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户后期日本杰出的汉学家，赖山阳(1781—1832)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卓有实绩，得“日本の東坡たる本色”^① (日本之东坡本色)之评, 其诗有43首被清代俞樾选入《东瀛诗选》，其诗文品评类著作数量亦颇多。20世纪，赖山阳的《论诗绝句》《东坡诗钞》被介绍到中国学界；近年来，探讨其汉诗文对中国古典传统之继承与创新的论文迭出。^②然而，具体到赖山阳对苏轼文章的接受，不管在讨论范围还是研究深度上都尚属有限。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赖山阳的苏文阅读及评点出发，反观赖氏自身的创作，发掘其在技法、观念等层面所受到的苏轼影响，并审视其在日本江户时代苏轼文章接受史中的定位及价值。

一.   赖山阳的苏轼文章接受略观

赖山阳对苏轼诗文的阅读起步较早。据自述，他“十四五岁，因曝书，见苏文史论”而一见倾心，“乃窃诵习，手钞《范增论》及《倡勇敢》策，贴壁日观之，自是遂有学文之志”。^③不妨说，此后，“学文之志”与“学苏轼文之志”一起贯穿了赖山阳生命之始终。试观表 1所列其文章类作品创作年谱：

表  1  赖山阳文章类著作年谱^④

时间	作品	与苏轼相关者
文化元年(1804)	《山阳文稿》上卷完稿	史论、假传、记、序等
文化元年	《日本外史》起笔文化四年，草创略定文政十年，初稿文政十二年，一校稿	史论
文化二年	《古文典刑》完稿	选《檀弓》《孟子》
文化二年	《小文规则》完稿	选苏轼小品25篇 几乎无评语
文化二年	《新策》起笔文化四年，初稿天保元年，《通议》初稿天保三年，完稿	学苏轼史论、策
文化五年	《孟子评点》	评《孟子》
京都开塾期间[即文化八年至文政元年(1811—1818)、文政二年至天保三年(1819—1832)]	评点、讲授《评本文章轨范》	评苏轼文12篇 其中史论6篇，在选文数目中占比50%，评语条数占比56/155，评语字数占比约56%
文政二年至天保三年	编选、讲授《谢选拾遗》	增选苏轼文15篇 其中史论4篇、策3篇，在选文数目中占比47%，据《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补入的评语字数占比约56%
文政三年	着手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文政六年，完稿	评苏轼文60篇⑤ 其中史论22篇、策10篇，在选文数目中占比53%，评语条数占比232/488，评语字数占比约49%
文政十二年	《日本政记》起笔，天保三年，完稿	史论
天保元年	《春秋辽豕录》起笔，天保三年，未完稿	解经
天保三年是年九月，赖山阳殁	《书后题跋》完稿	涉及苏轼文的有6篇 其中关于史论、策者4篇，占比约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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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章选本而言，除早年的《古文典刑》《小文规则》《孟子评点》外，赖山阳的品评皆直接或间接源自沈德潜、谢枋得的选本，具有“二次批评”的特点，沈、谢二人选入苏轼文章的篇数直接影响到赖氏相关评语的数量。同时，赖氏自选本也潜隐着苏轼的文章观念，“坡尝云不读《论》《孟》《檀弓》不能文”^⑥，《古文典刑》《孟子评点》对《檀弓》《孟子》行文技巧的揣摩便似对此教诲的注脚。此外，赖氏的苏文品评还散见于题跋，常将关切现实的策置于苏文的首要位置：

世之论苏子瞻文，必称《赤壁赋》，不则其小品诸文。予独谓不然。苏氏父子兄弟，常不以文士居也。若其文，则祖《国策》、贾、晁错，非屈、宋、班、杨之流也，而子瞻为最焉。子瞻心胸之间，常有“天下”二字，文辞特其游戏，不如他人刻骨镂心也。然亦有刻骨镂心而作者，进策是也。^⑦

苏辙对其兄的盖棺定论也有“论古今治乱, 不为空言”^⑧之言。自赖氏经世之眼观之，《前赤壁赋》也满载家国之忧、羁旅之愁，乃“出忧愁幽思之余者”^⑨。

就文章创作而言，早年赖山阳受苏轼影响，已写有“务翻旧案，故诡辩僻议，十居五六”^⑩的史论。宽政十二年(1800)，21岁的赖山阳疑因双相情感障碍发作，脱藩入京，旋被软禁在家；翌年始立修史之志；24岁解除幽禁、25岁遭废嫡后，他即开始撰写《日本外史》，并模拟贾谊、苏轼等人文章而成《新策》，晚年又将后者删订为《通议》。面对“其文与识可称压卷”的《倡勇敢》及《策断》上篇，赖山阳自认“作《通议》，欲一语仿佛，不可得也”。^⑪饶是自谦如此，其《日本外史》《日本政记》《通议》等仍被认为是近现代日本国民思想的启蒙读物，并推动了明治维新等社会变革。^⑫

要之，不管是从评语数量、字数，还是从习作的时长、用功程度、后世影响来看，史论、策一类偏于议论性的文体都应为赖山阳接受苏轼文章的重中之重。那么，赖山阳又是如何揣摩与规摹苏轼文章的呢？

