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四部分类法中，专录一家之作的别集和综录众家之作的总集同属集部，都具有保存文献的功能，是研究古代文学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史料。当然，两者在收录内容和编纂体例上也有较大差别。总集只录单篇辞章，不会阑入自成卷帙的著作，体例相对单纯；而别集自宋代以后往往兼收辞章、著述，甚至出现了许多纯为学术著作的别集。这一重大差异，使别集在研究古代文学及文学观念方面具有总集无法取代的独特价值。本文拟以历代别集内容和编纂体例的变迁为切入点，考察古人文学观念的演变，尤其是“文”与“学”的离合、消长等，从而为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域。^①

一.   “文”“学”分离与先唐别集编纂传统的确立

文集的产生，以诗赋创作的繁荣为前提。《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对诗赋作品的著录和分类往往被视为文集编纂的雏形。“诗赋略”将先秦以来的辞赋分为四种，分别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之属”。在章学诚看来，前三种是个人专集式著录，“后世别集之体也”；第四种类辑为篇，不主一家，“后世总集之体也”。^②近人姚振宗接踵此说，认为“《诗赋略》五篇，皆诸家赋集、诗歌集，固别集之权舆”^③。章、姚二说固为卓见，然所谓“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等，究其实质，仅是对文献的整理和分类，而非自觉的文集编纂。从现存文献看，有意识地编纂文集，一直到东汉才出现。《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班昭》:“所著赋、颂、铭、诔、问、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④ 《三国志·魏书》卷一九《陈思王植传》载魏明帝诏“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⑤。可见，东汉至曹魏时期，已有将一位作家各体作品汇编成册的现象，只是当时尚未以“集”或“文集”称之。故章学诚说：“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⑥这种已有文集之实而尚未立其名的情况，一直到西晋才被打破。据《三国志·蜀书》卷三五《诸葛亮传》，陈寿为著作郎时受诏整理诸葛亮遗文，于泰始十年奏上《诸葛氏集》目录及表文。此为最早以“集”命名的别集。东晋挚虞汇聚诸家制作成《文章流别集》，此为最早以“集”命名的总集。南朝文风日盛，别集日繁，如波委云集。这些别集，或自编于生前，或汇辑于身后，且多以“集”称名，如“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眺有《集》、有《逸集》”^⑦，等等，共同构成了先唐别集的鼎盛局面。^⑧

文集不像经、史、子著作那样体系俨然，也缺乏明确、集中的主题；然而，综观唐以前别集和总集，不难看出内容与体例上的两大特点。一是入集者主要为内容独立、结构完整、体制短小灵活的篇翰，而非从经史子著作中截取的片段，更非自成卷帙的著作。因此，史志在著录文集时，往往详载文体类目和辞章篇数，如前文引班昭“所著赋、颂、铭、诔”等“凡十六篇”，曹植“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等。至于自成卷帙的著作，则与辞章分开著录和统计，如《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载：“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⑨同书卷八十上《文苑传·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⑩这种体例，足见文章、学术区分之严格。史传著录如此，个人编集也是如此。任昉《王文宪集序》载，昉为王俭“缀缉遗文”时，“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⑪。可见，“为一家言”的著述不入别集，在六朝是编集惯例，也是普遍观念。

先唐别集在内容和体例上的另一特色是以诗赋为核心。尽管别集可录各体辞章，但总体来看诗赋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诗赋是汉魏六朝最见藻彩和才华、也最有影响力的文体。当时的著名文士多有兼擅这两种文体的，或至少要工于其中一体，否则很难赢得文学声誉。史籍著录作家文体写作也很少不涉及诗赋的。如《后汉书·文苑传》载傅毅“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⑫，《三国志·吴书》载薛综“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⑬，《梁书》卷四七载谢蔺“所制诗、赋、碑、颂数十篇”^⑭，此类史料，俯拾皆是。诗赋不仅不可或缺，且居众体之先，足见其在唐前文体谱系中的核心与首要地位。这与《文选》等总集以诗赋居先一样，体现了诗赋的文体优势地位。这种地位也可从目录学上看出来。众所周知，在传统四部分类法中，集部雏形就是《汉志》七略中的“诗赋略”，而集部最重要的内容是别集和总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文集从最初产生起就与诗赋结下了不解之缘。诗赋创作的兴盛，直接孕育、催生了别集和总集。晋荀勖《中经新簿》改七略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丁部录诗赋，相当于“诗赋略”。萧齐王俭编《七志》，以“诗赋略”之名不能囊括各体文章，遂改名“文翰志”，但所录主体仍是诗赋，故《隋书·经籍志》称《七志》“三曰《文翰志》，纪诗赋”^⑮。唐初史臣撰《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其中集部又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目。而在唐人观念中，仍以诗赋为文集主体或核心，故李林甫《唐六典》载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以甲乙景丁为之部目”，又叙丁部分目:“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 ^⑯可见诗赋一直被视为别集中的代表性文体，且常踞文集之首。

