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骈文的重要发展期和转变期。陈寅恪曾说：“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①宋代骈文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并获得了“宋四六”之专名。与此相应的是，宋代骈文批评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其批评话语、焦点、模式都有了新的风貌。而元代国祚不长，骈文批评主要承袭赵宋余绪，出现了刘壎、陈绎曾等批评家记录整理了诸多宋人骈文理论资料，虽然本身并无显著的新变，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学者已经指出，宋元时期是“作为专门文体学的骈文批评”^②的时代，故而两代自然可以整体统观。

宋元骈文批评除了大量散见于笔记、序跋、书信的论述外，还诞生了四六话，涌现出专门性骈文类书，加之大量结集的四六别集和选本，由此呈现出层次多样、观念丰富的互动性批评生态。然而，面对如此丰沛的骈文批评资源，学术界却长期忽视其价值和意义。骈文批评在通行的批评史著作中，几乎是缺席的。少数著作即便为“宋四六”批评留下一席之地，也很少给出正面的评价。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所撰批评史著作，都认为宋元时期的四六批评不涉根本，停留于字句作法，谈不上文学批评。^③其他文学批评史更是对宋元骈文批评未措一词。实则宋元骈文批评的文献形态丰富，体制特征鲜明，只要突破旧有观念，尤其是改变古文的立场，就可以看到一片新的风景。本文即从四六话、笔记、序跋书信三种文献出发，一窥宋元骈文批评的某些特性，以就教于方家。

一.   四六话：宋元骈文批评的新形态

作为独立著作的四六话的出现，是宋元骈文批评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前贤论著措意于此最多。在四六话出现之前，恐怕只有刘勰《文心雕龙》勉强可以算得上骈文批评的专著。之所以说是“勉强”，乃在于刘勰所处的时代并无骈文的概念，《文心雕龙》所讨论的是当时所有的“文”，只不过骈偶恰好是当时文章的主流形态而已。因此，《文心雕龙》也就谈不上专门的骈文立场。四六话则不同，此时文坛经历了唐宋“古文运动”的洗礼，文章形态已经出现了显著的骈散对举乃至对峙，四六文作为文书“应用”的观念也大体稳固。从这一点来看，四六话的出现是骈文批评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一种新型的、建立在“应用”观念上的专门性骈文批评得以确立，并左右了此后骈文史和骈文批评史的发展。检点宋元四六话，现存八部，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颇有自觉性的原创四六话，二是辑录汇编他人四六言论之作，三是独立成卷(或被人辑录成书)依附于笔记中的四六言论，四是服务于骈文写作的指南类著作。因类型不同，诸家文话的批评模式、关注重心和持论立场也多有不同。

王铚《四六话》成书于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是我国第一部骈文话。它秉持四六“皆诗赋之苗裔”^④的观念，以“老成虽远，典刑尚存”的存史心态，第一次较为集中地记录、评论了北宋诸公表启制诰之作，为宋代骈文批评开启了新的篇章。《四六话》取名为“话”，显然受到了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话体影响，故所记主要在辞(警联)与事(本事)两端。《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该书“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是看到了它注重于摘句品藻的一面，而忽略了它还原骈文创作与接受语境(亦即“事”)的一面。^⑤由于骈文在宋代退居于特定的文书领域，故而文章应用场景的决定性作用较之其他文体尤为突出。对偶、用典、辞藻的切当与否，与文章所运用的具体场景紧密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四六话》所采取的“论辞而及事”的批评模式是非常契合四六文体特质的。除了具体的辞与事，《四六话》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总结性的理论主张，如“伐山语”与“伐材语”、“相资之事”与“相须之对”、类俳与气格等，都很有新意，树立了骈文文话的典型。比《四六话》晚出十九年的谢伋《四六谈麈》，虽不以“话”命名，然“论辞而及事”的旨趣却与王氏之作相近，也是一部原创色彩鲜明的骈文文话。特别是该书所揭橥的宋人评骘四六的标准，映照出独特的历史眼光和理论底蕴。谢氏强调四六“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的“应用观”极有代表性，同时也指明“四六之工，在于剪裁”，并拈出了“四六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⑥的文章体制特点，对我们认识宋人的骈文批评观念有启发意义。