二.   文人的评苏之眼：以读者接受、作家创作为重点

在赖山阳的苏文品评中，有两个常以一隐、一显的方式同时出现的关键词：其一是读者(“故使读者快心洞目也”^⑬，“出读者意表”^⑭)，处处透露出赖氏作为读者对文章接受效果的重视；其二是文势(“文势丰厚”^⑮，“文势不板”^⑯)，显示出赖氏对作家造句使字之要诀的关注。文章布局与读者反应密切相关，是作品能否被广泛接受的锁钥。故此，虽然赖山阳对中国士子科举应试之伎俩嗤之以鼻，但其文章品评却充分吸收借鉴南宋以降文章学领域的诸多程式，成为苏轼文章的又一入门指南。

一   苏文的近人情和长譬喻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赖山阳非常强调苏文依顺人情而说理、取譬的一面。所谓“情”，是人内心涌现的主观真实情感。一方面，设身处地思考以贴近常人之至情，是政治家制定正确方针的第一步。故赖氏的“切近人情”之评常见于苏轼策：“洞达人情至此，非寻常文士所企，而文之曲尽其意，亦非俗吏所望，是这翁所以绝出古今。”^⑰其实，谢枋得就已借《范增论》点明苏轼善于换位思考之高妙；^⑱赖山阳进一步指出，苏轼不仅从范增善于智谋的角度出发，想象其对项羽杀义帝之举“将必力争而不听也”的情状，更在趋利避害的基础上为范增剖析局势。^⑲另一方面，“洞达人情”也是谏臣促使统治者接受进言的必要策略。如赖山阳评《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云：“神宗喜经术之士，坡公故杂引《诗》《书》，作刘向体。”^⑳便点明苏轼此篇“文字不似平生”的缘由。

在思维方式的“洞达人情”之外，比喻是另一种体贴寻常人情的方法。苏轼常利用具有相同特征但稍微常见、浅易、形象的事物或场景，代替对读者来说较为陌生、深奥、抽象者，其论述也就更易被接受。如赖山阳言：“三苏并长譬喻，而长公最妙，妙在触类而长之。”^㉑“公譬喻每每引而伸之。”^㉒苏轼多用的喻体如医药、器物、身体等皆不见“奇迈”，他真正擅长的是在对熟知喻体的细致摹写和递进展开之中，“延长读者的感知过程，增加读者审美感受的曲折性”^㉓。例如，为说明得道之君治理天下的得心应手，苏轼将“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㉔的故事娓娓道来，通过心(圣人)、手(百官)、身(百姓)的比喻，读者自然能够理解，要达成役使百官以护佑百姓的理想，最重要的就是清明吏治。此种举一反三、不厌辞费地创设情境的喻体，还被运用在《省费用》《教战守》《上神宗皇帝书》等文中，让读者迅速抓取同类事物的本质规律。以是，沈德潜才说：“乐天诗，东坡文，虽庸夫妇竖读之，亦当首肯，此种是也。”^㉕赖山阳对苏轼比喻善于“触类而长之”的总结，的为确评。

二   苏文的生势和顺势

文势，一般指行文结构及其产生的文章态势。赖山阳指点文场每如行军布阵，文势、语势、句势、笔势等词虽亦见于他对韩愈、苏洵等人文章的评价，但出现的频次、种类绝不似评苏轼之多。赖山阳尤为关注苏文的起首、转折、过渡、收尾等处。据其所述进行归纳，大致可将苏轼文势分为“冒头破题”“一翻振起”“引证游衍”“对绾双敲”“趁势为笔”五方面。前四方面可视为苏轼的有意造势，“趁势为笔”则表明苏轼对作文规律的熟练把握与随顺。

“冒头破题”为苏文惯用，亦多见于后世八股文法：“所谓冒头，先立破题，言一篇大意，如《留侯论》是也。”^㉖即在文章起首便斩钉截铁地揭橥论点，奠定全文基调。如《教战守》文首以自问自答推出生民之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论点，被赖山阳赞为“起调绝佳，笔势掀揭”。^㉗在注重谱系传承的赖山阳看来，此法亦源自苏轼对其父的学习：“冒头使读者不知其何谓，读至下半篇，然后知之，是苏氏(苏洵)开法门者。”^㉘不妨说，“冒头使读者不知其何谓”的接受效果，正是作者在文思泉涌时“不择地皆可出”^㉙之创作导致的。

“一翻振起”指文意的变动处，乃苏文变化万端的关键，形成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㉚的特点。具体而言，“一翻振起”可分为转折、递进与陡接三种。

其一为转折，即文意的翻转。典例是《决壅蔽》，苏轼先言圣人能让百官互相沟通并成为传达民情的渠道，其后“以‘今也不然’一跌转折”^㉛，开始痛斥民意传达渠道堵塞、官僚办案受贿成风的现状，远景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有利于统治者反思并接受进谏。

