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跃说谎者悖论与布尔悖论

熊明, 陈树源

熊明, 陈树源. 跳跃说谎者悖论与布尔悖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1): 198-204.
引用本文: 熊明, 陈树源. 跳跃说谎者悖论与布尔悖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1): 198-204.
XIONG Ming, CHEN Shuyuan. Jump Liars and Boolean Paradoxes[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1): 198-204.
Citation: XIONG Ming, CHEN Shuyuan. Jump Liars and Boolean Paradoxes[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1): 198-204.

跳跃说谎者悖论与布尔悖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逻辑真理论的历史源流、理论前沿与应用研究” 17ZDA025

详细信息
  • 中图分类号: B81-06

Jump Liars and Boolean Paradoxes

  • 摘要: 作为说谎者悖论的推广,n-跳跃说谎者悖论是这样一种悖论,其中的语句在关系框架中每隔n个点真值都发生改变。利用布尔悖论的语义封闭性等特性,证明当n大于1时,n-跳跃说谎者悖论不可能通过布尔悖论来进行表达。同时,对任意的n,给出构造一类布尔悖论的方法,使得它们在比n-跳跃说谎者悖论规定稍弱的意义下,满足所谓的弱n-跳跃说谎者悖论的规定。这部分地解决了n-跳跃说谎者悖论的可定义性问题。
    Abstract: The n-jump liar, being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liar paradox, is a paradox whose sentences change their truth values every n points in any relational frame. It is proved that whenever n>1, then the n-jump liars cannot be represented by any Boolean paradox owing to the semantic closeness of the Boolean paradoxes. However, for any number n, we can construct a Boolean paradox, that is, the so-called weak n-jump liar, satisfying the condition for the n-jump liar in some weak sense. These results provide a partial solution to the definability problem of the n-jump liar.
  • 中国最古老的传世经典《诗经》《尚书》《易经》(古经),同时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世文学作品。本文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周易》,探讨其作为文学创作的特征,即它所呈现的文学形态及其所表现的文学精神。

    众所周知,《周易》由经与传组成;不仅如此,《周易》的古经部分其实也由不同的文献构成。这就是说,《周易》是由三个不同时代的文献构成的:殷商时代的《易经》古歌(以及历史记载)、“殷周之变”以后的西周《易经》筮辞和属于“周秦之变”的战国《易传》文本。

    汉代以来,《周易》经传不分;20世纪以来,经传分离。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是,《周易》包含两种不同的文献:《易经》成书于周初,是占筮之书;《易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义理之书。对此,高亨提出“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的原则:“解经则从筮书的角度,考定经文的原意。”“解传则从哲学书的角度,寻求传文的本旨。”

    关于《周易》的作者,班固说“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韦昭注“伏羲、文王、孔子”。后来加上周公而有“人更四圣”之说,出自朱熹:“经则伏羲所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 这种传统说法,已被现代学术研究所否定。学界普遍认为,《易经》(古经)的作者不能确定,可能是由周初的巫史之官编定,其编纂类似于甲骨卜辞的编纂,是对过去占筮记录的编辑整理结果。

    不仅如此,《易经》本身也由两种不同的文献构成,即在编排“占辞”(吉凶占断)的同时,还编入了一些殷商时代或殷周之际的“象辞”(诗歌、歌谣)。这个发现过程大致如下。

    古人已意识到,《易经》与《诗经》的“比兴”之间具有类同性。唐代孔颖达指出:“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 此后,宋代陈骙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明代张蔚然说“易象幽微,法邻比兴”;清代章学诚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等。但古人并没有说《易经》即是诗或《易经》中有诗。清初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易音》,也只是音韵学而非诗学的研究。

    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20年代,最突出的是以下几家。

    郭沫若1928年的论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第三节,首次发掘了7卦之中的古歌片段:屯卦六二爻;贲卦六四爻;离卦九四爻;井卦九三爻;震卦卦辞;归妹卦上六爻;中孚卦九二爻。

    李镜池1930年的论文《周易筮辞考》第四部分“周易中的比兴诗歌”,也发现了一些《易经》古歌的片段。他列举了十九爻的例句,并详细分析了两节歌谣:明夷卦初九爻;中孚卦九二爻。