唐人的文学观念与六朝一脉相承，故唐集编纂原则和体例也与六朝相近。权德舆《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所著诗、赋之外，书、启、序、述、志、记、铭、诔，合为一百二十篇。”^⑰裴延翰《樊川文集后序》：“得诗、赋、传、录、论、辨、碑、志、序、记、书、启、表、制，离为二十编，合四百五十首，题曰《樊川文集》。”^⑱可以看出，唐人别集仍以收录单篇辞章为主；尽管新文体孳生日多，诗赋在各体文章中仍占重要地位。至于文集之外别有著述者，则往往将两者分开著录，如《旧唐书》卷七三载颜师古“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汉书》及《急就章》，大行于世”^⑲，卷一六六载白居易“有文集七十五卷，《经史事类》三十卷，并行于世”^⑳等。可见，唐人也严格区分单篇辞章与学术著作，著作不阑入别集辞章之中。

唐前别集编纂的内容与体例充分体现了文学自觉与独立的进程。先秦时期，文章、学术浑融未分。汉人逐渐意识到重视藻彩的辞章与学术著作有别，故往往以“文”“文章”或“文辞”称辞章之作，而以“学”“文学”称学术，体现了文章与学术分离的趋势。至《七略》以“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等并列，将最能体现辞章之美的诗赋与学术著述明确划清界限，足见文学创作已摆脱对经、史、诸子的依附，获得了独立地位。^㉑而“诗赋略”又是后世文集的雏形，故东汉、六朝直至隋唐的文集都只收单篇辞章，不录成部著作；史籍记载作家的著述情况，也将辞章与学术著作分开著录和统计。萧统编《文选》时，明确表示只收“以能文为本”的独立“篇翰”，而不从经、史、子著作中截取片段，与当时别集所录体现了完全相同的文章观念和文学自觉意识。又《颜氏家训》卷三《勉学》：

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㉒

作者本意在讥刺俗儒孤陋寡闻，而“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则是六朝人的普遍共识，说明随着对文学审美、抒情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文”与“学”分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这种观念，一直到唐代仍相沿未改。

二.   “文”“学”杂糅与宋代文学观念

宋代别集编纂上承唐代余风，又体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首先是卷帙浩繁，动辄上百卷甚至数百卷，而唐前别集达百卷者寥若晨星。比较《新唐书》和《宋史》的“艺文志”，这种差别一目了然。其次，出现了“集中有集”现象。宋代有些作者在世时已编有多种文集，如刘克庄《后村居士集》《后集》《续集》《新集》生前皆已刊刻，卒后，“季子季高既成负土之役，又取先生四集合为一部而汇聚之，名以‘大全’，共二百本”^㉓，从而形成了“集中有集”现象。在宋集尤其是“大全”式别集中，“集中之集”极为常见。

