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书东传：朱子文集在日本江户时代之刊刻

日本江户幕府建立之后，崇尚儒学，重用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等朱子学者，朱子学在江户时代蓬勃发展起来。

一方面，德川幕府通过长崎从中国输入了不少包含朱熹文集在内的朱子著作。大庭修所编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舶载书目》记载了从中国输入日本的朱子文集，如宝永三年(1706)著录“《程朱文略》六本六卷”、宝永七年著录“《朱子大全》”、正德二年(1712)著录“《朱子大全》”、正德三年著录“《朱子大全》乙部”、享保四年(1719)著录“《朱子全书》”、享保九年著录“《朱子全书》一部四套四十本六十六卷”。^①又《分类舶载书目通览·儒家类》著录“《朱子全书》(熊赐履、李光地等，四十本六十六卷)”、《分类舶载书目通览·诗文集类》著录“《朱子大全》”。^②另外，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资料篇·赍来书目”所录《享保四年第十二番南京船赍来书目》著录“《朱子全书》一部”、《文化二年丑二番船三番船四番船书籍目录》著录“《朱子全书》一部”、《文化二年丑五番六番七番八番船书籍目录》著录“《朱子全集》，一部六套”。^③“资料篇·大意书”所录《宝历四年舶来书籍大意书戌番外船》著录：“《御纂朱子全书》，一套拾贰本。”^④“资料篇·商舶载来书目”著录正德二年输入“《朱子大全》一部四十八本”，享保九年输入“《朱子全书》一部四套”，明和四年(1767)输入“《朱子文集纂》一部一套”。^⑤以上书目主要记载的是江户中期从长崎进口的书。不过可以想见，江户初期、后期也输入了不少朱子文集。反映德川幕府官方文库红叶山文库入藏书目的《御文库目录》著录宽永十六年(1639)之前入藏了《朱子大全》《紫阳文集》、宽永二十年入藏《朱子奇赏》四十本、庆安三年(1650)入藏《朱文公文集》五十六本、承应元年(1652)入藏《晦庵文抄》、明历二年(1656)入藏《朱子奏议》八本、万治三年(1660)入藏《朱子文衡》十二本、宽文元年(1661)入藏《朱子大全私抄》六本。^⑥《御文库目录》著录的部分朱子文集至今还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其前身是红叶山文库)，如上文著录的《朱文公文集》《晦庵文抄》《朱子奏议》《朱子大全私抄》。

另一方面，日本也积极地翻刻传入的朱熹著作。据长泽规矩也、长泽孝三《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江户时代刊印的朱子集部著作主要有：

朱子训蒙诗，宋朱熹撰，明历三年(1657)村上平乐寺刊本。

朱子文范五卷，宋朱熹撰，日本贝原笃信编，宽文八年(1668)村上三郎兵卫刊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二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宋朱熹撰，明胡岳等校，正德元年(1711)京都寿文堂刊本。

同，宽政八年(1796)后印本。

同，秋田屋太郎右卫门印本。

朱子文集辑要五卷，宋朱熹撰，日本贝原笃信编，正德二年(1712)京都万屋喜兵卫刊本。

朱子文集三十六卷续二卷别二卷，宋朱熹撰，明和元年(1764，柳原嘉兵卫)刊本。

山北纪行一卷，宋朱熹撰，江户中期，京都武村市兵卫刊本。

晦庵朱先生牧斋净稿，宋朱熹撰，日本楠施敬校，文化十一年(1814)序刊活字印本。^⑦

此外，江户时代刊刻的朱子集部著作尚有明历四年京都寿文堂刊行的、江户初期著名朱子学者山崎闇斋(1619—1682)的《感兴诗考注》。^⑧林述斋(1768—1841)所编的《佚存丛书》收入了蔡模所注的《文公朱先生感兴诗》(附陈普所注的《武夷棹歌十首》)木活字本。和刻本张栻《城南杂咏二十首》亦附录了朱熹和诗二十首。

从室町时代开始，朱子的著作已在日本流传，但主要是朱子所著的理学方面的书。到江户初期，朱子著作(特别是朱子的文集)在日本并没有广泛传播。山崎闇斋《感兴诗考注序》中说：

数百年来，朱书斯渡，人人读《诗传》，而不得其旨。此篇则不惟无读之，知其名者亦鲜矣。^⑨

可见，在江户初期，虽然有人读《诗集传》，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斋居感兴二十首》，可以想见朱子的文集在当时并不是很普及。

山崎闇斋在朱子著作流传日本的历史上居功至伟。他和京都书肆寿文堂合作，刊刻了由他训点、编辑、校注的大量朱子学著作。如《周易本义》十二卷序例一卷(倭板《周易》)、倭板《四书章句集注》二十九卷、《孟子要略》一卷、《朱子社仓法》一卷、《朱子训子帖》一卷附录一卷、《朱书抄略》一卷、《行宫便殿奏札》一卷、《仁说问答》一卷、《近思录》十四卷等。山崎闇斋对朱子诗文的出版也颇用心。除《感兴诗考注》外，他还刊行了《朱子训蒙诗》，书末有闇斋之跋。因为《朱子训蒙诗》的真伪尚未有定论，闇斋刊行该书时做了一番考证工作。他此时已经接触到嘉靖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晦庵文集》)、明正德年间刊程叔玉所辑的《晦庵诗集》，以及朝鲜吴祥跋刊本《训蒙绝句》，诸书所载《训蒙诗》数量多寡不同、题名不同，最后他汲取朝鲜朱子学家李滉(1501—1570)的意见，删除《观书有感》二首，仅载九十八首诗，刊行了一部新的《朱子训蒙诗》。^⑩如果说《感兴诗》“凡太极阴阳之理，天理人欲之机，古今治乱之分，异端末学之辨，精粗本末，兼该并贯”^⑪，是朱子学核心思想的精微呈现；那么《朱子训蒙诗》则是以韵文的形式传达朱子学的理念，而且务求通俗易懂。这些朱子著作和刻本的刊行，皆有助于朱子学在日本的普及。