    高亨1962年出版的《周易杂论》第四章第二节“《周易》的艺术特点”,用《诗经》“赋比兴”的范畴来分析《易经》里的一些“短歌”:(1)赋:中孚卦六三爻;丰卦上六爻;睽卦上九爻。(2)比:否卦九五爻;鼎卦九四爻;井卦九三爻。(3)兴:大过卦九二爻、九五爻;明夷卦初九爻;中孚卦九二爻。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研究,大致不出上述范围。

    以上各家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两点根本的局限:其一,未能明确将古歌与占辞区分为两种不同时代的文献;其二,未能突破爻与爻之间的界限,仅限于一爻之内,故其所发现的古歌数量很少。

    1993年,笔者的论文《〈易经〉古歌的发现和开掘》第一次明确提出:“成书于周初的《易经》本身又是对一种更古老文献的诠释,这文献乃是殷周歌谣,其诠释才是占辞。” 1995年,拙著《易经古歌考释》指出:“《易经》里已经隐藏着一部(比《诗经》)时代更早的‘诗集’。” 这是迄今为止研究《易经》诗歌的唯一专著,明确将歌谣与占辞区分为两种不同时代的文献;并突破爻与爻之间的界限,共发掘出67首(节)诗歌。因此,张岱年先生认为,此书“为古代诗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区宇”

    兹以坎卦为例(引号区分古歌与占辞,着重号标明古歌的韵脚,下文的引用格式与此相同)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初六:“习,入于坎。”凶。

    九二:“坎有。”求小得。

    六三:“来之,坎险且,入于坎。”勿用。

    六四:“樽,贰,用。纳约,自。”终无咎。

    九五:“坎不,祗既。”无咎。

    上六:“系用徽,置于丛,三岁不。”

    显然,“《易经》古歌比后来的《诗经》要早数百年,后者是从前者发展而来的”

    上述《易经》古歌、占辞、《易传》三种文献,乃是中国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思想观念转换的经典体现。中国的轴心时代,一种观点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另一种观点则上溯到西周时期,即包括王国维所说的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详后)。

    从文学的角度看,与轴心时代的观念转换相对应,《周易》文本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学形态,表现了三种不同时代的文学精神(见表 1)。

    表  1  《周易》文学形态
    文献 文学形态
    时代 文学形式 文学主体 文学精神
    《易经》古歌 殷商 诗歌 社会各界 悲苦
    《易经》筮辞 西周 散文 宗族贵族 忧患
    《易传》 战国 韵文、散文 知识精英 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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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展现的第一种文学形态是《易经》古歌,它以诗歌的文学形式表现了商朝末世社会各界悲苦的文学精神。

    对《易经》古歌的文学形式,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诗歌的句式;风、雅、颂的体裁性质;赋、比、兴的创作方法。

    汉语诗歌的句式,其发展过程是二言、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其间还有长短不齐的杂言(如汉乐府)或长短句(如宋词)。《易经》古歌的句式有二言、三言、四言和杂言。《诗经》以四言为主,可见《易经》古歌确实比《诗经》更古老。

    (1) 二言

    发蒙,包蒙。困蒙,击蒙。(蒙卦)

    鸣豫,盱豫。由豫,冥豫。(豫卦)

    咸临,威临。甘临,至临。知临,敦临。(临卦)

    系遯,好遯。嘉遯,肥遯。(遯卦)

    和兑,孚兑。来兑,商兑。未宁,引兑。(兑卦)

    (2) 三言为主

    解卦古歌:

    田获三狐,得黄。负且乘,致寇。解而,朋至

    需卦古歌:

    需于,需于。需于,致寇

    需于,出自。需于酒食,入于

    有不速之,三人

    (3) 四言为主

    同人卦古歌:

    同人于野,同人于门,同人于

    伏戎于莽,升其高,三岁不

    乘其,弗克

    同人先号,而后:大师克相遇,同人于

    蛊卦古歌:

    干父之,干母之

    干父之,裕父之

    干父之,用

    不事王,高尚其

    (4) 杂言

    坤卦古歌:

