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尺牍相对于公开、正式的“书”而言，是更具私人性、书写较为随意、篇幅比较短小的信件。^①尺牍是东坡著述的一大宗，有助于深入了解苏轼行迹、交往与心灵世界的细微之处，具有诗文无法替代的价值，然而其文献源流一直不够清楚。宋代“东坡七集”收录“书”37篇(见于《东坡前集》卷二八至三十、《东坡后集》卷十四)，未收录尺牍。^②明成化“七集”^③新添的《东坡续集》(以下简称《续集》)卷四至七突然收录了不见于宋代“七集”的799通尺牍(题作“书简”)，是《续集》增补文体体量最大的一类。关于这批尺牍的来源，日本学者村上哲见指出，《续集》自卷四第165首《谢吕龙图》开始至卷七末尾收录尺牍“以时编次”，与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④(以下简称《外集》)编次序列大致重合，第165首之后《续集》遗漏《外集》的篇章大都可在《续集》前164首中找到；朱刚进一步推测，《续集》“以人编次”的前164首无法在《外集》找到的篇章可能来自与《欧苏手简》相关的更早源头。^⑤在上述结论之外，仍存在若干关键环节疑点。因为《续集》来源有明确记载是宋刊“七集”(“宋时曹训所刻旧本”)与“仁庙所刻未完新本”，两者显然都不是《外集》，所以《续集》收录尺牍的直接来源是什么，以及这一来源与《外集》是什么关系，仍需要厘清。另外，所谓与《欧苏手简》相关的更早源头是什么，它与《续集》收录尺牍来源之间的关系，也有待考察。这些问题过去限于资料不足，无法解决。笔者最近发现过去一直没有被判明真实身份的傅增湘旧藏“洪熙本”《苏文忠公集》，正是“七集”《续集》增补内容的来源，即所谓明代成化之后就已失传的“仁庙所刻未完新本”。^⑥由此可以直接通过洪熙本重现成化“七集”《续集》增补尺牍的过程，进而将东坡尺牍的编纂上溯到宋刊“大全集”，发现宋刊“大全集”是承启《外集》与《续集》的中间桥梁；同时，在判明《欧苏手简》的源头是《东坡翰墨尺牍》之后，进一步分析宋刊“大全集”与《东坡翰墨尺牍》之间的关系，确定“大全集”得益于《东坡翰墨尺牍》的补充。由此，东坡尺牍在宋代源头时期编纂情况的逐渐显露，将为更好地利用东坡尺牍夯实文献基础。

一.   成化《续集》收录尺牍源于宋刊“大全集”并参校明刊“大全集”

从题名看，《续集》收录尺牍虽与《外集》重合度很高，但《续集》对这批尺牍的题名却并非像《外集》那样题作“小简”以突出“小”的内涵，而是题作“书简”。如果按照过去的理解，即《续集》卷四第165首之后部分与《外集》的高度重合是一种直接承袭关系，那么很难理解题名的改动，只能将这一情况视为明人刻书不严谨的表现，归结于无法追溯主观意图的意外疏忽。现在既然知道《续集》直接源自洪熙本，那么洪熙本卷五三至六五收录东坡尺牍题作“书简”正是《续集》收录尺牍题作“书简”的直接原因。洪熙本题作“书简”的缘由，可以从紧接“书简”之前的洪熙本卷四五至五二收录“书”得到说明：编者认为卷四五至六五皆以“书”领衔，是大类统称，其中卷五三至六五在“书”之下加一“简”字，则有细分意味，代表尺牍具备的内容私人性、书写随意、篇幅短小等特点。洪熙本是以宋刊“大全集”为底本编成的，因此“书简”二字直接来自宋刊“大全集”。宋刊“大全集”编纂者在“书”大类之后附加“简”字代表的细分意味，恰好与编纂时间下限在两宋之际的《外集》将尺牍题作“小简”相互呼应，两者共同代表着宋人以“简”为“书之小者”的新兴观念。只不过，《外集》编纂者是东坡后人，对东坡作品文本文体属性的判断更加自信，以“小简”命名可谓干净利落。宋刊“大全集”是坊本性质，编纂者的文体意识比较保守，既要照顾一般大众读者的知识水平层次，还要兼顾“大全集”以类相从、前后照应的属性，因此采用了稍显含混的“书简”称谓。总之，《续集》收录尺牍题名“书简”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渊源有自，上承宋刊“大全集”，有别于《外集》——洪熙本提供的编纂信息将尺牍从书信文体大类中逐渐独立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复杂情况如同考古地层发掘般显露出来。

从编次看，洪熙本收录尺牍篇目编次与《续集》基本相同，仅有四处差异(见表 1)。

表  1  洪熙本、《续集》、明刊通行“大全集”收录尺牍对比(编次差异)

