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精准切口，承载着治理重心下移的时代任务与人民期待。在基层场域实现服务与空间的融合，不仅为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布局分散化、邻里关系淡漠化等难题提供了破题思路，更是明确了以空间承载服务、将服务嵌入空间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以青岛市李沧区新时代邻里式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为例，可归纳出“空间设施改造—服务持续嵌入—邻里精神培育”的动态优化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出党建引领、资源联结、共识培育的融合机制，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规范化、可推广的解释机制与经验借鉴。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空间载体与政策工具，但其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及其内涵构成的异质性在理论上始终未得到充分的厘清。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出发，将“机构”与“功能”视为理解行政区划的两种关键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机构—功能”框架。该框架从政区是否设有一级政府以及是否行使特定行政管理功能两个角度，区分出主行政区划、辅行政区划、准行政区划与类行政区划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作为政策工具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其中主行政区划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他三类行政区划则基于不同的治理情境设立，根本作用在于缓解主行政区划刚性与国家治理柔性之间的冲突，其空间视角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与稳固运行。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未来向往，也是学前教育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必有表征、必需保障和必然路径。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亟需构建科学、完善的指标体系加以指引。基于可持续发展系统论，从高度与水平、空间结构、时间进程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由发展度、协调度和永续度组成的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了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和“三度”水平，发现我国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全国四大区域之间差异明显，发展度、协调度和永续度三者之间均衡性不足，“三度”内在构成要素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我国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应以经费投入为重点, 多措并举提高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以公平均衡为导向，推动城乡、园际学前教育协调发展；以内外合力为保障，驱动学前教育健康永续发展。

在党和国家全面振兴教师教育的关键时期，对刚度过入轨阶段的师范类专业认证进行有效性研究，是一种基于形成性元评价角度的思考。按照“层次—维度—准则”的逻辑顺序，从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围绕“体系—过程—结果”三维分析框架构建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元评价标准体系。在对500多位利益相关者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多级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有效性介于“一般”和“较好”之间，师范类专业认证有效性在被基本认可的同时也存在亟待完善的问题。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校企协同育人的难点之一是订单式人才培养中多元利益诉求的有效协调。基于多案例研究法对N技工院校中6个校企合作育人专业(共18个订单班)的实证分析显示，订单式人才培养呈现混合化发展趋势，并呈现出“五阶段四主体”的模式特征。该培养模式下的核心利益主体包括技工院校、订单班教师、用人单位和订单班学生，其利益冲突与博弈的交叠影响催生出校—企、校—生、校—师、企—生、企—师、师—生等博弈失序问题，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及效益。引发博弈失序的深层动因包括制度层面的宏观和微观制度功能缺失与执行失效，法律层面的校企合作订单式育人地位模糊，以及文化层面的就业导向观、利益本位观与个人本位观冲突。为协调多元利益诉求、推动各主体实现良性博弈，应从制度建设与文化整合两个层面入手，围绕“准备阶段—班级组建—班级授课—最终考核—实习就业”的人才培养全链条实现机制优化。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不仅是制度上的调整，更是激发县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以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9年间涵盖1 911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探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验证其内在的作用机理和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显著提升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在传导路径方面，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主要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促进产业集聚以及吸引资本流入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县域中，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展现出更加明显的经济拉动效应。为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资源优势，应提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包容性和灵活度，激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活力，以促进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农户生活垃圾污染治理直接关系农村环境治理整体成效。采用湖南省农户调查数据和有序Logit模型研究污染感知、村庄认同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制，发现：污染感知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认同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其通过制度信任这一中介机制间接促进村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村庄认同在污染感知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增强农户对生活垃圾污染及其危害的感知和认识，培育与强化农户村庄认同感，增强村干部的公信力和依法行政能力是切实推进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规范化和环保化，实现生态宜居目标可行的优化路径。