    ,坚。直,含

    ,黄。龙战于野,其血玄

    大畜卦古歌:

    舆说,良马

    曰闲舆卫,童牛之

    豕之,何天之

    震卦古歌:

    震来虩,笑言哑。震惊百里,不丧匕

    震来,億丧。震苏苏,震遂

    震索,视矍。震往来厉,意无:震不于其,于其

    “风雅颂赋比兴”,传统诗学谓之“六义”。毛亨《诗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风雅颂”是体裁性质的概念,“赋比兴”是文学创作方法的概念。这套概念也可用以分析《易经》古歌。

    (1)“风”指民间作品。朱熹指出:“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咸卦古歌(“咸”指男女交感):

    咸其,咸其。咸其股,执其

    憧憧往,朋从尔。咸其辅颊,咸其

    贲卦古歌(“贲”谓文饰妆扮):

    贲其,贲如如。贲其趾,舍车而

    贲如如,白马如:匪,婚

    贲于丘,束帛戋

    睽卦古歌(“睽”谓乖离):

    ,遇元,厥宗噬

    ,见豕负,载鬼一

    先张之,后说之:匪,婚

    小畜卦古歌(此写夫妻情感问题):

    密云不雨,自我西,复自

    ,舆说,夫妻反

    ,既

    (2)“雅”指王公贵族的乐歌。朱熹指出:“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

    艮卦古歌(“艮”谓怀恨而视):

    艮其背,不获其;行其庭,不见其

    艮其趾,艮其。不拯其随,其心不

    艮其限,列其。薰心,艮其

    艮其,言有

    小过卦古歌(“过”谓遇见,此写臣不遇君):

    过其,遇其

    不及其,遇其

    (3)“颂”指宗庙祭祀的乐歌。朱熹指出:“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井卦古歌(歌颂“王明”,即君王之贤明):

    改邑不改,往来

    井汔至,亦未繘,羸其

    井泥不食,旧井无

    ,射,瓮敝

    井渫不,为我心。井,井

    井洌,寒泉。王明,并受其

    革卦古歌:

    巩用黄牛之,巳日乃革

    革言三就:大人虎,君子豹,小人革

    既济卦古歌(“禴”是宗庙祭祀,商为春祭,周为夏祭):

    东邻杀,不如西邻之,实受其

    这是《诗经》文学创作方法的区分,也可用以分析《易经》古歌。

    (1)“赋”指直接的记叙描写。朱熹指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泰卦古歌:

    拔茅茹,以其。包荒用冯河,不遐

    ,得尚于中。翩翩,城复于

    丰卦古歌(“丰蔀”意谓大暗):

    丰其蔀,日中见,遇其配

    丰其沛,日中见,折其右

    丰其蔀,日中见,遇其夷

    丰其,蔀其,窥其,阒其无人,三岁不

    小过卦古歌(此写捕鸟,“过”谓飞越):

    弗过之,从或之。

    弗遇之,飞鸟之。

    飞鸟遗之,翰音登于

    (2)“比”即比喻。朱熹指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明夷卦古歌(“明夷”通“鸣雉”,喻箕子):

    明夷于飞,垂其左;君子于行,三日不

    明夷于左股,明夷于南,得其大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出于门

    箕子之明,初登于天,后入于

    中孚卦古歌(以“鸣鹤”与“子”比喻“我”与“尔”):

    ,不

    鸣鹤在阴,其子之;我有好爵,吾与尔之。

    得敌,或鼓或,或泣或

    (3)“兴”又称“起兴”,为写人而先写相关物。朱熹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事实上,“兴”与“比”有时很难区分,所以往往统称为“比兴”。

    鼎卦古歌(先言“鼎”起兴,同时比喻“妾”“仇”[匹俦]):

    鼎颠,利出?得妾以其

    鼎有,我仇有,不我能

    鼎耳,其行,雉膏不

    鼎折,覆公,其形

    鼎黄耳,金,鼎玉

    大过卦古歌(先言“栋”“茅”起兴, “枯杨”比喻老夫老妇):

    ,借用白。枯杨生,老夫得其女

    ,栋。枯杨生,老妇得其士。(“高”原文“隆”)