其二为递进。赖山阳评苏轼每以“‘而况’二字为转折”^㉜，乃“惯用手法”^㉝。更准确地说，“而况”并非转折，而是苏轼文意“揠进一层”处。《凌虚台记》是善于“以‘而况’成章”^㉞递进的代表，文章按照坚固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推论，用“而况于此台欤”，“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层层追问，世人看重的得失荣辱顿成虚妄，读者也依随文势产生海潮迭次推进的阅读快感。设为问答同样是苏轼递进文意的常用手法，在记体文中为主客问答，在议论文中则多呈现为自问自答，所谓“设为问答，为一翻跌，振起全势”^㉟，如《教战守》。假如在文末以设问的方式递进文意，欲收的文势也会翻然振起，使余韵缭绕不绝，如《上梅直讲书》在结尾“揠入一层，问梅公之乐，文气丰厚，是养局法也”^㊱。

其三为陡接，即在缺乏连词的情况下相反或不相干文意的直接碰撞，也称“换头”“拓开”，正是“前说未了，忽出后说，是苏家纵横手段”^㊲。赖山阳评价沈德潜“拓开一步，是文章断法”言：“沈评善观坡文之天倪者。”^㊳请看《荀卿论》，方述孔子忧世之深，忽以“茫乎不知其畔岸”转入对孔子学说易明而难行的评价，暗与后文所批评的“喜为异说而不让”的荀卿相对照，所谓“换头是苏子惯手，且暗露本意”^㊴。

“引证游衍”与“对绾双敲”形容的文章态势，大致可归入苏文“在平地滔滔汩汩”^㊵一类。“引证游衍”可视为引用、举例论证与归纳法的结合，论点须在论据之后推出。赖山阳指出，《范增论》“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的观点之所以令人快心洞目，正在于前文连引《易》《诗经》为证，如同将一张弓逐渐拉满，引证的时间越长，论点离弦飞去、正中靶心的过程就越短，越能带来高峰坠石的阅读效果，所谓“欲说正意，而故引证故事为游衍势，是老泉家法，东坡最善为之”^㊶。

“对绾双敲”颇类《文章轨范》的“双关文法”，但并不需要从相对的两面展开议论，而是将两种物事同时并举、主客相形以烘托主旨。如《放鹤亭记》，“题目是《放鹤亭记》，却把酒为个陪客，两意对绾”^㊷，作为贤人君子之喻的鹤却令卫懿公亡国，被视为荒惑败乱之由的酒反让刘伶、阮籍全其真我。两相对比，表明对嗜好之物应采取为我所用、用之合宜的态度。从“对绾双敲”还可细分出一种“顺逆”之文势，即在对比时使用正、反笔法。如《韩非论》先否认异端对搅乱安定局面的决定作用，再承认异端对不稳定因素的诱发，语势一反、一正，既为异端作准确的历史定位，又为圣人消除异端之行为赋予合理性，赖氏评曰：“乱天下、天下之乱，一语重复，为顺逆势，是战国语调。”^㊸

“趁势为笔”乃顺应文势而自然成文，是苏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㊹的体现。如赖山阳评《敦教化》“民知有所不为，则天下不可以敌”曰：“本是结语，却趁此句语势生出后三句，此等皆坡仙临笔生思者，即坡仙亦不自知其由耳。”^㊺《再上皇帝书》千余字，也是“自‘士失望’抽出一丝来作结”^㊻，正是纵笔说开去洋洋洒洒，收笔回来时轻轻巧巧。赖山阳认为“即坡仙亦不自知其由”，恰说明文势具有客观必然性，可以脱离作者而存在并对创作起反作用。高明的作者如苏轼不仅通过谋篇布局创造文势，其行思运笔也会顺应文势，或“趁笔带补，照顾篇首”^㊼，或“就本朝事趁势入今事”^㊽，无不“能因势而利导之，不离矩矱而脱俗超凡”^㊾。对苏轼顺应文势之特点的关注，延展入赖山阳的苏诗评论，则体现为“逐字生成法”等，笔者拟在他文论之，此不赘述。

可见，不同于学者对苏文“蘇子瞻は宋文の中ニテハ勝タレドモ皆法ナシ”^㊿(虽在宋文之中为胜，然皆无法)的一般认识，尽管赖山阳也会慨叹苏文令人难以企及的“有法无法之意”，但其品评仍极力勾勒出清晰的撰作方法，以示可学。此种品评方式与南宋以降东坡策因便于科举应试而流行的内在理路相通。同时，从赖氏对文意转换的注重，以及他对“冒头破题”“对绾双敲”之主客相形法、“拓开法”等的介绍中，也能见出《文章轨范》《止斋论诀》《崇古文诀》等的身影。

赖山阳对苏轼文章的文格式点评，是江户时代古文的文章学从字格、文话发展到文格的必然结果。元禄以降，古义学派、蘐园学派追求直读经典、直达本义；元人卢以纬《助语辞》的传入为其提供了跳板，江户时代仅广池千九郎编《中国文法书批阅目录》所载解释字、词类著作就达五十种。因此，谈及“而况”“乎哉”一类字词的妙处，赖山阳常是信手拈来，不得不说也是日人长期学习、积累的结果。他如藤原惺窝《文章达德纲领》、林义端出版《文法授幼钞》《文林良材》等文话亦早在元禄时期就可寓目，摘自明代文话的语句亦俯拾皆是，足见日人对作文指导书需求之盛。单就苏轼文章来说，赖山阳之前，日人的相关选本仅松崎兰谷《唐宋名家历代史论奇钞》、赤松兰室《东坡文抄》，无评；皆川淇园《欧苏文弹》以日文批评并删改苏轼《三槐堂铭》《范增论》《留侯论》等文，批评形式与传统的评点仍有距离。赖山阳之后，藤森弘庵辑评《东坡策》虽着眼文法，惜多转引或效法中国评家观点；吉田松阴《东坡策批评》侧重以古鉴今的现实关怀；村濑诲辅《续唐宋八家文读本》收入被宋明清三十家选五次以上的八大家文章，可反映苏文在后代选集中的流行情况，评语则较少发明；川西潜《唐宋八大家文格》总结出借宾显主格、开阖格等十三种仅收苏轼之文的文格，但无评点。以是，赖山阳的苏文评点能得古人之神而又自出机杼，可谓中国文章评点学在日本的得力传人。

