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代相比，清代别集无论在收录内容还是编纂体例上，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很多单篇作品后都附有作者的自记(有的作家也写为“自识”或“附记”)就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本文所说的自记，不是泛指作家记录的一切文字，而是指在单篇作品之后附上的补充性文字。自记的运用，不限于某一种文体，诗、词、古文、骈文、八股等文体中都有，但在古文创作中最为多见。因此，本文的探讨以清代古文自记为中心。

一.   自记的产生及其在清代的流行

自记作为一种副文本形态，其产生明显受到了序、跋的影响。序体创作源远流长，自《尚书》《毛诗》等经典后，就广泛运用于典籍编纂。东汉以后，它又开始出现在单篇诗赋作品中。^①依据作者的不同，序文可以分为自序和他人之序两种类型。跋在唐宋时期产生以后就一直是古代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文体。从功能上看，序主要说明典籍或单篇作品的写作缘起、主要内容及思想主旨等；跋则主要用于发表作者在阅读典籍、文章或金石书画后所产生的感受，也可用来陈述自己的相关见解。当作家借鉴自序和跋文的形式在单篇文学作品后附上一段补充性文字时，自记就水到渠成般地产生了。^②

自记的雏形产生于唐代。韩愈《师说》的末尾写道：“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请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③这段话虽没有和文章的主体分离开来，但它位于文章之末且又是对写作缘起的补充说明，与后世的自记相似，因此可以视为自记的雏形。

苏轼《文骥字说》之末的一段文字，作者虽没有标注“自记”字样，但实乃清人所谓之“自记”：

东坡居士言：骥孙才五岁，入吾家，见先府君画像，曰：“我尝见于大慈寺中和院。”试呼出相之，骨法已奇，神气沉稳。此儿一日千里，吾辈犹及见之。他日学问，知骥之在德不在力，尚不辜东坡之言。元祐三年十月癸酉门下后省书。^④

据张志烈等先生的研究，此文作于元祐三年(1088)，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作于九月十八日，后半部分(即上文所引)作于同年十月。^⑤也就是说，此文末段文字乃是作者补写的，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自记。由此可以看出，自记作为一种文本形态，在宋代已经正式形成，尽管人们还没有将它明确定名为“自记”。

元代也有类似的例子。如谭景星在其《明明德斋记》的正文之前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缘起：“《大学》一句之义，统乎一篇，曰明明德而已矣。子乃私之以名斋，无乃不可欤？对曰：人得之天，均有是德，在吾之所以明之之何如尔，其庶几乎。乃记。”^⑥据《全元文》的整理说明，谭景星此文辑自其《村西集·文集》卷七，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刻本。“乃记”一语，透露出作者的自记意识。明代自记比宋元稍多。如归有光《归先生文集》卷一《洪范传》正文之后写道：“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范传》，其论精美，远出二刘、二孔之上。然予以为先儒之说亦时有不可废者，因颇折衷之，复为此传。若皇极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谓锡福者，锡此而已。箕子丁宁反覆之意，最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谓得箕子之心于千载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义，必于予言有取焉矣。”^⑦这段话交代了正文的写作缘起及主旨，其功能与清代很多自记已毫无二致。此外，卓发之《漉篱集》、施绍莘《花影集》、倪元璐《倪文正公遗稿》等，也都有数量不等的自记，而且都明确标注有“自记”二字。这表明，关于自记写作，部分明代作家已经有了明确、自觉的意识。

通过梳理可知，自记从宋代正式形成后一直为人们所沿用。不过从总体来看，在宋、元、明三代，其运用并不普遍。有的作家不过是偶尔为之，像施绍莘用得算是多的，但也不过十余次，而且这样的人在清代之前寥寥无几。