寿文堂是京都著名书商武村市兵卫的堂号，武村市兵卫也是山崎闇斋的弟子，^⑫名列“京都书林十哲”^⑬之一，出版了大量朱子学著作。除此之外，寿文堂还翻刻了朝鲜朱子学家李滉辑注的《朱子行状》一卷，以及其他宋代理学家的著作，如《伊川易传》四卷、《二程治教录》二卷、《张书抄略》三卷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寿文堂于正德元年翻刻了部帙巨大的《晦庵文集》一百卷，该本据明嘉靖十一年(1532)东阳张大轮等福建布政使司重刻本覆刻。嘉靖本《晦庵文集》现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等处有收藏，可见江户时代日本购买了此书多部，也可见时人对朱子文集的渴求。这些汉籍非常珍贵，传入日本后，几乎都藏于官方的文库中，一般人很难接触到。所以，和刻本《晦庵文集》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朱子著作在日本的普及和流行。

在部帙庞大的正德本《晦庵文集》出版之前，宽文八年日本还刊行了一部朱子文集的节选本，即贝原益轩(1630—1714)的《朱子文范》(以下简称《文范》)五卷。正德二年又有贝原益轩所编《朱子文集辑要》五卷之刊行，晚于正德本《晦庵文集》一年，其实此书并非从《晦庵文集》辑录而成，而是《文范》的重版。朱子之诗，已有山崎闇斋刊行的《感兴诗考注》《朱子训蒙诗》，而《文范》则是江户学者阅读朱子文章的一个比较便利的选本。

二.   晓世利民：贝原益轩之崇朱与《朱子文范》之成书

贝原益轩，名笃信，字子诚，号柔斋、损轩(晚年改为益轩)，通称久兵卫。筑前(今福冈县西部)人，父亲宽斋为福冈藩藩士。益轩后至京都学习本草学和朱子学，学成后返回福冈藩，教授朱子学，成为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家、本草学家。^⑭根据朱谦之的研究：“益轩思想凡三度变迁，少时苦学而无所主，十四岁读医书，略通药方，且好读佛书，后好陆、王。”“及至读陈清澜的《学蔀通辨》才一变而为纯然朱子派的人物。”“及晚年遂有《大疑录》二卷之作，以一向归依朱子的人，居然敢于排斥宋儒之说。”^⑮可见，益轩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原念斋《先哲丛谈》载：

益轩自幼警拔有殊质，九岁就兄存斋读书，多成暗诵，及中年入京讲学，是时都下名彦胥倾心下之。遂以博见笃学名重海内。益轩学无常师，或以为松永昌三门人者，谬矣。太宰德夫于儒林最鲜许可，其于益轩，尝称说曰：“博学洽闻，海内无比。”^⑯

尽管益轩幼有“殊质”，但早年限于客观条件，能够读到的书很少。据贝原好古《益轩先生年谱》“宽永十五年”条记载：“先生深耽于读书，虽然此时也，家贫无书，村居无师，且梓行之书未多，故不能读书籍，徒费时月而已。”这是益轩早年思想的情况。他还接触过陆、王心学。原念斋反对益轩出于松永尺五(1592—1657，藤原惺窝弟子)门下之说，认为其“学无常师”，这应该是符合益轩早年情况的。《先哲丛谈》又载：

初，其学无所主，于陆象山、王阳明说，皆有所取焉。及后读《学蔀通辨》，壹归依朱学。虽然，晚年著《大疑录》二卷，以太极本无极、阴阳非道，所以阴阳者道、性有本然气质、理无生死、气有生死，及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主一无适、冲莫无朕等之说，为与圣经有径庭。而为人谦恭纯笃，其言曰：“吾幸生于朱子之后，而得窥其书，可谓无穷之幸，又罔极之恩也，故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龟。”^⑰

原念斋又提到其早年“学无所主”，甚至耽于陆、王之学。这一记载，也可以和贝原好古的《益轩先生年谱》“宽文五年”条相印证：

先生尝好陆学，且玩读王阳明之书数岁，有朱、陆兼用之意。今年始读《学蔀通辨》，遂悟陆氏之非，尽弃其旧学，而纯如也。先生以谓《尚书》《论语》是圣人之所说，以此正陆、王之说，则《大学》有所龃龉，而所归向大异。由是益信濂、洛、关、闽之正, 学欲直泝洙泗之流，专心致志，昼夜力学不懈，至忘寝食。

明历三年时，益轩赴京都学习。此时他虽然已经接触到朱子之书，但对陆、王之学仍比较倾心，甚至还抱有“朱、陆兼用之意”。他的思想真正发生变化是在宽文三年。这一年益轩三十四岁，读到了陈建(字清澜，1497—1567)所著的《学蔀通辨》一书。《学蔀通辨》分为前、后、续、终四编，陈建自序云：“前编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后编明象山阳儒阴释之实，续编明佛学近似惑人之实，而以圣贤正学不可妄议之实终焉。”^⑱可见该书崇朱斥陆的宗旨。受此书影响，益轩从“学无所主”改弦易辙为“壹归依朱学”的朱子学者。自服膺朱子学之后，他对陆九渊多有批判，其《陆象山论》云：

象山之为人也，豪迈颖悟，超绝于人矣，固可为振古英杰也。然而禀性也偏僻，故疏放旷达，矜高不能逊志，自用以为足矣。负己聪明，不能取于人，故多所蔽塞，朱子所以为器小也。其为学也粗略，以格物穷理为支离，以一超直入为工夫，朱子所以为禅学也。^⑲

益轩对陆九渊的人品与学风皆有所不满，特别认为“其为学也粗略”，并多次引用朱子批评陆九渊的话。经过甄别之后，他选择朱子学作为自己信奉的学说，并对朱子崇拜不已，甚云：“吾幸生于朱子之后，而得窥其书，可谓无穷之幸，又罔极之恩也，故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龟。”^⑳又专门作《朱文公像赞》曰：

学开后人，道继往圣。羽翼六经，发挥语孟。

大哉功乎，终古谁竞。山斗之望，万世所敬。^㉑

此赞精简地概括了朱子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益轩对朱子的崇敬也可见一斑，而这正是他编纂《文范》的思想基础。尽管益轩尊崇朱子，但他并不迷信，专作《读朱子书辨》一文：