三.   史家的学苏之笔：以经世致用为目标

明治十五年(1882)，福冈钦崇为《唐宋八大家文摘解》作序时感叹：“近时赖氏《日本外史》与沈氏《唐宋八家文读本》，独盛行于世。”二书皆与赖山阳关系密切。就后书而言，昌平坂学问所曾于文化十一年刊《唐宋八家文读本》、文政元年刊《文章轨范》等作为教科书，各藩校纷纷效仿，赖山阳着手增评并在私塾宣讲二书，既助力其流行，又借其东风得以传播己评。其结果便是，在川上广树集中日三十余家评点而成的《点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中，赖氏评点的数量居于顶端。就前书来说，文政十年，已声名赫赫的赖山阳应老中松平定信之求，献上《日本外史》，他还曾将《通议》寄赠姬路藩老。比并观之，与幕府疏离却又始终不离的姿态，是赖山阳不可忽视的一个矛盾，如后藤机所言：“翁有用世之才，不得一试，而发诸史笔、文章者，泉涌澜翻，溢为韵语。”有理由认为，对终身不仕，却将讲席从广岛搬至京都以广其说的赖山阳而言，其于苏轼文章寻觅的不是应试登科的金科玉律，而是直接关乎其政治理想能否被接纳并实现的终南捷径，这份雄心跃现在赖氏著述的字里行间。

一   激扬气节的《倡勇敢》与《楠氏叙论》

相较397卷的《大日本史》，专述武家历史的《日本外史》仅22卷，却能“详源平以来之治乱，且文章平易明白，可以供学者作文之姿，可以鼓舞青年之志气，翼赞明治维新宏谟之士，读是书奋起者多云”。“平易明白”，一定程度上是学习苏文通俗易懂之长譬喻的结果，如《丰臣氏论赞》“触类而长之”的譬喻被论者评为“酷肖髯苏”。“可以鼓舞青年之志气”，又与赖氏对苏轼文势的领会相关，如《毛利氏论赞》“得好典故，挥霍，一篇三层”，与“引证游衍”特为相近，其递进法也承自苏轼：“‘而何’句，大苏惯手，山阳好用。”《后北条氏叙论》更是连用“冒头破题”“一翻振起”“首尾照应”等法，唯恐“有国家者”不能“有所鉴焉”。

如果赖氏仅是在文章写作技巧层面参悟苏轼文章，这与他以经世家自期的事实恐怕去之甚远。针对苏轼史论，赖氏常着意追问其现实价值，如主张《论养士》“是为神宗朝议裁减进士，借战国养客一事立论”。因此，论者已注意到赖山阳对苏轼势论、正统论等思想的部分吸收。其实，赖氏史论注重大臣气节、名实相符等思想也与苏轼存在耦合之处。

“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心怀天下而无私欲的伊尹、周公，都是苏轼推崇的大臣典范。在此基础上，苏轼指出，晁错的被诛即因自我保全之私欲而丧失臣节，霍光的无大功而受重用也因其“才不足而气节有余”。同样看重臣子气节的赖山阳，其《霍光论》则直接反驳苏轼的“气节”二字，罗列霍光与私奴谋决国事等罪，表明其出入殿门不失尺寸的姿态只是以小节饰大过的取信手段。那么，真正具有大臣气节的人是谁？

赖山阳认为，“国之有士气也，犹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楫也”。他将楠木正成擢为忠臣代表，其《楠氏叙论》可谓针对武臣的一篇《倡勇敢》。《楠氏叙论》首先据平治之乱(1159)、承久之乱(1221)指出武臣之名实的不相符合：“古之所谓武臣者，勤王云尔。”而今幕府势力反凌驾于天皇之上，这自是臣子之罪。赖山阳笔下的天皇，与《倡勇敢》所言西夏元昊叛变之际的宋朝天子何其相似：“天子非不欲赫然诛之，而将帅之臣，谨守封略，收视内顾，莫有一人先奋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尽力，不得已而出，争先而归，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无以应，则其势不得不重赂而求和。”孤勇不出，其奈天下何？

元弘元年(1331)，在后醍醐天皇征讨幕府之际，楠木正成终于“先奋而致命”：

天下方以承久为戒，重踵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独以眇眇之躯，唱义其间，当其冲路，挫其爪牙，以鼓舞四方义士之气，使之一时踵起，殄戮元恶于斧钺之下，报列圣之深仇，雪累朝之大耻，天下万姓再得仰日月之光。虽曰属皇运之泰，而非公为之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济世道哉……余烈所及，不独其子孙，自公卿、自将士，各执弓箭，以勤王事，概皆闻楠氏之风而起者也。呜呼！如楠氏者，真可谓不愧武臣之名矣，余故叙楠氏之事，以继源、平氏云。