南宋中后期的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和祝穆《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议论要诀》两书，均是辑录他书言论而成。《云庄四六余话》百余条尚属杂钞，多取宋人笔记而不加编排，难见撰者用心，不过保留了一些罕见而重要的论述，仍不失其价值。如言宋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并谓四六自各有体“制诰牋表贵乎谨严，启疏杂著不妨宏肆”，^⑦虽不知出于何书，却见解中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此后骈文批评的思考方向。《议论要诀》两卷则能统合群言于三十四个类目之下，其类目设置本身就揭示出重要的批评观念，如“叙述贵得体”“用全句贵善衬”“实事贵相等”“时忌贵回互”“古事配今事”等都是宋元骈文批评中较为核心的关注点。类目中提到的包题、体题、体物、认意、下字、属对、用事、衬语、状景等概念，也都为我们体认宋四六的创作路径提供了关键词。祝穆又将四六之“造语”提炼出不同的风格，列出典重、质实、平正、奇壮、豪放、新奇、华丽、感慨八种，并在相应类目下引证具体作品，很能显示出作者独有的语言风格论。

另外两部文话，洪迈的《容斋四六丛谈》和刘壎的《隐居通议·骈俪》则依附于笔记而生。洪迈著有笔记名著《容斋随笔》，他与兄适、遵都曾应试词科，潜心四六创作，“吾家四六”的标目颇显家族影响，书中记录、谈论四六的内容非常丰富，后人因此将这些内容辑录而成《容斋四六丛谈》。洪迈的四六批评，延续了他博洽多闻、长于考辨的笔记风格，采录了诸多时人的佳联警句、逸闻轶事，对唐代判文风格、制举科目等也有精到的评述。书中“诗文当句对”“表章用两臣字对”等条目更是贴近文体肌理的独到见解，非四六作手不办。只是《容斋四六丛谈》的编者对《容斋随笔》里的四六评论搜集的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还不够全面，并未充分展示出洪迈这位四六高手的精彩意见。与之相较，刘壎的《隐居通议》在体例安排上就显得自觉得多，不但专列“骈俪”三卷，且有总评有分说，结构井然。《隐居通议》也是一部综合笔记，遍涉经史、文章、地理、鬼神，亦颇助于谭艺，堪称博雅之作。作者尤因遭遇板荡，“惧其久而逾忘也，追记零落，不忍遗，辄附载之”^⑧，表现了自觉的存史和存文意识。他推崇陆游骈文“不累叠全句，专尚风骨，雄浑沉着，自成一家”的风格，视之为“骈俪之标准”，眼光老辣不俗。又遍录晚宋各家作品，认为刘克庄四六“不假雕镌，而用事尤精切”，评价甚高；对江西旴江地域文人车东、赵必岊、范礼、欧良等人的骈文多有褒扬，并许以“苍劲峻洁”“明赡精切”“流丽俊快”“典实庄重”诸格；于其他江西南宋骈文家如聂子述、冯梦得、邓林等也多有关注。作为活跃于地方的文人，刘壎十分重视记录本地作家作品，尽显晚宋四六风尚与地域之关系，足堪玩味。

以撰述宗旨而论，王应麟的《辞学指南》与陈绎曾的《四六附说》又属另一类型，侧重于具体的写作指导，具有别样的骈文批评价值。《辞学指南》是为士子应试词科而作的一部专门著作，针对性非常强。该书既列编题、作文法、语忌、诵书、合诵、编文等类，指示备考词科的门径；又将词科考试诸体如制、诰、诏、表、露布、檄等十二类文体的格式、源流、标准，乃至考试的例文、试题都做了翔实可信的评介。王应麟在综合采撷前人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四六辨体之论，鲜活地展示出词科考试与宋代骈文创作之间的关系，承载了特殊的批评价值功能。^⑨如果说《辞学指南》仅着意于台阁之文，陈绎曾《四六附说》则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四六附说》以法、目、体、制、式、格六方面总结四六要诀，提炼出骈文结构的起、承、中、过、结五段，写作套式的性质明显。又将四六文分为台阁、通用、应用三类，并分列浑成格、精严格、巧密格三种不同风格，虽然阐述简洁，但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人的骈文风格论。陈绎曾将四六分为“唐人四六之故规”与“宋人四六之新规”，认为唐人“务欲辞简意明而已”，宋人则“以用事亲切为精妙，属对巧的为奇崛”，^⑩“唐体”与“宋体”的代表作家和写作趣味各异。这些论述从唐宋比较的维度为我们把握宋四六特点提供了坐标。这两部写作指南类的四六话，现实的指向性明确，又兼具一定的理论思考，是不可多得的骈文批评文献。

