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历史题材包括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制作和播出数量快速增长，成为电视剧平台的主要题材之一，优秀剧目不断出现，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一些影响较大的历史剧不但引发了全民观赏热潮，成为一个时期全社会的热门话题和文化现象，剧中人物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还对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然而，随着更多的创作者进入这一领域，作品历史价值观混乱的问题开始出现。这种建构在影像文艺基础上的对历史信息的解读和传播基本都是由编剧、导演、演员等文艺工作者承担和完成的，他们非但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而且自身的历史知识储备也不够丰厚。因此，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表达难免存在幼稚、浅薄和偏差之处，甚至出现对历史的随意理解、改造和扭曲。在这种背景下，凸显历史价值观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历史剧创作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历史价值观是研究和解读历史的哲学基础。“历史价值观作为历史领域内的价值判断，是历史的伦理学。和历史观不同的是，历史价值观是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规范而不是客观描述，它是依据特定的价值尺度对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的价值批判，是历史主体对制度比较和社会比较的价值选择。”^①也就是说，“对于相同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不同的历史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尺度会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评价”^②。历史剧的价值观是创作者的历史价值观作用于具体作品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价值观既是塑形的模具，也是过滤的筛子，创作者对于历史的阐述和表达都需要通过这个哲学工具来实现与完成。长篇历史剧体量庞大，它所涉及的历史价值观内涵丰富、体系浩繁、触角极多。简而言之，它必须是健康的、积极的、进步的、阳光的，而不是反动的、晦暗的、病态的、颓废的、恶意的，必须代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人类对历史发展的美好期待，必须同样符合文艺创作在“真善美”方面的共同价值观。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概念中的“革命历史”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以及新中国建设而艰苦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和一般历史题材电视剧不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专注于对革命历史的表达、演绎和重现，强调主流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之所以要专门提出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价值观问题，是因为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是历史剧中的特殊样式，它除了要符合一般历史剧在历史价值观方面的基本要求，还具有特殊的评判标准和来自当代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更具体更严谨的审视与观照。因此，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的历史价值观表达，有必要进行认真的讨论。本文将对当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价值观进行研究和梳理，从“人民性”“客观性”和“当代性”三个方面，探讨如何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实现正确的历史价值观表达。

一.   人民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价值观的核心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具光辉的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色。“文艺的人民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都曾有所涉及。”^③ “为人民服务”既是毛泽东对全党提出的要求，也是对人民性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事业是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的，人民主体性是文艺的核心思想。他强调，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④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立场的重要性，多次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⑥。这些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时代发展和理论创新。

一   人民性是衡量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价值观的重要标准

文艺作品中的人民性，通常是指文艺作品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的表达，需要符合一定的意识形态规范，即马克思主义对人民性的界定。“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和灵魂，也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逻辑起点与根本价值取向。”^⑦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为政治主旨和主题诉求，这一指向的特定性，决定了人民性必然是其首要的价值观。坚持人民利益至高无上，体现人民性，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毋庸置疑、不可轻慢的一个原则。因此，衡量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价值观健康与否，人民性既是最重要的标准，也是全部价值观的核心。坚持人民立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既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也应该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者的自觉担当。是否以人民性为最高标准既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直接的哲学设定，而是一种客观和必然，无所取代，不可选择。其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革命历史题材中的人民性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最高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代表人民，在艰苦漫长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最高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多次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⑧，“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⑨。

其次，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并坚持的政治伦理，党的章程或军队的条令无不以“为人民服务”为开篇宗旨。在这个政治伦理体系中，任何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任何的个人理想和集体信念，都必须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石之上。离开了人民利益，所有的奋斗都将成为个人的野心和个人的江湖，都将失去伦理和道德的高地，因而也就无法衡量其文明与进步的价值。

最后，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真实过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人民利益从来都是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主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抗日斗争、推翻蒋家王朝等重大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无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和翻身解放、革除腐朽的社会制度、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让国家迈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让全体中国人民获得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其英雄事迹和高尚情怀感天动地、可歌可泣。习近平指出：“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⑩这也是在进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时理解中国革命的必要前提，以及必须坚持的立场和视角。

二   人民性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表达原则

人民性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表达，是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涉及人物设计、事件选择、故事编织、文化渲染、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批判等电视剧创作的方方面面。简单归纳，应该重点把握四个原则。