到了清代，自记写作逐渐蔚为风气。只要浏览一下《清代诗文集汇编》就不难发现，清代运用自记的古文家远远多于前代。虽然无法精确统计其具体人数，但据笔者的有限阅读可以肯定，清代至少有近百位古文家使用过自记，其中不乏名家，如李世熊、张自烈、黄宗羲、尤侗、魏禧、彭士望、吴肃公、任源祥、归庄、施闰章、徐枋、储大文、盛大谟、方苞、全祖望、沈德潜、陈兆崙、袁枚、彭绍升、徐经、郝懿行、牟愿相、管同、方东树、盛大士、徐湘潭、吴敏树、杨彝珍、李元度、平步青、薛福成、郭嵩焘等等。翻开清人别集，自记虽不能说触目皆是，但说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副文本应该不算夸张之词。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很多别集的单篇作品之后附有同时代人的评点，因此作者对自己所作的补充性文字一般会明确标上“自记”字样，以区别于他人之评点^⑧，如张自烈《芑山文集》、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编》、全祖望《鲒埼亭集》等等，都是如此。正因为有如此众多明确标识“自记”的实例，自记作为一种成熟的副文本形式才得以确立。

清代别集所附古文自记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很多古文家使用自记的频率大大超过前代之人，如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吴敏树《柈湖文录》、郭嵩焘《郭侍郎奏疏》都有二三十处，方东树《考槃集文录》甚至有四十多处。二是很多自记的篇幅都比较长。前代的自记大多只有几十个字，比较简约；而清代的古文自记虽然也有短小精悍的，但多数篇幅比前代长，数百字的很常见，有的甚至达到一千多字。例如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十二《因法事条陈时政疏》的自记有三百余字，徐经《雅歌堂文集》卷四《读聂政传》的自记有近四百字，蔡衍鎤《操斋集》文部卷十五《先妣慈肃李太君行述》的自记有五百余字，汤来贺《内省斋文集》卷十三《粤东乡约记》的自记有六百来字，蒋汾功《读孟居文集》卷一《与友人论孟子文书》的自记有一千四百余字。清代古文自记的这两个特点，说明它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表情达意的重要形式，受到了很多古文家的重视。清代刻书费用高昂，如果作家或编刊者认为自记无足轻重，是断不会将它刻入集子的。

综上所述，古文家在其作品之后附上自记，在清代已不是一种偶然行为，而是一种较为盛行、特别引人瞩目的创作风气，并在别集编纂和刊行中得到呈现。

二.   古文自记与清代学风

如上所述，自记作为一种副文本在宋代即已形成，且元明两代皆有人沿用，那为何直到清代才为人们所广泛运用，并频繁出现在别集之中呢？这与清代的学术风气大有关系，尤其与清代古文家关于辞章与学术关系的深入思考紧密相关。

清朝最高统治者如福临、玄烨、弘历等为了加强文治，大力推行崇学右文的国策；而清代士人为了革除明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的流弊，也大多重视读书，讲求经世致用。经过官方和士人的共同努力，清代学术呈现出十分兴盛的景象。

在浓厚学术氛围的影响下，清人的古文观念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化倾向。戴名世说：“今夫能文者，必读书之深而后见道也明，取材也富，其于事变乃知之也悉，其于情伪乃察之也周，而后举笔为文，有以牢笼物态而包孕古今。”^⑨邵长蘅说：“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者何？在读书，在养气。”^⑩焦循说：“学者以散行为古文，散行者质言之者也，其质言之何也？有所以言之者，而不可以不质言之也。夫学充于此，而深有所得，则见诸言者自然成文。”^⑪这都是在强调学术对古文创作的决定作用。类似的说法在清代别集中比较常见，难以一一列举。由此可见，强调“文”本于“学”，主张“文”“学”融合为一，乃是很多清代古文家的共识。

这一古文观念，通过当时的别集编纂方式也可以看得出来。其中，大量自记的出现就是清代古文学术化的一个表征。

清人治学普遍注重实证，反对因袭前人陈说，他们在以古文论学时也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倾向。例如，方苞在《书刺客传后》认为，《战国策》中关于聂政之姊事迹的原文不符合人之常情，“世有乍见所亲皮面、抉眼、屠肠，而从容赞美如途人者乎？观太史公所增损，乃知本文之疏且拙也”^⑫。显然，方苞认为经过增损之后，《史记》的记载比《战国策》的原文更加精彩动人。但徐经却不这么看，其《读聂政传》自记曰：

