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左传》之作者、成书、性质及二者关系诸问题，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多所关注，议论迭出。纷纭众说中，《左传》先于《春秋》说是比较特别的一种，但学界对此说之始末及其分合异同尚有未逮。本文拟就此问题详加考论，希望于《春秋》学研究或有小补。

一.   黄洪宪之“又焉知非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

溯源探流，《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明黄洪宪《春秋左传释附序》。

黄洪宪(1541—1600)，字懋忠(忠或作中)，号葵阳，自称碧山学士，秀水(今浙江嘉兴)人。隆庆元年(1567)解元，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读，官至少詹事，掌翰林院事。尝奉使朝鲜。一生行迹详见明代冯梦祯《快雪堂集》卷十八《少詹事兼侍读学士葵旸黄公行状》。洪宪颇有文名，著述宏富，有《周易集说》(或题《学易详说》)三卷、《春秋左传释附》二十七卷、《碧山学士集》二十一卷、《銮坡制草》五卷、《朝鲜国纪》一卷、《輶轩录》四卷(一作五卷)、《资治历朝纪政纲目》七十四卷、《秀水县志》十卷等十多种。^①黄洪宪关于《春秋》学的著述主要是《春秋左传释附》二十七卷。《千顷堂书目》云：“黄洪宪《春秋左传释附》二十七卷。万历己亥序。”^②今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一册。^③但黄洪宪《春秋左传释附序》不见于《四库未收书辑刊》所收明刊本中，而见于《碧山学士集》卷一，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五也有载录。

万历二十七年(1599)十一月，黄洪宪《春秋左传释附序》云：

余在史馆时，好读《左氏春秋》……惟刘歆氏曰：“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公、穀在七十二弟后，传闻与亲见详略不同。”此三传之断案也。至其引传以释经，则不免牵合附会。而后世杜预袭其说，为之分年相附，作《经传集解》。见谓有功于左氏，而不佞窃有疑焉。盖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以存王迹，惟提纲挈领，寓褒贬于片言只字，其辞约，其旨微，诚以国史具在，文献足征，天下后世自有可取以证吾言者。故曰：“我观周道，舍鲁何适矣！”而说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丘明作传。”是欲杞、宋鲁也，是谓孔氏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且丘明身为史官，博综群籍，自成一家言。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国赴告策书……靡不网罗捃拾，总为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吕、虞、陆《春秋》之类，非有意于释经也。他日孔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若有窃比老、彭之意。又焉知非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故左氏之文或有经无传，或有传无经，或后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终应，皆匠心独创，逴艳千古。曷尝拘系为经役哉？大抵孔子修鲁史，未尝自明其为经，而后人尊之为经。丘明作传，未尝有意于释经，而后人传之为经传。故读《左氏春秋》者，第经自为经，传自为传，其可相印证者固在，而不必牵合傅会，反失夫作者之意也。乃若公、穀二传，专以释经为主……万历己亥畅月谷旦。^④

序文明确推论“又焉知非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这是一种独特的《左传》先于《春秋》的说法，立说的主要理由有四。

其一，黄洪宪认为，孔子“因鲁史修《春秋》”，之所以只是“提纲挈领”，“寓褒贬于片言只字”，辞约而旨微，是因为“国史具在，文献足征，天下后世自有可取以证吾言者”。也就是说，因为有可资备查验证的繁详国史、文献在，孔子修《春秋》才如此简约。而这个国史、文献，即是鲁史官左丘明在博综群籍后，囊括二百四十年历史大事所写就的“左史”。《左传》《春秋》，一繁一简，正相配合。

其二，黄洪宪认为，这个后来称之为《左传》的“左史”，是一种独立单行的著作，“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吕、虞、陆《春秋》之类，非有意于释经也”。也正因为“左史”并非专为解释经义而作，所以“或有经无传，或有传无经，或后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终应”，这和“公、穀二传，专以释经为主”完全不同。