一是必须准确地、全方位地理解人民利益的概念。人民利益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它有多个层次、多个侧面、多种表现形式，有现实利益，有长久利益，还有中华民族的长远战略利益，而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人民利益。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对人民利益的理解，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高地，并站在这个历史高度上进行最终的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判，并展开准确的演绎，不至于因某些历史层面对人民利益的具体表述不同而怀疑人民利益的合理性。

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党没有也不谋取另外的利益。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方针政策和艰苦斗争，也都代表了某一阶段的人民利益。无论何时何地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切割开来。近年来，有些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作品对这方面的认识较为模糊，片面强调党的利益，而较少注意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比如，把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表现为党派之间的斗争，把革命战争表现为共产党同他人争夺天下的战争，把革命英雄人物表现为江湖大侠；甚至不能正确把握革命历史中的敌我定位，美化和同情残酷斗争时期的敌人，将有关对敌斗争的坚定正确的立场一律看成是“概念化”“脸谱化”和“缺少创新”。这就误解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造成了敌我界限的模糊，消解了中国革命的意义。

三是必须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史观，正确把握和处理好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的对撞与调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英雄史观往往把个别历史人物夸大为主宰历史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分野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野。电视剧《觉醒年代》就很好地处理了二者的矛盾，把它们调和在了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主调中。剧中的主人公们虽然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但是在剧情表达中，他们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是人民利益和民族复兴的先锋队员，和苦难的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创造的历史，便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电视剧表现形式特殊，不擅长直接展开理论阐述，故事需要向少数主要人物集中，戏剧矛盾和戏剧冲突也需要围绕以主要人物为主体的核心事件来展开。如某部著名的抗日题材剧，原本的主题是表现基层官兵的英勇顽强，最终却成为神枪手的个人舞台，几乎就是一支神枪打天下。观察和研究当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就能发现，这种情况在许多电视剧作品中存在，削弱了主题的正当性、深刻性和严肃性。当然，如果从戏剧表现技巧的角度来讨论，在当代戏剧创作风格多样化的背景下，即便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也往往会运用大量的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如想象、梦幻、虚拟、意识流、时空调节与调度等。创作技巧的发展变化由大众审美引领和决定，现实主义创作在这方面应该保持一定的宽容度，以便作品为更多的受众所接受。但关键是，必须从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角度去认识和理解人物的命运和遭遇、社会和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时代的动荡与变革、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矛盾的造成与激化，都应该统筹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框架当中，而不是随心所欲地、片面地解读革命历史，把革命历史等同于一般的隋唐演义。在普通历史题材特别是古代故事剧集中，对历史观的各种要求并不突出。革命历史题材与一般历史题材本质的不同就在于其人民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主要人物必须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其行为目标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尽可能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历史事件的关切点上，在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的设置上，时时心怀人民，摆正位置，充分考虑其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特殊功能，保持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防止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孤芳自赏。

四是表达人民性不是简单地表现“小人物”，也不是简单地把“小人物”当成电视剧的主要人物。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往往讲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事件，其间不免会涉及众多著名历史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大人物”。为了让故事和人物更接近普通观众，以“小人物”的视角来表现历史事件是一种通常的做法，也就是所谓的“接地气”。电视剧《新四军》最早成功地采取了这种手法，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部电视剧以普通新四军官兵作为主要戏剧人物，在演绎重大历史事件时不再是满屏的各级领导，极大地提升了题材的戏剧魅力。不过，虽然“小人物”在身份上更接近底层人民群众，却并非意味着“小人物”就一定代表了人民的声音、人民的愿望和人民的形象。如果不经过抽象化、典型化和艺术化的提炼加工，“小人物”照样会成为象牙塔里的人物，无法实现“接地气”的功能。相反，“大人物”经过提炼加工和艺术化，也可以具备“小人物”的功能。如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完全是把青年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物来表现和塑造的。这使得人物真实可信，有效拉近了人物和当代观众的距离。实际上，就戏剧人物来说，并没有绝对的“大人物”和“小人物”，“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功能并不是固定的、绝对的，人物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塑造人物的方向和质量，“大人物”未必高高在上，“小人物”也未必脚踏泥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对于革命历史题材来说，在表现历史事件时，通过“大人物”的思想水平和思考深度以及格局和视野可以更方便地展开戏剧主题，很难被其他人物替代。