	洪熙本		“成化七集”《续集》	明刊通行“大全集”
卷56	阙	卷4	《与蒲诚之六首》《与杨济甫》	卷79	《与蒲诚之六首》《与杨济甫》
卷62	阙《与程德孺》《答钱济明三首》其一，收录《答钱济明三首》其二、其三	卷6	《与程德孺》《答钱济明三首》	卷83	《与程德孺》《答钱济明三首》
卷65	阙阙《与子由二首》其二、《与冯祖仁三首》其一、其二，收录《与子由二首》其一、《与冯祖仁三首》其三	卷7	《与钱志仲三首》 《与子由二首》《与冯祖仁三首》	卷85	《与钱志仲三首》 《与子由二首》《与冯祖仁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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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熙本是“仁庙所刻未完新本”，这些阙失尺牍当然是出于以宋刊“大全集”为底本重新编纂时的遗漏(傅增湘藏洪熙本在遗漏部分的空白页正是为了补刻阙失篇目所作的预留)，并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洪熙本阙失的尺牍在《续集》中都完好无损地收录了。明成化四年(1468)李绍为程宗编纂成化“七集”所作《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提到，《续集》仅有两种底本，一种是宋刊“七集”(“宋时曹训所刻旧本”)，另一种是洪熙本(“仁庙所刻未完新本”)，并无第三种参考对校底本。学界过去一直遵从这一直接出自当事人的说法。现在洪熙本阙失尺牍在《续集》都被收录的情况表明，程宗虽然遵信直接改编自宋刊“大全集”的洪熙本，却使用了明刊“大全集”加以订补(程宗所用的明刊“大全集”应当是现存的明刊通行本，即万历“大全集”在明代的更早底本)。这是过去从未了解的新情况，应该补充到成化“七集”成书的全部过程中。另外还要注意一种新情况，《续集》以洪熙本为底本收录尺牍因自身疏忽造成篇章失收，有三处共计10首(见表 2)。

表  2  洪熙本、《续集》、明刊“大全集”收录尺牍对比(《续集》失收篇章)

	洪熙本	“成化七集”《续集》			明刊“大全集”
卷55	《与范梦得八首》其八、《与李无悔》《与李公择》《与陈怀立》	卷4	阙	卷78	《与范梦得八首》其八、《与李无悔》《与李公择》《与陈怀立》
卷59	《与王庆源》	卷5	阙	卷81	《与王庆源》
卷60	《与乡人》《与杨元素三首》《与陈季常》	卷6	阙	卷82	《与乡人》《与杨元素三首》《与陈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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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阙失篇目是《续集》自身的失误，洪熙本并无阙失，也就不存在预留空白页以待补充的明显信号，因此《续集》自然也不会用明刊“大全集”进行查对，这就造成了洪熙本与明刊“大全集”皆有、《续集》反而失收的情况。另外，上述10首《续集》正文阙失的篇章，其篇目赫然存在于《续集》目录，尤其能证明《续集》阙失完全是出于自身刊刻疏忽，与作为底本的洪熙本、作为参校本的明刊“大全集”无关。这个情况也是学界过去不了解的，同样需要补充到成化“七集”成书的全部过程中。这一补充的必要性还不仅仅是还原事实真相，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成化“七集”设置《续集》的目的是对宋代“七集”体系作出补遗，因此过去使用“七集”之外的作品皆以《续集》为基本文献来源，现在从上述阙失篇目的情况来看，今后使用《续集》时应多方比对洪熙本乃至明刊“大全集”，才能避免疏漏。

从异文校勘看，程宗以明刊“大全集”为参校本，只是为了增补洪熙本没有的篇章，而在文字上仍然完全遵循洪熙本，而非明刊“大全集”。这可以理解，因为洪熙本直接承袭“藏于内阁”的“宋时刻本”大全集，宋本“大全集”在成化年间已经罕见，洪熙本成为当时最接近宋本源头的替代本，文字校勘价值当然超过明刊“大全集”，典型者如表 3所示。

表  3  洪熙本、《续集》、明刊“大全集”收录尺牍对比(异文校勘示例)

	洪熙本	“成化七集”《续集》		明刊“大全集”
卷63	《与人》：脏气虚实，□□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与林济甫二首》其一：明日顺风即过□矣。	卷7	《与人》：脏气虚实，□□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与林济甫二首》其一：明日顺风即过□矣。	卷84	《与人》：脏气虚实，酌饮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与林济甫二首》其一：明日顺风即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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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耐人寻味，明刊“大全集”所录“酌饮”可通，但《续集》完全不予采纳，宁愿保持洪熙本墨丁阙文。《续集》不予采纳恐怕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程宗除了增补阙失篇章之外，根本没有关注共有篇章中明刊“大全集”的异文。第二例说明洪熙本保留宋本原貌的可贵。洪熙本《与林济甫二首》其一说：“某与幼子过南来，余皆留惠州……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明刊通行“大全集”直接删去了墨丁，造成语句扞格不通。墨丁应该是“琼”字，《东坡外集》卷七七《与杨济父二首》其一作：“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琼矣。”^⑦递角场在雷州徐闻，是宋代大陆南端尽头的重要交通驿站，由此渡海可便捷抵达海南岛(“琼”)。《宋史·陈尧叟传》的记载可以作为旁证：“海北岸有递角场，正与琼对，伺风便一日可达。”^⑧从保存原文的角度看，《外集》胜过以宋刊“大全集”为底本的洪熙本，而洪熙本又胜过明刊通行“大全集”，《续集》阙文当然是承袭洪熙本的墨丁而来。

现在可以对成化《续集》收录尺牍源流作出新的结论。首先，《续集》收录尺牍直接承袭自源于宋刊“大全集”的洪熙本《苏文忠公集》，刊刻源流清楚，在异文校勘上也明显表现出来。其次，《续集》针对洪熙本“所刻未完”的个别阙失篇目，用明刊“大全集”作了增补，明刊“大全集”是成化“七集”的第三个参校底本。最后，《续集》也有出于自身疏忽的篇目遗漏，使用时应参照洪熙本、明刊“大全集”予以弥补。