其三，黄洪宪赞同刘歆所说“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较《公羊传》《穀梁传》有着“传闻与亲见详略不同”的区别，但对刘歆“引传以释经”的做法表示疑虑。至于“后世杜预袭其说，为之分年相附，作《经传集解》”，就更不免有所疑问了。黄洪宪认为，经自为经，传自为传，《春秋》是《春秋》，“左史”是“左史”，都是独立存在的，“其可相印证者固在，而不必牵合傅会”。称经称传只是后人的尊崇和追认，并非作者在创作之时的有意为之。

其四，《论语·公冶长》曾两次提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⑤，黄洪宪认为，从语序语意来看，左丘明大概如孔子曾言及的“老、彭”(指老子、彭祖)一类的前代人物。年世既然在孔子之前，那么自成一家言的“左史”就很有可能成书在孔子修《春秋》之前，所以黄洪宪明确提出“又焉知非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 一举突破了先有经后有传的传统观念。

从序文可知，黄洪宪立说缘起，一是对杜预“分年相附，作《经传集解》”的做法不太赞同，二是对“说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丘明作传’”的反驳。这个“说者”其实也指杜预。黄洪宪反驳的就是杜预以来认为左丘明是“受经作传”的说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⑥

这是关于《左传》作者和成书的最早正式记载。这则记载交代了《左传》的作者以及创作的缘由，但对于作者左丘明的身份及其与孔子的关系，司马迁并未明言，只说是“鲁君子”，年代大致与“七十子之徒”同时。刘歆继承了司马迁的左丘明作传说，并“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⑦，即认为左丘明就是《论语·公冶长》里与孔子同耻的左丘明。但刘歆对左丘明的身份及其与孔子的具体关系，仍未确指，只说是“亲见夫子”。东汉初年陈元始说：“丘明至贤，亲受孔子。”^⑧“亲受”之于“亲见”，虽一字之易，二人关系顿时指实，这实际上是说左丘明系孔门弟子。《汉书·艺文志》又说左丘明是鲁太史。王充、许慎、贾逵、郑玄等人均承司马迁、刘歆以来的左丘明作传说。杜预《春秋序》则别有推论，认为左丘明是“受经作传”，其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⑨荀崧更谓：“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⑩将司马迁、刘歆、陈元、班固、杜预诸家之说，融而为一。此后，左丘明“受经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自晋以来，直至中唐，向无异议。《史通·六家》云：“《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⑪也继承了杜预以来的正统观念。不过，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氏非丘明”，《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如唐末陈岳《春秋折衷论自序》云：“谓与圣人同时，接其闻见可也，谓其亲受之经则非矣。”^⑫即对“受经作传”说持有异议。黄洪宪显然也持反对态度，认为“丘明作传，未尝有意于释经”，成书还当在孔子修《春秋》之前。不过，黄洪宪虽然在自序中提出了新说，但《春秋左传释附》的“笺释”却并没有贯穿这一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较黄洪宪年世早八十年的邵宝，提出了“然则鲁史安在？今之《左传》是也”的论述。邵宝(1460—1527)，字国贤，江苏无锡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官至南礼部尚书，卒谥文庄。著有《简端录》十二卷、《容春堂集》六十一卷、《左觿》一卷等。事详《明史·儒林传》本传。《简端录》云：

圣人因鲁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废鲁史，《春秋》行则鲁史从之矣。然则鲁史安在？今之《左传》是也。何以谓之传？传以附经，左氏盖修饰之。^⑬

邵宝认为，《左传》即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的“鲁史”，尽管后有“左氏盖修饰之”的补充说明，究邵宝本意，他仍持先经后传的传统观念。如《左觿》首条云：“左氏不识经文，以为兼赗公与仲子。”^⑭再如《丰都志序》云：“故左氏释《春秋》，每致意于不书之故。”^⑮“左氏不识经文”，“左氏释《春秋》”云云，这些语辞显然都是邵宝秉持《春秋》成书在前、左氏依经修饰作传的明证。只不过邵宝认为，左氏据以修饰的《左传》原本即是孔子所因之“鲁史”。虽然他的本意并没有《左传》先于《春秋》的明确论述，但已离此不远了，这种说法确实能为后世开启新的思路。

