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经济维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之一^[2]，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曾坦言：“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3]世界现代史表明，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高水平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也必将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实现。那么，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究竟有何关系，或者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关系？更确切地说，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其具体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怎样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或者说，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施路径有哪些？本文力图对上述问题做一粗浅探讨。

一.   对外开放模式选择与现代化的路径差异

为了更好地理解高水平开放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首要任务的高质量发展的助力作用，首先有必要对对外开放与现代化的基本关系，尤其是对外开放的模式选择与现代化的路径差异的关系，做一简要理论梳理和分析。

一   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的基本理论

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指18世纪主要发端于英国等国家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工业经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及其变化^[4]。从这一意义上看，由于不同国家发展所处历史阶段不同，因此现代化的模式选择、动力机制以及具体表现等均会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对于先进国家而言，现代化主要是指社会变迁过程，而对于后进国家而言，更表现为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从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看，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深刻变革和因素推动下，最终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显然是一个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中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并无统一范式^[5]。

尽管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经济全球化的开始及其发展阶段的划分，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和节点选择，但较为一致地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主要始于工业革命。正如现有研究指出，人类伟大的制度创造是市场经济，伟大的发展壮举是工业革命，当市场经济插上工业革命的翅膀，经济全球化就具有了不可阻挡的趋势^[6]。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形成强大推动力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全世界的扩张，马克思曾经做过精辟的论述。《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7]马克思、恩格斯的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和过程，同时也蕴含了经济全球化对推进现代化的意义，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对外开放与推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发达国家所走的现代化是一条靠“战争”“殖民”“掠夺”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将经济全球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在分析第一阶段时深刻指出：“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8]。但是，靠“殖民”“掠夺”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并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即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构筑的经济全球化框架下，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基本逻辑。因此，这一阶段与此前西方国家主要靠对外扩张掠夺来推进现代化发展根本不同，世界各国主要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推动现代化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技术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所谓的“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要条件具备、战略得当，参与其中也能获得一定的发展利益，但无论是参与的机会，还是分工的地位，发展中国家都显然处于“劣势”。由此决定了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推进现代化时，必须探索不同的开放发展模式和路径。

正是基于上述意义，从推进现代化的一般实践看，开放战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国际经济学角度分析，扩大对外开放之所以有助于推进现代化发展，都有共同作用规律，即有助于参与国吸引和利用国家发展要素，包括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从而提升一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现代化的世界性实践提供了这样一个经验性结论：一个以封闭经济形态为主导的国家，将出现低水平结构的超稳定性，封闭系统的自我均衡决定了其必然进入低水平发展状态。而对外开放则是打破这种均衡的关键，因为通过与外部进行相应的产品、信息、知识、技术等交流和互换，可以实现“互通有无”或“优势互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共享式发展。这种均衡相对于封闭条件下的低水平发展状况，是一种新的、更高发展水平的动态共享均衡。显然，这种新的共享均衡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有过深刻论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9]从经济学角度看，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的具体作用至少表现在经济增长、工业化与技术进步三个方面。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看，对外开放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还表现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从促进工业化发展看，不管是老牌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过程一般是与对外开放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对于推动工业化进程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10-12]。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开放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国际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所产生的作用，还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干中学”效应、“出口中学习”效应以及利用外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等^[13-15]，实现技术进步。

二   开放模式选择与现代化路径差异

如前所述，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如机会不平等和分工地位不平等之类的问题，因此，其对于以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进行了不同的模式和路径探索。从探索实践看，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以下三种开放模式以推进现代化：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是在一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落后、本国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条件下实行的贸易战略。对于大多数初级产品出口国来说，出口是决定一般经济活动水平的主要和能动因素。当出口增加时，国民收入、国民投资、国民消费以及政府税收都随之增加，这样就可以为更多的进口提供外汇以满足新增消费和投资的需要，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由此奠定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进口替代战略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两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提出，之后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其基本考虑是减少进口和依赖、节约外汇、平衡国际收支、保护幼稚工业；其目标是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改善贸易条件，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进而实现工业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把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将进口替代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战略。进口替代一般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发展加工业、一般消费品工业为主的阶段，目标是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第二阶段是以发展耐用消费品、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为主的进口替代阶段。可见，进口替代战略的本质，是用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来替代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从而助推工业化发展。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进口替代战略走进了“死胡同”。自1982年起，拉美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使20世纪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10年”。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拉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开始寻求使其经济转入更加充满活力的轨道的方案，开始由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一般与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与进口替代政策相比，保护的范围要小一些，保护措施也相对宽松，但也不是没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政策。出口导向政策并不是一味放宽或废除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所采取的诸如关税、数量限制等限制措施，而是把放宽这些限制与各种出口鼓励政策结合起来，通过扩大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比起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政策的开放度要大一些。虽然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特定发展阶段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亚洲四小龙”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其现代化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凸显出许多弊端，特别是过于依赖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成为经济面的重大隐忧，这被认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四小龙”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开放型经济造成冲击后，理论界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16]。