由于“集中之集”编纂时间不同，编纂宗旨和体例时有差异，合为一书后难免造成体例杂糅。然而，只要各小集内都只录单篇辞章，那么，汇成全集后依然保持了传统别集的主要功能和基本特征。宋集更引人注目处不在“集中有集”，而是收录了不少非辞章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如按传统四部分类法，当入经、史、子各部。如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既包括“集中之集”如《居士集》《外制集》《内制集》等，又录《易童子问》三卷、《崇文总目叙释》一卷、《于役志》一卷、《归田录》二卷、《诗话》一卷等。其中《易童子问》为经学著作；《崇文总目叙释》为目录学著作；《于役志》《归田录》为史料笔记性质，目录学上多入子部小说家或史部杂史类；《诗话》体近说部，或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入集部“文史”类、“诗文评”类，与别集、总集并列，而绝少入别集者。《欧阳文忠公集》开启了糅传统辞章和学术著作于一体的先例，对宋代乃至宋后别集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周必大卒后，其子纶手订《文忠集》二百卷，“以其家尝刻《六一集》，故编次一遵其凡例”，既录“集中之集”如《省斋文稿》四十卷、《平园续稿》四十卷、《玉堂类稿》二十卷等，又收《辛巳亲征录》一卷、《归庐陵日记》一卷、《泛舟游山录》三卷、《玉堂杂记》三卷、《二老堂诗话》二卷、《二老堂杂志》五卷等，生平著述囊括无遗。其中自《辛巳亲征录》以下，都是自成卷帙的著作，在目录学上可入史部或子部。除了这些全集式的别集，宋代一些不求全备的普通别集也录学术著作，进一步打破了别集只收单篇辞章的传统。如宋刊本陈襄《古灵集》卷九《详定礼文》、卷十和卷十一《易讲义》、卷十二《礼记讲义》，宋钞本洪咨夔《平斋文集》卷二七《讲义上》、卷二八《讲义下》等，皆为经学著述而非传统辞章。总之，宋人别集极大拓宽了传统别集的收录范围，经、史、子著述皆可入集，造成了文集内容和编次体例的空前杂糅。这在别集编纂史上是一重大变化，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尤其引人深思。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中曾提出“四部之书，别集最杂”之说，并解释其原因，一为六朝开始出现了自编文集，二为唐末出现了刊本印行，“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㉔，所以造成“别集最杂”。刊版始于唐末，但当时仅限于刊印佛经、日历等，刊刻文集一直到宋代才出现。因此，馆臣提出的两个因素要同时发生作用，也只有到宋代才能实现。而前论宋集内容和体例的庞杂迥异前代，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馆臣所谓“别集最杂”的两个原因有可商榷处。自编文集固然有敝帚自珍，所作必录从而造成良莠不分、体例庞杂的现象；然而考之宋代，却不尽然。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载叶梦得称欧阳修晚年自编《居士集》，“往往一篇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不能决者”^㉕；黄庭坚“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㉖；陈师道耽于苦吟，“有窜易至数十日乃定，有终不如意者，则弃去之，故平生所为至多，而见于集中者，才数百篇”^㉗。宋人笔下，这类删削弃置甚至自焚其稿的事例在在有之。可见，立言严谨的作者自编文集往往精择慎取，并不促成别集之杂；倒是子孙后裔或门生为先贤编集时，往往贪多求全，只言片语搜罗殆尽，从而造成内容、体例之芜杂。

四库馆臣提出刊版是“别集最杂”的另一原因，诚为卓见。在刊版发明之前，典籍主要靠钞本传播，图书制作艰苦费时，成本高昂，且不便保存，故私人文集较少传世；纵有传世，其卷帙也极受限制。而雕版印书具有“易成、难毁、节费、便藏”等优势，尤其活字印刷发明后，其优势更为显著，为文集刊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故宋人传世别集的数量远远超出前代；所刊之集，动辄上百卷甚至数百卷，难免庞杂。然而，馆臣这种观点，只是从文本载体、传播媒介等物质因素上解释了别集之杂。这种因素，只是一种外在的可能性，而非内在的必然性。何况，宋人创作也好，编集也好，贪多求全者固然有之，果于删汰乃至自焚其稿者也比比皆是，故仅从自编、刊版来解释，不能尽惬人意。宋集之杂，尤其是体例上打破传统，兼录辞章和著作，应该还有更深层的，由学术风气、文学观念等决定的内在原因。

宋代立国的崇文抑武政策、科举规模的扩大和制度的完善，使整个社会读书向学、兴教办学蔚然成风。而雕版印刷的发展又使书籍流通、知识传播普及至社会各阶层，为宋人博览群书，多层次、全方位汲取历代文化精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故宋代作家的知识结构多为复合型、通才型，融文人、学者于一身。虽然文章、博学兼长者历来有之，但宋前更常见的是学术精湛者文采不彰，能文章者学术泛善可陈，如潘岳、陆机、陶渊明、谢朓、李白、杜甫、王维等一流文人，都很难称学者。而宋人对学问有一种普遍推崇，学术修养和成就也迥超前代。当时的一流作家往往就是一流学者，如欧阳修、宋祁、王安石、苏轼、周必大、陆游、尤袤等，都在学术上卓有建树。正因如此，著述与辞章一样成为宋人立言不朽的重要方式。如苏轼曾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表示，著书、教子、养生“三者皆大事”^㉘，而著书居首；暮年自谪所北归，深感尘世如梦，“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㉙，颇能代表宋人著述传世的心态。总之，就创作主体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传世意识而言，宋人普遍呈现出“文”“学”相融的鲜明时代特色。那么，别集作为作家文化创造的结晶和精神面貌的展现，兼收辞章和著述，尽管有悖于传统，但在宋代文化氛围中则暗合了宋人对作家的文化心理期待，因此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