二.   张纯甫之“左丘之《传》先于孔子《春秋经》”

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首倡“又焉知非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之说，嗣后久无回响；直到1932年，张纯甫又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左传》先于《春秋》说，且论证颇为系统详细。

张纯甫(1888—1941)，名津梁，字涛邨，又字纯甫，号兴汉，又号筑客，台湾新竹人。幼承家学，始专力于诗，后潜心学术，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与传承，有“北台大儒”之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台湾儒学代表人物之一。著有《非墨十说》《是左十说》《守墨楼吟稿》《守墨楼文稿》等，1998年黄美娥汇编为《张纯甫全集》(共六册)，生平事迹见第六册附录詹雅能《张纯甫先生年表》。张纯甫作为当时重要的诗人和学者，以其乡贤与地利之便，受到台湾学术界重视。对于张纯甫最重要的《春秋》学著述《是左十说》的论析，即有林庆彰、蔡翔任、陈琬琪、张素卿等先后撰有专文。^⑯

张纯甫《是左十说重序》曾自述他提出此说以及撰作《是左十说》的过程：

余自壬申岁发见左丘之《传》先于孔子《春秋经》以来，初止咏于诗，至翌年始笔之于书，成《是左十说》，至今又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东摭西拾，凡于群书见有与余说相发明者，辄记录之于《十说》册中，眉有批，旁有注，后有案语，一册几满，亦可谓劳矣。^⑰

可见，张纯甫于1932年初步提出《左传》先于《春秋》之说后，对《是左十说》的撰述颇为用心，花费了大量精力，前后历时六七年之久。据张纯甫《筑客四十五前诗自叙》《是左十说序》《是左十说重序》以及詹雅能《张纯甫先生年表》，1932年，张纯甫在新竹整理旧诗稿，作《筑客四十五前诗自叙》，述及《左传》先于《春秋》之说；并作《读左五首》，以概咏其说。^⑱1933年，张纯甫正式着手撰述《是左十说》。1936年11月，完成《是左十说》初稿。1938年4月完成定稿。

《是左十说》主要探讨《左传》的成书、性质、功用、地位及影响。张纯甫“研究所及，则《易》《诗》《书》《礼》《春秋》《国语》诸书均有论说”^⑲，并详细论述了《左传》与上述各书及诸子的关系，认为《左传》乃古文家言，亦史学家言，《左传》为六经之总汇，即史学之总汇。而全书最独特、最关键的论点即是《左传》先于《春秋》说。张纯甫对此说非常自得，曾自道：“历古今二千余年之博学通才，皆瞠目结舌，未有能道之者，乃今竟为学疏力薄之某所窃见，亦幸矣哉！”^⑳台湾学者评析此说时，也多认为这是张氏的独见，“自家拈出之新说”^㉑。

张纯甫认为“左丘之《传》先于孔子《春秋经》”，其主要理由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春秋》须先有《左传》方能显现其价值，若《春秋》先于《左传》，则不过“断烂朝报”而已。张纯甫认为，孟子、司马迁等人都极言《春秋》的重要性，如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王安石却讥为“断烂朝报”，“或又云似流水账簿”，^㉒反差竟是如此之大，原因何在？“《春秋》若无左氏之《传》，则居然断烂朝报、流水账簿矣；若有《左氏传》记其事实，则所谓‘乱臣贼子惧’者，又岂诬也哉！”^㉓也就是说，《春秋》实有待于《左传》的先成先行方能凸显其功用。但前人为古说和《公羊传》《穀梁传》二传解经纷争所迷误，以为左丘明也和《公羊传》《穀梁传》一样依经作传，先经后传，其实正好相反。张纯甫说：“无《传》以叙其事，而空有其《经》以褒贬之，则其所是非，人又乌能知者？不谓为‘断烂朝报’，不可得矣！”^㉔