    《易经》古歌的时代,大致在殷商王朝的末期,乃殷周代兴之际,即王国维所论“殷周变革”,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上文分析了古歌的“风雅颂”体裁性质,这其实也是文学主体的区分。

    “风”的文学主体是民众。例如归妹卦古歌(“女”“士”即男女,此诗写“承筐”“刲羊”的劳动):

    女承筐,无;士刲羊,无

    “雅”的文学主体是贵族。例如屯卦古歌(此写贵族“君子”田猎):

    鹿,无

    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

    “颂”的文学主体是天子。例如归妹卦古歌(“帝乙”是商朝第二十九任君主):

    归妹以:归妹以须,反归以

    归妹愆,迟归有

    帝乙归,其君之袂,不如其

    王国维说:“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隳极矣。”“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卿士浊乱于上,而法令隳废于下,举国上下,惟奸宄敌仇之是务。”“殷之臣民,其渐于亡国之俗久矣。” 并引《酒诰》:“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孔安国传:“纣大惟其纵淫泆于非常,用燕安丧其威仪,民无不衋然痛伤其心。” 其实不仅“殷之臣民”如此悲苦,社会各界皆如此:这是一个丧乱的时代,伤痛的时代,悲苦的时代。

    诗歌乃是情感的表现,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各种情绪和情感,诸如“喜怒哀乐” ,或者“喜怒哀惧爱恶欲” ;但是,特定时代的生活,有其情感的基调或主旋律,反映在文学中,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学精神。

    《易经》古歌的文学精神,可一言以蔽之:悲苦。诚如《易传》所论:“其衰世之意邪?”孔颖达疏:“考校《易》辞事类,多有悔之忧虞,故云变乱之世所陈情意也。”

    (1) 悲苦之“风”

    屯卦古歌(新妇之悲苦):

    屯如如,乘马如。

    ,婚

    乘马班如,求婚,屯其

    乘马如,泣血如。

    渐卦古歌(征夫怨妇之悲苦):

    鸿渐于;鸿渐于,饮食衎

    鸿渐于;夫征不,妇孕不

    鸿渐于,或得其

    鸿渐于;妇三岁不,终莫之

    鸿渐于,其羽可用为

    无妄卦古歌(“邑人”, 即城市平民之悲苦):

    不耕,不菑

    无妄之,或系之

    行人之,邑人之

    旅卦古歌(“鸟焚其巢”比喻“旅焚其次”,旅人之悲苦):

    旅琐,斯其。旅于,得其资

    旅即,怀其,得童

    旅焚其,我心不:丧其资,丧其童

    鸟焚其,旅人先,后号

    噬嗑卦古歌(囚徒之悲苦):

    屦校,灭。噬肤,灭

    噬腊,遇。噬乾,得金

    噬干肉,得黄。(“黄矢”原文“黄金”)

    ,灭

    (2) 悲苦之“雅”

    蹇卦古歌(王臣之悲苦):

    往蹇来,王臣蹇蹇,匪躬之

    往蹇来硕,往蹇来,往蹇来

    讼卦古歌(被褫夺鞶带者之悲苦):

    不克讼,归而。其邑人,三百

    不克,复即。鞶带或之,终朝三之。

    夬卦古歌(受刑于王庭者之悲苦):

    扬于王庭,孚。壮于前趾,惕

    壮于,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

    臀无,其行次

    ,夬夬中行,无

    困卦古歌(入其宫不见其妻者之悲苦):

    困于株,入于幽,三岁不

    困于酒,朱绂方

    困于石,据于蒺。入于其宫,不见其

    来徐,困于金。困于葛,臲

    ,困于赤,乃徐有

    (3) 悲苦之“颂”

    师卦古歌(王者兵败之悲苦):

    ,以。师或舆,师左

    长子帅,弟子舆

    涣卦古歌(逃离“王居”之悲苦):

    涣奔其机,涣其,涣其

    涣有,匪夷所

    涣汗,其大,涣王

    涣其,去逖

    离卦古歌(歌颂“王用出征”,反衬对方王者之悲苦):