正成不仅首倡勤王，拥兵击败势力强盛的北条氏幕府，“鼓舞四方义士之气，使之一时踵起”，还在足利尊氏倒戈后战斗至最后一刻，其弟与其子也莫不自刭，“举一门之肝脑，而竭诸国家之难，至其澌尽灰灭”。这不正是《倡勇敢》所主张的“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文章结末首尾照应，言楠木勤王之功令其成为真正不负“武臣”之名者。

楠木正成得以号召天下，所仗无非忠君气节，这与苏轼赞赏的“独以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的诸葛亮特为相似。不无巧合的是，赖山阳认为正成之忠义与诸葛亮不相上下，而其以弱胜强的武功乃比后者更高一筹。赖氏还将扶持南朝的楠木正成、新田义贞置入《日本外史》“世家”之列，令正成的忠臣形象与“乱臣贼子，人得讨之”的口号一同深入人心，化作勤王倒幕派的精神旗帜。赖氏之子赖三树三郎(1825—1839)便牺牲于幕府镇压反对派的“安政大狱”(1858)。随着勤王倒幕的呼声日益高涨，将军庆喜不得不将政权奉还给年轻的明治天皇，日本也步入明治维新的新时代。三岛中洲曾为赖山阳作赞曰：“史论纵横称独专，东方又见老坡仙。谁国鼓舞笔头力，启发中兴明治天。”赖氏借苏轼笔头之力以期有用于现实者，尽皆在此。

不难发现，从苏轼的“以义正君”到赖山阳的以义“勤王”，大臣的忠君气节始终如一，但其地位已悄然改变：伊尹、周公虽为臣子却坚持主见，可匡正君王之舛误；楠木正成虽亦有进言，却选择对天皇言听计从乃至舍身报恩。赖山阳所倡导的忠君气节、勤王精神难免被某些别有心机的政治家利用，原因恐即在苏轼所倡扬的“以义正君”精神的缺席。

二   革除时弊的《东坡策》与《通议》

所谓《东坡策》，是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考试之前上呈的二十五篇进策，由藤森弘庵(1799—1862)首次编为一书。而在此前，弘庵好友(赖三树三郎)的父亲就已通过《新策》(后改为《通议》)向苏轼进策致敬。

经过修改，《通议》虽失去《新策》“六略”“八议”“二十三论”的结构，但排布依然整饬，在篇章布置上与苏轼进策相近。如卷一分论势、权、机、利，以君主专权、知机制势为此后立论之基础，正如苏轼以《策略》五章言明机要，而又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当务之急。在《策别》中，苏轼以“课百官”为重，“安万民”次之，辅以“厚货财”“训兵旅”等，《策断》则是对内忧外患进行的补充说明。故《通议》也以《论官制》为分论之首，《论民政》次之，《论市籴》《论地力》《论水利》《论钱货》复次之，相当于“厚货财”，而以《兵制》《论骑兵》《论边防》《论火技》《论水战》压轴，属于“训兵旅”，其中为适应日本国情而多出《论内廷》《论法律》《论讼狱》三篇。

就具体主张而言，苏轼对上强调君主专权，对下注重近人情而移风俗，财政主张节流，兵制以三代“兵出于农”为理想状态，外交上则建议设置专门机构解决“蛮夷之忧”。再看赖山阳，他主张对上尊皇、对外攘夷、对下适应本国民俗而施用法制，在节流为主的财政改革之外，亦希冀复古唐代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如此观来，《通议》几可视为苏轼策在江户末期的另一版本，苏轼以民为本并让利于民，倡导节用，制定政策要近于人情等思想亦贯穿始终。

其一，以民为本、让利于民。苏轼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坚实拥趸，早在《练军实》即言：“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受苏轼启发，赖氏以经为文，将《孟子》论“王之所大欲”一段作为“贾生治安第一策蓝本”，朴素民本思想也深入其心，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被他加着重点标注之，以为“破天荒”之论。不仅如此，苏轼曾赞美孟子“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赖山阳还特意撰文证明孟子之道如何由粗到精，绝非司马迁评价的“迂远阔时情”。

在民本思想主导下，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夺利于民，指出“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认为“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且以“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为理想境界。赖山阳同样认为，“君之有民，犹木之有根”，《论市籴》也对苏轼所言“言利之臣，先受其赏”的现象大加鞭挞。德川幕府与北宋同样处于入不敷出之窘状，也着意开源，围绕米展开的贸易活动成为焦点。赖氏指出，在米贸易中，政府本应通过丰年高价买入、凶年低价卖出的方式维持农民的基本生活，但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是，利益被作为中介的官吏、豪民窃夺，农民难以生存而暴动频发。农民背负的沉重赋税，本就让赖山阳感叹“吾邦之民，不生于古，而生于此时，何其不幸也”，政府与民争利之举更让赖氏觉其害民不浅。