其次，《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即《国语》之作者左丘)，并系其少年时代的作品。张纯甫考察了历代学者关于《左传》作者、成书时代的种种论述，认为《左传》作者即是“与孔子同耻”的左丘明，“盖鲁君子左丘明为鲁史，《传》有‘君子曰’可证”^㉕，“丘明定是鲁史而又娴于诸国之事者也”^㉖，年世先于孔子，是子产、季札之友^㉗；而且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未失明时的少年之作，说：“《国语》之文法气度虽与《左传》稍殊，其事迹言语亦时有出入，然而大体略同，详略互应，味马迁所云‘失明有国语’者，即失明后乃有《国语》，必未失明前另有一书可知。而《国语》老年之作也，故其文典赡迂缓，如老成人之断狱；若《左传》，则才气横溢，时有浮夸之言，其为少年之作无疑矣。”^㉘

再次，左丘明及其弟子成书在前，孔门弟子补修在后，《左传》本无是非褒贬，有之乃后世如刘歆等窜入。既然《左传》先于《春秋》，为何《左传》载录孔子身后事迹，记孔子之言，并多有解经之语呢？张纯甫说：“以《传》中有‘君子曰’为证，定自定十年至十五年以前为丘明及其弟子所修，以后为孔门弟子所续，而前后解经则后人如刘歆等所窜入。”^㉙认为《左传》独立单行，本非解经之书，本无是非褒贬，但由于《公羊传》《穀梁传》二传皆立学官，虽有大好《左传》的刘歆，也只想为《左传》争立学官地位，故而“更造为解经之言以附益之，竟似左氏后于孔子矣”^㉚。

最后，孔子作《春秋》是为订正《左传》“所误书”，《春秋》是《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张纯甫认为，历代《春秋》经解之所以聚讼纷纭，“其弊则在不知孔子何故作《春秋》耳”^㉛。由于《左传》记录本是据事直书，其中多系旧史之文，或列国赴告之文；至于是否合乎王道大义，史官并不能更改删修，只能排比整齐，稍加润色而已，“故孔子恐其传之久远有黑白混淆之遗祸，因为岁时目录，著其实而订正之，即谓《春秋》”^㉜。“孔子盖见左氏之鲁史已成，其中有一二事为旧史所误书，而左氏仍之者，若不急为订正之，则左史一行世，而真犯漏网，乱臣贼子反有以劝，故不惮为此断烂文章耳。”^㉝这个“断烂文章”就是《左传》的“目录”，“岂前知后世必有《左氏传》之行世，而先为之提纲挈领乎？抑已见及左氏之史先成，而乃为之作目录以引人注意乎？”^㉞在形式上就如同后世司马光《资治通鉴》之有“目录”，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之有“纲”。

张纯甫不知黄洪宪已导夫先路，因立说相近，故所用理据多有相似之处。如《春秋》有待于《左传》的先成先行，相互配合。黄洪宪说孔子修《春秋》只是“提纲挈领”，“寓褒贬于片言只字”，因为“国史具在，文献足征，天下后世自有可取以证吾言者”; 张纯甫说“《春秋》若无左氏之《传》，则居然断烂朝报、流水账簿矣”。再如《左传》是独立单行的著作。黄洪宪说《左传》“未尝有意于释经”，“经自为经，传自为传”; 张纯甫说“《左氏传》必单行”。又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记载，黄洪宪认为左丘明盖“老、彭”一类前代人物; 张纯甫认为左丘明先于孔子。又如刘歆“引传以释经”，黄洪宪对刘歆此举之牵合附会表示怀疑; 张纯甫说《左传》“本无是非褒贬者，有之乃后世如刘歆等窜入”等等，张纯甫与黄洪宪说皆相似。更引人注目的是，张纯甫说：“岂前知后世必有《左氏传》之行世，而先为之提纲挈领乎？”这个“提纲挈领”的四言用语，竟完全与黄洪宪相同，此真张纯甫所谓“黯合”者。