二.   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以时编次”内容源于《外集》

既然《续集》收录尺牍直接承袭自洪熙本《苏文忠公集》，也就是间接来源于宋刊“大全集”，那么《续集》第165首之后的篇章与《外集》的高度重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转化为：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与《外集》的关系是什么？阻碍我们进一步分析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情况的一个不利因素是，洪熙本是“(仁庙所刻未完)新本”，可能对宋刊“大全集”有改编调整，因此能否直接用洪熙本收录尺牍蠡测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样貌，需要作出合理解释。对这一阻碍的解决，可以引入明刊“大全集”作为辅助。^⑨

明刊“大全集”卷七七至八五收录尺牍共809通，编次、内容与成化“七集”《续集》卷四至七一致，仅有三处差别(见上文表 2)，出自《续集》无意疏忽，而非带有主观意图的编撰行为，可忽略不计。学界过去因为明刊“大全集”与成化“七集”《续集》的高度相似性，又考虑到成化“七集”主体来源于宋刊“七集”，“七集”与“大全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本系统，加上今存明刊“大全集”皆刊刻于成化之后的万历年间，因此认为明刊“大全集”很可能承袭自成化“七集”，只是将成化“七集”原属宋刊“七集”的内容与后来续补的《续集》内容按照体裁类别合编在一起，形成今天所见明刊“大全集”的面貌，从而基本否定了明刊“大全集”直接来源于宋刊“大全集”的可能性。^⑩明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与成化“七集”《续集》收录尺牍的高度一致，应该也是过去学界形成上述判断的一个潜在依据。现在我们知道，《续集》、洪熙本与明刊“大全集”收录尺牍基本相同，洪熙本直接来源于宋刊“大全集”, 由此得以判断：因为尺牍在宋刊“大全集”中以文体单独成类，强调以文体分类编纂的洪熙本无须对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进行新的改编，而是直接保留宋刊“大全集”尺牍编次形态即可。明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与洪熙本相同，正说明明刊“大全集”基本保留了宋刊“大全集”旧貌。进而言之，明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与成化“七集”《续集》收录尺牍一致，其实是成化“七集”《续集》通过洪熙本间接源自宋刊“大全集”的结果，并不像过去所认为是明刊“大全集”将成化“七集”原属宋刊“七集”的内容与后来续补的《续集》内容按照体裁类别合编在一起，从而形成今天所见明刊“大全集”的面貌。

宋代东坡集编刊的顺序是：先有“七集”(东坡亲自编定或寓目认可)；再有补遗“七集”的《外集》(在东坡去世后约30年间由其后人编纂，成书下限在两宋之际)；^⑪最后出现整合“七集”与《外集》等补遗文献、按文体类别重新编次的“大全集”。^⑫

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与《外集》高度吻合，再次证明了“大全集”整合“七集”与《外集》的情况。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外集》收录尺牍的开篇是《谢吕龙图》，此篇在成化“七集”《续集》中随意地编次于卷四中间某一位置，而明刊“大全集”则将其置于卷七九开篇，《外集》与“大全集”系统独有的卷帙起首篇目一致，说明两者收录尺牍具有密切的文献亲缘关系。村上哲见、朱刚认为，《续集》收录尺牍自第165首《谢吕龙图》之后有时地标志的部分与《外集》密切相关，这个判断正确。但其中存在更为复杂的传承关系，现在应予以进一步细化如下(以上溯倒序展开)：首先，《续集》收录“以时编次”尺牍(即自第165首之后的全部内容)源于洪熙本；其次，洪熙本收录该部分尺牍源于宋刊“大全集”；最后，宋刊“大全集”收录该部分尺牍源于《外集》。

三.   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以人编次”内容源于《东坡翰墨尺牍》

在成化《续集》收录“以时编次”尺牍(即自第165首之后的全部内容)来源情况得到说明之后，还有《续集》前164首尺牍(“以人编次”)的来源问题需要解决。根据上述论证，《续集》前164首尺牍当然是通过洪熙本间接来自宋刊“大全集”。因此，《续集》前164首尺牍的来源问题经过层层剥离转化为：宋刊“大全集”“以人编次”尺牍(前174首^⑬)的来源是什么？

朱刚根据“以人编次”的编次吻合度认为《续集》前164首可能来自与《欧苏手简》相关的更早源头。这个观点的合理性需要重新审视，因为此前提出这一观点时，仅知道《续集》编成于明成化年间，而《欧苏手简》源自元代刊本，“成化《续集》来自《欧苏手简》”的假设在时序上合理。如今在《续集》通过洪熙本承袭宋刊“大全集”的新背景下，有可能《欧苏手简》与《续集》都来自宋刊“大全集”，只不过《续集》完全承袭之，而《欧苏手简》仅为选本(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也由“以人编次”与“以时编次”前后两部分构成，《欧苏手简》编纂用“以人编次”部分为框架，将“以时编次”的内容统一进去，并不困难)，两者不再是源流关系，而是同一源头的两条平行支流。假如《欧苏手简》的内容能够全部在洪熙本(从内容上也就是明刊“大全集”、成化《续集》收录尺牍，同时大致相当于《外集》收录尺牍)收录尺牍中找到，那么《欧苏手简》的更早源头是宋刊“大全集”的推测就成立了。然而，逐一比对《欧苏手简》与洪熙本、明刊“大全集”、成化《续集》篇目，发现有9篇尺牍为《欧苏手简》独有，包括：《欧苏手简》卷三《与王周彦》《与孙志同》《与公仪大夫二首》《与陈季常》，卷四《与通判宣义》《与袁真州二首》《与黄安中》。因此，《欧苏手简》的更早源头并非宋刊“大全集”，而是另有其书，否则无法解释9篇尺牍《欧苏手简》有而宋刊“大全集”无的情况(特别是考虑到“大全集”系统没有内容残缺)。因此，仍要继续探究《欧苏手简》的源头是什么？