无论何种类型的四六话，都意味着宋元时代人们对骈文理论认识的新的自觉，较之《文心雕龙》时代没有“古文”作为参照系的骈文批评已然不同。四六话中频繁出现的一些范畴、观念和理论，也成为此后骈文批评发展衍变的重要基石。

二.   笔记：多元立体的骈文批评图景

和四六话集中、系统地表达作者的品藻趣味、理论主张不同，笔记类著作中有关骈文批评的言论就零散得多，但正如钱锺书所言：“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⑪将宋元笔记中散落的骈文批评资料收集在一起，恰可与四六话互相发明、互相补充，实则有些内容也已为其后的四六话所吸收、改写。

宋元笔记多达六百余种，其中论及骈文者在八十种左右。由于这些笔记作者的身份、经历、立场不同，笔记本身的性质类别也各异，故而展现出更丰富多元的骈文批评图景。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由于笔记内容较为驳杂，骈文多非作者专门的关注焦点，与文话偏向“论辞而及事”不同，它们更多的是“论事而及辞”，其重心更偏向于记事，特别是对骈文作品形成前后事由的记录，详尽而具体，常能反映出骈文在具体的制度运转、事件因果、人事纷争中的真实状态，同时也就展现了作为“应用”的四六文创作与批评语境的多维互动性。兹举两例以见。

北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记载高丽官员朴寅亮一行来宋进贡，因海风而误至通州登陆，乃撰谢状致通州知州，其云：

高丽，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祖宗以来，数有宾客贡士登第者。自天圣后，数十年不通中国。熙宁四年，始复遣使修贡，因泉州黄慎者为向道，将由四明登岸。比至，为海风飘至通州海门县新港。先以状致通州谢太守云：“望斗极以乘槎，初离下国；指桃源而迷路，误到仙乡。”词甚切当。^⑫

这条笔记叙述重心乃在熙宁四年高丽恢复修贡之事，不过恰好引及谢状一联，并简评为“词甚切当”。此联中的“望斗极”“乘槎”“指桃源”“迷路”等词，都兼有典故与现实的双重指向，至于“初离下国”与“误到仙乡”也颇合于高丽使者谦逊的身份，故谓之“切当”。理解此联的妙处，必须还原事件的因果，以显示其文辞与应用场景的高度呼应。这种批评模式在此后出现的四六话中也有沿用。

又如王得臣《麈史》卷上记有一则著名的“笑话”云：

御史入台满十旬，未抗章疏，例输金以佐公用，谓之“辱台钱”。神文朝，一御史供职余九十日矣，未尝有所论列，盖将行罚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众伫听，以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误有遗发于其间者，其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卷然之状。”御史皆以才举，所议如此而无责，盖朝廷务广言路耳。^⑬

此则材料的主旨是介绍宋朝御史台的制度设计，并赞扬宋廷广开言路的政治氛围。其所叙述的御史撰文弹劾厨师遗落头发之事，正好折射出弹劾文在台谏制度运转中的作用。笔记所引一联四六弹文，也只有在此制度运行的背景下才能形成诙谐的效果，严肃的制度与琐屑的事件构成强烈反差，让人忍俊不禁。

类似的例证在宋元笔记中不胜枚举，都显示出笔记中的骈文批评所具有的叙述性优势，从而达到了在整体性叙事中凸显文辞旨趣的目的。有些笔记还充分利用篇幅自由的弹性，照录四六全文，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就有“责降朱师复制”“欧阳公投胥内翰启”，王明清《挥麈录》有“张邦昌僭伪事迹”，《玉照新志》有方元若(字允迪)代撰上寿二表、代撰出师大捷露布，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有宋庠贺吕申公等启，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有“罢韩侂胄麻制”，王恽《玉堂嘉话》有“为春旱祈雨青词”，等等，由此超越了“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的批评路向。