三.   章太炎“《经》《传》同作具修”说及其他

张纯甫完成《是左十说》初稿时，以为《左传》先于《春秋》说是自己独得之见，后来看到章太炎之论，喜以为吾道不孤，说：

以《春秋经》为后于左丘之史，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篇》有“孔子次《春秋》，以鲁史记为本，犹冯依左丘明，左丘明者，鲁太史”之言，此乃偶及，而未曾演论；余则与之黯合，而欲为其澈底。当《是左十说》之草成，尚未见及此，后见之，喜甚，乃亟列于眉批，庶不有掠美之诮乎！^㉟

1909年11月2日，章太炎(1869—1936)在《国粹学报》己酉年第十号发表《原经》，后收入《国故论衡》卷中。《原经》云：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明其亡变改。其次《春秋》，以鲁史记为本，犹冯依左丘明。左丘明者，鲁大史。然则圣不空作，因当官之文。《春秋》《孝经》，名实固殊焉。^㊱

此即张纯甫引为同调之所据。但细绎章太炎之论，张纯甫的理解其实有误。章太炎所谓“以鲁史记为本，犹冯依左丘明”，原意强调的是孔子借助左丘明的太史身份获得了“史氏宝书”，并不是说这个孔子以为本的“鲁史记”就是左丘明的著述。其《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曾说：“夫以史氏宝书，非他人所能窥视，以丘明为鲁太史，得与周史为缘，故孔子因之以入。若子夏，卫之庶士，安得冒昧窥之？”^㊲而且，章太炎也不是“此乃偶及，而未曾演论”，章太炎在《检论》卷二和《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一曾有多次细致的论述。

1914年，章太炎将《訄书》增删改订，定名为《检论》，其《春秋故言》云：

自孔子以鲁故臣，依大史丘明为主，而修《春秋》……故夫笔削之事，游、夏不能赞一辞，而丘明佐书焉。《经》有丘明所作者矣。《传》文时举卫赐繁缨……诸事不见于《经》者，而称圣论定其是非。明诸所录事状，获麟以上，皆造膝受意焉。故《传》亦兼仲尼作也……后代所题，《经》称仲尼，《传》称丘明，徒以箸于竹帛字踪笔迹之所发者，则据为主名耳。^㊳

章太炎认为，当时史官皆自周出，而诸侯史记当归王官，不可私藏；孔子是在太史左丘明襄助下修成《春秋》的，而左丘明又是在得闻孔子“圣论”下修成《左传》，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更是明确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其云：

“《严氏春秋》引《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此则《春秋》经、传同作具修，语见《观周》。严氏虽治《公羊》，不能非间。桓谭《新论》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言相持而成，则《经》《传》同修可知……观周之役，本兼为《经》《传》行也。且后人作史，尚不得有本纪而阙列传，岂以圣哲参会，鉴不及斯乎？又观左氏及太史公所述，《经》亦自有丘明之笔也……依史公说，丘明为鲁君子，则此先书不书者，皆丘明新意，而孔子斟酌焉。《经》且有丘明同纂者，其《传》安得后时而作乎……是故存其旧文于《经》，而付其实事于丘明以为《传》，错行代明，使官法与事状不相害，所谓《经》《传》表里者此也。^㊴

章太炎所据《春秋左传正义》卷一述沈文阿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以及《太平御览》学部引桓谭《新论》这两则所谓“共为表里”的记载，历来学者多有引据。但这两则记载晚出，其来源可疑。元郝经《春秋三传折衷自序》、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吕思勉《读史札记·甲帙·左氏不传春秋下》等均有辨正，足证其不可信据。笔者认为这两则的记载可能都是从卢植类似之言附会而来的。黄觉弘：《左传学早期流变研究》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192-194页。仅就这两则文辞而言，是说孔子作《春秋》与左丘明作《左传》乃同时所为，共为表里。章太炎释为“《经》《传》同作具修”，别有阐发，但并不认为《左传》先于《春秋》，自与黄洪宪、张纯甫诸说不同。张纯甫也曾引及《观周篇》，说：“事或有之，而《经》《传》绝非一时并作者，必《传》先《经》后，其《传》后者，孔门弟子续之也。”^㊵可见与章说不同。张纯甫盖未参考章太炎这些相关论说，加之成见在胸，以己度人，故有误解，遂引为同调。^㊶