二.   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传统开放模式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1万元，制造业规模、进出口总额、外汇储备等稳居世界第一。毋庸置疑，诸如上述成就的取得都与开放发展分不开，尤其与开放引领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分不开。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前一轮的开放发展中，中国主要依托人口红利、政策红利、环境红利等形成的低成本优势，采取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通过大量利用外资和大力发展出口贸易，以强劲的国际市场需求为支撑，形成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在特定阶段无疑具有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国开放发展的历史成就和实践逻辑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角度，前一轮开放发展模式已经难以适应作为其核心任务的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虽然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解读有不同视角和维度，但能够体现新发展理念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这是理论和实践部门的基本共识。开放发展是新发展理念之一，也就是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更高水平开放，还要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共享。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传统开放模式表现出的不足或者说不适应，正是体现在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   传统开放模式难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创新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实际上意味着大国经济的现代化，更加需要建立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科技自强自立基础上。据此，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在以往的开放发展中，中国主要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因此，虽然也会实现一定程度的创新，包括所谓“干中学效应”“出口中学习效应”“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甚至包括来自跨国公司的技术指导和员工培训等带来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但总体来看仍然以模仿和跟随式创新为主，自主创新相对不足。跟随模仿式的创新策略和创新模式，在一国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时是可行的；但伴随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亟待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迈向中高端时，就会面临较大障碍和困境。实际上，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诸多研究已指出，实现所谓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相对容易，但继续迈向“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时则会遇到较大障碍，因为伴随价值链升级，创新和技术的跟随模仿空间越来越小，并且也会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围追堵截”^[17-18]。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19]可见，传统开放模式已经不适应创新能力提升的现实需要。

二   传统开放模式难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协调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等更加协调发展。^[1]各维度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然而，正如前文分析指出，在前一轮的开放发展中，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并且主要是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具有典型的“单兵突进”特点。相对而言，在服务业领域甚至先进制造业领域，均存在开放不足的问题。有研究指出，融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中国制造业发展尤其是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恰恰也是因为服务业开放相对不足^[20]。这是在产业层面上的非均衡开放模式带来的产业发展不协调的必然结果。与产业发展不协调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区域经济不协调，突出表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本质上也与非均衡的开放发展战略和模式有关。在经济发展初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种必然选择，因此，开放发展的政策向具有区位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倾斜就成为自然之举。由此，东部地区在开放发展的引领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则陷入开放“洼地”，从而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其经济社会发展。此外，“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低端嵌入”意味着融入价值链的环节相对较短，从而难以在国内不同地区间形成有效的分工和协作。这也正是以往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却未能有效辐射和带动中西部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可见，传统开放模式已经不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   传统开放模式难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绿色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为此，必须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绿色化转型，不仅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实践，也是新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如前所述，传统开放发展模式利用的主要是环境红利等低成本优势，在大量利用外资和发展加工贸易中承接了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低端嵌入”的特征模式决定了所承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等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因此，虽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等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等系列问题。现有关于贸易与环境污染^[21]、利用外资与环境污染^[22]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对于中国在传统的开放模式下是否成为了“污染避难所”“污染天堂”，尚存较大争议，但是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在贸易尚未实现转型升级以及利用外资的质量未得到有效提升的条件下，传统开放发展模式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继续走大量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低端嵌入”的传统开放发展模式，显然与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相悖。

四   传统开放模式难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共享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时强调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1]不言而喻，从开放发展的角度看，共同富裕就是要让开放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大众，实现人民大众对开放发展成果的共享。虽然传统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表明，开展对外贸易有助于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即提高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并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有助于实现“共享”，但是实践中由于各种体制机制的制约，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非总能成立; 相反，还有可能会出现要素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总体来看，中国传统的开放发展模式确实大幅度地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仅为171元，提高到2020年的32 189元；但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有研究指出，受到非均衡开放发展模式的影响，近年来国内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之势，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明显高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统计的137个经济体基尼系数平均值水平^[23]。实际上，外资主导型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不仅通常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承接的环节和阶段的附加值创造相对较低，而且不同产业领域和不同要素所有者在生产和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尽相同，从而对缩小要素收入差距产生了不利影响，不利于实现“共享”发展目标。