第二，由于笔记作者身份多样，故而在对待骈文的态度上，也与亲近骈文的四六话作者异趣。王铚“(四六)诗赋之苗裔”、谢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这类明显的尊体与维护立场，在笔记中相对少见；甚至一些笔记作者还对宋四六持否定态度，这就带来了否定性语境中骈文批评的独特样态，尤其是骈散对比中的批评面貌。

宋人的骈文观存在着明显的两极，抑扬相错，时见笔端。^⑭北宋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评论当代骈文发展，先是说：“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类俳语可鄙”，再说欧阳修四六“俳语为之一变”，至苏轼则“力挽天河以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⑮从“类俳可鄙”到“四六之法则亡”，其中自有对欧苏骈文一变风气的肯定，而其基本的否定指向与态度仍难掩饰。沈作喆《寓简》也说“近世为四六，多失文体且类俳”^⑯，后面虽接了一句“时有可观”，但也是以总体否定为前提。即使是四六名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⑰。且不管这些笔记作者是否真正否定四六，至少这样一种表达策略，就已显露出与王铚、谢伋辈迥异的心态，庶几也反映出时人的普遍看法。直至南宋以后，这样的观点也并不鲜见。叶适《宏词》说：“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⑱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即转述此语，以评价词科骈俪“望风承意”之弊，可见这种论调确实有一定市场。乃至金元文人在笔记中也对宋四六多有蔑视。金国王若虚的《文辨》是一部驳杂的文话，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笔记。他就直截了当地说“四六，文章之病也”，以至于期待“后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快也”，^⑲态度非常极端。宋元之际的盛如梓在《庶斋老学丛谈》中更是总结陈词：“四六文字变于后宋，南渡前只是以文叙事，不用故事堆垛。末年尚全句，前辈谓赋体也。或无裁制，塞滞不通，且冗长，使人厌观。”^⑳表达了对南宋骈俪浮词的强烈否定。笔记中如此之多的反面评论，呈现出四六话中鲜见的批评景观。

如此褒贬交错的态度之所以常见于宋元笔记中，恐怕与时人多将四六纳入古文的坐标加以比较评价密切相关。欧阳修《试笔》早就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㉑

欧公先是否定“往时”四六之文(亦即杨刘西昆之体)，批评它们“述事不畅”，然后赞赏“近时”变体(亦即苏氏父子之文)，能够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他所谓的“变格为文”，显然即指自己高举大纛的“古文运动”。在化骈为散、融散入骈的时代风潮之中，四六骈俪必然受到古文批评话语的强势影响。上文所引《邵氏闻见后录》一段，邵博鄙夷杨、刘谨守律令，赞扬欧、苏一除偶俪恶气，至言“四六之法则亡矣”，其实就是以古文气脉之标准来评价四六所致。王若虚对邵博一面鄙夷杨刘，一面慨叹“四六之法则亡矣”深为不解，说他：“既恶彼之类俳，而又以此为坏四六法，非梦中颠倒语乎？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㉒显然并未理解邵氏游移两端，正是缘于对古文之法渗入四六的充分肯定。

笔记之中所关注的古文与四六的关系，其实是宋元骈文批评的一大关捩。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还提出了“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的观点，值得玩索。

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然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能兼之者，欧公耳。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㉓

吴子良是浙东一派的重要作家，因其学脉使然，他的评骘从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而径接叶适。他所强调的“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就是基于“古文运动”的背景而提出的骈文批评观念，期能洗去“排比而绮靡”的卑弱文风，以让四六获得“不减古文”的审美品格，并表现出“尚议论，有气焰”(二苏)、“辞趣典雅”(荆公)、“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叶适)等不同风格趣向。这些言论，无疑都是站在古文的立场针砭四六，肯定古文的文气、文意、文法乃药治四六积弊的良方，揭示出骈文批评的重要一隅。

第三，正如上文所言，笔记因为内容的驳杂，其视野也就不局限于四六，故而多有跨文体的批评思路显现。古文与四六的对举视野即是其中一大宗，另外还有诗与四六、赋与四六、经史与四六等不同文体之间的渗透影响，笔记中都有所涉及，由此带来了更多元的批评维度。