张纯甫之后，《左传》先于《春秋》说者仍偶有所闻，不绝如缕。时隔半个世纪，1984年10月，唐德刚(1920—2009)在《传记文学》月刊第45卷第4期发表《文学与口述历史(讲稿)》(后收入其《史学与红学》)，再次作了“大胆假设”，他说：

事实上《左传》并非伪书，而是被作伪者刘歆动过手脚。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春秋》是孔子读《鲁史》的笔记——有哲学气味的笔记，也可说是根据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笔记。但是《鲁史》是什么样的书？作者又是谁？我大胆假设：《鲁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传》的原来面目即是《鲁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书失传后，被刘歆在“中秘书”发现，乃改头换面，倒果为因，搞出《左氏传》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㊷

这段论述里，唐德刚明确提出“《左传》的原来面目即是《鲁史》”，也就是孔子作《春秋》之所“因”，这个“《左传》的原来面目”显然要早于孔子所修《春秋》。但唐德刚仅有简单推测，并无详细的具体证明。就此节文辞来看，唐德刚受到了近世以来刘逢禄、康有为等人所谓刘歆伪造《左传》说的一些影响，当不知前已有黄洪宪、张纯甫诸人之说。

2005年，邢子民《左丘明与〈左传〉关系考》旧案重提。该文一方面“论证左丘明对《左传》的著作权”，同时，“还从一个新视角对《左传》的成书问题进行探讨，还原《左传》与《春秋》两书的真正关系”。^㊸文章说：

孔子出于对史学的钟爱和教学的需要而修订了《春秋》，他所依据的史料底本就是左丘明编著的鲁国国史《春秋》。本文为此列出多条证据来证明左丘明鲁史《春秋》在前，孔《春秋》在后，孔子据左丘明鲁史《春秋》而修《春秋经》的可靠性。正如明人邵宝所说：“圣人因鲁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废鲁史，《春秋》行而鲁史从之矣。然则鲁史安在？今之《左传》是已。”^㊹

可见，该文曾受到邵宝的启发，不过论证能有所变化，有一定新意。如将从左丘明鲁国国史《春秋》到现在所见《左传》的形成分成四个阶段，即材料储备阶段、鲁史《春秋》阶段、《左氏春秋》阶段、《春秋左氏传》(即《左传》)阶段，认为：“经传本同出一原，都出自左丘明的鲁史《春秋》。左丘明的鲁史《春秋》，先是被孔子简修成所谓《春秋经》，后来战国汉初学者又对鲁史《春秋》进行增修，并定名为《左氏春秋》，刘歆及古文经学家出于解经的目的对《左氏春秋》进一步窜加，并最终定名为《春秋左氏传》，从而出现《春秋》经传格局。”^㊺思考也较为用心，可备存参。

该文也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论说已着先鞭，故时有与前说类似者，如对于左丘明年世、身份、国籍的认定；论述左丘明《左传》原为鲁史《春秋》，孔子据以编修《春秋经》；现存《左传》就是原鲁史《春秋》在后人的不断增修中发展而来的；见于今《左传》的孔子《春秋》之后以及孔子卒后的史事当为战国汉初后学所加，刘歆及其后增加解经语、“君子曰”等等，这些论说都与黄洪宪、张纯甫有类似之处。盖取旨既同，证述自有不得不然者。

① 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于黄洪宪《朝鲜国纪》一卷后载“又《箕子实纪》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6页)，《浙江通志》卷二四四承之，误。《箕子实纪》乃李氏朝鲜名儒李珥(1536—1584)所撰，非黄洪宪著述。今《碧山学士集》卷一九《书〈箕子实纪〉后》云：“余使朝鲜，获睹《实纪》。”(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419页)可见黄洪宪奉使朝鲜时看到了《箕子实纪》一书，后为之题跋，并不是自己撰著了此书。