三.   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传统开放发展模式已经出现了上述四个方面的不适应，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必须实施更高水平开放。为保持与前文分析逻辑的一致，对于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仍然可以从其能够更加适应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现实需要的角度予以阐释。

一   高水平开放推动创新发展

所谓更高水平开放，主要是指不断扩大开放范围，即在继续放大向传统发达经济体市场开放优势的同时，扩大向更多发展中国家开放，做大开放发展的“朋友圈”；不断拓宽开放领域，即在继续开放制造业领域的同时，不断拓宽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实现更宽的产业领域开放；不断深化开放层次，即在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显然，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均有利于创新发展。比如，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能够增强对高端和先进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尤其对创新型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从而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在国际分工和合作中，制度质量如同要素禀赋一般，能够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24]；而且从要素质量匹配性原理看，制度质量越是完善，对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吸引力也就越强。可见，以制度型开放为表征的开放层次深化，有助于实现创新发展。从不断扩大开放领域角度看，同样如此。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原理表明，从农业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演进，往往是产业高端化和高级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因此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脱胎于制造业的高级生产性服务，往往具有知识、技术、信息、人力资本密集型等特征。因此，不断向服务业领域拓宽的开放发展，同样有助于吸引和集聚高端、先进生产要素，从而提升创新发展能力。而不断扩大开放范围，协同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可以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   高水平开放推动协调发展

发展不协调问题纵然可以表现在不同维度上，但前文分析指出的产业层面不协调和区域层面不协调，无疑是促进协调发展亟待解决的最为关键的问题。而在解决产业层面不协调和区域层面不协调问题的过程中，实施更高水平开放能够提供重要的推动力。首先，从产业层面看，由于拓宽产业领域开放是实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因此，开放领域不断向服务业领域拓展，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加协调发展。扩大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通过引进国外服务要素促进服务业发展，而且也会因为各种溢出效应、学习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特别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级生产性服务发展能够进一步夯实制造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而制造业发展又会在进一步提升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而可以在产业层面实现更加协调的发展。其次，从区域层面看，高水平开放同样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制度型开放能够有效推动价值链攀升^[25]，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因此，“低端嵌入”现状的改变意味着国内价值链的延长，从而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开展有效的分工和协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部分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是明证。此外，从产业更加协调发展的层面看，由于其本质上仍然是产业关联和产业分工，因此，上述产业层面更加协调的变化，同样有助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分工和协作，从而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三   高水平开放推动绿色发展

如果高水平开放确实能够改善国际分工地位，推动参与全球价值链从以往“低端嵌入”向中高端攀升的话，那么这一作用机制所带来的效果，显然有助于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所产生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减少诸如污染排放等对环境带来的损害。承接更加高端的产业或产品生产环节，无论是从要素投入层面还是污染排放层面看，均有助于绿色化转型。虽然目前关于绿色化转型并无统一定义，但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向更加“节能减排”方向发展，无疑是其本质和核心。从这一意义上说，更高水平开放下的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实质上就意味着在融入国际生产网络中，所从事的生产环节和阶段，总体上是更加“节能减排”的产业或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当然，高水平开放对绿色化转型带来的影响，还不仅仅是基于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效应。从根本上看，绿色化转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质上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基础上的，比如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污染治理的水平和能力提升等。上述分析指出，高水平开放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集聚、整合和利用高端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其中，当然包括能够推动绿色化转型的创新要素。比如，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赋能已经成为推动绿色化转型的重要动力，而从开放角度看，以数字规则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型开放，显然是有助于数字技术在开放创新中实现进步，从而提升数字赋能绿色化转型的能力。总之，高水平开放更加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

四   高水平开放推动共享发展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继续发展中加以解决，包括在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过程中更好地促进共享发展。如果说，在以往发展中未能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从而未能实现共享发展，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传统开放模式的不足，那么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水平从而促进共享发展，就需要在开放发展战略转型和模式调整中寻找方案和出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宝贵经验。那么，转向高水平开放能否有助于实现共享发展呢？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实现共享发展，其实仍然存在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发展”，二是“共享”。也就是说，实现“共享”并不是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要通过进一步“发展”使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大众，即一方面要继续“做大蛋糕”，另一方面要使得“蛋糕分配”能够更加均衡和平衡。从“做大蛋糕”角度看，高水平开放的作用毋庸置疑，因为无论是从提升创新能力角度看，还是从促进价值链攀升角度看，都会提升开放发展利益和效益，改善贸易条件，获取更多的分工和贸易利益，夯实共享发展的物质利益基础。从“蛋糕分配”角度看，无论是从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角度看，还是从产业发展更加协调角度看，“协调”发展本身也蕴含了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或者不同产业领域的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收入将朝着更加均衡和平衡的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进一步地，从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型开放角度看，由于诸如要素市场化改革等均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因此，要素市场化改革下的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等，同样有助于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可见，与传统开放发展模式相比，高水平开放更加有助于实现共享发展。