    ,日昃之。不鼓缶而,则大耋之

    突如,其如。焚如,如,如。

    出涕若,戚若。

    王用出征,有嘉折,获匪其

    这些诗歌表明,《易经》古歌的文学精神的确是悲苦,这是末世之悲、乱世之苦。

    《周易》展现的第二种文学形态是《易经》筮辞。筮辞以散文的形式表现了西周初期宗族贵族忧患的文学精神。

    《易经》的筮辞,是古歌与占辞的错综编辑,但总体上不是诗歌也不是韵文,而是作为四大文学体裁(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之一的散文。

    作为早期散文,又是类似甲骨卜辞的筮辞,这些散文都很简短,例如:

    元亨,利贞。(乾卦卦辞)

    贞丈人吉,无咎。(师卦卦辞)

    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比卦卦辞)

    这些短小精悍的散文,有的与歌辞合编在一起,如: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屯卦六二爻)

    “震来厉,億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卦六二爻)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小过卦六五爻)

    有的是纯粹的占辞,如:

    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坤卦卦辞)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巽卦九五爻)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蛊卦卦辞)

    当时的宗族生活,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祭祀与战争,正如《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首先是“祀”。《左传》说:“祀,国之大事也。” 所谓“祀”,指宗庙祭祀。宗庙即太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例如:

    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萃卦卦辞)

    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涣卦卦辞)

    “同人于宗。”吝。(同人卦六二爻)

    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睽卦六五爻)

    除祭祀祖先外,还祭祀天帝,这是当时对上天大帝的信仰。例如: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卦六二爻)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升卦六四爻)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有卦上九爻)

    何天之衢,亨。(大畜卦上九爻)

    《易经》的筮辞,本来就是占问天帝的结果。《易经》有一段最特别的筮辞,乃是《周易》筮法的最早记载,与后世的筮法不一样: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蒙卦卦辞)

    这里的“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是失传的上古筮法(占卦的方法),与后世的筮法不同,研究《周易》的专家都知道。然而,当时的占法究竟如何,却迄今无定论。

    筮辞记载战争,例如: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复卦上六爻)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谦卦六五爻)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谦卦上六爻)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济九三爻)

    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未济九四爻)

    当时贵族生活另外一项重要的活动是狩猎,筮辞对此多有记载。例如: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解卦九二爻)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解卦上六爻)

    悔亡,田获三品。(巽卦六四爻)

    还有一些筮辞,显示出深刻的哲理。例如: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爻)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损卦六三爻)

    总之,《易经》筮辞以散文的形式,记录并描写了当时宗族生活各方面的情景。

    这里涉及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根本变革,即“殷周之变”,从氏族社会转变为宗族社会。王国维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简言之,这就是宗族生活方式的宗法制度。

    在宗法制度下,宗族贵族既是社会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学的主体。《易经》筮辞虽由巫史之官编纂,却是宗族贵族主持的官方文献。古歌的主角,有社会上的各色人等;而占辞的主角,则都是宗族贵族。这是因为,在当时,蓍筮是王室、诸侯的特权,非平民所能与,正如筮辞所言:“小人勿用”(师卦),“小人弗克”(同人卦)。

    《易经》筮辞的编纂时代是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姬姓宗族对“殷周之变”进行了深刻反思,时刻警惕“殷鉴不远” ,避免新王朝重蹈旧王朝的覆辙。因此,《易经》筮辞的文学精神,乃是忧患精神。《易传》追溯历史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孔颖达疏:“危其辞者,忧其倾危也。以当纣世忧畏灭亡,故作《易》辞多述忧危之事,亦以垂法于后,使保身危惧,避其患难也。”

    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尚书·周书》,尤其是“周公书” 中体现得很明显。《易传》也是如此。作者追溯了周初编纂《易经》的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为书也……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 “《易》之兴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作者解释《易经》筮辞的特点:“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解释震卦:“君子以恐惧修省。”解释卦辞:“惊远而惧迩也。” 解释坤卦“括囊无咎无誉”曰:“盖言谨也。” 如此等等。“这是《易传》作者对《周易》成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作《易》者的思想情感状态的推测。”