朱子辅翼于六经，发明义理，其惠后生之功大矣，可谓继往圣、开来学，而其功不在乎孟子之下也。后世之学者，知经义者，皆朱子之力也。然则后学之于朱子也，有罔极之恩，岂可辜负其恩而遗忘之乎？宜乎先儒之宗师之, 而服从其教也……孔子之后，虽有颜、曾、思、孟、周、程诸大贤之继作，犹未能入圣域。然则如朱子固虽振古豪杰，学行大备，未可以为圣人。古人有谓人非圣人，谁无过。信此言，则朱子之明哲，虽后学之非所可轻议，其所言不可为全无过误。且其所注释编述，何翅数十万言而已哉！然则其中恐不能无偶然之失者，亦固当然之事也。^㉒

文章肯定了朱子“发明义理”的巨大功绩。在中国经学史上，朱子是一个划时代的学者。他对上古儒家经典的整理和阐释，形塑了整个东亚数百年的经学研究，故益轩称“后世之学者，知经义者”皆是朱子功劳，并非虚言。不过，益轩认为，只有孔子可以称为圣人，其他如颜渊、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等大贤都“未能入圣域”，不能和孔子比肩。他甚至认为朱子都不能被称为圣人。^㉓益轩生活的时代，正是伊藤仁斋(1627—1705)为代表的“古义学派”和荻生徂徕(1666—1728)为代表的“古文辞学派”大行其道之时，这两派攻击朱子都不遗余力。面对非议朱子的声音，他为朱子辩护，专作《异学诽朱子辨》一文：

朱子诸传注及文论之中，后人之疑议者多矣。窃谓朱子诚是真儒，可谓振古豪杰也。其继往圣、开来学之功，于后世有罔极之恩，后之学者，讲习于经义，讨论于道理，而所以为学者，皆是依于朱子开导之功，故古今天下之学者，无以朱子不为阶梯。虽陈白沙、王阳明以下诸异学之辈，其初皆无不先本乎朱子之传注论说，而后各自立其私说而已。近世如明季及胡清异学之辈亦然，岂可遽忘其恩，操戈而入室乎？然而如许辈，不知自反自省，徒任其气禀之偏，安其识见之陋，而侮骂于先正如奴隶，贱恶之如仇雠，骄奢傲诞，自高自贤，不知圣人之道、君子之行，有逊志自卑、小心翼翼之工夫也。^㉔

此文再次表彰了朱子“继往圣、开来学之功”，认为朱子是孔子之后启迪后世、开创新学的“真儒”，即使明代陈继儒、王阳明等“异学之辈”，其学一开始也是“本乎朱子之传注论说”，意即朱子之书是奠定近世思想史的根基性著作。对朱子横加攻击，甚至“入室操戈”，“驾其说以诬先儒”，在益轩看来乃“圣门之罪人”。这里对“异学”攻击朱子的批判应该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主要指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古学派学者。^㉕《先哲丛谈》云：

《慎思录》驳时辈之学曰：“游荡泛滥，偏僻驳杂。”或云：“读书学文之事常多，慎德力行之功常少。”或云：“欲立己说而责人之小疵，动常伤于刻薄，虽有其说是者也，其心则非矣。浮躁浅露非君子之气象，其文字虽间有可采者，其人猥陋可贱而已矣。”是盖指徂徕党也。又斥“为《大学》非圣人之言者，为近世之俗儒”，是指仁斋也。此他《学术论》及《异学诽朱子辨》(载《自娱集》)皆论刺当世排宋儒，更立门户。^㉖

《先哲丛谈》提及的《学术论》亦对当时批评朱子的“异学者”持批判态度：

世间有一种之学问，效于近世异学辈之所说，以诽谤于朱子为心，穿凿深刻，讥议百端，妄为诬枉，如酷吏治讼。然其所议，往往不当，故其为说也，罅漏百出。^㉗

益轩自服膺朱子学之后，虽然晚年思想有所变化，开始怀疑宋儒而著《大疑录》，但也没有批评朱子。^㉘《文范》编成于宽文八年，此时益轩三十九岁，正是宽文三年益轩“壹归依朱学”之后五年，《文范》即在益轩崇朱的背景下编纂完成的。

益轩学识广博，著述极其丰富，有百余种。他很注意其学说在民间的传播，很多著作用日语假名写成，而且有意使用通俗的语言，使得普通下层民众都能够理解。《先哲丛谈》云：

益轩好著书，而救世之心实苦，其所著百有余种，多书以国字，语极恳切，田夫、红女、童儿、隶卒皆便之，与近时所刊行泛泛者迥不类。^㉙

竹田定直所作的《自娱集序》亦称其“所著之书，凡百有余种，皆晓世俗、利民用之言”^㉚。益轩著述宏富，背后的用意是有“救世之心”，内容皆是“晓世俗、利民用之言”，故益轩除著有《大和本草》外，还著有《花谱》《菜谱》，以及《本朝千字文》《益轩十训》(《五常训》《大和俗训》《和俗童子训》《初学训》《文训》《武训》《家道训》《君子训》《养生训》《乐训》)等比较实用的书，目的是“在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为人们提供生活指南”^㉛，从而使“儒学知识渐渐不再是社会特权者的独有物，而发展为向社会公开的知识、具备普遍性的知识”^㉜。在江户初期的“知识的秩序”^㉝中，德川幕府虽然推崇朱子学，但在“宽政异学之禁”之前，朱子学并没有被立为官学，甚至益轩生活的时代还有反朱子学的存在。《晦庵文集》庞大的卷帙阻碍了朱子学在江户时代的传播，从中拔萃出其精华部分而编成的五卷本《文范》对于普及朱子学思想，并使其成为江户时代“一般性知识”^㉞意义重大。贝原益轩编选《文范》的意义应该从这个角度加以思考，其序称：

世之所谓博学洽闻者，徒务广博而不知其要。程子所谓“多看而不知其要，书肆耳者”是也。予顷岁有志于朱学，而好观于《大全集》，然恨见之晚，而不能熟读也。于是选其尤紧要者，辑为册子，欲朝夕读之，玩味人心记着也。夫《大全集》所载尽是文公之所手笔，无非至论，固不可拣择去取之，然先得其紧要者，而玩心焉，亦足以见其梗概，然后尽其全书，不亦可乎？是予纂集之意也，若同志之士亦有取，惟予之幸也。^㉟