使用经史成句入文，已是宋四六的显著特点，无论四六话、笔记还是序跋，都有广泛的讨论，自不必赘言。^㉔四六对前代诗歌经典的化用剪裁，在笔记中关注也很多，《容斋随笔》就有不少李杜诗句用于四六的记载，都被辑入了《容斋四六丛谈》。后来祝穆在《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议论要诀》中专列“夺胎换骨”之目，径直将江西诗派的诗学观念用于四六批评，并在此目下辑录了《容斋随笔》《能改斋漫录》等书中的相关内容。至于《诚斋诗话》中记载王安中《贺唐秘校及第启》剪裁化用陶渊明《赠羊长史》诗和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例证，则又不限于诗，而扩之于文了。陈善《扪虱新话》从尊体与破体角度列出“以文体为诗四六”的标目，更是不拘于具体语句的化用，而是明确指出：“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以文体为四六，自欧公始。”^㉕这些都可以见出，将跨文体批评的思路运用于四六文上并非个别人的独家喜好，而是一时的新风潮。

笔记中还记录了一些诗歌受四六影响的例证。如魏泰《东轩笔录》就记载欧阳修追怀王禹偁之诗：“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犹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昏尘。”而王禹偁谪守滁州，到任谢表有句：“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荷君恩。”^㉖欧公七律颔联，全用王禹偁谢表原句剪裁而成，仅改动一两字，殊见高明。徐度《却扫编》也有类似记载：

宣和间，先公守南都，地当东南水陆之冲，使传络绎不绝，一岁中抚问者至十数。故尝有谢表曰：“天阙梦回，必有感恩之泪；日边人至，常闻念旧之言。”后因生日，府掾张矩臣献诗曰：“几回天阙梦，十走日边人。”盖用表语也。^㉗

张矩臣剪裁谢表之言，虽然较之欧阳修的点化稍逊一筹，但也是表文向诗歌渗透之例，两则材料都从新的角度让我们认识了骈文与诗的互动关系。

此外，一些专门的笔记还提供了许多认识骈文史、骈文创作生态的特殊材料。比如《朝野类要》作为职官小词典，就让我们了解了宋代各种四六文书的功用及其基本的流转情况；《黄氏日抄》作为读书笔记，则提供了黄震阅读唐宋骈文具体篇章的精彩见解，都是值得留意的。可以说，笔记一体是我们认识宋元骈文批评最为重要的文献，其视角元素的丰富性、涉及问题的广泛性都是首屈一指的，某种程度上甚或超出了专门的四六话。

三.   序跋书信：一种宏观的骈文批评旨趣

除了四六话、笔记之外，别集中也蕴藏着丰富的骈文批评文献，尤其是序跋书信里多有中肯的文论观点，提出了不少颇有兴味的话题，并呈现出与文话、笔记很不一样的关注趣味。四六话和笔记的关注焦点趋于具体作品，尤其醉心于佳联警句的讨论分析，对骈句的用典、对偶、剪裁等技巧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也是骈文批评不同于古文批评的一大特征。而在序跋书信中，我们较少看到作者品评鉴赏四六文的某一篇、某一句，更多的是一种宏观性思考和表达，常常涉及骈文统绪、流派衍化、作家风格、制度利弊、师友渊源等骈文创作与批评中更核心、更根本的问题。

试举例以见。李邴乃南北宋之交的四六名家，曾经给另一四六名家王安中的《内制集》撰序。^㉘由于李、王两家文集都已散佚，李邴此序主要依靠总集、类书流传下来。细读此文可以发现，因为是给以四六撰成的内制集作序，李邴的文章便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即制诰文体的统绪源流，二是王安中制诰文的总体特色，都不局限于一联一句。其谈论制诰文体的统绪衍化，先言“本朝承五季之后，杨、刘之学盛于一时，其裁割纂组之工极矣”，拈出杨亿、刘筠二家；再言“近世张公安道高简粹纯，王公禹玉温润典裁，元公厚之精丽稳密，苏东坡先生雄深秀伟，皆制词之杰然者”，列出张方平、王珪、元绛、苏轼四人；最后落脚于王安中：“由东观入掖垣，由乌府登鳌禁，皆天下第一选。”由此，勾画出由七位典范作家形成的制诰文在北宋承变的清晰脉络。其谈及王氏制诰特色则云：