宋人的博学风气深刻影响了其创作理论和实践。虽然文学创作总要以一定的学问为基础，但从总体看，六朝隋唐人更看重天赋才情的作用。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论》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㉚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也云：“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㉛无论萧子显的情性、神明还是殷璠的神、气、情，都强调创作主体特殊的才能和性情。而这一切，得之先天禀赋者多，得之后天研习者少。故颜之推主张“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否则只能“流布丑拙”^㉜，贻笑大方。宋人强调读书、博学的重要性，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㉝，“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㉞，批评创作未臻佳境者“只是读书未精博耳”^㉟。在宋人看来，书本知识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唯有博览群书、广储素材、熟参古人才能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进而自成一家。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是以广博深厚的学问修养为底蕴的。因此，在“文”与“学”的关系上，宋人不像先唐那样强调“文”对“学”的独立和分离，而是主张“以学济文”，强调“学”对“文”的济成与融合。宋集兼收辞章和著述，无疑也吻合宋人的这种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周必大称其编纂《欧阳文忠公集》有两个宗旨：一“以补乡邦之阙”，即保存乡邦文献；二“使学者据旧鉴新”，“或因是稍悟为文之法”。^㊱从熟读欧公辞章入手“稍悟为文之法”，自然不难理解。然而，欧集中还收录了大量经、史、子著述，与传统辞章相去甚远，如何“悟为文之法”？这恐怕只能从宋人对“文”与“学”关系的理解，即以知识、学养为文学创作资粮甚至源泉的角度来领会了。

宋人别集兼收辞章和著述，表明别集有了表彰学术的新功能，而不仅仅表见辞章藻彩。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诗赋作为传统辞章的代表性文体，在别集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冲击，不再像唐前那样占有绝对优势。其显著标志是，在许多宋人编刊的别集中，诗赋丧失了高踞卷首的显赫位置。如陈襄《古灵集》二十五卷，首卷为《熙宁经筵论荐司马光等三十三人章稿》。此文系陈襄任经筵讲席时推荐司马光、苏轼、曾巩、程颢、张载、苏辙等三十三人的章表。当时，这些被荐者“或在庶僚，或在谪籍，而一一品题, 各肖其真”，“硕学名臣, 后先接踵，人伦之鉴, 可谓罕与等夷”。^㊲此章表凸显了陈襄的识人之鉴和尽忠体国的大臣风范，在宋代广为传诵，故其子编集时以冠卷首。卷二为内制，卷三至卷六为表、奏、状，卷七、八为札子，而赋一卷、诗四卷，则置于全书最后，与历来别集以诗赋居首的体例大相径庭。这种序次，充分体现了以王权政治为本位的文体价值观，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又晁说之《嵩山文集》、宗泽《宗忠简公集》等也都以奏议冠集、诗赋居后，体现了同样的文体观念。可以说，宋人确立了以“朝廷公文为先”的另一别集编纂传统。又，宋人好议论，善争辩，促进了论体文的兴盛及文体地位的上升，这也在别集中得到体现。如宋钞本苏洵《嘉祐集》，首卷《几策》，卷二、卷三《权书》，卷四、卷五《衡论》，卷六至卷八杂论经史，都是博辩宏伟、纵横恣肆的论体文；诗歌一卷，则置于最后。陈亮辑《欧阳文粹》也以论体文居首。若从创作特色和影响言，论体文在欧阳修诸体文中未必最突出。陈亮的编次与《嘉祐集》一样，表现出对论体文的推重及其文体地位的提高。如果说，文学史上的六朝隋唐是以诗赋为中心的时代；那么，到了宋代，以抒情、审美功能为主的诗赋的中心和首要地位已经弱化，文体的政治、实用功能、议论功能逐渐增强，文体的价值判断日趋多元化。宋集的编次体例充分体现了这种嬗变轨迹。

三.   明代别集中学术著作地位的提高

宋人肇始的别集编纂新风在元、明时期得到响应，并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向。就诗赋中心位置的淡化看，这个时期出现了更多不以诗赋冠首的别集，如元姚燧《牧庵集》、戴表元《剡源集》、李孝光《五峰集》、明杨溥《东里文集》、韩邦奇《苑洛集》、舒芬《舒梓溪先生全集》、张吉《古城集》等。其中《剡源集》《东里文集》的诗或赋都居卷末，而冠以写人记事为主的记体文，进一步表现了文体价值观的多元化。

至于别集收录学术著作的情况，元明时期比宋代更为常见。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别集编纂实践上开收录著述之先河，但并无明确的理论自觉。由于别集只录辞章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往往把收录著述视为保存文献的权宜之策。陆子遹《渭南文集跋》曰：

