻基层工作人员数据收集、整理等工作的强度，避免出现数字化带来的任务超载。

第五，提高脆弱人口和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脆弱人口和基层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是数字技术赋能个体和组织抗逆力提升的重要基础。应加强脆弱人口数字素养培训，提升其数字思维能力和生产能力，提高其使用数字技术和设备的技能水平，弥合数字素养鸿沟，更好地使用数字技术提升个体应对返贫风险的能力和抗逆力。针对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治理的管理工作，需要支持建设和培养相对稳定的数字技术专业工作人员，加强数据核对、统计分析、数据挖掘等工作。使用数字技术对脆弱人口进行精准画像，预测经济波动、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气象灾害等返贫风险信息，及时传递给返贫风险应对主体，引导各主体提前做好返贫风险防范工作，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

数字技术仍在快速发展，对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日益加深。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未来将如何赋能返贫风险治理，提升个体和组织的抗逆力，应该得到更多研究的关注。本文对此主题提出的分析框架是探索性的，后续研究可能的拓展方向主要有三个：第一，具体细化本文研究框架中的某项内容，如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赋能个体和组织抗逆力提升的方式，细化返贫风险应对中的主体角色；第二，进一步深入挖掘案例或结合地方实践，深化数字技术赋能返贫风险治理的机制分析；第三，收集微观调查数据，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探讨数字技术影响个体或组织抗逆力具体指标的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