其所制体大而义严，事核而旨深，奇而不失正，雄而不为夸。褒勋劳则有带砺丹青之信，施霈宥则有雨露涵濡之泽，文治平则祥极乎凤麟，申戒饬则诚著乎金石，嘉武节则毅乎彪虎之威，美文德则昭乎藻饰之华，[皆]极其致。盖与本朝数公不相上下，而驰骤乎燕、许、常、杨之域，若不以体制拘之，骎骎乎汉氏矣！盖公天才英迈，学力有馀，于文于诗皆瑰奇高妙，无所不能，故出为世之贤如此。自徽宗皇帝即位以来，擅制诰之美者，公一人而已，得不谓一代之奇文欤？

这段评语先论王安中制诰文的总体风格，继而以不同内容分而赞扬，包括褒勋劳、施霈宥、文治平、申戒饬、嘉武节、美文德五种制诰之体，所评所论非常切合内制的书写内容和文体规范，绝非泛泛而谈；又以唐代制诰典范张说、苏珽、常衮、杨炎四家作比，甚至说倘若不拘于骈俪之文，王氏制诰可直追汉代文章；最后，将王安中誉为徽宗以来擅长制诰的“一人而已”。毫无疑问，李邴此序是为王安中而发，其论断自然更倾向于一种私人话语。序跋就其文体的原初定位来说，是相对私人化的写作体裁；但随着印本在宋代的日益繁荣，原本只是流转于师友之间的序跋迅速公共化，故而作者们在写作时已预设了更广泛的读者群，此文因此也就具有了公共判断色彩。李邴所勾画的制诰文承变脉络，抛开最后的王安中不谈，其他诸家的典范意义应是其真实观点的表达，并和时人对北宋四六发展演变的认识大体一致。李邴对不同类型制诰文的最高审美要求的表述，也可转化为一般的骈文批评观点。也许正因该序持论具有一定代表性，韩淲《涧泉日记》卷下便摘录了其主要内容，显示出时人对李邴意见的关注和认同。

与之相类，元人袁桷读汪藻外制集，其所撰跋文也是由一人之作而牵涉更重大的理论问题。《跋汪龙溪外制草》一文云：

崇观词臣，以扇对、全语为高，独龙溪先生痛扫时弊，尽复元祐之旧。方羽书飞驰，颠沛道路，非如昔人夙构古语。而德音四达，甚于奉天之感泣。不幸为秦氏子摈斥远道，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尝考宋世内外制之作，至公而始备。故其剪裁也，有丁、夏之风；其典雅也，备曾、王之体。肆而不野，丽而不侈，则骎骎乎欧、苏矣。今观手稿，遂书所闻，以寓仰止之意云。^㉙

袁桷先是批评北宋末年“以扇对、全语为高”的骈文风气，然后标举元祐骈文的旗帜，赞誉汪藻四六能够一变时弊。其论以汪藻内外制“备众体”为核心，而及于丁(谓)、夏(竦)之剪裁，曾(巩)、王(安石)之典雅，以及欧(阳修)、苏(轼)之“肆”和“丽”，实则勾勒出了北宋四六的统绪承变与艺术源流。尤其是将曾巩纳入两制骈俪的发展脉络，颇显袁氏自得之见。

按照一般的目录学分类，文集可分为总集与别集，这是从收文的作者数量角度提出的分类方式(总集收多人、别集限一人)。如果从收文的类别角度看，也可以尝试提出“专集”概念，即专门收录某一类文章的文集。这些“专集”既可以是总集，也可以是别集。比如李刘的《四六标准》可算别集中的专集，专收四六；宋敏求的《唐大诏令集》可算总集中的专集，专收诏令文。序跋中的四六批评，尤以这类专集最为集中而突出。上举李邴之序、袁桷之跋即是其例。方回《读宏词总类跋》又是一例。

据《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宏辞总类》四十一卷，后集三十五卷，第三集十卷，第四集九卷。起绍圣乙亥，迄嘉定戊辰。皆刻于建昌军学，相传绍兴中太守陆时雍所刻前集也，余皆后人续之”^㉚。这是一部汇聚词科考试相关作品的大型总集。方回跋中主要讨论了此书编纂与时政的关系、词科制度演变对骈文创作的影响两个问题，又以后一个问题最为引人注目：