太史公用《国策》，多有增损，后人谓远过于本文……盖其姊者，烈女也，“勇哉”一叹，乃欲往视时之言；及见政尸，则抱而哭，表政里居、姓名而外，无多一语，遂死尸下，盖始终恐累严仲子也。仲子交其弟，姊嫈岂有不知？政既虑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则其姊亦何肯宣言韩市，以贻累于仲子？乃《史》称其既见政尸而列其名，并为严仲子死，是仲子不殆于聂政而殆于姊嫈也，岂烈女之行哉？余读望溪《书后》，特为发明，使知《策》文本非疏拙，而太史公所增损，则未免有语病也。^⑬

在《战国策》中，聂嫈见到其弟的遗体，只说此人乃是吾弟轵深井里聂政，此外无复多言；而《史记》在叙述这个故事时，却对聂嫈临死前的一番话进行了删改。徐经认为，司马迁这一改写固然生动，但他无意中使聂嫈透露了聂政刺杀侠累的幕后主使乃是严仲子，这就将严仲子推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而这正是聂政所不愿看到的；何况聂嫈深知其弟，且其侠义一如其弟，她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所以《史记》所叙聂嫈临死之前的一番话，乃是《史记》删改《战国策》原文后所产生的一个败笔。通过比较可知，方苞是以文学眼光来看待《史记》增损的，而徐经则重在追求历史真相，采用的是史家眼光。徐经这段自记，显示了清代实证学风对古文创作的深刻影响。

清代考据学十分兴盛。受其影响，许多古文家都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考据因此成为古文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创作风气自然也渗透到自记之中。例如，管同《徽州府汪氏祖墓祠碑》自记曰：“右予为邓中丞代作汪氏祖墓祠碑，其祖宗官爵、名字，一本其子孙所记录，而多可疑者。龙骧将军爵秩显矣，为是官何以又为会稽令？汉讳武帝名‘彻’为‘通’，故‘蒯彻’改为‘蒯通’，后来之臣，安得敢以‘彻’为名乎？王莽始封新都侯，既而定有天下，之号曰‘新’，东汉封侯，必不更以‘新都’为号。大抵六朝以来，谱牒之书多附会不足信。为人作文，不能斥其依托谬妄也，然而辨不可少矣。”^⑭这篇文章是作者依据他人提供的文献而为其祖先所作的碑文。在这段自记中，作者通过前代避讳的惯例断定正文所据文献必然存在一些讹误，明显体现了作者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考据思维。又如，关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南北朝文》的纂辑者究竟是严可均还是孙星衍，自嘉庆以降就一直存在争议。其中，谭献的观点最有影响。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浙中书局将刻严铁桥《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不知能竟此业否。铁桥以未入《全唐文》馆，发愤编次唐以前文字。予在全椒见《吴山尊日记》手迹，言纂辑实出孙伯渊，铁桥攘为己有耳。”^⑮平步青在《与汪荔墙论〈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南北朝文〉编目书》自记中，依据姚振宗《师石山房书目》、沈涛《国清百录跋》、严可均《四录堂类集》等，驳斥了谭献之说，认为此书的纂辑，孙渊如虽有首倡之功，而且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但主要还是由严可均完成的。^⑯这一有根有据的辨析，充分显示了自记在清代考证文章中的作用。

清代古文家多有崇实尚博的精神，故其为文少不了要引述一些史料；而为了避免枝蔓，有的史料不便于正文中叙述，那么在文末另作补充自然就成为一种合适的选择。事实上，很多清代古文家的自记都是基于此种考虑的。如王源《于忠肃公传》自记曰：“按实录，公巡抚山西、河南及守京以后事功颇众，他载籍多不详，兹一一补入，但多用总叙、虚叙法，不可繁也。至守京事，为实录所不载者，亦不敢雷同附会，阙疑非疏漏也。公奏议第存大意，而字句多剪裁润色，总为文章计耳。知我罪我，俟之后人。”^⑰王又朴《孝子金生实迹》自记曰：“此无为州孝子金生实行也。新安汪子槎庵来州，访得其人，为余道之如是。前署牧别驾冯君亦与交，如槎庵言。询之诸绅士，无不同者。余重其晦名，敦实行，惧久而湮，因纪之以备后之重修州志之能采择者。”^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传记之文乃是古文的一个重要部类，历代别集中都十分多见，但前代很少像清人这样以自记形式补充史料、交代史源的。毫无疑问，清代古文家的这种做法是当时学术风气渗入古文创作的自然结果，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人无征不信的学术理念和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