关于《文范》的编纂，《益轩先生年谱》“宽文八年”条记载：

先生顷岁益信朱文公之学术，好观其文集，且为穷乡晚出不阅文集者纂其精要，以为五卷，名《朱子文范》。使久野正的加之训点，先生正其差误，锓于枣以行于世。

“益信朱文公之学术”是其编纂此书的思想基础。其实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益轩鉴于自己早年在“穷乡”无书可读，“且梓行之书未多”，故择朱子文集的“精要”部分编成《文范》，便于学子取用学习。《朱子文范序》作于宽文八年，益轩自称“紫阳后学”，又说“顷岁有志于朱学”，应该指他宽文三年思想发生转变之事。序文开始所引，乃程颐之语“多看而不知其要，书肆耳者”，见《近思录》卷三。宽文三年，益轩开始讲授《近思录》。《益轩先生年谱》称：“讲《(近)思录》，于本邦以先生为始。”益轩不但在日本最早讲授《近思录》，而且在刊行《文范》的同一年还出版了《近思录备考》十四卷。可以说，益轩讲授《近思录》与编选《文范》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朱子文范序》称其“好观于《大全集》”(即《晦庵文集》)，然此书部帙庞大，遂有“不能熟读”之叹，故“选其尤紧要者”编为《文范》，希望通过选本，能够贯通“全书”的要旨，益轩自称这是他编纂此书的“纂集之意”。明刻本《晦庵文集》深藏于幕府和贵族的书库中，一般读书人很难接触到；且此时和刻本《晦庵文集》尚未刊刻，故五卷本《文范》的编纂与刊行对于朱子文章、朱子思想在江户初期的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和刻本《晦庵文集》刊行后，《文范》并没有失去其价值，而是在刊行四十四年后易名为《朱子文集辑要》继续行世，可见其便于阅读的价值得到了时人的承认。《文范》《朱子文集辑要》目前在日本亦不多见，前者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等处有收藏，后者在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有收藏。《朱子文集辑要》已影印收入长泽规矩也所编的《和刻本汉籍文集》第六辑中，^㊱方便学者使用。

三.   取其紧要：《朱子文范》的编选特色

《文范》五卷共选文七十篇，即卷一选六篇、卷二选十五篇、卷三选十六篇、卷四选十三篇、卷五选二十篇。此书前有益轩所撰三则《凡例》，前两则云：

此书所载选辑于《朱子大全》自十一卷至二十三卷封事、奏札，及六十七卷以下之诸文，且别集之内其最紧要者。

《大全集》首卷至十卷，皆诗赋也，故不载于此。二十四卷至六十三卷，皆所与答于人之书牍也。其中最切要者，朝鲜李退溪尝抄出之，辑为一书，名《朱子书节要》，故今此书不载之。

益轩反复强调“最紧要者”“最切要者”，一再提醒读者不要“徒务广博而不知其要”，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他以这种方式编纂儒书，可能受到明代唐伯元(1540—1597)编辑《二程语类》的影响。益轩《二程类语拾遗跋》云：

明唐伯元纂辑于《二程全书》之中最精要者，且以类聚之，约为八卷，以便观记，可谓惠于后学也厚矣。^㊲

称赞这种选编全书之中“最精要者”的方式便于“观记”，所以他编的《文范》也采取了近似的方式。

除了《文范》，益轩还编纂过另一部宋代理学家文章的选集《宋儒文粹》。据《益轩先生年谱》记载，此书成于天和三年(1683)，稍晚于《文范》。可见，益轩编纂宋代理学家的文选有较丰富的经验。《宋儒文粹》似已佚，但益轩所作的《宋儒文粹序》尚存，其序云：“此数君子之文之最粹者，学者岂可不昕夕熟读而玩味乎？”^㊳“宋儒”即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因为他们不但使上古的“圣人之道”复明于宋代，使道统“绝而复续”，而且弘扬他们的文章“有裨于斯文”，故益轩选择这些学者“最粹”之文编成此书。其选编思想和编纂策略与《文范》相同，应该是他觉得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阅读朱子学著作的方式。

从《文范·凡例》可以看出，益轩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就是视诗赋等纯文学为“无用闲言语”而略之。这与《先哲丛谈》所记载的他对汉诗的态度如出一辙：

益轩虽时作诗，素好倭歌，而不好诗，每谓诗为无用闲言语。《慎思录》曰：“和歌者，我国俗之所宜，而词意易通晓，故古人歌咏极精绝矣，古昔虽妇女亦能之者多矣。唐诗者，非本邦风土之所宜，其词韵异于国俗之言语，难模效于中华，故虽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及于和歌也远矣。我邦只可以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诗以招詅痴符之诮。”又曰：“白乐天以谓作诗者劳心虚^㊴，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愚谓此以诗为魔也，其言宜矣。^㊵

虽然这段是针对汉诗与和歌的比较而论，但益轩对汉诗的态度主要受到宋代理学家功利主义的影响，认为诗歌是“无用闲言语”。这显然来自程颐，据《二程集》记载：

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先生尝说：“王子真曾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诗。”^㊶

益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自娱集》中没有收录诗赋类的作品，全部是议论性文字。

《凡例》中还有一点值得玩味的，是东亚朱子学的交流问题。江户时代朱子学是受到朝鲜朱子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江户朱子学的鼻祖藤原惺窝因为与朝鲜朱子学家姜沆(1567—1618)交往而接触到朝鲜朱子学，从而发展出日本的朱子学。^㊷上文提到的山崎闇斋《朱子训蒙诗跋》即言及他接触到朝鲜吴祥跋刊本《训蒙绝句》以及李滉的观点，本处《凡例》中益轩则提到他见到李滉所辑的《朱子书节要》一书，故在《文范》中不再收录朱子书信。^㊸《文范》在编选上“晓世俗、利民用”的目的也与《朱子书节要》注重“最关于学问而切于日用者”^㊹的编选宗旨不谋而合。