其二，从天下之利有限而人欲无穷的角度出发，赖山阳跟苏轼一样走上倡导节用的道路，其《论利上》几为《省费用》的翻版。文章开篇，赖山阳将《省费用》所列周朝兴衰之际的财政对比总结为一句话，并尖锐发问：“天下之财，用之天下之事，不应有不足也。而天下每病财之不足，不足者，不于多事之日，而于无事之日，何哉？”何以和平年代竟比战争年代花费更巨？为究明原因，《省费用》举“小民之家”的长譬喻为例，赖山阳的论证方式与其如出一辙：“夫天下之财，用诸天下之事，犹一家之财用诸一家之事也。”此后，赖氏不厌其烦阐述的也是苏轼已然揭橥的道理：度常人之情，新聚之家凡事从简，久安之家“衣食既足，则心意之欲，日以渐广，所入益众，而所欲益以不给”，这是“富而愈贫，求愈多而财愈不供”的根本原因。针对此问题，苏轼的方法是“反其始而思之”，以节用为出路。赖山阳同样认为：“夫唯英断之君，能反其初，凡百之事，一切从简，如草创之时，斥去其可有可无者，特存其不可无者，而严为之节。”赖氏所谓“不可无者”，自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天下之事”；所谓“可有可无者”，当为统治者满足私欲之费，“非后房内寝之饰，则宴游服玩，修缮赐予，皆得已而不已者耳”。正如苏轼所揭，北宋“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赖山阳对德川幕府后宫花费太巨的影射亦随处可见。文末，赖氏譬喻之兴未尽，又再度作比：“庶人之家，用财无节，以至失产，犹可借贷于比邻，无可贷之比邻者，其可不预虑欤？”泱泱一国，若用财无度，破产后又该向哪个邻国去借贷呢？统治者读之，可不心惊？

其三，赖山阳常以“人之情”作为思考基点，此法亦源自苏轼。苏轼曾言：“圣人之兴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为功；必因时之势，故易为力。”实施政策也“宜先其实而后其名，择其近于人情者而先之”。无独有偶，无论著史还是作诗，赖山阳都以切入人情者为上乘：“但诸史审兵势，不若左氏之尽兵情。”“大要要知其篇篇近人情，又要见一语不犹人也。”其《论兵制上》不仅在句式上与《晁错论》相仿，如“天下之可虑者，莫大于无奈何”，特似苏文的“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在拟定政策方面也显出察人情以革时弊的诚意。赖氏指出，唐代府兵制的兵农合一最堪效仿；而日本武士在江户时代一直享有不耕地的世袭特权，不仅国家财政逐渐难以支撑，农民纳粮压力太甚，低级武士靠微薄的俸米也无法糊口。赖氏屡次强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矫之以人情”。民以食为天。既然无法果腹非民“情之所乐”，则必须“因其情而济其困”，允许贫困的下级武士耕地自给，且比不耕地者更高一级；长此以往，其他武士因利益所诱必将慕而从之，因不事农作生出的傲慢之气也会消失。

应该承认，苏轼对“人情”的重视根源于其师欧阳修。朱刚认为，欧阳修论学、论政诉诸“人情”“常理”，乃致力于将其“复古”的价值观与日常性相融合，以令世人普遍接受；但是，由于民意上达机制的缺失，以“人情”为依据的讨论容易沦为一种“随事制宜的功利主义态度”。此处，赖山阳为复古兵农合一之制而试图洞察下情、以达至公平公正的“心理主义”亦难免自说自话的嫌疑，但他的换位思考、为民请利，或能给久处世袭等级顶端的统治者一些启发。

赖山阳自言：“我学有一字宗旨，曰实；又析为两字，曰适用。为人要实，作文章又要实。实则适用矣。其不适用者，不必为、不必读、不必作也。”赖氏对苏轼史论、策的推崇，符合幕末追求变革政治、改造现实的实学思想，也使其自身成为幕末《东坡策》接受热潮之先锋。循赖氏足迹，江户文人纷纷为日本历史人物作论，以为今日参考，并将苏轼史论作为模仿对象。彼时学子“相竞放言高论，戛戛乎谈当世务。故其所作，虽序、记、碑志，一以议论行之，初不问体格何如。老生宿儒间或指示其侯度，辄倦怠思睡，非苏、陈论策，不置几上”。如果说，同样诞生于私塾讲席的藤森弘庵的《东坡策》仍如赖氏文评般侧重文法；那么，进入国势动荡的安政时期，以选篇讲授《日本外史》为尊皇倒幕之利刃的吉田松阴，其《东坡策批评》已然从对文学的审美转为对中、日政局的关注，从对文法的揣摩变为对具体策略的借鉴，并发出一系列“类宋”感怀。如果说赖氏《通议》多在为政思路上借鉴苏轼，那么以藤森弘庵《海防备论》为代表的幕末策论更是在具体措施上循之蹈之。幕末苏文接受发生的注重史论、策及其经世之用的转向，再次证明苏轼文章及其思想影响现实的强大潜力。而这一切，或许要从赖山阳处叩其发端。

作为评论家的赖山阳，以读者接受和作家创作为中心总结出可堪借鉴的苏轼行文之法，其苏文品评是充分吸收日本文话、透彻理解中国文章学著作的结晶，成为日本的苏文评点难以逾越的高峰；作为史学家的赖山阳，则令苏轼的文势、文思服务于其以古鉴今、影响时议的经世之志，从而推动了日本苏文接受的实学转向，发掘出苏轼策革新现实的力量。诚然，赖氏对苏文的学习亦见于记、序等文体，但文意时有重复，远不如其策、论精彩，恐非其用力所在。