我们将目光转向今存两种早期东坡尺牍专集《东坡先生翰墨尺牍》(以下简称《东坡翰墨尺牍》)与《东坡先生往还尺牍》。第一种《东坡翰墨尺牍》有元刊残本两卷(国图藏)，以及清人周心如编“纷欣阁丛书”以宋本为底本刊刻的《东坡翰墨尺牍》八卷，^⑭而且残本与纷欣阁丛书本对应部分完全一致。第二种《东坡先生往还尺牍》有元刻本十卷(上图藏，“中华再造善本”影刊)，内容仅为纷欣阁丛书本《东坡翰墨尺牍》八卷的一半(前四卷加第五卷开头部分)，而且《东坡先生往还尺牍》还有若干篇目遗漏，可见《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只是根据宋刊《东坡翰墨尺牍》的某种残本重刊而成(元刊宋代文献不乏这样的情况)。因此，这里使用纷欣阁丛书本《东坡翰墨尺牍》八卷考察《欧苏手简》^⑮独有9篇的来源。

《与王周彦》，见于《东坡翰墨尺牍》卷七。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景泰元年(1450)五卷本^⑯、日本内阁文库藏正保二年(1645)四卷本《欧苏手简》“见与六郎却且安健”，后来的日本天明元年(1781)本将“见”改为“兄”，作“兄”理解当然更为合理，但《东坡翰墨尺牍》也作“见”。正确的文本可以通过传承、理性判断等不同途径达到，不能说明两种文献具有必然传承关系，但具有同样错误的文本，则可以排除理性改订的因素，说明《欧苏手简》与《东坡翰墨尺牍》具有承袭关系。

《与孙志同》，见于《东坡翰墨尺牍》卷五。

《与陈季常》，见于《东坡翰墨尺牍》卷三。“信速不尽所怀”一句，天明元年本于“信”字下校注：“本集作‘人’。”景泰元年本、正保二年本亦作“信”，天明元年本所谓“本集”显然不是指正保二年本。还可以注意到，“本集”称谓与《欧苏手简》选本性质形成对应，具有“源头性全集”的意味。《东坡翰墨尺牍》恰作“人”，可见《欧苏手简》的来源“本集”与《东坡翰墨尺牍》有密切关系。

《与袁真州二首》，见于《东坡翰墨尺牍》卷六。第一篇开篇“某启”，天明元年本校注：“本集无(启)。”“乃肯曲赐书问”，天明元年本校注：“(曲)本集作‘屈’。”“感愧不可言也”，天明元年本校注：“(感愧)本集作‘愧感’。”这些异文，景泰元年本、正保二年本与天明元年本一致，所谓“本集”显然不是指此两本(还可以指出，天明元年本说到正保二年本时，用“旧本”二字指代，与“本集”区分非常明确)。而《东坡翰墨尺牍》异文与天明元年本描述的“本集”情况完全一致。第二篇“无人写书裁谢”一句，天明元年本在“写”字下校注：“本集有‘谢’字。”景泰元年本亦无“谢”字(正保二年本此篇内容不同)。《东坡翰墨尺牍》恰作“无人写谢书裁谢”，正符合“本集”特征。

在《东坡翰墨尺牍》符合《欧苏手简》所依据底本(“本集”)来源特征的同时，还要注意到《与公仪大夫二首》《与通判宣义》《与黄安中》共4篇不见于《东坡翰墨尺牍》，这意味着纷欣阁丛书本《东坡翰墨尺牍》所据宋本很可能是残本。

四.   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以《外集》为主体、以《东坡翰墨尺牍》为补充的原因及遗憾

朱刚根据“以人编次”的编次吻合度认为《续集》前164首可能来自与《欧苏手简》相关的更早源头，而我们发现《欧苏手简》的来源“本集”与《东坡翰墨尺牍》高度契合，这就意味着《续集》收录尺牍“以人编次”的前164首，也就是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以人编次”的前174首，其来源与以《东坡翰墨尺牍》为代表的东坡尺牍“文本系统”密切相关。列表比对“大全集”收录尺牍前174首与《外集》《东坡翰墨尺牍》收录尺牍(见表 4)。