在《凡例》中，益轩提到他“选辑”的底本是《朱子大全》(《大全集》)，即明嘉靖本《晦庵文集》。笔者核对了《文范》与《晦庵文集》的文本，发现两者文字基本相同，不过也发现了益轩对文本进行校勘的痕迹。《文范》卷四《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又益广市书，凡千四百余卷，列庋其上，俾肄业者得以讲教而诵习焉”。“庋”，明嘉靖本《晦庵文集》、朝鲜本《朱子大全》卷七十八皆作“度”，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十一、《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四、《性理全书句解》卷七等书收录的文本皆作“庋”。《全宋文》改为“庋”，并有校勘记云：“庋：原作‘度’，据右引(引者按：即淳熙本)改。”^㊺显然，《全宋文》编者认为“庋”更正确，“度”因形近而误。这个看法与益轩相同，只不过益轩直接据他本作了改动而未出校勘记。虽然只有一字之改动，但其中透露出益轩选辑《文范》的严谨态度。

关于《文范》选文之内容，《凡例》第一条即云，主要选《晦庵文集》卷十一至卷二十三，及卷六十七以下“最紧要”的文章。《文范》对《晦庵文集》各卷的取舍并不均衡，卷六十七、七十四、七十五、八十五等选录较多，而卷十六至卷二十三未选一文。《文集》卷十六至卷十九为“奏状”，卷二十、二十一为“申请”，卷二十二、二十三为“辞免”，都是应用性的文字，思想性不足，故益轩未选。从文体上来看，《文范》所选之文有封事、奏札、说、谕、序、记、跋、铭、箴、赞、祝文等文体，尤以说、序、记为多。

《文范》所选之文以思想性为主，并不追求文学性，但不少入选之文为朱子古文的名作。如卷一所选的《甲寅行宫便殿奏札》，浦起龙(1679—1762)评云：“此札由宁宗初以侍讲召，切对讲筵进说。四层之中，流衍溯回，平生为学畛涂，不累牍而具举。即以文言之，亦优入乎絜净精微之域矣。”^㊻尽管浦起龙评朱子之文的目的是“使学者读之，于观理之路，入德之门，昭然如镜之发覆，车之就轨，无复有揜其明，而谬迷其所往者，则非独文焉已也”^㊼，即注重朱子之文的教化作用，但他也承认该文在文学上亦臻上乘，可以“优入乎絜净精微之域”，可谓文理兼擅的佳作。康熙曾评朱子文多篇，如称卷四《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云：“不取新奇，而文气自疏达动人。”^㊽又卷五《六先生画像赞》，李涂《文章精义》云：

文字贵相题广狭。晦庵先生诸文字，如长江大河，滔滔汩汩，动数十万言而不足。及作《六君子赞》，人各三十二字，尽得描画其生平，无欠无余，所谓相题而施者也。^㊾

此处赞扬朱熹以极简的文字将北宋六位思想家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张载、司马光的生平与思想“无欠无余”地呈现给读者，是因为朱熹善于“相题”，即能根据题目的“广狭”调动文字。

《文范》注重文章的思想性，举凡与朱子学核心思想有关的文章皆予收录，如《元亨利贞说》《易寂感说》反映了朱子的易学思想；《忠恕说》《尽心说》《太极说》《明道论性说》《定性说》等反映了朱子道学的基本理念；《读唐志》《资治通鉴纲目序》反映了朱子的史学思想；《中庸首章说》《论语或问说》《中庸集解序》等反映了朱子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也反映了朱子对“四书学”的建构；《六先生画像赞》是对道学先贤的礼赞，也是对道学史的建构；最后两篇《释氏论》则全面反映了朱子对佛教的看法。

笔者发现，益轩所选朱子之文比较重视有关读书的文字。《文范》选录了多篇有关藏书的记体文，即《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鄂州州学稽古阁记》《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朱熹在这些记体文中，通过对藏书、读书的议论引发对修身的看法。再如《行宫便殿奏札二》乃宁宗即位之初朱熹所上之奏札，文中阐明了读书穷理的道理：

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这段文字既阐发了为学的根本在于穷理，而穷理只能通过读书，这与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是相通的。又《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云：

然自秦汉以来，士之所求乎书者，类以记诵剽掠为功，而不及乎穷理修身之要，其过之者则遂绝学捐书，而相与驰骛乎荒虚浮诞之域。

在朱子看来，读书与修身其实是一体的。但秦汉以来，士子或“绝学捐书”，游谈无根，堕于“荒虚浮诞之域”；即使读书，也“以记诵剽掠为功”，而忘记了读书的根本目的是“穷理修身”。

除这四篇记文外，《文范》还选了《读书之要》《藏书阁书厨字号铭》二文。《读书之要》集中阐发了朱子的读书之法，特别提出了读书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之法：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㊿

在《沧州精舍谕学者》中，朱子又提出对经典的反复涵咏：

老苏自言其初学为文时，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贤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

益轩对朱子有关读书内容的重视与其作为教育家的身份十分贴合，《文范》的编选主要是为了“晓世利民”。

四.   余论：东亚视域下的朱文编选

朱熹之文，在中国古代评价甚高，清人认为朱熹在南宋可称文章大家。汪琬《剑南诗选序》云：“宋南渡百四十年，诗文最盛，其以大家称者，于文当推文公朱子，于诗当推务观，其他皆名家而已。”又洪亮吉《北江诗话》云：“南宋之文，朱元晦大家也。”清人又认为朱子之文不但兼擅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文章的长处，而且还直追汉、唐古文。程哲云：“朱子吾新安产也，集有宋诸儒之大成，表彰六籍，大道丕显，至摛辞缀翰，不独兼擅欧、曾、王氏之长，直追汉唐而上。”

全面阅读和了解朱子之文当然要通过《晦庵文集》。古人说：“今读《全书》，凡家国天下之事与夫饮食起居之节，无显无微，无精无粗，无巨无细，无本无末，靡不见诸躬行，发之议论，谆谆恳恳，随处感触，不惊于诡异，不入于迂阔。”朱子的一生行事与思想皆见于《晦庵文集》，但《晦庵文集》部帙太大，阅读不便，对朱子思想传播亦不便：“子朱子平生所论著，具载《大全集》，凡百有余卷，众体俱备，闳博无涯涘，学者观之，有惶然骇然之叹。”“欲求六经之道，当自《朱子大全》而入也。然《大全》为书，浩渺广博，读者常恨不能遍观而尽记。”故近世以降，东亚诸国以《晦庵文集》为基础，编纂了诸种朱子文章的选本，尤以朝鲜编纂较多。朝鲜正祖李祘(1752—1800)所编的《朱子会选·凡例》云：