刑事司法正经历深度智能化。人工智能辅助定罪办案系统加速迭进，冲击着传统定罪观念的知识禁区。传统定罪理论体系、本质特征、运行机制整体上遭遇挑战，由此孕育专属的人工智能辅助定罪司法知识体系、理论基础。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由经实践检验的理性要素合成其制度本体，为量刑正义赋以新能。经由算法逻辑及其规则，形成科学的理论知识谱系与实践理性模型，并辅以完备的匹配、验证等运行机制，铸成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系统的基本应用原理。人工智能辅助定罪不脱离传统理论。以司法大数据及其蕴含的“活着的”定罪逻辑为实践前提与参照，奠定辅助预测定罪功能的客观性、真实性与可靠性。当前，针对认罪认罚案件的人工智能辅助(确认)定罪，迎来得天独厚的实践优势与探索契机。

恶意点击类制造虚假流量行为系网络黑灰产业链中的一种，其复杂性和关联性使得相关犯罪行为得以通过网络空间肆意传播，不仅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增加了相关行为的定性难度，已成为中国刑法理论亟需解决的问题。虽然恶意点击行为的出现对传统罪名的适用提出了一定挑战，但刑法在规制相应犯罪行为时也不应过度“积极”，而应当注意适用的限度。针对恶意点击类制造虚假流量行为，司法应总体把握恶意点击的行为样态，以上下游相结合的方式，对恶意点击行为进行整体评价，既要判断上游行为是否构成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类犯罪，也要重点审查下游行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的规定，以实现对恶意点击行为的合理规制。

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的实现与呈现，相当依赖于可动用的社区资源。在我国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不力的现象或问题，且与参与资源匮乏密切相关。从资源视角出发，分析社区参与主体的资源相互依赖关系，探讨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路径，有助于破解社区居民参与困境。研究发现，拓展资源枢纽型组织的资源发掘路径、利用政府在社区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地位、建构多元化与多层次的社区资源供给体系，是缓解社区参与不足、最终走出社区参与困境的可行路径。

在全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半工半耕”成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的普遍家计模式。西部地区所能提供的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空间造成了本地劳动力大量外流，近年来的产业转移与农民工回流也没有解决用工荒问题。家庭是经济发展与情感互动的统一体。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厚的“家本位”价值观念，通过劳动力优化配置实现家庭积累的最大化在中国农民家庭中成为共识。然而，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罔顾夫妻情感表达的家庭策略带来了家庭破碎的风险。对中国农民家庭来说，打工行为是他们“过日子”生活逻辑的具体形式。应将家庭作为实体带回到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之中，实现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间的情感互动。“夫妻工”模式的出现既满足了农民家庭实现家庭高积累的发展目标，也兼顾了夫妻间的情感互动，进一步增强了家庭的韧性，激发了家庭活力。

如果把因明仅仅定义为关于三支论式及其规则之学，重读古典，走进文本，则可以从文本里衍生出因明的知识谱系：从因明的发展演进来看，实现了印度因明到中国化因明的转换；从因明理论来看，三支论式是五支论式的完善，有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不同的概念群；从研究范围来看，涵摄因明理论与应用。因明知识谱系的分析表明，与有效性推理不同，因明有着自己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应用范围。从产生之初，逻辑就是思想的论证工具。研究逻辑史、写作逻辑史理应从思想论证视角进入，从逻辑理论与应用两个方面发现并总结不同逻辑的各自特征，这是文明互鉴的基础。

命题主义指称论运用紧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指称，以命题成分间的指称关系限定名称的指称。命题主义指称论创新性地给出了一种理解语言与世界之间指称关系的方法，这为解决空名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空名难题是指空名是否有意义、空名语句是否表达命题、空名语句的真值判定等相关问题。从命题主义指称论的观点看，空名的意义在于其具有的基础可接受性，空名语句表达命题，空名语句的真值判定依赖于以意义为核心的等值模式。命题主义指称论弥补了间隙命题论解决空名难题的语义学策略存在的不足。

先验逻辑是康德认识论批判的主体部分，既有先验认识论结构，也有形式逻辑脉络，包含“真理的逻辑”和“幻相的逻辑”。在先验逻辑中，形式逻辑的对当关系、命题逻辑、三段论与先验认识论的概念分析、原理分析、幻相分析之间，具有精巧的对称结构。在哲学维度，先验逻辑是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其中, 逻辑线索构成康德认识论迷宫的“导航”，同时它也是认识论体系的“脚手架”。在逻辑史维度，先验逻辑注重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意味着非经典逻辑的萌芽，对现代逻辑哲学具有启示意义，并成为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