表  4  “大全集”收录尺牍前174首与《外集》《东坡翰墨尺牍》收录尺牍对比

	“大全集”	《外集》	《东坡翰墨尺牍》
卷77	《与李方叔四首》	卷66、80	无
	《与陈公密三首》	卷79	无
	《与徐仲车》	卷75	无
	《与吴秀才》	卷70	无
	《与彦正判官》	卷69	无
	《与毛泽民三首》	无	卷2
	《与陈辅之》	卷81	无
	《与司马温公二首》	卷64、66	无
	《与鲁直二首》	无	卷2
	《与陈传道五首》	卷80(第4、5首)	卷3(第1—3首)
	《与厐安常》	无	无
	《与王敏仲八首》	卷75、76(第3—8首)	卷5(第1、2首)
	《与郑靖老二首》	无	卷5
	《与韩昭文》	卷72	无
	《与李廷评》	卷70	无
	《与黄敷言二首》	卷79	无
	《与陆固朝奉》	无	无
	《与谢民师二首》	卷78	无
	《与黄洞秀才二首》其一	无	无
	《与黄洞秀才二首》其二	卷71	无
	《与滕达道二十三首》	卷64、67、70(除第8、9、11首之外全部篇章)	卷1(收录第11首，无第8、9首)
卷78	《与朱康叔十七首》	卷65(第1、2、3、5、7、8、9、10、11、17首)	卷7(第4、6、12、15首)
	《与胡深夫五首》	卷73	无
	《与朱行中舍人四首》	卷79(第1、2、3首)	卷7(第4首)
	《与李之仪五首》	卷79、80	无
	《与冯祖仁四首》	卷81	无
	《与黄师是》	卷81	无
	《与广西宪曹司勋五首》	卷77(第2首)	卷7(收录第1、4、5首，无第3首)
	《与(欧阳)晦夫》	无	卷6
	《与范梦得八首》	卷72、75	无
	《与李无悔》	卷63	无
	《与李公择》	无	无
	《与陈怀立》	卷69(收录上半首，黄州时期)	卷5(收录下半首为第1首，北归时期；收录上半首为最末一首，黄州时期)
	《与孙叔静七首》	卷79	无
	《与刘贡父二首》	卷71	无
	《与曾子宣三首》	卷71	无
	《与李公择》	卷66	无
	《与姜唐佐秀才六首》	卷78(编次一致，第6、7首合为一首)	卷6(仅收录4首)
	《与傅维岩秘校四首》	卷77、78	无
	《与林天和二十三首》	卷77(除第4、5首之外全部)	卷6(收录第4首，无第5首)
	《与张朝请五首》	卷77	无
	《与汉卿》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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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大全集”收录尺牍前174首中，有24首不见于《外集》而见于《东坡翰墨尺牍》。换言之，“大全集”只能通过《东坡翰墨尺牍》进行补充，包括：《与毛泽民三首》《与鲁直二首》《与陈传道五首(其一、其二、其三)》《与王敏仲八首(其一、其二)》《与郑靖老二首》《与滕达道二十三首(其十一)》《与朱康叔十七首(其四、其六、其十二、其十五)》《与朱行中舍人四首(其四)》《与广西宪曹司勋五首(其一、其四、其五)》《与(欧阳)晦夫》《与陈怀立(下半部分)》《与林天和二十三首(其四)》。如果要将文献流传情况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考虑进来，比如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的底本未必直接是纷欣阁丛书本《东坡翰墨尺牍》所据宋刊本，也至少可以说，现存《东坡翰墨尺牍》代表着一种不同于《外集》的东坡尺牍宋代“文本系统”，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通过该“文本系统”补充完成。^⑰上述24首按照“大全集”顺序，对应《东坡翰墨尺牍》所在卷帙如下：卷二、卷二、卷三、卷五、卷五、卷一、卷七、卷七、卷七、卷六、卷五、卷六。除卷一一处较为突兀，以及卷七出现在卷六之前，其他篇章具有大致相同的先后顺序，透露出两者具有亲缘关系。考虑到朱刚发现的《欧苏手简》编次与“大全集”吻合度更高，笔者以为“大全集”很有可能最初采用《欧苏手简》(当然是元刊《欧苏手简》的宋本源头)作为补充来源，随后又使用《欧苏手简》据以选目的“本集”(即《东坡翰墨尺牍》)进行更充分的补充，这就能解释“大全集”收录尺牍补充部分的编次更接近《欧苏手简》(保留了初次编纂痕迹)，篇目数量更接近《东坡翰墨尺牍》(二次补充的结果)。《与滕达道》在《欧苏手简》中编次于中间位置，与“大全集”编次接近，但在《东坡翰墨尺牍》中却被编次于卷一，所以此篇在“大全集”中的所谓编次突兀情况实际上出自《欧苏手简》与《东坡翰墨尺牍》的不协调。换言之，以《东坡翰墨尺牍》作为参照系观测“大全集”会觉得突兀，但以《欧苏手简》作为参照系观测“大全集”则不存在问题，卷七出现在卷六之前也是类似情况。这两处编次异常还可能与今存《东坡翰墨尺牍》依据的宋刊底本是残本有关，底本由于本身残缺的缘故，很可能在编纂刊行时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以弥补残缺之迹，这是坊间刻书的常态。

如果更稳妥一些，还可以考虑有没有可能是相反情况，即《东坡翰墨尺牍》以宋刊“大全集”为底本编纂而成？这种可能性极低。原因在于，篇目编次与文本构成皆指向“从《东坡翰墨尺牍》到宋刊‘大全集’”的编纂顺序，而不是相反。试举一例，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最末两篇是《与径山长老维琳二首》，这也是《外集》收录尺牍“以时编次”的最后两篇(“大全集”的编次当然是遵从《外集》而来)。东坡在两首尺牍中自述：“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矣……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维琳是苏轼临终前陪伴在侧的僧友，可见这两封正是东坡尺牍的绝笔之作，编次于末尾最为合适。《东坡翰墨尺牍》收录《与径山维琳》两首绝笔尺牍于卷八：