中州钞选朱子书者，亦有数家。皇明洪武年间，潜溪宋氏濂记鲁斋王氏以所选朱子书，求订于北山何氏云云，而当时宋氏犹以未见其书为恨，况今五百年之后乎？唯万历年间，锡山高氏攀龙采《大全》《语录》以至传注之语，仿《近思录》篇目，汇成一书，名曰《朱子节要》，至今流传于世。而近时张伯行取之，以附《近思录》之后，仍名《续近思录》。

这段文字记载了中国学者所编的朱子文选，包括王柏(1197—1274)所编的朱子文选，以及高攀龙(1562—1626)所编的《朱子节要》。相较而言，朝鲜学者更尊崇朱子。《朱子会选·凡例》云：“我东文教丕兴，尤尊尚朱子，谓义理文章之兼备，六经以后，惟朱子而己。”故朝鲜时代编纂了多种朱子诗文选本：

故退溪李氏滉有《朱子书节要》者焉，愚伏郑氏经世有《朱文酌海》者焉。及至尤庵宋氏时烈，又合《节要》《酌海》，益以补遗若干卷，名曰《节酌通编》。

这里提到李滉编《朱子书节要》二十卷、郑经世(1563—1633)编《朱文酌海》十六卷以及宋时烈(1607—1689)编《节酌通编》二十卷。李滉“尝就集中书类抄誊其切要者，颇加节略”，编为《朱子书节要》(又称《晦庵书节要》)，在朝鲜时代有嘉靖四十年星州刊活字本、嘉靖四十四年海州刊活字本、嘉靖四十五年平壤刊活字本、隆庆元年(1567)定州刊本、万历三年(1575)川谷书院刊本、万历六年锦城精舍刊本、万历十四年罗州刊本、万历三十九年全州刊本、乾隆八年(1743)陶山书院刊本等。江户时代，此书传到日本，日本有明历二年荒木利兵卫尉刊本、宽文十一年上村次郎右卫门刊本、宝永六年伏见屋藤三郎刊本。刊本之多，足见此书在东亚之影响。此书是朝鲜最早的朱子文选，“东人之尊崇朱书，实权舆于是书”，后世所编的其他朱子文选皆受到其影响。如郑经世鉴于《朱子书节要》已选朱子书札，故从朱子《大全集》中“自封事至碑状诸文字”选择“尤关于大体而切于受用者”编成《朱文酌海》一书，以与《朱子书节要》并行于世。

除此之外，朝鲜的朱子文选还有奇大升(1527—1572)所编的《朱子文录》三卷续一卷、宋时烈所编的《朱文抄选》四卷，又朝鲜正祖编纂过多种朱子诗文选本，包括《紫阳子会英》三卷、《朱子选统》三卷、《朱书百选》六卷、《朱子书节略》二十卷、《朱子会选》四十八卷、《雅诵》八卷等。《文范》成书时间晚于《朱子书节要》《朱子文录》《朱文酌海》《朱文抄选》，而早于《朱子会选》《雅诵》等书。将《文范》选文与《朱子文录》《朱文酌海》《朱子会选》《雅诵》相对比，可以发现日、朝的朱子文章选本在选文上多有重合之处。如下表所示。

表  1  《朱子文范》与朝鲜朱子文选选目重合之篇目

《朱子文范》之卷	选目	《朱子文录》入选情况	《朱文酌海》入选情况	《朱子会选》入选情况	《雅诵》入选情况
卷一	己酉拟上封事其八	续卷	卷二	卷四
卷一	甲寅拟上封事	续卷	卷二	卷四
卷一	延和奏札二		卷三	卷五
卷一	戊申延和奏札一	卷中		卷五
卷一	行宫便殿奏札二	卷中	卷三	卷五
卷二	元亨利贞说	卷上
卷二	乐记动静说	卷上
卷二	定性说		卷九	卷二十七
卷二	观心说	卷上	卷九	卷二十七
卷二	仁说	卷上	卷九	卷二十七
卷三	读唐志	卷下	卷九	卷二十八
卷三	读大记	卷上	卷九	卷二十八
卷三	谕诸生	卷上	卷九	卷二十八
卷三	谕诸职事	卷上	卷九	卷二十八
卷三	补试榜谕	续卷	卷九	卷二十八
卷三	读书之要	卷上
卷三	白鹿洞书院揭示	卷上
卷三	玉山讲义	卷上	卷九	卷二十八
卷三	沧洲精舍谕学者		卷九	卷二十八
卷三	又谕学者	卷上
卷四	困学恐闻编序	卷上
卷四	家礼序	卷上
卷四	资治通鉴纲目序	卷上
卷四	中庸集解序	卷上		卷二十九
卷四	王梅溪文集序	卷下	卷十	卷二十九
卷四	百丈山记	卷下	卷十一	卷三十
卷四	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	卷中		卷三十
卷四	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	卷上		卷三十
卷四	卧龙庵记	卷下	卷十一	卷三十一
卷四	鄂州州学稽古阁记	卷下		卷三十一
卷四	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卷十一	卷三十一
卷五	跋黄仲本朋友说	卷上	卷十二	卷三十二
卷五	学古斋铭	卷上	卷十三	卷三十四	卷八
卷五	尊德性斋铭	卷上	卷十三	卷三十四	卷八
卷五	敬恕斋铭	卷上			卷八
卷五	求放心斋铭	卷上	卷十三	卷三十四	卷八
卷五	书字铭		卷十三	卷三十四	卷八
卷五	写照铭			卷三十四	卷八
卷五	藏书阁书厨字号铭			卷三十四	卷八
卷五	敬斋箴	卷上	卷十三	卷三十四	卷八
卷五	复卦赞			卷三十四	卷八
卷五	六先生画像赞	卷下		卷三十四	卷八
卷五	书画像自警	卷下		卷三十四	卷八
卷五	白鹿洞成告先圣文			卷三十四
卷五	释氏论上			卷四十四
卷五	释氏论下			卷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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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文录》《朱文酌海》《朱子会选》所选之文与《文范》重合者甚多。《雅诵》是小型的朱子诗文选本，以诗为主，与《文范》选文相同的部分主要见于卷八的铭、箴、赞部分。此外，《朱文抄选》与《文范》入选相同的篇目有三篇，即《己酉上封事其八》《行宫便殿奏札二》《王梅溪文集序》。这些重合的篇目都是东亚朱子学者公认的朱子文章经典，也是最能代表朱子思想的文本。从入选文类来看，《文范》入选的文类多于《朱文酌海》《朱子会选》，尤以“说”类为多。《文范》“说”类入选了大量文学性较弱而思辨性较强的文章，如《元亨利贞说》《易寂感说》《中庸首章说》《论语或问说》《忠恕说》《尽心说》《太极说》《明道论性说》等，这些文章都直接表达了朱子的核心思想，而《朱文酌海》《朱子会选》皆未入选。可见，《文范》在选文上更重视朱子思想的呈现。