    因此,《易经》筮辞充满了对凶咎灾眚的疑惧、担忧和警惕。例如:

    亢龙有悔。(乾卦上九爻)

    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讼卦卦辞)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幾望,君子征凶。(小畜卦上九爻)

    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临卦卦辞)

    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卦卦辞)

    “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夬卦卦辞)

    “无号。”终有凶。(夬卦上六爻)

    女壮,勿用取女。(姤卦卦辞)

    征凶,无攸利。(归妹卦卦辞)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归妹卦上六爻)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旅卦上九爻)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巽卦上九爻)

    “翰音登于天。”贞凶。(中孚卦上九爻)

    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小过卦辞)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小过卦上六爻)

    亨,小利贞,初吉终乱。(既济卦卦辞)

    “濡其首。”厉。(既济卦上六爻)

    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未济卦卦辞)

    作为占问的蓍筮,目的是要寻求吉祥的结果,其前提恰恰是忧患意识:“既忧之,无咎。” 也就是说,唯有“终日乾乾,夕惕若”,才能“厉无咎”。

    《周易》展现的第三种文学形态是《易传》的文学形态,它以韵文和散文的形式,表现了战国时期知识精英恢宏的文学精神。

    从文学的观点看,《易传》既有散文,也有韵文。有学者甚至认为,《易经》卦爻辞中小说体裁也“已开始孕育并趋向成熟” ,这个论断或许可适用于《易传》中某些记事章节段落。韵文虽有韵,却不是诗歌,因为韵文与散文一样,是说理的;诗歌尽管有时也有记事、说理的成分,但主要是抒情的,即“诗缘情”

    《易传》的韵文,见《彖传》《象传》《杂卦传》。

    (1)《彖传》中的韵文如:

    贲亨,柔来而文,故。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 ”。刚柔交错,天也。文明以止,人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传)

    革,水火相;二女同居,其志不相,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之。文明以说,大亨以。革而,其悔乃。天地革,而四时;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革之時大矣哉!(革彖传)

    (2)《象传》中的韵文如:

    潜龙勿用,阳在也。见龙在田,德施也。终日乾乾,反复也。或跃在渊,进无也。飞龙在天,大人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也。用九天德,不可为也。(乾象传)

    履霜坚冰,阴始也。驯致其道,至坚也。六二之动,直以也。不习无不利,地道也。含章可贞,以时也。或从王事,知光也。括囊无咎,慎不也。黄裳元吉,文在也。龙战于野,其道也。用六永贞,以大也。(坤象传)

    (3)《杂卦传》中的韵文如:

    乾刚,坤;比乐,师;临、观之义,或与或。屯见而不失其,蒙杂而。震,也;艮,也;损、益,盛衰之也……姤,遇也,柔遇也;渐,女归待男也。颐,养也;既济,也。归妹,女之也;未济,男之也。夬,决也,刚决也;君子道长,小人道也。

    《易传》的散文,见《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

    (1)《文言传》中的散文如: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乾文言传)

    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坤文言传)

    (2)《系辞传》中的散文如: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系辞下传)

    (3)《说卦传》中的散文如: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4)《序卦传》中的散文如: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

    上文谈到王国维强调“殷周之变”,但对于殷周之后的中国发展更具深远影响的却是“周秦之变”,即从王权贵族封建制的“诸侯国”转向皇权郡县制的“大一统”。 《易传》所处的战国时期,正是“周秦之变”的激变时代,政治上是通过军事兼并走向权力“大一统”,学术上是通过思想兼并走向思想“大一统”。

    关于《周易》三种文献的作者,如果说《易经》的古歌是商末社会各界的作品,占辞是周初宗族贵族的作品,那么,《易传》则是战国时期知识精英(主要是儒家群体)的作品。其背景,则是学术从“学在王官”到“学在私门”的转移。

    《易传》的创作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所以,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当然,学界并不认为今本《易传》就是孔子亲撰的(欧阳修率先质疑),但并不否认《易传》渊源于孔子。《论语》记载孔子引证《恒卦》:“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所以,《易传》里有许多“子曰”字样。可以说,《易传》就是另一种《论语》,即孔子与弟子讲论《易经》的记录。