清代古文家崇尚的“学者之文”，往往出经入史，旁征博引，表现出鲜明的“羽翼圣道”的学术宗旨。这一特点，也时常体现在他们的自记之中。如徐经《管蔡论辩》自记曰：

太史公以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而董江都亦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今选古文家，多采子章《管蔡论》，使无知之徒皆悦而向之，淫辞邪说，害于人心，亟宜辩明，以正学术，有功世教不浅。明时人好异说，如王弇州《秦论》以汤武例秦。秦以势并六国，六国不得不入于秦；汤武以德孚诸侯，不能不归于汤武。汤武顺天应人，何谓逆取？何谓孔子姑为之称？敢于侮圣人之言，与郭子章同一获罪名教，学者慎之。殷制：一生一及。武王终，管叔以为当立，而周公立武王之子成王，所以管恶周公以流言，继以殷畔，非为殷也，欲藉殷而自立也。何后世多不晓，直是臆说。^⑲

针对明人郭子章《管蔡论》扬管蔡、诋周公的论调，徐经写下这篇《管蔡论辩》力驳其谬。这段自记在其正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郭氏观点的悖妄和危害，体现了作者辟邪说、正人心的现实关怀，而这又从根本上体现了清代儒家学术思想的影响。类似的例子当然不在少数。由此可见，对于很多清代古文家而言，自记乃是一种重要的论学渠道。

三.   古文自记与清人的文学传播意识

自记之所以在清代别集中大量出现，除了学术风气的影响外，还与清人的文学传播意识有关。

任何一个作家都渴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并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很多清代古文家的文学传播意识却明显强于前人。他们在完成写作之后，不是被动地等待社会的评判和历史的选汰；相反，他们会积极、主动地采取各种方式推动作品的传播，如请名家作序、题辞，将自己的作品交由时人评点，在别集的显要位置标注评点者或审定者的姓名，等等。虽然这些行为在前代即已出现，但清人在这方面的热情和投入精力远远超过前人。

例如，薛熙就曾接二连三地将己作寄送给惠周惕评点，并请他为自己即将出版的集子作序。对此，惠周惕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数日前辱示未刻文五篇，既又得杂文六篇，今续寄序记二篇，前后文共十有三，中间再赐手书，勤勤恳恳……足下但益培其材，益养其气，益充其体，修其辞以求合乎古之道，道合矣则虽数百世之后，必有知道者为足下助而张之，无论今世之知不知可也。若以求名，则今之千人倡、万人和者，果足以为名哉？不足以为名而是之求，徒为丧吾道而不得名也……传不传在足下，岂在他人耶？今窃观足下意似汲汲焉唯恐世之不知，而求知焉者，吾恐足下名之得而道之丧也。^⑳

在惠周惕看来，一个作家的古文创作不能仅仅满足于取悦当世之众人，而应将合乎古道作为其写作准则和最高目的。只有这样，其作品才能传之久远、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因此，他对薛熙汲汲于获取当世之声誉的做法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批评。这种批评，恰恰从反面透露了清人热衷于传扬己作以邀时誉的风气。薛熙的行为只是时代风气的一个缩影，这只要从大量清代别集所附之古文评点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惠周惕的这封信，不仅是写给薛熙的，更是写给所有时人的，是他针对当时之风气而借题发挥的产物。“文字只求千百世后一人两人知得，不求并时之人人人知得”^㉑，刘大櫆此言和惠周惕之说一样，不过是少数人心中的高远理想，却从反面暗示了当时古文家热衷于求取时誉的事实。自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时代风气的一个产物。