贝原益轩著述讲究通俗，多以日本“国字”撰写，注重传播和民众的接受，《文范》的编选亦是因应朱子学普及之需要而编纂的。此书之刊行促进了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也使朱子的核心思想以文章选集的形式较为便捷地传播，对于朱子学下沉为江户时代“一般性知识”功劳甚大，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日本朱子学的建构，使日本朱子学成为有别于中国和朝鲜朱子学的独特思想体系。

①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舶载书目》共有40册，影印本所载《舶载书目》每册独立编制页码。以上见《舶载书目》影印本上册，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2, 第5册，第38页; 第8册，第2、7页; 第10册，第76页; 第11册，第26页; 第11册，第34页; 第14册，第54页。

② 以上见《舶载书目》影印本下册，第28、79页。

③ 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第242、257、260页。

④ 同上书，第290页。

⑤ 同①书，第724、725、730页。

⑥ 大庭修：《東北大学狩野文庫架蔵の御文庫目録》，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0，第74-75、75、77、54、79、80、81页。按：有些日本汉字因为时代的关系，有的用繁体，有的用简体，本文的引用一律参照原书名用字。

⑦ 此处按刊行年代先后重新排列。原著录见长泽规矩也著，长泽孝三编：《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东京)汲古书院，2006，第177页。

⑧ 此书又有嘉永四年(1851)江户出云寺万次郎、京都出云寺文次郎、京都武村市兵卫覆明历四年本。

⑨ 卞东波编校《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365-366页。

⑩ 山崎闇斋：《朱子训蒙诗跋》，明历三年村上平乐寺刊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

⑪ 山崎闇斋：《朱子训蒙诗跋》，明历三年村上平乐寺刊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胡炳文《感兴诗通》末引宋人王埜语，载《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第136页。

⑫ 楠本硕水编，冈直养订补：《崎门学脉系谱(本编)》卷一，(东京)晴心堂，1940，第9A叶。

⑬ 参见今田洋三：《江戸の本屋さん：近世文化史の側面》第一章《京都町衆と出版》，(东京)平凡社，2009，第14页。

⑭ 贝原益轩生平主要见于贝原好古(1664—1700，原为贝原益轩之侄，后为其养子)的《益轩先生年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写本，此书无叶码，下文引用皆见此本。日本学者的研究，参见井上忠：《贝原益轩》，载日本历史学会编集《人物丛书》，(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松田道雄：《贝原益轩》，载《日本の名著》之十四，(东京)中央公论社，1969；荒木见悟：《貝原益軒の思想》，载《日本思想大系》第34卷《贝原益轩·室鸠巢》，(东京)岩波书店，1970；冈田武彥：《贝原益轩》，载《日本の思想家·儒学篇》第9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橫山俊夫编《貝原益軒：天地和楽の文明学》，(东京)平凡社，1995。中文的研究，参见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第三章《海西朱子学派》，人民出版社，2000，第246-273页。

⑮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第247-248页。

⑯ 原念斋：《先哲丛谈》卷四，载《近世文艺者传记丛书》第1卷，(东京)ゆまに書房，1988，第202-203页。本段所引太宰春台之语见《春台先生紫芝园后稿》卷十《读损轩先生大疑录》，载王焱编《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134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第92页。

⑰ 原念斋：《先哲丛谈》卷四，载《近世文艺者传记丛书》第1卷，第203-204页。

⑱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册，齐鲁书社，1997，第12页。《学蔀通辨》在益轩生活的时代有宽文三年京都林传左卫门翻刻的明万历三十三年本。关于《学蔀通辨》在日本的流行与影响，参见张倩茹：《从“尊朱”到“辟佛”：江户日本思想家接受〈学蔀通辨〉的学术历程考察》，《外国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

⑲ 贝原益轩：《自娱集》卷六，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87册，第378页。

⑳ 同①。

㉑ 同③书卷七，第458页。

㉒ 贝原益轩：《自娱集》卷六，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87册，第163-164页。

㉓ 益轩在《异学诽朱子辨》亦称：“朱子虽贤哲，未能入圣域，则其传注文论若千万言之中，岂可无未思之过失耶？是所谓知者千虑，必有一失也。夫明月之珠，不能无颣；日月之明，而时蔽于浮云。”(《自娱集》卷四，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87册，第260页)益轩认为，在“传注文论”中出现错误是正常的，乃智者一失，不应成为攻击朱子的口实。

㉔ 同①书，第259-260页。

㉕ 益轩曾于宽文五年在京都与伊藤仁斋见面，但双方理念不能相合。参见《益轩先生传》，载《益轩全集》第1册，(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第30页；井上忠：《貝原益軒と『吉齋漫録』——古學派成立の一問題》，《西南学院大学论集》1950年第1卷第1号。