是科也，绍圣三年，以经术取士，罢词赋，故立科曰宏词，四题分作两场。大观七年，更名曰词学兼茂科。南渡后绍兴三年，以工部侍郎李擢奏，乞取绍圣宏词、大观词学兼茂科，更加裁订立科。左司王冈等乞以博学宏词科为名，六题分为三场。桧乃宣和五年以密州教授中词学兼茂科也，近世废之。为是又以士不习偶俪，杀其恩数以试，俗呼为小词科。自绍圣创学，以至靖康之乱，凡有司之命题与试者之作文，无非力诋元祐，以媚时相。四六于是愈工，而祖宗时文章正气扫地，天下文人才士心术蛊坏，知猎一时之荣，而不恤万世之有公议。痛哉！^㉛

这是我们认识词科制度流变的一份难得的材料，从词科肇始到几经废起、更名，均有梳理介绍。同时，方回又从词科与时政的关系，特别是秦桧对南北宋之交词科的影响着眼，指出词科很长时间落入了“凡有司之命题与试者之作文，无非力诋元祐，以媚时相”的处境，由此也就造成了四六虽工，但正气扫地、士风颓败的状况。方回虽然在文章开篇提到了具体的篇章，但最重要的落脚点在于揭示词科在政治高压下的嬗变，是一篇从专门制度角度提供的骈文批评文献，颇具参考价值。

检点这些专集序跋可以看出，它们关注骈文的宏观问题这一特性是很突出的。仅就刘克庄而言，他的《宋希仁四六序》《跋张天定四六》《跋方汝玉行卷》《跋方至文房四友除授》《跋黄牧四六》等文，就涉及了四六用典之法、用全句之利弊、南北宋四六流派统绪、四六俳谐文之源流及手法等诸多重要问题。至于像吴奂然为《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圣宋千家名贤表启翰墨大全》这类四六类书(总集)所作的序，更是表达了中下层士人对四六文章的普遍看法，反映出南宋时期独特的四六创作与批评生态。

论及骈文的书信常与其他文章同论，较之序跋来说相对少一些；专论四六的书信更是罕觏，然也是骈文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信的特性与序跋类似，所论都偏于宏观。李廌《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就是一篇非常重要而经典的论文之作。该文先论文章之要(即体、志、气、韵)，再述作者天资才品与文章气韵之关系，分文章为山林之文、市井之文、朝廷卿士之文、庙堂公辅之文，还论述了作者道德品质与文风的关系等，这些论断关涉根本，视野阔大，历来为批评史家所重视。李廌此文虽非专门的四六论，却因题作“论宏词书”，自当包括骈文在内。

刘克庄的一些书信也多措意于骈文批评。如其《答陈主簿开先书》即云：“半山、初寮、平园三数公大典册信巨丽矣，岁晚诸表愈精妙，少作有所不逮。无它，勇猛则进，退惰则衰竭尔。”^㉜刘氏以王安石、王安中、周必大三家为宋四六的坐标点，并将之视为骈俪精进的典型。他还有一篇以四六文写成的四六论《答汤伯纪论四六启》，其中云：

若乃庐陵之于文僖，眉山之于安道，皆以游从之旧，每形推许之间，曷尝谓文字之瑕疵，适足见风流之笃厚。顾如执事，方负轶材，小欲骋落霞孤鹜之词，大欲秉检玉泥金之笔。务为高简，恐贻买菜之嘲；尽黜铅华，似匪粲花之体。诚愿于俊壮雄深之外，加委蛇曲折之功。出之无穷，读者不骇。^㉝

文章以欧阳修、钱惟演、苏轼、张方平之间的交游关系，谈四六创作的互相砥砺；又以王勃《滕王阁序》写景之词与“检玉泥金”的封禅之文，赞赏汤汉(字伯纪)“方负轶材”；最后期待汤汉骈文能兼顾“俊壮雄深”与“委蛇曲折”两种不同风格。这些论述都蕴含着刘克庄独到的骈文理论主张，并关涉晚宋士人交际网络与骈文批评样态。