四.   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高水平开放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因此，以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目标导向的高水平开放的实践路径，就是要以实施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为基本遵循，从如下几个方面扎实推进。

一   放大向东开放优势

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兴起了“逆全球化”思潮，发起了对华贸易摩擦，这不仅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了巨大损害，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新型世界经济格局下，也给世界其他各国开放发展利益带来了损害，对经济全球化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1]这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的开放发展，不会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走向了错误的道路，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和正确选择。面临主要来自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全球化逆风、逆流，中国依旧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放大向东开放优势，不仅是中国自身开放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营造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的现实需要。尤其从当前全球产业链共赢链分工格局的角度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仍然占据着全球高端，并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继续放大向东开放优势，深化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有助于在深化合作中加快推动技术进步，尽快为世界经济培育发展新动能，从而为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   做好向西开放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1]。这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不断拓展开放发展的外部空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扩大中国开放发展的“朋友圈”；另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在扩大“朋友圈”中实现外部市场的多元化，而且还要推动高质量共建和发展。这正是做好向西开放文章的真实意涵，也是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中国提出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机构的呼应和认可，“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与西方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有天壤之别，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因此，从开放发展角度看，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框架下，中国将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从而与各国携手应对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在互利共赢中推动中国高水平开放，在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同时，更好地实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这就需要中国在进一步推动“互联互通”、明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确定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方向、不断扩大开放合作领域以及推动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等方面，作出更多探索和积极努力，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三   不断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

扩大服务业开放是拓展开放领域的高水平开放重要内容。与其他行业尤其是经过多年发展的制造业开放相比，中国服务开放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目前，在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条件下，服务业开放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和发展。比如，近年来流入服务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超过制造业领域，不仅是服务业领域不断扩大的实践证明，也说明了服务业开放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实际上，从目前服务业开放的具体领域看，诸如医疗、金融、电信等敏感领域，以及正在成为继农业和工业经济之后主导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领域，特别是数字服务等新兴领域，还存在着明显的准入限制和准营限制。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助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扩大。未来，一方面亟待充分发挥重点开放平台的能动性，比如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重点开放平台，探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和步骤安排，为全国服务业全面扩大开放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服务业重点领域的对外开放，在确保安全和风险可控的条件下，不断降低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瘦身”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清单”，据此吸引和积聚更多高质量外资流向服务业领域。此外，还要紧跟全球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前沿，推动数字技术的开放创新，在扩大开放中培育数字服务产业新优势。

四   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不仅是力图通过走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以应对经济全球化暂时遭遇逆风逆流的有效之举，也是加强和深化区域合作的有效途径，更是推动制度型开放从而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必由之路。实际上，当前各种自由贸易网络如火如荼地发展，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现行WTO框架下的边境开放措施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分工发展的新需要，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演进的新需要。因此，通过构建区域性的自由贸易网络探索边境开放措施，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着高标准化方向发展，就成为经济全球化进入当前阶段的必然选择。从制度型开放角度理解，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构建的实践路径，实际上包含两种形式，一是实质性参与，从而在区域贸易规则和协定谈判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形成和制订中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二是对标式参与，从而能够确保即使暂时未能融入某些区域自由贸易网络，也能够紧跟国际经贸规则的高标准变化。比如，目前中国尚未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但并不意味着不可以率先对接诸如此类的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经贸规则。率先对接和落地此类贸易协定中的高标准经济规则，不仅有助于中国扩大和深化国际合作，也有助于未来加入和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走上能够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高水平开放发展道路。

五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中共中央政治局2023年1月31日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等同于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开放发展模式。实际上，“相互促进”的本质内涵意味着，“新发展格局”既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也不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独立的“双循环”，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从这一意义看，实施高水平开放不是就开放而谈开放，而是要置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看待实施高水平开放问题。具体而言，实施更高水平开放，不仅要更好地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从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样也需要依赖国内发展作为其坚实的基础和支撑，或者说，实施更高水平开放需要充分发挥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发挥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存在的各种堵点，深化不同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分工和协作，以及扩大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的延伸和拓展，加强区域间的分工和合作，使得潜在的本土市场规模变为现实可用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需要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破除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在着力构建统一大市场中，将庞大的需求规模优势转化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总之，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能够将本土超大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进一步提升开放发展水平，真正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