    有学者认为,《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哲学体系上” 。这个论断对于《易传》散文来说是确切的。因此,需要“从《周易》中寻找文学思想的哲学根源” 。上文谈到,《易传》所处时代的历史趋势是走向“大一统” 。因此,《易传》文学精神是其内容的哲学精神的体现,即表现为一种统摄天地万物的恢宏(或作恢弘)。这正如《尚书序》所说:“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

    (1) 天地“大一统”的恢宏。《易传》的“阴阳”观念,体现为男女、乾坤、刚柔的观念,象征为“天地”的观念。这是哲学上“天地大化的宇宙空间观” 。所以,《易传》文学精神的恢宏,就表现为统摄天地的精神。例如: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彖传)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坤彖传)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彖传)

    (2) 天人之际“大一统”的恢宏。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因此也是关于天人之际的学问。最典型的莫过于《大象传》,其基本结构就是“天道→人事”。例如:

    天行,健(乾);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传)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传)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象传)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剥象传)

    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离象传)

    《易传》其他篇章亦然。例如: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系辞上传)

    (3) 人伦“大一统”的恢宏。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彖传)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乾文言传)

    综上所述,传世《周易》由三个不同时代的文献构成,即商代的《易经》古歌、“殷周之变”以后的西周《易经》筮辞和属于“周秦之变”的战国《易传》文本。这是中国轴心时代观念转换的体现。与此相应,《周易》展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学形态,表现了三种不同时代的文学精神:《易经》古歌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商朝末世社会各界悲苦的文学精神;《易经》筮辞以散文的形式,表现了西周初期宗族贵族忧患的文学精神;《易传》则以韵文和散文的形式,表现了战国时期知识精英恢宏的文学精神。

    ①   郑吉雄:《论二十世纪初〈周易〉“经传分离”说的形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②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载《高亨著作集林》第二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自序”第4页。

    ③   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第六册,中华书局,1962,第1704页。

    ④   朱熹:《周易本义·周易上经》,廖名春点校,中华书局,2009,第29页。

    ⑤   《周易正义·坤卦》,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第18页。

    ⑥   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68页。

    ⑦   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

    ⑧   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21号、22号,后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载《郭沫若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60-63页。

    ⑨   黄玉顺:《撩开诗神面纱的一角——郭沫若对〈周易〉古诗的天才觉察》,《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2期。

    ⑩   李镜池:《周易筮辞考》,《古史辨》第三册上编,后收入《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第38-50页。

    ⑪   高亨:《周易杂论》,齐鲁书社,1979,第54-69页。

    ⑫   恽灵曦:《〈周易〉卦爻辞中之歌谣与中国文学的起源》,《北平晨报:学园》1934年1月;王岑栋:《谈〈周易·卦爻辞〉中的诗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2期;周光庆:《试论〈周易〉中的诗歌》,《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平心:《略说〈易经〉与〈诗经〉的关系》,载《李平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63-100页;张善文:《〈周易〉卦爻辞诗歌辨析》,《文学遗产》1984年第1期;黎子耀:《〈易经〉与〈诗经〉的关系》,《文史哲》1987年第2期;傅道彬:《〈周易〉爻辞诗歌的整体结构分析》,《江汉论坛》1988年第10期;叶玉华:《西周的爻辞与兴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赵俪生:《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东岳论丛》1991年第1期。

    ⑬   程刚:《〈周易〉卦爻辞的文学性——〈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之二》,《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⑭   黄玉顺:《〈易经〉古歌的发现和开掘》,《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

    ⑮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绪论”第1页。此书完成于1993年,初版为巴蜀书社1995年第1版。

    ⑯   同上书,“绪论”第1-34页。

    ⑰   同④书,“张岱年序”第1页。此序收入《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298页。

    ⑱   《易经》古歌的韵部,与《诗经》的韵部差异较大,这是两者之间的时代差异所致。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绪论”第7-9、30-31页。

    ⑲   黄玉顺:《儒家文学史纲》,海天出版社,2020,第70页。

    ⑳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第7-8页;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载《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㉑    《毛诗正义·关雎》,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271页。