很多古文家选择运用自记，就是为了有效地推广己作，从而提升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例如，李绂《拟汉置五经博士诏》自记曰：“此余乡试首举第二场首篇也，座主长洲吴公、睢州王公极加叹赏。与论诰表策并刻以进呈，因存之集中，志知遇之感焉。”^㉒沈彤《与方望溪先生书》自记曰：“望溪先生得书，明日来寓斋，甚是余说，但以修改烦，不能尽用，乃为去其太甚者。”^㉓袁枚《高帝论》自记曰：“此与《郭巨论》同作，年甫十四，受知于杨文叔先生。虽于事理未协，而笔情颇肆，存之以志今昔之感。”^㉔在这些自记中，作者都说自己的作品曾受到名家的赏识，这虽然有不忘知遇之恩的意思，但其主要目的显然是借名流以自重。

描述同时代之读者对于己作的接受与传播，是清人古文自记中的又一常见内容。例如，吴肃公《送孙无言归黄山序》自记曰：“此序邮去，原稿旋佚，无言客死，亦无从索也。后过濑上唐岸人，口诵不遗一字。岸人初未识予，每搆予文，必手录，或暗记之。予交岸人始此。岸人才而天，今念之怆然。”^㉕夏之蓉《越山诗集序》自记曰：“迦陵读此序，竟涕泗横流，几欲失声，旋肃衣冠，拜谢于庭，盖其天性真挚有过人者。”^㉖在这里，作者通过记录同时代人阅读其作品之后的反应和评价，间接显示了他们作品的魅力与水准。不用说，作者亲近之人的共鸣、倾倒以及作者本人绘声绘色的描述，有助于激发其他读者(包括后世之人)的阅读兴趣。再举一例，在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英军的坚船猛炮，清政府十分被动，彭蕴章乃作《审敌策》一文力主战守不可偏废，并强调要加紧造船以消除敌我之间的力量悬殊。作者在文末的自记中说：“道光辛丑岁，夷氛未靖，奉诏求言，其时部员皆得献策，上官酌核，具奏多所采录，见诸施行。余以郎中值枢垣，是年九月献此策于军机大臣，以备采择，不求入奏。次年始有旨，命川楚购材木，造战舰。旋闻夷酋就抚，事遂寝。”^㉗在这里，作者虽然没有肯定地说朝廷“购材木，造战舰”即是出于他一个人的主张，但事实本身却说明他的主张是可行的。换言之，这段自记通过对作品社会效应的叙述，向读者展示了作者的卓识和写作水平。

上文说过，清代很多古文家在写出一篇或数篇作品后，往往会将其寄送给自己的师长、友人或后辈评点，这无疑有主动宣扬己作的用意。当这种做法形成风气后，有些自负、大胆的古文家干脆就在自记中自评己作。如彭士望自评其《九牛壩观觝戏记》说：“寄托亦自《圬者》《梓人》二传来，而意旨、机轴迥相悬绝，且窈邈之思、危苦之音，亦大异于元和，不敢作韩柳后尘也。”^㉘茹敦和自评其《曾敬五诗叙》一文说：“反复唱叹，且颂且规，乃都无一点浪墨。”^㉙徐继畲自评其《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说：“村学究见此议论，未免惊讶，然皆平正通达之言，不读书者自不知耳。文体欲仿壮悔堂，参以柳州之廉刿，虽未成体而八股俗调已去太半。”^㉚这些古文家当然清楚，在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观念中，露才扬己是不可取的；但他们不顾可能遭致的非议，大胆地在其自记中夸耀己作的水平，甚至将自己和前代公认的大家相提并论。这种一反前人传统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他们急欲获得广泛认同的愿望。

记录作者写作时的心情，或者追记作者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读起己作时的感受，也是清代古文自记的主要功能之一。例如，黄晋良有感于汉成帝以来爵禄日重而为害愈深的事实，乃作《癸亥十一月十八夜偶书》。写毕，情犹不能自已，于是又在自记中写道：“夜深读书，触事命笔，不觉极其沉痛，词无诠次，不足成篇章也。”^㉛又如，朱奇龄在读到自己多年前写的《又答陈敬之书》时，深感物事人非，于是又在文末写道：“此予戊辰秋日答敬之书也。其明年春，敬之遂奄然辞世。呜呼！钟子期死，伯牙为之不鼓琴。庄生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呜呼！敬之而既殁矣，吾安得如敬之者而与之言哉！”^㉜自记作为一种文本形态，没有任何形式或内容上的约束，作家可以随意、自由地书写，因而其流露出来的情感一般比较真挚。当我们读到上述黄晋良、朱奇龄那样沉痛的语句时，不能不为之动容。由此不难推想，当作者写下此类文字时，他们是多么希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多么希望后世的人们产生共鸣！