今学者皆熟诵《剑南》之诗，《续稿》虽家藏，世亦多传写；惟遗文自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矣，第学者多未之见。今别为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乃锓梓溧阳学宫，以广其传。“渭南”者，晚封渭南伯，因自号为陆渭南。尝谓子遹曰：“《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名《渭南》。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此皆子遹尝有疑而请问者，故备著于此。^㊳

可见，《渭南文集》虽陆子遹所刊，然内容、体例皆陆游自定。子遹曾对别集收录《入蜀记》《牡丹谱》等著述表示疑惑，陆游解释说，依传统惯例，这些著作当别本刊行，然为防止散佚，不得已而入集；且前辈已有周必大刊欧阳公集而录著述之先例，故此举也不算太过鲁莽。子遹把这段话郑重载于跋中，也是为解当时和后世之惑。这恰恰说明，在宋代一般人的观念中，别集是不该收录著述的。尽管不少作者潜意识中有借别集表见学术的动机，不愿把“文”与“学”截然对立，但在强大的传统观念面前，他们毕竟底气不足，只能挦撦一些托辞(如保存文献、前人有先例等等)，而不曾明确、公开地从学理上为自己辩护。正因如此，学术著述虽入宋人别集，但不能占首要位置，而只是“附于集后”。收录辞章，表彰文采，仍是别集的基本功能。

明代别集中的学术著作仍有不少“附于集后”，处于从属地位，但也出现了新的风向。如明正德刊本《篁墩集》为作者程敏政亲自编订，其中卷一至卷八为其任青宫直讲、经筵日讲等的讲义，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尚书》《春秋》《通鉴纲目》等。经筵是宋代以来为帝王或东宫讲论经史的讲席，一般由名儒硕学担任。得任经筵讲席，对古代读书人来说是无上荣耀，象征着崇高的儒学地位和声望。编集首以经筵讲义，既出于对这种荣耀的珍重，也是为了宣示作者的学术立场和成就。程敏政“生于朱子之乡，又自称为程子之裔，故于汉儒宋儒判如冰炭，于蜀党洛党亦争若寇仇”^㊴。他学有根底，淹博贯通，服膺程朱理学，而不同于侈谈心性、浮游无根者。这一切，都在八卷经筵讲义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程敏政有诗一千多首，汇为三十余卷；而在《篁墩集》中，冠于全书的是经筵讲义，诗歌三十余卷位居最末。可见，作者更愿凸显的是其一代儒宗的地位，而非吟诗作赋的文士身份。别集作为学术成果的载体，在这里有着比辞章更为重要的表现学术立场、派别和观点的意义。这与宋人以著述为文集之附庸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类似例子还有王守仁的《王文成全书》。此集合六编而成，首编《语录》三卷，即守仁弟子徐爱所辑《传习录》；次《文录》五卷，收书、序、记、说等各体文章；次《别录》十卷，录奏疏、公移等公文；次《外集》七卷，录诗、赋、序、记、说、赞等各体辞章；次《续编》六卷，收前诸集所未录者；次《附录》七卷，录《年谱》《世德纪》。六编本各自为书，单行于世。隆庆年间，“御史新建谢廷杰巡按浙江，始合梓以传”。其中《文录》《别录》《外集》等本来就是文集，按照“集中之集”的编纂惯例，位次当居先。谢廷杰合刊时，却以《语录》三卷冠于全集，“盖当时以学术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尽管王守仁“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㊵，但在世人心目中，他更是一位集心学之大成的学者、思想家。而《传习录》作为阐发其心学思想最重要的著作，便理所当然地在全集中占据首要与核心位置——尽管篇幅上只有短短三卷。可见，明人以文集表彰学术，已极为明确、自觉，不必像宋人那样遮遮掩掩了。