辩才—参寥子—南华辩老—通长老—大觉禅师—宝觉禅老—净慈明老—遵老—径山维琳—圆通禅师—祖印禅师—闻复师—宝月大师—东林广惠禅师—灵隐知和尚—宝华明老—泉老—言上人—舍幡帖—龚行信—富道人—胡道师—何道师

卷八专录僧道尺牍，《与径山维琳》两首收在卷八可以理解，但置于卷帙中间位置却很奇怪，如果《东坡翰墨尺牍》是根据宋刊“大全集”而来，将无法解释《与径山维琳》所处的中间编次位置。例如《与径山维琳》之后的《与宝月大师》，在“大全集”编次于卷八一黄州时期(“大全集”的编次依据当然是《外集》卷六八编次《与宝月大师》于黄州时期)。如果《东坡翰墨尺牍》以“大全集”为底本进行编纂，即使考虑到它的编次标准已经改为“以人编次”，不注重篇目时序，但总要从“以时为序”的底本“大全集”中逐次提取收件人，那么《与宝月大师》也应该在《与径山维琳》之前，《东坡翰墨尺牍》中编次在《与径山维琳》之后的其他十数位僧道皆可作如是观。是否有另一种可能，东坡此前也曾有写给维琳的尺牍，《东坡翰墨尺牍》是按照“大全集”最早出现维琳的位置设置编次，从而使得《与径山维琳》的绝笔尺牍出现在卷帙中部。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因为“大全集”(《外集》亦同)与《东坡翰墨尺牍》收录写给维琳的尺牍仅有这两篇绝笔之作，也就不存在更早的与维琳尺牍(亦即更靠前的与维琳尺牍的编次位置)。

文本现象也透露出“大全集”收录尺牍时兼用《外集》与《东坡翰墨尺牍》，如《与陈(当作“程”)怀立》：

“昨日辱访，感怍不已。经宿起居佳胜。蒙借示子明传神，笔势精妙，仿佛难辨，恐更别大本，望得一轴，使观者动心骇目也。专此致叙，不一。”(《外集》卷六九)

“某启，岭海阔绝，不谓生还。复得瞻奉，慰幸之极。比日履兹秋凉，起居佳胜。少选到岸，即遂伏谒，以尽区区。不宣。”(《东坡翰墨尺牍》卷五)

“昨日辱访，感怍不已。经宿起居佳胜。蒙借示子明传神，笔势精妙，仿佛莫辨，恐更有别本，愿得一轴，使观者动心骇目也。岭海阔绝，不谓生还，复得瞻奉，慰幸之极。比日履此秋凉，起居佳胜。少选到岸，即伏谒，以尽区区。” (“大全集”卷七八)

显然“大全集”是将两首尺牍拼合为一首，“起居佳胜”两见于“大全集”，已经透露出这是两篇尺牍而非一篇，这类格式性质的套话没有必要在同一首尺牍中出现两次。更重要的是，“大全集”文本开头称“昨日辱访”表明已经见面，结尾称“到岸即伏谒”说明尚未见面，自相矛盾，暴露出拼合痕迹；而且《外集》收录尺牍明确标示属于“黄州”时期，《东坡翰墨尺牍》收录尺牍从内容(“岭海阔绝，不谓生还”)看显然属于“北归”时期，必属两篇尺牍无疑。“大全集”编纂者既看到《外集》文本，又看到《东坡翰墨尺牍》文本，两者兼收，但编排不够认真，刊刻时误将两首拼合为一首——有没有可能是《东坡翰墨尺牍》来自“大全集”，剥离后得到两首呢？假使如此，即便不考虑两首尺牍自身时序，仅从“大全集”拼合的顺序出发，也应该是“昨日辱访”(黄州)在前，“岭海阔绝”(北归)在后，但《东坡翰墨尺牍》将“岭海阔绝”编次在第1首，将“昨日辱访”编次在第7首(最末一首)，完全没有出自“大全集”的剥离编次痕迹，说明《东坡翰墨尺牍》来自“大全集”的可能性极低。

还需要指出，宋刊“大全集”根据《东坡翰墨尺牍》收录不见于《外集》篇目的最大遗憾是，宋刊“大全集”“以人编次”的前174首中大部分篇章(150首)已经见于《外集》，“大全集”编纂者根据《东坡翰墨尺牍》对《外集》进行补充时，没有以《外集》为主将《东坡翰墨尺牍》同一收件人名下已经见于《外集》的内容删去，而是反过来以《东坡翰墨尺牍》为主将《外集》重复的部分删去。如果编纂思路考虑更充分一些，会注意到“大全集”删去《外集》已有篇章数量高达150首，收录《外集》没有的篇章不过才24首，比例悬殊。也就是说，150首本来能以保持《外集》原有编次的形态出现在“大全集”卷七九至八五(亦即对应村上哲见所说成化《续集》卷四第165首《谢吕龙图》至卷七末尾的部分)，从而以更适合它们的时序编次便于读者理解。即使考虑到某些《东坡翰墨尺牍》文本更优的情况(这种情况并不绝对，《外集》尺牍文本也颇多优于《东坡翰墨尺牍》之处)，也可以采用保持原编次而替换更优文本的做法，只将新增的24首单列一卷即可。总之，目前呈现的底本选择的主次顺序不够明智，造成了“大全集”尺牍部分编纂的最大遗憾，这也是文献刊刻史上坊本取材来源驳杂之后编纂失衡的常态。顺便还可以指出，尽管从时间上看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主体部分的编纂一定在补充部分的编纂之前，但成书结果却体现为主体部分置于补充部分之后。原因在于，以《与径山维琳》绝笔尺牍为代表的一系列“北归”篇目为东坡去世前所作，这一显著时间属性使得其置于尺牍末尾理所当然，在这些篇章之后再放置补充部分，冲淡了具有收束意味的时间编次属性，显然不合适，这就导致后来追加的补充部分必须放置在尺牍的开头。