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有标榜声气的风尚，其中尤以明、清两代最为突出，很多清代古文家也受到了这一风尚的影响。上述古文自记的各种内容，就体现了他们自我揄扬、自我标榜的动机。对于这些作家，后人不能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对其人格和行为进行苛责，而应从他们所处时代的语境出发，作同情之理解。首先，清代文学十分繁荣，当时作者之多、作品之繁、竞争之激烈，都远超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因此，如何有效推动己作的传播，使自己不至于湮没无闻，就成为很多作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其次，清代古文家大多崇尚同仁之间的交流和砥砺，认为这是写好古文的前提之一。黄宗羲说：“文章之道，非可一蹴而至者。苟好之，则必聚天下之书而读之，必求天下之师友而讲之，必聚一生之精力而为之，其文有不工者乎？”^㉝所谓“必求天下之师友而讲之”，即是强调互通声气的重要性。黄氏这一观点，乃是很多清代古文家的共识。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养成了喜讨论、好争辩的习气，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最后，清代古文家很多都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而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有用之文，他们必须努力宣传自己，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读者和知音。正是这些原因，使很多清代古文家都有自觉、强烈的文学传播意识。而当他们发现自记这一便利的形式之后，大量运用并将其收入自己的别集之中，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四.   清代古文自记的理论意义与文献价值

伴随着创作的繁荣，清代古文家十分热衷于文章作法的探讨。其探讨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文话、评点、序跋、笔记等，都是他们发表理论见解的渠道，自记当然也是其中的一种。

有的古文家在完成一篇作品后，又在其后写下自己的写作感受。此类自记，往往体现了作者关于古文作法的观点或倾向。如吴肃公在《送梅振先授徒巢县序》的自记中写道：“初有结语云：‘不然，巢固有巢父之迹、梅福之洞焉，其一访以归耳。’梅杓司亟赏之，而予叔季埜先生乙去之，曰：‘文学八家，岂得参巧隽语？’杓司称服。”^㉞在这里，吴氏现身说法，表达了古文不得“参入巧隽语”的观念，体现了他崇尚高古、浑朴之风的创作倾向。沈廷芳在《方望溪先生传》的自记中转述其师方苞对他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久不讲。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家，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㉟方苞此言，体现了他对古文语体纯粹性的努力维护和对雅洁文风的自觉追求，这已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常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方苞这一著名的理论观点，乃是由其弟子沈廷芳在其古文自记中转述而来的。自记对发表和传播古文理论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古文的繁简问题是清代文章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清人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㊱这在清代古文自记中也有所体现。例如，王芑孙《故明二杨将军传》自记曰：

彭(引者按：据正文可知为彭厚惪)作《双忠传》，几六千言，余今删取为二千余字，而文气转若有余。盖易堂数子立志太高，推其意，皆欲直接班、马而自异于韩、欧，每作一文，无处不用加一倍法，未免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卒之去韩、欧远甚。震川不敢自异于韩、欧，卒之不求异而有以自异，以此见文章不在高谭也。易堂数子承七子伪体之余，当时文盛行之际，自觉高出一世，其于震川犹隔尘也，何暇他问？惟“三魏”中，叔子最疎宕有奇气，名故不虚耳；虽然，今日震川，莫知所在。苛论前贤，第增惶悚。嘉庆戊午十月自记。^㊲

显然，王芑孙主张人物传记当以高简为贵，不宜铺写过繁。他认为在这方面韩愈、欧阳修之文堪称典范，归有光亦有可取之处；易堂九子中，只有魏禧之文疏宕有奇气，其余诸人皆失之于繁。