如果说《篁墩集》《王文成全书》等尽管赋予学术著作重要地位，但从卷帙上看收录更多的还是诗赋辞章，因而仍不失别集的传统本色；那么，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则透露出明人别集观中更为激进的一面。此书载明代君臣事迹及朝章典故，史料丰富、考证精覈，是明代重要的史学著作，《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皆入史部杂史类。那么，对于这样一部史学专著，何以“别集”命名呢？《弇山堂别集小序》解释说：“《弇山堂别集》者何？王子所自纂也。名之别集者何？内之无当于经术政体，即雕虫之技亦弗与焉，故曰别集也。”^㊶王世贞素以修史自任，深感“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㊷，立志撰一部效法司马迁纪传体的国史。然身非史官，阻碍重重，终难实现夙愿，遂汇平生所撰有关明史的著述于一编。因其既非国史之体，又不同于辞章雕虫之技，故名之曰“别集”。四库馆臣认为如此命名乃王世贞“深致谦抑之意”，盖其“晩年境地益进，深知作史之难，故能敛晦如此”^㊸。然而，别集历来以收录“雕虫之技”的辞章为主。王世贞既明确表示“雕虫之技亦弗与焉”，何以表示“谦抑”而必以“别集”命名？馆臣的解释虽然可能把握了作者的心理，然仍嫌尚隔一间。所以，清人周中孚就明确指责王世贞“盖不知诗文之当称别集也”^㊹。以世贞之淹博，决不至于不知别集收录诗文的基本功能。只是宋代以来，已有许多别集不仅收录辞章，也收录经、史、子著述。到了明代，这种现象越发自觉和普遍，著述在别集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弇山堂别集》既不如国史地位尊崇，也不如其体系俨然，而只是将论史诸著汇聚成编，一如文集编纂者汇诸集而成书，故虽无与于雕虫，仍不妨以别集视之。其中既有谦抑的因素，也是学术著述日趋强势侵入文集的风气所致。只是王世贞比别人走得更远，将别集完全作为学术文集而罔顾其辞章性质，故引起后人讥评。

四.   “以学为文”与清代学人文集

如果说，明代以前学术著作而以集命名(如《弇山堂别集》)者还属个别现象，那么，到了清代这种现象则日益增多。仅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看，经、史、子各部都有，如经部有梅建刊《重订马氏等音内集》一卷、《外集》一卷，张完臣《周易滴露集》四卷；史部有余缙《大观堂文集》二十二卷、吴允嘉《吴越顺存集》三卷；子部有张祖年《道驿集》四卷、王晫《遂生集》十二卷等。《四库全书总目》之外以集命名而实非诗文集的，更是不计其数。如刘毓崧《通义堂集》二卷，为经学著作；林华皖《治鲜集》三卷，为史部著作；褚人获《坚瓠集》含正集、续集、广集等十五集六十六卷，为说部荟萃。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在清人的别集编纂、刊刻实践中，已不再严格区分“文”和“学”、辞章和著述，别集的学术化倾向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纯录诗赋辞章的集子固然还很多，兼录辞章和著述，甚至纯为学术著作的别集也司空见惯。别集不再必然指向诗文，而只是一种文献类别，即收录“一家之言”(包括辞章和学术)的著述。在这种风气下，如果仍用现代学术分科机械比附传统四部分类法，以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对应经、史、子、集四部，坚持别集只收录诗文，只能表见辞章藻彩，则不能不说是一种胶柱鼓瑟的偏执观念了。毕竟，四部分类法的本质，是图书分类整理而非严格的学术分科。

清代别集的学术化倾向不仅表现在许多以“集”命名实为题旨明确、富有体系的学术著作，还表现在许多表面看是收录单篇辞章的文集，其内容多为专题学术论文。换言之，在清人别集中，许多传统辞章文体，尤其是论、议、说、解、辨、书、问、释等，已成为活跃的论学文体，如沈彤《果堂集》、程廷祚《青溪文集》、戴震《戴东原集》、段玉裁《经韵楼集》、俞正燮《癸巳类稿》等皆如此。以沈彤《果堂集》为例，此书十二卷，未收诗赋，体例上与传统别集没有显著不同，但内容上体现了清代“学人文集”的鲜明特色。如卷一《仪礼女子子逆降旁亲服说》《礼禘祫年月说》《周官五沟异同说》《易爻辞辨》《古闰月在时终辨》《礼记明堂位问》《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为本亲问》等，卷三《礼记明堂位问》《问礼记明堂位问》《论日躔宫次论》《月建论》《父未殡而祖亡承重议》《父妾慈已者服议》等，卷四《与顾肇声论墓铭诸例书》《与沈六如论东湖行述书》《与朱文游论周礼九拜书》等，都是专门而精深的学术论文。故四库馆臣称赞此书“援据典核，考证精密”，“尤足补汉宋以来注释家所未备”，“集虽不尚词华，而颇足羽翼经传，其实学有足取者，与文章家又别论矣”。^㊺有些文体，如序、跋、书后等，虽不便撰写专题论文，但清人往往借以表达学术理念，提出对相关学术问题的看法，如《果堂集》卷五《古文尚书考序》《尚书大传考纂序》《周官禄田考序》《修吴江县志序》《沈维学四书义序》，卷八《书校本京房易传后》《书古文尚书冤词后》《书地学正书后》《重校周官禄田考跋》等。这些序、跋、书后等，不妨视为述学文体。又，在清人论学之文中，考体是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文体。它伴随着清代考据学勃兴而活跃起来，因此，从六朝的《文章缘起》《文心雕龙》直至明代的《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都没有这种文体；而在清人别集尤其是学者文集中，考体文比比皆是，如《戴东原集》卷二《明堂考》《三朝三门考》《匠人沟洫之法考》，《经韵楼集》卷五《地理志观县考》《说文刘字考》《渜濡灤三字考》等。这些考据文章往往从文字训诂入手，材料富博、争论充分、逻辑严密，强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而文笔质朴、不重藻彩，充分体现了清代主流学术的学风和文风，也是清人别集卓异于前代的重要特色。故张之洞在《轩语·语学篇》中提出“读国朝人文集，有实用，胜于古集”，并解释说“朱彝尊、戴震、钱大昕、孙星衍、顾广圻、阮元、钱泰吉集中，多刻书序跋，可考学术流别，群籍义例。朱彝尊、钱大昕、翁方纲、孙星衍、武亿、严可均、张澍、洪颐煊集中，多金石跋文，可考古刻源流，史传差误。此类甚多，可以隅反”^㊻，认为清人文集胜于古集，在于其学术价值。今人不必赞同这种价值判断，却无法否认他所揭示的清代别集的特征。在许多清代学人文集中，表彰学术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宗旨，传统辞章的抒情、审美功能已经微乎其微，仅为可有可无的点缀了。