最后还可以注意到，尽管《东坡翰墨尺牍》收录的尺牍数量已经不少，^⑱但《与厐安常》《与陆固朝奉》《与黄洞秀才二首(其一)》《与滕达道二十三首(其八、其九)》《与朱康叔十七首(其十三、其十四、其十六)》《与广西宪曹司勋五首(其三)》《与李公择》《与林天和二十三首(其五)》《与汉卿》既不见于《外集》，也不见于《东坡翰墨尺牍》。这从另一个方向与之前提出的“纷欣阁丛书本《东坡翰墨尺牍》所据宋本是残本”的判断不谋而合。

结论

过去考察东坡尺牍源流情况，困难在于宋本苏集不存。宋刊“七集”虽无全帙存世，但成化重刊“七集”对宋本改动不大，改动部分交代清楚，基本可以用成化本替代宋本使用，然而收录尺牍的成化《续集》出自“七集”之外的东坡集系统，研究方向指向“大全集”系统；但宋刊“大全集”不存，明刊通行“大全集”与宋刊“大全集”的关系不明，无法替代宋刊“大全集”使用。所以，尽管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充分注意到《外集》收录尺牍与成化《续集》“以时编次”主体部分的高度相似性，仍未能厘清两者之间的传承线索。现在一方面通过洪熙本的发现，打通了宋刊“大全集”与成化《续集》的渠道，从而判明成化《续集》收录尺牍来源于宋刊“大全集”。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学界从多个角度注意到明刊《外集》保存了宋本旧貌，宋刊《外集》的编纂很大可能出自东坡后人之手，充分利用了东坡家藏手稿。《外集》收录收件人为同一人的尺牍，会出现间隔他人尺牍仅数篇的分开编次，意味着时间间隔极短，甚至以天计算，这说明存在着一个原生源头的时间编次，如东坡留存底稿依时间累积存放的原生态信息，否则后来的编纂者很难厘清这么小的时间间隔，而是会将时间间隔极短、几乎无法通过考辨区分的同一收件人的尺牍归于一处。另外，《外集》还收录了不少题作“与人”的尺牍，它们全无收件人信息，这也说明并非从收件人处搜集而来，而是源自家藏手稿。^⑲换个角度看，苏轼今存尺牍法帖皆无改窜，一气呵成，这一迹象似乎也能表明是它们是在初稿基础上重抄后寄出。家藏手稿属于初稿系统；而通过法帖保存者来自收件人渠道，属于重抄系统。《外集》依据东坡家藏手稿，具备了第一手材料属性，成为宋刊“大全集”增补宋刊“七集”之外东坡作品的来源。既然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来源于《外集》，那么成化《续集》收录尺牍“以时编次”主体内容的源头也就是《外集》，这就解释了两者高度相似性透露的承袭关系的实质。另外，对于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以人编次”补充内容，朱刚指出了它与《欧苏手简》的相似性，本文进一步发现《欧苏手简》的来源“本集”与纷欣阁丛书本《东坡翰墨尺牍》高度吻合，尽管纷欣阁丛书本是清代重刊本，但其底本是宋本，在收录数量、篇目编次、篇章分合等“粗放式”文本因素的层面上，可以将《东坡翰墨尺牍》视为宋本使用，至少可以将《东坡翰墨尺牍》视为不同于《外集》的宋刊东坡尺牍“以人编次”文本系统的代表，从而判明《东坡翰墨尺牍》代表的“文本系统”是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以人编次”补充部分的来源。追溯文献源流，可以在逻辑恰当的情况下合理利用“文本系统”，而不是过分拘泥于现存版本的刊刻时间，从而止步于限于文献保存条件已经无法发挥作用的“版本系统”。这一研究手段或许在得到个别问题的具体结论之外，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方法论意义。

综上所述，现存东坡集源头性文献收录尺牍的基本情况是：《外集》804首，《东坡翰墨尺牍》757首，洪熙本782首，成化“七集”《续集》799首，明刊“大全集”809首。排除少数编纂疏忽(如洪熙本、《续集》)、流传残阙(如《东坡翰墨尺牍》)以及个别篇章分合等情况，诸集收录尺牍基本体量相同。这些尺牍可以分为“以时编次”与“以人编次”两个系统：“以时编次”内容是主体，源头是东坡去世后约30年间由其后人编纂，成书下限在两宋之际的《外集》；“以人编次”内容是补充，源头可追溯到宋刊《东坡翰墨尺牍》所代表的东坡尺牍文本系统。宋刊“大全集”收录尺牍首次将《外集》“以时编次”尺牍文本系统与以《东坡翰墨尺牍》为代表的“以人编次”尺牍文本系统合二为一，但编纂质量不甚精良。宋刊“大全集”在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被改编重刊为洪熙本《苏文忠公集》，收录尺牍的编次、内容没有变动。洪熙本随后作为明成化“七集”的两大底本之一，成为成化《续集》收录尺牍的直接来源，其编次、内容一仍其旧(仅有个别编纂刊刻疏漏)。成化《续集》收录尺牍今天仍是多数研究者使用东坡尺牍的基本资料来源，这一情况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今后使用东坡尺牍，应该追溯到《外集》《东坡翰墨尺牍》以及洪熙本代表的宋刊“大全集”，然后才能轮到成化《续集》。^⑳这应该成为东坡尺牍研究的文献优先性原则。