由此可见，序跋书信中的骈文批评因其著述形态与文体特性，跳出了“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的窠臼，常镶嵌于作者的人际交往之中，并与其他文体批评相混融，呈现出趋于宏观批评的旨趣。

除了上文所论三种著述形态，宋元骈文批评言论还广泛存在于史书、碑传、目录、类书、总集等各类典籍中，但相对来说篇幅少而零散，体制特征不够鲜明，兹不再论。纂辑汇编宋人四六要语的工作，从宋代即已开始；至清代而集大成，尤以彭元瑞《宋四六话》十二卷与孙梅《四六丛话》三十三卷为代表。倘能在两书基础上重加考订增补，爬梳宋元文话、笔记、文集中的相关言论，集成宋元骈文批评资料于一编，必将促进我们对骈文批评史的整体认识，并重估宋元骈文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修辞诸方面的地位与贡献。

① 陈寅恪：《论再生缘》，载《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72页。

② 参见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中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③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是诸种批评史著作中最留意宋四六批评的，态度也最具有代表性。他在谈到南宋文论“法的问题”中云：“论四六则不过摘举隽语，标示作法，商讨体格，或讲述源流诸端，要之都不外技巧的问题。故由文学批评而言，关于四六的议论也不关重要。”又说四六话之类的著作“都重在摘举隽语，商讨作法，与文学批评不生什么关系”。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第292页。

④ 王铚：《四六话》，载《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6页。

⑤ 关于四六话论事的讨论，可参看陶熠：《宋代骈文批评中的读者反应与公共意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⑥ 谢伋：《四六谈麈》，载《历代文话》第1册，第34页。

⑦ 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载《历代文话》第1册，第119页。

⑧ 刘壎：《隐居通议》卷二十一，读画斋丛书本。

⑨ 关于《辞学指南》的骈文批评史意义，可参考王水照先生《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及管琴《词科与南宋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六章相关讨论。

⑩ 陈绎曾：《文章欧冶·四六附说》，载《历代文话》第2册，第1267页。

⑪ 钱锺书：《读〈拉奥孔〉》，载《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33页。

⑫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第112页。

⑬ 王得臣：《麈史》卷上“台议”条，载《全宋笔记》第14册，大象出版社，2019，第199页。

⑭ 周剑之《宋代骈文“应用观”的成型与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一文从“有用”和“无用”角度做过讨论，可参看。

⑮ 邵博：《邵氏闻见录》卷十六，中华书局，1983，第124-125页。

⑯ 沈作喆：《寓简》，载《全宋笔记》第40册，第49页。

⑰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八“四六名对”条，中华书局，2005，517页。

⑱ 叶适：《宏词》，载《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三，中华书局，2010，第803页。

⑲ 王若虚：《文辨》卷四，载《历代文话》第2册，第1149-1150页。

⑳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知不足斋丛书本。

㉑ 欧阳修：《试笔·苏氏四六》，载《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2001，第1983页。

㉒ 王若虚：《文辨》卷四，载《历代文话》第2册，第1149页。

㉓ 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载《历代文话》第1册，第554-555页。

㉔ 陶熠：《从别调到主流——骈文“用成语”观念在宋代的成立》，《文学遗产》2021年第3期。

㉕ 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一，载《全宋笔记》第47册，第305页。

㉖ 魏泰：《东轩笔录》卷四，载《全宋笔记》第20册，第232页。

㉗ 徐度：《却扫编》卷中，载《全宋笔记》第39册，第243页。

㉘ 据周必大所撰《初寮先生前后集序》，知王氏文集以南渡为界，分为前集四十卷，后集十卷。其中又包含内制集十八卷，外制集八卷，而内制集序言即李邴所作。下文所引此文均据《全宋文》第17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57-58页。

㉙ 袁桷：《跋汪龙溪外制草》，载《清容居士集》卷五十，四部丛刊本。

㉚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451页。

㉛ 方回：《读宏词总类跋》，载《桐江集》卷三，宛委别藏本。

㉜ 刘克庄：《答陈主簿开先书》，载《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三四，中华书局，2011，第5386页。

㉝ 刘克庄：《答汤伯纪论四六启》，载《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二六，第5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