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杜甫为求仕所做准备甚为充分,也合乎盛唐科举要求,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更符合儒家之道,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杜甫这一人生悲剧,不只是科举制度的流弊所致,也不仅是个别昏君、权奸失政的结果,更是整个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假仁借义”、不重“儒术”“道术”、强压才士的内在本质与杜甫天真、善良、美好的理想之间剧烈冲突的结果.杜甫后来在对其政治悲剧反思时,没有停留在个人命运的悲叹中,而是推己及人,更深刻地感受民生疾苦,与人民休戚与共.与其他遭到君王贬斥的封建士子(如张九龄、李白、贾至、严武等)相比,杜甫的政治眼光显然更敏锐,对社会的反思更深刻.他接触到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也就具有了更伟大的人格.因此,其政治悲剧不仅是一种命途多舛的人生悲剧,更不只是上层政治势力互相排挤导致的政治悲剧,它还是封建专制社会中“君”不从“道”而“道”于时无补的文化悲剧.杜甫的人生追求和政治反思具有更大的文化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