联系到苏轼对早年所作策的摈弃态度，此接受现象颇值玩味。关于苏轼、赖山阳策的差异，也有必要再多说几句。二人的策存在着早年创作与终生完善、自我否定与肯定等不同倾向，背后是人生经历的根本差异。一生从未离任的苏轼，得以通过从政实践反省早年的纸上谈兵；而未曾入世的赖山阳，却似乎让经世致用的追求也成为某种书生意气。对苏轼而言，策乃获致名位之用，所可取者唯“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的科举程文之式，故在通过考试后不妨舍而弃之，不以著文而以亲身实践参与现实。苏轼以诗赋取士反对策、经义取士，或许也来源于自身的创作经验：在南宋的论体文程式尚未诞生以前，作为考试的工具，比起为标新立异而妄论利害、立场随时而变的策，诗赋更有可供客观评价的标准，而个体的审美品位或能更持久地反映某种人格特质。但对脱离官场却又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的赖山阳来说，策是他参与政治并有效发声的方式，也是他与权威的历史话语、固化的社会阶层、僵化的思维模式相抗的手段。于是，被苏轼摈弃的、不切实际而只可取其文采的策，因其适于科考被后世举子反复研读，又因其淑世精神被一海之隔的赖山阳等人百般推崇，并参与了近代日本文人志士改造现实的积极思考，这是一场怎样可爱的“误读”。

① 中村真一郎：《賴山陽とその時代》，中央公论社，1971，第613页。

② 论文方面有王标：《用彼之言语，以叙我之性情——试论赖山阳的汉文》，《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曹虹：《文章学的对话——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与日本赖山阳“增评”本对读札记》，《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王雪：《赖山阳中土文章选评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文学院，2014；张冬阳：《赖山阳的汉学与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14；孙立：《赖山阳对中国古代文章的师法及其跨文化意义》，《学术研究》2020年第10期；贾宏涛：《论赖山阳的文章学思想及其价值》，《斯文》2021年第2期。

③ 赖山阳：《山阳先生书后》卷下《书幼时钞苏文二首后》，载王焱编《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247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第437-438页。

④ 赖山阳撰著时间，除作品序跋外，亦参考《赖山阳全传(日谱)》，载木崎爱吉、赖成一编《赖山阳全书·全传》上、下册，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31—1932；揖斐高：《賴山陽——詩魂と史眼》，岩波书店，2024。

⑤ 原书选苏轼文章75篇，其中《狄山论匈奴和亲》《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谢量移汝州表》《到昌化军谢表》《乞常州居住表》《正统论》(上中下)、《刑赏忠厚之至论》《既醉备五福论》《答张文潜县丞书》《日喻》《稼说送张琥》《亡妻王氏墓志铭》《祭欧阳文忠公文》15篇, 赖山阳未评。

⑥ 赖山阳口授，牧百峰记录，中村鼎五编：《评本文章轨范》卷七《三槐堂铭》，龟谷竹二出版，1878，第4a-6a页。

⑦ 赖山阳：《山阳文稿》下卷《读东坡论策》，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250册，第81页。

⑧ 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华书局，1990，第1117页。

⑨ 同②书下卷《会金子氏序》，第66-67页。

⑩ 赖山阳：《山阳文稿·凡例》，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249册，第184页。

⑪ 赖山阳：《山阳先生书后》卷下《书东坡论策后》，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247册，第438-439页。

⑫ 德富猪一郎：《赖山阳》，东京民友社，1926，第11页。

⑬ 赖山阳增评，闵泽平选校：《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一《论范增》，崇文书局，2010，第491页。

⑭ 同上书卷二十二《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第519页。

⑮ 同⑧书卷二十三《眉州远景楼记》，第541页。

⑯ 同⑧书卷二十三《石钟山记》，第547页。

⑰ 赖山阳增评，闵泽平选校：《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十八《上神宗皇帝书》，第428页。

⑱ 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文》，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1049页。

⑲ 同①书卷二十一《论范增》，第492页。

⑳ 同①书卷二十二《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第524页。

㉑ 同①书卷二十二《决壅蔽》，第505页。

㉒ 同①书卷二十二《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第520页。

㉓ 徐姝：《论苏轼散文中的比喻》，《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㉔ 同⑤。

㉕ 同①书卷二十二《教战守》，第513页。

㉖ 赖山阳口授，牧百峰记录，中村鼎五编：《评本文章轨范》卷三《晁错论》，第13a页。

㉗ 赖山阳增评，闵泽平选校：《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二《教战守》，第512页。

㉘ 同②书卷十六《明论》，第383页。

㉙ 曾枣庄编《宋代序跋全编》卷一零六题跋十《自评文》，齐鲁书社，2015，第2954页。

㉚ 同上。

㉛ 同②书卷二十二《决壅蔽》，第505页。

㉜ 同②书卷十九《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第456页。

㉝ 同②书卷二十四《司马温公神道碑》，第554页。

㉞ 同②书卷二十三《凌虚台记》，第543页。

㉟ 同②书卷二十四《潮州韩文公庙碑》，第549页。

㊱ 同②书卷二十三《上梅直讲书》，第526页。

㊲ 同⑥。

㊳ 赖山阳：《谢选拾遗》卷六，日新馆，1884，第1b页。

㊴ 赖山阳口授，牧百峰记录，中村鼎五编：《评本文章轨范》卷三《荀卿论》，第25a-27b页。

㊵ 曾枣庄编《宋代序跋全编》卷一零六题跋十《自评文》，第2954页。

㊶ 赖山阳增评，闵泽平选校：《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十六《管仲论》，第390页。