同样是关于传记之文，方东树的看法却与王芑孙迥然有异。他在《朝议大夫贵州大定府知府姚君墓志铭》自记中说：

章法完密，于叙事中一一点缀，风韵焕发，韩、欧、王法也。或言：艾繁不可删者，亦有说？念此为伯山平生第一得意，第一功名，英姿飒爽，毛发俱动，平心而论，实多有足为后来治剧之谱。若贪惜笔墨，裁损字身，缩减文句，以求合所谓义法，则伯山面目性情不岀，文章精神亦不岀。如宋子京《新唐书》，反成伪体。墓志即史家纪传，宜实征事迹。如太史公诸列传，各肖其人，描写尽致，自成千古，故韩、欧、王三家志文，皆学史迁法。若但以长短为胜劣，则子由志东坡，亦六千字，东坡状温公，至万言以上。虽昔贤之论苏氏文不登金石之录，然二公亦尚非全流俗门外汉也。且伯山之为政，与吾之为文，自行意而已，固不规规傍人门户，指前相袭用，一律作优孟衣冠也。此意何当？与吾伯山地下共论之。^㊳

方东树认为，传记之文不当以繁简为优劣，对于经历丰富、事业显赫的传主，就应尽情铺叙和摹写，只有这样，才能将其面目、性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正是基于这一观点，他对苏轼、苏辙的人物传记进行了重新评价。其迥异于前人的看法，对于今人重新认识二苏的传记文乃至整个古代传记的写作传统，都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上述例子足以证明，古文自记是清人阐发其文学观念的载体，蕴含着较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值得深入挖掘。

作为一种副文本，清代古文自记的另一重大意义是保存了一些与正文有关的信息，诸如写作的动机、背景、经过，作者构思或行文的匠心，作品的本事及相近之史实以及作品最初的传播接受情况，等等。这对今天的清代散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张符骧《海烈妇传》自记曰：

传烈妇者三家，王岩筑夫、周筼青士、周启嶲澹木，看来都不成文理。澹木不知九廷以私怨告显瑞，而称为义侠，又言妇跪谢二妪，尤误。青士具狱词太费，筑夫琐琐道白金可厌，又言妇厉叱杨二，既厉叱，则有量宜与二绝矣，后何以又信其所绐而就显瑞乎？且九廷私怨，何必费辞？海氏，一流离乞食妇人，岂有胡天胡帝，而诸家特言其美艾？来常踪迹，亦何足深言？予于此颇有斟酌。题不曰“陈烈妇”，而曰“海烈妇”，与熙甫《书张贞女事》同意，皆欲绝之于夫家也。^㊴

在这里，作者通过指摘他人之作的谬失展示了自己对人情物理的深刻把握以及在史料剪裁和文字详略轻重上的匠心，这对读者的阅读与理解来说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引导。再如，鞠濂在《李忝翁室于孺人墓志铭》自记中写道：

不能如古人随意为文，故寻一蹊径入亡室作起结，孺人之贤即以亡室语虚挈于前，为中幅四段之纲，末路不再见亡室则意不显，而无端漫及又太痕迹，故留三语叙于后，即接叙孺人子女与卒年。此下若明应“有感”句，又嫌太显无意绪，折归先生借映之，结孺人，并结亡室。盖入亡室，则下伤悼语乃不类无病呻吟。铭中翻作慰意语，而悲怆乃益深，凡此皆篇中用意处也。^㊵

毫无疑问，作者关于其正文、意脉及具体笔法的细致介绍，对于读者深入领会其艺术匠心，进而准确评判其创作水平，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此外，卢锡晋自评其《书〈商子〉后》一文说“学史公赞，只到得欧、苏门庭”^㊶，茹敦和说其《楚两节妇传》与“震川学《史记》文字”相类^㊷，田兰芳自述其《慎斋记》乃“学子由《东轩》、子固《学舍》二记而卒不得肖”^㊸，等等，都有助于读者把握作者的创作倾向，启示后人将其正文置于相关的作品谱系中去作纵向比较和准确评判。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㊹作家对自己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往往比他人更能道出其中的奥妙^㊺，因为对于作品的写作背景、思路技巧、最初的接受传播等，作者本人是最清楚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指导读者的阅读方面，自记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价值。

① 参见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

② 自记一般位于作品正文之后。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中有二十余处自记，多在文末，但有四文(《相臣论》《留侯论》《正统论中》及《正统论下》)的自记却在正文之前，这透露了自记与自序之间的血缘关系。