二.   客观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价值观的基石

客观性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最重要的历史价值观之一。在历史题材电视剧出现之前，已有历史题材电影、话剧和其他戏剧样式作品；但由于体量较小，只能在严格限定的剧场条件中表现相对简单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其在时间上、空间上和话题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限制，几乎解除了在时间、空间和场景方面的所有拘束，在表现手法上也借助了丰富成熟的电影技术，因而成为当代最强势、最流行的故事载体和文化平台。它不但可以讲述最复杂的历史事件，梳理最复杂的人物关系，还能够通过故事充分表达创作者对历史的观察、思考和评价。创作者和表演者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巨大的思想和艺术空间，这也成为历史题材电视剧最大的优势。

一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应当给历史文化以应有的尊重

革命史也是历史，它具有一般历史的全部特征。革命史又不等同于一般历史，因为它突出强调有关“革命”的主题。因此，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区别于其他一般的历史题材电视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不但具有独特的内容，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前提，在主题诉求、题材表达和戏剧功能上也都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和特殊设定。“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应该坚持艺术性与真实性统一。忠于历史，真实反映历史。真实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本质要求，真实的表达、真实的历史更有感召力与说服力，真实的革命历史辅之以高超的艺术表达才能打动人、教育人。”^⑪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除了要遵循一般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基本创作要求，于客观性方面也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这里所指的客观性不单指剧情、人物要真实反映历史，更重要的是指在创作态度上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逻辑。

近年来播出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于客观性方面出现了许多引起争议的问题。一是不能准确地理解革命历史，把革命历史等同于改朝换代，或者等同于个人激情和个人奋斗。这不仅反映了创作者缺少对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者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质了解，也使得主题发生了偏差。二是不能客观地理解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失败和挫折，热衷于表现个人的或者局部的错误，并放大到人性的、人道的高度进行批判，从而派生出各种政治的或者文化的错误结论，走进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死胡同。三是机械、僵化地理解革命历史，照本宣科，事件和人物概念化、符号化、口号化，缺少血肉，缺少感情，缺少鲜活的人物个性特征，剧情枯燥，台词空洞，甚至把革命历史幼稚化，一开口就是幼稚的革命道理和革命口号。四是脱离时代背景来塑造人物和编织故事，使得故事和人物都不具备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性和文化环境下的独特性，或者不能贴合历史，或者同历史疏离。这些作品不但缺少足够的历史文化信息，也缺少感染力和生命力。

上述问题综合在一起，形成了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神剧化”倾向，这也是目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在客观性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在这些“神剧”中，创作者无视历史逻辑，无视历史事实或历史定论，无视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历史事件的政治属性，随意编造历史和历史细节，神化英雄人物，低能化对手。刀枪不入的身体、招招致命的拳脚、水火不坏的金刚之躯以及超出人类能力和客观可能的种种神功，都是这些“神剧”的标配。有些“抗日神剧”的主要人物甚至能飞檐走壁、以一当百，凭借本身的武术就可以迎战日寇，一招制敌。“神剧”把革命斗争简单化，降低了革命先烈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而夸大敌人的无能和夸大自身的强大一样，也降低了革命先烈牺牲奋斗的价值。“神剧”貌似在赞扬革命前辈，实际上却虚化了革命前辈的英雄形象。在神化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的过程中，革命历史上的种种艰苦卓绝和千回百转、种种前仆后继和惨痛牺牲，通通成为花边和陪衬。虽然“神剧”正在成为过街老鼠，但是目前仍未被完全消灭。