①   对东坡尺牍与书的区分，参见Ronald Egan, “SuShi’s Informal Letters in Literature and Life,”in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ed. Antje Richter(Leiden: Brill, 2015);浅见洋二:《文本的“公”与“私”——苏轼尺牍与文集编纂》，《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李贵、张灵惠：《论宋代书信体类的消长与创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②   最末一篇《答刘沔都漕书》具有明显的尺牍特点，收录此篇当出于特殊考虑(意在说明《东坡后集》编纂成书来源于刘沔编录东坡诗文二十卷，是对读者所作的专门交代)，将原属“尺牍”的篇章收录到“书”的行为尤其能说明“七集”刻意不列“尺牍”类目的编纂意图。

③   苏轼：《明成化本东坡七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④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康丕扬淮扬府署刻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宋集珍本丛刊”第20册，线装书局，2004。

⑤  朱刚：《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辑，凤凰出版社，2010，第185-194页。

⑥  曾祥波：《宋刊东坡集源流与价值发覆——以〈东坡外集〉与傅增湘旧藏〈苏文忠公集〉为线索》，《文学遗产》2023年第5期。

⑦  洪熙本、明刊“大全集”作“林济甫”，《外集》作“杨济父”(甫、父通，可以勿论)，当以《外集》为是。《与杨济父二首》其二说“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惟济甫以久要之契，始终留意”，可见苏轼与杨济父相交很久，东坡尺牍中还收录了《与杨济父》另外九首，内容正与此吻合。如果依洪熙本、明刊“大全集”作“林济甫”，那么在东坡文献中找不到其他与“林济甫”相关的文字，很难符合“久要之契、始终留意”的条件。所以《外集》作“杨济父”更为合理，《外集》作“过琼”也得到一个有力旁证。

⑧  《宋史》卷二八四，中华书局，1985，第9584页。

⑨  本文使用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刊“大全集”《新镌苏文忠公全集》一一五卷，以下不再说明。

⑩  代表性意见如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九“东坡集”条：“明人所著类编(大)全集本是否源于宋本，已不可考。”中华书局，1999，第408页。

⑪  曾祥波：《被忽略的现存最早东坡词集“〈东坡外集〉收录词”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1期；曾祥波：《〈仇池笔记〉的成书来源及其价值——以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为切入点》,《文学遗产》2022年第2期。

⑫  按，日本两足院藏《东坡集》被认为可能是南宋刊“大全集”，但此本并未收录尺牍以及其他一些按照宋人记载见于“大全集”的内容，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称“东坡手泽”等。因此，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两足院本并非南宋刊“大全集”。发现此书的日本学者吉井和夫也承认：“本书无序跋、刊记等，在寺院的记录中也见不到有关该书的记载，所以关于其出现年代，只能根据版式、避讳等进行推断……这些推论都还略欠严密，故而不能确切断定成书时间。”(吉井和夫：《两足院本〈东坡集〉简介》，载《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4，第435页。)第二，早期宋刊“大全集”仅按文体改编“七集”，没有新增内容，即体现为两足院本形态。晚期宋刊“大全集”才从《外集》收录“七集”之外的新增内容(如尺牍等)，并流行开来，洪熙本所据底本正是晚期通行的宋刊“大全集”。此点笔者将另撰文讨论。

⑬  成化《续集》收录尺牍的前164首在明刊“大全集”中为174首，除了《续集》遗漏的4首之外(见上文表2)，还有个别尺牍因分合情况不一造成的数量差异，无关大局。

⑭  周心如《跋》称底本“于宋时庙讳皆不敢触，盖宋刻之最劣者”。

⑮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景泰元年(1450)五卷本《欧苏手简》、天明元年(1781)四卷本《欧苏手简》、正保二年(1645)四卷本《欧苏手简》。

⑯  汪超：《日藏朝鲜刊五卷本〈欧苏手简〉考》，《文献》2018年第5期。

⑰  除非有特殊强调的必要，否则下文论述时就直接表述为“宋刊‘大全集’采纳《东坡翰墨尺牍》”的说法，而不是“宋刊‘大全集’采纳《东坡翰墨尺牍》所代表的东坡尺牍的一种宋代‘文本系统’”的全面稳妥但过于辞费的说法。

⑱  周心如编纷欣阁丛书本《东坡翰墨尺牍》收录尺牍数量如下：卷一96首，卷二74首，卷三77首，卷四81首，卷五90首，卷六138首，卷七121首，卷八80首，共计757首。

⑲  可以参考祁小春《七问〈十七帖〉》对王羲之尺牍法帖保存情况的类似推测：“有机会保存王羲之寄与复数友朋之书简者，大约既非周家也非郗家或其他亲友之家，应是王羲之自家，只有王家人最有可能(和机会)对王羲之的书简(文稿或底稿)作统一保管。如此看来，《十七帖》有可能是信件的稿本。”参见《十七帖专辑》，《书谱》2009年第3期。

⑳  明末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即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成书时间晚于且取材于上述苏集收录尺牍，严格来说不属于源头性文献，为免辞费，故不论及。茅本收录尺牍超出上述苏集范围的来源情况，笔者将另文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