㉖ 原念斋：《先哲丛谈》卷四，载《近世文艺者传记丛书》第1卷，第208页。

㉗ 贝原益轩：《自娱集》卷四，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87册，第217页。

㉘ 反朱子学的“古文辞派”学者太宰春台对于这一点颇有非议。他说：“夫损轩以宋儒之徒，而能疑宋儒，诚奇士也。然特疑之而已，未能排之。且其所论辩，犹在宋儒范围之中。推尊孟子以配孔子如故，则未能及洙泗之流也。”(太宰春台：《春台先生紫芝园后稿》卷十《读损轩先生大疑录》，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134册，第94页)纵然益轩崇敬朱子，但晚年在一些学术观点上也明显与朱子不同，如朱子主张理气二元论，益轩则主张“理气不可分”〔贝原益轩：《大疑录》卷下《理气不可分论》，载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日本伦理汇编》卷八，(东京)育成会，1902，第238-240页〕，又说：“朱子以理气为二物，是所以吾昏愚迷而未能信服也。”(《大疑录》卷上，载《日本伦理汇编》卷八，第212页)关于日本朱子学者及益轩理气论之别，参见杨儒宾：《罗钦顺与贝原益轩——东亚近世儒学诠释传统中的气论问题》，《汉学研究》2005年第1期；土田健次郎：《日本朱子学与反朱子学之关系——伊藤仁斋及其周边》，许家晟译，吴震校，《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㉙ 原念斋：《先哲丛谈》卷四，载《近世文艺者传记丛书》第1卷，第204页。益轩所著之书大部分用日本“国字”书写，就是为了普及其思想，其《君子训序》云：“为便于失学者理解，故以国字记述之。”(原为假名，译文转引自子安宣邦：《日本朱子学究竟何事？——贝原益轩与近代知识的成立》，陈玮芬等译，载杨儒宾主编《朱子学的开展：东亚篇》，汉学研究中心，2002，第237页)又《大和俗训自序》云：“为了不识汉字者着想，故以当今之俗语记述昔日所闻……世间愚夫愚妇，亦或不分菽麦之无邪儿女，皆希以此谕之教之。”(原为假名，译文转引自《日本朱子学究竟何事？——贝原益轩与近代知识的成立》，第237页)

㉚ 同②书卷首，第4-5页。

㉛ 末木文美士：《日本思想史》，王颂、杜敬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第142页。子安宣邦认为，益轩这种普及儒学的方法，“将存在于知识世界之外的庶民，视为接受自己学说之必然对象，同时也是学习之主体。这是一种把儒学推展到思辨性知识的范围之外，即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层面，意味着学术视线已扩及凡人的日常生活”。参见《日本朱子学究竟何事？——贝原益轩与近代知识的成立》，第238页。

㉜ 子安宣邦：《朱子学与近代日本的形成》，陈玮芬译，载黄俊杰、林维杰编《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第165页。

㉝ 关于“知识的秩序”，参见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第二章《基本概念》，章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第39-44页。

㉞ 子安宣邦指出：“(益轩)是将儒学或朱子学重新架构成日本近世社会中的‘一般性知识’的重要人物之一。”见《朱子学与近代日本的形成》，第165页。

㉟ 贝原益轩：《朱子文范》卷首，宽文八年村上三郎兵卫刊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本。本文所引《文范》皆出于该本，不一一出注。此序未收入益轩本人的文集《自娱集》，可资补遗。

㊱ 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文集》第6辑，(东京)汲古书院，1977。哈佛燕京图书馆也藏有《文范》。

㊲ 贝原益轩：《自娱集》卷七，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87册，第435页。

㊳ 同上书，第412-413页。

㊴ “虚”当作“灵”，参见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八《与元九书》，中华书局，2011，第327页。

㊵ 原念斋：《先哲丛谈》卷四，载《近世文艺者传记丛书》第1卷，第205-206页。

㊶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中华书局，2004，第239页。

㊷ 参见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學と朝鮮》第一篇第一章《藤原惺窩と朝鮮儒學》，(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第37-148页。

㊸ 益轩可能也选过朱子的书信，《益轩先生年谱》“天和三年”载：“《朱子书要抄》成，选于《宋儒文粹》。”

㊹ 黄俊良：《锦溪集》卷四《晦庵书节要跋》，载《韩国文集丛刊》第37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第47页。

㊺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65页。

㊻ 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七十六，清乾隆九年(1744)三吴书院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第3B叶。

㊼ 同上。

㊽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四十三，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91页。

㊾ 李涂著，刘明晖校点：《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78页。

㊿ 亦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上》，中华书局，1986，第168页。

孔凡礼、齐治平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中华书局，1962，第151页。

洪亮吉著，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46页。

程哲：《康熙本罗鄂州小集序》，载祝尚书编《宋集序跋汇编》卷三十三，中华书局，2010，第1575-1576页。

臧眉锡：《康熙新刻朱子大全文集序》，载祝尚书编《宋集序跋汇编》卷三十二，第1495页。

奇大升：《高峰集》卷三《朱子书节要跋》，载《韩国文集丛刊》第4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第129页。

朝鲜正祖编《朱子会选·凡例》，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

参见崔敬勋：《〈朱子大全〉选集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庆北大学文献情报系，2018。

同①。

参见崔彩基：《退溪李滉〈朱子书节要〉之编纂与刊行硏究》，博士学位论文，成均馆大学文献情报系，2013，第149页; 崔敬勋: 《〈朱子大全〉选集书研究》，第210页。

《朱子书节要》虽然在江户时代多次翻刻，但也有日本学者认为，此书不便讲解。参见薮慎庵(1689—1744)《题缮本朱子书节要首》：“吾邦刊行之，于兹有年矣，而学者多以为不便讲解而阁之。”(《慎庵遗稿》卷六，载《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143册，第304页)关于《朱子书节要》在日本的刊刻，参见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學と朝鮮》第三篇第一章《李退溪著書の江戶時代刻本》，第436-438页。

徐有榘：《镂板考》卷六，载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4册，中华书局，2004，第2037页。

宋浚吉：《同春堂集》卷十六《朱文酌海跋》，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07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 第105页。

子安宣邦认为：“由《慎思录》《自娱集》到《大疑录》等‘益轩十训’，记录了益轩对儒学、或说朱子学所进行的重构作业。”(《日本朱子学究竟何事？——贝原益轩与近代知识的成立》，第238页)实际上，这个“重构”的链条上也应该加上《文范》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