“神剧”之所以能够产生，首先是因为创作者对历史价值观的抛弃和无视，在历史价值观方面毫无分寸、毫无坚持，没有把历史价值观当成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灵魂，没有在本质上理解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意义。其次是创作者对革命历史缺少应有的敬仰和感情，也缺少深入了解革命历史的兴趣。一些创作者受到社会上流行的创作方式的影响，不能正确理解革命历史题材与一般历史题材的本质不同。此外还有不少创作者不但缺乏历史修养，也缺乏以现实主义手法表达历史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水平，只能简单化、走捷径，以“神剧”的方式来掩饰创作能力的不足，毫无底线地迎合市场，为了某些市场利益不惜使作品低俗化、幼稚化，把市场效益放在了所有创作标准的首位，显现出创作者历史知识匮乏和历史常识错乱。“神剧”在观众中引发了极大的反感，被全社会广为诟病，不但败坏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良好声誉，也拉低了其思想层次、艺术层次和审美层次，严重动摇了观众对革命历史的崇敬之情，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发展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因此，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必须尊重历史文化，给予历史上那些光辉灿烂的杰出人物和文化成就以应有的尊重，必须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怀有敬仰之情和敬畏之心。要做到既尊重和接受基本的历史事实，也尊重和接受史学主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和结论以及相应的定位、评价或批判。即便要在作品中重新展开对历史的解读和反思，也必须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秉承历史事实，遵循历史逻辑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二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必须秉承历史事实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强调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客观性，不仅是为了防止随意篡改真实的革命历史，还是出于对革命往事的尊重和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习近平指出：“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⑫因此，在客观性的把握上，应当注意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在历史的真实性层面，必须维护革命历史的严肃和庄严。一切戏说革命历史，将革命历史低俗化、阴谋化、武侠化、言情化的倾向，都是对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化的消解和亵渎，是对革命历史极大的不尊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必须力求真实准确地表现和还原历史，还原相应时代的历史风貌; 在重大历史问题上, 特别是在历史事件的关键节点上，要避免信口开河、随意编造。要把握和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编织事件还是塑造人物，都要从历史的真实背景和真实逻辑出发，切忌离开历史的真实脉络去虚构剧情。历史人物的视野和能力必须在历史逻辑能够包容涵盖的范围内，这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规范。在真实性和可能性之间，必须高度尊重历史逻辑，不能云里雾里、凭空虚构。文学家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指出，“艺术虚构不是向壁虚造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史料、对历史事实(包括人物)的本质有了明白认识以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虚构。这样的艺术虚构，就能与历史真实相结合而达到艺术真实(即在艺术作品中反映的真实)与历史真实(即客观存在之历史)的统一了”^⑬。

第二，在文化表现层面，必须符合相应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习俗。文化也是革命运动的载体之一，对革命历史的表现必须符合相应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习俗。比如民国时代的故事，就应该有民国时代的文化风味，不能让历史人物开口就是当代网络流行语言。所有的语言习惯和生活环境、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情以及时尚和审美元素，都必须考虑在整体的表达当中，尽可能让历史画面原汁原味，防止历史风貌的过度变形。

第三，在细节营造层面，必须以极其严格的标准来把握，避免失真。细节的真实是构成文艺作品真实性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对创作者来说，营造细节的真实，需要更高的历史修养。“这就是说，当史料素材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有虚构、想象的成分，以虚补实。但有一个原则，这虚构、想象的成分，虽非事实之真，却是情理之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⑭观察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播出情况，细节上的虚假和粗糙比比皆是。在有些剧情中，这种细节上的随意性几乎达到了放纵的地步。比如使用狙击步枪这个细节，在很多剧情中，无论正规部队还是游击队，最先进的各种狙击步枪总是随处可见。某部著名抗战题材电视剧的主人公使用的步枪竟然是配备了瞄准镜的特殊美制步枪，这支步枪成为这部电视剧最主要的剧情支撑点。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成立的虚假细节。还有些剧目在历史表达方面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由于细节失真，客观上丑化了历史人物，最终沦为笑料，并连带造成了主题的崩溃，成为同类题材创作中失败的教训，如“馒头当手榴弹”“裤裆藏炸弹”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在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过程中，必须以极其严格的标准来把握各种历史细节、生活细节、技术细节和场景细节，这既是对革命历史负责，也是对作品负责。电视剧《悬崖》是在这方面较为出色的作品，它对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营造与还原，为故事提供了城堡般的支撑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和气场，成为这部作品最鲜明的特色。电视剧《特赦1959》也是近年来在客观性方面表达水准极高的作品，创作者对改造国民党战犯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认识、梳理和解读，很好地处理和把握了各种政治遗产和政治观念之间的矛盾，使一个复杂敏感、政策性很强的历史事件获得了客观的艺术呈现，不但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水平，作品也因此显得真实动人。

三.   当代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价值观的生命元素

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⑮黑格尔也曾说: “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属于我们的。” ^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回顾革命历史，使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和革命先辈们的艰苦奋斗，从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发扬革命传统，鼓舞革命斗志，保持奋斗激情。这和一般历史题材电视剧不同，一般历史题材电视剧主要是通过演绎古代故事，供观众欣赏。虽然一般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也有当代性方面的要求，但主要是为了对接市场，适应当代观众的观赏习惯和要求，因此主要表现在故事演绎的技术层面，如结构、语言、时尚元素等。而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来说，当代性是其必须具备的精神气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价值观必须具有鲜明的当代性，是基于当代价值对于历史的解读，是革命历史在当代意识形态下的展开。实际上，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从立意开始，就与它的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息息相关，甚至它的产生和影响完全取决于历史事件的当代价值，如《觉醒年代》等电视剧，就是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而专门制作。即便有些此类电视剧是从革命历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和传奇性开始介入，也同样需要首先找到它的当代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开拓，在当代价值体系中对其准确定位，赋予其更加鲜明、贴切的当代意义。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当中，当代性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内容，也是技巧；既是戏剧风格，也是与观众沟通的方式。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⑰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价值观中的当代性，可以简单概括为“不忘初心”和“与时俱进”两个主要方面。“不忘初心”就是要求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在今天的幸福生活中，铭记革命先辈的伟大理想和牺牲奉献，铭记他们的伟大精神和伟大业绩。“与时俱进”就是要以当代的思想成果、历史高度来解读和书写革命历史，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革命历史的伟大意义与伟大价值，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只有发现、挖掘并赋予了积极、强烈的当代意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才具备了在当代文化背景上的生机和活力，才有可能成为同类作品中的优秀者。