㊷ 同③书卷二十三《放鹤亭记》，第545页。

㊸ 同③书卷二十一《韩非论》，第485页。

㊹ 同②。

㊺ 同③书卷二十二《敦教化》，第509-510页。

㊻ 同③书卷十九《再上皇帝书》，第440页。

㊼ 同③书卷十九《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第455页。

㊽ 同③书卷十八《上神宗皇帝书》，第433页。

㊾ 长野丰山：《丰山文稿》之《题六君子文粹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第21a-21b页。

㊿ 太宰春台：《倭读要领》卷下，须原屋新兵卫出版，1728，第156页。

赖山阳增评，闵泽平选校：《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二《决壅蔽》，第506页。

日本的四六骈文比古文更早成熟，其文章理论的发展脉络也与古文理论相似。参见王汝娟：《从诗律到文格：〈四六文章图〉的文章学呈现》，《中国文学研究》第三十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第82-92页。

张淘：《伊藤东涯的文章学——古义学派的古文理论及其中国溯源》，《斯文》2019年第1期。

服部富三郎：《唐宋八大家文摘解》，三轮文次郎出版，1882，序第1a页。

赖山阳：《日本乐府》，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249册，第250页。

池田芦洲：《纂评日本外史论文笺注》，修省书院，1917，序第1a页。

同上书，第83页。

同①书，第70页。

同①书，第69页。

同①书，第61页。

赖山阳：《谢选拾遗》卷六《论养士》，第13a页。

德田进：《蘇東坡の「審勢」の示唆》，载《頼山陽の社会経済思想》，芦书房，1971，第47-51页。该文题目的“苏东坡”应该是“苏洵”，苏轼、苏辙的势论都受到苏洵《审势》的影响。

滨野靖一郎：《頼山陽の思想：日本における政治学の誕生》，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第36-39页。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 《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四《大臣论上》，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第414页。

同①书，第277页。

同①书，第279页。

赖山阳：《日本政记》之“称德孝谦天皇”，载植手通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9赖山阳》，岩波书店，1977，第493页。

池田芦洲：《纂评日本外史论文笺注》，第33-34页。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 《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九《倡勇敢》，第887页。

同①书，第35-36页。

同①书，第39-40页。

同②书文集卷九《倡勇敢》，第886页。

同②书文集卷四《诸葛亮论》，第379页。

赖山阳著，木崎爱吉、赖成一编：《赖山阳全书·文集》卷一《楠公辩》，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31，第29-30页。

同①书，第68页。

同①书, 评论第8页。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 《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八《策略一》，第776页。

同上书卷九《练军实》，第881页。

赖山阳著，木崎爱吉、赖成一编：《赖山阳全书·全集》下册《孟子评点·梁惠王章句上》，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32，第7页。

同上书《孟子评点·尽心章句下》，第125页。

同①书文集卷三《孟子论》，第330页。

赖山阳：《山阳文稿》下卷《孟子论》，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250册，第31-32页。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 《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四《刑政》，第441页。

同上书文集卷八《敦教化》，第835页。

赖山阳著，木崎爱吉、赖成一编：《赖山阳全书·全集》中册《通议》卷二《论民政下》，第50页。

同上书《通议》卷三《论市籴》，第57页。

同③。

同③书《通议》卷一《论利上》，第27页。

同③书《通议》卷一《论利上》，第28-29页。

同①书文集卷八《省费用》，第861页。

同③书《通议》卷一《论利上》，第29页。

同③书《通议》卷二《论民政下》，第48-49页。

同①书文集卷九《御试制科策》，第917页。

同⑨。

同①书文集卷四《均户口》，第845页。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 《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八《敦教化》，第835页。

赖山阳：《山阳先生书后》卷下《书〈左氏叙战钞〉后》，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247册，第383页。

同上书卷下《书杜集后·又》，第460页。

同①书文集卷四《晁错论》，第365页。

赖山阳著，木崎爱吉、赖成一编：《赖山阳全书·全集》中册《通议》卷三《论兵制上》，第86页。

朱刚：《苏轼十讲》，上海三联书店，2019，第50页。

德田进：《頼山陽の社会経済思想》，第616页。

同②书卷下《读〈论语〉〈孟子〉》，第375页。

重野安绎：《成斋文集》卷一《文体明辨纂要序》，富山房，1898，第10页。

参见唐利国：《日本近世汉学与幕末变革思想——以吉田松阴的〈东坡策批评〉为中心》，《史学集刊》2013年第2期；黄小珠：《幕末日本的“类宋”感怀与苏轼受容——以〈东坡策〉为中心》，《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江枰：《二苏对其〈策论〉的摒弃及二书的流行》，《学术论坛》2018年第1期。

朱刚：《苏轼十讲》，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