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腐败犯罪经历了三次结构性变革，形成了仅聚焦于实时腐败问题而忽视前瞻性设计的“回应性”立法模式。尽管“回应性”立法以客观治理需求为基础，以及时应对、有效处理为目标，务求破解既有矛盾，但是受其固有缺陷影响，“回应性”立法欠缺对腐败内在机理的准确把握，因而存在无法突破的体系桎梏。为实现腐败犯罪治理现代化，应当以体系性思考为立法基本点，及时革新现行立法模式，确立积极治理理念的指导地位，明确诱因本位的根源性治理功效，以实现中国腐败犯罪刑法立法体系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