    ㉒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序”第1-2页。

    ㉓   朱熹:《诗集传》,第99页。

    ㉔   同上书,第223页。

    ㉕   朱熹:《诗集传》,第3页。

    ㉖   同上书,第4页。

    ㉗   同上书,第1页。

    ㉘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231-244页。

    ㉙   同上。

    ㉚   《尚书正义·酒诰》,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207页。《说文解字》对“衋”的解释是:“伤痛也。”见许慎:《说文解字·皿部》,中华书局,1963,第105页。

    ㉛   《毛诗正义·关雎》,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270页。

    ㉜   《礼记正义·中庸》,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625页。

    ㉝   《礼记正义·礼运》,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422页。

    ㉞   《周易正义·系辞下传》,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89页。

    ㉟   《春秋左传正义·成公十三年》,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911页。

    ㊱   《春秋左传正义·文公二年》,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839页。

    ㊲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31-244页。

    ㊳   黄玉顺:《周公的神圣超越世界及其权力话语——〈尚书·金縢〉的政治哲学解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㊴   《毛诗正义·大雅·荡》,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554页。

    ㊵   《周易正义·系辞下传》,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90页。

    ㊶   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儒教观念》,载《儒教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第115页;黄玉顺:《“民本”的“人民主权”实质及其正义原则——周公政治哲学的解读》,《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

    ㊷   同①书,第89页。

    ㊸   同①书,第89-90页。

    ㊹   同①。

    ㊺   《周易正义·系辞上传》,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76-77页。

    ㊻   《周易正义·震彖传》《震象传》,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62页。

    ㊼   《周易正义·坤文言传》,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9页。

    ㊽   黄黎星:《〈周易〉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影响》,《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

    ㊾   《周易正义·临卦》,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36页。

    ㊿   同上书,第13页。

       金俊峰:《〈周易〉卦爻辞中的文学体式初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陆机:《文赋》,载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7。

       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参见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载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晁福林:《诸子·王官·学统:诸子起源再认识》,《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

       《论语注疏·述而》,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2482页。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14,第2346页。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七十八《易童子问》,中华书局,2001,第1189页。

       《论语注疏·子路》,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2508页。

       李平、孙老虎:《论〈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

       程刚:《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两种范式——〈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之一》,《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2196页。

       《尚书正义·尚书序》,载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15页。

       程晶晶:《论〈周易〉对中国传统艺术思维方式的影响》,《理论界》2011年第4期。

  • 图  1   K上的两个2-跳跃赋值

    表  1   周期为3的真值修正序列

    0 1 2 3 4
    p1 0 0 1 1 0
    p2 0 1 0 1 1
    下载: 导出CSV

    表  2   表 1相应的真值表

    p1 p2 f g
    0 0 0 1
    0 1 1 0
    1 0 1 1
    1 1 0 1
    下载: 导出CSV

    表  3   符合4-跳跃赋值特征的修正序列

    0 1 2 3 4 5 6 7 8
    p1 1 1 1 1 0 0 0 0 1
    p2 1 1 0 0 0 0 1 1 1
    p3 1 0 0 1 0 1 1 0 1
    下载: 导出CSV
  • [1]

    HSIUNG M. Jump liars and jourdain's card via the relativized T-scheme[J]. Studia logica, 2009, 91(2): 239-271. doi: 10.1007/s11225-009-9174-5

    [2] 熊明. 塔斯基定理与真理论悖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145.
    [3]

    HSIUNG M. Boolean paradoxes and revision periods[J]. Studia logica, 2017, 105(5): 881-914.

    [4] 熊明. 说谎者悖论的恶性循环[J]. 哲学研究, 2008 (11): 109-115+12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XYJ200811014.htm
    [5]

    GUPTA A. Truth and paradox[J].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1982, 11(1): 1-60.

    [6]

    HERZBERGER H. Notes on naive semantics[J].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1982, 11(1): 61-102. doi: 10.1007/BF00302339

    [7]

    GUPTA A, BELNAP N. The revision theory of truth[M]. MIT Press, Cambridge, 1993: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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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1-08-18
  •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2-17
  • 刊出日期:  202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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