清人文集的学术化倾向，是清代学风和文学观念嬗变的必然结果。许多由明入清的学者，视空谈心性为明亡的原因，倡导一种旨在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㊼，轻视徒事藻彩辞章的文人。这标志着清儒对文学价值的看法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变化。到了乾嘉时期，随着考据之学成为学界主流，学者的地位远远高于文人，许多士人以精研经史、博闻强记为尚，专注学问，不屑于诗赋辞章。姚鼐以古文名世而服膺戴震之学，欲师事之却遭拒绝；汪中骈文熔铸汉唐，卓然成家，当朋友劝其编纂文集时，却以“中之志，乃在《述学》一书，文艺又其末也”^㊽婉拒。这些例子充分显示了当时文章、学术地位之悬殊以及文人所承受的来自学界的压力。学术为本，艺文为末，在当时是普遍看法。许多学者仅仅视文章为表达学问的工具。章学诚云：“学问成家，则发挥而为文辞，证实而为考据，比如人身，学问其神智也，文辞其肌肤也，考据其骸骨也。”^㊾“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㊿王念孙云：“夫文章者，学问之发也。若草木然，培其根而枝叶茂焉。”章、王二人，一为史学家，一为考据学家，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有重大差异，但都不约而同把文章作为发挥、表见学问的载体；在“文”和“学”的关系上，“学”是根本、是核心、是灵魂，而“文”只是枝叶或肌肤。正因如此，作为史学家的章学诚反复强调“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在他看来，所有学问无非史学，一代总集即为一代之史，一家别集即为一人之史，“一代文献，史不尽详”，赖有文集“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从治史宗旨出发，章学诚甚至主张诗文创作当详注年月、本事等，以备考史、补史之用。至于诗文自身的审美、抒情功能，则非所关心。考据学家同样轻视辞章，认为“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他们高倡“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考核益精，文章益盛”。考据不仅是学问之本，也是文章之本，直接决定了文章的盛衰。在对当代文学史的描绘中，清人提出“国朝文以康雍乾嘉为极盛”，原因正在于“其时朴学竞出，文章多元本经术”。在这种“以学为文”的时代思潮下，别集大量收录学术文章，甚至嬗变为纯学术专著，诗赋辞章的地位受到进一步冲击和弱化，自是势所必然。