③ 韩愈撰，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第1册，中华书局，2010，第140页。

④《苏轼文集校注》卷一○，载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1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第1047页。

⑤ 同上。

⑥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第31册，凤凰出版社，2004，第279页。

⑦ 归有光：《归先生文集》卷一，载《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72册，黄山书社，2016，第21页。

⑧ 关于别集附以评点的问题，可参余祖坤：《古文评点向清代别集的渗入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

⑨ 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方逸巢先生诗序》，载《戴名世集》卷二，中华书局，1986，第37页。

⑩ 邵长蘅：《邵子湘全集·青门簏稿》卷一一《与魏叔子论文书》，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52页。

⑪ 焦循：《雕菰集》卷一○《文说》，载《丛书集成新编》第6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第95页。

⑫ 方苞撰，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二，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5页。

⑬ 徐经：《雅歌堂文集》卷四《读聂政传》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3册，第121页。

⑭ 管同：《因寄轩文二集》卷三《徽州府汪氏祖墓祠碑》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2册，第346页。

⑮ 谭献撰，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第111页。

⑯ 平步青：《樵隐昔寱》卷四《与汪荔墙论〈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南北朝文〉编目书》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0册，第216-217页。

⑰ 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一《于忠肃公传》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4册，第13页。

⑱ 王又朴：《诗礼堂古文》卷五《孝子金生实迹》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8册，第362页。

⑲ 徐经：《雅歌堂文集》卷七《管蔡论辩》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3册，第184页。

⑳ 惠周惕：《砚谿先生集》卷下《与薛孝穆书》，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9册，第98页。

㉑ 刘大櫆：《论文偶记》，载刘大櫆著，范先渊校点：《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3页。

㉒ 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八《拟汉置五经博士诏》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3册，第366-367页。

㉓ 沈彤：《果堂集》卷四《与方望溪先生书》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64册，第369页。

㉔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高帝论》自记，载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593页。

㉕ 吴肃公：《街南文集》卷一○《送孙无言归黄山序》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0册，第705页。

㉖ 夏之蓉：《半舫斋古文》卷五《越山诗集序》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7册，第512页。

㉗ 彭蕴章：《归朴龛丛稿》卷四《审敌策》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7册，第621页。

㉘ 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卷八《九牛壩观觝戏记》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2册，第154页。

㉙ 茹敦和：《竹香斋古文》卷上《曾敬五诗叙》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7册，第59页。

㉚ 徐继畲：《松龛先生文集》卷四《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9册，第622页。

㉛ 黄晋良：《和敬堂全集》卷一○《癸亥十一月十八夜偶书》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册，第191页。

㉜ 朱奇龄：《拙斋集》卷一《又答陈敬之书》自记，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1册，齐鲁书社，1997，第594页。

㉝ 黄宗羲撰，沈善洪主编《南雷诗文集》序类《戴西洮诗文题辞》，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02页。

㉞ 吴肃公：《街南文集》卷一○《送梅振先授徒巢县序》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0册，第704页。

㉟ 沈廷芳：《隐拙斋集》卷四一《方望溪先生传》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8册，第539页。

㊱ 参见蔡德龙：《论清人对文章学繁简理论的重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㊲ 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九《故明二杨将军传》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2册，第394页。

㊳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一○《朝议大夫贵州大定府知府姚君墓志铭》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第296页。

㊴ 张符骧：《依归草》卷二《海烈妇传》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12册，第474页。

㊵ 鞠濂：《悦轩文钞》卷下《李忝翁室于孺人墓志铭》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5册，第479页。

㊶ 卢锡晋：《尚志馆文述》卷二《书〈商子〉后》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1册，第92页。

㊷ 茹敦和：《竹香斋古文》卷下《楚两节妇传》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7册，第75页。

㊸ 田兰芳：《逸德轩文集》卷中《慎斋记》自记，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8册，第61页。

㊹ 杜甫：《偶题》，载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一八，第4册，中华书局，1979，第1541页。

㊺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苏轼，其《自评文》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六，第19册，第7422页。)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苏文的评价，依然还是以苏轼本人的这段话最为精彩、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