② 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5页。

③ 黄洪宪：《春秋左传释附》，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381-718页。

④ 黄洪宪：《碧山学士集》卷一，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第133-135页。按，《碧山学士集》卷一所录之序不题作序年月，此据《经义考》卷二○五所引补(中华书局，1998，第1047-1048页)。又《经义考》所引偶有异文：“余在史馆时”“余闻之”，“余”作“予”；“而后世杜预袭其说”，“袭”作“集”；“我观周道”，“我”作“吾”；“反失夫作者之意也”，无“反“字。见第1047页。

⑤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45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一四，中华书局，1959，第509-510页。

⑦ 班固：《汉书》卷三六，中华书局，1962，第1967页。

⑧ 范晔：《后汉书》卷三六，中华书局，1965，第1230页。

⑨ 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4页。

⑩ 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五，中华书局，1974，第1978页。

⑪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0页。

⑫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七八，第917页。

⑬ 邵宝：《简端录》卷九，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51页。

⑭ 邵宝：《左觿》，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7册，齐鲁书社，1997，第194页。

⑮ 邵宝：《容春堂前集》卷一三，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8册，第141页。

⑯ 林庆彰：《张纯甫的〈左传〉研究》，载《儒学与社会实践——第三届台湾儒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编辑，2003，第351-376页；蔡翔任：《张纯甫“是左”“非墨”思想研究：以古史辨运动为背景》，硕士学位论文，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3；陈琬琪：《张纯甫儒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4；张素卿：《张纯甫〈是左十说〉析论》，载《儒学研究论丛：日据时期台湾儒学研究专号》，台北市立教育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儒学中心，2008，第47-65页。

⑰ 张纯甫：《是左十说》，载黄美娥主编《张纯甫全集》第4册，台湾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第153页。

⑱ 按，《读左五首》见黄美娥主编《张纯甫全集》第2册《守墨楼吟稿》，第63页。诗主旨认为鲁人左丘明作《左传》先于《春秋》，本独立单行，后人窜入子曰、解经之文，孔子据《左传》作《春秋》而有所订正，基本上撮述了《是左十说》主要观点，可谓此书之简纲。

⑲ 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57页。

⑳ 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51页。

㉑ 张素卿：《张纯甫〈是左十说〉析论》，载《儒学研究论丛：日据时期台湾儒学研究专号》，第65页。

㉒ 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50页。

㉓ 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50页。

㉔ 张纯甫：《是左十说》，载黄美娥主编《张纯甫全集》第4册，第154页。

㉕ 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于黄洪宪《朝鲜国纪》一卷后载“又《箕子实纪》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6页)，《浙江通志》卷二四四承之，误。《箕子实纪》乃李氏朝鲜名儒李珥(1536—1584)所撰，非黄洪宪著述。今《碧山学士集》卷一九《书〈箕子实纪〉后》云：“余使朝鲜，获睹《实纪》。”(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419页)可见黄洪宪奉使朝鲜时看到了《箕子实纪》一书，后为之题跋，并不是自己撰著了此书，第168页。

㉖ 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于黄洪宪《朝鲜国纪》一卷后载“又《箕子实纪》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6页)，《浙江通志》卷二四四承之，误。《箕子实纪》乃李氏朝鲜名儒李珥(1536—1584)所撰，非黄洪宪著述。今《碧山学士集》卷一九《书〈箕子实纪〉后》云：“余使朝鲜，获睹《实纪》。”(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419页)可见黄洪宪奉使朝鲜时看到了《箕子实纪》一书，后为之题跋，并不是自己撰著了此书，第170页。

㉗ 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于黄洪宪《朝鲜国纪》一卷后载“又《箕子实纪》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6页)，《浙江通志》卷二四四承之，误。《箕子实纪》乃李氏朝鲜名儒李珥(1536—1584)所撰，非黄洪宪著述。今《碧山学士集》卷一九《书〈箕子实纪〉后》云：“余使朝鲜，获睹《实纪》。”(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419页)可见黄洪宪奉使朝鲜时看到了《箕子实纪》一书，后为之题跋，并不是自己撰著了此书，第171-172页。

