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奏邸狱是北宋庆历新政期间发生的一起针对馆阁官员的重要案件。宋仁宗朝士大夫在权力场和书写场中围绕这起案件的性质和判决展开了话语博弈，对后世的历史叙事产生不同影响。奏邸狱“故事”也在多重文本网络中逐渐定型。“主犯”苏舜钦一方最终在政治和舆论上获得全面胜利，欧阳修于苏舜钦墓志中建构的党争叙事模式经由实录、国史、会要、《隆平集》《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和宋人笔记最后传递至《宋史》，成为公共历史叙事中的唯一声音。“主谋”王拱辰一方则在舆论压力下极力自辩。安焘所撰王拱辰墓志不仅逾越碑志常格直接议论此案，还在叙述中弱化王在案件中的作用，将弹劾的正当性系于王益柔在奏邸会上写作的《傲歌》。《傲歌》承载着中古时期形成的“醉歌”创作传统与名士文化，凸显出王益柔、苏舜钦等馆阁名士对自我的注重和对规则的漠视，这也是北宋中期新型士大夫人格的重要表征。范仲淹在庆历之际对这些馆阁名士的举荐正是为了推扬这类勇为而疏阔的政治性格，以冲破宋初以来强调谨慎厚重的士林风气，这和他的改革精神一致。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庆历士大夫对新型人格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反思，这影响到他们晚年的政治观念。