综上所述，不难勾勒出古代别集内容和编纂体例发展演变的大致轮廓。六朝隋唐是别集产生并在目录学上获得独立地位的时期，编纂体例逐渐成熟、定型，确立了传统别集收录单篇辞章、诗赋居核心和首要地位等基本特征，体现了文学独立、自觉以及与学术分离的进程。宋集开始出现自成卷帙的学术著作，打破了别集的传统形态，这一方面是出于保存文献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宋人普遍博学及“学以济文”的创作风气相关。不过，就宋人的观念看，诗赋辞章仍是别集的中心，学术著作只处于附庸地位。明代别集中著述的分量和地位都有所增强，甚至出现了名为别集、实为学术专著的情况，可见明人有意以文集表彰学术的动机。到了清代，随着学风变迁，在文学观念上出现了“以学为文”、甚至以学术取消和代替辞章的呼吁。流风所及，使以“集”命名的著作更为常见，而许多表面看来是收录单篇辞章的别集，实际上也以论学之文为主，体现出“学人之文”的显著特色，别集表彰藻彩的功能受到空前冲击。尽管如此，辞章写作始终是古代士人最基本的文化修养和技能。因此，综观六朝至清代一千多年的别集编纂史，别集收录辞章、表彰藻彩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始终没有完全消退。其中尽管出现一些新变，那也是局部的变化，丰富、拓展了别集的容量和功能，而非从根本上解构或颠覆别集传统。而这些新变，则为后人考察不同时代的文学史及文学思想史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① 别集有单收一体和兼收众体两种类型，后者往往蕴含着比前者更丰富的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信息。因此，本文的考察对象主要指兼收众体的别集。

②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二，中华书局，1985，第1065页。

③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载《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55，第629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10册，中华书局，1965，第2792页。

⑤ 陈寿：《三国志》第2册，中华书局，1959，第576页。

⑥ 章学诚：《文集》，载《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第296页。

⑦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别集类”小序，中华书局，1965，第1271页。

⑧ 关于别集的起源及其在先唐的编纂情况，可详参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7-51页；徐有富：《先唐别集考述》，《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张可礼：《别集述论》，《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

⑨ 《后汉书》第5册，第1240页。

⑩ 《后汉书》第9册，第2609页。

⑪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084页。

⑫ 《后汉书》第9册，第2613页。

⑬ 《三国志》第5册，第1254页。

⑭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第658页。

⑮ 魏征等：《隋书》卷三二，第4册，中华书局，1973，第906页。

⑯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中华书局，1992，第298、300页。

⑰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九三，第5册，中华书局，1983，第5035页。

⑱ 《全唐文》卷七五九，第8册，第7881页。

⑲ 刘昫等：《旧唐书》第8册，中华书局，1975，第2595页。

⑳ 《旧唐书》第13册，第4356页。

㉑ 详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篇，第一章，商务印书馆，2010，第53-60页。

㉒ 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第183-184页。

㉓ 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序》，载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㉔ 《四库全书总目》，第1267页。

㉕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四，中华书局，1986，第1870页。

㉖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中华书局，1985，第39页。

㉗ 徐度撰，尚成校点：《却扫编》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31页。

㉘ 苏轼：《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二十八，载苏轼著，孙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二，第4册，中华书局，1986，第1527页。

㉙ 苏轼：《答李端叔十首》之三，载《苏轼文集》卷五二，第4册，第1540页。

㉚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第907页。

㉛ 殷璠：《河岳英灵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㉜ 《颜氏家训集解》，卷四《文章》，第254页。

㉝ 黄庭坚：《论作诗文》，载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别集卷第十一，第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第1684页。

㉞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载《黄庭坚全集》正集卷第十八，第2册，第475页。

㉟ 黄庭坚：《与王观复书》，载《黄庭坚全集》正集卷第十八，第2册，第470页。

㊱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二《欧阳文忠公集后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550页。

㊲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第1314页。

㊳ 陆游：《渭南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㊴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1491页。

㊵ 同上书，第1498页。

㊶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五四，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第716页。

㊷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册，第252页。

㊸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首《弇山堂别集提要》，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9册，第2页。

㊹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一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424页。

㊺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第1529页。

㊻ 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孙文泱增订：《增订书目答问补正》附三，中华书局，2011，第665页。

㊼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079页。

㊽ 汪中：《致刘端临书》之四，载《新编汪中集》文集，第五辑，广陵书社，2005，第437-438页。

㊾ 章学诚：《诗话》，载《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第570页。

㊿ 章学诚:《俗嫌》，载《文史通义校注》卷四，内篇四，第439页。

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陈观楼先生文集序》，载《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30页。

章学诚：《报黄大俞先生》，载《章学诚遗书》卷九，文物出版社，1985，第77页。

章学诚：《文德》，载《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第279页。

章学诚：《与汪龙庄书》，载《章学诚遗书》卷九，第82页。

章学诚：《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载《文史通义校注》卷八，外篇三，第837页。

戴震：《与方希原书》，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9页。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载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附刘盼遂辑校《经韵楼集补编》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70页。

沈粹芬等辑《国朝文汇》卷首《国朝文汇序》，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6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