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立身之本。“我们强调历史剧的当代性是因为‘当代性’的核心就是用当代精神去观照、理解和处理问题”，“即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必须以一种现代理性精神，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既向历史索取‘当代’意义，又显示出历史的深度感和现实的责任感”。^⑱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价值观当中，当代性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思想认识水平和哲学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对历史更详尽的观察和更深入的研究思考，对历史的评价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同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评价、判断和解读。运用当代视角、当代思想和当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重新认识和解读革命历史之后，电视剧的思想起点、哲学起点、历史高度、认知水平和认知角度等必然会有很大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与时俱进的新生力量。“现今，当代性一方面成为历史剧创作者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剧作家在对历史的阐述中表达对现实的思考; 另一方面也成为观众对历史剧欣赏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标准——观众往往因为在历史剧中发现与现实的相通之处而增加观赏的兴趣。”^⑲在今天的语境中要表现一个历史故事，必须先提炼出能够让今天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产生兴趣、找到共鸣的戏剧元素，按照今天的叙述技巧来讲述故事。同样，要讲述一个革命者的故事，最重要的不是其如何展开传奇性的工作，而是要围绕其奋斗理想和奋斗精神、不屈不挠和百折不回的英雄气概来采集和编织故事，以弘扬正气、鼓舞人心，实现作品的创作初衷。比如对革命战争主题的表达，从前主要是表现革命战争的进程和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但在近年的革命战争主题电视剧作品中，创作者已经能够从更加崇高、深刻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角度，以及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野，来思考和表现革命战争，革命战争中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也因此得到了戏剧化意义上的拓展。电视剧《粟裕大将》就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展开，使得人物更加生动饱满，更加接近当代精神气质，主题思想也因此实现了飞跃。

对当代价值的要求和对客观性的坚持是否会构成矛盾与冲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是对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不断校正、接近和深究，是哲学水平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是对客观性的不断坚持。比如对红军长征的认识和表现，从前的文艺作品主要集中于长征途中的艰难困苦，但是在近年的《长征》等电视剧中，长征已经成为史诗和歌谣，上升到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的高度，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形成了更具当代色彩的表达。

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历史价值观毫无疑问地发挥着天地经纬和风云坐标的作用。在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的约束与规范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方能保持和回归它原本就应该具有的浩然正气。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体量庞大，创作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历史修养。对于创作者来说，历史价值观的形成是长期学习、思考和研究的结果。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在开始创作前认真搜集和阅读相关历史资料，掌握有关历史知识，校正自己的历史价值观，以更慎重的态度对待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

到目前为止，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已经走过了最初的摸索阶段，在思想性、艺术性和戏剧类型化方面日臻成熟，在市场上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历史价值观的表达应该引起更高程度的重视，因为它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灵魂，也是产生优秀电视剧作品的最重要法门。

① 荣剑：《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② 荣剑：《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③ 段吉方、沈文秀：《论林焕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④ 郑正真：《论文艺创作的人民性意蕴》，《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

⑤ 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青年工作研究》2018年第5期。

⑥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⑦ 郑正真：《论文艺创作的人民性意蕴》，《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

⑧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7年第21期。

⑩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文学年鉴》2017年第1期。

⑪ 张旭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演绎性关系研究》，《教育教学论坛》2013年第44期。

⑫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文学年鉴》2017年第1期。

⑬ 茅盾: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作家出版社，1962，第136页。

⑭ 郑铁生：《沉重的话题: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

⑮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8期。

⑯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 重庆出版社，2018，第347页。

⑰ 习近平：《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21年1月1日。

⑱ 周荣: 《90年代以来历史剧当代性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文学院，2006，第44页。

⑲ 周荣：《历史的当代性阐释——评〈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形象》，《皖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