㉘ 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于黄洪宪《朝鲜国纪》一卷后载“又《箕子实纪》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6页)，《浙江通志》卷二四四承之，误。《箕子实纪》乃李氏朝鲜名儒李珥(1536—1584)所撰，非黄洪宪著述。今《碧山学士集》卷一九《书〈箕子实纪〉后》云：“余使朝鲜，获睹《实纪》。”(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419页)可见黄洪宪奉使朝鲜时看到了《箕子实纪》一书，后为之题跋，并不是自己撰著了此书，第167-168页。

㉙ 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于黄洪宪《朝鲜国纪》一卷后载“又《箕子实纪》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6页)，《浙江通志》卷二四四承之，误。《箕子实纪》乃李氏朝鲜名儒李珥(1536—1584)所撰，非黄洪宪著述。今《碧山学士集》卷一九《书〈箕子实纪〉后》云：“余使朝鲜，获睹《实纪》。”(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419页)可见黄洪宪奉使朝鲜时看到了《箕子实纪》一书，后为之题跋，并不是自己撰著了此书，第151页。

㉚ 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于黄洪宪《朝鲜国纪》一卷后载“又《箕子实纪》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6页)，《浙江通志》卷二四四承之，误。《箕子实纪》乃李氏朝鲜名儒李珥(1536—1584)所撰，非黄洪宪著述。今《碧山学士集》卷一九《书〈箕子实纪〉后》云：“余使朝鲜，获睹《实纪》。”(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419页)可见黄洪宪奉使朝鲜时看到了《箕子实纪》一书，后为之题跋，并不是自己撰著了此书，第151页。

㉛ 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于黄洪宪《朝鲜国纪》一卷后载“又《箕子实纪》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6页)，《浙江通志》卷二四四承之，误。《箕子实纪》乃李氏朝鲜名儒李珥(1536—1584)所撰，非黄洪宪著述。今《碧山学士集》卷一九《书〈箕子实纪〉后》云：“余使朝鲜，获睹《实纪》。”(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419页)可见黄洪宪奉使朝鲜时看到了《箕子实纪》一书，后为之题跋，并不是自己撰著了此书。

㉜ 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5页。

㉝ 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于黄洪宪《朝鲜国纪》一卷后载“又《箕子实纪》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6页)，《浙江通志》卷二四四承之，误。《箕子实纪》乃李氏朝鲜名儒李珥(1536—1584)所撰，非黄洪宪著述。今《碧山学士集》卷一九《书〈箕子实纪〉后》云：“余使朝鲜，获睹《实纪》。”(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419页)可见黄洪宪奉使朝鲜时看到了《箕子实纪》一书，后为之题跋，并不是自己撰著了此书。

㉞ 司马迁：《史记》卷一四，中华书局，1959，第509-510页。

㉟ 张纯甫：《是左十说》，载黄美娥主编《张纯甫全集》第4册，第153-154页。

㊱ 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中，商务印书馆，2010，第88页。

㊲ 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一，载《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54页。

㊳ 章太炎：《检论》卷二，载《章太炎全集(三)》，第408-411页。

㊴ 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一，载《章太炎全集(六)》，第251-261页。

㊵ 张纯甫：《是左十说》，载黄美娥主编《张纯甫全集》第4册，第170页。

㊶ 按，陈琬琪《张纯甫儒学思想研究》则沿袭张纯甫误解，以为持“《传》先于《经》，《经》依《传》而作”之说者，首见于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篇》，“纯甫在定稿前，得章说之支持，因此更加坚定于提出《是左十说》的主张”。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第46页。

㊷ 唐德刚：《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1页。

㊸ 邢子民：《左丘明与〈左传〉关系考》，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第1页。

㊹ 邢子民：《左丘明与〈左传〉关系考》，第59页。

㊺ 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